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局面，刘伯承出于对张国焘为人的了解，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次他找到朱德说：
“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看样子，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说：“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
刘伯承说：“我们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你有几支枪？”刘伯承突然严肃地问。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五支。”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后来，张国焘南下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左路军由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刘伯承从1911年从戎，历经了无数次战斗，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接重任于艰难之际。丰都战役，弹穿颅顶，失去右眼；大足之战，险丧右腿；长征途中又险遭不测。忍痛剜目，阿大夫惊“军神”；拒绝截肢，艾院长赞叹“奇迹”。是什么使他屡伤不退，大难不死？是“救民于水火，拯救中华”的坚定信念，使他一次次再生，一次次奋起。
3 常胜将军之谜
从1912年讨袁护国到1949年解放全国，刘伯承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战役。许多战役出奇制胜，成为军事史上的典范。那么，其常胜原因何在？
3．1 熟谙兵法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伍贤书深谙兵法，精通武术。受他的影响，幼年时的刘伯承就常随他练功习武。对老师讲述的《水浒》、《三国》、《说岳全传》等故事中的精彩战斗片断和一些重大战役他都能熟练讲解，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1年，刘伯承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崇高志向，投考了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
在将弁学堂，刘伯承开始接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军事课程。刘伯承几乎把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用在了读书上，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注意学习历史，学习文学。二十四史里的许多文章他都读过；《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又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他时常翻阅，据说能一字一句地全都背下来，而且能熟练运用。在创办红军大学期间，他还亲自向学员讲授过《孙子兵法》。
刘伯承元帅不仅熟谙中国兵法，而且常常借鉴外国的军事著作和著名战例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军事理论。1911年11月，刘伯承受党的委派，进入苏联高级步校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提前进入了闻名于世界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学习期间，攻俄语成了一大难关。此时的刘伯承已35岁，但面对语言关却毫不气馁。他常常清晨第一个起床，坐在零下15℃的操场上朗诵，夜晚最后一个入睡。有时，甚至在上厕所、走路时也把单词写在手上背诵。对于这一段的学习和生活，刘伯承在给朋友王尔常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日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刘伯承借助于俄文，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
回国后，刘伯承元帅在战争间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他译的第一篇处女作是《苏联步兵操典》，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苏联山地斗争》等数百万字的军事论著，是我国少有的军事翻译家。
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不是教条的理论。刘伯承元帅精通兵法，但他并不囿于书本，而是把兵法中可行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打了许多漂亮仗。
《孙子兵法》上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刘伯承元帅运用这些兵法时，并不视为金科玉律、一成不变，而是视实际情况而定，有时甚至利用敌人迷信这些名言，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继续侵犯太原，沿正太路西犯，根据当时敌情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东进平定地区，阻击西犯之敌，支援国民党作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人行动计划，刘伯承判断敌人要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物资，即命令我军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果然，第二天，日军辎重部队通过七亘村时，我军有意放过先头部队百余人通过伏击区，等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后，一阵枪炮猛攻，致使敌军无法还击，狼狈向回逃窜。这次战役，除敌人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逃回测鱼镇外，全部被我歼灭。
七亘村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前往平定的必经之路。敌人对中国古代兵法也是熟悉的，也懂得“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常遵”的用兵道理，但他们却迷信教条，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定已转移他处，不可能在七亘村一带再次设伏。于是，刘伯承以其神机妙算，在严密分析敌人态势和情况后，再一次大胆在七亘村设伏，又消灭敌人数百名，缴获骡马数十匹。
七亘村重叠战乍看好象违背了兵书条文，其实正是刘伯承将军熟悉兵法，灵活运用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刘帅在战术运用上的高超之处，非常人所能比。同样是伏击战，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电”，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这些战役足以说明刘帅对兵法谋略已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
