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北上反修

从竹萝村回到支队，宣传科长和我说了三件事，以便我根据情况安排活动：

一是昨天敌机轰炸了公路上的两座桥梁，支队长到抢修现场去了；二是太原防空部队来电告知：孙家杰在对空作战中受伤，望酌情告知他的父亲，政委指示，暂不告知支队长，而是由宣传科派人先作慰问，看看伤情，而后再向支队长报告；三是黎氏娟来找乔文亚，未让他们见面，估计她还会来找，想让乔文亚离开几天，到太原去慰问孙家杰。

这三件事的主旨，是希望我借此去访问太原，并把乔文亚带去。这正中我的下怀，本来张科长也与我同往，在临行前有两位筑路工程师要搭车去太原，张科长便让位给他们了。

乔文亚本来是很愿意陪我四处采访的，当他知道带他去太原的目的后，便表现得失情少绪，心甚怏怏。13号公路是敌机轰炸的重点区，道路坑坑洼洼，颠簸得翻肠倒肺，脑袋不断地撞着顶篷，也不适宜谈话，我们只好门声不语，各自想着心思。

车过山阳，有一座桥被毁，路上弹坑有三米深。青年突击队正在抢修，我们把车开进路边的树丛中暂避等待。两位工程师对这段路了如指掌，带我们到路边的加油站去吃茶。油料库设在壁立的悬崖下的两个巨大的溶洞里，洞口外垂挂着绿色的藤萝，山谷间林木苍郁，一进溶洞就觉得凉气森森，管理油库的四个战士，正在一个木板箱上兴高采烈地下棋！其中一个黑大个（大概是个班长）一见我们到达就一推棋盘把坐位让给我们。我赞叹他们的溶洞像是仙居，说约翰逊丢几颗原子弹也奈何不了他们的。……可是两位工程师对他们表示不满，责怪他们许多地方不符合“疏散、隐蔽、伪装”的防护原则，首先是做饭烧水搞得烟雾腾腾，而且在洞外的树上还晾着衣物。

那班长一边检讨，一边给我们泡茶，一边跟我们要烟抽。那神态却是。你们这些过路的家伙总是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犯不上跟你们叫真，并且给工程师一个绵软的小小反击：“首长，若是不烧开水，你们可就喝不上热茶了！”“要离油库远一点啊，”工程师教训人教训惯了，对班长的油滑甚为反感，“烧水要在夜里烧，”

然后，他向我解释说，这些玩命鬼不经常敲打他们不行。麻痹得很，去年在这个路段上，一个施工连遭敌机轰炸，伤亡30多人，就是因为不注意隐蔽。这些小鬼蹲山洞蹲烦了。总想挨几颗炸弹来点刺激！

最后，工程师丢给他们一盒香烟，换了句：“希望首长再来！”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水下桥已经铺好，我们的车从离桥大约半华里的地方从离水面只有几厘米的浮桥上开了过去。这是运输线上精心构造的替换系统。我想，美国佬是不是知道炸掉公路桥后并不影响车辆的通行？

我们下午6时到达太原。和两位工程师分手后便直奔62支队的卫生队。不料孙家杰已经回连队去了。这就是说，他的伤并不很重，我们怕当夜去连队很不方便，就住进了高炮团的招待所。乔文亚和团政治处取得联系后，宣教股长立即来接待我们，要我们在招待所休息等候，他跟二营一连的高炮阵地取得联系后再说，那意思是不想让我们到阵地上去，据说一种高爆力的气浪弹杀伤力很大，它可以把数吨重的85高炮，从山顶上抛进几十米外的山沟里去，热浪能把战士们吹走，像飓风吹走树叶。即使在掩体里也会被震得七窍流血。

宣教股长简单地告诉我们，自从克夫至太原的新建铁路通车后，美机的轰炸重点就转移到太原地区，太原不但是北太省的省会，而且是钢铁基地，是新兴的工业城市，除了太原钢铁厂外，还有火力发电厂、机械厂、焦炭厂、耐火砖厂以及其他大中型企业，这是越南的“鲁尔”区。

这个地区是敌人轰炸的重点，当然也是我方防空的重点，敌机在这里损失惨重，苏修的“萨姆—2”导弹负责高空，而我们的高炮和高射机枪则对中空低空发挥威力。这种立体火网对敌机威胁很大，美军把轰炸太原也视为畏途。仅去年3月的一个下午，敌机分12批60架次突袭钢铁厂，被62支队击落8架，还俘虏了3名飞行员。

他说孙家杰的高炮连是守卫刘舍火车站的，那里也是敌机轰炸的重点，意思是我们没有去的必要。同时告诉我们，招待所后面山崖下有巨大的防空室，能抗得住重型炸弹的轰击。

至于什么时候去慰问孙家杰，他说明天用过早餐后视敌情而定，希望我们耐心等待。其实他早已安排就绪，现在无非是怕引起争执而安抚我们。我的态度是客随主便，没有必要坚持己见让主人为难。

