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旧话重提

乔干事按时来接我回支队部，我绝不问他昨夜住在哪里。我也已经想好，如果张科长问起乔文亚的行踪，我也只能含乎地回答我跟苏军医睡在一起，谈得很晚，乔文亚自寻地方去睡了，反正卫生队里有许多空床。……结果，见到张科长后，他什么也没有问。

为了不过分唐突，不使孙支队长为难，我请乔干事送给他一张纸条，希望他安排一个时间谈一谈援越抗法的大致经过，并对近几年的援越抗美作一个系统的介绍，以便我在采访前把握全局。同时谈谈我要去各地采访的初步计划，请他帮助。

第三天上午，就接到他派通讯员送来的复信：

黎秘书（这是我在警备区当党委秘书时的旧称）：

你如方便，我们可安排在后天上午。届时，我在宿舍恭候。

孙洪林即

孙洪林的宿舍就在指挥部的左近，在茂密的凤尾竹掩映下的一间竹屋里，竹屋前有两株枝干丰满树叶稠密异常壮观的菩提树，像两团绿云荫护着竹屋，这屋子特别夯实了半尺高的地基，上面铺了防潮湿的石灰，用木薯秸铺成门台。这种竹屋好处很多，风凉易建，在敌机狂轰滥炸时，特别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即使炸弹落在就近，它在狂烈晃动之后，仍然不会倒塌，即使倾记也不会砸伤人。……四根圆木之上高架着竹排或是木板，这就是不可搬动却很牢固的床。这间竹屋后面，是一座陡峭壁立的山崖，约有70米高，崖壁上开了两条可以开进大卡车的坑道，即使敌机临空，竹屋的主人也能在半分钟内躲避。竹屋门前站着一个卫兵。这一切都说明了支队长的“特权”和地位。

这间竹屋的正面墙上，挂着常见的毛主席和胡主席像。他们都含蓄而慈祥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那神情好像世上处处都是快乐的天国。另一面墙上是越南地图。地图的斜对面是室内的唯一装饰——毛主席的手书《沁园春·雪》。白底黑字，那轻盈飘洒的笔墨像片片雪花纷纷扑落，在热带雨林里显得别具风韵，使人想到漫天皆白的祖国北方，给人带来故乡的清凉。

竹制的茶几上摆着云南出的红山茶香烟、山东出产的花生米和上海出的糖果。在床头上有一书架，上面放了几十本书。孙支队长和我坐在床对面的两张藤沙发椅上兴奋地倾谈。

是乔干事陪我来的。显然，他是想代替勤务员来完成招待工作，借以旁听我们所谈的内容，以满足好奇心理，平时，他是没有机会请支队长为他介绍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全局的，但是孙洪林却说：

“小乔，你去忙吧，这里我们自己动手（指的是泡茶续水等等），你顺便告诉总机室，凡是我的电话，全部转给参谋长，由他全权处理。……”

看样子，他想跟我长谈而且深谈，既不要别人干扰也不想让人旁听，作为一个创作人员，最需要的就是真情的倾吐，心灵的披露。在乔文亚走后，我略带歉意地说：

“你的事情太多，不会过分打扰你吧宁”

“要看怎么说，”孙洪林在藤沙发椅上坐稳了高大的身躯，用打火机点上了一支烟，“若说忙，接到你的纸条时，我正想下部队去。若说不忙，咱们在这里谈上几天几夜也毫无问题。我一向反对事务主义，反对那种忙忙碌碌，在我这种位置，就是发号施令，运筹帷幄嘛。有些事可放手让别人去干嘛；如果现在突然来个通知，要我回国开半个月的会，我拎起皮包就走，支队的工作照常进行；如果要忙，我可以天天深入工地，指手划脚，下属十二个大队，一百多个连队，跑吧，你可以累得吐血。‘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这是谁说诸葛亮的话来着？忘了……诸葛亮是累死的，事必躬亲。……”

孙洪林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胸中似有万语千言，一吐为快，我不住地点头，表示共鸣，有时也提些略有不同的想法，以刺激他的谈锋。

