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把与贺龙的谈话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不是要贺龙同志去湘西干一干呢？”
李维汉同意。
常委会开过以后，李维汉把瞿秋白的意见通知贺龙。贺龙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
实际上，贺龙是想回湘西的。但是，中央要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并已决定他们三人于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秘密离开上海，贺龙只好准备上船。不料，十一月十六日，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识破，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贺龙便不能抛头露面了。于是，贺龙找到周恩来，表示不愿离开革命，希望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在1928年1月6日向中央常委会议提了出来。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表示不赞成。周恩来向常委们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认为贺龙应该去，也有充分的条件去。最后，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几位同志，带着周恩来的关怀和嘱托离开了上海，再次踏上了征程。
1928年1月16日上午，几个商人模样、看上去颇有来头的人，从容镇静地穿过街巷，从汉口街心直奔长江码头。途经一个巷道口，只听人声嘈杂，一大堆人在围观墙上国民党出的一张布告，言语中夹杂着“南昌暴动”几个字。“商人”们放慢了脚步，其中一个中年人趋向前去看究竟，原来布告上写的是悬赏缉拿南昌起义的“匪”首之一贺龙。他看着布告，嘴角不经意地轻笑一下走开了。
此人正是贺龙。不过，这时的他身穿阔绰的狐皮袍，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外国造的宽羊毛围巾，戴着墨晶眼镜，并且剃掉了蓄了多年的短胡须，俨然一副商贾模样。随行的周逸群打扮得象个管帐先生，刚加入共产党的卢冬生也化了装。
自从贺龙率军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印发张贴了成千上万张这样的通辑文书，附上照片，张贴于通衢要道，要捉拿贺龙。当贺龙原来的上司、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上报贺龙、叶挺南昌反戈的情况后，汪精卫发誓要捕杀贺龙，蒋介石则悬出重赏，要“买”贺龙的首级，他们为此很是忙乎了一阵。
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贺龙轻蔑地一笑，昂首向武汉关轮船码头走去。当时戒备森严的汉口，到处是敌人的巡逻队，他们严密把守在交通要道，盘查过路行人。贺龙等人闯到了高大的武汉关钟楼前，准备搭乘预先租好的江轮。
荷枪实弹的哨兵，正在武汉的栅子口上搜索行人和旅客。
见状，贺龙镇定地迎面向哨兵走去，突然把身上阔绰的皮大衣一掀，故意高声叫嚷：“喂！来检查！来检查！”哨兵一看他们这副打扮，丝毫没有起疑心。贺龙一行人就这样机智地躲过哨兵的盘查，登上了开赴长江上游的江轮。后来，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实那时我身上带的都是党的文件，还带有枪呢！”
他们登上轮船后，船上的帐户先生左顾右看，打量了好半天，试探地问：“先生贵姓？”
贺龙说：“我姓王。”
帐房先生诡秘地说：“你不姓王吧？”
贺龙一怔，随即镇定地反问：“不姓王姓什么？”
“你是贺龙”。
贺龙一看自己身分已被识破，严正地说：“知道是贺龙就要负责护送！”
帐房先生竟平和而亲切地连连点头称是。原来，这个帐房先生和船上一些水手、工友是同情革命的。贺龙当师长、军长时，驻军武汉、鄂城，颇有声望，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所以，他虽然骗过了巡察的哨兵，却被革命群众认了出来。为了保护贺龙他们，船不拉汽笛就离港了。
当时，江上有很多驻扎武汉的桂军巡逻划子，一见有船起锚启航，飞快追了上来。帐房先生见状赶忙让贺龙他们躲好，水手们急中生智弄断了拉汽笛的绳子。巡江划子靠近江轮，一群持枪桂军上来质问：“为什么不拉汽笛就开船？”帐房先生指着断了的绳子说：“拉汽笛的绳子断了，我们正在接。”这此士兵扫了扫船上的旅客，掉头走了。
江轮就这样在涛飞浪涌的大江上驶往洪湖地区。
一月十八日，船到洪湖边的新堤镇。镇上驻军是湖南部队李觉的师，周围也驻满了敌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敌情，知道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十几个人、十条枪。贺龙对周逸群说：“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感到不大容易。
贺龙朝周逸群笑着说：“我当面向他们借枪，你们就动手提。”
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大摇大摆地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见贺龙他们身上的打扮，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十几个团防队员列队欢迎。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摘下墨镜，劈头就说：“我是贺龙，特来借你的枪！”
团防队长一听到“贺龙”这个名字，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只顾求饶。
这时，一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被卢冬生一枪打倒，随贺龙来的其他几个人趁机一拥而上，将团防手中的六支汉阳造步枪、四支驳壳枪夺到手中。
贺龙等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回到船上，继续他们的行程。一月十九日，他们就在离洪湖不远的反嘴镇登陆了。他们一一向船工、水手挥手告别，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洪湖。
洪湖，象一颗巨大的晶莹夺目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荡漾，水天一色，面积达四百三十八平方公里，跨洪湖、监利两个县。它处于武汉市西南方，与湖南省接连，素有“千里洪湖”之称”。
一上岸，贺龙等人就筹画着去和贺锦斋接头。贺锦斋（1901—1928）是贺龙的堂弟，小时候当过学徒，干过农活。
1919年，贺龙在桑植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时，贺锦斋入所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又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一师师长，并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转道上海，找到了贺龙。党组织要他先到洪湖地区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他就在石首建立起游击队，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队伍。
正当贺龙他们准备去寻找游击队，和贺锦斋接头时，只见一位魁梧的汉子，身穿灰色棉军衣的人飞快朝他们走来，扑上去一把握住贺龙的手，激动万分地大喊着：“大哥，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说罢，朝岸边一群人挥臂大喊着：“你们不是盼望见到贺龙吗？看，他来了！”
此人正是贺龙的堂弟贺锦斋。这突然的会合，使得岸上的人们全都忘情地欢呼起来。
这次小小的会师，使湘鄂边前委有了一百多条枪的武装队伍。贺龙曾说：“这是我们赤手空拳来到荆江以后，第一次抓到手的本钱。”