果然如此，第二天我们刚在小食堂用完早餐，4孙家杰在指导员的陪同下已经到招待所来见我们。这使我们很不过意。我们本来是看伤员，结果是伤员来看我们。在连连抱歉的同时不能不佩服这些人的办事周到。

指导员是很会讲话的人，在对我们专程来访表示感动之后，连连讲他们的高炮连不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好像我们不能到连队去看病号是他们的过错，说的不是实话，其善意却使我感到舒服，而后又向我们介绍孙家杰作战如何勇敢，让他留在招待所跟我们细谈，要谈多久就谈多久。然后借口到团政治处有事，适时地告辞了。

孙家杰的右臂用三角巾吊在胸前，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灰，他的高挑的双眉使我感到英气中有种蛮劲，一言一行还是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卫兵气质。乔干事向他作了介绍后，他说他曾见过我，还读过我的中篇小说《我守卫在桃花河畔》。……然后就用我们带给他的礼物来招待我们，用左手抓起花生和糖果撒到我们面前，没有一点客套，也没有谦让之态，我想：若是哪个国家的总统坐到他面前，他也绝不发怵。那神态除了伟大领袖之外，谁也不会放在眼里，国家主席、将军、元帅都敢揪斗，中南海和外国大使馆都敢冲击。我不禁暗自佩服那位指导员，他用什么方法来驾驭这个桀骛不驯、可以打出红彤彤新世界的红卫兵呢？

“黎叔叔，你到越南来是打美帝还是写《最可爱的人》？”

“大概这两种事我都完不成，”我觉得有点好笑，“第一，我还没有见过美帝是什么样子，第二，朝鲜战场上的最可爱的人可以写，在越南的最可爱的人不能写！”

“为什么呢？”

“因为抗美援朝是公开的，援越抗美是秘密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们的活动能不能写？”

“国内铺天盖地都是红卫兵小报，当然能写了，只是我不能，因为我不了解红卫兵。”

“你看过哪些红卫兵报？”

“看过你们上海的《造反报》，还有《飞鸣镝》、《全无敌》、《追穷寇》、《风雷激》之类。……”

“那不是我们办的，我们办的是《决战到底》。……你看过北京中学红卫兵报《奔腾急》吗？”

“没有！”我不解地问，“为什么非要看《奔腾急》呢？”

“那上面有我们的大行动！……”

“噢，什么大行动？”

“我们红卫兵小分队，冲上了国际列车北上反苏修。……”

“我听说过，那是北京中学的小将们的创举！……”

“其中也有我们5人小分队，我们是到北京搞串连的！”

“很好，那你就谈谈你们北上反苏修，南下反美帝吧！”我笑笑说，“不过，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你爸爸到工地上去了，他还不知道呢！”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孙家杰意气洋洋地说，“只是失血多了一点，我在炮位上坚持到战斗结束，我眼前一黑，就从炮位上倒撞下来，指导员还以为我活不成了呢。”

“那好，先说你北上吧！”

“你还记得北京54中的一位同学干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吗？他们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成了反修路，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记得，报纸上登过他们的照片吧？”

“是的，我们上海红卫兵小将一看到照片，就想到也要干点震动世界的大事，‘改个路名算什么？有种的就真正反反修！’这话就是我说的。接着，我们组织了5人小分队，找到了54中的校文革，见到了红涛和罗建军。一拍即合，我们组织了20多个人的分队，一心想为世界革命作贡献。……”

“你们当时大概只有十六七岁！”

“对，我是1950年4月生，16岁多一点！”

“干世界革命是不是小了一点？”

“怎么？‘八·一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百万红卫兵时，充分肯定我们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孙家杰充满自信地说，“我们马上和黑龙江省委联系，……他们立即支持，我们拿着省委的介绍信到齐齐哈尔边防检查局开了出境通行证。……”

“出境开个通行证就行吗？苏修会放你们过境吗？把你们扣住怎么办？”

“这些，我们连想都不想，我们是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去的！……”

“那时候东北已经很冷了吧？”

“黑龙江省委给我们准备了皮大衣、皮帽子和布棉鞋。……那时，我们敢想敢干，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省委、省政府没有哪个敢不支持我们的行动的！”

“这我理解，他们害怕你们砸烂他们的狗头！”

孙家杰得意地笑了：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一到海拉尔车站，市委就派人来接我们，我们要登国际列车，他们连说好好好，可又对我们耍滑头，留下我们参观海拉尔，派专人陪我们去参观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地下城’，而后又组织牧民们跟我们联欢，我们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是想用这些办法消磨我们的斗志，阻止我们出境。有的红卫兵还敏感到，让我们参观日军暴行是为苏修宣传，让我们知道是苏联红军打败了关东军，帮助中国解放了东北。……真是个大阴谋。

