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一）奠边府之行（再续）

临近中午，雨过云开，黎东辉显得有些困倦，正好县主席请我们去吃酒，我婉言谢绝后，黎东辉独自去了，他们需要一个单独见面的机会叙旧，我们相约晚上再谈。

下午，张科长去高炮团找几个同乡闲聊，我则翻开孙洪林的回忆录初稿，在有了实感之后，重新再看，感受就大不相同。这里用得上毛主席的一段语录：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

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

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孙洪林的回忆比较干巴，概括力却很强，他写道：

战役第二阶段，在攻击A1、C1据点过程中，法军拚死命反扑，战斗处在胶着状态，双方伤亡都很严重。中央军委根据军事顾问团的战情报告，从赴朝的人民志愿军中紧急选调工兵专家奔赴奠边府前线，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坑道作业，按照中国的攻坚作战经验，挖掘暗壕通向A1据点的坑道，准备用炸药，把法军的永久性工事连同士兵一同炸毁。这是减少伤亡的最佳方法。

军事顾问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六项指示，结合战场实际情况，进行战斗总结，改进作战指挥；对伤亡大的部队补充兵员；改造已占领阵地，修通各部队之间的交通壕；开展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展开宣传攻势，主要是瓦解法军的外籍士兵。时有伪军和黑人士兵投降。

到4月下旬，我军已攻占了半个机场，并将敌人集团据点分割开来，敌人空投困难，许多物资落在人民军阵地上。

如果遇到连日暴雨，阵地一片泥泞，壕沟均成泽国，法军又怕我狙击手冷枪射杀，整天蹲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伤员无法运走，也无医院可容，真是苦不堪言。

美国为了挽救法军的危局，紧急援助法军100架战斗轰炸机，50架运输机和配有飞行员的C—119型运输机，这等于给法军打了一针强心剂，河内法军便利用战斗轰炸机对人民军的阵地、交通和后勤运输狂轰滥炸，造成了人民军的严重困难。

部队伤亡很大，长期露营，体力消耗过多，病员剧增。许多中下级干部的右倾情绪渐渐抬头。我和黎东辉都深入堑壕，鼓励士兵们咬紧牙关，这是一场双方较劲的拔河，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

从后来的西方报刊，可以看到记者们比较客观地描绘了当时双方的某些情景：

4月间的残酷流血，使双方都难忍受，双方伤员奇多。据说，越盟这支

减少到大约只有4万人的队伍里只有几个医生，武元甲被迫停止了攻击。他

们用中国抗战时期地道战的办法改变了原来的攻击战术，组织了数万部队和

民工向奠边府的核心工事挖掘，日夜苦干，据说已经挖了数百公里长的战壕

网。法国空军从上空可以看出这些深沟，快速地向前延伸。河内的纳瓦尔司

令部电询德‘卡斯特利上校，要不要给他们空投一批声音探测器，得到的回

答是：“我们已经听得见他们挖沟的声音。最好是多投些炸弹！”

法军依然顽强地固守着几处低山：比亚尔少校用非常奇特的数字来描述

战斗的激烈进程：“我们营800人，从第一次机降开始就变成了700人；然后

是600人、400人、300人、180人。我想，最后能剩下80人，我就要感激上帝

的怜悯了！”

全世界的各大报刊都以头条新闻报导奠边府的消息，好像在报导两个世界的最后决战。

美国的《时代》杂志写道：

“巴黎在春意盎然里鲜花散发着馥郁的浓香，然而，市民的气氛却跟6000英里之外的那条战火纷飞的山谷，同样笼罩在悲惨的阴影里。”

法国的《费加罗报》却没有《时代》周刊那样安闲的幽默感，它的描写是凄惨的：

“奠边府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生存环境已经临近忍耐的极限。伤员躺在堑壕里呻吟着等待医治，在美国运输机投下的军需物资中，却缺少药品和水！由于越盟高射炮的威胁，运输机不敢低飞，高空投掷，大部分落进越盟手中。穿过奠边府的楠云河已被浮尸填满，水源断绝，用过滤器一点一滴过滤的水，只能给那些干渴得近于昏迷的人。

在军事上的惨败之后，接着是政治上的痛苦。在1954年4月26日召开的由苏、美、英、法、中五国及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共产党的代表带着得意的微笑而来，”西方记者报道说，“他们大谈特谈和平。而一位美国代表却怒不可遏地对记者说：‘他们来到这里，口谈和平，面带虔诚，两手却滴着鲜血！’而法国代表却面带凄枪，满腹苦水，却无法倾吐！……”

