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感情篇：为爱绝交、为爱休妻、为爱罢官
“我这个人别的不会干，打仗是我的本行。” ——王近山 巴顿将军说过，“一个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王近山没能享受这一殊荣。战神让王近山战无不胜，前半生辉煌；爱情之神却让他在情场历经坎坷。 早在红军时期，因为杜义德将军枪杀了他的战马，他几乎要枪毙后来成为他黄金搭档的杜义德,结果被徐帅一顿臭骂。驻防陕甘宁边区时期，王近山的新4旅奉命与其他兄弟部队会攻爷台山，王近山因为不同意其他旅的作战方案，勃然大怒，居然一脚踢翻椅子，摔门而去，其他各部最后不得不采纳王近山的作战方案。解放战争后期，二野扩编，许多纵队司令升任兵团司令，屈居3兵团副司令的王近山很不服气，居然当着刘邓首长的面指着5兵团司令杨勇说:“他，凭什么？”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邓小平回答:打仗你比杨勇强，但其他的他比你强，所以你当副司令。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没有打好，王近山又在志愿军司令部炮轰彭德怀：“这仗是怎么打的吗？这是放羊撵狗的打法，不讲战术！这样滥打仗，是葬送军队，是拿我们的兵去送死！”彭德怀这个脾气最大的元帅只好当面承认错误。 在战争时期，将军的这一个性赋予他不尽的勇气与灵气，并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在无仗可打的和平时期和相对和平时期，这一性格却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为爱绝交
早在1949年秋，刘邓大军席卷大西南，大批女大学生在投笔从戎接受军队改造的同时，也积极改造军队高级干部的爱情观，并向年青的将军们频频射来丘比特神箭。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解放军有着铁的纪律，本来已经有了家室的英雄，更不能越过雷池半步。但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英雄还是冒了出来，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的王近山爱上了被认为不该爱的人，一位女大学生兼小姨子。 12军驻军重庆以后，年仅35岁的青年将军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演讲、剪彩……本就风流倜傥的王近山顿时成为女大学生们的偶像，特别是他的小姨子更是对他如痴如狂。此事最后惊动上级机关。兵团部责成12军副军长肖永银负责审理“此案”，并特别指示要求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审”王近山。 肖永银曾经和名将李德生、尤太忠长期在王近山手下出生入死，号称王近山的三张王牌，公交私谊都不错。对于上级的指导，肖永银软磨硬抗，王近山始终没有被当众“开铡”。3兵团政委谢富治亲自到12军导演“铡美案”，也因肖永银的强烈抗议，最终以处理两名师级干部草草收场，本应成为“铡美案”主角的王近山暂时逃过一劫。 但是远在川东的王近山，对“铡美案”内幕一无所知。有人告诉他：你的老部下落井下石！于是，为情所困并因“铡美”风波而灰头灰脸的王近山认为肖永银是这次“铡美案”的操纵者和后台。 朝鲜战争爆发，王近山领兵入朝，乘机摆脱了“铡美案”的尴尬。12军入朝，王近山故意落下第一副军长肖永银。肖永银跑到老首长刘伯承那里哭诉，老首长只好给王近山下了一道批准肖永银入朝的“手谕” ——二人关系之僵可见一斑。在战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王近山和肖永银一方面要和美国鬼子打热战，相互之间还要打冷战。无论肖永银怎么解释，王近山总是“呵呵”应付两声。肖永银只好默默背着“出卖战友”的黑锅，从国内到国外，又从国外到国内。肖永银将军感到莫大的委屈。
为爱休妻罢官
王近山从朝鲜归国后，在荣获中将军衔和北京军区副司令职务的同时，旧情复发，不能自拔，最终为自己后来的命途多舛埋下导火索。 王近山的夫人本来个性极强，不可能对丈夫和妹妹的背叛一忍再忍，终于向组织上递交了声讨“陈世美”的状纸。王近山也一不做二不休，向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尽管是新中国，离婚仍然是旧社会“休妻”的同义语，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罪证，是洪水猛兽。王近山要将家庭改组进行到底，与当时其他个别高级将领的贪污腐化相呼应，顿时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 老政委邓小平苦口婆心相劝，无效；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没用。 王近山得到最后通牒：“收回离婚报告就算了，否则，开除党籍、军籍！” 前来劝解的老部下们几乎要给老首长跪下：“王司令，我们都希望在你手下再打胜仗，你就承认你不离婚，行吗？你哪怕等形势缓和一点再离，也行！” 王疯子对爱情的执着也是一个“疯”字：“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组织要怎么处理我都接受。” 毛泽东火了，专门指示刘少奇主持“铡美案”，杀一儆百。 1964年，爱美人不爱名位的王近山被开除党籍，大军区副司令职务没有了，中将军衔没有了，曾经让他感受天伦之乐的家也没有了：子女们都站在可怜的妈妈一边，对现代陈世美充满了憎恨。而差点让他精神崩溃的是，小姨子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退出和姐姐的竞争，悄然从人间蒸发。
编辑本段结局篇：安慰、惋惜
聊以欣慰的是，在王近山跌入政治低谷的时候，还有以前的一个小保姆同情他并嫁给了他。当然他最忠诚的老部下肖永银也在关心他，想方设法帮他复出，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1968年，王近山所在的农场派人到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那里搜罗王近山的“反动”材料。肖永银义正辞严地说：“王近山政治上无错误，历史上从不反党反毛主席，他的问题是生活上的，不属大节！”穷困潦倒的王近山获知此事后感动得大哭一场，他终于相信老部下在“铡美案”中没有整自己。 肖永银还提醒王近山，问题是中央定的调，还得由中央解决。1969年春，中共九大召开在即，王近山写了内容一样的三封信托人捎给肖永银。肖永银将其中两封交给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许世友是有名的侠义将军，和王近山、肖永银同出自红四方面军，私交不错；许世友同时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只有许世友最容易见到毛泽东。九大召开后，许世友果然将王近山的信转交毛泽东，并仗义进言：“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能打仗，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王近山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被安排到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 1969年7月深夜，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列车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老夫少妻，老夫一手拎着只破皮箱，一手拎着几只咯咯叫的老母鸡；少妻一手抱着孩子，胳膊上还挎着只篮子，里面装满了五谷杂粮。尽管南京很热，前来接站的将军们见到此景还是感到十分凄凉：二十多年前，他们中间的两位还在这个老头的指挥下驰骋沙场！他们就是王近山的老部下原6纵16旅旅长尤太忠和18旅旅长肖永银。旧友重逢，多年的隔阂早已雪融，千言万语顿时化成倾盆雨。