“小将们！不要上了走资派的当！这话是江青同志讲的。当时，我们就要立即登上国际列车，海拉尔市委不敢再留我们了，按我们的要求，用俄文写了两大捆反修标语，提着浆糊桶和油漆桶，等到北京至莫斯科的第一次特快列车一停靠，我们就冲了上去。

“我们一上车，先是贴标语，而后就是用油漆刷标语，我们不会俄文，就用汉字写，‘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然后贴毛主席像。开头，那些俄罗斯小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愣了一会神就明白过来了，竟然敢撕毛主席像，我们两员女将首先扑上去跟她们扭打，我们在车下的人就在站台上向外国旅客发表反修演说！……

“车站上有日本人、苏联人还有外国记者，闹嚷嚷乱成一团，我们有两个会俄语的同学就和苏修分子展开了大辩论。因为我们的目的性和措施并不明确，当即发生了争执。有人认为散发了反修传单就完事；有人就主张扣下苏联的这趟列车，硬逼列车上的苏修分子投降，写出悔罪书。或是把他们当人质，像揪斗国内走资派那样去游街！……

“吓得站长不断地向我们说好话，希望我们放行，不要造成国际事件！我们认为目的基本达到，同意放行。列车刚刚开动，就有人呼喊；车上还有几个同学没有下来，是跟苏修分子扭打时受了伤还是被她们抓去做人质不得而知，我们一听急了，有七八个同学跑到徐徐开动的列车前卧轨。……

“列车只好停住，我们就去扒车门救人，苏修分子闭门不出，也不放人，我们就从修路工那里取来了铁榔头，把车门砸得咣咣响，急得站长用话筒喊叫，又用俄语要求列车员放人，不然列车就不能开走……”

乔文亚听了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国内会乱成这个样子，一伙十六七岁的娃娃，竟然这样横行无忌，觉得不可思议。这次拦截国际列车事件我曾听说过，却没有想到竟然是不折不扣的一场‘严肃’的儿戏。

“最后她们只好把两个小将放掉，为了报复她们的暴行，我们在车厢外用油漆上了几十条标语，这些标语不说你也知道，我们把苏修骂了个狗血喷头。一直闹腾了四个小时，列车才狼狈地开走。……

“我们小分队对这次行动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次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准备再等第上次拦车。‘接受第一次经验教训，不再登车，只是让列车多在站上停靠两小时，我们在车厢上刷标语，和他们展开辩论。……这样一次两次连三次地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我们的口号一直带到莫斯科。”

“我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办法，只打嘴皮子仗根本就没有作用。我提出、既然不能跟苏修刺刀见红，就南下反帝，到越南来打美国佬。……

“我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几个同学的赞成，因为他们的父亲像我爸爸一样就在越南。……

“北京54中那些人不同意，对着我们高喊：反帝必反修！我们就反击他们，也高喊：打倒帝修反，帝在前！甚至不惜暴露军事秘密，说出我们的几万部队已经开进越南成了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成为‘最可爱的人’，个个要武好斗，都想跟帝修反刺刀见红。并且听说有的红卫兵已经南下，我们心急火燎准备分道扬镳。坚持反修的同学高喊反对分裂。而我们主张南下的同学立即对他们的反修行动来了个全盘否定，认为大喊大叫刷标语，伤不了苏修半根毫毛！不敢跟帝国主义拚刺刀就是懦夫怕死鬼、……”

我看到乔文亚的眼睛一愣一愣，不断扭头看我的反应，好像问我。“这些千奇百怪的不可理喻的现象，你怎么听起来无动于衷？”我用眼色回答他：“你在境外三年，无法理解国内发生的一切。”其实。我也无法理解这一切。当我们作为逍遥派到杭州去写蔡永祥时，几乎日夜关怀着杭州红暴派和杭丝联的武斗，当时我是同情杭丝联，甚至也想参加辩论，冒点风险也在所不惜。

“正当我们闹内讧的时候，”孙家杰面呈得意之色，“海拉尔市委带来了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山，他交给我们一份党中央给我们反修小分队的电报，电文是：‘你们反修精神很好，要注意斗争策略。’那位华山书记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的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这时，有人认为拦截国际列车捅了漏子，引起了中央干预；有的则认为这不是真的，是修正主义分子假传圣旨，因为反修是革命行动，用不到请示中央，坚持同中央直接通话。……要华山带我们到市委会要长途电话。……”

“是吗？”乔文亚认为孙家杰吹牛，“一个华北局的书记就听你们的招呼？”