奠边府的局势，牵动着日内瓦会议的每个人的神经，法国政府有感于失败的重压，需要给奠边府守卫者以精神上的鼓励，就在奠边府即将陷落的前夕。德·卡斯特利上校晋升为准将，并授于每一个守卫者一枚十字军功章。

德·卡斯特利将军不乏历史常识，他在佩上将军领章和肩章时，是否想到二战期间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巴罗斯将军？他是在即将全军覆没时晋升为元帅的。而后举手向苏军投降，加入91000人的长长的俘虏行列里，而后到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去候审。

德·卡斯特利将军没有谈他的晋升的感受，比亚尔少校却坦诚得多，他接过十字军功章时，苦笑着，而后向记者披露他当时的感想，他说：“官兵们肯定会想到他们将在战斗中死去，因此，这奖章是给他们的生命留下的最后一点装饰！”

但是，比晋升将军还要荣耀的是女护士热纳维也芙，她应召来到指挥所，德·卡斯特利将军把闪光的荣誉勋位勋章佩带到她的胸前。这是奠边府的守卫者中最高的荣誉奖赏。女护士手捧勋章泪水潸然而下，在她的回忆中，最使她激动的还有两次，一次是4月13日，在她的地下独居室里，官兵和伤员的代表们为她安排了庆祝她29岁生日的贺仪。“那是一个很小的家，”热纳维也芙后来回忆说，“由于他们的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由于他们细腻的深情，使我惊喜，使我感到人类中最神圣的爱意，我忍不住泪落纷纷。……”

另外一次，那是在奠边府战役之后，我将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它。[奇书网 Www.Qisuu.Com]

孙洪林的回忆越来越简略，像个大事记，仅仅是勾勒出一个战役的轮廓，他记述道：

从5月1日起，人民军即进入战役第三阶段，就是全歼守敌阶段。……远在4月下旬，就发现法军增兵老挝上寮，有接应奠边府守敌突围的迹象，中央军委致电军事顾问团，提醒防止法军伞兵突降人民军后方以策应奠边府守敌进行反击的可能。

顾问团认为防范敌伞兵空降的最积极的方法，是加快对奠边府的攻击，争取早日解决战斗，使敌空降我后方的计划成为泡影。

5月5日，由中国装备和训练的六管火箭炮运抵前线。它的巨大的威力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苏德战场上德军称之为鬼炮的“卡秋莎”。同时人民军的坑道已经挖到A1据点的核心部位，人民军在那里埋进了一吨炸药。

5月6日夜晚，人民军向A1、那农、州温、芒清之敌发起总攻。一声天崩地裂，一吨炸药引爆，坑道内的法军工事大部震塌，顶部堡垒则飞上天空，工事里的士兵全部震死，七窍流血，像受了雷须。

其他几个据点也相继攻克，未攻克的法军自感大势已去，相继举起了白旗：

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利将军向人民军投降，指挥部人员全部被俘，驻守南分区的2000名敌军南逃未成，全部被歼。历时55天的奠边府之战至此全部结束。……

面对孙洪林的提纲式的简单回忆。我忽然感慨万千：他，作为一个颇有军事才能的中国军人，这个简单的回忆说明了什么？他应该写一部大书，在越南土地上的每一个浸着血汗的脚印就是规组作响的诗行。

为了援越抗法，他作为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一员，于1950年8月赴越，1956年3月回国；为了援越抗美，他作为施工部队的支队长1965年6月重新来到越南北方，1968年7月回国；先后8年半的时间，他有多少话可说？有多少事要记？他应该记住这段历史，而越南的历史更应该记住他！

我从他的回忆录上抬起头来，不想再去追述奠边府战役的诸多细节，而是走出坑道式的地下室，把目光投向变化万端的历史风云。

日内瓦会议还没有结束之前，奠边府的8000名法军战俘也像斯大林格勒的德国战俘开往西伯利亚一样，他们也被押解到红河三角洲的战俘营。越南人民军留下热纳维也笑小姐，照顾不能随战俘长途跋涉的重伤员，等待法国医疗飞机将他们接回法国。

热纳维也美小姐写给胡志明主席一封信：

尊敬的胡志明主席：

我以神圣的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名义，向您提出和平的祝愿。我和受伤

的法国士兵全都希望我们两国在不再战争的承诺上建立友谊关系，如果我

能有幸回到我的祖国，我一定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造成能使我们两

国人民互相谅解的气氛，以便利于维护与重建我们全人类所希望的和平事

业！……祝越南人民幸福！

“这封信写得很好！”胡志明看了信后，对越南政治局的同志们说，“应该满足她的要求。……提前释放他们。”

