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司令官，确确实实的消息，朱德正在古县指挥作战”。
日本军司令官趴到地图前一看，找到“古县”两个字，便大声吼道：“立即派出飞机，把古县炸平！”
一个小时后，十几架贴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来了个轮番轰炸。“轰轰”的爆炸声，震动着周围几十里的土地，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日本军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日本军华北司令部立即向全世界公布：共产党的抗日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已被消灭，大日本皇军占领华北以至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日本侵略军这样一宣扬，震动了国内外。国内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虚实。国外不少友好人士，也给当地党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发来电报，询问：“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当时太行山区的不少军民，看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又听到了八路军总部和朱总司令遇难的种种传说，大家都坐立不安。有的人站在高山顶上，望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地方气愤地咒骂“日本强盗”。也有人安慰大家：“先不要着慌，等打听清楚了再说。咱们的朱总司令身经百战，过去多少次遇到危险，常常能逢凶化吉。我就不相信这一回会受日本鬼子的暗算。”有人为了证实朱总司令的神通广大，列举了朱总司令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的许多遇难脱险的故事。”
正当大家为朱总司令的安危担忧的时候，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本兵还在半路上被堵截着，不能前进一步的消息。这说明朱总司令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大家的心里象有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本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总司令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象牵住一头野牛一样，使日寇既不能前进，又不能施展威力，只好原地乱扑腾。
自此之后，朱德更是成了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神话人物，令民众见之胆壮，令敌人闻之丧魂失魄。然而，朱德手中握有的“尚方宝剑”正是他逢凶化吉的一个不二法宝。
4．2 游击博士的雅号
1938年的一天，在一片松林中，八路军司令部的一些军事参谋们围绕着“迂回”、“包围”、“进攻”、“防守”等战略战术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一个个滔滔不绝，远自滑铁卢会战、凡尔登战役、布哈拉战役，近至徐州会战、保卫武汉，简直无所不及。听着大家的议论，朱德也不插言，有意让大家尽量把话说完。
待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刚才大家的发言很热烈，也很有理论水平，可是我要提醒同志们，讲问题应该抓住中心，一切事情都应该辩证地去了解，时代环境、客观条件不同，任何军事理论都不能机械地当公式来学习。我们的武器军事设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同，研究别人只不过作为参考，只有那些不怕打败仗的笨家伙们，才会一成不变地去搬用外国的军事理论。我们要研究的是适合中国的地域、历史、风俗、人情，在中国几十年战斗经验所研究、总结出来的游击战。要用辩证法去理解和处理军事问题，要研究游击战术，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并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讲到最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运用游击战术呢？世界上只有我们才可以称为游击博士。”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朱德本人首先就是“游击博士”的优秀导师。曾经和朱德并肩战斗过的刘伯承元帅评价朱德说：“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的人，我认为这是做军人的一个根本条件。还有，就是他对革命理论学习得很好，能够很适当地把革命理论运用在中国战争上，这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不管在任何混乱急迫情况中，他对群众路线，都是把握得很紧的。”（刘白羽《朱德》）海伦·福斯特评价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他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此处说法有误，朱德早年曾去德国和俄国学习过军事理论——引者）。他的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内地的民族土壤之中，他熟悉中国南北的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士兵们的充分信任及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红色中国内幕》朱德最拿手的游击战术正是他能够左右逢源、绝处逢生且逢凶化吉的重要秘诀之一，然而这样一种秘诀他又是如何到手的呢？这位“游击博士”导师本人又是怎样起家的呢？
4．3 十六字秘诀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领兵攻破云南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1913年夏天，他被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担任营长。同年秋，他的部队奉命开赴云南边疆，任务是平定经常骚扰边境的匪乱。部队驻扎在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崇山峻岭，瘴气弥漫，环境十分险恶，土匪出没无常。朱德知道，这帮匪徒熟门熟路，想要制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整天满山遍野地跑，观察地形，访问百姓，主要是为了摸清土匪活动规律。他结合以往学过的军事理论，反复研究敌情，决定用机动灵活战术以对付这帮变化多端的匪徒，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丰富了实践经验，终于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这一套与众不同的战法，这就是流动游击战术。
朱德在运用这种战术时深深体会到，游击战若没有广大群众的依托，成功是无望的，必须依靠群众。因此，他一方面非常强调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部队内部长官应当爱护士兵，禁止打骂和体罚。
这些办法和他的特殊战术相结合，很快平定了边境的骚乱。
以后，从云南到四川，又从四川到云南，朱德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1916年，蔡锷为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指挥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地区和北洋军激战。棉花坡阵地上，双方拚命反复争夺。朱德率领护国军的三个连，顶住北洋军整整一个旅的轮番进攻。敌人枪多弹足，炮弹象雨点般倾泻山头，松树几乎被全部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可是朱德稳如泰山，始终固定阵地。他是从来不赞成死打硬拚的，于危难中总能找出解脱的办法。他让士兵们在战壕前摆上一排排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扣上护国军的大檐帽。北洋军果然上了当，对着战壕不断地用炮轰，用机枪扫射，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朱德命令部队以逸待劳，让敌人打个够，然后发起反击。结果把张敬尧的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纳溪这一仗，朱德不仅守住阵地，还采取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从此，他的威名四扬。由于功勋卓著，他很快升任护国军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朱德当旅长后，奉命镇守泸州。这里的匪患也是远近闻名。这些土匪全是北洋军的散兵游勇和土生土长的流氓地痞。