3．2 “三个半”战略家
刘伯承元帅被看做是中国“三个半”战略家之一，人们常常赞誉他“料敌如神”，敌人也承认他“用兵神妙”；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甚至组织专人研究刘伯承的战术，但到头来却还是败在刘伯承的手下。
刘伯承将军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何为“五行？”“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掌握这五要素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每次重大战役前，刘帅都要对这五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从而以奇制胜。著名的神头岭战役就是一例。
1938年，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三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决定率一二九师发动了长生口战斗，消灭了敌人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汽车五辆。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伯承将军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
神头岭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地形道路崎岖、不便于我军行动，而刘伯承却决定以这里作埋伏战的战场，他说，“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选择这里，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施。”
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地图上标志出来，刘伯承严肃地批评他说：“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必须细心，要象头发丝那样才行”。由于他的细心，避免了部署上的错误。
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在神头岭三面设伏。战斗打响时，由于我军埋伏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进山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当战斗打响后，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也没架起来便束手就擒，只十来个小时战斗便结束了。连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笹尾部队、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的一千五百余人、除百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一二九师歼灭在神头岭上。
这次战斗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战斗结束后，长期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位同志说：
“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这就是神算。
1946年6月，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内战后，蒋介石用重兵围攻中原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向苏北等解放区进攻。当时，蒋军向各解放区进攻的兵力已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有二十四万九千人。而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过八万人，而且分为两个方向作战，人力紧张，压力也很大，但是，为了支援中原和苏北作战，把敌人吸引过来，迟滞蒋军的全面进攻，刘伯承指出：
“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当时，敌人配备纵深六七十公里，到处设置封锁沟和封锁墙。按常规应先扫除铁路以北的守备之敌，然后进击陇海线，而刘伯承却认为进行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人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解放军要取得预期的战役目的，突击部队就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那就是不可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撇开敌人的前沿据点，向纵深目的地挺进，对毫无防备之敌发起总攻。
乍看起来，刘伯承的这种布置似乎有点冒险，但刘伯承正是利用敌人固若金汤的防守心理突袭正面之敌，使敌人防不胜防。同时，刘伯承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也是非常严谨细心的，他在决定了主力突击部队的作战行动后，又布置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监视国民党部队前锋据点。
在刘伯承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线，不仅切断了蒋军东西交通干线，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蒋军主力五军、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线，接应了中原解放军突围，而且成为解放军战略反攻的第一次试探行动。
在巨金鱼战役中，刘师指挥更为出色。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妄图扫荡豫皖苏解放区，打通平汉线。由于敌人总是以几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前进，使我难以下手。刘帅毅然采取“釜底抽薪”之计，甩开正面敌人，向东二百里直插敌侧背，突然攻击巨野、金乡、鱼台，歼敌二万六千余人。敌军还想继续深入我解放区腹地，并佯渡黄河。刘邓大军则全然不顾，继续在东线与华东野战军形成钳击徐州之势。这是一次高度斗智的竞赛，蒋介石毕竟胆略不及，最后被刘邓大军牵着鼻子退了回去，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这三次战役表面看起来都是险棋，但正因为险，才更出敌意料，才能出奇制胜。
3．3 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
刘伯承元帅有一句名言：“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这是他百战百胜的一个诀窍，也是他指挥风格的生动写照。
1947年8月26日晚，刘伯承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当晚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带。这时，尾追的敌人先头部队距解放军后卫部队只有三十里，双方已有接触，情况紧急，部队必须马上渡河。原先，根据解放军前卫部队的调查，证明淮河可以徒涉，但在渡河前，上游突然降雨，水位上涨，部队指挥员向刘伯承报告说不能徒涉，只能靠搜集来的十几只小船摆渡。
