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夜深了，四周是那样安详，那样宁静。彭德怀依然端坐在桌上的台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着他非常喜爱的《欧阳海之歌》。他的心情却不像夜晚这样宁静，看着书上的文字，童年时的往事和以后的经历，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吃惊地发现，欧阳海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竟是如此相似，从书中，他仿佛又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相似镜头一 “你我同根生”
翻开《欧阳海之歌》，首先看到的是欧阳海在风雪中降生，在旧社会这个人吃人的苦海中所受到的苦难遭遇。欧阳海七岁时跟随母亲去讨饭，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侮和凌辱，倔强的欧阳海不愿再受地主老财的欺凌，对妈妈发下了决心：“我再也不讨米，我要砍柴去。”
“再也不讨米，我要砍柴去。”读到这里，彭德怀同志用笔划上了一道杠线。欧阳海那倔强的性格和不甘忍受辱的志向多么像自己童年的钟伢子呀。（钟伢子是彭德怀的乳名）读着欧阳海悲惨的故事，彭德怀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彭德怀的童年生活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中所有交代）。
回首往事，彭德怀感慨地在19页上写下这样一些话：
“小海，你七岁随母讨米，我八岁带弟也讨米，受富人欺侮，只讨一天，再不讨米、决心砍柴卖。你鲜血印白雪，我严冬水里捉鱼卖！你我同根生，走上一条路。”
相似镜头二 为了真理
在这本《欧阳海之歌》第194页上，一排铅字被下边的红线衬托得更加醒目，书页左侧三十几个刚劲有力的红字在黑色墨字的衬托下也越发清晰。那一排铅字是“因为这是为了坚持真理……”；那三十几个红字是“坚持真理，为了真理而斗争，哪怕是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是不吝惜的。”
这是彭德怀读书时作的杠线和眉批。
短短的一道杠线、三十几个字的眉批，却蕴藏着震憾人心的巨大力量。在红与黑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彭德怀为了坚持真理而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彻底精神，体现着彭德怀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光辉事迹。
1934年，彭德怀面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煊赫的权势，冒着杀头查办的危险，挺身而出，痛斥“左”倾教条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作战方针，他愤怒地说：“中央苏区从开创到现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片欢歌颂语声中，彭德怀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非议和批评，但他仍不改初衷。会后，有人逼他交出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名单时，彭德怀气愤地说：“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名单、组织、纲领、目的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1962年，彭德怀被“罢官”三年后，看到林彪、“四人帮”随意践踏和纂改党的历史，倒行逆施以及诬陷诋毁党的干部，拍案而起，起草了八万言书。当身边的同志劝阻他时，他说：“我个人是渺小的，为了我自己，写不写没有什么，可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给党抹黑。……
这封信上去以后可能要伤害到某些人，但是这些都是事实，为了真理，为了党的利益我不能不这样做。”
“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后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
……
不必再举例证了，这一句句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一件件平凡却又倍见精神的感人事迹，却已紧紧地浓缩在三十几个字的眉批之中。一部《欧阳海之歌》，不仅使他对自己以往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从而坚定不移，而且激发了他矢志不渝地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信心和决心。也正是因此，在读到400页小字号铅印的毛泽东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方法，舍不得丢掉的吗？”一段话时，彭德怀同志用红笔给划了道线，并写了如下眉批：
“这话说得多好！照这样行动才对。”
4．4 元帅为什么哭了
提起彭德怀，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泽东的那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确，在人们的心目中，彭德怀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军，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然而，又有谁能知道，就是这位建立了无数赫赫战功的彭大将军，在读《欧阳海之歌》时却几度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第一次读《欧阳海之歌》，看到201页时，彭德怀哭了，他摘下老花镜，用手抹掉脸上的泪水，然后提笔写下“我看到这里哭了，不知为什么？”第二次读《欧阳海之歌》，还是看到那个地方，彭德怀又哭了，他又写下同样的眉批：“我看到这里又哭了，这是为什么？”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回首童年不幸的往事，他没有哭：战争年代的残酷考验，他没哭；庐山会议上莫须有的指责和诬陷，他同样没有哭。他不是那种轻易掉泪的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感事伤怀呢？让我们还是把探寻的目光重新移向这本令彭德怀元帅牵肠挂肚的《欧阳海之歌》吧！
在201页上，彭德怀划上了许许多多的杠线，杠线上全都是欧阳海的指导员曾武军对欧阳海所说的话：