不久，贺龙通过他参加南昌起义时的部下张天辉，与以李兆龙为首的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随后，又通过石首中心县委，将大革命时留下来的两支农民武装召集过来，由湘鄂边前委统一领导。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于是，贺龙将他们编为两个大队，树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这是贺龙自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洪湖地区重新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石首县委决定与工农革命军配合，发动“年关斗争”，在较短时间内，就消灭了荆江两岸的团防和土匪二千人，缴获了不少武器，迅速打开了局面。工农革命军军威大振，到1928年2月中旬，由四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年关斗争胜利之后，荆江两岸局面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湘鄂边前委根据中央意图，决定将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领导，前往湘鄂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石首中心县委为了扩大根据地，要求湘鄂边前委在未走之前，消灭驻扎在监利县城的一股三十多人的团防，贺龙接受了石首中心县委的要求，挥师前往。可是，当工农革命军去打监利时，城里敌人突然增加了一个旅的兵力，情况有变，部队没有防备。
在遇到劲敌的情况下，贺龙、周逸群只得下令撤出战斗。他们将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后，带领二十多人，于1928年2月下旬，前往湘鄂边开辟新的根据地。
周逸群到湘西后不久，暂别贺龙，返回湖北沙市、石首一带，领导鄂西地区斗争，开辟了洪湖根据地。贺龙则在湘鄂边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开辟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3．2 二进洪湖
为了实现把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江汉平原红色区域联成一片的设想，1930年上半年，贺龙三次率红四军东进，七月初，与周逸群为首的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第四军改为第二军），周逸群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两大革命武装的会合，使湘鄂西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当红二军团建立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军阀部队，大战正酣。贺龙、周逸群等率领红二军团在石首藕池大败敌军，缴枪二千多支。蒋介石给兵多枪少的红二军送来了装备，部队一时声威大振。
贺龙重返洪湖，展现在眼前的是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
由于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边根据地连成一片，革命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贺龙决心和洪湖人民一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块根据地。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中的各种问题，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敬重，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贺胡子”。
在周逸群、贺龙为首的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洪湖地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一整套武装体系，在辽阔的千里洪湖上，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
在洪湖地区，有一块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头——白极会，这是一个反动封建迷信武装组织。远在清朝时，就是这个白极会，曾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在湖北的革命运动。这时，它又受土豪湖霸的操纵，投靠国民党，和红军作对，杀害革命人民。淝阳大土豪陈彦达从天门县招来了白极会头子周亮，在各地发展白极会组织，胁迫每家一人参加，不然就诬称为共产党，进行迫害。红军和赤卫队在八月以前，同白极会多次交战，曾攻入石山港，活捉了白极会头子、国民党旅长张登鸣，并当众处决，取得反击白极会的第一次胜利。
白极会又组织“复仇”，裹胁会众一万多人，卷土重返石山港。作战时吞黄表、喝朱砂，念念有词地祷告“天神保佑，刀枪不入，长生不死，富贵荣华”。在石山港大建佛堂，装神弄鬼，愚昧群众。
眼着白极会无恶不作，严重威胁苏区人民群众，贺龙决心消灭白极会。为了揭穿白极会“刀枪不入”的鬼话，贺龙把活捉来的几个胸口画着“太极图”的会首当场枪决，打破了他们的欺骗宣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位于内荆河畔的峰口镇是当年和白极会激战过的地方。
镇北有座三孔石拱桥——五风桥。当白极会匪被红军打得四处逃窜、败退到五风俗桥时，由于贺龙和红军指战员早就发动群众，在桥面上撒满了玻璃、瓦片、石渣，光着脚板的白匪一到桥上就乱作一团，个个束手就擒。
八月，贺龙、段德昌等人率领红军，配合各地赤卫队、少先队和广大群众，开展消灭白极会的斗争。在广大群众紧密配合下，消灭了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白极会，为苏区人民除了大害。
消灭了白极会，贺龙率领红军进一步发展了洪湖地区的大好形势。鄂西特委和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具有湖区特点的人民战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贺龙二进洪湖发展湘鄂西根据地经受了路线斗争的考验。早在1930年6月，党中央的领导对当时各地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主观主义地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使“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其影响开始波及湘鄂西根据地。
二、六两军一会师，鄂西特委就按照党中央指示，要求他们集中进攻荆州、沙市、汉口等敌人设防坚固的城市，以与红一军团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贺龙、周逸群从实际出发，坚持先巩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扩张。因没有执行冒险主义的指示，受到了批评。鄂西特委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贺龙是阻挠贯彻中央路线最棘手的人物。鄂西特委改组为湘鄂西特委后，中央派来了新的特委书记，兼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被调到地方工作，担任代理特委书记。
这时，党中央为纠正“左”倾路线而举行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远在洪湖的湘鄂西特委和二军团前委还在继续贯彻这条路线，指挥部队渡江南征，以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
