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样一个地主，陈毅的统战政策自然也未“放过”他。
陈毅全面地分析了父子两人的情况，认为陈湘甫当过前清秀才，知书达理，清高且要面子，可以与他交往，发掘他内心的正义感，陈练升年轻幼稚，有爱国之心，只是苦于无报国之路才一时误入歧途，可以首先把他教育过来。于是陈毅抓住陈练升对新四军的好奇心，邀请他到部队里参观。在闲谈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告诉他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新四军是干什么的。受到新四军环境气氛熏陶感染的陈练升渐渐地变了，牢骚少了，建议多了，言语中还不时出现一些新的名词，生活方面也收敛了许多。看到儿子精神面貌的改变，陈湘甫是既高兴又忧虑，高兴之中夹着烦脑。儿子卷入政治旋涡，非儿戏啊！正在他政治思想动荡不平之时，陈毅直接找他来面谈，提高他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陈湘甫终于完全放弃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共妻”等许多谣言，转而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鼓励他好好工作。陈练升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改掉了旧习气，成长为一名好干部，并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溧阳县县长。
1941年2月，国民党四十师占领溧阳游击区，大肆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共产党是“奸党”。在一次训话中，用枪逼着陈湘甫在百姓面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声明，以达到离间新四军和群众关系的目的。
此时的陈湘甫已不是过去对共产党抱有敌视心理，冷眼旁观，避而远之的陈湘甫了，他已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看着国民党士兵的枪，慷慨陈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我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养不教父之过’，而新四军陈毅司令却担当父职，把我那吃喝嫖赌的儿子培养成打鬼子的好手。对此，我感激新四军！而你们，”他指着国民党军官；
“你们不打鬼子，专与抗日救国的新四军作对，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天地良心，你们扪心自问吧！”
一个深受国民党思想影响的老学究，在短短时间里，改变如此之大，国民党也不禁大为惊叹陈毅的统战政策高明了。
1．5 陶勇改名
为了更好地领导部队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
有一天，陈毅通知四团团长张道庸和二营副营长朱传宣、二营政委姜茂生，一起到指挥部来接受一项紧急任务。他们三人到来的时候，陈毅正在一张八仙桌上摊开了一张地图，他连忙招呼大家说：“来，咱们先研究一下形势，然后再给你们谈任务。”
接着，陈毅打着手势继续说：“现在，苏北地区形势很复杂，日伪顽三种力量并存，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暗中与日伪勾结，摧残抗日力量。”
张道庸他们三人等不及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说怎么办好？”陈毅问道。
“冲破蒋介石的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三人一齐回答。
“对呀！向北发展才有出路！”陈毅脸上现出了异常高兴的神情：“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指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那太好啦！”张道庸他们听了这话，心里都在动。
陈毅说：“现在军部主要负责人反对这样做，我们要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北发展。今天找你们来，就是研究这个问题。”
陈毅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为了迷惑敌人，迅速插入敌后，顺利地开辟革命根据地，指挥部决定将你们二营改为苏皖支队，由张道庸同志负责领导。”
“那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张道庸着急地问。
“嗬，沉不住气啦！”陈毅用手指着地图说，“你们把部队迅速开到仪征，六合、天长一带，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壮大革命队伍，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争取尽快同西面的五支队，东南的挺进纵队联接起来。要记住，此举与打开江北抗日局面，和为大队渡江北进有重大关系哟！”
“是，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一齐回答。
陈毅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背着手在屋里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回张道庸：“张道庸，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什么，改名？”张道庸不解地问。
“对！改名。”
“改名干啥？”
“为了斗争的需要。”陈毅解释说，“现在，蒋介石天天在找我们的事，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企图以此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接着，他又说：“当然我们也不怕他。但是也要尽量不给他们找到借口。”陈毅把视线对着张道庸说，“我们打着苏皖支队的旗号，你再改了名，国民党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杀出来的队伍。”
“叫什么名好呢？”张道庸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很愿意改名。
陈毅说：“我已替你想好了一个。前面去掉一个‘张’字，剩下两个什么字？”
姜茂生在一旁抢着说：“道庸呀！”
“对，我起了个和道庸音韵相近的两个字——陶勇。姓陶名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你们看怎么样？”
姜茂生和朱传宣一齐回答：“这名字起的太好了，团长，这回你可更神气了！”
