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
“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东一下台，不外乎朱德、彭德怀上台，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到了那时，就不是总司令指挥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总司令了。可是光用自己的名义写信，觉得份量轻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严词拒绝。聂荣臻劝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狂妄的林彪，哪里听得进半句。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5月11日夜，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十分恼火，心想：“简直利令智昏，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他拥护彭德怀也不是真心，是想让彭德怀当曹琨，他自己作吴大帅。”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和林彪。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锋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琴背而走琴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琴弦，谁还愿走那个琴背……战士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林彪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望望低着头、面色苍白的林彪，痛斥道：“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毛泽东对林彪是厚爱的，批评时总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口气，和严师益友的语态。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严厉，一方面又是行动上的宽容甚至纵容，不断地给林彪委以重任，这个狂妄“无知”的“娃娃”终于在温都尔汗给毛泽东来了个彻底的亮相，走向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的反面。
1936年5月，中央调林彪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仍任政委。分别前，聂荣臻和林彪互相征求了意见。红军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打电报来，要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下面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有的连队也不充实，编制不全。聂荣臻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后来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免拨。5月14日的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
现在，林彪要走了。聂荣臻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上面说的事情，这也是聂荣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一贯做法。不想林彪对过去的事情并非既往不咎，而是耿耿于怀。林彪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回答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3．4 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扯的问题的确扯几天也扯不清，因为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暴露出来。
延安整风时，贺龙的爱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革”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时，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罗荣桓很讲原则，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拒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文革”期间，林彪终于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性格“原形”并且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聂荣臻等一大批老同志和林彪都有原则分歧，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等元帅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这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说三道四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个人野心借“文革”之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批老帅就难免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聂荣臻对秘书说：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10日，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这样亲自站出来，用自己这把“老骨头”来担保一些老同志，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面对自己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操起棍棒要打自己多年来的老朋友的儿子，只好无奈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身价担保，这是何等地纵容啊！这种纵容由来已久，本身就是一个谜团，成了林彪唯所欲为的一种保护伞，同时，它为聂荣臻等一批老帅看清林彪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层弥漫的烟雾，至少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看清其真面目的时间……
4 “两弹之父”之谜
中央为他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技工作，二是任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出人意料的是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始终未敢忘记他出国留学时深埋在心底的一个梦想……
聂荣臻堪称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治军建国，劳苦功高，大智大勇，文武兼备。
他的非凡业绩自不待细说。建国之初，他任代总参谋长，真是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由于聂帅身体在十大元帅中是比较差的一个，加上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直到1953年，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1956年，聂荣臻身体状态况好转，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二是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一个大半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元帅，放弃主管国防和部队装备这一轻车熟路式的职位不干，偏偏选择了麻烦太多、困难重重又几近于白手起家的行当来管，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呢？这个谜的谜底似乎很简单。国家和军队建立起来了，但是聂荣臻的一个夙愿未了，他要用后半生的精力来完成他出国留学前曾经深埋在心中的一个梦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同聂帅几十年戎马生涯相比，时间短一些，然而这是在和平环境中打的一场不流血的战斗，其中的甘苦得失和紧张激烈，又有多少人知晓呢？
4．1 时间就是生命
青年时代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惨遭凌辱的情景，在聂荣臻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化成他振兴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雄心壮志。然而，壮志归壮志，当时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薄弱得令人寒心。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1949年11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研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际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毛泽东说我们是一张白纸，用这句话形容旧中国的科技状况，是非常形象和贴切的。一穷二白，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要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
然而，建国初期，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且百废待兴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纷纷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抗美援朝战争再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落后了就难免受人欺负。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将永远受人摆布和欺负。时间就是生命，聂荣臻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来开始着手抓这项工作的。
4．2 十二年规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明确指示：