“……一旦治不好，那也没关系，革命工作千千万，总会有我的活儿干的。看树林子，守灯塔，不都是革命工作吗？只要这颗心不残废，一条胳膊干的工作多的是哩。”
“这回真要革命到底了，那也没啥！人嘛，总有一死，活七、八十岁不算长，活二、三十岁也不算短。”
“我还不到彻底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争取回到这里来，现在任务没完成，我不能撤退！”
“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死，为了党的事业献身。”
当看完这几段引文之后，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一定已悟出了点什么，得出一些扑朔迷离的结论。这些话，是曾武军受伤医治期间对欧阳海说的，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一心渴望能早日工作的迫切心情。如果说彭德怀在看到这里时，为曾武军的事迹所感染而流泪，这样的结论是难以说服人的。要知道，在英雄辈出的六、七十年代，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不罕见的，在雷锋、王杰等人的事迹中同样可以找到。而这种颇似“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话语，是不足以使这位曾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元帅凄然泪下的。
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文字所特有的感染功能又一次把彭德怀元帅引向了对自己往事和境遇的联想。他在被书中的人物感动，为自己的不幸哀伤。
那么，此时此刻的彭德怀在干什么呢？
庐山会议之后，他一直住在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整日为不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而忧心忡忡，非常难过。他说：
“没有工作，白吃人民的饭是最大的苦恼。”他要求到一个生产队去，即使把一个生产队搞好，让几百口人过上好日子，也是莫大的快慰。
后来，毛泽东主席要他到三线工作，他终于在多年困顿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到三线以后，他把全部的心血都扑在了工作上，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彭德怀走遍了四川、贵州等三线工矿、工地，行程数千里。他不顾自己68岁的高龄，拚着命地工作。
1966年5月28日，正在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视察的彭德怀奉调回到成都，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西南三线的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彭德怀出外巡视更困难了。他住在成都永兴巷七号，但一颗心却时刻记挂着三线工作，他详细地翻阅了大量资料，以这种他当时唯一所能采取的方式继续他的三线工作。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我要工作！”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多么基本的要求啊。然而，彭德怀的这一要求却并未得到满足，他所得到的，是更多的攻击和陷害。
“四人帮”一伙一直把他视为“眼中钉。”当彭德怀刚到三线时，姚文元就抛出《评〈海瑞罢官〉》，向彭德怀施放暗箭。彭德怀预感到他们的阴谋，可他大气凛然，说：“无非再搞臭，批臭一次。”“不管他，我们干正事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人帮”一伙趁机又一次气势汹汹地扑向彭德怀。戚本禹、关锋于1966年6月16日联名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写黑信，说什么“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进行不正当的活动”，杀气腾腾地提出“彻底消除这个隐患。”随即到西南召开批判彭德怀的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坚持真理，痛斥诬陷之词。会议后不久，他不顾肠炎泻肚，身体虚弱，抵达贵阳，参加工作会议。同志们劝他，他说：“轻伤不下火线。”时刻不忘工作。
他还计划和提出了三线工作以后的规划和工作设想。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升级，他的规划和设想再也无法实现了，三线工作也无法开展了。彭德怀当时所能干的，大概也只能是更多地读《欧阳海之歌》和其它书籍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连最起吗的工作权利都被剥夺了，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让人悲痛欲绝的呢？《欧阳海之歌》中曾武军的话，又一次深深地刺伤了彭德怀内心最敏感的部位，他几度为此流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而悲伤落泪——这便是彭德怀特别喜爱《欧阳海之歌》的悲伤情结，也是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
1 文武全才之谜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既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又是对酒当歌的诗人，文武全才，于此观止。陈毅的出现，如同为神州大地增添了一首诗，一首英雄主义的赞美诗！
1．1 儒将的由来
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陈毅出生时，陈家还有良田40亩，属于上中农。但整个家室明显的在败落。陈毅的祖父、父辈们都憧憬着陈家的中光发达，对陈毅他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陈毅三岁背诵《三字经》，五岁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就学。九岁随家迁至成都，因为祖父和父辈们都认为时势变了，科举已经废止，新学堂已经兴起，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而这些，在乡下远不如都市便利。
在都市里上学，每天都途经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门前，里面的机器都是德国进口的，附近还有一座大铁桥，加上来去利川途经重庆看到过的大轮船、大兵舰，使陈毅对科学和工业的神奇力量惊叹不已。他越发坚定了去走前辈所希望他们走的道路，学好“声光化电”，重振陈家。
