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沉默了许久，才问到：“这事你爸爸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已写过报告了。彭叔叔，你答应我吧！”
岸英又一次恳切地望着彭总。
……
那天晚上，彭德怀没有答应岸英的请示。他心里很清楚，打仗不是玩游戏。再说，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的已经够多了：1930年10月，杨开慧连同儿子被敌人抓走后不久便被枪杀了。长沙地下党千方百计将岸英兄弟两人营救出狱，寄放在上海。不幸，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房东便要岸英去挣钱。那时岸英才10岁，岸青只有8岁，从此，岸英就带着弟弟岸青毅然离开了可恶的房东，流落街头，过着乞丐般的凄惨生活。彭德怀怎能忍心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
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为岸英求情，彭总才答应收下。但同时拒绝让岸英上前线，而是让他留在自己的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0点多钟、12架F1－80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彭总的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十颗汽油弹，然后一扭头走了。炸弹巨烈的爆响声惊醒了正在值班的毛岸英，他连忙向外跑，但为时已晚，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刚躲进防空洞的彭德怀听到外面有人喊道：“不好，作战室有人值班呢？”他一听就急了，问：“都是谁？怎么不疏散？”
说着就往外跑。被警卫员死命抱住，彭总气得大骂：“放开！
再不放老子毙了你。”警卫员哭着死也不肯放手。
当彭总知道毛岸英在里面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
“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但是，岸英再也听不到他的喊声了，他已倒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了。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总。彭总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说：“暂时保管一下。”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过了一会，彭总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埋葬了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文：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周恩来总理得知之后，为了不给毛主席增加痛苦，决定对毛泽东暂时保密，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后来，彭德怀回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才得知此事。他沉默了好久，才昂起头，轻轻地走了几步，对彭德怀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毛岸英走了，带着他28岁火红的青春走了！如果他知道他的死如今却给他敬爱的彭叔叔带来又一条罪状的话，他肯定不会瞑目于九泉之下的。
三、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见了一面，而所以让他和侄女来往，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红卫兵抓彭德怀时用的是“闪电战”，所以彭德怀离开成都时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他穿着在成都过冬时的衣服便上了火车。春天来了，他没有衣服换季，加之这时皮肤病发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卫戍区负责看管的人员这才问他：有什么亲人和朋友？彭德怀回答说：“在北京有侄女彭梅魁，此外无其它亲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才给他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与彭德怀见了一面。以后虽有来往，但每次都需经看管人员同意，而且限制非常严。
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
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信是彭总写的，内容是这样的：
梅魁：
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购置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以后不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你拿去除作为还你六八年替我作的制服外，再作一条棉裤。
彭德怀
1973年7月11日
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他已经死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后一次见到伯父的遗体。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丧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却时时刻刻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应该说，彭德怀和彭梅魁的来往中是没有什么隐秘可谈的，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写的“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的“交待”材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秘密：在“1962年6月我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的标题下，他写道：“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实，这封信的珍贵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保存。但这除了说明彭总斗争策略非常机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条罪状吗？
2．7 将星陨落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后，戚本禹、关锋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后，彭德怀被监禁进行所谓专案审查。