“怎么？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玉皇大帝我们也敢揪！结果，我们的长途电话直接打给周总理，那时，周总理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中断了演讲来接我们的电话，我当时非常注意电话内容，这关系到我们南下、北上的大局。

“总理说：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若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斗争水平，讲求斗争策略，反修斗争就能取得更大胜利。……”

“我站在小分队头头红涛旁边，已经听出了总理电话里的意思，认定我们不讲求策略不够水平，可是红涛竟然说：‘我们小分队准备再进行几次拦车行动，他们已经到车站去了！’

“总理的声音沙哑，显然对我们的行动没有热情，他说：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但是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们一上去，他们就说侵犯了他们的主权，就会造成国际事件，就会发生上次绑架的事情。……”

“红涛立即给车站上的小分队打电话，小分队回答，国际列车已到，小分队已经登车宣传。大家对上次苏修绑架我们的人愤恨不已，这次要跟他们大干一场，不能叫苏修认为红卫兵软弱无能！红涛说总理的意见是不能登车！车站上的小分队要红涛再给总理打电话，问总理的意见是不是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执行！

孙家杰说得绘声绘色兴高采烈，这在乔文亚听来就像痴人说梦，像他乔文亚，堂堂的大学生外加副连级干事，自认为颇具叛逆精神，见个支队长就唯唯诺诺，这些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竟然敢问总理的话是不是代表毛主席，不然，他们就可以不听，狂妄至极！

“结果怎么样呢？”尽管这种现象在国内已是司空见惯，我依然表现出浓烈的兴趣，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在某种气候下，人的心理就会变态。

“结果，我和红涛赶到车站，已经有两卡车解放军列队跑上站台，对列车进行警戒，不让红卫兵接近列车。……小分队认为这是镇压红卫兵的行动，又打电话给周总理，总理说：部队是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派去的，是保护红卫兵不再受苏修绑架的。并且要我们9月10日前一定赶回北京，说召开大会欢迎我们，祝贺我们凯旋！……”

“红涛说今天是8号，我们10号前无法赶回，总理说，立即派飞机去接你们！……我们9月9日就回到北京机场，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了中南海。‘……参加首都中学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我们成了反修小英雄，总理说：‘他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你们以为自己真的胜利了吗？”乔文亚实在憋不住了，微笑着问道，“你们是靠无法无天闯祸蛮干出了名吧？总理只好把你们哄回来……”

“后来，我们也发觉了这一点，欢迎会事实上是个辩论会，因为北京红卫兵出现了大危机：有人提出1966年8·18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是真正的红卫兵，8·18以后成立的红卫兵是投机分子赶潮派，不是真正的红卫兵。两派剑拔弩张。

“总理说，8·18以前的红卫兵，当然是老英雄，但是后继无人也不好，红卫兵不能搞垄断，垄断是资产阶级思想。……接着又讨论红灯绿灯的问题，……那时候，一切都是红红红、斗斗斗、反反反、仇仇仇，……安定路一定得改成造反路，和平电影院一定要改成战斗电影院，红色恐怖是最最革命的辞。……那时候，我们揪斗省委市委的老家伙，要他们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就吓得他们打哆嗦。念都念不成句，只好跪倒在我们面前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呢，一本语录从头背到底，不带打哽的！我们小分队一个叫红到底的小家伙说：‘你们这些老家伙，连主席语录都不会念，还能干什么呢？省委书记得由我们来干了！……’噢，我说远了，就说红绿灯。

“为了世界一片红，红是革命的标志，提出红灯是前进的信号，绿灯是停止的信号，这主意是首都15中的女学生提出来的，我们就后悔让她们女孩子抢了先。……总理解释说：夜里和雾天，绿灯不显眼，容易出事故，只有红灯最鲜明，所以红灯不但是指路灯，也是保证安全的灯！

“以后又是数不完的大辩论，直到天亮还不完！北上反修的小分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认为，沿路碰上的各级领导，都是口头革命派，骨子里的走资派。那队解放军也是去保护苏修的国际列车的！

“你们这种纠缠法，”我带着某种伤感的声调说，“准把总理累垮了！”

（二）南下反帝

这天乌云很低，下着蒙蒙细雨。敌机不来袭扰，很适于仔细交谈，对于红卫兵精神，我在国内冷眼旁观，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狂热，总觉得他们屈从于某种迷狂，像把毛主席像章的别针刺进肉里，以示虔诚，颇带宗教色彩。但是，他们离开群体之后，似乎又返噗归真。如果在国内，他很可能把我当臭老九看待，而今虽然还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还带着某种张狂，毕竟还有晚辈的谦恭。尽管他在国内可以揪斗各级领导，在这里，即使我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也绝不起揪斗我的念头，因为他失去了那种环境和氛围，也失去了最高指示的精神支柱，听了我的相反的意见，他也绝不会跳起来。我把这种状况叫作“孙家杰现象”。