天有不测风云，时局混乱。1911年秋，陈毅和胞兄孟熙回到乐至乡下外婆家寄读，这时，他遇见了一位终身难忘的老师——陈玉堂。在他的指点下，陈毅打下了坚实的诗词格律的基础。1913年，回到成都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就读，该校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在学生中倡导古文的学习，在此期间，陈毅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传说有一年中秋节，陈毅跟着母亲去亲戚家，在那里陈毅得到了一本一直想读的书，便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忘记了步行几十里路的劳累，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吃饭的时刻到了，主人三番五次地催他吃饭，他都象没有听见一样，仍然坐在那里看呀看的十分入神。主人和母亲都知道陈毅见了书就着迷，所以也不见怪，就把一碟糍粑和一碗芝麻酱面条端到他的面前。
陈毅一面看书，一面吃着糍粑，由于心思全在书上了，本来吃糍粑应该蘸糖，他却把糍粑伸到砚台里蘸上了墨，一连吃了两口，还没觉出来。当他还要再吃的时候，母亲走进来了，见陈毅吃得满嘴都是黑墨，不禁啊了一声，亲友们闻声赶来，个个乐的捧腹大笑不止，从此，家乡的人们都亲切地称陈毅是“喝过墨水的人”。正是这些书籍的学习使陈毅认识并初步掌握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古老文明，奠定了陈毅的文化基础。
由于陈毅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9年10月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并到了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
初到马赛，他觉的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也就在这时，陈毅认识了蔡和森，不久，两人成为好朋友，陈毅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但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崇拜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此时，他一心扑在补习法文上，也不想什么“主义”、“思想”。
然而，现实是真正的教育者。陈毅在勤工俭学的工厂，看到了真正的马赛，工人悲惨的生活教育了他，他在以后所写的《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此时的陈毅，思想进程发生了转折。他想在法国勤工俭学日后当个文学博士，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走出一条“文艺救国”的道路，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他认为这样来去自由，可以不受组织规定的约束。他读了大量的法国以及西欧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922年春，他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这时，他已从法国学潮中认识到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当该报主笔期间，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做有力助手的工作，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心情极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军阀统治，在重庆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时，陈毅又结识了肖楚女，成了知交，由于谈论文章，陈毅被四川军阀“礼送出川”。到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虽然事业的道路确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坚定了，但依旧热爱文学的他的“文学家”之梦并没有定。
入党不久，经上级批准，陈毅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西部区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虽然已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但他也是学生，他必须读书，以便将来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的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在中法大学期间，陈毅着重学文史哲，一面做党的工作，一面就“自己发展”搞文学创作。他继续为《新蜀报》及北京的各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译作和评论。逐渐同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发生了联系，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1925年春，陈毅与金满城等人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当时，共产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这也是陈毅只好经常卖稿子的原因。
在以后的岁月里，陈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文学，就是行军打仗也不会忘记。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他坐在马背上看着书，信马由僵地走着，路过一池塘，马匹脚下一滑，“嗵”的一声把陈毅抛入池塘中，大家慌忙把他拉上岸，手忙脚乱地帮他擦拭身上的泥水。陈毅笑着说：“你们尽拣次要的，快，赶快先看看我的书搞坏了没有。”
勤务员抢到书，原来是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书的末页上，写着：“我们需要的不是圣水，而是烈火”。
在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时，挺进茅山孤军作战，但走到哪里都不忘本，回皖南向项英汇报工作时，有时还带着法文版的小说。……
