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伙夫头之谜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象四川口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未变一样，朱德非凡的精神内核一直隐藏在一种朴素的装束之下，没有华丽的盛装，没有刻意的雕琢，猛一看，仿佛内容压倒了形式。我们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不修边幅”的装束是某种习惯的自然流露，还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如果是后者这其中又暗示着怎样一种心态呢？
2．1 有眼不识总司令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访问了延安之后，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谈起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之处，她以女性的直觉感受到：“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从井冈山会师到1934年的几年中，朱总司令率领中央红军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朱德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一颗明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朱德这位率领多少万大军南征北战，打得反动派“汪汪”乱叫的红军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威武庄严、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时候，一次，朱德在路上休息时，帮着一个老贫农打了一阵谷场，边打边和老人拉家常，那老汉只觉得这位红军会干庄稼活，说话随和，也没想到问他尊姓大名。后来开大会时，老汉发现台上讲话的人好面熟；“啊！那不是给我打过禾谷的那个人吗？”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心想这样大的一个“官”，能给我们老百姓干活吗？揉着眼睛双细瞅了一阵，越看越象，“不错，是他！””这时他问旁边的人：“台上讲话的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朱军长呀！”老汉一听，愣了：
“他就是朱军长！我得去谢谢他。”
又一次，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开“穷人翻身大会”，朱德在会上把没收土豪的财物、衣服等分给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
大会开完后，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晚到的贫农老汉。这位老汉穿着一件破烂的军衣，由于天冷，浑身打哆嗦。当时东西已经分完了，朱德就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老头披上，说：“大伯，这件棉袄就算分给你了吧！”老头见他身上只剩了两件贴身军衣，说什么也不肯要，朱德就哄他说：“你就穿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脱，就含着感激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
“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体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水，倒在水缸里，最后又挑了水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饭时，见厨房水缸、水桶都装满了水，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她回身取出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水的红军。可是，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水的那人年岁大，说话又和气，又体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聋婆婆耳聋听不清话，只顾焦急地在屋里来回找，谁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个“老伙夫”。正巧这时朱军长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来了，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了声“老伯伯！”聋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小沟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朱军长关切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婆，我已经吃过了，你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说着把鸡蛋放在厨房里的菜板上，含笑走了。这时，聋婆婆可有点生气了，她对那些红军小炊事员们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个老婆子……”，正说着，小桂香已经打听出了“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边叫着：“奶奶，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聋婆婆一听，又惊又喜，连忙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点头。聋婆婆一听替她担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呵！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朱德的这些故事象长了翅膀，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人们一见到红军就想到朱德；一说起朱德，对红军就更加信任，更加疼爱。有一次，朱德带着一支红军驻扎在湘赣边境的“三坪”（上坪、中坪、球坪）一带，他和警卫员住在中坪村尹菊英婆婆家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朱军长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孙女坐着谈话时，突然间闯进来两个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团密探。朱军长拿起他那件又潮湿又破旧的棉袄装着捉起虱子来。一个又矮又胖的探子，揉着田螺眼，上下打量着朱军长，看他不象个当“官”的，倒象个“伙夫”。于是摆了摆手里的皮鞭，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伙夫，你一定认得朱德吧！他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要多少光洋就给多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银元，托在手里，转脸又问尹婆婆：“老婆子，你要想多享几天清福，你就说出朱德在什么地方，也奖给你这个……”。说着，掂了掂手中的银元。尹婆婆正害怕朱军长出事时，却见朱军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装出耳朵不太灵便的样子，问那探子：“你们是问朱军长吗？啊！他住在球坪，这里走下去，一、二里就是。”两个探子听了暗暗高兴，但又怕这“伙夫”说谎，再问尹婆婆：“老婆子，朱德住在球坪吗？”尹婆婆连连点斗称是。小孙女阿宝也在旁帮腔说：
