◎张灵甫兵败山倒、驳壳枪落入他手的消息震惊了蒋介石 4月的重庆。郊外风景幽美，青色的河流纵横交错，犹如蛛网。刺槐花香袭人，水杉遮天蔽日。绿树掩映下的通往机场的路一直延伸郊外很远的地方。公路两旁尽是果树、菜园和种植庄稼的田野。公路上，一辆日式吉普车在四辆摩托车的护卫下，从郊外机场缓缓驶向城区。在城心的街道两旁，警察林立，百步一岗。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位从武昌坐飞机来重庆的使者决非一般要员。
张灵甫兵败山倒、驳壳枪落入他手的消息，昨日通过电波传到武昌国 民
党剿共“前指”，蒋介石闻此消息，不觉一惊：
“重读一遍！”他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
陈布雷又重读一遍电文后，他大吼一声“心疼”，瘫坐在椅子上，豆大的汗珠从额前滚落下来，嘴唇发紫，心闷气短，吓得侍从们赶快唤来大夫和夫人宋美龄。好一阵子抢救，蒋介石方喘出一口长气来。
宋美龄如释重负，她把陈布雷唤到外间，以责备的口气，道：“这么大的事件，你不和我商量一声，就直接捅到他耳朵里，多险呀！你跟他多年，还不知道这皇枪（驳壳枪）在他心中的位置？张灵甫全军覆没倒没有什么可怕，而这皇枪可是他”剿匪“的资本，也是他的荣耀，他不能没有它或失掉它！”
“夫人，我知道了，”陈布雷再三解释：“当时接过电报，我也心急，没细想就送给他了，这是我的疏忽。”
“娘希匹！张灵甫，看你还像个人样，净给你戴高帽。可算我姓蒋的看瞎了眼，你不光全军覆没，又丢了我的驳壳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蒋介石高嗓门的骂娘声传到外间，宋美龄和陈布雷赶忙回到蒋介石身边，又是一阵劝慰。
“动怒伤身。事情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你要消口气。”宋美龄温存地劝道：“再说人家张灵甫对你还是忠诚的，也不是故意想打败仗。枪毙他还不容易，一发子弹便可以解决问题。问题倒不是那么简单！眼下团结一致、剿共要紧，可不能做出那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对张灵甫的处理，刚才我和布雷也商量了一下，最好的处分是，该将十年不用。”
蒋介石气消一半，点点头，显然他是同意夫人的意见。在他的家庭中，宋美龄是他的贤妻；在他的蒋家王朝的政权中，宋美龄又是他的高级参谋、顾问；在他的蒋家王朝的外事工作中，宋美龄是他的“外交部长”。此事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他对夫人宋美龄在诸多公开场合的称赞便是证据。
“气只可鼓不可抑”。陈布雷也接着宋美龄的话茬说下去：“总座不妨再听听别人的意见。五次围剿，我们把共产党赶出了江西根据地，把革命大大推进了一步，剿匪前指由江西南昌迁搬湖北武昌，这是最大的胜利。如今还有困难，乌云遮不住蓝天。只要我们内部精诚团结，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
“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把剿匪前指由武昌转迁重庆，你给准备飞机，明天我先去打前站，并发电通知成都刘湘。不完成剿匪任务，我死不瞑目！”蒋介石又激动起来。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在地上踱了个来回，命令陈布雷道：“快去准备！”
“大令，你办事太急躁了，总想一口吃个胖子。迟一天，等我处理完手头工作，我愿和你一起去。”宋美龄道。
“不用！”蒋介石摆摆手，道：“你和布雷先留下，我和杨永泰先走。布雷，你通知杨秘书长到我这里来一趟。”
“好的。”陈布雷告辞。不一刻宋美龄也通知侍从们为蒋介石收拾行装去了。
“总座，你唤我？”杨永泰风风火火地跑来，一进门就行个军礼问道。
“坐下。”蒋介石指一指身边的椅子道：“川北告急，共匪逞凶。我想把剿总由武昌搬到重庆去，准备明天走，你和我一起打前站。”
“这，这。”杨永泰听后，一时感到突然，有点为难，因为他正准备回家为老母做八十大寿。
“看来你还有什么事憋在肚子里，快说吧？我听听。”蒋介石见杨永泰面有为难之状，便问其缘故。
杨永泰以实相告道：“我是老母的独苗，明日是老母的八十大寿，我想回去庆贺。”
“噢，是这么回事！”蒋介石长叹一声，接着说：“你母亲八十大寿，作为下辈，我也应该送个寿帖吧。”说完就站起身，来到写字台前，铺纸提笔，写下了“天下为公”的题词。这是当年孙中山写过的题词。
杨永泰看看总座亲笔为他母亲祝寿的题词，思绪万千，很受感动，于是，就说：“总座，我明日去重庆。”
蒋介石看了看杨永泰，接着反问道：“你不是要回家替母亲庆寿吗？”
“公事要紧！”杨永泰响亮而坚定地回答后，欣然接受任务赴川。
蒋介石风尘仆仆来到重庆。刘湘心中不乐意，嘴上不能不敷衍。当下蒋介石一行分头同川中军政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接触，大谈“剿匪灭共”，笼络旧军阀。
川军总司令刘湘向老蒋透口气道：“前两天红军围扰川北，迫近省垣，局势严重！此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围剿前途，实在可虑！”蒋介石道：“红军目的不在四川，过了这一阵，大概可告无事。红军企图北上抗日，要拦住他们，消灭在川境。万万不可让其逃之夭夭。”蒋介石说到这里，又道：“听说那个在少林当过和尚的军长许世友很厉害，他还欠了我的枪债。首先要拿下他，以挫共匪锐气！”“是的，张灵甫已领教过啦！几乎全军覆没。”刘湘应道，其实他对“剿匪”并不乐观。“这一下总座入川坐阵指挥，我观局势会很快好转的。”“哪里哪里！”蒋介石摆摆手：“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能扭转被动局势。”接着他又打个比方：“比如那个许世友，我们给他硬的，恐怕他不吃。我们就来软的。”“什么软的？”刘湘迫不及待地问。“比如派AB团、蓝衣社打入他内部，造谣中伤，离间他们。让他的上级不信任他，最后吃掉他。”蒋介石说到这里，洋洋得意地说：“这件事不麻烦你们了，我已派人这样做了。五次剿匪时，此法已用，共产党吃不消了，一下杀了他们将领一千余人。还记得那个许继慎军长吗？他就是张国焘杀的。”“妙！高！”刘湘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不几天，武昌的“剿匪”总部彻底搬家，钱大钧、晏甸樵、陈布雷、吴稚晖、宋美龄等一行纷纷坐飞机赴重庆，浩浩荡荡。接着，蒋介石又召开了“剿匪总动员”大会。末了，蒋介石道：“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调遣主要兵力，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共匪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我的部署是：以刘湘为主力，王缵绪部十三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和孙震第二十九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两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纵队的夹击；广元以北的邓锡侯一部南下，向我剑阁推进；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防敌东返；邓锡侯另一部封锁土门及北川河谷，防敌西进；李家任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军南下。”
◎蒋介石阻止我大军会合的企图终成泡影 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期间，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又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区，经西康（今属四川）东南部继续北上。
然而，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的红四方面军，却由于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四川各路军阀以及胡宗南部又从东、南、北三面逼来，处境极其被动。在此情况下，方面军为摆脱不利处境，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会师，决定继续西进，向岷江地区发展。