午饭之后，乔文亚要扶侍孙家杰会上厕所，被他拒绝了，他说在阵地上，右臂负伤后，他是用左手向敌机开炮的！这股劲头倒让人喜欢。

孙家杰离开后，乔文亚问我：“小孙说得可是真的？”

“半句不假！你不理解吗？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钟馗乱打乱吃之时，又有点投鼠忌器了，你还没有听出来吗？北上反修是把他们哄回来的！就像豆腐丢在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你如果现在听听国内的派斗，还要不理解。……”

“这是一种迷误……”

“人类的迷误是很多的。比如赌博、吸毒、迷信鬼神、迷信星象，……推而广之，你跟阿娟的恋情是不是也算一种迷误呢？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对越战争，是不是也算一种迷误呢？真正的迷误恐怕还是宗教，世上有多少种教派呢？你研究过圣战吗？……”

乔文亚摇摇头似乎不以为然，孙家杰回来了。

他也不管我们对他的言行有何反应，坐下来就说：

“后来，我们红卫兵互相否定自己，对于打倒谁保护谁也发生了分歧，北航附中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标语，横批是‘基本如此’！接着又出现了“血统论’和‘出身论’。我们的思想全乱了，有人拉我参加工农革干子弟协会，这样，我们的斗争就丧失了目标，我们的矛头对准了另一派红卫兵，我们原来冲击打倒的那些人。忽然成了‘革命的老英雄’！

“我们迷茫了，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不久就出现了‘红五类’的红卫兵十‘黑五类’的红卫兵。要他们背叛父母和家庭，高干子女都自称、咱来红’！‘出身论’和“血统论’进行混战，红卫兵之间就开始了攻击和斗殴。……

“我们北上小分队退出了这场混战，决定跟美帝国主义刺刀见红。小时候，我听过很多战斗故事和敌后武工队的故事，决心进入越南南方丛林创奇迹。我回上海翻到了父亲援越抗法时的回忆录草稿。找到了一份越北地图。……

“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二女，乘车到凭他准备步行通过友谊关。谁知在这里碰上了北京15中‘全无敌’战斗组的三名红卫兵，他们是被边境检查站挡回来的，他们说。越南反帝不反修，对红卫兵根本不欢迎。……

“我不相信，大不了去找我爸爸，……我们一商量，决定翻山过边界，我们在凭祥买足了食品——主要是饼干、巧克力和牛肉干，还买了一把自卫！临行前偷了凭祥驻军的一个指南针。

“进山不久就摔伤了一位女同志，只好让另一位女同学陪她返回凭祥，我们三个男子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署，兴高采烈地钻进了深山密林，高兴得吱呀乱叫，蹦蹦跳跳可真是经风雨见世面了，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不能于，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干！站在山头高唱语录歌，对着岩崖喊口号：‘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贫下中农受的罪；敢不敢，砸烂世界帝修反；战战战，慷慨悲歌上火线！……’

“考验接二连三地来了，第一夜，下雨。我们三个挤在山洞里，早晨过一道水沟，不慎滑倒，全身湿透，那张地图泡烂了。可是，上面还可以看出同登、谅山和高平。我们计划从谅山乘火车到河内。先找到胡志明主席，然后再找大使馆，把我们送到援越部队，武装起来，再沿着胡志明小道到越南南方。……

“我们在山林里很快就迷了路，只是按着指南针向前走。第三天，我们带的干粮吃光了。还没有走出山林。我们才着了慌，没命地翻山找出路，衣服被荆棘挂了个稀巴烂，满身伤痕也忘了疼，那两个同学丧失了信心，埋怨我带错了路。‘那好！你们回去吧，我自己走！’可他们又不敢离开我。我们又坚持了一天，终于听到了敌机轰炸声。这是美帝的飞机在炸越南的村镇，我们心中一喜，只觉得这爆炸声非常可爱，我们冲着冒烟的地方走，才知道到了谅山省的文林附近，本来我们都不懂越语，幸好碰上一个懂汉语的华侨。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郊区的竹棚里，大概是越南的镇公所一类的机关，因为小镇已经炸成一片瓦砾，所以在野外的山林里办公。这里坐着三个越南人，他们对我们并不友好，活像审讯偷越国境的犯人！我们已经习惯了凡事先读语录，拿出红宝书。回答说我们不是越境者，而是来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的。……

“他们三个交换了一下眼色，竟然有一个人会说汉语，他说，‘你们越境是非法的，必须把你们送到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去！’我们正想跟他展开大辩论，谁知他摆摆手，喊了两个人来把我押走，使我们无法容忍的是竟然把我们铐起来。我们大喊大叫：反帝必反修，不反修不是真反帝，你们侮辱红卫兵，没有好下场！结果，他们连口水也不给我们喝，就把我们推走了！

