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陈毅却力争主动。他广泛开展会外活动，促成老挝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三亲五会晤。美国多次阻挠此事，先是指使文翁不来瑞士，来后又要他拒绝和苏发努冯会晤。陈毅以坚持不渝的耐性，多次与西哈努克亲王、法国和印度代表磋商，多方推进，终于取得三亲王在苏黎世会晤成功，并就老挝内部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使许多在正式会议上未能解决的问题，都在会外会谈中解决了。既然如此，会议就再没有理由不进入实质性讨论了。
美国仍不甘心，又在会上抛出一个新草案，要由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全面管制老挝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陈毅在会议第五次发言中揭露这是“利用保护之名实行强占之实”。然而，达成协议的道路何在？在结束此次发言时，陈毅本着求同存异精神，综合归纳了开会以来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见，取其精髓，列出了四个方面的共同点，也即求出了各国发言的“最大公约数”，表现了灵活的策略思想及平等协商、寻求协议的精神，从而一扫40多天来会议步履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沉闷、混乱以至悲观的空气。
至此，会议开始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前面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会议将进入拖而不断，无大文章可做的状态。陈毅请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华去做。临行前，陈毅参加了一次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鸡尾酒会，遇见了美国代表团长哈里曼。哈里曼年届70，人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他虽反共，但不赞成杜勒斯“遏制”中国的死硬政策，并提出过访问中国的申请。此番来日内瓦，他做出一些较为积极开明的姿态。酒会上，他想和陈毅搭上话，先与中国王炳南大使搭话，又让夫人与中国女工作人员搭话，最后，由加拿大代表朗宁介绍，主动向陈毅伸出右手。两只手刚一握住，记者们便纷纷抢下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巴黎《快报周刊》评论说：“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美国不能再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日内瓦漫长的谈判曲曲折折，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又两个月，终于1962年7月21日达成了协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达成了关于老挝的停战协议。陈毅高度评价中立国家在会议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并提议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签字仪式，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团的赞同。当西哈努克亲王由法国启程前来日内瓦时，陈毅根据报告，提前15分钟赶到西哈努克亲王下榻的别墅迎候。当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一行乘车到达别墅时，陈毅第一个迎接上去，第一个握手，并且是第一个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西哈努克深受感动。当他进入会场时，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并肩出现在各国代表的面前。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以成功的记录载入了史册。
4 陈毅张茜伉俪之谜
陈毅元帅向以性格豪爽、心地耿直而著称，然而，“英雄肝胆亦柔肠”。在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与张茜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动人肺腑的情感乐章，也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增添了一层奇美的色彩……
4．1 “辛苦就是没有老婆”
陈毅是直到40岁才成立家室的。这位19岁登轮出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20余年浪迹天涯，走南闯北。如果我们不想在任何伟人头上绘制灵光圈的话，那么根据他的同窗挚友的回忆以及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可以认为他并非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机缘和内心的向往。因此，除却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在投身革命时不得不作出牺牲外，他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审慎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以来的情况，住在他的挚友处。
当友人问及年来踪迹时说：“你这样跑不觉的辛苦吗？”陈毅诙谐地回答：“一点不觉得辛苦，辛苦就是没有老婆！”尽管如此，在中央苏区的五年间，虽有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依然没有草率从事；至于在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三年间，极其艰难，当然就完全不可能考虑此事了。老一辈革命家这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胸襟和郑重严肃的态度是令人钦敬的。
1938年春，张茜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开会并观看她们的演出。相貌端庄的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而陈毅作为新四军中兼资文武的儒将，也深为张茜钦敬和仰慕。这样，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张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陈毅极为赞赏，他在写战地通讯《江南抗战之春》时特地引用了这句话。当然，也有人对他们的结合不以为然，主要是认为彼此的年龄差距甚大。对此，张茜是有主见的。她对挚友说：“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
我要和他相称，成为伴侣和助手，只有发奋学习，才能缩小差距。他出身书香世家，文化修养很高，对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赋诗填词写文章造诣很高。他又是红军初创时的高级领导人，文武双全。我在各方面都要甘当小学生，拜他为师，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陈毅在一次关于整顿军纪的报告中，曾经批评过一种不正之风，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某些想法。他说：“从山沟沟里打了几年游击，一旦进到城里来，就想‘成家立业’了。同志们不想想，鬼子还没有被赶出国土，老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我们就想‘成家立业’吗？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又说：“我还听到个别的同志用野蛮的手段追求从上海来的女同志，追求不到手就说人家‘思想落后’，难道那个女同志一定要嫁给你才算‘思想进步’吗？我说，要追求女性么，也得自己先努力学习啊！同志们不但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教养。她们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陈毅的这番话，使与会者哄堂大笑，深感司令员的话是入情入理的。
