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历史之魂

晚上，我一见孙洪林，就再次表达了想去奠边府的愿望。

“如果非去不可。”孙洪林郑重地说，“我想，总是有办法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先去找黎东辉，你们也是本家嘛。”然后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到底是真黎还是假黎？”

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姓黎的很少，而化名姓黎的又挺多，凡是同姓的见面必须寻根究底到底谁是真黎。

我说我是真黎，孙洪林笑笑说：“黎东辉肯定也是真黎，刚才你说应把中国人民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联系在一起，那你就应该从刘永福和冯子材抗法写起。……你去访问他，可以把更深远的历史反映出来。……”

“我听苏军医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写好了。

“离完成还相去甚远，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写了大约有五万字的草稿，都放在国内，关于援越抗法我只写了个提纲，还画了个草图，都在黎东辉那里。所以，我可以跟你长谈，至于援越抗美，我只能留到回国后再说。历史，越往后看得越清楚，现在国内那个样子，我看，连我写的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部分都成问题，当时的领导差不多都打倒了，历史都要重写。

孙洪林凄苦地叹了口气，吸了几口烟，他的思绪好像也在吐出的烟雾之中，我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扰他，任凭他的思绪随意飞翔，他好像从回忆的漩流中飘浮上来，说得非常随意：

“这几年，我在这个竹棚里读了很多书。”他指了指小书架，“我看了《东周列国志》，看了《战国策》，还看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走近他的书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我告诉他，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当作四旧和封资修给扫掉了。

“那部‘格兰特船长’是乔干事借给我的，”孙洪林说，“有时我也需要消遣消遣。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是，我希望你这次来越南，不只是写些好人好事，要写得大一点，高一点，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光写革命性和优良品格，还是写点智慧，还要有点哲理。……如果你只写些‘铁锤响叮当，汗水湿衣裳’，我早向你声明过，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问道：“你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什么？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当然可以，就说冯子材抗法取得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天津条约》吧，许多史书上都斥责清政府腐败无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中法天津条约》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并不想替满清政府抱屈，也绝不否认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是现实。可是，这种简单的结论虽然没有风险，却没有历史价值和思辨色彩，没有写出满清政府为什么‘战胜求和’来！是的，国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有个利弊权衡。……”

说到这里，孙洪林沉思了一下，有点愤慨；

“辱骂弱者指责失败者是最保险的，可是，对人对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会公正，谁敢说列宁与德、奥集团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丧权辱国呢？根据条约，苏俄不但丧失西部大片领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而且还交付了大量的赔款。如果我来写这个条约，我就要写出那时的全局来，写出那时的背景来。……”

“是啊，是啊！”我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说，“关键是能不能彻底取胜，如果不能彻底取胜，就不如乘初胜而收场，这时的谈判是有条件的，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取得对方的让步，如果打败了再求和，那只能是城下之盟了，无条件投降，割地再加上赔款。……”

“在这方面列宁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当你病在床上，强盗持枪抢劫，你不交出钱包，就连性命也搭上，如果交出钱包，等你养好了身体，不但把钱包夺回来还可杀死强盗。不知进退不懂屈伸，那是愚蠢，不是勇敢。……”

“左派幼稚病嘛。……这些话在国内是不能谈的，现在只是关起门来说。”

显然，我的这种推心置腹使孙洪林甚为感动。倾诉衷肠这是一种人生的精神需求，尽管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还是有人甘冒惹祸之险而仗义执言。人人都珍惜自己久久思索的成果，渴望得到友人的承认或是换取更深入的交流。像我们这种没有利害冲突的朋友关系，最容易畅所欲言。

“不综合就不能分析，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全局。”孙洪林回到藤条沙发上，扳倒第一个指头，“一，首先看谅山大捷消灭了多少敌人有生力量，有的史料说近千，其实法军伤亡还不到三百人。当时法军败退的主因是统帅尼格里受了重伤。……战争，并不是一次胜负就决定结局的，如果法军再继续增兵，冯子材还能打胜吗？历史上不是有百战百胜一败而失天下，百战百败一胜而得天下的先例吗？再看条约：清政府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这算不算是一种让步呢？……可以研究。”