正是这位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才成为文武双全的儒将，也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象《梅岭三章》一样感人的壮丽诗篇。
1．2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1927年8月初，陈毅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顺江东下，苦苦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终于在8月10日，找到了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他立即接受了周部长的委派，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
临行前，周恩来握着陈毅的手说：“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在北伐中是很有战斗力的，战无不胜，是最出色的前锋，有铁军、铁团之称。这个团现在是贺（龙）叶（挺）军里一个主力团，有两千多人，你要好好地去把工作做一做！”
“是！”陈毅坚定地回答道。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了解他的才能。他拍拍陈毅肩膀，仿佛歉意地补充一句：“派你干的工作小了些，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的指导员我都干！”陈毅爽快而真诚地说，“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过去，跟着武汉军分校的部队走，我才不高兴！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现在叫我到打仗的队伍里去，我愿意去！我可以完成任务！”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宏观的认识所得出的宝贵结论！
陈毅就是怀着这样愉快的心情，走进了七十三团团部，在这里陈毅面临第一个考验——作为共产党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能否取得官兵们信任的考验。这个团毕竟还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们对蒋、汪不满，对共产党比较有认识，但对政治工作人员，许多人还是持保留态度。陈毅自己对武汉时期某些政工人员的满嘴空话与“五皮主义”（皮带、皮靴、皮包、皮手套、皮马鞭）也很反感，所以能够理解官兵们看不起“狗皮膏药”的情绪。他自觉地塑造共产党的政工干部的形象。不高高在上，常到班排谈心。盛暑行军，又加某些地与群众受了欺骗宣传逃避一空，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他都能和官兵们一样，挨饿走路，还扶助病号，帮士兵背枪。官兵们渐渐相信他的讲话了。
还在陈毅刚走进七十三团团部上任，尚未坐稳时，门口就跑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面带惶恐：
“报告团长，我的一百二十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起跑了，我连现在伙食钱发不出去了！”
“勤务员是什么人？”团长黄浩声追问。
“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拐款逃跑。”年轻人怯生生地回答。
“你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自己背伙食钱？”团长厉声喝斥道：“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你这是失职，我要枪毙你！”
部队从南昌撤出以来，战斗频繁，给养补充十分困难，120块毫洋，够一连人开一个月饭哪，团长怎能不动肝火呢！
参谋长余增生看着陈毅，说：“指导员，你刚到，这个事情你的意见怎么样？”
陈毅思考片刻，说：“现在要准备打大仗，由公家补发给他算了。他已经把钱丢掉了，你有什么办法？不然，他到哪儿去搞这么多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
黄团长气恼地摇摇头最后说：“那好，叫辎重队发给一百二十块毫洋。”
刚才低垂着脑袋的年轻人，这时才敢抬起头。
陈毅走到年轻人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他两腿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
“林彪同志，你既然是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
“是！”林彪感激地回答，“感谢团里的决定，今后，我一定自己背伙食钱！”
以后，陈毅到各连去抓工作，来到七连时，林彪总会提起那天的事，对陈指导员帮他说情，再三表示谢意。
顺便说几句，后来为什么一年多没提林彪当营长？对了，一是他开过小差，脱离部队大半天，后因半路遇人拦截搜腰包，他挨了打，还险些砍了脑壳，万般无奈，才又找回部队的；二是他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三是他喜欢任用私人，搞小圈子。到井冈山后，他那位拐款逃走的表弟又被抓到，林彪不但不罚他，还亲自把他接到连部，让他背驳壳枪，两人形影不离，亲热得很；四是经常破坏纪律，搞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
林彪当时经常发牢骚，说自己是黄埔几期，连长当得太久了。一直到上井冈山后，因为领导成员伤亡大，迫不得已，才提他当了营长。再以后，因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徒营长表崇令打死，周子昆同志又负伤不在，只好把林彪提起来当团长……
对陈毅来说，更严峻的考验是在战场上。打会昌；七十三团打的是攻克敌人主阵地制高点的恶仗，敌人炮火浓密。第一次上战场的陈毅开始时不知所措，他自己后来说简直象《夏伯阳》里的政治委员会富曼诺夫一样，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考验，立刻奔上最前线，冒着敌火鼓励部队，和团长站在一起指挥作战。这就赢得了许多老兵的称赞，老行伍出身的团长黄浩声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