“那当然，陈司令员起的名字还能不‘帅’。”张道庸格外高兴，“首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们做好思想动员，做好准备工作，14日出发行不行？”
“行！”他们三人一起坚定地回答。
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按时出发了，他们在新的地区，开始了新的战斗。这位陶勇就是后来我人民解放军赫赫有名的陶勇将军，说起他的名字知道者不在少数，但说起张道庸，知道者就恐怕廖廖无几了。
1．6 攻上孟良崮 活捉张灵甫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前不久，陈毅兴致满怀地写下了一首《决胜之歌》的歌词，在部队教唱之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这歌词，表达了陈毅对解放战争必胜的豪情。
莱芜一战，歼灭李仙洲集团共五万余众。
当时，我整个华东解放军刚刚进行过整编。中央任命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前委书记。
由于我军在华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蒋介石集中了大批兵力，派出陈诚亲自指挥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让欧云领着八个整编师二十多个旅，分左、中、右三路从南面向我临沂城杀来。另一路三个军九个师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由胶济铁路明水、淄博段从北面向我莱芜、蒙阴进攻，妄图用这三十万人马从腹背两面夹击我军。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连日来，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振林不分昼夜地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两道命令下达了：一是加强对北面李仙洲集团的侦察，一是派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
在一般人看来，这两道命令都是为了保证侧背安全和尔后的机动，为了打好双方酝酿已久的南线大战！
谁知事情却大大出乎意料：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敌人外，我军突然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
临沂城，当时华东解放区的首府。放弃临沂，这是许多人想不通的。而敌人则得意忘形，叫嚷“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已经受我迷惑的陈诚，也大吹大擂：
“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部会合，国军正在追剿之中。山东大局指日可定。”
其实，我华东野战军这时正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开赴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命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可陈诚只相信我军在运河上架桥，是要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坚决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以切断我西退之路。陈诚还说什么：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李仙洲只好命他的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颜庄地区。
正当敌军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陈毅指挥我华东野战大军已由远道赶来，完成了对新泰、莱芜之敌的包围。
二十日夜战斗打响。我军先是歼灭了从博山南下的敌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道路。二十一日夜，又歼灭了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新三十六师，切断了李仙洲逃往济南的后路。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城南和西边的重要高地都被我占领。敌人四面告急：王耀武感到济南空虚，命令李仙洲向济南靠拢。敌人的统帅部也醒悟了：所谓“陈毅残部无力再战；是自欺欺人之说。只好让空军司令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妄想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
李仙洲在慌乱中，率领他的人马回师北上，当他们刚刚钻进南北不到二十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时，一声令下，我事先理伏在两侧的各纵队的大炮、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这时，敌先头部队又遭到吐丝口附近我军的迎头痛击。敌军一片混乱，我军乘机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军切成断段。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全歼被围之敌。李仙洲本人也做了我军的俘虏，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早预感到你们要找到我头上来，可他们一定要我来碰！”一个被俘的团长感慨万千，他说：“就是捉五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功夫啊，何况是五万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大势所趋呀！”
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便带着俞济时从南京飞到了济南，把王耀武骂了一顿：“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和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失去了临沂“老巢”的陈毅此时却和粟裕、谭振林一起愉快地报告中央军委：
“莱芜战役已于梗午结束……残敌正在肃清中。此役共歼敌计17个步兵团加24个直属营约5万余人，另击溃暂十二师等部4个团之援队，详细战果以后续报。”“俟明晚全部情况明了，即派十纵、九纵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攻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奔北。”