离开江油、中坝地区的那一天，许世友军长走在大队的后边，望着这前来送行的乡亲们，望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他的心情十分沉痛。联想起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艰难，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联想起根据地人民对我军的深情厚谊和我军撤离后人民将面临的灾难。许世友不觉潜然泪下。越向川西北和西康地区行进，藏民越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为了发动藏民，团结藏民，部队派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使部队第一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有了概略的了解。当地有句俗话：“官住平，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所谓“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每寨是个小小的社会单位，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民房用石头砌成，一般三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家有二三十条牛以上的为“发财人”；有十多条牛的为中等人；仅有二三条牛或没有牛的为穷苦人。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十多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其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像牲口一样，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划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划地为牢”。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汉官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以物换物”的原始交换形式，依然保留，许多藏民甚至以经商赚钱为耻辱。出口货物以毛皮、麝香、鹿茸、贝母、金子为主，入口货物以茶叶、布匹、油、盐、糖等为主。离部队驻地不远的杂谷脑，就是一个出入口货物交换的地点。藏民性情朴实、慓悍、直爽，善骑射，喜着皮衣、革履，食物以牛羊肉、青稞、糌粑、酥油、牛奶为主。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叩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喇嘛教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我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即组成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党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民劳苦群众、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项纲领、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这是我军第一次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切要从头做起。
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尽管如此，由于我军抓住了汉、藏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打倒反动土司，分田分粮，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因而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许多藏民分得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各县、区、村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当家作主。藏民地方武装组织，也逐步建立。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党、团支部。总之，党和红军的影响，已经在藏族人民中日益扩展开来。
前线的战斗，相当激烈。北面的胡宗南部，东面和东南面的川军，频频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凭借山险和工事固守，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许世友最担心的是灌县、汶川方向的来敌，因为那一带是从川西平原通向川西北的大道，敌人运输方便，增兵容易。我军利用山险河谷，布下了几道防线扼守。敌攻我防，部队每行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两个方面军相距益近，会师已指日可待。
这一即将来临的伟大事件，激起了全军无比高涨的热情。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杨，积极筹集粮食，捐献慰问品，准备迎接远征而来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且说1935年6月14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终于来到。四方面军的第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在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了。蒋介石阻止我大军会合的企图终于成了泡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部队驻地一片欢腾。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
当天，红一方面军在四方面军同志的热情安排下，吃了顿团圆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马铃薯片，饭是青稞、玉米面糊糊，大家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全都忘掉了雪山途中的疲劳。
晚上，双方在大维村的大坪上召开了会师联欢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指战员脸上闪烁着的欢乐笑颜。大家同声欢唱着宣传队刚谱写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一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坚决赤化全四川！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往前进！歌声震荡，欢声雷动。
一阵热烈的歌声之后，是具有江西、四川风土味的节目表演，四川民歌、兴国山歌，一个接一个，间隙中连续爆发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掌声。这歌声、欢呼声不仅道出了红军战士心头欢腾的情绪，而且仿佛是在向全国人民宣布：反革命要把工农红军南北分割的局面已经结束，红军的两大主力已汇合成一道巨大无比的洪流，这洪流要荡涤旧社会的渣滓，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次联欢会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战士剧团演出的独幕剧《烂草鞋》。这个剧目歌颂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英勇机智，辛辣讽刺了国民党军队的愚蠢无能，剧情大致说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劲儿地吹嘘着如何如何追、剿、堵、截红军，实际上是一路跟在红军屁股后面拣烂草鞋。由于红军战士剧团演员亲身经历长征，有深切的感受，丰富的生活体验，演得十分逼真，他们诙谐幽默的动作，不时博得在座的同志哄堂大笑。。那一夜晚，可热闹啦，令人终生难忘。
