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其实，一向以“沉稳、内向、含蓄”著称的徐向前，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只是他“少年老成”，惯于克制自己。
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副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
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内忧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克制自己的个性，尽力团结同志，特别是搞好领导阶层内部的团结，以求一致对外。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政治上的纷争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他更多的是关心战事和战士，关心如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眼看许多革命战友闯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明枪暗箭，他痛心而无奈。当时，就是朱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在被迫同张国焘南下之后，也几乎过着被张“软禁”的生活，险些被害。朱总司令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
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徐向前传》）徐向前和朱德一样，“求大同，存小异”，为避免“内讧”，忍屈含冤，坚持革命。
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缺乏思想准备。
加上他长期卧床养病，本来就对政治变故不敏感的徐向前就更搞不懂了。但他搞了一辈子军事，懂得军队不能乱，涉及到国家安危。他被迫“闯宫”，只是出于作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捍卫自己天职的良心。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和人身污辱而东躲西藏，原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无缘无故地打为“叛徒”，满怀赤诚之心的老帅先后被打倒……这一系列的反常事件使他震惊，也使他警醒。“肃反”时张国焘的丑恶表演浮现在他的眼前；因一再迁就陈昌浩的错误主张而导致悲壮西征的惨痛教训涌上他的心头。当年的顾忌已经不存在，多年的隐痛和愧疚使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拍案而起。
“突变”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环境和场景变了，时代不同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的血管里奔涌着军人的血液，也有书生的血统。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暴怒了。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盛怒之下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他们。在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下，徐向前再次缄默了。他对政治事件的一贯“滞后”反应，使他不可能对文革有全面清醒的认识。
几十年血雨腥风，他打破了张国焘代表中央“一贯正确”的神话，但没有打破由对毛泽东的崇信和热爱而自我编织的“神话”。
3．4 “我得了五个鸡蛋”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徐向前一生饱经忧患，给人留下了严肃、庄重、寡言的深刻印象。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笑，也很会笑的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常以风趣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逗得战士们哄堂大笑，并在笑声中轻松愉快地接受了他讲的道理。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自嘲地对黄杰说：“我得了五个鸡蛋”。在那个时刻，还能有如此聪慧的幽默，该是何等的大智大慧和坦荡襟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才正式出来工作。1978年3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他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两年后，他激流勇退，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的让位、让贤早已不是第一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决不逞强而延误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胸怀，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徐向前是一个复杂的书生，也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做事严肃认真，以致严厉逼人，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他有城府，精明、寡言，也很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解。他的多元化的性格，充分展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4 无敌仁者之谜
徐向前身为军人，杀伐决断，战功赫赫。可他又被称为“仁者”。充满血腥的战场上，何“仁”之有？但他偏偏因为“仁”而无敌，所向披靡。这其中奥妙何在？要解开这个谜，不能不从他的军事思想谈起。
4．1 仁者乎，忍者乎？
做为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集爱兵之深与用兵之狠为一身，显示了一个人，特别是军人的两面性。究竟“爱”是他的真心，还是“狠”是他的本性？颇为令人费解。
晋中战役时，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又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烈日下在山地运动，速度很慢。纵队司令王新亭曾电话请求，让部队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股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处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要减少非正常性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体贴爱护，可是原则性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体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兵”，才可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里，“仁”的意义扩大了，升华了。