当热纳维也芙小姐得知胡志明主席对她的信的评价并提前释放他们时，她第三次热泪盈眶了！

5月21日越南人民政府释放了她和其他医务人员以及法军伤病员858人。这个举动推动了日内瓦的和平谈判。1955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

随着奠边府的硝烟散淡，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这出长达八十余年的威武雄壮的戏剧落下了帷幕，从刘永福黑旗军应越南政府要求于1873年进入越北抗法开始、越南的反侵略斗争的胜利，莫不和中国人民的支援紧密相连。历史老人把这一幕写得有点断断续续。从黄花探到潘佩珠到胡志明，真正的重场戏还是从胡志明乘日军投降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1945年8月26日进军河内，举行了“八月革命”，9月2日发表了越南独立宣言，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时，法国远征军也在9月12日重又杀回，在西贡登陆，这场重头戏一直延续了将近九年。

奠边府的陷落，在法国来说，不是一次战役的失败，而是法国殖民者上百年来的“东方帝国”迷梦的破灭，它丧失了奠边府，也就丧失了东南亚！

帷幕落下来了，戏剧并没有结束，在新角色登台之前，我们不妨向下台的旧角色投去一瞥：

那放下武器退出战争的8000名法军战俘，又走进了另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也许和奠边府的炮火同样残酷，他们在越北的丛林里开始了长达60天的行军。亚热带的可怕的雨季（5月—10月）已经开始，雷暴雨以肆虐为乐，展现它的天威！不必说押解战俘的士兵对侵略者有多少仇恨，即使对那些病倒途中的俘虏心存怜悯也毫无办法。人民军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尚且亟待医药，谁能顾得上在丛林中跋涉的战俘？

“55天的激烈战斗，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在狂风暴雨的泥泞里，无一不是拄杖而行。那一声声霹雳犹如炮火的轰响，倾盆的豪雨弹丸似地击打着他们，乌云低垂像黑色的海浪碾过他们的头顶，8000人向哪里去找躲避风雨的竹楼？夜间也只能在泥泞中倒卧，许多战浮躺倒之后就不再起来，他的同行者不但无力把他掩埋也无须掩埋，后来者却毫不客气地脱下他们的军靴，同时扯下他的破烂的衣服作包脚之用，沿途不断有战俘倒下，那些东倒西歪的人祈祷君临一切的上苍，让他们少受跋涉之苦，早一天到达天堂——战俘营。

在这越来越少的战俘行列里，德·卡斯特利将军和比亚尔少校在军官队里并肩而行，他们似乎比普通战俘幸运，在蓦然跌倒时还有押解者扶持。

其中有一位中校的竹杖“咔喳”一声折断，他身子一侧倾跌下去，只讲了一句“这是上帝的惩罚”，就停止了呼吸。

“应该说这是一段悲壮的行程！”比亚尔少校后来对记者说，“一种征服欲望挽救了我，……我们这些奠边府的幸存者，只有一半到达战俘营！”

“征服什么呢？”记者问。

“征服疲倦、病痛、丛林、炎热和潮湿。……征服自己的软弱和失望。……”

“你能活下来，仅仅是征服欲吗？”

“不！我想，我一定回到我的祖国，……还有，一个隐秘的念头在暗中鼓励着我，那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那位我拥抱过的伟大女性，我想到她的坚强，她的忠贞，她的无私无畏，……每当我摇摇欲倾时，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的天使般的面影。……”

“你们尊敬的法新社记者曾经说：‘这场战争对法国土兵来说，毫无意义，或者说具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意义，那就是什么也没有损失，只丧失了生命。’你的理解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赞成这种说法，但我至今还不明白，在战争造成如此重大灾难和损失时，应该怪罪谁。战士不需要战争，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土而是荣誉。我带领的800名士兵，现在活着的不足80人，并不是我把他们投入战场的，把他投入战场的也不是德·卡斯特利将军，他也是被别人投进战场的，纳瓦尔也是一样。……把他们投入战场的似乎不是人，而是一种政策，一种职位，一种神秘的力量。记者先生，你可以去追问汉尼巴、亚历山大、拿破仑一世、彼得一世，是谁把他们投入战场的！……”

“少校先生，我还不明白你的真意，你是不是说，战争没有罪魁祸首？或是罪魁祸首只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战争也没有正义邪恶之分，战士打仗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荣誉？”