“问题是不能只盯着中法战场！……还要看看有没有后顾之忧，”

“完全正确。”孙洪林兴奋得拍了一下茶几，“中法停战协定是1885年4月签订的，在此之前（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事务，1885年3月，日本派全权大使与清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地位问题。这是明目张胆的趁火打劫，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不能不在4月4日匆匆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不然，你就会腹背受敌，遭受日、法两强的南北夹击。……”

“这是清政府的一种痛苦的选择！”

“或者叫弱者的选择！”孙洪林同意说，“或者叫别无选择！就像富了必然放债，穷了必然借债一样，弱了就要挨打。……”

“如果按某些史料批评的那样，当时清政府根本不要跟法国、日本谈判，坚决与他们死拚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说。

“你这是向小学生提的问题，鸦片战争打过没有？甲午海战打过没有？……哪一次不是战败而后割地赔款？当今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如果当时，清政府不签停战协定，把兵力财力投入越南抗法战场，日本从朝鲜进入东北，沙俄也趁机扑来，英国也不甘落后，再来一次北京失守，圆明园已无物可焚，故宫却可以燃烧，那时，会不会被史家指责为不知进退，不懂得乘胜谈判见好快收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研究。……”

“历史就像一盘走过的棋，胜负已经不可更改。”我慎审地说，“如果复盘分析每一步的得失，那就会气象万千，肯定会争论不休，甚至会推磨。对于中法战争的结局，应该怎样认识，按利弊互见的法则那就很可能众说纷经，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编写军史的讨论，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因为未发生的事情，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可变因素太多了。那时，我们在研究一次战役中，是不是应该对敌人的后方兵站作一次偷袭，有人说偷袭成功，对战役必然产生有利影响，但有人却认为偷袭不成功就会给战役带来很大不利。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那就看当时双方的智勇状态，谁也无法预计到当时有多少偶然和意外，一次应该成功的伏击，很可能由于一个战士走火招致失败。……”

“当然，当然，”孙洪林因我对他的论点略存异议而变得振奋起来，“凡事总有上中下三策，但也看客观的条件，曹操和袁绍对起阵来处处得心应手，和诸葛亮对起阵来就败走华容小道，所以很多兵家因为把握不了客观变化，往往陷入迷信，用占卜来决狐疑。……”

“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矛利则盾不坚，盾坚则矛不利。是吧？……”

“历史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所以，我希望你把这段历史写活，而不是写死。因为许多真理和谬误都是相对的，还要分阶段看，所以历史不断地重写。你说秦灭六国是好还是坏？你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好还是坏？暴力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得以成长的摇篮。可是，如果美洲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还有没有现代文明？除非人类再回到原始状态。可是，原始状态就是合理的幸福的吗？原始人的生活会不会更悲惨、斗争更惨酷呢？人类应该向何处去？过去我们走苏联十月革命的路，今天，我们却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当然是坏事，可是，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是工农红军在西北再来一次长征呢还是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呢？还是新军阀依然连年混战不休呢？……”孙洪林忽然停住了，欢快地笑笑，“我们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滑边了？滑进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圈套里去了？”

“是的。”我也欢快地笑笑，很久没有这样的畅所欲言了，“这不但滑进祸福相生的怪圈，而且也陷入了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中了，是善推动历史还是恶推动历史？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像你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的恶来实现的，那么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进步就成了善，这是不是恶的行为结出了善的果实？这个善的果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作恶？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又在四处掠夺，给世界制造苦难？就像眼前美帝在越南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来，就像刚才说的历史这盘棋，仅仅是复盘是没有意思的，不能只记载黑白双方的胜负经过，要像围棋挂盘讲解它的每一步棋的得失一样，讲清楚它为什么这样走？是怎样思考的？是高招还是失误？刚才我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败棋中有高招，胜棋中有失招，连古人都知道恨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不然，那历史记载还有什么看头？”