编辑本段晚年逸事
（1）
王近山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又恢复了老样子，将家统统交给小黄料理，一心一意搞工作了。 不久，他的7个孩子陆续来到了南京，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里又热闹起来了。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工厂去上班，一切都安排好了，但王近山不同意，说： “我的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 严格的治军之法，被他移植来治家。就这样，小黄放弃了出去工作的打算，当上了部队家属，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王近山来到南京军区后，他原来的许多手下都成了他的上级，如肖永银、聂凤智等，职务都在他之上了。但他不摆老，不越权，经常主动到肖他们那里请示工作。这把副司令员聂凤智弄得很过意不去，说： “老首长，什么事，您不用亲自来跟我这个老团长谈，一个电话就行了！” “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你是副司令员，我应该来向你请示。” 后来，肖永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时，他都要请肖主持，如肖永银因事不能参加，在会议开始时，他总要说“受肖副司令员委托”的话，把自己摆在得体的位置。 王近山昔日那股“疯劲”，再也寻不着影儿了。
（2）
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员，可就是没当过参谋长。但当参谋长后，他说：“参谋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为此，他干工作“十分卖力”。 身为副参谋长，他非常注重到各地去“看地形”，但不是车轮滚滚，走马观花。凡是他认为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方，都要亲自到现地观察分析一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紧张和忘我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加上多次受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行走不便；不少重要的制高点坡陡路险，车子上不去，他就让随行人员扶着，一瘸一拐地爬到山顶。为此，他常常累得大汗淋漓。 他的肠胃功能早就不好，路上经常拉肚子。有时坐在车上，突然对司机喊： “停车，快停车！” 下来方便后，他顾不上休息，又登车向新的地点进发。 王近山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准备打仗”的思想驱使下，凭着一股非凡的毅力，硬是踏遍了南京军区的千里海防线。
（3）
王近山经常下基层。 他战功赫赫，但从不居功自傲。他在部队讲传统、讲战例比较多，都是赞颂党的领导，赞颂毛主席和刘徐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赞颂人民战争，赞颂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从不自诩。有时，一些老战友们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他总是摇摇头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970年10月，他看地形回到曾当过团长的老部队，在大礼堂接见排以上干部。团长在向大家介绍他时，激动之中蹦出一句话： “这是军区王副参谋长，是我们团的老祖宗。” 他连忙摆手说：“我只是一个老兵，回来看看大家。”
（4）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当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军区部队下达了命令： “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首长和作战值班员不能离开电话机，要随叫随到。” 因为情况来得很突然，除许世友等少数军区领导外，其他各级干部都不了解加强战备的起因。王近山虽听说是林彪跑了，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事情重大，亲自坐镇军区指挥所，把各大单位的值班首长电话摇出来，亲自传达许司令员的指示，提出贯彻要求。 某军是他曾经带过的老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否经得起考验，他很关心。深夜，他专门打电话给该军副军长、原6纵18旅旅长官俊亭了解情况，说：“你要注意掌握好部队，不要出问题。” 对方答应了。但他还是不放心，一再问道：“我讲的意思，你知不知道？” 官俊亭回答：“我明白了。” 这样，他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5）
1974年年初，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 11月份，因大吐血，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检查不出病情，经请示后决定实行手术检查，一打开腹腔，结果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大便不断漏出，他又不得不开腹再次做了一次手术。 王近山的病情一传出，一些战友和老部下很关切。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专门买了红参派人送来，尤太忠也是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 一天，王近山在北京的结发妻韩岫岩也听到了他患癌症的消息，脸“唰”地白了。一晃10年过去了!这些年他们一南一北没任何联系，但时光消融着人间恩仇，过去的恨也好怨也好，点点滴滴都随风而去了。当初如果她冷静些不那么冲动，或许王近山的人生命运不会是现在这样。对于落魄的王近山，这些年她内心颇有些酸楚和悔意。她的弟弟号称“一把刀”，是外科主任，她想如果让他开药，或亲自主刀做手术，或许可以挽救他的性命。 尽管王近山在南京已有自己的家，有名正言顺的夫人照料着，韩岫岩还是忍不住买了大包小包的补品想去趟南京，看一眼他。可当她拿起电话接通了王近山的一位老警卫员，含含糊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时，谁知这位和王近山出生入死、对老首长忠心耿耿的警卫员至今不能原谅她，一听她要去南京，很不客气地说： “他说过到死也不愿再见到你，你去是不是想让他早点死？” 韩蚰岩木然撂下了电话，无语凝咽。 北京发生的这一切，远在南京病中的王近山并不知道。但如果他知道这一切，又会怎么做呢？人们不得而知。幸好，这次在医院的抢救下，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王近山依然活下来了。
（6）