“凡十年来，我有很多的思考，想写一本回忆录，正好，我想借你的笔来著书立说，为我孙洪林树碑立传哩，比我自己吹自己好。……希望有朝一日，能写写今天的援越抗美和昨天的援越抗法，说不定还能使我名标青史呢！……希望你把我的观点全写上，就是受批判也在所不惜。……”

“可是，现在是保密的！”

“历史，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凡发生过的，就会永远存在，有的不能抹去，没有的不能硬加。……”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所以我这次到越南来深入生活，是为将来的创作进行积累。……既然抗美援朝能写，抗美援越也一定能写。……”

“呃，咱们有多少年没有见了？”

“那是1956年的春天，我跟随警备区首长到你们师去解决团结问题，……算来已经12年了！”

“你还记得当时的处理结论吗？”我发现他端茶杯的手微微发抖，似有块垒郁积在胸，他勉强地笑笑，“现在是旧话重提，不是清算旧账，只是探索是非，当时，你是党委秘书，你的看法可能比较客观……”

“凡事只能历史地看，站在当时看，你是错误的；让在后来看，你是对的；站在现在看你又是错的；站在未来看，你又可能是对的！……”

“很有意思，”孙洪林的眸子隐现出一种异样的神采，“谈谈你的具体想法吧，你看，现在我是向你采访了。”

“当时，你的训练方法过分超前，不容易被师长、政委接受，这已经种下了冲突的基因；你作为师参谋长硬性推行自己的训练方法，这就必然出现‘成则无功，败则有过’的结果，正好，出了大事故，桥上翻车，摔死了两个科长、一个后勤部长。政治部主任受了重伤。……”

“那次翻车，纯粹是偶然事故，这是那些思想守旧的人，那些嫉贤妒能的人挟嫌报复，借此整我就是了！1963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跟我的当时的训练方法不谋而合。如果当时受到重视，1963年推广的就是孙洪林教学法了。结果，……我被调离了……”孙洪林说到此处仍然愤愤不已。

“由此，也就因祸得福，”我略带感慨地说，“如果当年推广了你的教学法，今天的支队长就不会是孙洪林了，你在国外没有听说吗？罗瑞卿跳楼重伤；郭兴福杀了全家而后自杀，虽然未遂，活下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你是绝对当不成五个伟大的代表的，你若超前，必须付出超前的代价，……就像天文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和伽里略一样。……”

“但是历史总要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我对那次处理一直耿耿于怀，如鲠在喉，正好，你来了，咱们私下里敞开谈，你对那次的处理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公正的吗？”

我不明白孙洪林为什么到现在还重提这笔旧账，是说说心里痛快？还是真像他说的借我的笔，记下这段个人恩怨和历史是非呢？

作为党委秘书，自然只是听取、记录、整理成材料上报或是存档，没有个人得失好恶和利害冲突，但看问题也未必客观准确，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有个体验，师以上的班子闹矛盾，妥当的办法就是调离。因为高层领导大都城府很深，很难就事论事，就像一座水中冰山，表面上的问题一目了然，隐在水下的形态就很难捕捉。孙洪林提到的部队训练问题：这里边有创新守旧的观念问题；有练为战还是练为看的思想问题；有勇于改革不怕风险和得过且过混资历熬资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怕麻烦图省力的作风问题；更深层的却是争强斗胜、互不服气、好出风头、哗众取宠、个人恩怨、互不尊重、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争权夺势、你上去还是我上去、拉帮结派……等等数不清、说不出、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凡事一牵扯到性格冲突、观念冲突、思想冲突、作风冲突、利害冲突、权力冲突、自尊心的冲突，那就是一个乱麻团，谁也别想解开，甚至越扯越乱，只好快刀斩乱麻——调离！

师一级的问题又往往波及到上层和下层的矛盾：并不是说正确的主张就没有阻力、就会得到上级的支持和下级的拥护，绝没有那么简单：你要进行高难度、高强度的训练，那有多苦多累？对于那些长于弄虚作假、耍花架子、搞形式、摆样子、喜欢安于现状过舒服日子的基层干部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而抵制的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想得更复杂一些：师部的科长们，各团的团长政委们，哪些是师长的人？哪些是副师长的人？哪些是政委的人？如果你参谋长的训练改革成功了，全军扬名，你会不会取师长的位置而代之？那么原来的副师长怎么办？你当了师长会重用哪些人？又会排斥哪些人？集体利益和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就面临着明的暗的激烈的乃至残酷的斗争，目前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体现吗？矛盾是永存的！