“是！我看见了，日落山头时，我还看见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马走进球坪村哩。”两个探子一听，拔腿跑出门，带着躲在门外的一群民团，大声喊着：’快跑！快跑！不要让朱德跑掉！”
直向球坪奔去。这时，朱军长一面要警卫员通知各连到后山上集合，准备战斗；一面拉着阿宝、扶着尹婆婆也上了后山。
当民团正在球坪搜查朱德时，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军分两路把他们团团围住。敌人被打得东逃西窜，乱成一团。直到他们喊着“饶命”纷纷投降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到处抓朱德，追来追去连个影子也没追着，怎么忽地一下从地下冒出来这么多朱德兵？……”
这时，朱军长正和战士一群众爽朗地笑着。那两个已经做了俘虏的民团探子，吃惊地看着：“啊！原来他就是朱德呵！”
1939年，八路军总部设在王家峪村时，为了保密，起初谁也没有公开过朱德的身份。老百姓虽然从这里架起的电台、通出的电话线以及川流不息到这里来的战场指挥员，猜想出住在这里的八路军一定有大官，但他们很难具体说出谁是最高指挥官。对于朱德，老乡们只知道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唠家常，待人非常和蔼，还有年岁比较大。后来，有人看见他和炊事员一起抬锅，给哨口的哨兵送饭，就以为他是“老伙夫”。又有人看见他经常上山开荒、种菜，吃穿都很俭朴，又觉得他象“老管理员”。还有人看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军事技术，就断定他是军事教员。最后，由于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索性就亲切地叫他“老头”，朱德总是很愉快地答应。以后日子一长，“老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老乡们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头”，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总司令。
2．2 记者眼中的朱德
抗战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率领部队与日冠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日冠对他恨之入骨，常常编造谎言，肆意歪曲污蔑他的形象，在日军的一幅宣传画上还无耻地把他描绘成一个凶神恶煞。
凡是见到过朱德并了解他的人对此都非常愤慨，一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他：今天将军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军帽，黑褐的面色，嘴巴周围有着浓浓的新生出来的黑髭。他朴实如农民，慈和如老妪，但在炯炯目光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严肃如钢铁。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他在举止上完全是工农无产者姿态：简朴、诚实、有决断。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简洁。这伟大的脸膛上，不时地发出真挚的笑。
另一位中央社记者这样报道他：下午，我们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参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德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没有领章，没有符号，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别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他开始和我们说话，同样没有什么寒暄和客套，说着他所要说的话、很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劲，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透过硝烟战火的朱德形象是一个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热爱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当时他只穿一身粗布军服，打着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黄包车，总是夹着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饭，就买几个烧饼吃。长征途中，每个战士都永远不能忘记朱德的形象：他穿着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衣，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经过草地风云的搏斗，他的脸庞黑瘦，额头皱纹加深，两眼里闪出阳光一样温暖的光线。
1937年1月，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在《伟大的道路》中，他这样写道：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于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2．3 平平常常总是真
史沫特莱说朱德“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那么，他的农民式的装束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无论他走到哪里，身上总是晃动着一位老农民的平凡身影，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甚至浑身带着泥土气息的形象，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1928年4月26日，砻市的老百姓听说朱总司令要回来了，高兴地互相转告着。天还没亮，大家就开始准备欢迎朱德和他率领的队伍。贴标语，腾房子，准备慰劳品，大街小巷贴着“欢迎朱总司令！”的标语，老乡们心目中的朱德是骑着高大膘肥的粟色马，穿着军官制服，威风凛凛，可队伍里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军人。人们寻找着，猜测着，原来朱德就在队伍中，只不过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位普通战士的装束，一身灰色军装，腰扎皮带，打着裹腿，戴着平顶帽，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枪。难怪大家找不到朱德呢？最后还是凭着他那一口四川语和特有的和气风度，才认出他是朱德。立刻欢声四起：