官匪勾结，四出抢掠，祸害乡里，气焰极盛。朱德根据在蒙自取得的经验，通过周密调查，充分发动群众，又一次用他的流动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匪徒的器张气焰。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他还采取政治攻心的办法，公布了一项政策：“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降者免死，仍给枪价。”这样，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帮土匪就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的朱德已是川中名将。四川军阀刘湘，企图网罗人才，要给朱德一个师长的位置，朱德不干。他后来回顾这件事时说：“刘湘之所以叫我当师长，是因为我的独特战术已经打出了名声和威风。我用来击败敌人的是流动游击战术。这种战术主要得自我在中国和法属印支那的边境线上驻军时，同蛮子和土匪作战的经验。我从自己与土匪的散兵游勇作战的艰苦经历中获得的这种战术，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战经验同我从书本上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了。我带兵的特点是：我本人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不论战斗大小，我事先都要查看地形，精心计划。因为细心处理问题、亲自领导部队，我的战术通常是成功的。我总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我同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不少帮助。”（《红色中国内幕》）
后来，朱德在国外求学，仍念念不忘打仗的事。在德国，他回忆说：“我那时旅行还带有军事的眼光，不论走到哪里，一想就想到‘这儿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于是脑子里慢慢地就布置起来了。”几年后，朱德从德国来到莫斯科，进入一个短期训练班专学军事。讲课的人是有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的。
朱德在训练班当了队长。苏联教官只是讲一些战术原则。朱德给学员具体讲解小部队如何同大部队作战，如何骚扰敌人，讲战术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及如何侦察等。教官还讲苏联内战时期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对于朱德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学员中数他领会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称赞说：“朱德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真正懂得什么是游击战。”有一次，苏联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领兵打仗，他回答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可见，游击战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朱德的心田。当他后来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真好比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朱德曾言：“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时期去当土匪。”在井冈山时，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老聋子说过“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包围敌人就行了。”他们按照朱老聋子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朱德说：“我学了朱老聋子的很多战术，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1928年5月至6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一篇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前任白军官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这样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没有这种军事家的雄才胆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没有朱德身无片伤的今天。抗日战争中，有一次，朱德和国民党将领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开会。在机上，他们谈论起战略战术问题。龙云认为游击战术对内可以，用来打日本，恐怕不行。朱德则侃侃而谈，先谈了正规军在正面作战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后说：“共产党有正规军，也有游击兵团。我们的游击大军，将以华北、东北、东南的敌战区为大战场。游击大军，集散迅速，兵员众多，要十万有十万，要百万有百万，将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国际战有什么不行？”这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朱德后来将他在平定匪乱的战场中实验出来的游击战术归纳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人曾认为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一位老同志回忆，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在1928年5月中旬，他亲自听宛希先说，朱军长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朱德自己从来不谈他的贡献。他只是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讲的情况，说朱德最早提出十六字诀，似乎言之有据，比较可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自然也有一份贡献。
4．4 农民相貌的护身符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写道：“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伟大的道路》我们在上文中也说过，不仅老百姓和战士常常误认他为“老伙夫”，就是追踪他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把他当作“伙夫头”。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洋二万五千元。朱德看后，没有撕掉，而是让人取来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洋一元。”朱德的乐观和无所畏惧固然因为他有智谋，有胆略，有人民大众作坚强后盾，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伙夫装扮”也象一层保护色，一种迷彩服，多次使他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28年12月，朱德率领部队在资兴驻扎，敌人闻讯来抓朱德。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见逃不脱敌人的包围，使走进一家祠堂的厨房，随手拉了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敌人冲进来就问：“你们的总司令在哪里。”朱德指指身后：“在后面。”
敌人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干脆地回答：“我是伙夫。”
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德趁机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项山的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黄蜂似的敌人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
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
“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