更何况，你孙洪林就没有缺点吗？你有能力、有魄力、有文化素养，敢说敢为，喜欢思考，正因为有这些优点，就带来了突出的缺点：首先是锋芒毕露，你对师长、副师长和政委是不够尊重的！每次工作会议上，你都滔滔不绝，师长政委会不会认为你是过分表现自己？

古人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更何况你还有严重的缺点呢！事兴谤起，誉高毁来。这正是人生的复杂性。你的缺点，连一个远离支队部的苏长宁也看得出来，所以他建议我来找你解决采访中的难题；连乔文亚这个属于政治部范围的干事，也写纸条给我，要我找你解决他的工作安排问题。……

就是我本人也在利用你的缺点来解决我的采访问题，按说：我来越南采访的活动应该有支队政治部负责安排，由宣传科来具体负责，可是，由于政委处事谨慎，生怕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便借助老熟人之便，请你大力鼎助，在我，在苏军医和乔文亚看来是顺理成章。可是，在政治部主任和政委来看，你是不是越权了呢？

你对我的热诚帮助勇于负责不拘细谨在我看来是长，在宣传科长和政治部主任来看呢？你是不是不太重视军、政关系呢？

以上就是我的内心独白，我没法向孙洪林直说。同时，我也感到孙洪林除了肚里有话无处说之外，还敏感到了什么。他肯定会知道摔断腿的罗瑞卿用大箩筐抬出来换斗，在罗瑞卿推行郭兴福教学法的时候他说过什么了？回国后会不会被人翻出来？抑或是和其他被打倒的人关系密切，回国后会不会受到牵连？我怎样才能解除他的烦恼和忧虑？

“支队长，我倒觉得关于那次训练事故的处理没有什么不公。世上本来就有许多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就看你强调什么，从什么角度去看，许多事情注定是难分是非的，因为事物本身就含有利弊互见是非皆存的许多侧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把你调离进入院校深造，未必就是坏事。……”

“是啊，是啊，这就叫祸福难料。……”孙洪林苦笑了一下说，一这就是我想找你私下谈谈的原因之一，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里只是正面教育，非常闭塞，可是，红卫兵带来的消息却像翻了天。”

“可以说是变幻万端，是非难辨，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要说我讲不清，就是我讲清了，很可能是一种误导，今天像是福星高照，明天就是大祸临头。我既是观潮派又是逍遥派，因此，也就能脱身到国外来积累生活、开拓视野。……”

“你为什么能够这样？”

“第一，我不是黑线人物，也没有大毒草可挖；更主要的是我没有权位让别人可夺，两年的医院副政委和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深感为官之难，所以我视当官为畏途，因而也不想去夺什么人的权，所以我能从风暴和漩涡中游离出来。……至于国内的形势，很难说会向哪里发展，说句绝对的话吧，我看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它的趋向，毛主席本来是想搞半年的，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他的预想。……最高指示胜过圣旨，可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硬是没有人听。……”

“他们告诉你了吧？我的儿子孙家杰去年私自入境，举着红宝书要到越南南方去打美国佬，自从前年起，已经有多起红卫兵偷越国境，我们大使馆已经遣返了好几批；这些毛头孩子简直疯了！”

“这是一种狂热！”这种话我在国内是不能说的，“你怎么把他送到高炮部队去了？”

“这是他要求去的，”孙洪林略带激动地说，“他认为施工部队不是作战，只有高炮可以直接瞄准帝国主义开火！”

“应该承认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

“他现在在62支队，保卫太原，刚去不久，就参加了战斗。他们那门炮击落了一架RF—101，立了一功。……可是，我踢他那一脚，并不后悔，”

“你踢他干什么？”