这时，被我三纵拦阻在南线的敌人，深怕我军“围城打援”，在临沂以北踏步不前。陈毅又指挥我军趁机解放了新泰、莱芜、博山、淄川等十三个县城，胶济路南北连成一片。
莱芜战役之后，蒋介石仍不死心，他先后集中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兵力，企图在沂蒙山区迫我主力决战。他们以其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军和七十四师等作为骨干，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特别是七十四师，这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把这张王牌拿了出来。
面对这样的形势，陈毅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针，为了打破敌人迫我决战的进攻计划，决心迎击敌人的七十四师，在沂蒙山区的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把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这只肥猪吃掉！
战斗在陈毅的指挥下，有计划地进行着。
在过去一个月的“耍龙灯”的高度机动中，以运动和作战来调动敌人往返奔走，诱使敌人往返行军1000公里以上。
敌军哀叹：进入山东一个月未和解放军主力发生过战斗，只是每月行军，感到疲惫、惶惑。解放军指战员不少因没打到个痛快仗，顺口溜传出来了：“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啪啪啪。”
歼灭七十四师的决定传达下去，军心振奋，连队流行的顺口溜改词了：“陈司令的电报啪啪啪，咱们的飞毛腿嚓嚓嚓！”
5月12日早晨，张灵甫率领他的七十四师，从垛庄向北面的坦埠前进，受到了我军的顽强阻击。
到了5月13日下午，两天时间，张灵甫仅前进了三、四公里。狡猾的张灵甫，发现坦埠附近我军有重兵集结，即行退缩，调整部署，企图在14日前全力占领坦埠。
在这个过程中，我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役的组织工作。
陈毅响亮地提出：“歼灭敌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口号。
广大指战员立下了“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地方的同志积极支援前线，调运粮草；各级指挥员到第一线指挥，各个作战部队都准时进入集结位置，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完成了出击的准备，一场剧烈的阵地攻坚战展开了。
大军方集，战火纷飞。惊天动地的孟良崮战役终于打响了！
孟良崮，位于沂蒙山区。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怪石林立，地势极为险要。
5月13日晚，我军两翼的迂回穿插部队，各以一部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集中目标，指向敌军七十四师的外围阵地，切断了七十四师与周围敌军的联系。
敌七十四师开始遭到我军攻击时，还以为我军只是一部分兵力对其施行反击，所以仍准备十四日继续前进，实施占领坦的埠计划。后来，看到我军万箭齐发，都是指向他的，这才觉察到我军围歼的意图。可是这时再想逃脱，为时已晚。
张灵甫在我军紧紧的正面追击和侧翼袭击下，伤亡很大，行动困难，无法打开撤回垛庄的通路，当夜被迫收缩兵力，集结在孟良崮附近村庄防守。我军发挥了夜战特长，继续组织攻击，占领了垛庄，断绝了张灵甫的退路。我军各部队互相配合，封闭了合围口，张灵甫成了瓮中之鳖。
敌七十四师徒我军包围之后，蒋介石却以为他这个精锐部队处于有利地形，正是同我军决战的好机会。于是，他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我军主力，又命令周围的敌军向张灵甫靠拢，妄图夹击我军，与我决战，并解七十四师之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也给张灵甫打气：“消灭陈毅所部，我们就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
陈毅知己知彼，指挥若定。他亲临前线，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对指战员们说：“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歼灭敌人在孟良崮一线！”
15日下午，我军调整了部署，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总攻。敌人竭力顽抗，每一阵地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指战员越战越猛，进攻部队象波浪般地冲锋陷阵，势如潮涌。
围歼战是异常惨烈的。敌人缩集于孟良崮、芦山及其附近山地，依托岩石，居高临下，不断发起反击，敌人真的用上“人海战术”了，成群结队地往下打。每一个山头、高地、要点，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争夺，不仅刺刀见红，甚至枪托也砸上了脑浆，到处血染岩石，尸体成堆。敌人粮尽水绝，空投补给又大部落到解放军手上，数以万计敌军已陷入极端饥渴难支的困境。
16日上午，陈毅再次下令发起攻击，强大的炮火首先发挥了火力，向敌人盘锯的山头、高地猛轰，接着步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冲击，越战越勇，只进不退。下午，便攻占了所有高地，敌人的官兵有的打起了白旗，统统投降缴械。骄横的张灵甫等也被击毙，各路解放军健儿会师孟良崮、芦山顶峰，欢呼声震憾山岳。
在收拢部队，清点战果时，侦得有敌人电台活动，似有残敌隐匿。其时，黑云盖天，山雨欲来，能见度极低，严密搜索的部队在孟良崮与雕窝之间发现了数千敌人。粟裕即令第四、八、九纵队出动兜剿。至下午五时全部肃清。至此，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了。
张灵甫这个骄横一时的国民党王牌军的首领，在孟良崮山洞里打到了自己的坟墓！粟裕打电话来向陈毅报告以上情况陈毅在电话里兴奋地说：“我在电话里向全体将士祝酒致敬！”说完，如释重负般地坐下来，长叹了一声：“嗨呀，这三昼夜算是熬过来了。以后我的儿子，再不能叫他去带兵打仗！”他这话引出了满屋笑声。笑声未止，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
在这场战斗中，共击毙、俘虏敌人三万二千多人。
刀丛扑去争山顶，
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看贼师精锐尽，
我军个个是英豪。