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斗会上竟被打伤，致使肋骨骨折，卧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难。不久，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又叫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诸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头、脚、唾味……的考验，以致当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时，便瘫倒在地。69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
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21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7月27日至30日，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
“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除忍受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外，这时的彭德怀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级、调子越叫越响，罪名也越批越重。
在林彪、江青一伙如此用心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况如此凄惨，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怀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并同意了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了铁案。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才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怪不得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大发其慨：“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力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将星陨落了。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一生功名今何似？留与后人话短长”。当我们从历史的陈迹中披抄拣金，作了上述考察之后，我们无不痛心却又非常遗憾地发现：造成彭德怀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固然是可恶的林彪、江青之流，然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错误，也不能不算作其中的原因之一。
3 魂兮归来兮，远方不可久留
——骨灰之迷
他一直背了十五年的“黑锅”，直至身陷囹圄、含冤而死。十五年中，他时时期盼着春天，渴望着自由，然而，春天来了，他的冤案也将要平反昭雪了，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他的骨灰杳无下落，他的冤魂不知飘到了何方。
3．1 魂归何处
1976年10月，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又一声惊雷：“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拔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这一消息又把人们从悲痛之后的怀念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真可谓天涯何处觅忠魂！
彭德怀被监禁的后期，病情日益严重，被指令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这是301医院外科楼的一间病房，光线本来就十分昏暗，再加之窗子都被糊上了厚厚的一层纸，一点光线也照不进来，使这间名义上的病房显得更像一所牢房。身患直肠癌的彭德怀虽名曰治病，实际上仍然过着囚犯般的艰难生活。病房门口有战士看守，出入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1974年10月以后，他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奄奄一息了。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之中，这位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曾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秘密地火化了。
此后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魁梅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于1940年至1942年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孔明进京以后，曾特地去看望过浦安修一次，并对她说，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转移到了成都，此后李大章又告诉了她详细情况，但同时要求她绝对保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浦安修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陈云在家中还给她留了一张小字条，告诉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将很快解决，三中全会决定给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昭雪。浦安修顿时感到心中轻松了许多。
人死灰亡，这一沉痛的打击使浦安修时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她清楚地记得，1965年11月她去北京送彭德怀去三线参加工作之后，两人一直未有机会见面。直到1967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批斗会上，老俩口一起被拉到批斗台上时，她才偷偷看了彭德怀一眼，但却连一句话也没能说成。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偷偷的一瞥，竟成了她和彭德怀的永久诀别。唯一能使她得到一点安慰的是，彭德怀的亡魂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南三线工地。她明白：彭总离不开大三线，三线人民也热爱彭总。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仍活在三线人民之中，相信彭总的骨灰是会被妥善保存的。但又一想，在那个动乱的年月，老伴的骨灰难免不发生差错。因此，她又感到不安。当得知中央军委筹备彭德怀追悼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到处寻找彭德怀的骨灰时，便立即向他们汇报了上述情况。
