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林彪、叶群也深知，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终究年纪轻，根基浅，难为众望。于是，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为林立果炮制了一个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来展示林立果的“天才”。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胡诌八扯，信口开河，甚至说什么，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精神病人和疯子都会“热泪盈眶”，霍然病愈。就是这样一个“讲用报告”，却被胡吹捧为“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报告，说什么给空军“指明了方向”……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趁机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老婆不仅亲临会场为林立果摇旗呐喊，而且在讲用结束时，十数次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林彪则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紧接着，吴法宪在空军“三代会”上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等人更是吹捧有术，说什么“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二代接班人”……随后，印发了70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这么一来，“光辉榜样”的儿子，当然就更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了。于是，什么“天才”“奇才”、“帅才”、“超天才”、“全局之才”之类的帽子，也就一个一个地多起来了，一个“超天才”便这样诞生了。
不过，那位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为自己的儿子插上羽毛，把他“指挥”所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地位，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为进行篡党篡国阴谋活动提供方便的一步棋。
2．3 组建“联合舰队”
在林立果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援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以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在关键时候，林彪又亲自出面了。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电影、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
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呢？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当然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援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在空司办公室，侦查到了经过他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在各方面都把看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的到提出来的时候了。
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的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和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
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起。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
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2．4 《“571工程”纪要》出笼前后
3月的江南，正当染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明媚春光。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
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
“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
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子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望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威信高，影响大，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的计划之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九一三”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0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
《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就在《“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十天的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的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了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
“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
4月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改变造舆论。
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麻痹和大意。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2．5 别动队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要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望亲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和其它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
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
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2．6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1970年10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事实上，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各自的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的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就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没事？！”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他：
“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的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9月5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向我们传达”。深夜11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十五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向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9月6日，凌晨6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明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1970年底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
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2．7 实施谋杀计划
有关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情报，好似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慌作一团。他们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乘毛主席南巡的机会立即动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罪恶决定。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又进行了电话联系。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到江腾蛟家中，让江腾蛟看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还对江腾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腾蛟说：
“那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回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粗。”
江腾蛟悟出周宇驰的意思，又说：“那就只有我去了。”周宇驰忙说：“要去赶快去。”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主席9月25日前不会回来。”周宇驰为了壮胆子还说：
“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9月7日晚上和8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
于新野根据周宇驰的安排，于9月8日到上海，和王维国秘密串联，并在七三四一部队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的停车地点，特地去了解七三四一部队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晚八时许，又赶到杭州找到陈励耘，探听毛泽东到杭州后的情况及以后的行动安排。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晚上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署名的给黄永胜的亲启信件的大袋子，与刘沛丰、陈伦和一起乘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9时40分，林立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场上冷冷清清，前来迎接的只有周宇驰和胡萍。林立果一下飞机，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很复杂，林彪为了安全要离开北戴河。说着，林立果便拿出了林彪的手令给胡萍看。在一张白纸上，胡萍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林彪的手迹。
林立果收起林彪的手令，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求挑选对林彪“感情深的”人，选好后报个名单。
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8日深夜到9日凌晨，急如星火地进行了一系列谋害毛主席为反革命部署。