这是陈毅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一诗中，描绘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的情景。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在南京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他的感想：“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在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陈毅以宏大的气魄说：“我们才不过吃掉了一个七十四师，江南、东南还有那么大地方没有解放，还有南京，还有上海，还有全中国嘛！”
六月初，孟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敌第七十四师将校举行时事座谈会，陈毅和到会者会见，一一握手并致慰问。当将校们谈到七十四师失败的原因时，陈毅说：“历次国民党军失败均归咎国防部，归咎陈诚，我在此替陈诚分辩几句，其实陈诚本人也很难作主，一切都有蒋介石老头子紧紧控制着。”陈毅进一步谈到了蒋军失败的原因，“蒋介石自北伐中期叛变人民，走上法西斯独裁专政的道路。蒋介石的这一条反人民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产生错误的战略路线。在蒋介石独裁媚外的政策与战略的双重错误之下，国民党军队之遭受失败是必然的。例如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一到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正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于一九四八年底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但使长江以北的局面大定，就是全国的局面也已基本上解决。下面这段故事，可以作为这次战役中小小插曲的一段趣闻，也可以作为陈毅概括蒋军失败原因的一个例证。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向徐州西南突围被华野追击包围在永城之野，离双堆集不足七十里了，如果堵不住，让他与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合流，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在这关键时刻，陈毅从淮海战役总前委向华野司令部打来了电话，他的嗓音很响，震得张震耳根子发麻：
“张震啊，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老冤家，你们那里一定要把杜聿明看住，绝不能让他跑出来了啊！”
“好！好！”张震狠劲地点头，“请你放心！请刘司令员、邓政委放心！”
在鲁楼的阻击战坚持了十天十夜，杜聿明集团终于未能前进一步。村聿明见突围无望，决定就地固守。他连连电告蒋介石，速调大军前来增援。
华野将士乘势紧缩包围圈，将杜聿明集团重重叠叠地包围在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陈官庄地区。杜聿明的前线指挥部设在陈官庄农民陈瑞兴家里。这是一个四合大院，南房住邱清泉，北房住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等高参，西房住杜聿明。院子中间有一棵水桶粗的老槐树，叶落枝秃，在寒风中发出呜咽的风鸣声。
一天，杜聿明正在院子里的阳光下理发，没有突围出去的原十六兵团监察官尹天晶来了，在院子里看了看，欲言又止。
尹天晶善观天象，深谙阴阳五行，又会江湖艺人的拆字。
有一天，孙元良对邱清泉说：“你叫他给你拆个字吧，可知吉凶。”邱清泉不信生死报应却信吉凶，他那时不愿驻防商丘就是如此。听孙元良一说，也就写了个“笑”字，以为不会不吉。可尹天晶看了，皱着眉头不说话。
“说嘛！”邱清泉很豁达，“穷算命，富烧香，只不过一场游戏。”
尹天晶说：“笑乃二人升天也！”
邱清泉的脸立即黑了。
在尹山晶眼里，杜聿明的指挥部设在一个不祥之地。
邱清泉正从住室出来，看见尹天晶，就想起二人升天那句话，心里不畅，说：“尹监察官，今日天象如何？”
尹天晶走到邱清泉跟前，神秘地说：“邱司令官，说真的，这个院子不吉啊！”“嗯？”“是这样”，尹天晶在手里比划着，“这院子四院合围，而中间却是一棵大树，即木，你看，”他在手中划了一个“A”，又在中间加一个“木”说：“邱司令官，这不是‘困’吗？”
邱清泉心里怔了一下，来到正剃头的杜聿明面前，指着尹天晶如此这般地学说了一遍。
“啊？”杜聿明也迷信起来，心里很是焦燥，“砍掉！”杜聿明说。尹天晶自告奋勇：“我去组织人。”
树倒是砍了，围却是未解。尹监察官未曾想到，四合院里虽然没有了树，却依然住着人。“A”里虽无“木”，“人”却是在的，岂不又成个“囚”字了吗？
杜聿明们岂不知自己由“困”变“囚”不是老槐树的原因，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大趋势，正如陈毅对敌七十四师放下武器的将校们说明的七十四师与整个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一样。
2 兴邦治国之谜
从百战沙场走进十里洋场，陈毅成为大上海一市之长。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这位“共产党化学家”是如何从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开始“分解与化合“的？
2．1 “瓷器店里打老鼠”——攻占上海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陈毅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卓越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在华东战场上打了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胜仗。然而，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就已将注意力转向渡江解放南京、上海、杭州问题了。
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报告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命名使陈毅感慨万端，曾慨然表示：“我的意见自己准备搞城市。”而且选定了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其实，此时毛泽东主席已个别征求过他的意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他还提出意见，主要的一条是希望中央象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重视接管上海。