“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象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主意力转向伍若兰：“妈的！朱德睡在哪里？”此刻，朱德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1929年2月8日，伍若兰英勇就义，敌人还将其头颅解送长沙示众。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终身的一个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德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再一次帮助他出脱了危难和火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德的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5 朱毛关系之谜
自1928年起，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称朱德、毛泽东为“朱毛”。毛泽东也曾说过：“他（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
但两人关系到后期却发生了种种微妙的变故，以致朱德感慨万千地说：“这哪象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
1928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一人“赤匪匪首朱毛”、“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从井冈山会师的一刹那起，他们两人及其军队（即毛泽东指挥的小型农民军和朱德指挥的高举反蒋旗帜的国民革命军）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驰骋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和密切合作过程中，二者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
朱德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都有旺盛的精力，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农民情结；战争年代，两人都身无片伤，没有患过大病；两人都有过无数的传说，报纸上分别报道过各自死亡的消息；两个人都不愿谈自己的身世，两人性格中都有幽默的一面等。
然而两个人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七岁，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朱德在实践方面占的比重大一些，他首先是军队的组织者和实际的指挥者。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理论家。朱德混在农民群中不引人注目，毛泽东则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有一种难言的风度。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没有成为一种负担，反而使他贴近农民群众，形成一种精神寄托；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则使他受累，隐入一种封建性个人崇拜的迷雾之中。史沫特莱曾以敏锐的洞察力谈及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之处，她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具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伟大的道路》）毛泽东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朱德则处在运动的外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朱德在壮年时期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朱德第一次见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曾因为朱德参加过护国军而拒绝了他的请求。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朱德，并且问他：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失望地听着，不发一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后来，朱德痛苦的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朱德正是带着这种心理创伤去外国寻求真理的。
有一张1929年给朱德拍的照片，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这是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典型镜头。然而，又有谁能够透过朱德满脸轻松的表情看到其背后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之心呢？在朱德极度谦恭的性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疚感，虽然这种自卑与负疚在后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来讲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们深藏在朱德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隐隐作痛，于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谦虚、忍让甚至软弱的一面。
海伦·福斯特写道：“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能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个方面朱德都没有政治野心。他能听从命令，因而也能发布命令——在革命军队的领导中，这是很有意义的素质。朱德的宝贵品格众所周知。
他这种性格源于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又源于他独具有坚强意识与坦然正直。”《红色中国内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么谦虚、没有政治野心，那么其后果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在会上，朱德察觉到张国焘的一些错误思想，曾同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加小心警惕。后来，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就如后来他的一位战友说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
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
“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明白，倘若离队，很可能遭暗害。十月上旬，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封给朱德“中央委员”等职，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就变换手法，监视并迫害朱德，故意纵容一些人闹事，抢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及身边人员打饭吃。朱德临危不惧，打电报给党中央，揭穿张国焘的阴谋和野心。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起同张国焘斗争经过时，毛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遵义会议后，朱德赋诗曰：“群龙得首白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其意思也就是他在井冈山时期对红军领导干部说的“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后来他又曾谦逊地说：“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跑跑龙套，打好旗子。”这些都表明朱德处处信赖和尊重毛泽东，维护毛的领导，保护毛的安全。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朱德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但对林彪这样想无限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无疑仍是一种障碍，他也难免成为攻击的对象。1966年5月，康生在上层领导中有意说，朱德是空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能入党，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呈林彪的旨意，在小组会上当着朱德的面诽谤、侮辱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对于朱德的这些诬陷、打击，是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难以承受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本来就不太过问国事的朱德更加沉默了。