“欢迎朱军长！”1938年，朱德作为东路军总指挥，受国民党云南第三军军长之邀，前去部队讲授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技术。云南第三军为此准备隆重欢迎朱德，当他们看到前来的这位总指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和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时，就悄悄把那套预先准备好的仪式取消了。
这就是朱德，他并不试图刻意地扮演一个为普通人心目中所预期、所想象的总司令的形象，相反，他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即使在客观条件充裕和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乐于以“伙夫头”的形象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战场，出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之中，不仅敌人误把他当作“伙夫”，就连普通群众也多次误认为他为“老伙夫”。可以说，朱德作为军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农民的装束之中的，他不肯脱去这种装束，似乎隐约地暗示出他对农民阶层和劳动者的“角色认同”。在毛料，洋布和土布之间，他选择土布制服；战士的棉衣在长征时三年换一次，朱德的棉衣六年还不肯换，他主张“新三年，旧三个，缝缝补补又三年”；长征途中，到处流传着他补衣服、编草鞋的故事；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勤克俭，从不铺张浪费。这些农民式生活习惯的保持表明，朱德不仅是一个以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也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和习惯不断对待自己的军事家，他曾说：“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这只是说出了他的性格中作为军事家的一面。1922年10月，三十六岁的朱德到达柏林留学时，首先象一个军事家熟悉作战地形那样来熟悉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这种“实地侦察”告一段落后，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经满满地装了箱子。与此同时，朱德又不得不“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在用钱方面精打细算。如果说前一种举动象军事家，那么后一种举动则更象农民，事实上，在朱德的身上，军事家和农民两种心理成份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是一种“底色”，也可说是“本色”，朱德的农民装束已成为一种符号标志，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它载明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特性，在我们后人看来，朱德正是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军事家，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农民装束表过了他对农民的偏爱和认同，实践着寓伟大于平凡的诺言，我们从他的平凡无奇的农民打扮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伙夫头”，而且还有一种“根性”，一种“苟富贵勿相忘”的寻根意识，一种终生不能摆脱也不愿遗弃的“出生印迹”……
朱德不愧为杰出的农民之子。
3 婚恋家庭之谜
在四十岁以前，社会对朱德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本人也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对此，德国记者王安娜有着困惑的亲身体验，他一生的五次婚姻中，不为人知的隐密随处可见。
3．1 谜一样的初婚
谁是朱德的第一位妻子？读过朱德传记的人大概都会想到萧菊芬。朱德传记的作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就把萧菊芬当作朱德的第一位妻子。
事实上，早在1905年，十九岁的朱德就已在老家仪陇与刘姓农家姑娘结婚。其间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早已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隧道之中了，这是一场封建式的包办婚姻，还是两小无猜式的自由结合，除了年谱上的孤零零记载以外，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朱德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也难怪出现了史沫特莱的“误会”。这可以说是一桩迷一样的初婚，永远埋藏在历史的尘封之下……
3．2 注重现实的结合
1912年秋天，二十六岁的朱德在昆明和萧菊芬结了婚。
当时，朱德在云南省讲武常堂任区队长，萧菊芬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个诚实又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朱德是朋友，他从中撮合并为他们筹办了婚事。
这是一桩自由结合的婚姻，因为两个人在结婚前，曾经在菊芬家见过面，谈过话。婚后，萧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住在讲武堂。讲武堂的军纪非常严格，有家眷的人，也只有星期三、星期六可以请假回家，这段安宁的生活只持续了11个月。1916年9月间，萧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1917年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痛，不幸去世。朱德后来谈到这桩婚事时，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提到俩人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遇到一处总有话可说，而且谈到他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自己也希望有个妻子，正所谓“我想有个家”！其中务实的成分是可以想见的。
3．3 罗曼蒂克的初端