“我的一个同学恨恨地说，早知这样，我们也就不来了；并骂了一声他妈的！我说不，我们打倒帝修反，是为了打出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不是为他们打的！我们一路上猛宣传反帝必反修，因为我们认定那几个铐我们的家伙肯定是亲苏分子！

“到了大使馆，又是哄我们走，我们说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让我们打美帝，我们就绝食！……我们这一手很灵，第二天就决定分我们到施工部队去。……这时，我们才知道，援越部队并没有进入南方丛林，我到父亲领导的Ｃ支队，他们两个分到别的支队去。……”

“为什么还要你们分开？”乔文亚问。

“还不是怕我们在一起闹事吗？”

“你那两个同学在干什么？”

“不知道，我连他们在哪个支队都不知道，“孙家杰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这些红卫兵，到这里来很不受欢迎！……”

“说实在话，你们给国家添的乱子不算小！”我委婉地说，“不要说别人不欢迎，就是你爸爸也不欢迎！……”

“所以他把我介绍到62支队来！”

“据说是你要求的！”

“我是要求到高炮部队去，并没有要求到太原来，难道安沛、宣光的高炮部队还少吗？他没有跟你说吗？踢我一脚要我滚得远远的！……”

“你不觉得你们闹到这个份上，就是连中央也对你们感到头疼吗？……”

孙家杰竟然垂下头去，那种沮丧之情从他的躬下的身躯里充分地突现出来。然后喃喃地说：

“世界，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我这次虽然受到了表扬，将来还可能立个三等功什么的，其实，我在炮连里，也只不过是个普通一兵！”

（三）精神的转化

“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受犬欺，我懊恼得差点跳红河，”孙家杰情绪冲动地说，“我们62支队是1966年冬天入越的，对国内的红卫兵造反闹事知道得很多，那时的部队还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红卫兵造反很不理解，甚至与我们为敌，就像在海拉尔，那队开进火车站的解放军，就是背对国际列车面对红卫兵，用刺刀挡住我们不让登车，对我们的辩论质问一概不理，用沉默来表示最大的轻蔑。那些省委市委负责人在我们面前打躬作揖，这些比我们只大两三岁的大兵竟敢用枪口对准我们。……”

孙家杰说到这里，对我们淡淡一笑，声调有点苦涩，用左手端起茶缸呷了几口，好像在转换情绪，我和乔文亚都沉默等待，不发一语，对他的新感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继续说：

“我们被铐着手押往河内，红卫兵精神就被挫去一半，心中恨恨不已，可是又毫无办法，只觉得一下子失去了神力，一到连队，战士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审视着一个外星人。其实我非常狼狈，破衣、烂衫、头发蓬乱而且还长着黑黑的唇髭，手上脸上还留有荆刺的划痕。他妈的，自从离开国境之后，就没有一个人怜惜我们！

“只有指导员理解我的心情，他让我洗干涮净换上不带任何标志的军服之后，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他说：‘孙家杰同志是反修反帝的小英雄，是咱们援越抗美部队Ｃ支队孙支队长的大公子，子承父志到越南来打美帝！’我听了这些强加在我身上的话，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接着说，‘红卫兵的根本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他是五个伟大的代表了，是二炮班的新战士，他保证能勇敢战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把对美帝的千吨仇万吨恨推进炮膛，把敌机揍个空中爆炸落地开花！’……”

“这是很高明的紧箍咒！”乔文亚给孙家杰续水。

“可是，我们的班长却对我非常严厉，进班第一天，就叫我上阵地！‘红卫兵，心最红，见到困难打冲锋！’成了班里讽刺挖苦我的顺口溜。‘阵地上没有走资派，你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觉得这是对红卫兵的亵渎，想发作，可又孤掌难鸣。接着又有人来‘维护’我，……‘喂喂，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小孙，人家是受过毛主席表扬的！’‘你怎么知道的？’你们听，‘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当心挨他的金箍棒！’

“从此，孙大圣就成了我的浑号，我一时成了全班调侃的对象，有人要我谈谈北上反修和北京红卫兵各派斗争，班长却坚决制止，他说，国外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国内文革情况不准乱说！

“他妈的，我真有点受不住了，气得想跳，恼得想哭，一出国门就带镣铐、挨脚踢、遭奚落、受挖苦。我孙大圣可从来不是软蛋子，可是，你发火找不到对象，你诉苦找不到朋友，你想争辩，找不到对手，我只有埋头苦干，不是苦干是死干。一个星期，我就成了炮班的全能！装填、瞄准、射击全都行。班长自然就表扬我，那时，美国佬为了争取他妈的什么资本，来了个暂停轰炸，我老孙就天天盯着天空盼望敌机来。……