对于朱德，毛泽东一直是保护的。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对朱德说：“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中间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林彪等人在北京组织各种群众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毛泽东得知后指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又策划不选朱德进政治局。毛泽东又说朱毛是联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了政治局。
林彪、“四人帮”连朱德这样一个沉默的老人都不肯放过，足见其心狠手辣。然而，朱德的沉默似有丰富的内涵。有两侧政治笑语为证：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以言进，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没有言语。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答到，“这还不明白，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
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讪讪而走。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拿过鸡蛋说着“容易、容易”，便使劲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的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
由此看来，朱德虽年事已高，但仍以沉默的方式表现对林彪等野心家的抗议，而这种沉默本身是否也包含着对毛泽东晚年独断、多疑和一意孤行之做法的一种善意的规劝或消极的抵制呢？伟人已萎，留下永久的沉默，这或许是一个“死结”，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个无法破译的哑谜。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比他年轻七岁的毛泽东也追随他而去。两人辞世时间相隔如此近，不仅给朱毛关系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使我们又一次想起“朱毛”为一人的传说……
1 一代“儒将”诞生之谜
作为一代“儒将”，叶剑英素负盛名。他曾是云南讲武堂的优等生；作为大总统的随员，亲自保卫过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讨陈东征，继而参谋北伐，通电讨蒋；在大革命低潮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无不像谜一样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1．1 “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
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自幼习武练功，曾在梅县考取武秀才，但无官可做，只好在家乡做小本生意。他为人耿直宽厚，常帮别人杀猪、打鱼，有时兼作“水客”，出洋为华侨和侨眷捎钱送物，很讲信义，受人敬重。叶剑英的母亲为人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他们共生了四男四女，由于贫病交加，其中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叶剑英还算幸运，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勉强活了下来。父亲给他起名叫叶宜伟，希望他能健康长大。由于生活贫苦，他的两个妹妹都当过童养媳。
宜伟从小爱劳动，爱学习，经常帮父母做家务，边干活边学习认字、算数。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去雁洋私塾念书，以后又转入新学堂读书。
1908年宜伟念完了私塾，这时家境也稍为好转些，父亲便送他到雁洋10几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在学堂里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朴素，晚间经常读书到深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锻炼身体。他聪敏好学，学习成绩科科优良，特别擅长写诗作文，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作为同学们的范文。
少年时期的叶剑英，其不畏权势，敢于向恶势力挑战及有勇有谋的性格便已显露端倪。当时，中国长夜如磐的封建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颤，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正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猛烈冲击。这种冲击波也波及到偏僻古老的梅州城。
叶宜伟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一些革命书籍，知道了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夕，他和几个同学跟随进步老师林修明先生来了个“头上革命”，剪去了辫子。
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顽固保守的乡绅骂他们“无法无天”。宜伟他们由于得到校长谢鲁倩和进步老师的支持，就跟他们论理，还鼓动别的同学也来个“头上革命”。剪辫子的风潮，使少年叶剑英壮了胆，向旧势力抗争跨出了第一步。
当时，清朝政府已十分腐败，民不聊生。丙村圩镇地处从潮州上梅县的河岸边，常有乘船路过的清潮州府官兵上圩场劫掠老百姓的财物。百姓不堪其苦，却敢怒不敢言。
“潮勇”明抢强夺的事，也惊扰了三堡学堂的师生。那时学校的大部分经费来自镇上卖肉上缴的“牲口捐”。每逢肉铺被抢，官府不管，总有肉店老板跑来学校告状，要求减免捐税。
一天下午，四个清兵又上丙村圩抢掠财物，镇上的人又来求援。叶宜伟和和一些高年级同学在校长和老师率领下去找“潮勇”评理。
几个耀武扬威的“潮勇”在师生们的说理斗争下，被迫交出牛肉等财物，然后被师生们带到学堂。开始，那四个家伙很嚣张，同学们便把他们关起来。关了一夜，这些家伙只好低头认罪。第二天，同学们将他们押送县衙门处理。
三堡学堂师生打“潮勇”一事惊动了梅州和潮州府。从此，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到丙村去骚扰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宜伟开始注意习武，还写了一篇《论兵》的文章，开头一句便是“兵之物，大矣哉！”
1912年，叶宜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三堡学堂，考入梅县务本中学。不久广东军阀政府责令将务本中学由私立改为官办，改名为梅州中学，并派来个官方校长，盘剥尤甚。为反对校长欺压学生，叶宜伟和一部分反对官办和官方校长的师生毅然脱离梅州中学，搬到叶家祠上课。后来又搬到晚清著名诗人和学者黄遵宪先生讲学处的东山书院，另建学校。叶宜伟认为“东山”二字很好，便提议将校门定为“私立东山中学”，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赞同。所以要标名“私立”二字，就是要同当时腐败的官办学校区别开来。尽管叶宜伟当时还是一个学生，却敢于领头与官方斗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一间名望很高的中学，这确实是个极不平凡的创举。
叶宜伟深知东山中学来之不易，更加珍惜时间，发愤读书。他尤其酷爱史书和古曲文学诗词，许多大家名篇，他都能背诵如流。这为他日后写作旧体诗词打下了良好基础。
叶宜伟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文体活动也很好，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威望。同学们说他“学问好，身体健，交游广”。正因如此，他被大家选举连任两届学生自治会会长。教师、学生都很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公认他是“东中”的学生领袖。