“这一点，我也深深地思考过，你的意思我完全懂得，也很赞同，无非是把历史事件中的哲理挖出来，把‘所以然’找出来，这也就是说找出历史之魂魄来，有魂，历史就是活的；无魂，就是一堆废墟。……在国内时，我和许多作家讨论过这些问题，尤其是英雄要不要写缺点的问题，阶级性和人性的问题，我们批判过苏联文学中的《一个人的遭遇》和《第四十一个》，这里特别强调了作家的立场和人生观问题，在国内，这些话是不能讲的，你在境外三年，没有直接的感受。我是观潮派，逍遥派，看得就比较清楚。在出国前，各省市和军区传达了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叫《八·九讲话》，他说：‘现在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好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问题，容易解决。……如果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你仔细想想这段话，国内军内会乱到什么程度！……”我不自然地笑笑，“你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乱到这样的程度？好像没有主席的崇高威望和解放军的力量就无法控制局势似的，而我们在对坏人斗好人还没有办法的时候，却要去打倒世界上的帝修反。……我们在这里却大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回国后能置身事外吗？”孙洪林忧心忡仲地说。“我们将要被划在谁的线上呢？”

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现在军内除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以外，孙洪林所依赖的将帅们还有谁呢？但我不能不宽慰他几句。我说：

“你们在国外执行国际主义任务，没有卷入军内各派斗争，这自然是一种幸运。归国后，等形势明朗化了再表态，干脆，请个长假写你的回忆录去！……”

孙洪林唯唯，显得忧心忡忡，我并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我只知道抗战时期他在山东清河区八路军三支队某连当排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而后在渤海纵队十一师某营任教导员，后任副团长，团长，而后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1951年1月15日改为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随第三总队队长梅嘉生参加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回国后任师参谋长，1956年后，又调军事学院学习。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和他有牵连的被打倒的将帅可就太多了。……显然，他已经有了某种预感或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在他的这种心境下，我再提出去奠边府的要求，恐怕是勉为其难了。

（二）英雄气短

“关于你要去奠边府的事。我们想想办法看，但是不能太急，你先去找黎东辉，可以由苏长宁陪你去。……”

“要不要请乔干事去当翻译？”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连自己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完全是一种温情主义，动机仅仅是满足乔干事的内心欲求。其实，我是知道黎东辉的华语水平不错，不需要翻译，我这不是促成乔文亚犯更大的错误吗？

“没有必要，”孙洪林说，“你去，目标越小越好。现在和越方的关系由于中、苏冲突，变得很复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热心搞‘亚洲共同安全体系’，极力拉拢越南，1965年柯西金访问河内，苏联就开始支援越南大米和武器，而且还派来了几个萨姆一2式导弹营。……而我们，则把苏联当作是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列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一观点，越南自然非常清楚，可是，1966年春天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仍然跟勃列日涅夫热烈地拥抱，称苏联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样，中越关系自然会冷淡下来。……”

“越南是脚踏两只船。……”

“恐怕只能脚踏两只船。”孙洪林说，“这一点黎东辉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来回路自然是一样远，应该体谅越南的处境：我们要求越南反苏，苏联e然也要求越南反华，……以后形势有什么变化，那只能是以后的事。……”

“听说越南军政内部也分为亲苏派和亲华派，……”

“现在是不能谈这些的，一旦传出去，就会惹麻烦。……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自然反映到越南的内部，这中间既有苏修的挑拨，也有苏修的压力。大大小小的龃龉和不愉快的事件就不断发生了：

“那还是1966年，我们运送援越物资的红旗号货轮在海防等候入港；苏联的船队随后到达，结果，越方却先让苏联船只先行进港，硬是要我们的红旗号在港外等候。结果，我们船只遭到了美机的轰炸。……当然，这中间还有别的原因，因为苏联曾提出他的援越物资要经过中国从东北到越南进行联运，把运输重担压在中国身上，我们自身运输就已经十分紧张，自然拒绝帮苏修运输，苏修自然会从中挑拨中越关系，越方先让苏联船只入港，也可能是对我们不帮他运输的一种不满的表示。……这种三角关系，的确很难处理，谁给的多就跟谁好，应该承认这种现实。不利于团结的话可以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可以不做。可是双方都不能不想。如果立场不同，就很难搞好团结，你认为是在无私地援助他，他还认为在帮助你哩，唇齿相依嘛！只要利益有所冲突，说翻脸就翻脸。……”