1940年夏，新婚才三个月，陈毅率主力离开苏南茅山根据地，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张茜则去苏中搞地方工作。而后又会合，在黄桥战役最紧迫的关头，张茜一直随其左右，整理书籍文稿，“坚壁清野”，准备万一。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代军长，张茜则参加反“扫荡”斗争。在她即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呤成一绝：“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这是一种动人的情感。
1943年11月，饶漱石策动“黄花塘事件”，陈毅奉命赴延安，由于路途艰险，加之张茜生下次子才两个月，她未能同行。这更添加了陈毅的怆然之意。陈毅经由淮北、鲁南，昼趱夜行、穿插敌防，登太行山，西行阻雪，倏忽之间，已是次年二月了。“残灯不成红，雪打窗纸破。衾寒难入梦，险韵请自课。”陈毅思念张茜，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地冻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
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张茜则是在艰难的处境中，勉力抚育两个孩子，不仅要承受体力上的损耗，更要挺住精神的压力，当然还有感情的苦痛和思虑。十分难得的是，她在此时开始了自学英语。没有坚韧的毅力、没有远大的抱负，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刻苦自励、好学不倦的精神使陈毅十分欣慰并引以自豪。张茜毕生实践着自己“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的誓言。1945年秋，陈毅返回华中。张茜翘首盼望阔别二年的亲人。可是陈毅在途中接到中央的指示，转赴山东。张茜赋诗寄怀，其中有几句是：“空向行云凝眸处，望穿秋水人不至。几番报归盼欢聚，几番又传归期误。归期误，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长成双询父。无至情不能吟此佳句。
4．2 一对乐学不疲的夫妻
1949年夏，陈毅在胜利地指挥了上海战役后，张茜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上海，与陈毅共享革命胜利的喜悦，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知识和人才，陈毅向来重视知识和人才，张茜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遇，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十分感人的学习劲头。建国之初，张茜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宣教股长。为了提高俄语水平以适应新形势，她毅然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旁人，于1951年初离职到北京俄专学习。虽然后来由于患了肺结核而被迫休学，但仍然坚持自学，终于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能胜任翻译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陈毅对此极为赞赏。他在致双亲的家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并且由此而生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他在信中说：“张茜已到北京俄专学习，定今年底结业。彼能完成俄文修业，此后即可担任俄校教务和通译。学有专长，立身有道，甚可喜也！本来，她在革命阵营服务已近十五年，历任科员、科长、政治协理等职，并又任上海俄校教务副主任。她如果继续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评薪水，亦将得团级待遇，可得月薪四百单位。
但仍主张其再学一年，养成专门俄语人才，才更能切实可靠，有巩固的发展前进。……这是新中国为人作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几弟兄姊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人如此，何悉不富强。如果仍旧贯，不依赖即寄生剥削，于己于国皆非了局。”
陈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至亲，也是同样律己的。他一生好学不倦，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新知识的追求。一九五三年五月，他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负责高级学习组的组长写了一封信，生动地反映了他学而不厌的精神。信中说：“因事不果，要推迟至五月底或六月初才能回来，请不因此影响解答问题之进行。我病了一周，顷已恢复，仍按时阅读并做学习题目。”在病中仍学习不辍，并动手作业，丝毫不因自己是位高级领导人而懈怠，更不因自己学识渊博而有所自满。难怪大诗人柳亚子要赞誉他是“兼资文武此全才”。形势愈是向前发展，他就愈感学习的重要。1957年4月，正当我国在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面临着行将到来的新时期（虽然这种历史进程由于失误而推迟了20余年），他在一篇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中说：
“想到我自己年近六旬，又当着1957年的现代，我个人的知识是如何的不足，是如何不能完全认识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便知道先驱者的伟大处和他们认识问题追求真理的艰苦。”因此，他特别强调应学习李大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正是这种基于对共同目标和对知识的渴求，陈毅和张茜在精神的交流上是极为和谐的，镌刻在张茜使用的铜砚上的铭文正是这种和谐的精神交往的产物：
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
铭文由张茜拟制，但其构思显然可以从陈毅《感事书怀》的诗篇中获得启迪，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起初写照。陈毅亲笔书写了这则砚铭。
4．3 有趣的关照
有一次在北京，开完一个重要会议之后，时已中午。周恩来总理毛遂自荐，要当东家，自己掏腰包，请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特地派人打电话，把两位元帅的夫人张茜和薛明请来作陪。为了助兴，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买来一瓶茅台酒。一打开瓶塞，一股醇番的酒味扑鼻而来，直浸人的肺腑。陈毅品尝了一口，连声赞道：“好酒！好酒”。
酒过数巡，陈毅脸色红润，象关云长的面色，晶莹的汗珠，闪亮着，挂满了脸庞，有的竟滴落下来，洒在桌面上。这时，张茜连忙用左脚踩了一下陈毅的右脚。踩者轻轻，被踩者却用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贺龙忍不住放声笑了，总理忍不住放声笑了，张茜呢，羞红了脸儿，也忍不住漾起一阵笑声。
4．4 “逆来顺爱”
作家铁竹伟曾经叙述过一件罕见的“逆来顺受”的故事。
这个事件的主人是张茜和陈毅。事件发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稍后的一天。
那一日，陈毅请华东区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来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作出邀请他们的临时决定。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
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干！
没有吃菜，也没有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子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他顿了顿又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
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欺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