由于朱德不能把时间和日子记得很准确，加上没有信件、书籍、文件和日记等可供参考，所以关于萧菊芬的卒年，有的书上说是1916年，有的书上说是1919年，我们根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一书的记载判定为1917年。萧菊芬过世以后，朱德最大的个人问题就是那个幼年丧母的婴儿。他既不能永远把他托给朋友；也不愿望把他送回老家，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封建环境中长大，他自己盘算着，这孩子应该在新环境里上新式学校，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他再婚，以解决家庭问题。
朱德记不清第二个妻子的卒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她的感情，由此也就造成了这一个代学问题的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就是萧菊芬去世这一年，还不到年终，朱德迫于现实的压力，就同意续弦了。由他部队里的一位朋友作媒，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朱德。该女子名陈玉贞，受过教育，天足，参加过辛亥革命；那位朋友向朱德夸自己的妹妹聪明过人，也很“任性”，家里多次提出婚事，她都不嫁。二人当年在南溪成婚，虽然当时朱德结婚的主要动机是需要给孩子找个母亲，给他的家庭找个主妇，然而这种出发点和动机并不妨碍两个人的一见钟情，后来，朱德回忆说，这个妇女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1916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一时说不上来了。从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就象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只这一个孩子。”《伟大的道路》在朱德的记忆里，玉贞弹琴，他自己吹箫、拉胡琴，在穷兵默武的动乱年代里，这个家不啻为一个安全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3．4 战地浪漫曲
1928年2月16日清晨，坐落在来河岸畔的来阳古城，还笼罩在一片如烟似雾的雨帘中。城里市民此时正在酣睡的梦里。突然。从城南桌子坳附近方向传来稠密的枪声，瞬时，将全城惊醒。原来，枪声来自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今天他们打开了攻取来阳古城的序幕。约摸8点钟时，枪声逐渐稀落，战斗胜利结束。这时，市民哗哗啦啦打开门，躲在门叶子后探头张望街中动静。
突然，从街巷深处，响起一串清脆的喊语声：“同胞们！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打进城来了，大家快到西门正街集合迎接吧！”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喊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妹子，身子长得高高大大，着一身宝蓝色学生装，柳眉凤眼，黝黑的鹅蛋脸上有些麻点，显露出庆重豪爽之气。她就是伍若兰，一名女宣传员，是个坚韧不拨的农民组织者。她早就听说这支队伍是一个叫朱德的人带领的，好多人都说他了不起，他手下的兵个个都不能飞檐走壁，此刻她心里也生起神秘感，心想究竟怎样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恰在这时，城西门街口鞭炮齐鸣，革命军进城了！伍若兰抬头望去，只见部队成两行纵队，挥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子的红旗，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那领头的一位军官，年纪约摸三十七八岁，长得身高体壮，一张黑红的大脸膛，长满络腮胡须，两簇乌黑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放亮的眸子，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来。伍若兰心想，这位普通的军人便是朱德无疑。这时，中共来阳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泰等人迎上去，同朱德握手问候。随即，一同来到城中邓家祠堂门前。朱德刚欲抬腿跨进门时，蓦地被贴在门两旁的对联吸引住，“好一手毛笔字！”朱德仔细瞄了一会，连连点头：“这是谁的翰墨？”
“我们县里的女秀才！”跟在朱德身边的刘泰忙回答说。
“女秀才？！”朱德一听，惊讶地重复了一句，随即又问：
她人呢？”
“朱师长！你看她来了！”邓宗海用手指了指正挑着酒坛子过来的伍若兰。朱德抬头，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平凡的姑娘，然而，长长的睫毛下却有着一双饱含智慧的眸子，那健壮的体格，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朱德收回目光，走进祠堂，小憩一会，心里按捺不住，便吩咐刘泰：“你叫那女秀才来一下！”刘泰就走到厨房对帮厨的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叫你哩。”伍若兰一听师长叫自己，心里又惊又喜。她款款来到厅堂。朱德站起身，伸出手握着伍若兰的手热情地问：“你就是伍若兰同志吗？”伍若兰本来生就一副泼辣胆子，这会儿见了朱德，不知为什么倒害起羞来。她点点头，呐呐地回答说：“是的！朱师长叫我有事吗？”
“门口的对联，字是你写的吗？”
“嗯！没写好，请师长多指教！”伍若兰微微一笑，声音很低。
“不错，很有笔力，哪个学校毕业的？”
“衡阳女三师”。伍若兰声音放大了一些。
“唔！三师是一个出人才的学校”。朱德说完，沉思了一会，笑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县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今后可大力发挥你的笔头子作用罗”。
伍若兰点了点头。自此一面，两个人已埋下了一见钟情互相倾慕的种子。
农历三月初。正是花红草绿、莺歌燕舞的季节，伍若兰度过了她的25个春秋。一天，县委书记邓宗海笑着对伍若兰说：“兰妹子！要不要我替你做媒？”
“别开玩笑。”伍若兰红着脸说。
“别瞒我们喽！我早晓得你有那么个意思。”
“你说谁？”
“我们的朱师长呗！”
“哎呀！你别胡说。”伍若兰跺着脚，双手掩面，急急分辩说。
“莫要不好意思，朱师长挺喜欢你哩！他托信来要你今晚去一下。”
当晚，朱德和伍若兰并肩走出军营，踏上去青麓塔的河堤。两人谁也觉得没有话说，但谁都有说不完的话，又走了一段河堤，还是朱德忍不住先开口：’若兰，你多大啦？”
“25岁刚过”。
“有婆家了没有？”
“早着呢！”
“还早？你已经25岁了呀！”
“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没空儿想那件事。”
“你莫骗我，听刘泰他们讲，你挑的条件很高。”
“别听他们乱说，什么条件高不高，其实，我也曾对我妈说过，能够嫁一个同我一样的人就行了！”伍若兰说完，“咚”地将一块石子踢进河里。
“和你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朱德靠近伍若兰，忍不住追问。
“起码也是搞革命这一行的”。伍若兰甩了甩齐耳短发，一双大眼如火如炽地投向朱德：“例如象你一样……”朱德的心砰然一跳，深情地望着伍若兰说：“小伍！我知道你内心是爱我的。对于你，从你写的那副对联上的字，就知道你能文能武，在我所遇到的女同胞中，数你不错，不过……”朱德说到这里突然刹住。伍若兰抬起明亮的双眸，定定望住朱德：
“不过什么呀！是嫌我吗？……”