贺龙奉命率部打开南县、华客、公安、津市、石门、临澧。但是，由于部队忙着赶赴长沙，城镇旋得旋失。这时，贺龙偶然从旧报纸中发现蒋、冯、阎三方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大批敌军正源源南调，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亲自赶到石门向特委书记建议返回洪湖根据地。不料不仅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打津、澧。结果部队受到严重挫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时，优势敌军已经包抄过来，红二军团被迫退往松滋。
在松滋县杨林市，红二军团前委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时，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贺龙、段德昌等多数人认为，红二军团应回师洪湖，保卫老根据地，而后再向荆（门）、当（阳）、远（安）和鄂西北发展。他们认为既要山区，也要洪湖那样的平原，要把湖区山区连成一片。此时，正在洪湖地区担任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的周逸群也来信，要求红二军团主力回师洪湖。但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前委书记提出“离水就陆”的“上山”方针，要山区不要湖区。他固执地认为，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活动不开，“只适宜小的部队逃兵躲藏”。
争论未决。前委书记仅同意段德昌等人带少数部队回洪湖，实质上是解除了段德昌红六军军长的职务。
领导层意见分歧，部队左右徘徊，趑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红六军置于杨林市一线，红二军置于公安一线，未能抓紧战斗准备。敌李觉部从容布置兵力，分三路向杨林市、街河市集结。红六军临时应战，日夜行军，又累又饿，沿途买萝卜充饥，头天到达杨林市，第二天就遭李觉部袭击。部队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相持之中，红军刚收编的一支部队反水，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中，最终导致失利。
杨林市一战，红二军团付出很大伤亡，红六军损失四分之一，总指挥部几乎撤不出来，南征失利。
此后，部队经马良坪、泥沙、赤绥河、南北墩，转至鹤峰，开始在鄂西、鄂北山区流动转战。
3．3 三进洪湖
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这时，敌军加紧围攻洪湖，正在五峰、长阳地区活动的贺龙力主回师洪湖，打退敌人进攻，巩固革命根据地。但特委书记认为，回师洪湖犹如“从井救人”，“救者必死”，不同意回师。前委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结果，按书记意见，红三军进兵荆、当、远，想用所谓“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敌军撤离洪湖。实践证明，这种主观主义的指挥不仅不能搭救洪湖，反而使部队在江北陷入重围，又受到很大的损失。突围后不得不转向鄂西北，开辟了房县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更“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强行篡夺了中共的领导权。他们把“左”倾当右倾批，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号召全党反对右倾，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发展了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机械过火斗争，从此开始了“左”倾路线对党的又一次统治。
三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左”倾路线执行者攫取了党的领导权。不久，湘鄂西中央分局写信来，要求红三军回洪湖地区。贺龙则早有此意，便耐心说服红三军前委的大多数同志，打回洪湖去。九日，红三军的七、八两个师，和正在鄂北的红九师会合于刘侯集，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红三军向洪湖方向发展。
红三军东进洪湖，增强了洪湖苏区的力量，大大鼓舞了苏区的广大人民，深得人心，广受欢迎。
然而，贺龙率红三军刚回到洪湖，就被指责为一贯右倾而剥夺了指挥权。政委万涛也被撤职。贺龙据理力争无效。就在这时，与贺龙并肩作战多年、结下深厚战斗情谊的周逸群在去华容检查工作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
1932年初，贺龙恢复指挥权后，率部向襄北发动攻势作战，利用敌军受到群众反对，离开阵地不能打仗和不善于雨天、黑天作战等弱点，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等战法，并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在龙王集、王家墩等战斗中，接连获得出色的重大胜利，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又六个营，缴枪五千余支，使红三军主力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根据地得到相应的扩大。
但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军事斗争不久即陷入了被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左”倾路线执行者加紧推行错误路线，指责红三军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要求不停顿地强攻硬打，必要时要打“叫化子与龙王比宝”的消耗战。三月底，敌军“清剿”襄北地区时，红三军将敌军在瓦庙集等地分割为两个集团，分头进攻，打得英勇顽强，毙伤敌旅长以下两千人，取得了很大战果，但部队自身伤亡很重，送往后方医院的伤员约有几千人，弹药更是无法补充。但“左”倾路线执行者不顾部队的消耗，强令继续进攻，“全力歼灭进攻之敌”，迫使红三军在五月份张家场战斗中同敌军进行持续八昼夜的激烈战斗，自身的伤亡超过了毙伤敌军的数字，损伤了元气。六月初，川军趁红三军远在襄北之机，进攻洪湖根据地，苏区内部顿时紧张起来，幸亏贺龙率主力星夜赶回，在新沟嘴用诱敌进入预设阵地和迂回到侧后使其两面受敌的战斗，击败川军，俘虏三千多人，才转危为安。然而少数具体战斗的胜利，改变不了王明路线给整个洪湖苏区带来的损失，洪湖革命处于低潮。
1932年夏天，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调集五六十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洪湖的兵力达十万之众。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军事上由主张盲目进攻，一变而为单纯防御，命令部队筑碉固守，“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和敌人硬拼。在政治上，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且一开始就采取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把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改组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把革命阵营中的认识问题、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生硬地联系起来，乱捕、错杀了大批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几十名干部和黄埔生基本被杀完，整个洪湖地区错杀了约两万人，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自己把自己部队搞垮，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的进攻。