“他妈的，全连都在讽刺我：‘咱连来了个孙大圣，吓得敌机都不敢来了，弄得咱们连杀敌立功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曾起过一抬腿就走的念头，可是，我已经入了连队的花名册，不就成了临阵脱逃的怕死鬼了吗？一发现不是红卫兵了，我就蒙头大哭，好像脱胎换了骨，身份变了，灵魂也变了。我暗下决心：谁英雄谁好汉，高炮阵地上见。……

“可是，美国佬就是不来炸，又有人挖苦我：‘孙大圣，别说敌机不好打，就是你上天抓下三架来，也未必能上天安门。还是去干揪斗走资派的红卫兵好，抬腿就进中南海！’我对这一些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讽刺调侃一概不理会，精心钻研炮兵技术，锻炼作战本领，除了父母给我遗传的倔强之外，红卫兵精神都磨光了。我的心就像一颗被捆绑着的炸弹，单等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投出去，来一声撼天动地的轰响！……”

“小孙，你这段话挺有水平，”乔文亚由衷地称赞说，“我不但理解你的现在，也理解你的过去了。”

“返璞归真，恢复常态，……”我笑笑说，“应该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可是压力不断地增大，有一次出现了危机，有一天同班战士悄悄问我说，‘听说你们北上反修，是冲上国际列车，抱着俄罗斯小姐在车厢里打滚，那味道怎么样？’我怒不可遏，跳起来甩手给他一个耳光，回答他，‘就是这种味道！……你要不要再尝一尝？’可好，全连传遍，孙家杰打人！一直反映到支队部，看我老子的情面——没有开除，给了个可以不写进鉴定书的当面口头警告。……美国佬他妈的老是不来，可把我憋死了。

“我曾起过带支冲锋枪潜入南方打游击的念头，仔细一盘算，觉得不行，沿路布满了部队——有越南的、我们的、苏修的，碰上哪一种部队都会把我扣住：既可以说我持枪行凶，又可以说我拖枪逃跑。说不定来个无限上纲上线，说我拖枪投敌。……可是，那一耳光，我不后悔，谁敢那样糟踏我，我还是会那样干的，甚至不只是耳光，我会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然后再砸烂他的狗头！”我忍不住为他补充了一句。

孙家杰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终于盼到了，1967年1月15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来势凶猛，我们守卫的刘舍车站一片火海，我们高炮阵地就像发疟疾一样颤抖，我们的炮位像坐在颠簸得要命的吉普车上，不停地跳动，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在阵地上指挥，战友们都个个同仇敌汽，咬牙切齿两眼血红，唯独我是含着微笑进行射击。那是一种迷人的音乐，我看到我发射的炮弹在敌机近旁炸开一朵朵灰白色的爆烟，我的心就被一种狂欢所陶醉，那滋味就像足球场上踢了一只擦边而进的球。

“飞机向我们阵地发射导弹，反复扫射，弹片扇起的热风扑到我的脸上，我丝毫也没有惊慌的感觉，排除高炮故障，显得特别沉稳，我们的班长腿部受伤，我立即代替他指挥，那时我非常自豪自信，记起爸爸老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当兵就应该作一个真正的军人！’今天，我算懂得了‘真正的’是什么含意。

“我们班长进了医疗队，我就代理班长，从1月15日到2月4日，我们进行过四次战斗。我们班在2月3号打下了一架敌机。……那是一架F—105，据说飞机上的驾驶员是一名上尉。我就一直想见见这个飞贼，带瓶者烧给他，感谢他给我们炮连送来一个集体二等功！

“我心里还想来一次运气。越北将来击落敌机899架时，最后那一架应该是落在我们阵地上。你们可知道：1966年的11月27日，越南北方累计击落敌机800架，最后那一架是61支队打下来的，结果胡志明主席亲自发电祝贺，并且授予击落第800架飞机的大队一级国旗勋章。我想，也许我能当一个击落敌机第900架的幸运射手。……

“不是向你们夸口，我觉得我有军事天才，不光勇敢，还会动脑筋。高炮团研究对空射击战术，作训股长指名要我参加。我提了个‘以假掩真’的建议，立即被支队采纳。……”

“怎么以假掩真？”乔文亚问。

“因为我们的高炮阵地基本上是固定的，很容易遭受敌机攻击，敌机也容易避开我们的炮火，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可以在阵地附近重设一个假阵地，让敌人真假难分。来个真假结合，动静结合，打打敌人的伏击和游击。……当然各高炮部队都有很多创造，我的想法也在这些创造之内。……

“这次受伤倒是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说轻伤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底。……”

孙家杰又向我询问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了他，当他听说红卫兵运动——四处大串联。在1967年初就基本结束，以各地造反派的兴起代表了他们，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竟慨叹了几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感情。