4．2 名字的魅力
1948年7月，晋中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收缴俘虏。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官兵。若不是亲眼所见，缴获日军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威摄力。
无独有偶。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去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山东只呆了一年，却引起了军界、政界、舆论界的重视。在以后的数年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徐向前”这个普通而又响亮的名字，魅力究竟何在？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随红四师到广州花县。
这一带的地主豪绅，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象一群讨厌的苍蝇，日夜围着花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安宁。任第十四团党代表的徐向前主动请战，带领一个连，出了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对战士们说：“追！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他武汉军校时的同事程子华相遇了。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了，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战士们以为他说玩笑话，他去认真地解释说：
“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子，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通俗的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两天过去，当红军从花县出发去东江，沿途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徐象谦”的名字，连同“打狗战术”，在许多人中传颂着。徐向前这位不爱多语的党代表，以他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崭露头角，赢得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信任。
强将手下无弱兵。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向前就出现在哪里。有时，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他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有一次他的右胳膊中弹流血，就用左手指着敌人对想要帮助他的战士喊：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指挥员以身作则的带动下，他指挥的部队军纪极为严明。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沿途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在反三路围攻的一次战役中，敌人又玩出这一花招。
但是，这一招对徐向前的队伍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到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沿途共俘敌6000余人。
徐向前智勇双全且颇有谋略，他率领的部队又勇猛善战，怎能不令敌人闻风丧胆？然而更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还是他的“人山”战术。
徐向前无论走到哪里，都首先了解当地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地形地貌，注意发动群众，使队伍能够立脚生根。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是指挥大型战役，不仅多方搜集情报，而且织组部队进行战前大练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兵家打仗，向来注重“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徐向前深谙此道。
抗战初期，徐向前到山西做统战工作，汤恩伯问他和刘伯承：“贵部政治工作（注：指争取群众）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地说：“有理，有理！”
后来，在同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会谈时，徐向前又针对晋军士气低落的状况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都要亲自做战前动员，战后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他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他熟悉山地人剽悍纯朴的性情，也热爱掩护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山。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由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4月底，徐向前率“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这里，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落。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山地的依托和隐蔽，很难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久抗战。
然而，正如李先念所说，徐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他找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并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一位干部对他说：“我们总不能只靠山，山高林密，总不如群众好！”这位干部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在平原上造“人山”。5月21日，《群众》周刊刊出了他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得人心者得天下”。徐向前以其宽厚的“仁者”之心赢得了民心和军心，也使“徐向前”这个名字拥有多层含义，散发出威慑敌胆的独特魅力。
4．3 穿皮鞋的红军指挥员