面对汹涌波涛，计有三个旅的兵力及野战军指挥机关要从这里渡河，仅十来只小船显然是不够的，弄不好，尾追的蒋军二十个旅压过来，解放军将背水一战，千里南征的种种努力也就毁于一旦。在这危急关头，刘伯承沉思了一会儿，问部队指挥员：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到处都一样深吗？”
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是不是亲自找向导调查了？”
“能不能架桥呢？”
刘伯承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肯定的。为了让部队迅速渡河，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邓小平阻击追敌，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已进入大别山的其他纵队。
第二天拂晓前，刘伯承来到渡口，手里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登上渡船，不停地用竹竿试探着河水，当航行至河中央时，发觉水并不很深，就命令部队立即架桥。后来又有一位饲养员，由于掉队，牵马徒涉过河，刘伯承又立即命令部队徒涉，终于在追兵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淮河，当蒋军赶到北岸时，河水涨了起来，把敌人拦在了北岸。
事后，刘伯承严厉批评那位指挥员说：“粗枝大叶害死人、害死人！”“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刘伯承元帅不仅自己心细如发，对下级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向晋路大破击战时，一位参谋把自己标制的作战地图送给住在阁楼上的刘伯承审阅。刘伯承看后，问那位参谋：
“这阁楼的楼梯，你是不是每天都走几遍？”
“是的”“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楼梯有多少级？”
参谋窘住了，他不明白刘伯承为什么问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
刘伯承笑着说：“我知道你没数过。你应该懂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参谋，都应该熟悉地形，对待战场上的地形、地物，我们万万不能象对待楼梯那样，自以为熟悉而给疏忽了。”
“你过来看看，这座县城你怎么给搬了家呢？”
原来，这位参谋把一座县城的位置标错了。
由于刘伯承的细心严谨，避免了由此而造成的部署上的失误。
1947年12月，由于刘伯承细心侦察，使师直总部脱离险境转危为安，为保卫大别山又立战功。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率野直机关在北面店宿营的刘伯承一大早起身向村里走去，想了解一下村庄的面目。他走着走着，忽然和一个早起拾粪的老农碰了面。他招呼说：“老大爷，起得早啊！你是哪个村里人呀？村上住队伍了吗？”
老农没敢正视这迎面而来的老军人，只是赶忙回答：“我是邻村的，村里住上了队伍，队伍修工事，可俺村里树木太少，弟兄们把几棵枣树都砍倒了，还说不够，我张罗着看还有啥木料能使？”
寥寥数语，使刘伯承立即警惕起来，他完全明白了老农报告的情况，邻村肯定住上了敌人的队伍，因为自己的队伍既不会砍老百姓的树，又不会在此地修工事，但他不能暴露自己，马上机智地向老农说：
“老大爷，你快忙去吧，我到前面看看。”
老人走后，刘伯承立即派一个参谋去弄清情况。仅仅过了两三分钟，乒乓两声枪响，不见参谋转回。他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快步转回司令部，三言两语把情况讲清后，立即命令警卫员去让中原局转移，然后自己率领村内野直机关镇静而勇敢地转移。由于发现及时，部队没有受到重大伤亡，安全转移后，与陈赓在平汉路胜利会师。
据说，蒋介石在这次事件后曾像疯子一样臭骂他的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人：“专门给你们安上四五十只现代化电眼睛，还斗不过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可耻！可恨！”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伯承一直是统领数十万大军的主帅，尽管工作很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了解敌情，亲自阅读从敌军手中邀获的报章、杂志、日记、公文和下级审讯俘虏，询问敌方逃兵的记录，因此，他对敌主要军官的脾气、秉性、所属派性、地位、出身、作战特点、行动规律等基本都能掌握，这就使他能够在制订作战方案时，把敌人高级将领的指挥特点、行动规律包含在其中，使整个战斗胜券在握。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元帅深知日军指挥官傲慢自负，目空一切，作战时呆板地按照条令、操典、战斗文书行事的特点，便相应地制定作战计划，打了许多胜仗。响堂铺一仗就是一例。抗战初期，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所以日军也把八路军当做蒋军，不放在眼里。1938年3月31日，敌军有一百八十辆汽车将通过响堂铺前往涉县，刘伯承将军定下决心，要在响堂铺打日军的伏击，但是，日军会不会临时改变计划呢？这是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出自对日军指挥官心理的分析，加上对敌情的了解，刘伯承指出，只要部队注意隐蔽，不过早暴露行动意图，敌人是不会改变行动计划的。果然不出所料，那天上午敌人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我军的埋伏圈，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全歼了敌人的汽车和押车部队。这一仗使前来观战的国民党军东路将领不得不佩服刘伯承将军的智谋。
刘伯承元帅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基本态势下，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到百万大军对阵的大会战；从单一兵种作战到诸兵种联合作战，他都经历过、指挥过。战争的对象、规模、样式和特点都在不断变化，但刘帅却能以不变应万变。
无论什么局势，他都根据战争态势把握全局、灵活用兵，运用军事辩证法把战略、战役、战术统一起来。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这就是他百战百胜的法宝。
4 家庭婚恋之谜
刘帅一生虽历经坎坷，却拥有真挚的爱情和美满的家庭。然而，有谁知道，美满的家庭中也曾有过痛彻心肺的哀伤……
4．1 蝇头小楷写成的情书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作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1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为了孝敬母亲，便把母亲和妻子从开县老家接到奉节同住。但由于操劳一生的母亲过不惯远离故土、养尊处优的日子，没多久便又带着儿媳回到了开县的乡下家中。
1924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等革命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1936年他才又与红军战士汪荣华喜接良缘、并陪伴终生。