1929年1月1日，漫天大雪。为了粉碎敌人三省会剿井冈山的阴谋，军委接受了毛泽东委员的建议，沿着山间小路兼程急行军，顺利占领了大庾城。当时已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率领的二十八团，按照毛委员的部署，派出一个营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御南雄方面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因为部队行军神速，估计敌人还不能来，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
不料，下午四点多钟，新城方向打响了，枪声越逼越近。
毛泽东对陈毅说：“我们到城外看看去！”两人爬上小山一看，糟糕，二十八团的队伍退下来了！
毛泽东焦急地皱起眉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哪！”他说着坐在田埂上，语气严肃、沉重：“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打好，不打好，我们以后就很不好办！”
这时，一个青年军官提着枪退下来，毛委员一眼认出，呼地立起身，大声喝道：
“林彪，你为什么不抵抗，你跑到哪儿去？！”
林彪收住脚步，脖子一梗，反问道：“还有什么好抵抗的！”
站在毛委员身边的陈毅火了：“你是团长，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
林彪根本不理。突然，近处又是一出密集的枪声，树上积雪纷纷落下。林彪浑身一颤，提起枪，呼地一下子从毛泽东与陈毅之间冲过去，跑向他们身后一片怪石陡立的安全地带。
陈毅愤愤喝道：“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你回来！你是怎么搞的！”
林彪头也不回，爬过陡石，往山坳坳里一蹲，再没露头！
群龙无首，部队纷纷后退，情况危急万分！
毛泽东问：“陈毅，你有什么办法？”
陈毅没说话，他迎面拦住一个刚退下来的大个子排长，指着山顶上一个小石堡，厉声命令道：“你立即带部队冲上去，无论如何坚守住小石堡，在那里打排枪，掩护大部队撤退！你看，毛委员还在这里，你要是怕死，你要退下来，我就枪毙你！”
大个子排长看看毛委员，稳住神，用力地点点头。他一马当先，领着部队拚力反冲锋，终于攻上山头，在小石堡附近巩固了阵地。
天渐渐黑了，敌人不敢在山林中过夜，主动后撤了。枪声渐稀，部队开始安全转移。陈毅站在小路边，在最后撤下的部队里细细寻找，他要找到刚才临危受命的排长，他要代表军部和全体红军战士，当面嘉奖他的英勇精神！可是，部队过完了，也没找到他。
陈毅后来才从一名战士那里听说：排长在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其他同志撤离时，被一颗子弹射中了胸脯……
这接踵而至的第二个考验，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极少遇到的严峻而深刻的考验，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关键就在于对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有超过一切的认识和感情。
60年代初期，陈毅曾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23年11月，正在北京西山中法大学上学的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刚建党时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有500多名正式党员的组织，陈毅也逐渐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当时，陈毅有一位同学，看到只有极少数成员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建立新中国，铲除剥削和压迫，觉得不可思议，曾对陈毅说：“如果你们这几十个人的共产党能在中国革命成功，我在手掌心里给你摊鸡蛋吃！要不咱们一起好好做学问吧。”
陈毅笑着说：“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会发展壮大，只要我们奋斗目标代表着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革命肯定会成功！到时你可不能食言噢！”
“决不食言，后会有期。”这位同学十二分自信地对答。
谁知事情真巧，这位二十多年一直未再见过面的老同学，却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后的北京街头相遇了。看出是陈毅后，这位老同学先是赧颜地一怔，然后赶忙开口说：
“恭喜恭喜！可喜可贺！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
“怎么祝贺呢？咱们说话算数，你先给我在手掌心里摊一个鸡蛋吃了再说！”陈毅笑着打断他的话。
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陈毅也正是从转入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了坚定的信念，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吃上手掌心里摊的鸡蛋，“只要拿起武装我就干，”正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具体化。
1．3 三顾“茅麓”
1937年813战役以后，上海失守，镇江、南京等地先后沦陷。侵略者的魔爪肆意伸向我江南腹地。苏南地区狼烟四起，战火弥漫；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六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肩负重任，带着党中央的命令和“抓紧有利时机，猛烈地发展创造模范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的指示，亲自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一、二两个团挺进苏南敌后，着手开避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初到茅山，陈毅在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群众对新四军的怀疑逐渐消除了，僵持的关系开始解冻，不少人对新四军寄予莫大的信任。陈毅选取茅山地区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纪振纲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三顾“茅麓”，为新四军扎根茅山奠定基础。