1978年4月下旬，王近山的病情恶化。 在病危时，王近山什么都不问，只频频问及家人：“张立三还没有来吗？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张立三是他的老部下、老战友，1931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在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与他在10师30团工作。一年后，他调任10师28团团长，张立三也调到28团当卫生队长，从此以后在20多年的风雨岁月里，他们朝夕相处，你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你的命。几十年来，他们相互之间没红过脸，没大声说过话，部队行动，一住下来，就相互看望。有时王近山发火，身边的人赶快把张立三请来，两人谈一谈，立刻就平静下来了。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兄弟之情。 王近山在已无生望、即将离开人世之际，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见一见几十年来情同手足的老战友张立三。 张立三赶到了，两人一见面，紧握双手，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张立三是经验丰富的医生，知道重病人不宜过分激动，但两人谁也不能抑制住这战友的深情，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两位战友能说些什么？只有心隐隐在疼。沉默了好久，为了松弛这难耐的气氛，张立三全然忘记病房内不准吸烟的常识，掏出香烟，正要点火，王近山看到后，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你不要吸烟了!” 王近山不吸烟，张立三却抽得厉害，他曾劝他戒烟也没戒成。现在王近山又劝了，张立三十分激动地说： “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烟戒掉!” 他当场就将香烟、打火机扔了！ 两天以后，王近山去世了。张立三听取战友临终的劝告，放弃了几十年吸烟的嗜好。他后来说：“那是1978年5月8日，从那天起我戒了烟。”
（7）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才63岁。 临终前，由于病痛的残酷折磨，他已骨瘦如柴，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但在昏迷状态中，还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他是听着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去世的。王近山去世后，对他的后事，党中央和有关方面非常重视。邓小平亲自审定了悼词，对王近山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 5月17日，南京军区举行的追悼会十分隆重，邓小平、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彭冲、宋任穷等，以及王近山的生前友好送的花圈，摆满了悼念大厅。追悼会的规模原定500人，实际参加的有1000多人。 很多同志特别是王近山过去领导过的部队的同志，远道赶到南京参加追悼会，表达他们对王近山的哀思。王近山为人民屡建奇功，他得到了应得的崇高荣誉。 到了南京军区以后，在肖永银的直接安排下，王近山终于恢复了党籍，又正式走马上任主管作战和战备的副参谋长。在许世友和肖永银两位战友的庇护下，王近山基本上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战场上和情场上的长期拼杀在王近山身体上和心理上留下了太多的伤痕。1978年春天，将军在和癌症顽强斗争4年之后，终于告别个人荣辱、是非恩怨，逝世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任上，年仅63岁。 王近山走了，却把难题留给他的战友们——20岁就当师长的王近山的最终职务和他的赫赫战功太不相配了！在筹备将军的追悼会时，南京军区司令聂凤智感到十分棘手，把难题交给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肖永银大笔一挥，把悼词上的“副参谋长”中的“副”字去掉，级别由正军改为大区副职。而此时，王近山的许多部将都担任了大区副职以上职务。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获悉后，在悲痛之余，以伟人的睿智指示南京军区：“人已死了，不能下命令搞个名堂，就叫顾问吧。”这样一改就成了大军区正职，追悼会的规格自然不同了，抚恤的待遇也不同了。小平同志交待下去：“近山同志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不容易，我们能给死者的安慰就是这个了！” 又过了十三年，为纪念王近山的文集出版，老首长邓小平特意为这位桀骜不驯而又战功赫赫的爱将深情题词：一代战将。
《浴血五龙寨》指挥员：陈再道
更新时间 2010-12-06 16:55:50字数 19157
陈再道
编辑本段生平简历
1909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乘马岗乡新村程家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年参加了麻城最早的农民运动组织－－乘马岗农民协会，并成为农协敢死队队员。同年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中旬，参加了黄麻起义，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先后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边根据地实施的“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以及出击平汉线的作战。 陈再道
1930年11月后，蒋介石先后调集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4次大规模“围剿”。陈再道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作战，在双桥镇、苏家埠、七里坪等战役战斗中，身先士卒，多次带伤指挥，率领全营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地区后，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先后率部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以及强渡嘉陵江战役。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1935年6月，任红军第四军副军长，8月，升任第四军军长。 长征途中，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率红四军在甘肃靖远以东蒋家大道、宋家河畔一带沿黄河东岸实施宽大正面防御，掩护了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11月，率部参加萌城、田水堡战斗及山城堡战斗，与兄弟部队配合，重创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了 陈再道