汪荣华出生在安徽六安县郝家集一个普通农家。六安县地处大别山麓，山青水秀、林木茂盛，是个掀起反封建革命斗争热潮较早的地区。这里曾爆发过著名的六安、霍山起义，群众基础较好。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汪荣华的姑父冯先卓先生曾毕业于复旦大学，他在读书时接触了马列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受姑父和革命气氛的影响，汪荣华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她和男孩子一样，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干得十分起劲。1931年，独山区青年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村里的青年都踊跃参军。少妇送郎当红军，父母送子上战场，人们都以参加红军为光荣。
“当红军去”——这个埋藏在汪荣华心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于是，她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她只有十四岁。
参加红军后，汪荣华先是被分配到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先队工作，后又调往英山区少共妇女部工作。1932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围剿”。反“围剿”失败后，汪荣华才撤离英山县转入十一师从事医务工作。1934年，又调任省委少共妇女部当巡视员。第二年春天，又调任省苏维埃邮政局副局长。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刘伯承与汪荣华就是在会师中相识的。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派中央代表团慰问广大指战员。一大早，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战士就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戴着眼镜、富有军人气质的人引起了汪荣华的注意，她急忙问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说：
“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呀？”陈明义告诉她：“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从此，刘伯承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汪荣华调到了总参谋部四局工作，与刘伯承在一起的机会多了。这段时间，他们在一起加深了相互了解。
刘伯承常常在繁忙的军务之后，教汪荣华学政治、学文化，给她讲历史，在行军过程中鼓励她前进。虽然当时刘伯承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但他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刘伯承的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使汪荣华更加敬重他，并由此产生了感情。
一天晚上部队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墨，提起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在信封里，让通讯员当面交给汪荣华。汪荣华看过信后，又是激动，又是害羞。与刘伯承相识后，她的确钦佩刘伯承的才华学识和高尚品德，在万里征途中，能有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十四岁就当了红军。参加红军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和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因此，他俩第一次相约在河边散步时，她把心里话掏了出来。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着说：“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贫穷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了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头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
从河边散步回来时，汪荣华对刘伯承关切地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认真啰！”
汪荣华不仅在生活上关怀体贴刘伯承，而且在刘伯承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时，也勇敢地和他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地支持他、鼓舞他。
1936年中秋前后，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之中，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沅河的甘南小镇上，刘伯承和汪荣华结成了终生伴侣，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更没有红烛新房，但他们即感到是那样的幸福。他俩的爱情，就像天上皎洁的月亮，穿过长征路上万里风云，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婚后不到一周，刘伯承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与汪荣华一起前往保安接受新的任务。
拂晓，正当他们沿山沟向保安疾进时，突然，一架敌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接着一声轰响，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弹片横飞，当汪荣华极力从硝烟中抬起头来时，她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刘伯承倒在地上，身边流着一摊血。她心里一紧：“伯承负伤了。”她赶忙跑过去，拨开刘伯承和警卫员身上的黄土，含泪为他们包扎伤口。刘伯承擦着镜片上的尘土安慰她说：“不要紧，打仗挂彩，乃兵家常事。”
这时，刘伯承低头发现汪荣华的腿也负了伤，他抬手抚摸着汪荣华的伤口深情地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现在我们俩都负伤了，但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还面临着敌情。荣华，数你伤轻，赶队伍去吧！”
汪荣华看着受伤的丈夫，摇摇头说：“我不能丢下你，丢下你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刘伯承想到，四周到处都有敌人活动，都呆在这里很危险，随时会有牺牲的可能。于是，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我命令你走，现在能减少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革命保存一份力量。这里离我们的队伍不远，你快走，还来得及。”
汪荣华见刘伯承下了命令，不得己起身向刘伯承和警卫员告别，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