“记者先生，你可以去研究历次战争的根源和它的结果，但我敢断言，法国退出越战后，这里也不会有和平。这次战争的结束正是下次战争的序幕。至于军人的荣誉，比亚尔少校取出自己的勋章，“我将永远怀念那块洒满法军鲜血的战地，因为我们都像勇士一样战斗过！”

果然被比亚尔言中了，新的一幕更为惨烈更为漫长的战争活剧在奠边府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时，新的主角已经准备出台：山姆大叔站在幕后，在1955年10月举行的南越“公民投票”中，废黜了法国傀儡保大皇帝，推出了一个新的傀儡——吴庭艳总统。他立即占据了举世瞩目的中心舞台，按照美国的乐曲跳舞！

奠边府的帷幕落下39年之后，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了越南，那是1993年的2月10日，这是越南晴朗少雨的最佳季节。金色的阳光像一杯醇香浓郁的美酒沁人心脾。在河内官员怕引起贵宾们的某种不快或某种刺激回避奠边府时，密特朗总统不知出自何种心情，主动提出去看看奠边府的遗迹。

越南人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精心安排法国总统之行。但不知这位法国首脑从历史的明镜里会得到什么感悟？

密特朗总统乘直升机飞过越南北方的丛林，犹如掠过波涛汹涌的绿海；越过拾宋早再山的迤逦的峰峦，那峥嵘嵯峨的巨岩，在阳光下向他炫射着青蓝色的光辉。眩窗外白云飘过平静宁谧的天空，在直升机下方，他看见芽富、山萝、巴漠……这些鲜亮明净的绿树掩映的小城。在这样的繁花吐艳风光旖旎的景象里，总统先生很难和连年残酷的战争联系起来，但他必定意识到，他到这里来是求索时代的演进、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真谛。但在此时，还没有一位西方记者撩开总统先生的心理帷幔，枉自判断：“他站在奠边府法军指挥官高举双手走出的地堡前面，将说些什么呢？”

39年后的奠边府，与黎东辉陪同我参观的奠边府已大不相同：密特朗降落在芒清机场上，这里的飞机跑道平直光亮没有一个弹坑。机场四周是翠绿的稻田，在兴兰高地上还完整的保留了法军当年的坍塌的堡垒和密如蛛网的战壕；在A1高地正中，耸立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上面详述了当年人民军攻克这块高地的战斗事迹，作为陪衬，纪念碑下，是一辆被击毁的坦克；而在纪念碑的另一方则是当年用百吨炸药炸出的深10余米直径20米的大坑。

密特朗总统沉默地观看着这个战争博物馆似的阵地，然后他伫立在“德·卡斯特利地堡”前！这是当年法军指挥部所在地，它是用半圆形三层铁板盖顶的永久性的掩体。掩体前矗立着一座石碑，上面写着人民军攻陷法军指挥部以及德·卡斯特利将军投降的经过，而掩体上方，有三个人民军战士挥舞着红旗的塑像——这是奠边府大捷的象征！

密特朗总统沉默着，他是否看到了法军埋在异国他乡的尸骨？是否听到了当年搏杀的惨烈之声？于是，他仰起脸来，望着深逮的天穹，用低沉的声调缓缓地说：

“那是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是一句应该用黑体字标出来的话，它既是来自历史的深处，又将传向未来，这是法国人民对奠边府陷落后的总结。

（二）取而代之

黎东辉从奠边县副主席那里回来，带回一个消息，明天上午有苏联地质专家结合勘察工作，要到A1高地来参观。大约只有几个小时，问我明天怎么安排，言外之意是想要我们回避一下，客随主便，我提议明天到奠边府防御体系中的南分区洪棍和班磨去看看，还可以参观一下法军的预备机场。

接下来，我们就奠边府战役的细节进行交谈，但是，我们两人对那些战斗细节已经失去了兴致，接着话题一转，转向奠边府大捷之后，美国介入越战的过程，黎东辉回忆说：

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坚持殖民战争的法国拉尼埃政府垮台，孟戴斯·弗朗斯组阁，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有了进展，劳动党中央决定有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总政局副主任黎光道，308师政委双豪组成军事代表团，参加越法双方在越南境内的军事谈判。中国派解方同志来作谈判顾问。

7月中旬日内瓦谈判就军事停战和军事临时分界线达成了协议。随着法军的撤离，人民军在10月开进了河内。日内瓦协议把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划为南越北越两部分，并呼吁南北双方在两年内举行联合选举，以达到重新统一。美国和西贡的吴庭艳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美国声称，它的一贯立场是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可是它暗中已经帮助吴庭艳训练和装备了234000人的部队。准备以美一吴联盟既赶走法国人，也挫败越共！