长生口战斗、两次七亘村伏击战和黄崖底伏击战，均以极小的代价而大量歼灭敌人，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7年底，第一二九师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赴冀南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到冀南仅3个多月时间，就协助冀南区党委建立20多个抗日政权，并广泛团结各路抗日武装，使最初只有500人的东进纵队，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使我党我军在冀南平原站稳了脚跟。 1938年底，业已占领武汉的日军逐渐回师华北，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陈再道先后率领冀南军民采用游击袭扰和伏击作战，粉碎了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的多次围攻。 1940年8月，冀南军区与东进纵队的领导机构合并，陈再道任冀南军区司令员。8月，率所辖四个野战旅参加了百团大战，将冀南的铁路、公路破坏得支离破碎，并毙伤俘敌2000余人。 1941年8至9月，陈再道率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秋季破击战役。 1942年，率领抗日军民粉碎了敌人对冀南根据地发起的700余次“扫荡”合围与袭击。 1943年10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学校学习。 陈再道
1945年7月，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之际，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派出第十九军所属3个师、2个挺进纵队，乘我军忙于对付日伪军反攻之际，抢占了上党地区的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并企图占领整个晋东南解放区。晋冀鲁豫军民遵照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予以坚决的回击。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陈再道率冀南纵队一举攻克潞城，围困起孤城长治。随后又率部投入围歼援军的战斗。上党战役的顺利进行，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从而使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立即丧尽了民心。 蒋介石很快就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出动3个军向冀南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打通平汉线，北调重兵至东北。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陈再道率冀南纵队与兄弟纵队一起发动了平汉战役，将国民党军3个军近5万人包围于邯郸以南、马头镇以东、商城镇以西的狭长地带。待高树勋率国民党新八军起义后，迅速将其余国民党军第三十、第四十军全歼，为我党我军抢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5年11月4日，冀南纵队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陈再道任纵队 陈再道
司令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陈再道先后率部参加了佯攻豫北行动、定陶战役、龙固集防御战、鄄南战役、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等一系列作战。其中龙固集防御战打得尤为出色，被刘伯承、邓小平誉为“值得全军学习”的“模范防御战例”。 1947年1月，为配合山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鲁南会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皖边战役，陈再道指挥北集团（第一、二、三纵队）克城攻敌，终将王敬久集团吸引到冀鲁豫腹地并歼其一部，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作战目的。3月下旬至5月下旬，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分为四个集团发动了豫北攻势，陈再道负责指挥第二集团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鲁西南战役。陈再道统一指挥第二、三纵队力克羊山集，全歼国民党守军整编六十六师，生俘中将师长宋瑞珂以下官兵3000余人。8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兵分3路挺进大别山，他率二纵在东路斩关夺隘，跃进千里，参加宛西、宛东战役，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腹地，直接威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陈再道继续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淮海战役开始后，带病指挥部队先是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后又胜利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的任务。 1949年2月，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 1955年3月，武汉军区成立，任军区司令员。 1956年，任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他在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刚直不阿，因此而得罪了林彪等人。 “文化大革命”中，陈再道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江集团制造了武汉“七·二０事件”后，受到围攻和批斗。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调任中央军委顾问。 1977年9月，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 1980年12月，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未获批准 陈再道
。 1982年，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主持了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的工作。 陈再道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编辑本段将军轶事
“中计”结良缘 陈再道将军是沙场上的一员宿将。他曾用不少计谋诱敌上钩，然而却中了自己的同志设下的美丽“圈套”，缔结了一桩浪漫而多情的婚姻。 陈再道