确定上海市长人选是件大事。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将军早有所知，柳亚子先生在1945年就曾赋诗赞陈毅：“兼资文武此全才。”以“儒将”出长上海，他们一致赞成，陈毅自到丹阳起，便正式进入“市长”角色。在丹阳，陈毅告诉接受干部们：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解释：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受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成为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的牵动。对于第一种危险，陈毅曾说：
“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受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如果就这样稀里哗啦开进去，非乱套不可。
于是，小小丹阳城突然热闹起来了。首先是汇集、研究大量情况和材料，汇集成关于上海的200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确定接受的县体方针、政策与步骤；成千的干部从解放区、从北平、香港日夜兼程地赶来，投入接受上海的集中整训。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的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南京解放后，在即将进行淞沪战役的时候，毛主席曾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攻，而且要政治进攻。
上海战役，是陈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战役。20多万守敌，有蒋介石亲临督阵，要拼死固守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市区内外遍布3000座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1 多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汤恩伯称此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在此情况下要攻占上海，同时又要严格保存市区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就绝非易事了。有人将此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甚为确切。
陈毅认真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他在部署解放上海这场大战的时候，用形象的语言对大家说：“为了实现军政全胜的要求，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地解放上海，又要歼灭敌人；既不能用赶鸭子的办法，让敌人毁城跑掉，又要防止敌人久踞上海烧杀掳掠，人民遭殃。大家要把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比喻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到老鼠，又不要损坏了店内的珍贵瓷器。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怎样打好这样一场特殊的战斗呢？陈毅发动大家都来动脑筋想办法。
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以后，郊区的战斗进展很顺利。向市区发起总攻后，陈毅命令人民解放军三个师的部队，从市区南面和西面逼近市区边缘。趁着夜幕，各突击分队采用“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直插各个街道，把敌人分割在大街小巷，使敌人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仅仅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就全部解放了苏州以南的主要市区。
到了5月25日早晨，由于进攻的部队禁止使用炮火和炸药，都被敌人阻于苏州河南岸。敌人凭据北岸的高楼大厦，以居高临下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沿岸的街道、建筑物。
敌人在北岸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守。我军多次强攻桥头都受到挫折，特别是在四川路外滩一带，伤亡较大。
战士们血洒苏州河畔，个个都被猖狂的敌人激怒了。有的说：陈老总早就要我们加强城堡攻坚训练，可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憋人哪！有一个榴弹炮营把大炮拉了上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请求批准开炮。
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陈毅关于保全上海、军政全胜的指示，又一次回响在指战员们的耳边。陈毅在电话中再次告诉前线指挥部：“要保全上海、就是为了使上海在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把长远的利益与眼前的利益结合起来。
陈毅的广阔胸怀，深深地感染着广大指战员们。有的一时想不通的同志，也从悉容满面的沉思中明白过来了。
攻打国际饭店的战斗打得激烈机智。敌人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大楼，从各个窗口向我扫射，条条火舌组成了密集的弹网，我军难以向前发展。指战员们牢记着陈毅的话，宁肯多流血，也不使用重武器。他们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少时间，这座高耸的大楼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大家献计献策，一方面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展开对射，压倒敌人的火力，一方面迂回包围，步步逼近大楼。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占领了国际饭店的底楼。敌人被赶到楼上，继续负隅顽抗，楼梯被封锁了，指战员们就在楼下展开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并在电话里和敌军谈判，敦促他们及早投降。敌人眼看大势已去，只好俯首投降。人民用血汗建筑的国际饭店，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同敌淞沪警备到司令刘昌义的战斗，也是用谈判解决的。