美国已经认准，如果通过民主选举，胡志明将取得胜利，那么，河内将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跳板，一系列东南亚小国就会像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地倒向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来，法国人在日内瓦投降了，但他更不理解的是孟戴斯·弗朗斯总理竟然同与他拼搏8年的越盟友善起来。其实美国应该明白，你想以美一吴联盟取而代之，往日的朋友也就成了现实的敌人！

这一夜，我跟黎东辉虽然交谈了很久，但有许多内幕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到了后来，依靠许多外国资料，才了解了当时难以理解的许多奥秘：

在1954年10月11日，以北纬17度线分隔为南越北越之前，允许南北双方有三个月的合法移民，似乎南越北越已经分为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北方有85万人移居南方，大多是天主教徒和小土地所有者：南方有8万人移居北方，几乎都是抗法时的游击队的干部。当然，许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隐伏下来。

接着就是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从北方无条件撤军。这里法、美和南北双方出现过一段十分微妙的关系。因为法国在越南有经济利益而转向支持胡志明，并且判定在未来的选举中，胡志明会统一全越南，它曾多方劝阻美国不要插足越南，指出吴庭艳不能代表南方。甚至试图支持南方反对吴庭艳的势力，用政变方法推翻吴庭艳，也就把美一吴联盟的根基拔掉。由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直接插手，宣布美国援助将不通过法国人之手，而是直接交给吴庭艳政府。他一脚把法国从南越踢了出去！

可是，美国人始终无法走出两个误区，一个是，不管花多少金钱，都无法阻止吴庭艳政权的腐败；一个是他无法理解、更无法对付共产党人的人民战争。

1958年初，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长的威廉·科尔贝，已经发现南方的整个农村共产党的活动明显地增强起来，那些为了躲避捕杀而作为合法移民转向北方的抗法游击队干部，重又秘密返回，但那时的活动还是政治上的宣传、组织与发动，到1959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已有5000名南方出生的共产党干部从北越重又回到了南方。

鉴于农村的日益赤化，吴庭艳和科尔贝一起实施民众最不欢迎的农村战略计划，重复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在苏区实行的移民并村。在边远的越共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村民们被圈在防卫营里，四周环绕铁丝网和壕沟，每个村都建立民兵护卫队。……以防止越共的活动。

这种凭想象的战略村计划，几乎没有起到起码的效果，这些战略村的防卫组织不但挡不住越共，反而成了越共的掩护物，他们照样可以在战略村里活动，甚至把村政权和民兵护卫队掌握在自己手里，吴庭艳很快也就变成了蒋介石式的“运输大队长”的角色，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便日益活跃起来，在这样的根基上，越南北方便顺理成章地向南方渗透。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35届总统。上届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年高德邵的长辈资格向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提出建议：“现在老挝内战是你面临的大问题，我认为你必须派出军队，我将全力支持你。……”

在很多场合，艾森豪威尔都阐述他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这对肯尼迪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5月5日，肯尼迪毅然宣布：如果有必要，他将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可是5月16日，关于老挝问题在日内瓦十六国会议上，戴高乐总统与肯尼迪私下会晤时，警告他说：

“你们美国人昨天想取代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今天又想重新点燃我们已经结束的战争。我敢预言，你们将一步一步地陷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无底深潭。……”

肯尼迪脸上浮现出一种神秘的微笑，这位美国历史上称为一代英才的年轻总统，大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气概，他想小试锋芒，未免失之于轻率，悍然发动了入侵古巴的“猪湾”战争，在卡斯特罗的岩石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懂得了谨慎，他说：“猪湾教会了我许多事情，其一，是不可轻信将军们和中央情报局；其二，如果美国人民不想动用美国军队去除掉离我们海岸只有90英里的共产党国家，我又怎么能要求动用军队去除掉一个9000英里以外的共产党国家呢？”他似乎觉得戴高乐总统的警告不无道理了。

可是，身不由己。军方告诉他：“越南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已经发展到接近2万人，而且不断地对西贡政权发动袭击。原来认为不需要美国出兵的吴庭艳不能不向肯尼迪告急。肯尼迪自然垂询他的私人军事顾问——泰勒将军。