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份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张茜猛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象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说着，拿起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唔”。陈毅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的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看见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主人则显的陌生。
在什么时候施展个性，在什么情况下逆来顺受，这里面包含着多少暖意，多少情怀啊！
4．5 十年携手共艰危
60年代初，陈毅在反“右倾”运动后，率先以明白无误的言词批判左倾错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们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陈毅之为陈毅，就在于虽也“有些害怕”，但终究不顾这种害怕而说了他要说的话，做了他要做的事。在他一生的某些“忧患”时期，张茜作为他的伴侣和战友、在精神上一直是忠贞不二的支持者和慰藉者。还在1943年秋，陈毅在饶漱石策动的“黄花塘事件”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误解，离开了亲手开创的根据地。张茜在亲人别离的困境中，以极大的毅力承受各种压力，她的心始终向着她所深爱的亲人。“鸣声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触景生情，张茜写下了真切动人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缕缕情思。1954年仲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张茜向陈毅谈起往事，陈毅感慨系之，在《流水日记》中写了这段肺腑之言：“总结结婚十余年，我甚得她的帮助。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愤事。此语信然。”
陈毅一生的“忧患”莫过于在十年内乱中奋起抗争而遭到林彪、江青之流的迫害。陈毅在横遭磨难的晚岁逆境中，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鲁迅在晚年曾赋绝句赠许广平，用来作为陈毅和张茜的写照也是恰当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动乱初期，江青炙手可热。陈毅断然拒绝了她的拉拢，对这位无德无才的“夫人”干预时政极为反感。张茜则对江青邀她坐主席台的举止洞若观火，对陈毅说：“我们无须为过关而投靠任何人，也无须任何人特殊照顾！”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使他们在动乱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虽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乃至自己的生命。
自所谓“二月逆流”之后，陈毅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打击；
八届十二中全会，便完全离开了领导岗位，赋闲在家。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销蚀锐气，他们“闭门心若水”。这期间集中读了许多书，“九大”之后不到半年，陈毅被流放到石家庄。
在逆境中，以往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取消了。张茜自己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悉心照料陈毅。此时陈毅虽感觉身体不适，但保健措施已完全撤消。张茜在去一家制药厂下放劳动的几个月中，凭着自己的聪颖好学，居然在药物学方面有了很大长进。陈毅的腹痛一天天加剧，张茜忧心如焚，考虑再三，写信向周总理报告了病情。这样，在流放一年后，陪陈毅回北京治病。但是，陈毅的肠癌已经到了后期，张茜在整整一年的护理中，心情压抑，呕心沥血，也身患癌症。她振作精神，尽可能多地给予陈毅以慰藉而减轻他剧烈的病痛。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重病在身的陈毅和张茜怀着满腔义愤向林彪这伙乱臣贼子作了一场最后的斗争。陈毅接连两次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揭露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所犯的错误，张茜则帮助整理发言稿。在陈毅弥留之际，张茜特意把齐白石手书的诗词挂轴带到病床前，上面录的是陈毅写于1936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赠同志》：“二十年来说是非，一生能系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春蓓蕾。”陈毅视此诗为“生平为诗，此压卷也”，张茜的用心何等深细。她自己同时也写了一首慰问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当如是看。”即使是在回天乏力的性势下，张茜仍然祈望陈毅能度过他一生中最后的“忧患”期。这真正是几十年患难与共深蕴的痴情。
作为忠实的伴侣和战友，张茜在失去亲人的巨大不幸时刻，“不被哀痛之情所压倒，不被恶疾之势所慑服”，遵照陈毅的遗命，着手整理他的遗稿。陈毅生前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她在动大手术后仅几天就开始整理诗词遗稿。在这项带有创造性的艰巨劳动中，张茜怀着对亡夫的至深至爱至切的情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陈毅生前希望能通过编选诗词来反映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张茜就以编年的体例，从三百多篇诗作中精选出一百余篇，从红军时期，反映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作品依次编至十年动乱初期即景言点的《题西山红叶》。其中有些作品写作年月并未详注，张茜则根据内容作了细致的改证。又如陈毅生前希望对某些未完稿在形式上作必要的修饰，张茜就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在保持原作风格的前提下使之完璧。凡此种种，充分显示了张茜的忠忱和胆识。她在重病中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陈毅词诗选集》，写下了评价中肯的序言，吟成了字字注血的题后诗两首，其中一首是：
“同病堪悲惟自勉，理君遗作见生平。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
波漾流溪冬月影，风回碣石夏潮声。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周总理对张茜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予以很高评价，特别对序言和题诗表示“值得钦佩”。张茜在无意中将自己的名字铸入到陈毅诗词这座丰碑中去了。
张茜为编辑陈毅诗词耗尽了心血，天不假年，她已经无力完成对陈毅其它文字的整理了，“我是踏上了一年前陈毅同志走过的路程，跟着他的脚印一步步走去。”她为不能完成陈毅的遗命而抱憾。她把这件重于自己生命的工作交付给了自己的孩子：“我原来想只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把你们爸爸留下来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不行了。希望你们能够下去。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争斗和虚浮的颂辞都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有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置之呵！”耿耿此心，感人肺腑。
爱情，这是多么奇妙而又圣洁的情感，当她附丽于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事业的时候，可以产生出多么恒久而遒劲的青春活力。而陈毅和张茜的爱情之花给后世留下了特有的芬芳。