“那是他们红卫兵被大使馆遣返时，他带着另一个红卫兵跑到我这里来。大使馆也同意他留在施工部队，因为遣返了几批，也有不少教训，我儿子这一批特别坚决，要遣返他就绝食。押送时又逃跑，孙猴子天宫都敢闹，还怕你大使馆？”

孙洪林说到这里开朗地笑了，“他们逃到支队来，跟我要枪，要我支持小将们的行动，还说他们的行动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简直就像痴人说梦，好像天下帝修反像几个气球，他们几个娃娃吹几口气就啪啪爆裂，他们的确敢想敢干，好像我给他几支枪，他们就可以纵横热带丛林。……”

“天真得可爱！……”

“是啊哦只好说：你们打地上的帝国主义是绝不可能，打天上的行不行？”

“那当然也可以！”我的儿子好像在批准我的建议，“我立即给袁支队长挂了电话，他说只要我写个纸条，他们就收。……可好，我那小子高兴之余，说起他们在文革中的功绩，当我们听到他们到北京去如何批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时，我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命令他立即滚走。……最后，支队用车送他们到太原刘舍车站。……从此，我就没有见他，他们立功，是他们高炮连的指导员写信告诉我的。……”

“这么说，我还要到太原去一趟了。……”

“如果仅仅是采访对空作战，那倒不必跑那么远。如果你想去看看我的儿子，必要性就不大了！”

“当然，我也只能顺路而去，支队长，你要知道，我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跑很多地方。……”

“那好，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你出题目我做文章。……”

（二）愤慨和忧虑

我把苏军医给我提出的建议，简略地说了一遍。刚刚落音，防空警报就惨烈地响起。敌机又在轰炸安沛机场和红河上的罗贯桥。警卫员进来提醒我们进坑道。

孙洪林作了个知道了的手势，继续我们的谈话，他说：

“如果听到防空警报就钻防空洞，那一天就干不了多少事情。敌人的空袭太频繁了，也就见惯不惊。……首先，我建议你修改一下采访计划，越南北方，我们有十好几个支队，你没有必要到处跑，部队施工，跟国内施工差不多，至于高炮部队，安沛地区高炮阵地随处可见，我看，你只要跑几个点就可以了。至于施工和防空作战中的功模事迹，我看也都大同小异，除了飞机是美国的。还有异国风情之外，和在国内也差不多。在朝鲜战场，我们还真刀真枪地跟美军干过；在这里，仅仅是钻防空洞和对空射击，说句实在话，你写了，我也不想看。……”

“我总要取得一点切身的感受。……”

“你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也参加过解放上海，还需要更多的体验吗？战争就是那么回事，枪林弹雨、烈火硝烟、血肉横飞、冲杀搏斗。……你要采写现场很简单，支队宣传科的功模材料和事故报告，这几年积了足有一麻袋，有的已经整理过好多遍了，让乔干事给你从中选出几十份，你再拣出有用的到现场去访问一下就行了。……”

我又重申要去高平、东溪和奠边府的意愿。

“至于去高平，我看也不必要，那里跟你经过的谅山、平嘉、太原、宣光、安沛一样，都炸得面目全非了，奠边府也是一样，面目全非。你们作家非要去实地考察不可，我也理解。可是，如果我们图上作业，把地形划给你看，你也能够想象得出来。……”

“你有奠边府的当年作战地图吗？”

“我画了一个，只是不够准确，所以我托苏军医带给了黎东辉，让他帮我订正一下，这下好了，我可以委托你替我办这件事情。至于高平、东溪，没有多大必要画地图，战斗非常简单，我们根本就没有打高平，七溪是个小镇，也就是攻了两次，主要战斗是在野外打的。……这些仗，没有多少写头，真正有写头的是我们军事顾问团和越方在军事思想和军事指挥的冲突。……‘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不要光写打打闹闹的，应该写出门道来。……”

“我完全赞成你的见解，不过，不了解战役的全部过程，就很难提炼出战役的灵魂来！”

“我有一个回忆录的初稿，在黎东辉那里，你可以先去访问他，在打东溪和奠边府时，我是他那个团的军事顾问，我们中间曾有过争执，但友谊很深，他是黑旗军的后裔，是越籍华人，如果不是两国关系，我们很可能成为儿女亲家，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儿是同年……”