当时，蒋介石已从复兴岛逃走，刘昌义的部下死的死，降的降，溃不成军，败局已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我地下党的努力，刘昌义决定与我谈判。当他听说陈毅司令员有命令，要他放下武器，他又惊又喜。对陈毅的命令和规定的具体要求，他都一一接受了。
就这样，从5月24日下午发起总攻起，到27日上午九点，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军的最后抵抗，俘敌十五万余人，全部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获得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保护完好，上海奇迹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用这样短的时间，歼灭这么多的敌人，城市几乎未遭受什么破坏，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指示的要文打的政治进攻战，在这里得到了最完好的实现。
2．2 “陈毅迷”
1949年6月6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
“上海市政府于五日下午二时假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举行座谈会，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也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多年盼望的一天。”
“……陈毅市长在热烈掌声中起立讲话。陈市长首先对在反动派统治下坚持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分析目前革命形势及上海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就在这次会上，陈毅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他的话，象春风，为上海文化界送来了生机；他的话，似春雨，为文化界人士心田带来了希望。他的话，是那样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曾经说，听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成了“陈毅迷”。有的人日子长了不听陈毅的讲话，往往会觉的若有所失：“陈市长最近怎么不作报告啦？”
上海解放以后，陈毅是全上海最忙的人。摆在他面前的许多事，需要他来处理。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六天，他就把几位分管文教接管工作的同志找到办公室来，共同商量召开一次文化界知识分子座谈会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人多一点不要紧，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
根据陈毅的意见，有关方面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
陈毅亲自审阅后，逐个询问，又把一些遗漏的人一一补上。最后的名单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人。
开会那天，陈毅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是那样平常、随便，以至在他早已到来之后，有的人还在等他：“陈毅市长怎么还没来？”
大家终于发现，这就是陈毅市长：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和蔼的笑容。人们惊愕了，原来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这样的可亲可敬！
著名学者周谷城出席了这个座谈会。解放前夕，他参加反蒋爱国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关押。他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解放了！”
他的话音刚落，陈毅笑着说：“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许多人都动了感情。
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如有位吴有训先生，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据说还有一位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听了这一次陈毅市长的报告而下了争取入党的决心。
就这样，陈毅用谈心的方式，尽情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那坦率、热情而又幽默、风趣的话，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他的一席开诚布公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的心。
当时，上海文化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有日汪时期脚踏两只船或三只船的人物。在学术界，既有学有专长、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也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名人”，在接受过程中有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有一天，分管这方面接受工作的同志向陈毅请示工作。陈毅仔细听完以后说：“你们提到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我听来都是有名的人物，‘知名之士”吆。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到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要重用。而且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陈毅特别强调说：“你们管文艺领导的人，一定要心胸宽阔一些，趣味广博一些。譬如，家是四川人，对川剧有兴趣，但我不能在上海单提倡川剧。这方面，你们不要有成见，偏见，个人爱好，要有群众观点。”
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忠诚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文化知识界的知心人。