“关于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你什么时候向我介绍一下呢？”

“等你跟黎东辉谈过之后吧，我给黎东辉准备了几件礼物，你可以带给他。……”

孙洪林打开了一个小的食品柜，先拿出了一条大重九香烟。还有两瓶三蛇酒，这是广西出产的药酒，治疗风湿病有特效，还有一听白毛茶。我看着这一堆闪耀着友情光辉的礼品，颇为感慨地说：

“这么说，你是要我借花献佛了？”

“应该反过来说，”孙洪林凄然地笑笑，“我是借佛献花呀！”他解释说，“这大重九烟，是特殊供给支队领导的，政委不吸烟，送给了我，我再转送别人；这药酒是从D支队秦政委那里专门为黎东辉要来的；这白毛茶是广西的名茶，产于桂西高原上的凌云县，全名叫凌云白毛茶，是九大队长从国内替我带来的，这听茶，肯定会引起黎东辉的思乡之情。这些礼物我本想亲自给他带去，现在关系一复杂，我们两人都想避嫌，很少来往了，过去完全是战友之情，你来我去，毫不在意，现在动不动就是两国关系，外交关系，弄不好还会拖累了他。在我看来，黎东辉未必受到越南军方的信任，奠边府战役时的很能干的团长，现在是个副师长，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所以，即使我们两人想共同回忆一下援越抗法战争，也不能你来我往，而是通过给他看病的苏军医带材料给他。前些日子，越北军区曾派医生询问过黎东辉的病情，是否不满意他请中国医生治病呢？很难说。……

“你去，完全是用民间交往的方式，苏军医带你去，再加上我的礼物，就是很好的介绍，你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理都是很复杂的，关系好时大谈友谊，可是内心深处谁也不会忘记历史，你若是真把这种微妙的关系写透，那真是一大功绩。……”

我发现孙洪林的思绪又飞得很远，我喜欢采写这样的人，他不是问一句答一句的那种被动者，而是完全投入你要采写的事件，而且强烈地希望表现自己的见解，你可以从中看到他的真知灼见闪耀的火花。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民族心理？”

“越是弱小的国家，它的民族自尊心就特别强烈；越是受过别国奴役的国家，对于国家的主权就特别敏感。……”

“这并不是一种不良感情。”

“当然，你作为一个作家，来越南前，一定会对越南的历史作过研究……”

“是的，我看过《史记》中的《南越列传》，还有《后汉书》里的《马援传》，还有《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忽然看到他的书架上也有此书，是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其中的许多观点未必公允……”

“历史上没有公允的观点，”孙洪林豁达地说，“众说纷纭是好事，你们文学艺术不是讲求百花齐放吗？不同才有比较，严格地说，不管哲学、文学、史学，求同则死，求异则活，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多么活跃，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取消了百家争鸣，哲学也就完了。……真理是不怕争辩的。所以，你想反映我们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斗争，应该写出自己的见解来，这一点当然很难。……”

。如果支队长有独特的见解，我写进未来的作品中不也是一样吗？不管你的我的反正是独特的见解。”我发现他有一种倾吐的欲望，便含蓄地笑笑，“我可以让你的名言垂诸青史，注明是你说的，绝不掠美。……”

“那好。”孙洪林从他的枕边拿过一个灰色的笔记本，显然，他是作过准备的，或是在他写军事顾问团回忆时的一段回述，“我先从军事顾问团赴越谈起吧：

“……那是1950年的4月19号，我坐在军政大学校园里的长椅上正在看谢红梅给我的来信，要我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并说她产后身体不好，我想写个请假报告回上海去。梅嘉生总队长笑嘻嘻地向我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妻子来信生了个儿子，我正想写请假报告，并把谢红梅的信交给了他。