陈毅元帅在追念王若飞同志时，有感于亡友对爱情的坚贞，赋出了这样的诗句：“英雄肝胆亦柔肠。”这诗句也正是他的自我写照。
1 辗转求学之谜
人无法选择时代，时代却造就了伟人。少年聂荣臻目睹混浊时局，怀抱齐天宏愿，辗转求学，探寻真理，欲担负拯救积贫积弱民族之使命。终于，他走上了成功之路，而在这路途中，他展示了一种独具的品格，也碰到了玉成他的机遇……
1．1 天府之子
1899年（清光绪25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向来是一个出军阀也出将帅人才的地方，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就是从四川崛起的。在江津，聂姓是一个大家族，不过到了聂荣臻出生之时，家境已经破落了。从他记事时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江津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就是为家里的生计发愁，长年累月，养成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典型农民性格。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和抚养后代上。
聂荣臻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正处在辛亥革命酝酿的时期。
由于家境困难，父母把他送到外祖父家里读私塾，外祖父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清末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和他们的本性相乖，因而也就沉闷异常。当时，聂荣臻的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比较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到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年幼的荣臻对城里来的消息感到好奇，觉得他们的争论挺有趣，尽管还不可能懂得共和党是怎么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启蒙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闯入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
本来，由于四川素以资源物产丰绕著称，被誉为“天府之国”，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清政府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另一方面，四川交通不便，运兵进川和运物出川全凭长江水路，李白曾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清政府又有鞭长莫及之叹，加上四川人民对清政府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有各种斗争，所以清政府对四川人又气又恨。聂荣臻小时候曾听大人讲了一个故事，清朝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后来，偏偏有一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纷纷把此事传为佳话，说“骆”字拆开是“马”和“各”，在四川话中，“角”和“各”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这则故事说明四川人有叛逆性格。
因此，清朝对四川的统治手段也特别残酷。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代替。聂荣臻进入新式学校读书，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逐渐开阔了眼界，开始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聂荣臻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事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思考，寻求出路。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寒假时，由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后来，他曾回忆说：“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聂荣臻回忆录》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返校后不久，即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撒传单，贴标语，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当时学生们少年气盛，不考虑后果如何，也未能想到，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一旦烧掉，受损的是中国人自己，而对日本人则无损于皮毛，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对学生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学生们还是把这批日货烧毁。这样以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聂荣臻和其他几个学生代表就离开了学校，他们意识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件事成为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搞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聂荣臻中学时期，军阀之间兵连祸结的事情使他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
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些理论感到新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还是弄不大清楚。不过，他相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1919年暑假期间，聂荣臻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聂荣臻在家里是独生子，起初父母不同意他出国，担心会出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国。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聂荣臻出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2 人在旅途
办好签证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学们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两岸美景使他们心旷神怡。然而，聂荣臻的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忧虑留在江津的同学，他们未能出走，反动当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而生死未卜。加上这次出走，归期未定，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之情，此情此景，汇集在心头，也沉甸甸的。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轮船停靠在宜昌之后，初出四川的聂荣臻外对面的世界感到新鲜，就上岸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他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加激发了聂荣臻的爱国之心。
船到上海后，聂荣臻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聂荣臻为国家被糟踏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加坚定了出国求学的信念。