3．2 化名存骨灰
成都的冬季，天气格外阴湿寒冷。天刚一亮，大地便笼罩在厚厚地浓雾之中，使人感到格外的压抑和神秘。
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和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三位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须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三位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七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1966年底，彭德怀被绑架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彭总的消息了。现在突然听说彭总去世了，而且骨灰又回到了西南三线，回到了他工作过、生活过的成都。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一下暗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沉思片刻后，他强自镇定，向二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二位军人这才离开省委大院，回到下榻的锦江宾馆西楼南侧一楼38号房间，听候省委派人接收骨灰盒。
三位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杜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二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须存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存放好，绝对保密。”二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咛：“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并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二位军人并没办什么接交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离开锦江饭店以后，杜信持省革委会办事处的介绍信，乘车来到市民政局，一位管业务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绍信。杜信说明了来意，这位同志便问：“什么骨灰盒？”杜信只是说：
“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也不好对外讲。”“没问题，你去办说是了。”杜信仍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局里转个介绍信？”这位同志说：“不需要。你到殡葬管理所，我给你打个电话讲一下就行了。”杜信这才离开了市民政局。
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杜信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需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待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革委办事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须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师傅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女青年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了写着这样一些字：
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三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委托人姓名：杜信；
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革委办事组；骨灰编号：合第273号。
在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在填单过程中，杜信很费了一番神思。他估计这个骨灰盒里一定装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的骨灰。但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个字外，什么也没有，其它事自己又不知道。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王川这个名字，他估计王川肯定是个化名。省委领导同志交待骨灰盒要长期保存下去，为了万无一失，他在填写年龄时没有写60多岁或70多岁，而是写了32岁。
临行前，杜信一再叮嘱辛师傅一定小心在意，不能有半点差错。
杜信走后，辛自权老师傅觉得老大不对劲，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闪现：王川，男，32岁，籍贯成都，但在北京火化，由北京远道送还故乡，为什么没有一个亲属在场呢？骨灰由省革委会出面寄存，自然和省革委会有一定关系，难道省革委还付不起区区小费吗？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完备的手续，短期暂存也就行了，为什么要上架发证，还要求长时期存放呢？问题归问题，他心里清楚，这肯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物的骨灰，且其中必有隐情。因而他也格外小心在意。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还坚持每周骑自行车来查看“王川”的骨灰盒。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此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曾悄悄到火葬场看过几次。
事隔几年后，省委凡知道彭德怀骨灰下落的领导同志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后调离四川去北京工作了，李大章也于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后来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对此事却一无所知。