“噢，小谢病了！’他抱歉地向我说，‘看来，你得向小谢请个假了。’‘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是玩笑话，他说，‘我和你有一个光荣任务，看来，我们又有仗可打了！’我有些愕然，‘去哪里？’解放战争的征尘刚刚洗净，谁也想不到再跨征鞍。……

“梅嘉生总队长顺势拉我坐下来，缓缓地说，‘中央决定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由原来三野十兵团的韦国清政委担任团长，由我们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抽调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我当韦国清政委的助手。我们必须立即选调有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配属到越南人民军里，协助他们工作！’

“我心里格登一震，我要回上海看新生儿子和生病妻子的欲望立即化成泡影，一阵茫然若失的情绪潮涌般地袭上心头，‘去多少人？’这并不是我应问的问题，只是表明我乱了方寸，好像可以打折扣不去似的。梅总队长告诉我，准备调营职33名，团职17名，我当然就在这17名之内；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达281名。‘要去多长时间？’我一出口又后悔了，这又是我不该问的问题，按说，我这个半生征战的军人，应该怀恋沙场，可是，和平生活却更诱人，我一心想在安定的环境里进校深造，成为平时梦寐以求的能够载入史册的一世将才。

“梅总队长苦涩地笑笑，‘很难说去多长时间，我看，就是中央军委也确定不了，这要看局势的发展！’‘什么时候集中呢？’我的心头漾起一阵酸楚，觉得有点委屈，心想，自己新生的儿子都来不及看一眼就要为别人去搏杀了，而且还是在越南，那是多么蛮荒之地，我没有到过越南，可是，在抗日期间。我就听说过史迪威指挥的缅甸远征军的战争，那也许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战争之一。

“……‘明天就要集中！’梅总队长迟疑地说，‘先介绍一下目前的时局和组建顾问团的背景，而后作行前准备，中央首长有可能接见顾问团成员，有什么要求还可以提出。看来，你是无法回上海了，只能怪小谢的信来晚了两天。……’也许他看出了我内心的沮丧，看了一下手表，以向所少有的果决急急地说，‘你赶快回宿舍去准备，我叫管理处派车立即送你到车站，乘夜车走，后天凌晨赶回来，明天的会议，我给你请假，回来后，我再单个教练，……你啊，你啊，……’他用椰榆的口吻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你这会儿就有点气短，……’他看我愣着不动，便喊了一声，‘快，慢了就误了七点半的车子，给小谢一个突然袭击！’……我简直像在梦里一般飞回了上海，反英雄气短之意，给儿子起名家杰，孙家的英雄豪杰！”

孙洪林停了下来，喝了几口浓茶。

“你看，我本想让你先去访问黎东辉，而后回来我再谈，现在竟然忍不住先说起来了！”

“如果支队长不累的话，”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我想一直听下去。”

（三）颐年堂接见

“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乘一节专用卧车厢到达北京，恭候中央首长的接见，住在中央招待所乡村饭店，因为接见时间不断推迟，我们这些初次到北京的人就尽情地游览名胜古迹。好像天下就是我们这伙人打下来的。土包子忽然想开开洋荤，有人提出在中央首长接见时，提点要求，你们作家可以分析分析我们当时的思想变化，好像不借此讨回点什么，捞取点什么就觉得冤枉，心理不平衡。要什么呢？在战争年代，军人三件宝——战马、手枪、表。现在要赴越作战，战马是用不着的，手枪是不要也得带的，我们团以上干部，每人也都有块表，大多是战利品，配给指挥作战用的，当时，我一心要一块梅花牌的女式表，托人带给谢红梅，有人提出，出国了，要有点派头，要双黑皮鞋，有人要一支派克笔，全都是洋玩艺。