1938年初，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年近而立的陈再道任司令员，卜盛光任参谋长。参谋长的职责是为司令员出谋划策，可卜盛光的职责似乎并不仅限于此。 卜盛光牢记着陈赓旅长给他下的“帮陈再道找个好老婆”的特殊“命令”。一次，他和陈再道一起去河北南宫县妇救会走访，俊秀活泼的姑娘张双群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心细精明的卜盛光似乎从陈再道与张双群的偶然接触中窥测到了点什么，他有意从中撮合。 “喂，人家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哩！”返回途中，卜盛光“谎报军情”，陈再道却缄口不语。 “你要是不说话，那可就算是默认了。我要以你的名义去给双群回话去了！”说罢，卜盛光一扭头便朝妇救会走去。“站住！”陈再道压低声音吼道。卜盛光站住了，呆呆地看着陈再道。就那么对望了好一阵，陈再道“噗哧”一声笑了：“关你屁事。”说完，又径直朝前走去。 卜盛光愣了。关我屁事？他反复琢磨着司令员的话，恍惚间忽然明白了什么，摸着后脑勺哈哈笑了起来。 原来，卜盛光的话正中陈再道的下怀。老实说，第一眼看见张双群 陈再道
，他就觉得那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至于娶人家为妻，他可压根没那么想过哩！但经卜盛光这么一点破，他还真觉得有那么点意思。特别是老卜一说姑娘已经同意，只是要他陈再道表个态，他心里可真是又惊又喜，只是碍于情面，不好说出口罢了。回到纵队司令部，他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张双群的影子。智勇双全的陈再道，不知不觉中了卜盛光的计。 正当陈再道心神不宁地在纵队司令部的小院子里踱步的时候，张双群也同样被卜盛光拉入了爱的魔圈。原来，刚回到司令部的卜盛光看到陈再道默许的态度之后，他兴奋极了，立即又从司令部返回妇救会，高兴地向姑娘通报说司令员看上了她，要张双群尽快表个态，他还特意拿了一份陈再道的个人简历，说是陈再道让她“参考参考”。 送走了卜盛光，张双群显得十分激动，她茶饭无心，便索性点灯看起书来，可是精力集中不起来，陈再道的影子总是在她眼前晃动。她拿起笔，铺开了信纸…… 还是参谋长棋高一着，由卜盛光导演的一幕喜剧又上演了。这天一大早，张双群突然接到东进纵队司令部转来的通知，说陈司令员约她务必去一趟，有要事相商。 张双群如约来到纵队司令部时，陈再道正在接电话，他示意张双群坐下，等接完电话，他开腔了：“双群！”一句话，把老革命与新同志之间的差别全叫没了。张双群羞涩地望着地下“嗯”了一声，两手不停地搓着。“你来这儿干什么？”陈再道问。“不是您今天一早通知我来的吗？”张双群用诧异的目光望着对方。陈再道如梦初醒：“傻瓜哟，傻瓜，你又让人家给骗了！” 说着，他自言自语道：“又是这个老卜捣的鬼！”张双群顿时觉得有点不自在，嗫嚅着说：“既然没有什么事，我就不打扰您了。”抬腿要走。陈再道双手一拉，说：“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再走嘛！”说着又踱开了步。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双群，你的那封信，我看了……” 陈再道的半句话，像一柄小槌，敲得张双群的心咚咚直跳。她突然感到自己那封信写得有点冒失。司令员会不会拒绝呢？她越想越紧张，似乎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陈再道那半句没说完的话一直憋了半天他才像带着部队向敌军阵地冲锋似的，一捋袖子，然后右手握拳在空中一挥，猛地拍在桌子上：“咱俩的事，就这么定了！”张双群被这种特殊的爱情表达形式逗笑了。幸福的云，飞上了她的双颊…… 1938年11月，陈再道和张双群结为伉俪。从此，他们风雨同舟，走过了54年的人生旅程。[1]
编辑本段评价
提到陈再道，人们往往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出现的“七二○事件”，该事件惊动了中南海的所有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面，林彪和“四人帮”也直接插手，一 陈再道荣誉
时江城风云变幻，陈再道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了。但是毛泽东对陈再道充分信任，他说过他不相信陈再道会反党。因为他知道陈再道战斗的一生，是时刻和党站在一起的。 陈再道出身贫苦，父母双亡后，成为孤儿，苦难的生活使他对革命有着极端强烈的追求 ，走上革命后又一无牵挂，因此意志十分坚定。英勇的作战表现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长为班长、排长、连长等，然后一步步地走上了中上层军事领导岗位。由于他出身贫苦和文化不高，凭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革命。而又正是有了这种纯朴的感情，他才能在革命战争中永远保持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崇敬。在他一生军事活动中，虽然他不太能辨别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早年也不知道什么是“左”倾路线，什么是“右”倾路线，但是他对上级的命令是毫不犹豫地执行的， 无论是革命艰难困苦时要他暂时离开部队，还是战争残酷阶段要他率领部队开辟根据地，他都从不怀疑党的决定，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且往往有所建树，成效颇为壮观。他的文化和军事指挥水平是通过自学提高的，并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加上党对他的培养，革命时代的风云际会对他的锻炼，他几乎没有什么挫折地走进了共和国将军的行列。 枪林弹雨，浴血杀敌，金戈铁马，叱咤风云，这都是战争年代无数军人和将领走过的共同道路，然而有的人牺牲在战场上，为革命的成功英勇地奉献出生命；有的人离开了革命队伍，对革命的成功产生过深深的怀疑；有的人叛变了，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绝大多数革命者只要没有牺牲，就把个人利益和党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步步走向胜利。陈再道就是如此，他的一生和党与军队密不可分，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心心相连，永远对革命充满信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这一点是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和和平建设时期的事实证明了的。他没有因战斗一时处于劣势而动摇过革命意志，也没有因受伤离开长征队伍，几十年如一日地对党忠诚，从思想根源上来说，就是纯朴的麻城山区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信仰和对伟大领袖的高度崇拜。也许是陈再道把山民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化作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成就了他的将军事业，也铸造出共和国一位将军的独特形象。[2]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1909年1月生，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人。原名程再道。青年时代在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参加与组织农民协会。 陈再道荣誉