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的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整整四年。
3．3 探寻骨灰
在文革中，彭德怀被列为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根据浦安修所汇报的情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以［（78）专办介字第40］发信给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赵紫阳。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赵紫阳同志：
兹派晏××、任××二同志前往了解彭德怀同志骨灰存放情况，请接洽。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
1978年12月11日
晏、任二人于12月中旬到达成都。他们住定后，便持介绍信先到了省委值班室，值班室人员不知道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成都一事，便请示主管领导张振亚。张振亚此时已是省委秘书长，他这才明白，来人讲的“王川”的骨灰就是彭老总的骨灰，长久藏在心里的谜终于解开了。他立即驱车赶到成都东郊火葬场，见“王川”的骨灰盒安然存放在237号骨灰架上，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叮嘱火葬场负责人妥为保存，便回来答复了晏、任两位军人。晏、任二人这才放心地返回北京去了。
张振亚感到事情重大，需和省委领导汇报商量。当时，赵紫阳等省委主要领导都去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去了，他只好向留在省委机关主持工作的杜心源书记汇报，杜心源听后立即指示：一定妥善保存好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并继续保密，听候中央安排。
3．4 魂归八宝山
1978年12月22日清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已派中国民航飞机来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彭总的骨灰要安全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省委秘书长张振亚立即将值班报告送给省委书记杜心源阅示。杜心源指示立即派人将彭德怀的骨灰从东郊火葬场取回，同时让张振亚与中央办公厅联系，问明举行什么仪式，是否要派人护送。
张振亚知道化名“王川”的骨灰是杜信一手经办的，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杜信速来见他。杜信匆匆赶来，秘书已在楼梯口等候他。当秘书迫不及待地将情况告诉他时，杜信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顿时泪如泉涌，两手捂着脸哭着走进了会议室。张振亚见杜信伤心地走进会议室，心里难过极了。
一句话也没说，便将取骨灰的卡片交到了杜信手里。
张振亚、杜信及两位保卫干部，带上介绍信和卡片，坐上小车来到东郊火葬场，辛自权师傅的接班人甘志群将“王川”的骨灰盒从273号骨灰架上取下后问道：“为什么要取走呢？不是要长期存放吗？”
杜信说：“感谢你们保存了这位领导同志的骨灰，北京将要为他开平反追悼大会了。”
彭总的骨灰是1974年12月23日寄存的，取走的那天是1978年12月22日，他的英灵在火葬场的寄存架上，又和他最关心的平民百姓一起度过了四年。
杜信在车上抱着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司机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起，然后直奔省委大院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见张振亚等四人在门口下车，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总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领着在场的人站成一排，脱下帽子，沉痛地说：
“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
简单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杜心源又向几个人交待说：“刚才已经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振亚你去机场看看，飞机大约快到了。”
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大吃一惊，他们走进会议室，一些老同志看到桌上用红绸包裹着的彭总的骨灰盒，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杜心源简单地讲了几句，就领着大家向彭总的骨灰三鞠躬，并围着彭总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英灵告别。
张振亚赶到双流机场时，见一架民航飞机已停在机场上。
他又根据省委的指示，与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通话联系，请示骨灰如何送到机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傅学正在电话中告诉他：由在成都的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位军人将彭总的骨灰护送到北京，并已通知了成都军区……。
綦魁英、景希珍正准备乘12点的飞机去北京参加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传达室门前，下车的是省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干事，他对綦、景二人说：“中央军委办公厅来电话，让你们把彭总的骨灰盒带到北京，飞机正在双流机场等着你们。”
綦魁英、景希珍二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彭德怀的骨灰竟会一直放在成都，还让他们带到北京去，二人惊醒之后，不由得都是泪流满面。时间不容许他们多想，连忙问这位干事：“彭总的骨灰盒现放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是成都军区政治部通知我们的。你们立即随我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去。”干事说完，便拉了俩人上了车，飞一般地向成都军区方向驶去。
到成都军区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立即带上綦魁英、景希珍二人赶到省委大院。张振亚向他们扼要介绍了当年彭德怀的骨灰盒送到成都的情况。綦魁英、景希珍见到彭总的骨灰盒一下扑了上去，泪如泉涌，悲痛欲绝。张振亚说：“我们刚才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让我们把彭总的骨灰盒送到成都双流机场，交綦、景二位带到机场并护送至京，你们正好来了，一定要安全送到。”