“你现在觉得好笑吧？当时可是认真到极点，要什么，争论了好久，才确定要三样：皮鞋、瑞士表、派克笔。……连其他必须的物资一起列了个清单，提前交上去。6月25日，朝鲜战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我们才知道中央首长推迟接见我们的原因。我们并不急于中央首长接见，从故宫、颐和园到长城、卢沟桥，尽情领略古都的风貌，发思古之幽情，感受着从硝烟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的喜悦和一个战胜者的骄傲之情。

“那是6月26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将在近期内接见我们，大家集中学习，一概不准外出。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四十多人就集中到颐年堂等候，先是刘副主席……”孙洪林停顿了一下，苦笑着说，“现在是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了。……”

“你不是说写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嘛，事实求是。……”

“是啊，我只能照历史原样说，刘副主席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这几天很忙，朝鲜局势关系到我国的安危，他们有很多工作要急于处理，所以由他和朱老总先来接见我们。谈话开门见山，表现出他的率直坦诚的性格，他说：‘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到越南去工作，是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实在不能去也不要勉强，只要理由正当，可以考虑，重新换人嘛。……’当然没有人说话，因为不愿去的也只有几个人，公开提出来的就更少，既然已经决定，谁还在中央首长面前丢人显眼呢？‘去不去，这是个原则问题，实在有困难不能去的，组织上自然会考虑到，大家都是共产党员，要有国际主义精神嘛，我们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国家民族，还要解放全人类嘛。……你们不是看过故宫了吗？李自成进北京，以为天下太平了，想安逸，骄傲了，结果到手的胜利果实又丢了，落了个战败身死的下场。所以主席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嘛。不要只看眼前，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只想当前的利益，胸怀要宽阔，要有共产党人的伟大气魄嘛。……’他讲这些话时，表现了某种严厉，当时，他讲了很多，你要写他的原话恐怕要去找当时的记录，我只是记了个大意，精神是绝不会错的。朱老总讲话就像一个忠厚长者，温和实在，有一种道德力量从他那农民式的朴实的身上散发出来，他说，‘你们到越南去干什么？不是去办外交，是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而是出主意、想办法，不要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我们有我们的经验，当然要向他们介绍我们的经验，帮助嘛。可是，人家也有经验，还有人家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许多经验，未必适合他们的条件，丛林战争谁打过？我们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照搬照套也不行。他们的情况有些像我们的抗日战争，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有利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打一打运动战？要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我们的建军经验，我看对他们也是适用的，……听说越南很苦，你们要有吃苦的准备，可是，再苦也没有咱们的万里长征苦，……’朱老总说到这里，拿起桌面上的一张纸说，‘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的物品单子，有的就不大需要，你们要皮鞋干什么？又不是去当外交官，那里是山林、稻田、水汪，一踏一脚泥，怎么走路啊？’我们都嘻嘻笑了，想象着打着赤脚背着皮鞋行军的狼狈相，‘还是多带草鞋好。手表，我看你们每人手上不是都有一只吗？有的非换不可的换一只能用就行了，还有派克笔，听说要几十万元（旧币值一万等于一元）一支呢，写好字不在笔，能用就好，主席的字写得好，他就没有派克笔，只是用毛笔和铅笔，当然，笔是应该每人发一支的，咱们国产的新华笔就很好嘛；衣服，也不要这料子那料子的，他们都在过游击生活，天天钻山林，要那么特殊干什么？……’我们都觉得朱老总说得很实在，一种艰苦朴素奋斗终生的浩然之气和长者之风，令人感动。……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忽然听到有人低低叫了一声‘毛主席来了！’我们站起来眼睛猛然一亮，热烈地鼓起掌来。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职务，遇上有意义的名字或是籍贯，就打趣几句。随便得就像老熟人一样，刘副主席请主席讲话。主席就随意坐在顾问团中间，毛主席的渊博是人所共知的，讲话时讽喻迭出、妙语联珠、广征博引是有名的，说了几句开场白，就切入了正题，主席说：‘军队第一次向外国派出顾问团，是件大事也是新事，希望你们取得好经验作出好成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地派顾问团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义务。帝国主义在朝鲜和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唇亡齿寒，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你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我一边笔记，一边想，主席深入浅出，平乎淡淡几句话，就说明了深刻的道理，主席继续说，‘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胡志明同志就参加了，还有许多越南的同志为中国革命流过血，牺牲过性命，人家有国际主义思想，我们也应当有，点滴之恩，涌泉相报嘛！……春节期间，我不是去了一趟莫斯科吗？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可是，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开始不想见他，我说胡志明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了，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团，斯大林没有同意。……胡志明只好要求我们，我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要派，也是土顾问呀！’说到这里，毛主席笑了，我们也都笑了。毛主席不断地吸烟，他的脸被自己吐出来的烟雾笼罩着，他的思绪深邃而又悠远，‘怎么当好顾问？你们可以研究，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就是参谋，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不可以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不要有大国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要把他们的解放事业当成我们自己的解放事业。要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了越南，要虚心一些，首先向人家道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过去曾经对人家不起，侵略过人家，好长时间越南是中国的属地。……是从汉朝吧？东汉时期不是有个马援吗？就是他征服了越南，“马援征交趾”就是说的这回事。……’毛主席概略地向我们介绍了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和越南人民抗法的历史，而后把话题一转说，‘……你们还要向越南同志说明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只是依靠外援，我们中国百多年来，内忧外患，连年战争，我们还很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我们援助的也不仅仅是越南。我们的援助是无私的，毕竟是有限的。……在自力更生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要介绍给他们。……’毛主席在反复强调了自力更生的重大意义之后讲到了保密问题，他说，‘军事顾问团这个名字不要公开叫，要搞个代号，如果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派了顾问，一定要大作文章，所以要绝对保密，连亲友也要保密，我们的军衣一律不要带去，在越南不要单独外出，作战时要十分慎重，不要太靠前，免得被敌人俘去，而且当顾问也不能代替人家指挥，也不需要冲锋陷阵。……’后来，我们的军事顾问团，以‘华南工作团’为代号。