1926年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始终坚持斗争。 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起义失败后，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四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3年1月至6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同年7月至1934年5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1934年7月至8月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同年8月至1935年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 1935年3月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4月至同年冬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长征中，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1936年8月从红军大学毕业后，同月任红四军副军长，10月任军长。率红四军在甘肃靖远以东掩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 1936年11月率部参加萌城、田水堡战斗及山城堡战斗。同月至1937年8月任红军援西军第四军军长。 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 1938年至1939年6月兼任第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在刘伯承率领下，参与指挥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战斗。 1938年1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冀南抗日前线，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3月至8月任中共冀南省委委员。7月至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抗日纵队司令员。 1940年6月至1944年5月任中共冀南区委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0年8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并领导冀南军民粉碎敌人历次的“铁壁合围”和“扫荡”，开辟、发展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4月前往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10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8月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9月率冀南纵队参加上党战役。10月率部参加邯郸战役。同月至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 1946年7月至1948年5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6年夏兼任中共冀南区委常务委员，同年11月至1947年8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6年8月率部参加出击陇海路战斗。10月在巨野战斗中，率部在龙固集等地阻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达11昼夜，大量歼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著名战例。 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役中，率部强渡黄河后，统一指挥7个旅，于羊山集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而又进军大别山，参加宛西、宛、东战役。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副书记。在淮海战役中，率领第二纵队，先是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吸引、牵制了敌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随后参加阻击、合围敌第十二兵团的作战。 1949年2月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3月至6月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 1949年9月作为华中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0月至1955年3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52年10月陪同毛主席视察黄河。 1954年3月至1955年3月任中南军区第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4年10月起）。 1955年3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至1956年8月），1955年5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55年6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务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10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1972年5月至1975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2月至1975年8月任福州军区党委副书记。 1975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9月至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12月起）。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编辑本段红军时期