敌军围攻湘鄂西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贺龙从实际出发，建议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选择弱点，歼敌一部，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左”倾路线执行者却坚持要分兵把守，固守决战。红三军被迫“两个拳头打人”，一路向荆州、沙市进攻，出击襄北，另一路留在苏区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唯恐打破坛坛罐罐。这样做，就不能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挥不了红军的长处，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1932年9月，毛泽东有一份电报发至湘鄂西，也被王明路线积极推行者扣压，不向贺龙等人传达。终于，多年来艰辛创立的洪湖苏区遭到了失败，红军由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多人，从洪湖根据地突围后，转移到随县大洪山进行休整。
从洪湖苏区撤退后，贺龙率领部队，经过七千里行军，到达湘鄂边，开创了黔东根据地，基本上渡过了1932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34年10月，贺龙率领的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师，成立了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红三军在会师后又改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支生长在不同地区的革命部队初次见面，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得十分紧密，被称为“模范会师”。会师仅仅一年，红军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湘鄂川黔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时，蒋介石调遣大批军队，集中六个纵队约三十万的优势兵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疯狂“进剿”。战斗初期，红军接连报捷，但由于敌众我寡和“左”倾路线影响未彻底肃清，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这个问题，是在历史性的遵义会议精神传来之后，才从根本上解决的。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挥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二、六军团机动灵活、有声有色地打击敌人，使敌人丧失了进攻的力量和勇气，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利用湘鄂军队进行“围剿”的计划。红二、六军团乘胜攻占石门、澧县、津市、临澧，在那里筹集给养，扩大队伍，宣传抗日。
贺龙三进洪湖，出生入死，破敌摧坚，在洪湖地区留下了光辉的战绩，和洪湖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情谊。后来，当过去的记忆复现脑际的时候，他平静地微笑着说：“我对那些地区相当熟悉。”
4 个性及婚姻家庭之谜
战场上的贺龙，口衔烟斗，指挥若定，这几乎成了他给人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闲”的风度。然而，生活中的贺龙展现给人们的却是另一番风采……
4．1 丰富的个人特质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熟悉他的同志嘴边总会挂上微笑。关于贺龙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有许多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贺龙从小就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其他高级指挥员粗疏一些，然而在外向的粗疏中，却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他是一个爱嘻闹的人。在街上，他喜欢逗弄孩子，常“抱起一个挣扎着的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
贺龙曾对人谈起过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贺龙又高又壮。“贺龙同志象老虎一样强壮。”朱德同志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的确，仅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飞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叨着他喜欢用的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贺龙曾对人说：“他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关向应同志曾对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女士谈起对贺龙个性、品格的印象。他说：“贺龙是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有着一种特殊的战士风格。他作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他作战时计划得非常仔细，他所有的决定都是稳当安全的。他对待部属很周到，但他们如果犯了错误，就严格执行纪律。他的政治理解力是很强的，并且对党诚实和服从，总是小心谨慎地遵循党的路线。作为个人，贺龙为人和蔼而朴实，几乎是孩子似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他抽香烟——
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了。”
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谈谐有趣，不愧是这方面的老手。他常讲到他小时候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只要一提起我贺龙的名字，地主马上就会收拾细软逃命。”这时，他总是预先传言他还有好几英里地远，然后敲响地主的大门，微笑着说：“哈，我来了！”
贺龙从不讲究形式。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他对于军队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有三万人的队伍，却说只有一团人，他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说：“我数不过来！”一次贺龙视察青岛海军学校，却走进欢迎他的仪仗队中，和张三拉拉手回李四家在哪里，中午又在院子里和学员们蹲成一圈吃饭，闹得偌大一个食堂空着，苏联高级顾问很不高兴。贺龙说，我就看不惯这一套。
贺龙顾全大局，丝毫不带有私心杂念。他与肖克在战争年代结下了密切而持久的战斗情谊，被美国记者、《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而兹伯里称为“一对生死朋友”。一九三1934年，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这次会合，完全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合那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惨死后，肖克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4．2 贺龙的婚姻家庭生活
贺龙早年赶马驮运，长途跋涉，生活很艰苦。由于勤俭精明，还是为家里挣了一些钱。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