他无法不介入越南战争，但又非常小心，到、1962年初，他将军事顾问增加了10倍，由400人变成4000人，还派300名美国飞行员配合南越政府军进行战斗，但自己不要卷入，除非是自卫。这4000名顾问团中包括了绿色贝雷帽分队，这种特种部队是新设的极为有效的防暴委员会手中的尖刀！这个防暴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泰勒将军。

对于美国的特种部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贝雷帽分队长布莱恩上尉说。“肯尼迪和特种部队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它对付游击战方面有着一种特殊的能力。……”

当时研究与改进军事战略的格雷厄姆·马丁却说：“绿色贝雷帽是一个错误，因为他所受的是游击战训练，而不是反游击战的训练。”

吴庭艳的“战略村”实际变成了“集中营”。当时的国防部长助理保罗·尼采说：“北越的渗透获得了高度的成功，他们达到了一个村一个村地摧毁战略村的目的。因此，我非常怀疑用我们的军事行动能使情况得到改变。”

泰勒将军则坚定地认为：“我们的使馆人员和驻西贡的军方人士都一致认为，没有美国的帮助，南越政权是绝对无法对抗越共的！”

就在他们为对付越共大伤脑筋的同时，佛教徒的暴乱却插了进来。吴庭艳掌权以来，很少离开他的宫邸，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士总统。不断升级的宗教迫害引起的暴乱，到了不得不残酷镇压的程度，他们禁止佛陀生日这天升起宗教旗帜引发了示威；他们又开枪打死了40名示威的佛教徒，并且逮捕了数千名僧众，这使肯尼迪大伤脑筋，他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凄怆地说：

“这是一个佛教徒占全国人口95％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却由一些说法语的人统治，他们毁佛塔、杀尼姑、杀和尚，我敢说，在佛教徒危机刚开始时，总统已经感到失望了。……”

1962年6月11日，一名和尚在西贡闹市区兜头浇了半加仑汽油，点火自焚，那窜得很高的火焰喷发着对吴庭艳政权的仇恨，那围观的市民的心也像在这烈焰里燃烧，对这个视死如归甘受火刑的和尚怀有深深地敬畏，这个使世界都感到不安的事件，并没有引起吴氏兄弟的反省，吴庭艳恶狠狠地说：“这些出家人受了越共的扇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情绪的爆发，还不如说是政治情绪的爆发！”

吴庭艳的弟媳吴庭如夫人却嘲笑说：

“这种散发着焦臭味的死法，不是太野蛮了吗？”

在1963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里，在白宫和五角大楼里，都笼罩着一种危机气氛，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何去何从，差不多分成了两个营垒：

一方说：“我们同这个吴庭艳拴在一起，就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另一方说：“除了支持吴庭艳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在我们挫败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再来解决吴庭艳的问题吧！”

在整个1963年的危机感中，这种争执无止无休。已经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后来说：

“我们看了这些戏剧性的可怕的和尚自焚照片——据说这是对吴庭艳专制统治的抗议。这在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中间引起了分裂：有一派非常强有力的人物警告说：你同吴庭艳在一起，不可能获胜。另一派则反问道：也许我们和吴庭艳一起不能获胜，可是，你想跟谁在一起呢？对方却无法回答。……”

这就出现了病马且当好马骑呢还是换一匹新马？能够在反共战场上驰骋的新马在哪里？

在这种举棋难定的利弊权衡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却迅猛地发展起来。

华盛顿对吴庭艳越来越明显的不满，自然被南越军方的将军们所察知，或者是从某种渠道接到这种要“换马”的暗示。但是，那些将军们却非常担心，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如建立并掌握了一个秘密警察系统，很可能政变在萌芽时，就被锄掉。他们在权衡哪一个危险更大：是政变好还是无所作为好？

这又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局面，美国想推动这场政变，却又绝不能暴露美国插手这场政变，那将成为世界爆炸性的新闻，而且美国的形象以及在未来的各种活动中都将受到损伤。于是在各种猜疑和推测中，难辨真伪，都不敢表现真情，因而也就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中捉起迷藏来。内部句心斗角，谁还有心去关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事情？

肯尼迪终于下了支持将军们政变的决心。他在8月29日给西贡洛奇大使的长长的充满暗示的电文中有这样一段明确的话：“从以往的经验中我认为失败比表面上迟疑不决更具有毁灭性。我当然要对这种政变负完全责任，正如我也必须对这一次行动及其后果负完全责任一样。”

这就是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下决心，发动将军们举行政变，即使冒失败的风险也在所不借了。

经过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复杂过程，陈文同将军在闪闪灼灼中策划政变的细节，并表示在政变前几小时才能通知美国大使馆，以免走露风声使政变出现危险。