陈再道，原名程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他3岁时因肺痨去世，母亲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不久在汉口码头当搬运的叔父回乡，帮助他们整理家业，抚养两个小孩。7岁时，叔父把程再道送到程家祠堂念私塾，让他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程再道未能用心读书，随学随忘，混了两年，就没念下去了。11岁时，母亲又因病去世，他就与叔父学干农活，农闲时还学会了蔑匠手艺，编席编篓编篮编筐，上市卖钱，艰苦度日。 1926年，程再道17岁，在石河寨农民协会成立会上听了共产党员王树声的演讲，开始真正明白穷人受苦的原因，并得知其它地方都在进行革命活动，知道了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事迹。会后，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加农民义勇队，程再道也挤上前报名，登记时因同音缘故，别人将他的姓写成了“陈”，从此他没有改正，便以“陈再道”为名了。这一年叔父病逝，他孑然一身，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再道参加了乘马岗区八乡农民义勇队，次年部队改编为麻城农民自卫军。自卫军从不同渠道搞来十几条步枪，六枝驳壳枪，加上大刀、梭标、长矛等，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打击罗家河恶霸丁枕鱼，之后又捕捉了十几个土豪劣绅，一时农民协会威风大振，汉口《民国日报》还为此作了报道。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处于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反动势力一时气焰嚣张，开始向农民协会反扑过来。4月下旬，反动组织红枪会纠集了上万人直奔乘马岗而来。农民协会和义勇队寡不敌众退至麻城县城，敌人追至城外，团团围住县城。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及国民党部负责人的董必武听到麻城事件后，命令省警备团一营会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300名武装学生军日夜兼程，驰援麻城。5月16日，国民革命军队到达麻城，红枪会闻风而逃，部队和农协会员乘胜攻打了几个反动窝点，捣毁了红枪会巢穴方家垸。打退了敌人的反攻之后，麻城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陈再道被编在第3排。此后，自卫军在当地又和敌人作过多次战斗，势力渐渐壮大，声威也传扬四方。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武装起义。中央精神传达到麻城，人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积极行动起来，很快掀起了一股革命风暴。鉴于这种有利形势，中共湖北省委拟举行黄(安)麻(城)起义。经过周密计划和小型的战斗演习，最后决定实施起义计划，攻克黄安(今改名红安)县城。陈再道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第3排奉命赶赴黄安七里坪以北的木城寨一线，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援之敌。11月14日，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克黄安，活捉反动县长贺守忠。11月27日，黄安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第30军独立旅秦进忠部4千余人进犯黄安，企图夺回县城，久攻不克。至12月5日夜，国民党第12军任应歧部调一个师奔袭黄安城，革命军与敌激战四个多小时，终因力量悬殊，党组织决定弃城突围，以保存革命火种，黄安于是失守。二十一天后，黄安被国民党反动派血洗城垣。黄麻起义虽然失败，但使陈再道和一大批革命战士从战火中成长起来。 麻城农民自卫军在黄麻起义失败后，奔向黄陂县木兰山。1928年1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下设三个分队，陈再道编入第3分队，不久当了班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木兰山的第7军实际上只有72人，人少兵弱，无力与敌军作战，在省委指示下，第7军决定以木兰山为中心，积极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击当地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在生存中求发展。不久，由于敌人的追剿，部队转移到黄冈境内，再转进罗田县境，最后又回到木兰山。但是敌军追剿紧迫，部队决定分散活动，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少数战士要离开部队。陈再道被指定离开，隐蔽活动。 1928年4月，黄麻地区形势发生变化，敌军内部冲突导致守军势力削弱，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第7军陆续返回黄麻老区，开展对敌斗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陈再道迅速回到了第7军部队，随部队驻扎在鄂豫边界的麻栎树岭北边的柴山堡、河南湾、水口寺一带。同年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下设四个大队，陈再道编在第4大队当班长。经过多次战斗，部队发展到400多人，又成立了第5大队，陈再道又奉调任第5大队班长。1930年春，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再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31师则改为第1师，徐向前同志任师长。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1师向平汉线出击，沿线攻打了敌守军多次，屡获大胜，部队人数也不断扩充，达3000余人，陈再道也升为第3团第9连第2排排长。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围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调兵遣将包围此地红军。夏斗寅的第13师进犯根据地南部，黄麻地区战局顿时紧张起来。前委决定，红1军迅速南下奔赴黄陂姚家集迎战敌军。11月11日双方相遇，激战一整天，彼此伤亡较大，最后夏斗寅部逃往黄陂。13日，红1师挥戈东进，连克黄安、新洲两城，俘获敌军数千人，缴获大批枪枝和军需物资。陈再道参加了这几次战斗，胜利使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12月，红1军接上级指示，转进皖西，24日攻克金家寨。不久回师麻城，与红15军会师，两部合编为红4军，下设第10、第11两个师，陈再道编入第11师31团。 1931年2月，部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红4军部队在广水以西的双桥镇痛歼敌军岳维峻的第34师，使敌人对我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陈再道任第31团第9连连长。不久部队南下，攻克英山，西击浠水，北扫罗田，又占广济梅川，正在乘胜追击时，张国焘来信批评红4军南下行动，命令红军北返麻埠，并撤消了红4军军政委的职务。陈再道感到十分不平，但军令不可违，只能随部北返。这年秋天，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搞了一场“大肃反”运动，在部队里打“AB团”，错误地杀害了许多革命同 志，陈再道因为出身贫苦，才幸免于难。“大肃反”之后，陈再道调任第32团第3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这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军和红25军在中央分局的指示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陈再道仍在第4军第11师第32团3营。