桑植到处传说：“民国反正，穷人翻身。”随着贺龙赶马收入有了点钱，生活也开始好转。也就在这时，他们家庭成员多了一位新人。那是在一九○六年贺龙十岁时，腊月，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贺龙与比他大几岁的原燕罗界邻居贫农女儿徐月姑成了亲。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个女儿叫贺金莲。几年后徐月姑病故于南昌暴动。这是贺龙的第一次婚姻。
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拉队伍，女儿贺金莲留在上海。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贺金莲自幼体弱多病，这时不仅无法及时治疗，而且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还要经常搬家藏躲，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这样搬来搬去，没有多少天就把孩子给拖累折磨死了。
贺龙对这个在苦难中出生而又夭折的女儿十分疼爱怀念。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还悲愤地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嘛！”金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秋，贺龙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在告别家族时，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幅鞋扣绊，说：“这还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绊！”
贺龙的第二次婚姻是在长征前开始的。他在湘西娶蹇先任为妻（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与肖克结婚）。蹇先任出身豪门，结婚后与贺龙感情甚笃，跟随贺龙参加革命，出生入死。1935年11月，贺龙正在前方，蹇先任生下一女。当时贺龙正好打了一个大胜仗，王震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贺龙，电报上写着：“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了后非常高兴，大笑不止。后肖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
贺捷生出生十八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她随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
因贺龙南征北战，只好把她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带养。直到解放，贺捷生才回到父亲身旁。
蹇先任后在战斗中牺牲。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婚后，两人相敬如宾，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岁月。
战争时期，为了革命，贺龙与薛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贺龙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于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两人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
1944年9月，陕北延安连降大雨。二十八日，薛明为贺龙生下一个男孩。毛泽东当即给贺龙打去电话说：“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1944年薛明怀有身孕时，贺龙的老搭档关向应即为要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当时，关向应与薛明商量说：“如果是个男孩，应该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名字给孩子。大家都喜欢岳飞，所以孩子的名字应该同岳飞的名字有联系。贺龙的字是鹏举，名字要有‘名’有‘字’，所以就要在岳飞的名和字中各取一个，就叫‘鹏飞’好了。”不久，关向应病逝，贺龙十分难过。为了有纪念意义，贺龙也薛明商量孩子的名字就叫“贺鹏飞”。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贺龙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车过延安的柳树店的家里时，保姆抱着贺鹏飞在路边迎候，贺龙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贺鹏飞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贺龙一家来到北京后，党和国家给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总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再加上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少了。对此，贺龙心里始终深感愧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受到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贺龙，于1967年1月19日派人把贺龙夫妻送到了京郊的山区。两人总算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在那样的境遇之中。
这年夏天，林彪一伙背看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夫妻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不久，七十一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
林彪、“四人帮”集团对贺龙进行了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薛明脸不洗，口不漱，忍着难耐的干渴，为的是让贺龙有口喝。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贺龙与薛明就是这样在患难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时四分，贺龙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总理瞩托，写下了《向党和人民汇报》，将贺龙遭受迫害时的生活情形公诸于众……
4．3 贺龙的儿女们
贺龙与蹇先任生下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后不久考上了“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间，因受牵连，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这期间，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被审查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先是前任丈夫弃她而去，接着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5年4月，贺捷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仪式将秘密进行，“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导、不宣传”。贺捷先十分气愤，再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在医院得知真情，当即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事情有了着落，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自己将抱病前往参加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并亲自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于为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元老们关系密切。那时，她为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尽了各种办法。她虽然不会抽烟，但随身总带着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为的是在紧要关头及时烧毁材料。