如果省略复杂而又惊险的政变过程，那么政变结果是，吴庭艳、吴庭如兄弟两人被政变者枪杀了，是谁主张把他们杀害的？

陈文同将军说：“我认为杨文明将军不想让他们活着，在押解

途中就把他们杀了。”

政变的将军们却解释说：“是他们兄弟两人企图夺取武器脱逃而被杀身亡的！”并为此表示遗憾。

中央情报局接到吴氏兄弟的尸体照片时，他们是反绑着手被打死的！

兵变委员会推举陈文同将军向美国大使馆作出解释，他说，杀害吴氏兄弟绝不是政变计划中的事，那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意外。

使华盛顿震惊的是：他们一直反对用这种方式推翻吴庭艳，甚至改变过支持政变的主意。现在将军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一开始就用鲜血玷污了他们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当中央情报局的科尔贝回首往事时说：“我们的确想摆脱吴庭艳，却没有认真或是根本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他。当然，我们摆脱了这位贵族，选择了将军，按我们原来想象，这些将军会组建一个更民主的政府。……”

华盛顿很快就发现有两个出乎意外的景象：

第一，吴氏兄弟的猝死使美国极为震惊的同时，西贡并没有震惊，而是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一个独裁者的死使市民们兴高采烈，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备受西贡各阶层的人士欢迎，他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在美国大使馆前欢呼，好像美国人为他们除掉了一个祸害！

第二，华盛顿别无选择，只好承认了新的南越政府——以杨文明将军、黎文金将军和政变联络人陈文同将军为首的军人政府，而市民的欢呼声和这届军政府只延续了3个月，在以后的20个月里，政府变换了10届，将军们既没有共同的目标，更没有共同的信仰，今天你推翻我，明天他推翻你。原来想改变得好一些的企望，今天随着政变都分崩离析了。

1964年的形势急转直下，越共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大量地派遣正规部队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慢慢渗透。那时，华盛顿曾悲观地估计，1965年越共将赢得这场战争。

可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匆忙宣誓就任美国36届总统，这个异常固执的德克萨斯人、继承了总统宝座的同时，也继承了两次暗杀（指吴庭艳和肯尼迪）造成的混乱，以他顽强的性格，没有从越南的悲剧中后退，而是毅然地选择了战争。

就在这时，我们小说中的黎文英从胡志明小道进入南方；而威廉·安德森则在西点军校宽大敞亮的阅览室里构想他的《论特种战争》。

（三）河内之行

第二天上午8时，黎东辉、张科长和我，去奠边府的南分区洪棍访问，下午4时回到高炮团驻地。得知这天上午，驻守奠边府的140高炮部队战士围斗苏联授越专家的事情。

外事无小事，这是可以酿成大事件的事故。正值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和中、苏、越三方关系非常复杂微妙之时，就显得特别严重。这事立即震动了奠边县、莱州省和外事处的同志，分别到我高炮团指挥部和六支队交涉。而且提到了严重违反了越南的主权的高度。

显然，我们的战士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帝必反修，对苏修大鼻子恨之入骨，一见面就怒不可遏，这个所谓的苏修地质专家胸前挂着望远镜，竟然到我们的高炮阵地上来参观，是可忍孰不可忍？国内红卫兵北上反苏修，南下反美帝。要见都见不上，今天，竟然敢到我们高炮阵地来，以参观奠边府A1高地为借口来窥探我们的军事机密，自然是不能放过他！

在战士眼里，他不但是苏修分子，而且还是个擅入我高炮阵地的特务，自然要把他扣留，要扣留自然要拦车，不但不停反而撞了我们，我们当然要开抢示警，我要扭住你送到上级机关加以处理，你不但不服反而挣扎格斗。到底谁打了谁？A1高地当然是越南的土地，可是，A1高地也是我们的高炮阵地，难道能允许苏修特务任意来去吗？

这就是我们战士的理由，至于那个苏联专家的真正身份和来奠边府参观的真正目的谁能弄清呢？

高炮团的同志已经处在烦乱紧张之中，不管理由是否充分，毕竟是一次开枪、围斗外国人的国际事件。我们三个客人都无法表示意见，在高炮团的同志已经没有心绪他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按计划已经完成了访问任务，在诚挚感谢主人热情照顾之后，回Ｃ支队去。