三天后，部队在黄安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大仗，这场“围点打援”的战斗前后长达43天，敌我攻守对抗，达到白热化程度，陈再道亲自带领全营战士冲入前沿阵地，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力战群魔，手刃数敌。黄安战役后，部队又发动了商(城)黄(川)战役，痛歼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师，其师长汤恩伯战败后被撤职。 1932年3月，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在皖西进行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该战役历时48天，共毙俘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8月，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张国焘从后方来到红4军驻地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作出南下攻麻城的决定，而徐向前等人认为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应当及时休整训练，但张国焘坚持自己意见，部队只得挥戈南下。当时提出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骄阳似火，部队急行军直趋麻城，先后歼敌第31师第93旅，继而荡平方圆百里的反动民团，然后重兵包围麻城县。敌军急从黄陂、武汉派兵驰援，途中被我击溃退至宋埠镇等地。8月8日，红4军部队再次向麻城展开进攻，受阻于陡坡山之敌，师长命令陈再道率第3营突击，拿下陡坡山。陈再道大声说道：“保证完成突击任务!”他右手一挥，带领全营战士猛扑向陡坡山。战斗中，陈再道不幸负伤，子弹从右臂上部射入，从后颈下穿出，他一时竟不知疼痛，仍不顾血流满身率领全营向前突击，最终突破敌人阵地，后续部队攻了上来，猛攻守敌，全歼敌一个团。战后，陈再道被送进了后方医院。不久因部队转移，他提前出院，随军转战至平汉线以西，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在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中，红4军被迫长途转战，陈再道伤未痊愈，坚持随军东征西战，和敌人打了大小几十场仗，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向西北方向挺进。红4军沿途冲破敌人多层包围圈，进入陕西境内，与陕军杨虎城部交战，击溃敌军后，即刻撤出战斗，翻越白雪皑皑的秦岭，渡过汉水，再翻越巴山进入四川。在与四川军阀的战斗中，一个月内捷报频传，歼敌三个团，击溃敌八个团，最后立足通江、南江、巴中一带。陈再道伤愈参战，不久升为第31团团长。 红4军在四川的胜利，使各路军阀闻风丧胆，红军乘机在川陕边界建立了根据地。1933年6月，部队召开了军事会议，总结了作战经验，决定改编红军，把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原红10师扩编为第4军，下辖第10师、11师、12师，陈再道任第11师师长。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底，四川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对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总攻，均被粉粹，以伤亡3.7万余人而告退。不久，刘湘复仇之心大涨，又组织兵力围攻红军，于1934年7月发动了六路围攻，攻击红军驻地万源。陈再道率第11师坚守在巴水西岸的玄祖殿山上，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波浪式的密集冲锋，英勇顽强地抗击攻山之敌。当刘湘所部又一次战败退回去之后，红军决定乘胜进行反攻，突破万源西南的青龙观。8月9日夜，夜袭青龙观的战斗开始了，红军很快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大军从左右两翼发动进攻，向敌人的纵深猛插。陈再道率第11师攻占了龙池山以西的五龙台、石寓场，迎战援敌陈兰亭师，痛歼敌军大部。最后红军打败了刘湘指挥的六路围攻，取得了巨大胜利。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许世友调到红4军任军长，辖第10师、11师，陈再道仍在第11师任师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北上，打算和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打通北方之路，红四方面军于3月强渡嘉陵江，陈再道率第11师会同第10师负责掩护主力渡江，取得成功。渡江后，红军兵分三路，横扫沿江守敌，彻底摧毁敌人防线，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地区，部队也发展到8万多人。 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由于川西地区多是高山险谷，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北方陕甘地区地域宽阔，居民较多，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又是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并且邻近华北，距华北抗日斗争的前线较近。于是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此时张国焘却加以反对，打算率部西进到新疆、青海等地。红4军完成钳制敌人任务后，踏上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原。陈再道率军走进草地，一周后从死神统治的草地挣脱出来到达班佑地区。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红军主力会师后，陈再道到红军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回到红4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不久，红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出发北上，历经千辛万苦，斩关夺隘，于10月10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宣告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陈再道率红4军进入陕甘宁根据地，不久驻扎盐城池附近进行整训。 1937年2月，中央决定组成援西军，为解除去年西渡黄河的西路军之危，在刘伯承司令员的率领下，陈再道率红4军日夜兼程向西疾进。当部队行至甘肃东部镇原时，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来刘伯承接到西路军弹尽粮绝，已经兵败祁连的电报，援西之举已无意义。大家听到此消息后，泣不成声。陈再道泪如雨下，想到一同战斗过的战友再也不能见面了，心情异常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