“不，不！若兰，我能有你做妻子，那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天天要行军走路，时时要打仗……”
“行军走路、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伍若兰显得异常坚定。
“还得准备掉脑壳！”朱德严肃地补充说。
“老朱！我这些问题都想过了，说实在的，从入党那天起，已作了打算，只要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舍得。反正，我跟你跟定的！”伍若兰激动地、忘情地扑进了朱德宽阔的怀抱。
“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也顺势紧紧地搂抱着伍若兰。
三天之后的下午，军营中传出话来：部队准备打仗。司令部正在举行军政领导联合作战的部署会议。伍若兰也应邀参加。临散会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突然大声说：“大家稍等一下，听伍若兰讲，朱师长原打算明天结婚，这么一来我们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场人积极响应。
朱德将目光投向伍若兰：“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兰！把你亲手酿的那坛糯米胡子酒抬出来请大家尝尝，再告诉一声伙房，从我薪水里扣一部分钱买点菜来。”伍若兰听了扑哧一笑，绯红着脸跑出门外，忙着张罗去了。
简单而又热烈的婚宴开始了。这是在战斗前夕，婚礼充满了火药味。朱德同伍若兰两人抬着酒坛子，挨个儿给每人碗里斟酒，大家喝着，笑着，一直闹到夕阳衔山，飞鸟归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战前的准备。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女联合会的同志，一个个手捧鲜花，纷纷拥进来，簇拥着朱德和伍若兰朝水东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里布置极为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摆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窗口边放有一张四方饭桌，桌上一盏油灯，进门的正面墙上，挂着朱德的军用指挥袋。
朱德和伍若兰送走祝贺的人后，回到房里，两个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爱海里……三四个月之后，伍若兰跟随朱德苦练枪法，成为军营里有名的“双枪女将”。1929年，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敌人抓去，砍头示众。她死于忠贞的爱情，这也是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炽情。谁说朱德莽莽生涯中没有发生过痛苦的悲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将悲痛化为力量的人，阶级仇，民族恨，还有失去心爱之人的切肤之痛，都能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3．5 同志·战友·伴侣
1929年3月，朱德在长汀和康克清结婚。当时朱德四十三岁，康克清十七岁，任农民游击队队长，她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被双亲卖作童养媳，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由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她身体强壮，二十五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挥过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人。朱德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之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写他在延安见到康克清时的情景：“她的秀丽，有一双出色的浅褐色的杏仁眼，还有圆圆的脸蛋，端庄的容貌和整齐结实的牙齿。她来看我，和我握手——这是一双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结实粗壮的女人之手。她对我非常诚恳，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体重一百二十磅，但匀称结实，有一种沉着、威严的风度。我觉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见过的农民，但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农业有着非常出色的了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铜色的面孔和红色的脸颊擦得放光。我相信她从没穿过女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穿这个。险了穿过农家姑娘的长裤以外，她穿的就是军装了。”（《红色中国内幕》）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个充满男性气概的女性。同样是去过延安的王安娜却有另一种女生特有的敏锐直觉：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应为第五位——引者），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诚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康克清是一个女强人型的妇女，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她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她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无论在哪一方面，中国妇女都具有和男人同样的能力，也想证明，农民出身者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要胜过他们。朱德在这方面也很支持她。朱德在四十三岁这一年找到的这位终身伴侣，的确是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在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妇女，朱德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那身体结实而又勇于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的身影……