晚上10时多，李伟信开车来到江腾蛟家，说是林立果马上要见他。江腾蛟坐上李伟信开的汽车，来到林立果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通常称为“工字房”的一座平房内等候。
晚上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人，便说：
“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啦！”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对江腾蛟说：
“先给你看个东西。”
江腾蛟看完后，林立果问：
“怎么样？”
江腾蛟很“干脆”地表态说：
“干吧！”
林立果拿出“司令官”的派头，传达命令说：
“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你有把握吗？”
江腾蛟说：“那就看有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口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接着，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周宇驰接上说：还是七号晚上我跟着你说的，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又表示：“坚决干！”
林立果为了鼓舞士气，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最后，林立果又问了一下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周宇驰象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后来，围绕着上述几种办法，他们进行了具体研究，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办法：一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动手，江腾蛟并当场画了毛主席专列预定停车地点和油库位置图，凶狠地说：“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二是要陈励耘在杭州干。后来，他们决定等于新野从杭州回来后再研究。
也是在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还坚持要吴法宪把这个任务交给胡萍去完成。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匆匆赶到设在空军学院小楼的另一个秘密据点，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还拿出林彪的手令让大家传阅，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
林立果又解释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它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全舰队进入一等战备！随时准备进攻！”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现在，我宣布一下舰队成员的代号：林立果——老康，周宇驰——金钟，刘沛丰——老崔，王飞——阿飞，江腾蛟——歼七，于新野——越野……。搞成了一切都好了，失败了就打游击！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动乱“上车干掉”，如果江腾蛟所设想的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为此，周宇驰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
“要炸铁路，硕放（位于苏州附近）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部队。”
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由鲁珉去干。还有人提出让陈励耘派飞机或用其它办法轰炸火车，等“把列车打停后”，再“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着的都把他干掉。”在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时，决定：
“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次谈话就用了九十分钟。吴法宪与叶群通话后，当即命令胡萍：“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与王飞密谈。他们先让王飞看林彪手令，谈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由王飞、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的行动。最后，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密件交给王飞，由王飞送交黄永胜，以便使王飞成为林立果与黄永胜之间的联络人。
9月10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立果一伙动作的频率更加快了。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专程送密件到北戴河。中午，王飞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信送交黄永胜。下午四时许，刘沛丰又从北戴河带回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信上没有日期。林立果、周宇驰把信交给王飞，要王飞适时送交黄永胜，并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一天，除了信件联系，叶群和黄永胜还通电话五次，最长的一次是一百三十五分钟。
从九月六日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一伙积极筹划着武装政变的阴谋。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这些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猜测，但是，南巡讲话会很快传到林彪耳中，会刺激林彪一伙最终摊牌的局势想来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他必定会考虑到这局牌该如何打出去。于是，九月八日午夜，在杭州的毛泽东刚吃过夜餐，突然令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由于在杭州期间，有一次找陈励耘，这个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卫工作的人却不知去向，加之他与林彪一伙的关系，毛泽东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当陈励耘闻讯赶到车站时，自觉心中有亏竟也未敢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要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它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车吃饭，把王维国又拉上了。下午，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飞奔。
九月十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后，林立果很快便收到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北京的林立果知道毛泽东已安抵上海，认为动手的时机到来了。林彪一伙估计毛泽东总要在上海停留几天，于是在北京和北戴河都加快了密谋速度。
林立果一伙虽是紧锣密鼓筹划着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具体如何下手却并没有确定下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急不可待，不断与林立果联系。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许，周守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叶主任给林立果打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林立果也打电话给王飞：“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还说：“现在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
王飞刚放下手中的电话，叶群的电话打来了。一开口，叶群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想到活到快五十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在用官职引诱之后，叶群又威逼着说：“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听此言，有点慌神了，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指毛泽东）取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深知自己是上了贼船的，必须跟着船一起走，于是回答：“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叶群认为王飞的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又充满爱抚的感情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
最后，叶群和王飞商定，下午六时给她回电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已经先到了。
他们在一起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在研究怎样具体地实施他们的谋杀计划时，还规定了暗语：“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
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林立果问特地从武汉地区接来的驻河南某部师政委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言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江腾蛟的指挥。”关光烈似带难色道：“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射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林立果果断地说：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江腾蛟建议：“这个‘任务’交给鲁珉去执行，由空军某师去完成。”
晚八时，江腾蛟把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继续密谋。林立果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周宇驰则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应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立果的忠心耿耿，使得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五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一场升官发财、篡党篡国的黄粱美梦作的酣甜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向他们密报：毛主席在上海仅仅停留了一天，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北上了。
毛主席的行动，完全出于林彪一伙的意料；毛主席在杭州停留的时间，远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久。9月10日下午，毛主席离开杭州。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匆匆赶到车站，竟不敢上前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不到24小时，没下火车。11日上午接见一些负责人时，林彪一伙计划要在毛主接见时动手的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
11日晚上，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