海伦在采访徐向前的时候，注意到他“穿着一双外国鞋”，并且说“据我所知，红军指挥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关于这双皮鞋的来历，没有人深究，或许是刚从甘肃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带回的“纪念品”吧。但这双皮鞋却使徐向前更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也引起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徐向前的部队总是较其他的部队更富有一些。
美国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景时说，张国焘象对待穷亲戚那样对待中央中央指挥员，因为四方面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供给也较充足。另外，《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也记叙了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彭德怀，派人给他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的事。（《见彭德怀自述》）
1938年，美国少校军长尔逊一行在河北南宫会见了徐向前。分手时，徐向前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一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招待了。徐向前还对他们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特意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因为他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政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
临汾决战前，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备烟半包。这真令其他部队指战员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之后，虎口余生的徐向前从身上拿出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其实，徐向前并没有搞生产和经济的经验。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没有成为一名职业农民。学生、店员、老师、军人，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但他懂得经济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他经常对人谈起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后勤工作。
基于这种认识，徐向前每在一处建立根据地，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必定还要考察当地的经济状况。当年红四方面军忍痛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而每次战斗，他也非常注意向敌人索取部队的给养。
徐向前牢牢记着他的家乡有这样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在革命队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母亲那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高尚品质被他继承下来。在生活上，他体贴下属，关怀同志。长征途中，他很少骑马，而是让给年幼的警卫员和女同志，还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大米送给生病的同志。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他动员部队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还嘱吒李先念一定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在翻越秦岭时还身着单衣，饥寒劳累，艰苦异常。
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特异”，有的只是徐向前爱部队、爱战士的仁者之心和智者之心。
4．4 仁者无敌
爱自己的战士是容易的，难的是有时还要爱自己的敌人。
徐向前被称之为“仁者”，不仅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同志，更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要爱敌人，又是如何爱敌人的呢？
徐向前在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时，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战俘，以补充自己的兵员。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十分关心，甚至亲自做感化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曾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太原城防碉堡建设科科长的邢蔚，为解放太原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于太原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阎锡山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受到宽大政策的感召，帮助解放军做分化、瓦解阎军的工作；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后，徐向前以故友之情耐心而亲切地疏导他，使他进步很快，并在总攻太原时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向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敌人也以诚相待，从而化敌为友，或许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博爱之心的人，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显示了他做为一个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抗战时期，冀南有一个反动的会门组织“六离会”，受汉奸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在南宫以东的李家庄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30余人。徐向前决定以武力解决之。部队开始行动前，徐向前在干部会上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人那样铁匠打石匠——实打实的干。要知道，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有被迫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用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徐向前的政治攻势十分有效，绝大多数信徒洗手为民，主动交出武器，揭发为首者的罪行，六离会顷刻溃散。