1915年秋，“东中”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大家请叶宜伟为《同学录》作序，他欣然命笔，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鼓励同学们要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干一番事业。
1．2 讲武堂的优等生
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以后，回到雁洋横山，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写信给在马来西亚怡堡的叶宜桐堂兄，要求出洋谋生。1916年，堂兄叫“水客”带叶剑英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当时身无分文的叶剑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可以说是“揩条裤带谋生路，漂零直下七洲洋。”
在怡堡等待叶剑英的是艰苦、穷困的生活。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殖民主义剁肉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贼也妄图卖国称帝。人民怒不可遏，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国内“讨袁”的胜利，使漂流海外的叶剑英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所谓”东亚病夫”是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中国人民只有革命，打倒列强，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怡堡托亲求友，到处找工作，但总是碰钉子。
就在叶剑英谋生困难的时候，云南讲武堂派人到马来西亚怡堡招生来了。叶剑英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投考讲武堂，结果被录取。
1917年夏，由堂兄宜桐等人凑足旅费回国赴昆明入学。
为了表示自己从戎的决心，他入学时将名字改为叶剑英。
云南讲武堂创办于清末时期，民国以后不断扩充，在护国讨袁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叶剑英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学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他学的是炮兵，属第十二期学生。当时学校的一切都照搬日本士官学校那一套，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禁止阅读规定以外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坚持勤学苦练，还是读了许多军事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用功，所以军事考试、测验或沙盘作业等，成绩都属优良，连教官也钦佩他的才干。
当时由于学校禁止而没有组织华侨同学会，但凡有重大事情，大家都自发地在昆明两粤会馆聚会，商讨大事。在这里，叶剑英成为群众的首领。
尽管当时学校空气沉闷，叶剑英还是尽量与外界取得联系，关心时局。其时主办讲武堂的云南督军唐继尧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经常来校宣讲所谓“致良知”一套学说，却避而不谈孙文学说。这使一向敬仰孙中山的叶剑英很是反感。
一天，他听完唐继尧的“训话”，当即站起来问道：
“请教督军，你讲的王阳明学说，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什么相同之点？”
问得唐继尧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叶剑英不但注意分辨政见的是非，用进步思想充实自己的头脑，还苦练军事技术，提高自己的本领。他曾苦练武术，使讲武堂一个骄横的日本教官甘拜下风，不再小瞧中国人。
1919年冬，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三年的学习，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3 保卫孙中山
学有所成的叶剑英，满怀抱负，希望能投身到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年青的叶剑英从昆明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尽力。
这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头子所把持、孙中山受排挤被迫于1918年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州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担任炮兵连长的叶剑英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受吴铁城的邀请，留在军政府副官处做事。由于他工作成绩优异，吴铁城对他非常满意，经常夸奖他的才华，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不久，叶剑英经吴铁城的介绍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孙中山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陈炯明阻挠北伐。孙中山回师广东。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军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脱险，前往驻长堤天字码头的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奉江防司令陈策之命，护卫孙中山前往黄埔。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亲率士兵巡逻，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
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初，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为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当时，年轻的叶剑英已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时他已被擢升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作为粤军的代表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5月5日，军校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并讲授兵器学课程。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很受学员欢迎。聂荣臻称赞他是当时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在黄埔军校，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虽然暂时没有被吸收入党，但他没有灰心，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叶剑英虽然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但他为贯彻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在创建军校中所作的贡献，是不会泯灭的。
1．4 东征角群雄
风云突变。正当叶剑英在广州专心致志训练新编团的时候，叛军头子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共商国策之机又兴兵作战。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方兴未艾，革命犹如旭日东升。1925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战争开始时，叛军分编7个军，号称8万人。东征联军分左、中、右3路进军，右翼军主要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粤军第二师、第四师军部组成，共约万余人。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师下辖两个旅，共约8000人，经过一年整训，军事政治素质虽不及黄埔学生，却是粤军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