我本来想对此说几句近似宿命论的祝愿的话，因为孙家杰此时也正在越南北方。可是，我忽然想到乔文亚和黎氏娟的关系，就闭口不谈了。

“黎东辉这个人非常健谈，在越南军方，在亲苏还是亲华的矛盾中，他是标准的亲华派。所以，他得不到重视和信任，一直是副师长，现在是长期休养，基本上是退休。他的儿子黎文英是上尉连长，非常机智勇敢，如果你等到他回北方休整，关于南方的丛林战争，他可以给你提供权威性的情况。他是从士兵打到上尉的，受过好几次伤。……”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到奠边府去看看。”在这种时候，我只好把苏军医的建议抖落出来，“苏长宁说你安排起来没有多大困难。……”

“如果仅仅是安排一辆嘎斯69，派一个人陪同，易如反掌，甚至我都想亲自陪你去一趟，旧地重游，自然是别有情趣。问题是此行要通过总指挥部，这也好办，主要是沿途难行，轰炸得厉害，你们是上面来的，是客人，我们很不放心，即使出个小事故，我们也担当不起，这是一；还有，到奠边府的沿途，有许多苏修的导弹基地和他们的防区，如果双方车辆相遇，往往发生互不相让互相责骂的事件。如果没有越方同志陪同从中斡旋，很可能造成斗殴或者开枪事件。不管事情性质如何，‘外交无小事’，一下子就是国际问题，牵扯到国与国的关系，说不定因为一件小事大做文章，引发大的国际事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个情况使我心灰意冷，但我解释说：

“万一碰上苏方人员，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至于沿途安全，我想，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绝对保证，我们又不急于赶路，沿途特别当心就是了。”

“在这方面，由于我们许多同志没有办过外交，不知道外交方面的厉害，你说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对方有意寻衅怎么办？如果两车顶在一起，谁让谁？在国内，你可以退让，在这里，你退让就是受辱，就要丢失国格丧失军威。如果他说你到他的防区侦察技术情报，把你扣住，你也有口难辩。……”

“问题还这么复杂？”

“如果有越方的同志陪同，由他作为中介，就好办得多，越方在目前是最需要中、苏双方合力援助的时候，他们最不愿意发生中、苏冲突。去年，我们的几批红卫兵越境之后，举着红宝书高喊反帝必反修，被越南群众视为洪水猛兽，将他们扭送越方政府，越方只好送交我们的大使馆。我们援越部队的士兵乃至干部也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公开质问越方为什么不反修？这事黎东辉亲自来找我谈了一次，推心置腹，他说：‘越南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提反对苏修的口号，现在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作战，主要依靠中、苏对我们的援助，我们背靠两个大国，对斗争胜利就充满信心，如果我们像中国那样，来一个越苏对抗，苏联一旦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抗美援越的重担必然压在中国一国的身上，少了个朋友就必然多个敌人，如果我们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结果会怎么样？中国有多大力量支援我们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胡志明主席曾经说过：‘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不好办。’如果苏方也压我们，要我们反华，不反华就停止对越一切援助，那么，我们怎么办？……唇亡齿寒，如果越南陷入困境，中国就会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我们是老友，所以我来向你倾吐肺腑之言。……黎东辉说完显得苍白而又忧伤。我只好用：这是少数几个红卫兵的不理智的行为来宽慰他。……其实，我也不知道国内外交部大权是在谁手里，是谁说了算？”

我也搞不清在夺权复夺权的情况下的对外政策是怎么样的，我听了之后，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一不小心搞个国际事件出来，不就麻烦了？

“对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孙洪林猛吸了几口烟说，“我们只能靠上级的简单传达得知一些情况，过几天又变了。弄得我们无法向部队传达，也不敢向越南同志解释，生怕出错，弄得战士像木偶；越南老乡问我们战士：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家几口人？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不知道。……真正做到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治不得！……”

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孙洪林也哈哈大笑。我们的笑声里自然有一种苦涩之味。

“我为什么不让乔文亚听咱们的交谈？因为上次黎东辉来时，有几个人在旁，我就担心我的话说多了。……”