可以说，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会”。陈毅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鲜明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2．3 陈毅吃请
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然而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
为了搞好党同上海民族工商业家的关系，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由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同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参加会议的约300人，开得很成功。在工商界座谈会后不久的一天，刘靖基先生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说：“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许涤新问他：“什么事？”
他说，他和荣毅仁两人想要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叙一叙。许涤新说：“这必须让他向市委问一问才能决定。”在一次市委会议上，许涤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陈毅笑着说：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就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你们看吃不吃资本家的这顿饭？”当时，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分明是投石问路，去不去？陈毅请干部讨论，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黎玉特别坚持，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去吃他们的饭，划不清阶级界线，就会在政治上丧失立场。刘晓和潘汉年主张去，理由是我们如果应邀吃饭，就会使上海的工商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接近的，我们同他们接触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陈毅问许涤新：“你是搞统战的，又是工商局长，你看去不去？”许涤新说：“我也做了反复考虑，我认为可以去。他们请客，我们应邀并不专为了吃，还对开展统战工作很有好处。”陈毅笑着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了？难道吃了这餐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敢去的，我不勉强。”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们“交朋友”。
陈毅摇着大把大葵扇欣然赴宴，地点是荣毅仁的家里。大家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吃到晚上11时，才散场。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物有的说真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的则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
2．4 六个“绝密”报告
自1950年3月12月到5月10日，陈毅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六个“绝密”报告。
三月上旬，陈毅收到一封“专呈陈市长亲启”的信，是刘鸿生老先生的亲笔。没想到，这位最善经营实业的资本家竟表示，要将所有刘家企业“全部交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
第二天，刘鸿生就被请来了。这位昔日的“煤炭大王”神情不安地坐在皮沙发上说：“陈市长，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刘鸿生一口气说了许多。
“你是不是有些后悔不该从香港回来呀？”
这直率的提问使刘鸿生一怔，沉吟良久没有说话。
“刘鸿老，你也清楚这些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拿申新九厂来说吧，纱锭十三万，是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为什么搞不下去？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流到香港，股东红利分得太多，厂里又大量浪费。加上美蒋封锁，国内外市场没有恢复。近来又有一个新的因素：物价平衡了，消费者、投机者抢购商品的虚假购买力也消失了，产品售价低于成本还不大卖得出去。
这当然很困难了。”停了停，陈毅又用恳切的语气说：
“我相信你的困难。可是，也要你相信，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工人也会体谅你们，这一次年终奖，不是普遍比去年少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吗？”
“是的”。
“知道你们章华厂很吃紧。毛料呢绒，目前不大有人买。
但章华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肯定好，还应该争取出口哪！”
听到这话，刘鸿生动容了。这正是他的宿愿啊——中国毛料打入国际市场！可是现在连资金都……
“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要两百六十个亿呢！”（此为旧币，即现在的六十万）
“好”。陈毅很干脆，“请你回去和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证明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
刘鸿生喜出望外，但旋即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刘鸿生，你不用多顾虑。国家对于真正有困难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是舍得出钱扶助的。国家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款、并不是‘看相’你们那点钱，要揩你们的‘油’。这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同时也支持正当工商业发展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