徐向前高瞻远瞩，大仁大智，以“仁者”之心化干戈为玉帛，从而使他所领导的军队所向披靡。
1 从军“入道”之谜
戎马倥偬，骁勇善战的贺龙，与朱德，刘伯承一样，是从讨袁护法从军入道的。但与朱、刘不同的是，其早期军事生涯带有浓厚的“泥腿子”味儿。
那时，他搞武装斗争，经历了多次辗转起落，这其中有些过程仍然鲜为人知……
1．1 一把菜刀起家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乳名常伢。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西北部一个偏僻的集镇——桑植县洪家关。这一带山高林密，地瘦人贫，是有名的苦寒之乡。贺龙父亲贺士道以务农为业，兼作裁缝，一家九口人，薄田却不足两亩，一年到头，收入很少，生活相当艰难。
贺龙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出生时，全家高兴得不得了。族人乡亲都说，贺士道福分不浅，迟生贵子，以后定能多子多孙；也有人说，这孩子降生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恐怕不是凡人；还有人认定这孩子日后定有非凡的壮举。迷信、愚昧的村民们对这个小生命寄予了莫大希望，给孩子描绘出梦境般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
那时的中国社会已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不断加剧的年代。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民族走向了衰落。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中国的领土，强迫统治者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们对此却一无所措。当时，湖南、湖北连年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人民饥寒交迫，争食草根、树皮，饿殍枕藉，幼小的贺龙挣扎在饥饿线上。他长到六七岁时，依然衣不蔽体，食不裹腹。
黑暗的社会，穷困的生活，使贺龙自幼愤世嫉俗，倔强好胜。1903年，父亲托人送他进本族私塾读书，祖父高兴地为他取了个学名叫贺平轩，希望小孙子能“平步青云，翔雾连轩”。然而，生性不羁的贺龙因受不了别人的冷眼歧视，不久便辍学回家了。这时，疼爱他的祖父已经病故，祖母见他读书无望，又特意将他的学名改为“贺振家”，希望他好好务农，来日振兴家业。这样，刚过十三岁的贺龙就挑起了家务劳动的担子。
八、九岁时，贺龙由族人传授武艺，学会拳棒。从十三岁起，他出外谋生，和乡友结伴赶骡马，驮运盐巴、茶叶等，后兼做木货生意，奔走于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中。起初他身高不及马背，上下驮子要搭高板凳；寄宿客栈时，自己割草，自己喂牲口，不吃荤，不喝酒，一心想赚线帮父亲置买田产，振兴家业，被客栈老板称作“能吃苦耐劳的小骡子客”。可是，湘西一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各隘口、要道的税局如狼似虎，不论贺龙怎样省吃俭用，一家生活终无多大起色。渐渐地，贺龙对振兴家业的观念发生动摇。
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民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部分同盟会会员组建共进会，联络并吸收旧式会党。贺龙因从事驮运生涯，多次出入鄂西，见多识广，结交了哥老会中有影响的人物，间接地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那时，他虽然没有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但已认识到腐败的清朝政府和黑暗的社会必然要被推翻。他曾对人讲：“这个世界，只有推翻皇帝，穷人才有饱饭吃。”1913年，他在湖北施恩（今恩施）加入了哥志会组织的“汉流”，誓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奋斗。由于年纪小，十七岁的贺龙，改用贺云卿的大名，当了最小的“十排老幺”。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可是，胜利的果实却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买办阶级所篡夺。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把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一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
这时，洪家关来了一个陌生人。
此人叫名陈图南，贺龙的老乡，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后转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授命为川黔湘鄂联络使。1913年，他奉命加籍，名为小学教员，暗中组织人枪，筹划讨袁的武装斗争。这年秋天，陈图南慕名专程到洪家关拜访贺龙并留连两日。贺龙从他那里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从此走上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他的戎马生涯也由这里起步了。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人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上了手印。”
贺龙常对人讲：“天不翻，日子没法过；手里没有枪，天就无法翻；穷人要翻天，手里要有枪。”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云南都督蔡锷宣布独立，亲率护国军插进四川南部，向北洋军阀开战，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策应蔡锷起义，早在湖南开展讨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湘西酝酿举兵，授命贺龙到石门泥沙组织军队，准备发起反袁暴动。
泥沙镇位于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左右的居民，镇上设有一个团防局，由湖南省督军警察队长唐荣阳的弟弟唐臣之充当国防局长，有八十多支枪，唐臣之仗着自己有权有枪伙同地方黑势力开赌场、设烟馆等，干尽了坏事，南来北往的商旅和骡子客，常被敲诈勒索得身无分文。远近的群众对唐臣之的所做所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贺龙以前与马帮赶骡马经常来往于泥沙，也遭到过团防局的盘剥、勒索，早有心敲掉它，这次奉命来夺枪，正合贺龙之意。贺龙对这里很熟悉，与镇里的帮会组织、过往客商、团防士兵都有交情。这是个有利条件。
时值腊月，贺龙与大姐夫谷绩廷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乡友，以赶骡马作掩护来到了泥沙镇。这时，大庸的中华革命党人罗剑仇也起兵讨袁，并派关佩卿带领一些人来泥沙镇搞枪支。
相同的目的，使双方走到了一起。这天，他们来到镇上的永茂茶庄聚会，商量部署夺枪计划。
“下了唐臣之的枪！”贺龙沉吟片刻，巡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们要干起来，不能老是两手空空，这次一定要把枪搞到手！”