◎许世友骂娘：怎么我这个苦大仇深的汉子，为穷人打天下，一夜之间竟成了军阀、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我要告到毛主席那里去！讨个公道 中国有句俗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且说蒋介石的强攻未能阻拦我红军一、四方面军的大汇合，他的软攻，即派AB团、蓝衣队等特工人员打入我军内部，挑拨离间，却起了一定效应。比如张国焘，他在四方面军身居要职，大敌当前，红军能否冲破围剿？他却表现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严重干扰了中央的统一部署。两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开始于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决定向北打，张国焘却主张向西打，致使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雁过不落脚的草地，数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进行了长达十七个月的长征，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路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于雪山草地，成了他这种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张国焘并不是孤掌难鸣，和他一唱一和的是红四方面军另一要员陈昌浩。
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西征后，连连碰壁。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的两河口开会；28日，正式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张国焘表面上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率部队北上。背地里却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同时煽动一些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有兵八万，而一方面军只有三万，指挥权应归四方面军，建议中央要徐向前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同时，唱双簧的陈昌浩也致电中央，要求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任总参谋长，等等。
张国焘对上要权，对下则散布不利于两军团结的话。有些话很难听。他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云云，据说他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与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拼命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是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毛主席和一、三军团的态度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对于这种复杂的局面，许世友也缺乏思想准备，左右为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觉悟。听吧，感到事头不对；不听吧，张国焘、陈昌浩是他的上级。后来他只好找徐向前同志交换意见，可是徐向前正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
许世友从徐向前那里回到部队，恰逢部下正在三两一群地议论一方面军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等。许世友当面批评道：“你们不要瞎嚷嚷，一方面军有一方面军的长处！今后不准乱议论！”
对于干部、战士的议论，许世友开始是堵。树欲静而风不止。
后来，随着教条主义者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四方面军，矛头不光指上，也指向了下层干部。作为一军之长，许世友也骂了娘：“怎么我这个苦大仇深的汉子，为穷苦人打天下，竟一夜之间就成了军阀、土匪了，又是落后，又是逃跑？！我要告到毛主席那里去！让他给我们红四方面军评个理，说句公道话！”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此话果然被人风传到一些人的耳中，这给后来这些人猛整许世友落了个重要口实。然而，悲剧是被整者并不知内幕。徐向前以爱护部下著称，他为此打抱不平，当时曾找到彭老总。彭老总暗暗告诉他说：“这是某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徐向前叹了口气道：“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一切就好了！”
8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徐向前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不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经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部署既定，部队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察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沙窝开会，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党的北进战略方针，是要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苏维埃在西北和全中国的胜利。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彻底击破蒋介石的包围与封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则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条件。“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都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与攻击、分散相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巩固和争取胜利，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
沙窝会议下来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找到徐向前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他们似乎以势压人！”徐向前又做张国焘、陈昌浩的工作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吃饱了，你们再吵好不好啊！”