“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本着这样一个指导精神，中央由周恩来亲自抓此项工作，国务院成立了十人领导小组，经过充分讨论，确定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当时，聂荣臻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当时集中了六百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前后搞了四五个月。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一个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指导方针的科技蓝图就这样诞生了。聂荣臻强调：制定科学规划，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
在这些不寻常的日子里，聂荣臻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制定落实科学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建设试验基地和科技院校，组织协作攻关，主持研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尖端武器，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事例和业绩不胜枚举。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这位被誉为中国“两弹之父”的元帅，为什么偏偏对导弹、原子弹“情有独钟”，他获得“两弹之父”的美称，难道仅仅因为他主持研究有功吗？
4．3 两弹之父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新中国开始真正在一种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从事科学文化建设。然而聂帅心头常感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美国，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隐患。
聂帅常想，我们国家很大，经济基础薄弱，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更重要的是，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就越强，别人即使给我们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制的道路，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当时，聂荣臻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建国后，常规武器兵工厂初具规模，但是，聂帅认为，只有常规武器远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况且当时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的国家。
然而，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高度融合的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其难度，在当时来说是可想而知的。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缺乏，尤其六十年代初碰到三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是知难而退，还是迎刃而上？当时面对着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认为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会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而聂帅的坚定信念是：
坚持攻关搞“两弹”，并以此带动其他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他还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和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聂帅的这些想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陈毅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风趣地对聂帅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反过来，“两弹”过关又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956年10月，聂帅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当即受到热烈赞同。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在会上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的情况。聂帅说，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在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日益显著，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8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专家。这再次证明聂帅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苏联此举，迫使我们抛弃依赖心理，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学会了自己走路，我国科研获得一个重大转折，苏联撤走专家不仅没有促退反而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为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在现场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聂荣臻和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到基地现场成功地主持“两弹”结合的核试验，1967年6月14日，聂荣臻成功地主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十年工夫，而中国只用了三年，比他们缩短了整整七年。当中国人为自己拥有核武器而感到欢欣鼓舞并引以自豪之时，可曾忘记这其中凝聚着共和国的一位老帅的多少心血和汗水？
没有聂帅的殚思极虑、呕心沥血，“两弹”在六十年代后期试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两弹”的研制成功，是聂荣臻革命生涯中又一光辉灿烂的篇章。
聂荣臻有一颗“两弹”之心。
4．4 科学之魂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我国的民用和科学尤其是军事科学都有着长足进步和发展，这些成就与他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一贯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培养一个人才，需要积累几代人的经验，不爱惜人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单就两弹研究来说，聂帅认为，只有材料、技术等“硬件”不行，还必须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类“软件”。大跃进以后，聂帅耳闻目睹科研单位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自专”，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1960年冬天起，聂帅组织人调查摸底，先是到导弹研究院，后来又到中国科学院，结果发现科学工作者每周六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聂荣臻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亲自过问，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通知，规定在科研人员中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方面，聂帅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并且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他号召各级领导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要当好勤，对他们吃饭、住房、甚至小孩入托入学、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文革”前夕，聂帅曾考虑适当提高知识分子工资待遇问题，当他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时，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革”开始，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聂帅的确下了很大工夫，他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制定出“科学十四条”初稿。此后，又在若干科研单位先试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最后由聂帅签署，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和政治局会议通过，1961年7月19日，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了。“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即“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减少干扰。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科学工作实际出发。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精神。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务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有二，一是拥护共产党，一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这一条是为了澄清人们对知识分子“只专不红”的偏见。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
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负责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指科学家）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当时，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瞎指挥、外行指挥内行盛行。