现在她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为圆昔日文学梦，在业余时间写起书来，创作了一些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昆仑》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久，由她执笔编写的电影剧本《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获得很大成功。
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举行婚礼。新郎叫李振军，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是一名儒将，在戎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能吟诗作对。
1988年，贺捷生被授予大校军衔。
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共生有两女一子。女儿分别叫贺晓明，贺黎明，儿子就是贺鹏飞。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加入富利公司。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
“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贺鹏飞小学时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1962年，于北京男四中高中毕业，学业一般，据说体育成绩相当好。有趣的是，贺龙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不知二者有无关系。贺龙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还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而象这样的高干子弟本可以保送进大学，然而贺龙严于律己，没有这样做。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补习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与几个高干子女左右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据说他们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后来，随着贺龙夫妇相继被打倒，他本人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后，当时的中央文革发通辑令捉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于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糊口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贺晓明这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企图外逃”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审讯了半年。
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文革后，贺鹏飞因学的是机械专业，所以进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冯露结婚。
贺龙平反后，贺鹏飞于1979年前后参军，并于1980年在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诱导战术。八四年初升任为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次年升为装备部正职。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少将，属于正兵团级军官，主管全军军事装备。
5 “文革”蒙冤及平反之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6月9日，一代元戎与世长辞。
1975年，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说：“贺龙是个好同志。”然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贺帅被害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其中一波三折，发人深省。
5．1 一场风暴平地起
1966年，一场风暴平地而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八月中旬，林彪、江青一伙对干部搞无限上纲。贺龙表示不满。说：“现在这个搞法，有点象在党内搞清理队伍，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很快，林彪、江青一伙便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八月二十六日，林彪诬陷贺龙指使人在军队夺权，并在随后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接着，林彪指使吴法宪组织写诬陷贺龙在军队“夺权”的材料。
九月十四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妻子薛明拿着几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开朗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道，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可就是没告准！”
原来，毛主席将林彪指使吴法宪等人写的诬陷信交给了贺龙。贺龙当时看完后，主席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主席还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跑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
“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股恶浪的推动下，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斐多菲俱乐部”，名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
1967年1月4日，江青、戚本禹指使一些人不断冲击贺龙住地。贺龙愤怒了：“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并要出去见群众。薛明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认为最好先请示总理。贺龙说：“那好，听总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