1937年，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至于我的私生活，我在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结过两次婚。我的第一位妻子早已去世了，第二位还活着”。使我们感到蹊跷的是，朱德闭口不谈十九岁时娶的那位刘姓姑娘，或许这是一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朱德对此并没有任何快乐和随愿可言，相反倒是有一些难言的隐痛，所以才不愿意重新提起。纵观朱德的婚姻生活，他所看中的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妇女，而且是革命军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中豪杰，这充分显示了朱德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已经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的戎马姻缘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情感偏爱和价值取向。一个革命者用手中的枪来挥写着自己的奇迹，也在通过选择自己的爱人和伴侣来创造着个人的历史，朱德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4 身无片伤之谜
在战争年代，朱德被人们奉若神明，他的名字总是和飞毛腿、千里眼、刀枪不入等概念相联。朱德一生身经百战，然而他不仅大难不死，而且身无片伤，这是子弹有眼？还是苍天保佑？
4．1 朱德神话的诞生
1916年，朱德在纳溪战役中，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赫赫有名的滇军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开始出名的，朱德的名字从此威震敌胆，人们都说：滇军的“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黄拒盖”指的是护国军黄永忠支队，他们用的是老式拒盖枪。“廖毛瑟”，指是的护国军廖月江支队，用的是毛瑟枪。“金朱支队”指是的金汉鼎支队和朱德支队，战斗力最强，能征惯战，是惹不得的。这首歌谣直到今天仍在人民群众中传诵。
同年，朱德带领部队转移到永宁河的山地里。一次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朱德一团人被打得只剩下六个连。他们躲进了一个山窝，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着。士兵们跑得疲惫不堪，在山坎上发现了一间茅草房，赶紧到里面打算休息一会儿。朱德坐在一个墙角处。突然，一颗炮弹打进房子里来，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在火光中坍塌了。
房子里的士兵无一生还，只有朱德幸免于难。朱德顾不上弹去身上的灰土，向外一看，发现有十几个营的敌军向这个地方围攻上来。再看一眼地形，置身盆地，内有山谷、密林、田地，地形错综复杂。朱德当机立断把部队带进了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等待黑夜突围。他们没有消极等待天黑，而是派人乔装改扮，戴上斗笠，装成农民去假装捉鱼，悄悄地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准备夜间好走路。天黑后，朱德带领士兵出了山沟，踏着晒干的田地突围了出去。
1930年1月，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从永新城撤出，上了七溪岭，敌人以为红军势单力薄，向七溪岭发起猛攻。朱德身先士卒，在望月亭手提机关枪带头冲锋，号召战士们奋勇杀敌，一定要一鼓作气，压倒敌人。只见他举着一面大旗，下命令说：“人在阵地在，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用梭镖，坚决把敌人打下去！”然后，一跃而起，冒着雨点儿一样的子弹带头冲向敌人。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取得了胜利。这时，大家才发现朱德的军帽上被子弹打了两个窟窿，大家真是后怕。可他却非常乐观地说：“有窟窿的帽子，戴在头上正好透点热气呢！”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次在土城，朱德到彭雪枫部队里开会，部署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回途经过一道山岭，正走着，一个卫士突然发现前面有敌情，朱德用望远镜一看，果然黑压压一片敌军，这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排，恰好红五师及时赶到，于是展开火力攻击，打到天黑，敌人控制了制高点，把红军压在山脚下，在这紧急万分的形势下，三次反冲锋都被打下来，朱德坚定不移地集中兵力，下决心做最后一次冲击。谁知，敌人由三面压拢，一下又遭受挫折，部队哗地退了下来。这时已经半夜，朱德在一处山坳里，敌人冲到面前，子弹在他头上炸出火花，炮弹在人群中爆炸，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弹片却没损伤他的毫毛。另一次，在风水山，敌人放过走在朱德前面的警卫营，突然从两面高山上向沟内发出猛烈枪击，那么窄的一条山沟，子弹打得朱德脚底下的泥土纷飞喷射起来，后来一个班冲上去才压倒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最危急的一次，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危局已经到了爆炸程度，朱德在半山上一个农家茅草棚里，已经准备点燃火柴烧掉箱里的重要文件了，谁知奇兵一战，又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这位有人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记者这样写道），在延安时到处走动，全无护卫，而且从不带武器，战士们视他为神明，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致使那些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敌手胆战心惊，畏之如虎。奇怪的是，朱德仿佛总是暗暗受到神灵的佑护，所以他往往能够绝处逢生，化腐朽为神奇。
1938年2月25日，朱德带领八路军总部的少数人员，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一带，突然与从东面进攻临汾的一大股日本侵略军遭遇了。开始交战时，日本侵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队伍，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敌人通过侦察，知道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
“啊！朱德？……少数警卫部队？”日本军司令官一听说是朱德，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又想：本来日本占领中国是唾手可得之事，没料到从西北杀出个八路军来，使得天皇陛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难以实现。如今真是天赐良机，遇上了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又听说他没带多少队伍，这不是一个立功受奖的大好时机吗？这个日本军司令官又惊又喜，急忙问他的侦察队长：“朱德现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