我不由想起苏军医前天晚上跟我的谈话，在他印象里，孙洪林是个敢说敢当敢为的人，所以他建议我找他安排去奠边府事宜，没想到今天的孙洪林变得谨小慎微了。但是，我也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孙洪林的豪爽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我不提问，却用默默的期待等候他的下文。果然，他变得激愤起来：

“当时，我们支队传达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标志是揪出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黎东辉得知之后大为惶惑，在他的观念里，刘少奇是仅次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家，是国家主席，怎么一下成了坏人了呢？我想起了1950年6月27日，毛主席、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我们赴越军事顾问团时的情景，想起了他们的讲话。……”孙洪林的声音颤抖起来，表现出一种非常深沉细腻的感情，他停顿了一会儿说。

“那时，国内的战争刚刚结束，刚刚喘了一口气，顾问团的成员，我敢说没有一个不在安排自己和平时期的生活，过过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日子；有的想去治治病，有的想入军校深造，还没有结婚的或是新婚的都想过一个蜜月。……”

“这是人之常情！”

“一听说出国作战，谁都感到突然，而且是到炎热无比的亚热带丛林，越南的穷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有的同志公开表示不愿意去。那时，我的小家杰刚刚降生，妻子正在病着，……这一点，你可以看看我的回忆，全都是内心的倾吐，因为我不想出版，也无人给我这个小小支队长出版，所以我也用不到涂脂抹粉装横自己。……那时，刘少奇是怎么说的？他说：‘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有许多外国的共产党人参加过我们的斗争，其中就有越南的同志朝鲜的同志，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他们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白求恩不就是牺牲在我国的吗？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不要只看眼前，革命者的胸怀应该是广阔的，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个人利益，关心人类的大悲欢。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大气派1’他把我们的热情鼓舞起来了。……所以，我当着几个人的面，向黎东辉说了刘少奇的几句好话，……我想，如果我的话被某些人传到国内去，那就很糟糕。……”

说到此处，我看到孙洪林那一向坚毅过人的脸上出现了迷惘疲惫的神色，我看得出，他的明朗的心境顷刻间变得悲凄黯然了。我也理解了当他的儿子谈到如何揪斗刘少奇时，他为什么一脚把儿子端了出去。……

（三）往事漫忆

不要说是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一个村寨，一个家族乃至对门邻居，就是一个家庭，兄弟姐妹抽狸父母子孙之间，也是时常吵吵闹闹矛盾百出甚至闹得不可开交，何况两个国家呢？和睦的家庭因为某种变故可以闹翻，多年的世仇因为某种契机又可能变得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就像狂风暴雨过去是晴朗的天空，而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雷霆骤来。

当我们从凭祥出发，驱车到达友谊关时，我们在此逗留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在友谊关前摄影留念后就登上了关楼城墙，据说关右高插云霄的金鸡山上，抗法老将冯子材守关的古炮犹存，但我们已经无时间登临揽胜了。仅仅凭关墙而望，群山耸峙，莽莽苍苍，云雾绕绕。出关之后就是同登、谅山。我们仍能看到谅山附近敌机轰炸后腾起的烟尘。我们办好了出境手续后，需要候至黄昏日落，驱车出关以避敌机。

太阳已经落在西山的峰峦之上，它不愿被群峰吞噬，挣扎着发出赤红的光焰，把鲜丽的霞光洒满了西部天空，像战场上悲壮的鲜血，使我想起历代的边关战火。那是1885年的春天，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在此迎战法军2000人，将其击溃后又乘胜追击，越境至谅山，重创法军，击伤其统帅尼格里，致使好战的茹费理法国内阁倒台。……

天空越来越暗，霞云像燃烧过了的余烬，不再闪耀光辉，浩瀚的长空和汹涌的山峰模糊起来，暮雷为大地披上了一层苦涩苍凉的色彩，像一曲古代的悲歌从天洒落，使人想到渺远的历史，又想到变幻莫测的未来。我们走下关墙，准备登车出境，最后望一眼风神骏逸雄强劲健的“友谊关”，那是陈毅元帅的墨迹。它是历史变迁时代更迭的佐证。友谊关曾称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镇南关，1953年改为睦南关，1965年改为友谊关。它和广西境内的水口关、平而关合称三关。……我们登上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进入异国边境，颇有踏入历史沧桑的神秘之感，某种异样的感情在我心中奔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燃烧的异国的土地，而且那里是我从未到过的亚热丛林。