贺龙的决心已定。他们共同商量了三个方案：一是引蛇出洞，由大庸的吴佩卿、田子荣等在河滩开赌场，招引团防局的士兵出来赌钱；二是瓮中捉鳖，由桑植的赵卜然包一个烟馆，请来团防局士兵，然后一举抓获；三是劝说归附，由贺龙在饭馆里请客喝酒，同士兵结拜弟兄，连人带枪拉过来，一起参加暴动。
他们认为，拆散兵团，打掉一些，搞散一些，争取一些是能够办到的，于是便分头行动了。
腊月十七这天早晨，寒风凛冽。吴佩卿与田子荣等带着一些人在泥沙镇集市一头的河滩上摆开了赌场。只听吴佩卿一阵吆喝，看热闹的人很快便围了上来。
果然不出所料，几个团防局的家伙远远看见人都往这边涌，赶紧凑过来，一看是赌场，马上叫嚷着要抓赌，田子荣看透他们的心思，赶紧塞了几个钱。他们一见到钱，马上也兴冲冲地赌了起来。一连几把，输少赢多，很快招引来了更多在集市上晃来晃去的团防士兵。
贺龙这时也按原计划在“张本纪面馆”摆下了四桌酒席，请来了团防局的旧友新交，一群人正吃在兴头上。
这时，只见谷绩廷匆匆跑来，压低声音对贺龙说：“好戏开场了！”贺龙一听心领神会，让谷绩廷陪客，自己拱手一声“失陪”转身疾步走进厨房，顺手拿了一把锋利的菜刀别在身上，神态自若地走了出去。
贺龙一出大门，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谷彩之立即迎上来对贺龙说：“现在机会正好，团防局已经空了，门口只有一个哨兵，唐臣之和一个姓王的队长正在里头抽大烟，板壁上有二十条枪！”
“走！”贺龙一挥手，带着谷彩之等十人奔到团防局大门口，很快下了哨兵的枪，冲进屋里活捉了毫无反应的局长、队长两个大烟鬼。就这样，一枪没响，一人没伤，缴获了二十支“汉阳造”步枪。
与此同时，面馆里那三十来个士兵在谷绩廷的鼓动下，对天发誓，要跟着贺龙干；河滩赌场上的吴佩卿等人也顺利得手，活捉了一批团防兵，缴获了一些枪。
贺龙砸了团防局，夺了枪，泥沙镇上顿时炸开了锅。贺龙来到集镇中心，跃上石凳，大声喊道“父老乡亲们，刚才是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唐臣之，杀了王队长。想出头的就跟着我贺龙去打倒袁世凯和湖南那帮耀武扬威的狗腿子。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恨姓唐的，我劝你们跟着我贺龙一起干大事去，不愿意干的，我劝你们尽早离开泥沙镇，到外边去谋生路。不然，姓唐的哥哥从省里来了，他一准会报复的，到时候就会是野猪还愿，一拱而光！”
贺龙话音刚落，整个泥沙镇顿时沸腾了。众多穷汉拥到贺龙跟前，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叫嚷着要跟着贺龙揭竿而起，兴兵讨袁。只见贺龙一声大喊，大手一挥，带领众人乘胜冲入泥沙镇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两地国防队驻地，夺取了四十余支枪。就这样，几天内，贺龙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
贺龙率领这支刚刚组建的队伍，和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的各路起义军联合在一起，义军万余人，于1916年一月，连续两次围攻保袁势力驻守的石门，小试锋芒。由于地域宽广，兵力较分散，加上武器陈旧，民军缺乏训练，北洋军反攻石门时，贺龙不在，石门得而复失。贺龙回来后率兵再次强攻，石门攻下来了，但又遭北洋军重兵围剿，石门复得又复失。这些民军全都是各县农民刚刚组织在一起的，一旦打不开县城，人多数自动散伙，各回家乡了。一时间轰轰烈烈的义军行动、声势浩大的万人民军烟消云散。
两次攻打石门虽然失败了，但从贺龙手无寸铁，一把菜刀起家，发展到组织起万余民军暴动这一壮举来看，确实点燃了湘西农村反袁斗争的烈火，充分显示了贺龙武装斗争的胆略，他的军事才华也初现端倪。
贺龙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1915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找些人把石门县（泥沙）团防局的枪提了。”
三十年后，在延安出席“七大”时，贺龙在中共党员登记表上庄严写道：“1916年1月，在湘西领导起义，两次攻陷石门，起义群众万余人。”
1．2 三把菜刀劈盐局
石门一役，贺龙的队伍被打散了，但各地民军首领还是要继续干的。
1916年2月，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在四川形成两军对垒局面。为了策应蔡锷反袁护国，与四川护国军遥相呼应，贺龙在慈利和各路民军首领商定了两个行动计划。先派革命党人陈少南赴川搬兵讨袁，再利用旧历二月初二乡民为土地菩萨做寿之机，各县鸣放鞭炮，同时举行起义，分别攻占所在县城。
贺龙返回洪家关不久，收到陈少南派人从四川捎回的消息，说护国军目前战争激烈，无兵可搬。
贺龙决定自己想办法，重新把队伍拉起来。先搞到抢，这样，手里有武装，就不怕打不垮敌人了。贺龙首先想到了桑植县境内的芭茅溪盐局。
芭茅溪是个小小的集镇，以北边坡谷遍地盛长一人来高的芭茅草而得名。这里虽只是个弹丸之地，仅住得三户人家，却是湘西通往云贵川鄂几省的边境要道。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络绎不绝。芭茅溪盐局名为盐运局，实为“万税关”，在几个恶迹昭彰的家伙把持下，盐局把这些商旅过客勒索得苦不堪言。由于盐局里有不少枪支，贺龙决定夺枪除害，扩大声势，搞掉了这个盐局！
1916年3月17日，贺龙找到韦敬斋、贺勋臣等二十一名武艺人，带了三把菜刀和一些简单的武器，踏上山间的崎岖小路，趁着朦胧的月色，连夜奔往芭茅溪。
到了芭茅溪镇，他们会合了早些时候派来侦察情况的伙伴，深夜摸进盐局，打死盐税局的头子李佩卿，缴获十二支九子毛瑟枪，同时打开帐柜，把帐本付之一炬。拂晓时，他们又将盐局仓库打开，把囤积的大量盐和财物分给了当地群众。贺龙三把菜刀劈盐局、开仓放盐的壮举很快传遍四乡。
贺龙刀劈芭茅溪局后，带着弟兄们乘胜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缴长枪四支。此时，贺龙大姐夫谷绩廷的长史谷星斋，带领百余人刚刚打下了上溪河盐局，两支队伍会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开回洪家关。
贺龙的队伍还未到，捷报早已不胫而走，洪家关已是男女老少无人不知。当队伍还在几里外的桑树垭时，洪家关就响起了鞭炮声，乡亲们群集路旁，欢迎贺龙率部胜利归来。
不久，湘西迎来了护国军，各路民军又兴起了，纷纷配合作战，加紧了反袁斗争。大庸的民军首领罗剑仇派罗贵福等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了桑植讨袁民军成立大会。慈利县中华革命党人卓晓初也前来视贺。会上，桑植民军一致推举刚满二十岁的贺龙担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
贺龙当上讨袁军总指挥后，亲率民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杀了头号大恶霸米海珊。贺龙任命卓晓初代理县长，宣布桑植独立。
贺龙率民军攻打桑植县城这一仗，打出了讨袁民军的威风，从此，总指挥贺龙更加威震四方了。
桑植宣布独立后，湘西北洋军从永顺、慈利两路围攻桑植。贺龙得知后立即带兵去大庸与罗剑仇会合，共同作战。当队伍开到距大庸七十华里处，碰见了从大庸败退的吴佩卿，方知北洋军进了大庸城，罗剑仇抵挡不住，已经到贵州铜仁去联络黔军了。
怎么办？贺龙的队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寡不敌众，大庸是肯定不能回去了，回桑植也难守住。这时有人提出了解散队伍。
当时，贺龙的意见是，不去大庸和不回桑植都是对的；尽管力量薄弱，打不赢也守不住，队伍断不能解散，而且要千方百计壮大起来，继续干到底。
然而，贺龙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在往回撤兵的路上，民军队伍越来越少。贺龙只得带着三十多人枪的队伍在洪家关樵子湾一带的高山密林中隐藏力量，待机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