纪振纲是一位华侨大亨，早年曾在北洋军阀时代出任过高级官员，因内部倾轧，他感到失望，转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茅山开办“茅麓”公司。为了这个“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的公司，他呕心沥血。不仅自任经理，经营生产销售，而且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自卫队，配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新式的步枪，达到了每人装备一长一短两支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成为一个集军人、土绅、政客、民族资本家于一身的实力人物，交际广泛，影响极大；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是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方头面人物都敬重他几分，老百姓则畏惧他几分，避而远之。他与另外一支叫“大麓”的以陶华阳为首的土匪部队积仇多年，誓不两立。曾数次交锋，血溅茅山，可谁也没有吃掉谁。对于日本鬼子，他从来没碰过，更不敢同国民党的军队对立。
正是纪振纲这样一个有名人物，一时成了敌伪我三方面都要争取的对象。鬼子对他表示亲善，要将他的自卫队改编为伪军，而他因自己经营的茶场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营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商的排挤，加上他尚有民族自尊心，所以耻于做日寇的帮凶；国民党第三战区派代表几次上门谈判，对他封官许愿，企图收编他的队伍，加以控制，而他认为一旦受国民党管辖，自己的势力就会大大削弱，早晚要被吞并，成为国民党刀俎下的鱼肉，所以推三托四，不肯就范。
陈毅十分重视这支力量。有的同志看中了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主张“吃掉”。陈毅分析了纪振纲的情况，对参谋处干部讲：“现在几方面都在拉纪振纲，如果他投靠了鬼子或国民党，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威胁很大。必须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把他争取过来。”参谋处同志认为此人很难说话，但陈毅仍然坚持亲自安排，邀请纪振纲见面。
纪振纲坐了八人大轿，带着一百多人的卫队到镇江宝埝镇来了。陈毅热情地接待他，笑着说：“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见，让我们好好叙谈叙谈。”纪振纲随声寒暄了几句。
陈毅爽朗地说：“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竟如此谦虚坦率，初来时的傲慢神情被恭敬所代替，连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旨在经商，无心卷入军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陈毅诚恳地说：“日寇侵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国人皆知；国民党消极抗战，大家心中早已有数。先生想洁身自好，自由经商，走中间道路，恐怕时局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希望先生能和我们携手团结，互相合作。”
陈毅将心比心的态度打动了纪振纲，他说出了几句真心话：“国民党把你们新四军推到日寇的钢刀之下，你们虽然纪律很好，但人少枪少，装备太差，凭你们这些人能打败鬼子吗？”话中又流露出怀疑和悲观，不想加入任何一派，只想经营好自己的茶叶公司。
陈毅针对他的实际思想，不厌其烦地多次做工作，希望他至少能保持中立，不投降日本鬼子，因此三次去茅麓公司登门拜访；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让新四军部队和纪振纲的自卫队一起联欢，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情。纪振纲手下的一名军官感慨地说：“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如今，陈司令‘三顾茅麓’，请纪司令合作，真是难得的一片成意啊！”
纪振纲从陈毅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真诚待人的品格。又看到我新四军纪律严明，对百性秋毫无犯，对抗日事业一片忠心，对他的部下亲如弟兄，思想上震动很大，行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他心悦诚服地对陈毅说：“你们新四军称得上是‘王者之师’呀！”
有一次，鬼子大部队到茅山地区“扫荡”，纪振纲得知风声，急急地赶到新四军驻地向陈毅通风报信。他劝陈毅说：
“鬼子兵力强过你们几倍，且武器精良，倘若硬拚，肯定要吃大亏，陈司令还是换便衣回避为好。”陈毅镇定地对他笑笑：
“谢谢先生的好意。我们新四军就喜欢啃硬骨头，专打鬼子。”
陈毅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鬼子的“扫荡”。以后又奇袭新丰车站，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纪振纲大为佩服，捐助了新四军几百套棉衣。不久，应纪振纲的请求，陈毅派部队配合作战，一举消灭了“大麓”的残匪，为民除了害，也消除了纪振纲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这一下，他对新四军完全信服了，主动协助新四军站岗，担任警戒任务。
从此，纪振纲对陈毅越发敬重，他对新四军干部说：“你们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文武全才”1938年7月7日，在陈毅亲自筹备下，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委员会总会成立，纪振纲当选为主任。
1939年初，日寇加紧扫荡，占领了茅山，在山顶修筑工事，设立据点。在石马桥成立了维持会。纪振纲的自卫队失去了立脚之地，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纪振纲就范，委任他为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纪振纲受到左右夹攻，处境十分困难。陈毅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赶快离开茅麓公司，提出：如愿到皖南新四军去，愿意护送；如愿到国民党地区去也为之饯行。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去吃不消，三战区他也不想去。并说已和部下商量，决定把部队交给新四军陈司令指挥。