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许世友所在的四军和党中央机关走右路。两路大军分别采取梯次队形，交互掩护，浩浩荡荡，蝉联北进。
◎有人密报：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左路军先行一步。
8月21日，右路军陆续出动。一军团先行，继后是党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三十军、四军，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
当时，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根据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正通过草地边沿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行进，他们来电说，已从查理寺派董振堂率五军主力探查北进道路。阿坝地区粮物较丰，比芦花、毛儿盖要好得多。主力占领阿坝，很有必要，既可解决财源给养问题，又可作为战略后方，开辟北进道路，必要时还可协助左路军行动。
8月20日，先头部队即攻占了阿坝。
鉴于毛儿盖会议已决定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
8月21日，徐向前和陈昌浩连电朱、张，告以中央的新决定，即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向西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接着中央政治局亦发电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告诉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但是，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徐向前又找到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二人在8月24日，又致电朱、张，陈说利害：“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而张国焘呢？把中央的决定和同志们的劝告都当作耳旁风。
从8月22日开始，右路军进入毛儿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辽阔的草原，起伏的山丘，湛蓝的天空，交织成一幅壮丽而神秘的画卷。行进的队伍，逶迤蛇行，忽隐忽现，像是飘泊在浩渺无际的绿色海洋里的浮舟。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少顷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生命就会终结。水塘不少，但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田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
再向前走，困难就更多了。最严重的是全军普遍断粮了。
由于许世友所领导的四军是殿后部队，能吃的草根野菜早被先行部队采光了，连飞禽走兽的踪迹也被大雪掩盖得严严实实。饥饿使病号不断增加，断粮使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在当时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就是战斗力啊！
在这危难之际，许世友想起了心爱的战马。在当时的红军里，为了便于工作，团以上的干部都配有马匹。出鄂豫皖后，每逢行军，许军长的“白旋风”一直驮着年幼体弱的同志。现在，他不得不掏出那只崭新的驳壳枪，把墨色的枪口对准了这匹在战斗中立过功劳、在行军中作出贡献的战马。
经过七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穿过草地，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
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问，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得悉我军行进消息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路。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战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
8月26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8月29日，右路军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打响第一枪。在此同时，许世友率领红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许世友在求吉寺前沿指挥。那间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上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
“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歼灭！”许世友挥手命令道。
后来，四军在三十军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全歼守敌。战斗中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一颗子弹射来，他不幸中弹牺牲。战后，部队将他与其他烈士的遗体，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
三军易得，良将难求。对于王友钧的牺牲，作为一军之长的许世友心情十分悲恸。
王友钧是湖北广济县人，原红十五军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屡建战功，是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他所带领的二七一团，善长夜摸、夜袭，神出鬼没，经常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带着三十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俘虏，安全返回，受到了方面军总部的通报表扬。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令人十分难过。许世友在第二次北上路过那里时，曾去王友钧和其他烈士的坟前，献上一束野花，以示哀悼和缅怀之忱。
包座战斗，四军立了大功。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八月底。然而左路军那边却不见动静，毛泽东急得团团转。他先找到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迎上来。徐向前献计道：“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一拳砸到大腿上：“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了！”接着，即以毛泽东、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许世友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带领部队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