这时，楼外站着的省委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大家默默地看着綦魁英小心翼翼地捧着装有彭总骨灰盒的手提包走向汽车，目送着英魂离去。
为了安全护送骨灰，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领导未到机场送行。张振亚与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陪同綦魁英、景希珍等同乘一辆面包车，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向16公里外的成都双流机场飞快奔去。
机场负责人因事先接到电话通知，早已站在候机室门口台阶上等候。见二位军人手提提包，在张振亚等人的陪同下，疾步走来，连忙迎了上去。张振亚向这位机场负责人耳语了几句后，便将綦魁英、景希珍送上了飞机。不久，飞机便发出轰隆隆地响声，在跑道上滑翔一段后，昂头起飞了。
飞机穿过去层，平稳地在云海上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机组一位负责同志手持电报走到綦魁英、景希珍的座位旁，轻声告诉他们说：“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你们，因派专机来不及了，飞机到首都机场后，你们不要下飞机。旅客下完后，飞机还要从首都机场起飞，到西苑机场降落，你们在那里下飞机，军委首长在那里迎接彭总的骨灰。”
下午六时后，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旅客下飞机后，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承光沿着弦梯疾步走上飞机与綦、景二人见面。王承光也是彭总以前的秘书，三人无限感慨，但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细谈。王承光告诉他们：“等会飞机就要起飞了，绕北京城上空一周，到西苑机场降落，在那里举行迎接彭总的骨灰仪式。”
飞机在首都机场起飞后，夜幕已经降临。北京城灯火辉煌，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的灯光格外明亮，照引着彭总的英魂归来。
当飞机在西苑机场停稳后，舱门刚一打开，便听见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一片哭泣声。綦魁英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感情，双手捧着彭总的骨灰盒，站在机舱门口。此时，彭总的夫人浦安修及其它亲属彭钢、彭梅魁、彭正祥、彭康伯等沿着弦梯走上飞机。彭钢从綦魁英的手中接过伯伯的骨灰盒，排成两行的党政军机关代表，忍不住泪如泉涌，有的人竟放声大哭起来。
彭德怀的骨灰放在第一辆小车上穿过两行肃立的迎接骨灰的队伍，军人们以军礼目送着车子从自己的身边通过。后面跟着一串小车，护送彭总的骨灰盒至八宝山革命宾仪馆第一室存放。
“天涯何处觅冤魂，青山有幸埋忠骨。”经过整整四年的异地飘泊，彭总的英魂终于回来了，和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永远安眠在一起了。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的话，彭总也一定会瞑目于九泉之下了。
3．5 最后一个疑点
在我们介绍了寻找彭德怀骨灰的全过程之后，有一个疑点仍须作一解释：彭德怀的骨灰当年为什么会存放到成都？
在“四人帮”控制的有关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有如下两段文字：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办公室另一份记录上写着：“……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这里所提到的王副主席，就是王洪文。
秘密送来骨灰盒的那两位军人，也讲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存放成都，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存放地点，以便今后查找时不致搞错的指示。
由此判断，在1974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彭德怀骨灰的处理办法，显然既包藏着“四人帮”的胆怯与祸心，也蕴含着周恩来总理及其它中央领导为保护彭德怀骨灰的策略和良苦用心。而将彭德怀元帅的骨灰长期存放于成都，这对当时已身患重病、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来说，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恐怕也莫过于此了。
4 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读书之迷
虽然他只上过两年学，但书却始终陪伴着他经历了人生的每一个时期。他一生到底读过多少书，我们已无法计清，然而，一本极其普通的《欧阳海之歌》，却使他感慨万千，几度弹下元帅泪。这是为什么？其间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感伤情结？
4．1 元帅与书
彭德怀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六岁时，家里送他去读私塾，在那里，他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等。这些书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有苦涩艰奥的文字和愚腐呆板的儒家教义。然而，即使这样，他的读书生涯不久便因生计艰难而中断。八岁时，母死父病，全家八口人中，祖父母八十开外，三个在幼年的弟弟也无人照管。虽然他只有八岁，生活的担子却无情地压在了他瘦弱的肩上。他不得不停止学业去给地主放牛，也因此而中断了他一生仅有的、短得可怜的读书生涯。
学业中断了，但书并没有离开他。即使在此后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始终坚持挤时间来读书学习。无论在井冈山上，还是长征途中，以至延安时期，书始终陪伴着他，经历了人生的每个阶段，并留下许多感人的佳话：
那是红军第三次回到井冈山军事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部队驻在黄垇，军部就设在垇北的城隍庙里。
这天吃过午饭，六纵队的通讯员张洪远来给彭德怀送军务，他走到彭德怀的房门前，连叫几声“报告！”屋里却没人答应，推门一看，里边一个人也没有。他正要返回，迎面看见彭德怀的勤务员小李走过来。
“勤务兵，彭军长呢？”小张急切地问。
“在屋里休息。”小李回答说：“彭军长太辛苦了，别打扰他，有什么事，等会再来吧！”
“彭军长并不在屋里。王纵队长让我来送紧急军务。”
小李听说是军务，想起平时彭军长的叮嘱：“有要紧事得及时报告。”于是，他连忙跑到几处打听，却连个人影也没找见。小李心里着急起来，心里不断地自言自语：彭军长会到那里去呢？
忽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对小张说：“彭军长准是看书去了！”
“看书？在这么紧张的时候，还到那里去读书呀？”小张惊奇的问。
小李也不答话，拉了小张便向后山跑去，翻过一个山坡，果然看见彭德怀正坐在山腰的桂花树下聚精会神地读书，身子像钉在了地上似地，一动也动。