首先到达的是被敌机轰炸成一片废墟的同登。很快又到达了谅山，此时夜色漆黑，除了黑黝黝的山影和断壁残垣中的几星灯光外，我就不知道谅山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想到要去看一看奠边府。

既然孙洪林都认为我去奠边府的困难很多。恐怕真要去不成了。但是，越是如此，我去考察奠边府的欲望反而强烈起来，应该想到我去那里的有利条件。那里是我们自己的高炮团而不是苏修设置导弹的区域。

奠边府的炮火曾经使世界为之撼动，当时的驻越法军司令亨利·纳瓦尔将军亲临视察了这个要塞。他在这里屯兵一万，还有五千名预备队可以随时调来支援。他非常乐观，却又慎重地提醒他的下属说：

“我们占领这个地方，越盟没有进一步抵抗。但我知道他们是一定要来的。奠边府虽然是个只有百来家东倒西歪的房屋的村庄，但它素有‘边县之位’之称，它的战略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兵家所共识。……我们守住奠边府，就是守住了胜利。……”

尽管这位司令官说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没有守住他的胜利。但他向世人展示了奠边府的神秘色彩！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不想去看看滑铁卢呢？我应该到奠边府去！因为我们的军事顾问团在那里战斗过，那辉煌的战胜者的旗帜上闪耀着中华男儿的智慧和心血；更何况，现在，我们的高射炮正在守卫着奠边府的天空呢？

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作家，亲！临其境，他就有了发言权，就不是人云亦云，就不是来自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他的所见所写所想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在我来越南之前，就被告知首先到达的地点是安沛。那时，我查阅的是一本一比七百五十万的袖珍世界地图，用直线衡量，从安沛到奠边府，还不到二百公里，但实际上却遥远得多也困难得多，它要穿越义路省和山萝省，翻过许多山林和河流。

面对着目前的种种困难，我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可是，我内心的欲望之火却迅猛地升腾起来，“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就像到达北京不去故宫、不去长城，到达莫斯科不去红场，到达巴黎不去罗浮宫一样，那将是终生的遗憾，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又想起，奠边府引起举世震撼的那些岁月。

那时，法国空军侦察机看到越盟的战壕迅猛地向法军阵地延伸，向河内指挥部报告这一情况后，纳瓦尔将军要给奠边府守军空投一批尸音控测器，奠边府守军说：“没有必要了。我们可以听见他们挖掘的声音。……”

那时，全世界报纸的头版上都充满了奠边府的消息，成为全球所瞩目的焦点。

法国《世界报》写道：“奠边府的医生们正面临着忍耐的极限，堆积如山的伤员等待着换药，浮满尸体的河水只能用孔眼极密的过滤器一点一滴地过滤，饮用水只够供给那些因干渴而昏迷的人。……”那时法国反战的《费加罗报》的大字标题是《他们完蛋了！》

在1953年1月20日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些时候曾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递交过一份备忘录，他说：“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历史，我们之所以未能制止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团结一致的及时行动。从那时开始了多年的悲剧和危险。”

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希望盟国共同来干预越南的局势了。那时，美国曾准备采取一次“兀鹰行动”，从马尼拉派出二百架轰炸机摧毁越盟的阵地以营救法国守军，保住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桥头堡。……

后来，还有消息表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用三颗小型原子弹，毁灭越盟阵地。又有消息表明：这项轰炸计划被当时的国会领导人——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制止了。一向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的丘吉尔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个制止“兀鹰行动”的林登·约翰逊现在却在越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是不是也会想到驻越美军将来也会有个“奠边府”呢？

此时，中国人民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在我盯视着“奠边府”三个字时，便溶为一体了，当年曾在高平、七溪、奠边府战斗过的孙洪林支队长的感触应当更为深刻吧？我决心争取在他的帮助下，即使涉艰历险，也要去拜访“奠边府”这位中越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