“主席后来又问到了出发前的准备和一些细节，朱老总便把要携带的物品单子给了主席，并说有些东西不太必要，像皮鞋、钢笔、手表等，还要研究。毛主席作了个气势非凡的手势说，‘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嘛，还研究什么？你朱老总就大方一点嘛，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你们看呢？’朱老总也笑笑说，‘还是主席气魄大，那就按这个单子批给你们吧！……’我看，……”孙洪林看了看手表，“关于入越的过程今天可以不谈了，关于越南的历史和黑旗军的历史，黎东辉可以跟你谈，入越之后，在作战指挥上，都有不少争执，也发生了不少矛盾，这方面，你可以先听听黎东辉的意见，而后咱们再交换看法。……”

“我是不是把你的某些想法告诉他？不然，他若是回避一些争议，或是根本就不愿跟我多谈，仅仅是应付搪塞，我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他不会，这人耿直诚实，也很健谈，应该跟他以诚相见。就说我目前不便于和他共同在一起研究抗法斗争的事实经过，有许多问题，通过你来代替我们进行交流，这样对你采访非常有利。但是，你见到黎东辉时，一定要注意三谈三不谈。……”

我请孙洪林作出解释。他说：

“先说三谈，一，要谈中越友谊；二，要谈抗法抗美；三，要谈战斗生活和战争艺术。……三不谈：一，不谈反修，在这方面他持有不同看法，可以回避；二，不谈我们国内的文革情况，他们对我们的文革乃至红卫兵运动很不理解，所以，我的儿子越境来越南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三，不谈越南党内军内和南北方的矛盾。……”

“这很容易作到。”

“你一定强调你是作家，不代表中国的官方和军方。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疏忽。你们只是一种民间的友好的交谈，文学上叫什么来着？是叫‘文责自负’吧？你去找黎东辉的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就行了，不必向支队其他人打招呼，免得节外生枝。……”

临告别时，我借了他书架上的那部《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这是越南史学家明峥所著，在去拜访黎东辉前，我想再看一遍，以便谈起来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