约莫个把钟头，部队收容班的同志赶了上来。由于刘伯承和警卫员伤势太重，只好由战士们搀扶着走。走着走着，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知道这是汪荣华，看着妻子的背影，他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对妻子的敬佩之情。
刘伯承和汪荣华这一对从艰苦征途和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走出来的患难夫妻，在战场上生死与共。婚后他们始终战斗在前线，有了孩子，他们就托付给保育院或是老乡。直到解放后，他们才真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孩子们也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刘帅晚年身体不好，汪荣华以深厚的伴侣之情陪伴、护理刘帅，熬汤喂药、洗漱换衣，无微不至、任劳任怨，十几年如一日，感动了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医务护理人员，他们无不钦佩刘帅和汪荣华的爱情，深深赞叹这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绽开的爱情之花。
4．2 元帅与他的子女们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
“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跑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着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
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夫妇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
也不允许警卫员、通讯员过多照顾，因此孩子们经常留在后方，和一般干部的孩子一样，艰苦朴素，自立生活。
1946年，刘伯承把儿子太行从延安接到前线。一天晚饭后，父子俩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兴地问：
“太行长得这么大了，上学了吗？”
“还没有，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不太好。”沉吟了一会，刘伯承又问：“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学校怎样？”
“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队伍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们习惯不太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赖着不肯去，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任白戈说。
刘伯承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对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有一些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第一，子弟学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脑子里反映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纯洁是有害处的；第二，在地方学校读书，可以多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一生。”
刘伯承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国以后，他的几个儿女都在普通学校读书，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员。国家配给他的特殊待遇，他决不允许孩子享用，在刘帅家的电话间里，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妈妈。
刘帅的六个子女都在单位和职工们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来看望父母。太行是刘帅的长子，他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肖玉兰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队医院工作，上下班来回得三个多小时，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领导也有难处，肖玉兰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对孩子的学习、工作也要求很严。有一次，儿子刘蒙和父亲谈起学外语，说是记了二、三千个单词，但还是把句子翻错。刘伯承耐心地给刘蒙讲解学习语言的规律，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钱。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你是提它们不起的。”他还详细讲了动词的用法，找到动词的准确含义后再去翻译。这样就不会错。后来，刘伯承还专门给刘蒙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刘蒙按照爸爸说的去做，果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次，刘太行病了，想休息几个月。此时，领导也不大管事，所以，就没有请假。回家后，父亲问他为什么没上班，他照实说了。父亲问：“请假了没有？”
太行说：“没关系，局势这样乱，领导也不管事了。”刘伯承又问太行：“你们领导被撤了吗？”太行说：“没有。”刘伯承听后严肃地批评太行说：“既然你们领导没有撤，党还是把你们交给他管。你有病，我知道，但一定要向领导请假，要遵守纪律。”
刘帅夫妇爱子心切，但教子有方，从不娇惯溺爱孩子。他们的六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女儿解先、雁翎是医生。长子太行是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二儿子刘蒙在军事机关当参谋，他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并同他人一起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刘伯承青年时代》。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做技术工作。二女儿刘密群也是空军司令部的技术干部，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立功受奖，曾荣获“三八红旗手”称号，并光荣的出席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刘伯承元帅几个子女的身上，不难看到帅门家风的可贵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1 徐帅崛起之谜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山西人”。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大元帅？
1．1 神秘的徐向前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