9月3日，他来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路全部赶回阿坝”。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右路军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再说张国焘那边，他接到毛、徐、陈三人签名、催他北上的电报，在左路军，他又耍起了在四方面军搞过的一手遮天的家长作风，背着朱德、刘伯承，向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发了电，命令二人率右路军迅速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这份电报是陈昌浩先看到的，他感到为难，尔后拿来与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徐向前感到棘手，考虑了一番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好吧，我去一趟。”陈昌浩立时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
晚上，陈昌浩来电报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徐向前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周恩来在床上摆摆手道：“就等你来了。”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接着，周副主席念了全文。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表示没有什么意见。陈昌浩道：“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也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中央即以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电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慰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慰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十二时九日，张国焘电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 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不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曰，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注：引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这时，陈昌浩见电一反常态，同意南下。徐向前也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四方面军的意见，回来时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道：“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徐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催徐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机立断，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干10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徐、陈二人方才知道。那天早晨，徐向前刚刚起床，还没洗漱，就有人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徐向前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四军军长许世友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徐向前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原来在红军大学的何畏也来电询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急眼了，连忙对着话筒道：“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注：引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徐向前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里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此时他只觉得很受刺激，心里闷得很，脑袋麻木得很。“铃－－”电话铃又响。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表现不错，当时完全同意徐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像是开了锅，师长、军长们，包括许世友都来了，人来人往，乱哄哄的。许世友，这个直言快口的军长，还是战场上的脾气，开始就跳脚骂起了娘：“娘的，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搞什么突然袭击！”［注：引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其他几位师长也附和着，你一言我一语，数叨个没完。
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作为总指挥，自己的情绪会感染部队的，使部队思想工作无法收拾。陈昌浩可不管那一套，心情十分激动，尽说难听话，并且还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头蒙被子，让泪水汩汩流出，他心里堵得慌。
一方面几年来他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心里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
两军会合后，他曾向陈透过风，想去中央做点具体事情，这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说实在的，四方面军是他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他对这支队伍格外有感情，真要是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难以接受。眼下，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决心南下。到底是跟谁走？师长、军长们都在等着他发话。那时，陈昌浩的威信决不低于徐向前，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党领导一切，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部队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想来想去，不如决定与部队一起走，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这样，也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后来，徐向前在认识这个问题上曾讲：“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当时，作为军长的许世友，他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下就南下，真正痛苦的在上不在下。
9月中旬，四方面军以及左路军的五军团和三十二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那苦那累甭提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