12月7日，聂荣臻参加了中国寰球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寰球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并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讲，湖南学生江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次欢送，对聂荣臻和即将出国的学生都是一个鼓舞。
12月9日上午，聂荣臻花一百银元买了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乘法国“司芬克司号”（即“凤凰号”）邮轮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开始了远涉重洋的旅程。
轮船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得很凶，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12日早晨到达香港九龙码头时，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想下船不走了。15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奇怪的是，聂荣臻始终没有晕船，每到吃饭时间，他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船到新加坡时，聂荣臻见华侨们在新年临近时在门上贴上“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来表达一种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使聂荣臻感受到了一种共鸣和欣慰。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乘客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下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万幸的是，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1920年1月14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在海上整整行驶了35天。
1．3 吾将上下而求索
来到法国以后，聂荣臻先是被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环境的逼迫，学起来要快得多。积蓄快用完的时候，聂荣臻就赶快找工厂做工，等手头有钱，又进学校，这样反反复复，成为勤工俭学生活的特点。
在法国，聂荣臻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着，加上国内民族资产阶段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聂荣臻翻来复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聂荣臻的思想充满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觉得一切都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办杂志，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旅欧团的组织中，聂荣臻先后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取道莫斯科，准备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辗转归国。10月，聂荣臻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大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聂荣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聂荣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保密，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别优厚，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训练班。历史就这样带着某种偏爱似地选择了聂荣臻，这是他由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国元帅道路上的重大契机之一。
当年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除了聂荣臻以外，还有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聂帅是最后辞世的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要求严格，训练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学校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乎都是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得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使聂荣臻在军事理论方面获益匪浅。这一段学习为他今后的将帅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4 黄埔军校的教官
1925年8月，聂荣臻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坐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由于这批人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到海参崴以后，他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时，大家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不过，尽管他们在船上谨小慎微，还是被日本特务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时，当地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聂荣臻和大家都非常紧张，纷纷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那时的上海，正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忙于“窝里斗”，无暇顾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通过海关时，只是被查验了护照，简单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这的确是一场虚惊。
到上海以后，他们首先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好的分配名单。他首先宣布了各个人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分配结果，聂荣臻、叶挺、熊雄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
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当时，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聂荣臻就兼任政治教官，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黄埔是一个出军事人才的地方，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激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这其中有机遇，也有聂荣臻本人的非凡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在发挥作用。“三分机遇，七分才干”，聂帅运筹帷幄、身经百战，在机遇的背后又活动着怎样的大智大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