但我们一直关心着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

4月27日，我们从奠边府返回，张科长不知是事先预谋还是忽发奇想，他在后座上低声问我要不要绕个弯到河内去一趟，去看看胡志明主席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的巴亭广场。我深知河内是越南的古城，历史悠久，早已心向往之，只是担心一辆军车能不能随意出进河内，会不会惹出某种涉外的麻烦来。坐在前座的黎东辉似乎了解了我的蜘橱，我扭过头来说：“张科长的主意不错，咱们到河内绕一圈费不了半天时间，有我给你们当向导，绝不会迷路！”

我自然敬谢有加。我们沿6号公路越过安州黄昏时分到达春梅。这里离河内还有50公里，我们决定在这里的施工部队留宿。第二天一早开进河内，下午即可由太原返回安沛。

二十几天的停炸，使河内出现一片繁忙而又宁静的景象，许多坍塌的建筑正在修复，许多废墟正被清除，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生气蓬勃的景象使我惊叹人类医治战争创伤的能力。

饱经战争蹂躏的城市，犹如一片生机勃勃的丛林，大自然的雷雨狂施暴虐，把它摧残得枝断干折，在几经喘息、呻吟、奋发之后，又变得枝繁叶茂苍郁森森了！

正义的战争是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我在河内街头听到清除废墟的市民的劳动号子声，还有那些衣不蔽体却在快乐的笑声中捉迷藏的儿童，忽然间，竟然觉得战争并不那样可怕了。我站在河内的行横街头，竟然沉入一种历史的哲思。

大自然不可能是永远晴朗的天空，也不可能永远是风暴雨狂，狂风暴雨清扫洗涮过的天空，是不是会格外清亮？

战争与和平，是不是历史巨人的左右脚？它是不是在人类的灾难与幸福、痛苦与欢乐中走向未来？

河内，曾是越南李朝、陈朝、后黎朝的京城，享有“千年文物之地”的盛誉。“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府现在在哪里？

据黎东辉介绍，这里曾像北京的故宫一样，也有过紫禁城和皇宫，也曾有过楼台殿阁、御苑园林、在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改朝换代，内乱和外侵，河内的古建筑屡建屡毁。当年的宫门已经荡然无存。古城墙也只在正北门附近留下一段百米长的残迹，就像我国南京鸡鸣寺附近那段与明城墙相接的台城遗址。

远在7世纪初，这里就开始建城，当时称作紫城，在10世纪以前，先后改称宋平、罗城、大罗城。……到公元1010年李朝从华闾迁都至此，更名为升龙。随着朝代的更迭历史变迁，名称不断地更换：中京、东都、东关、东京、北城，直到阮朝才易名河内，是困在红河右岸被其环抱而得名。李朝陈朝时期有61条街坊；黎朝、阮朝时期有36条街坊。现在许多街道仍沿用旧称，使我每一步都产生沉重的历史感。这里的许多古迹都显现着中国古文化的光彩。

河内城区湖泊环列，树木终年常青，鲜花四季常开，处处呈现出亚热带城市的幽美景色，我们绕过还剑湖、西湖而后到达巴亭广场。在巴亭宫里还放着胡志明主席草拟《独立宣言》时用过的圆形四腿的桌子。……就在我们怀着敬意参观过这些历史文物的19个月之后，享年79岁的胡志明主席的灵柩就停放在这里。

后来，我看到一位西方记者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记述了河内人民哀悼这位令人敬爱的伟大领袖的情景：

他们的伟大领袖去世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向他的遗体表示敬意，悲

哀使北越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当人们离开灵柩时，几乎没有一个人

的眼睛离开地面，头颅低垂；在哀伤欲绝的行列中，有数百人突然晕倒在

地，有人则呼天嚎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和胸口，痛不欲生，以至好几个

强壮的年轻人拚力才能遏制住这种近似疯狂的强烈的感情，把他从人群中

架走！……这远不止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胡志明几乎成了一个民族万心所

向的核心！如果以胡志明的名义号召人们投入战斗，人人将成为视死如归

的勇士！

在市区内，我们参观了几个寺庙，古雅清幽。还到了百草公园，这里有森森林木，还看了名刹报恩寺的遗址。又到了巴亭广场东南方奠边府路（原为旗台路）的旗台，这旗台高达60米，蔚为壮观。六棱形的旗台矗立在三层方形的台基上，底层每边长达42米，台基第二层每边各有一门。东、南、西向的三门上留有匾额：东为“迎旭”，南为“向明”，西为“回光”。处处使我感受到汉文化的气息。

4月28日回到支队部，没想到这里出了与我们三人都有密切关系的事故，同样是一起国际事件，当然，它和奠边府围斗苏修专家的事件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