小张见这情景，既想走上前去，心里又有点畏惧。只好站在坡上，不时地向小李使眼色，吐舌头。
夏季的山区，浓雾茫茫，天气说变就变，不一会，就下起了毛毛细雨。彭德怀仍坐在石头上，小雨点不停地洒下来，他就用右手拿着书，用左手和袖子遮住雨，仍旧专心致志地读着。
站在山坡上的小张和小李，怕淋湿了彭军长的衣服，再也忍不住了，鼓起勇气，走上前去说：“报告彭军长，天下雨了，你为什么不戴斗笠？”
彭德怀头抬也不抬地答道：“噢，我没带斗笠，你给我一个吧。”他口上说着话，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手上的书，身子依旧稳稳地坐着。
“报告军长，你背上不是有个斗笠吗？”小李说。
彭德怀这才抬起头，一拉身后，果然有个斗笠，忙戴到着上说：“噢，瞧我这记性，要不是你们来，我大概连自己是谁都要忘了。”
……
无需再举例证，彭德怀元帅对书的特别喜爱和刻苦用功的学习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解放以后，彭德怀学习更加认真，为了掌握现代军事技术，他买了从高小到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和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制订学习计划，每天坚持，从不间断，有时因会议耽误了，晚上不论回家多晚，也要戴上老花镜，在灯下把每天的学习计划完成。即使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他脱离工作期间，这种勤奋不懈的精神不仅丝毫未减，而且涉及的面更宽、更远。他遍览古今中外政治、历史、文艺名著，刻苦地钻研自然科学、军事技术。即使到三线工作以后，虽然工作非常辛苦，后来又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批判，他也从未中断过学习。多少个夜晚，彭德怀坐在灯下，带着老花镜，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彭德怀这种刻苦用功的读书精神，不仅影响了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而且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称赞。195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我国访问，和彭德怀谈得很投机。最后客人问：
“你是哪个学院毕业的？”彭德怀回答：“我只读过两年书，并未上过大学。”蒙哥马利听后非常惊诧，最后颇有感触地说：
“我明白了，明白了，通过你我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古老民族是怎样获得新生的。”
4．2 这本书真好
成都永兴巷七号——彭总的起居室里，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显得那样简朴，唯一能引人注意的，是几个放得整整齐齐，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橱。这些书是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来三线工作时随身带来的，当时总共装了20多箱呢。其中有一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欧阳海之歌》，却为我们再现了彭德怀当年读此书时的情况，也是我们了解彭德怀晚年思想的珍贵资料。
60年代中期，继英雄雷锋、王杰之后，又一个英雄的名字在全国广为传颂，这个名字便是欧阳海。
欧阳海同志出身在一个穷苦人家，从小就受到穷困的折磨，童年跟随母亲要饭度日，后又为地主放牛。旧社会的苦难和压迫，炼就了他倔强和勇敢的性格，也使他无比仇限吃人的旧社会。后来，他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队的摇篮里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1966年终，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地牺牲了。他只活了23岁，在短短的一生中，欧阳海做了很多好事。先后三次跳进水里救起过四个孩子；多次为集体，为孤寡老人义务劳动；参军后一贯艰苦朴素，见义勇为……这些动人事迹经金敬迈加工整理后，成为《欧阳海之歌》一书，这本书不仅是生活中欧阳海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雷锋、王杰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艺术上的高度概括。
《欧阳海之歌》于196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畅销书，从军营到学校、工厂、机关，几乎全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在谈论欧阳海的事迹，讲着欧阳海的故事，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欧阳海”的高潮。
欧阳海的事迹自然也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他从三线工作巡视回来，一有空就孜孜不倦的阅读《欧阳海之歌》，常常忘记了吃饭，经常是一顿饭炊事员催了又催，彭德怀拖了又拖，有时候，他索性“罢”吃一顿。他被书中人物的事迹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段时间，彭德怀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这本书真好”这句话了，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即使晚上一个人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有时也会忘乎所以地喊出声来：
“这本书真好！”彭德怀着迷了，如同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穷困已极的人见到了金子。
这本书彭德怀详细地阅读了三遍，也许是他一生中看得最认真的一本书了。全书共444页，划有杠线的共计有148页，作有眉批的共有76页，眉批累计有1819字，有些地方还有明显的被水浸湿的痕迹，从已有的眉批看，这些痕迹并不是水痕，而是泪痕，可见彭德怀读此书时是何等激动，以至老泪纵横。
1966年晚秋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把这本书交给了他的炊事员刘云，一再嘱咐他说：这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一定要认真读一读，争取做一名欧阳海那样的革命战士。
此后不久，彭德怀便遭到“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以至含冤而死。但刘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这本《欧阳海之歌》，虽然书皮已经破烂，但书页却非常完整，里面彭德怀所作的眉批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真是一部难得的革命史料，也是彭德怀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