开始，陈毅不肯接受，派人劝说他和新四军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纪振纲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打游击，而我却有财产、家小要照顾，我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陈司令对我的教育帮助，我终身难忘。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绝不做亡国奴，也不当汉奸。请陈司令接收改编我的部队，以表明我的抗日态度。”经他词恳意切地再三请求，陈毅才同意了他的意见。纪振纲亲自来告辞，并解下随身佩挂的一支镶有金边花纹的勃朗宁手枪，递给陈毅，连声说：“这小小的礼物，请陈司令留下作个纪念吧！”
纪振纲带了个头，当地不少国民党区长、乡长和各个游击队司令纷纷靠拢过来，一大批开明的地主、绅士主动接近我新四军。他们说：“纪振纲都相信新四军是可靠的，我们更没有怀疑了。”
就这样，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旗开得胜，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根。
1．4 与国民党区长称兄道弟
陈毅初到茅山时，住在乾元宫，就听当地群众反映，原国民党句容二区区长樊玉琳，为人正派，给地方做过一些好事，但日军侵占苏南后，国民党不战而逃，丢下了地方政府和人民不管，樊对此十分不满。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他隐居在家，闭门不出，陈毅为了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县古隍村，请樊玉琳来茅山乾元宫叙谈。
樊玉琳听说茅山到了军队，不知是吉是凶，正在纳闷，忽见两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前来敲门，更是吃惊，“丘八上门，不是好事”，便硬着头皮出来见面。不料来人举手敬礼，然后毕恭毕敬递上一封信。樊玉琳接过一看，信封正中写着“樊玉琳先生启”六个苍劲有力的字，左下方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缄”。拆开一看，顿时心头一块右头落地，不觉轻松起来，原来信上称他为“玉琳兄”，邀请他到茅山乾元宫叙谈，下面署名是“弟陈毅”。问了来人，才知道陈毅就是新四军一支队陈司令。于是就随着两名新四军战士来到茅山乾元宫，当即受到陈毅热情款待。
陈毅对樊玉琳说：“新四军挺进江南，人生地不熟，这就要仰仗地方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樊兄在句容一带颇有声望，还望能多多支持我军工作。”
樊玉琳为陈毅这种虚心热忱态度所感动，连忙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贵军到江南打鬼子，鄙人理应出力效劳。”
陈毅与樊玉琳谈了一个通宵。樊玉琳感到意气很相投，来时心头还忐忑不安，此时却由衷喜悦：茅山来了真正的抗日部队，救国救民有了希望。在陈毅的开导下，他同意参加新四军。
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陈毅和樊玉琳等人联名，发起筹备成立镇江、丹阳、句容、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实际上是带点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于镇江县宝埝镇正式成立了。大家推选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为主任。由于纪振纲怕吃苦、怕日伪找麻烦，不敢驻会办公，不久，就由樊玉琳接任主任。从此，樊主任的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了。
樊玉琳不负陈毅的期望，坚持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宣传抗日救国、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的道理。他动员亲友、家乡人参军，积极筹办部分给养，认真做好优待军烈属工作，在敌伪多次“扫荡”中，毫不退缩，博得了新四军干部及地方群众的好评。
在一片赞扬声中，樊玉琳一桩心事涌上心头：他耳闻目睹共产党为国为民、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种种动人事迹，打心眼里佩服，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但自己过去是国民党员，这个愿望能实现吗？在又一次宿营茅山附近一个村庄时，他鼓起勇气向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毅爽朗地笑着对他说：“你有这个愿望好呀，为什么不行呢，有了这个觉悟就行嘛！”
樊玉琳听到陈毅这几句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陈毅接着语重心长地和樊玉琳讲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要他的思想不要停留在抗日救国上，而要树立为劳苦大众献身，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樊玉琳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毅的教导。此后，他更加刻若学习，在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许多党员帮助下，这个“统战对象”于1939年春参加了共产党。
在陈毅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樊玉琳迅速成长为苏南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干部。他在苏南先后担任过镇江县县长、茅山地区专员、保安司令等重要职务。他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广泛开展帮会工作，他名下有几千徒弟很利于开展工作。一提到“樊司令”日伪军就头痛，但广大群众却对他非常热情。由于群众的拥护支持，他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以后又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担任过苏皖行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茅山地区的溧阳县有一个名望很高的地主陈湘甫，早年做过国民党的中级官员。回乡后，只想将祖宗书香门弟的家风保留下去，没想到家出败子，儿子陈练升一天里不是牢骚满腹，就是花天酒地，老子的训斥如耳旁风，《四书》、《五经》束之高阁，一向以清高自诩的陈湘甫恨儿子不争气，却无法使浪子回头，不免整天摇头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