晚饭前，指导员和宣教股长来看我们，说炮团的梁政委来陪我们吃顿便饭。因为我不会吃酒，最不善于席间应酬，一再婉谢。但盛情难却。席间他们开怀畅饮，我是多碰杯多吃菜，象征性的用酒杯沾沾唇。在席间团政委把孙家杰夸奖了几句，要我们告诉孙支队长放心。

饭后，指导员和孙家杰告辞，临走时，这位孙大圣竟然流露出某种留恋之情，我们互相约定回国后再见。我也答应路过上海时去看看他妈妈。这时候，宣教股长已经打开了招待所的一间‘贵宾室’，这是招待上面来视察的首长们临时休息的地方。然后便漫无边际地扯谈，说些关起门来才能说的话。显然，他们非常注意目前国内运动发展的状况。好像预测一下不久归国之后自己的命运。……因为这时候，部队“三支”、“两军”已经开始，深深地卷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砸烂总政阎王殿”。再加一句“水浅王八多”，由此辐射出去，狠揪军内一小撮。不知牵动了多少人，震骇了多少人。连累了多少人，在国外的人都想想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后来又转向了美国战俘，梁政委发了许多感慨：

“我们高炮部队只能打下敌机，却很难抓到飞行员，因为飞机差不多都落进山林里，我们抽不出部队去捕俘，许多飞行员大都落在越南的群众手里，……在越南，是全民捉‘飞贼’，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敢抓！

“我们的施工部队也抓到不少，抓到后也得交给越方。美国人把战俘看得特重，为救一个飞行员，可以不惜血本。飞行员一落地，确定了被击落的方位，就用微型发报机通知基地，基地就派大量战斗机把这个地区包围起来，再用救护直升机把那飞行员叼出去。……”

“这种办法并不有效，往往是赔了妇人又折兵！”宣教股长补充说。

“但它可以说明美国对飞行员的重视，‘战俘’对越南来说也是‘宝贝蛋’，他是巴黎谈判桌上一个很重的砝码。……”

“听说飞行员身上都带一张‘投降书’。这在我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那将被视为怕死鬼的行径！”我插进去说道。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人生价值观，东方人很难接受，我们的口号是宁死不作俘虏！”梁政委不无感慨地说，“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当时我当指导员，不怕负伤不怕死，就是怕被俘。因为一旦被俘就被视为耻辱、视为叛逆，和叛变只差一步，这是最可怕的境地！我的一个同乡当了战俘，从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回来后，无人理他，半年后就死了，是郁闷绝望而死的。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至爱亲朋都不原谅他，人家是挂着英雄奖章回来的，你是当了俘虏回来的，父母妻子怎么有脸见人？其实，他是受了重伤后被俘的，‘当时，我死了就好了！’这是他留下的一句憾恨终生的话。……”

“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就是拚到最后一口气，誓死不投降！这是东方和西方的人生观念上的根本差别！”

“哪一种最合理呢？”乔文亚提出了疑问。

“在西方，认为在无法战胜又无法脱逃的情况下，是允许投降的，不投降而作无谓的牺牲是不合理的，”梁政委说，“在二战期间，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帕西瓦尔将军率八万多英军向日军投降；驻关岛的美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是全部投降日军的，就近处说，奠边府之战，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利将军就是举手投降的，法军投降达一万多人，光校级军官就四十多！……这里面没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是一种不同的观念，你认为合理的他认为最不合理；你认为不合理的他认为最合理。……”

“不过，那面‘救命旗’可是写得太没有骨气了！”宣教股长说，“我看就是怕死鬼也写不出来，就像跪地求饶一样，一副可怜相！”

“听说想得挺周到！”我笑笑说，“在朝鲜战场上就听说了，只是没见过！”

“我见过！”宣教股长说，“完全是活命哲学，他们有一个20多公斤的救生囊，为活命想得那个周到我看举世少有：有自卫手枪和匕首；有和基地联系的发报机；有可用15天的营养品，还有一本《可食植物鉴别》书，彩色的，什么植物可吃，什么山果可吃，那画和真的一样，绝不会吃错。还有一副扑克牌，可以解除荒山野洞的寂寞。还有一张林中用的同形吊床，还有向搜捕者行贿的金币银币和金戒指；那面‘救命旗’是在白色的尼龙巾上印了十几个国家的文字的投降书，其实，它既不是书也不是信而是一面小白旗。那上面写的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绝不会错：我是美国公民，因执行公务落入贵国，不要杀害我，请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一定会得到重谢和报偿！……”

“在我们看来，缺乏起码的民族气节和军人的气质。”梁政委说，“连作人的尊严也没有了！”

“的确是一副可怜相！”我同意说，“这种人生价值观，东方人接受起来，不说是不可能的，最低限度也是极其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