因此这一条规定，只有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科学十四条”下发后，广大科研人员无比拥护。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说：“文件中的话真是反映了我们的心声。它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了，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私下找少数科学家谈心时，发现他们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聂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帅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聂帅首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国务院开会时，也曾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争论。聂帅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同意聂帅的意见，她也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陈毅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就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事先，聂帅曾向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自此之后，科学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高，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空前改善。所有这些，包括“科学十四条”，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聂帅曾经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人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恩来、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的勤务员。”《聂荣臻回忆录》聂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聂帅为建国建军和科技事业的腾飞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军旅之情，科学之魂……
1 “照妖镜”之谜
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那是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则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1．1 水野清是人是鬼
1941年冬，5万日军“扫荡”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我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时间，进攻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多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份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
“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他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一时很难断定。
1．2 当面摸底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
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军有些伤病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讲，有个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军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如何处理。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要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
“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优待点。”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讯问，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又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罗政委说，陪同的李同志翻成日语。李同志是朝鲜人，在日本反战同盟里工作。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让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吗，”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随父母在大连生活，后来回东京上的大学。”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道。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进一步解释道，“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
“去年冬季，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情报，是你提供的吗？”
“是的。”
“这样绝密的情报，你是如何搞到的？”
“济南日军司令部有个女机要秘书，荒术信子，是我们的同志，是她偷出来的。”
“你这次为什么跑出来？”
“工作暴露了，荒术信子受到特务监视，她通知我马上离开济南。”
“你去得那么急，怎么还能带出来二十多人呢？”
“我还没被监视，走得不急。那二十多位同志在城外劳动，我弄了个文件说要带他们去泰安实验区，没引起什么麻烦。”
看到水野清从容回答，未露出破绽，罗政委换了话题，问了一些济南日军的情况，水野清都详细说了。
“好，欢迎你参加反战同盟，希望你放心工作。”罗政委说完站起来，伸出手去。
“谢谢，”水野清握手说。
离开水野清，在回司令部的路上，罗政委对陪同的敌工部长指示：“这个人不简单，要仔细考察。可以给他工作，但还要多方调查甄别。”
不久，济南的敌伪报纸上大字标题刊载了“水野清叛国事件”，同时刊登了捉拿他的“悬赏启事”。水野清的妻子也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她骂水野清背叛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从此要与水野清一刀两断。
一个月后，边沿区的武工队，从一个跑买卖的商人身上搜出一封秘密信件。信是用日文写的，经翻译，是济南的日本谋略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信上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他的薪水每月如数照发，他的家眷已得到特殊的照顾。
敌工部长把信送给罗政委，他反复看了两遍，问道：“这封信是怎样搞到的？”
“是武工队从一个商人身上搜到的。”敌工部长答道。
“那个商人是不是敌人的探子？”
“不是。根据对他的审讯和了解的材料分析，是个来回跑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小商贩。”
“他怎么会替日本人带信的？”
“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说他是我们的间谍，威胁要枪毙他。
日本人还教给他，带进根据地，买上一个信封，写上地址投入邮筒就没事了。”
“哦？这么说日本人是有意让信落到我们的手里。”
“看来是这样。”
罗政委又看了一遍信，联想起一个月前敌伪报上登的水野清事件，觉得这复杂的案件，是教育干部、提高对敌斗争艺术的好机会，于是他对敌工部长说道：
“开个会，让保卫部、敌工部和情报处的人员都参加，好好研究一下敌人的意图，请大家都谈谈。什么时候开会，通知一下，我也参加。”
1．3 原形毕露
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很踊跃，对这封奇怪的信，进行分析研究，联系济南敌伪报纸文章，同志们都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阴谋，但对阴谋却有不同的看法。
多数人认为是“借刀杀人”，理由是：水野清过去给我们送过重要的情报，现在又公开投靠八路军，对日本特务机关是个沉重的打击。谋略部故意将信送到我们的手上，使我们不信任他，是一出“借刀杀人”的把戏。少数人则持不同见解，认为把这封信看作“借刀杀人”可能要上当，还有几个人觉得事情太复杂，不能轻下结论。
会上争论非常激烈。罗政委很满意，觉得大家开动脑筋，就会提高对敌斗争的水平，更好认识狡猾的敌人。
“我同意这封信是个阴谋。”罗政委做结论时，首先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又补充说：“整个水野清事件也是一个阴谋。”
屋里人的视线，都集中到罗政委的脸上。窗外射进来的一道阳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出两道强光，就像小人书上画的照妖镜。同志们都屏着气息等候聆听他高超缜密的分析，因为每个人都有体会，每次听罗政委讲话，都能得到一些新东西和启发。
罗政委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转身问旁边的一位干事：
“你说济南的敌人，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水野清事件？”
“这个……”年轻的干事没有精神准备，一时答不上来。
罗政委启发他：“敌人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好不好？”
“不好，”那个干事说。“是不是想让我们相信，水野清是诚心反战的？”
罗政委点点头，向大家说：“日本人公开宣传家丑，还是第一次。鬼子不会白下本钱，一定有目的，那些报纸是专门印给我们看的。这封信也是故意落到我们手里的。”
说到这里，罗政委又向对面坐着的一个科长问道：“你刚才说，敌人这封信，是想陷害水野清，好借我们之手除掉他，对吗？”
“对。”那个科长回答。
“你会杀他吗？”罗政委又问他。
“不会。”那科长说。
“你不杀他，当然会更信任他了？”
科长没有回答，他对自己的看法开始动摇了。
罗政委说：“这就是敌人的目的，敌人变换花招，耍阴谋，就是想使我们信任水野清。”
大家恍然大悟，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脸上露出敬佩的笑容。敌人玩的把戏，让罗政委几句话就戳穿了。
罗政委看大家认识明确了，就转到另一个话题：
“有的同志说，水野清掩护过我们的伤病员，带着二十几个被俘的人员跑回来，这都是事实。但是给我们送的情报，就有真有假，提供我们打下铜井的据点的情况是真的，‘扫荡’沂蒙山的情报，就有真有假，真里掺假。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