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战火纷飞，栽秧季节已过，大巴山区的主产粮食——水稻却没栽插多少。红军将大家集中在山上，每天就是砍树修战壕，却让这些世世代代身为农民的人时刻心里都惦记着家里那点荒芜的田地。他们知道，不管红军胜败与否，到时他们都得回去，没种上庄稼，本来就年年不够吃的那点产出，这一荒，还不知以后该咋过。红军他们自己又不生产粮食，才来时只抢“绅粮”们的东西，这将“绅粮”吃光了，就开始吃富裕一点的人，现在富裕人家也吃光了，就见谁吃谁。开始吃粮食，再吃鸡鸭，到后来没吃的了，就连耕牛都杀掉吃了，这让以后用啥拉犁生产？
六月骄阳似火，太阳将枪管都晒得飞烫。一仗下来，战士们身上血水混着汗水，被飞溅的泥土一裹，就完全成了一尊尊泥塑。廖震又占领了连盖坪，红军只剩坪上的最后一道防线。阵地前的死尸双方都不敢去处理，就让他烂着，发出阵阵恶心的臭味。只有那些苍蝇无忧无畏畅快地飞舞着，在死尸上吃饱喝足，就飞到战士们的身上歇息，再怎么赶，都爬得满身像粘满了芝麻。
红军中有人开始上吐下泻，泻的东西中有鲜血。开始时，大家认为是吃东西吃出了问题。这战火纷飞的阵地上，大家都是饱一顿饿一顿，饿了时在身边抓到什么吃什么，就是抓只蚱蜢也当肉吃了。可几天后，屙血的人越来越多，卫生员才觉得是传染上了瘟疫，被抬下的病员才与其他人隔开，没药可医，就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
前方的战情，就要求危险地带的人要全部撤离。张占荣来到郑家碥，要郑老太带着全家往罗家寨撤。老人家还不要人多做工作，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出发了。郑家碥张家全家人，除郑老太的二儿不知下落，四儿的一个小儿子被丢在绥定的鸡垭场送了人外，全都回来了。他们有的背粮，有的牵猪牛，有的带用具，浩浩荡荡地上山朝罗家寨进发。上次的经验告诉他们，将东西埋起来是最不明智的办法。找东西的人是军队，他们仅凭人多，就能将你藏得再隐秘的东西翻出来。撤离后，赵黎明说将房子烧了。张占荣说，这是我、还有张占明连长的家，你烧了我们以后到哪去住？
“这是总部的命令。”赵黎明说。
“别啥都听李锡之的，他的好多做法就不对头。”张占荣说：“上次乱砸人那两个家伙，我给他押去，他居然只问了几句就放了。老子当时该把他们两个打一顿算球了。”
赵黎明虽是教导员，可对张占荣这种粗野根本就无可奈何。独立营长期没有教导员，张占荣算霸道惯了，谁也管不了他。好的是他长年出身，红军队伍就成了他的家，对革命的忠诚是不容怀疑的。他的聪明和对当地的熟悉，成就了他对部队指挥的得心应手。就连总部的保卫局都拿他没有办法，更何况他这才来不久的教导员了。在独立营中，赵黎明都自己感觉就是张占荣手下的一个帮手。
在张占荣的坚持下，郑家碥的房子就保留了下来。这也是他以后能被郑家碥收留的主要原因。
罗家寨真的成了人满为患，吃的是问题，住的更是问题。这些被集拢的人中，可以说，全部都对这种做法不满，只是在人家的枪杆子下不敢表露而已。一些胆大的，趁晚上人多复杂，红军管理不过来，就悄悄地从树林中溜跑了。一天晚上，王永庆那个村子的三个姓王的人正要溜时被一个放哨的红军小娃儿发现了，他们假装回去，等那小红军不注意，就按倒他用石头将他砸死，并把那支宣汉造步枪也抢走了。这三个都逃脱了，可引起的后果却让这些没逃的人承担。保卫局的人就此事件展开了大肃反。首先，那些穿着周正的人被传去甄别，凡是家有财产和田地的就当着土豪劣绅给处决。再是让那些穷人举报，又从那些穿着破烂的人中揪出了一批有田有地的人给处决了。在那些穷人的举报中，有些并不是富人，只不过与举报者有过过节，他们也就用红军的刀报了自己并不该以人家生命作为代价的仇。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一些前线战场地区，以“万人坑”命名的地名到处都是。这些“万人坑”有些是埋着战斗死亡的双方人员，有些却是埋着肃反中成批杀掉的红军官兵和地方百姓。连曾钟圣、邝继勋这些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高级将领都被肃掉的大肃反运动，低层官兵和平头百姓能幸免于难吗？
革命，当然是免不了要牺牲些无辜的，但张国焘的极左路线让万源人民付出得太多了。特别是肃反中不调查，使很多不善言辞的人成了冤魂；肃反扩大化，使很多应该算是中农的人也遭到处决。别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大巴山区人，就是现在，在那种血雨腥风面前，不少人也会吓得魂飞魄散，忘记辩解，直到被砍了都还在尿裤子。
大家并不喜欢贫穷，却又十分担心富裕。以改变贫穷为号召的革命，却以剥夺富裕的方法实现。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就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穷又不敢问津贫穷的反面，不追求富裕却又想像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在这个山区中进行革命所能找到的有些迷糊的尺度。
川东北是隔开天府之国与中原的一个屏障。历朝历代那些在中原站不住脚的人都想到了四川，于是那些满副武装的脚步就踏过川东北，让这里每隔两三百年就遭受一次惨绝人寰的践踏。幸好的是，近代日本人的铁蹄还被阻滞在川东北之外，他们只能用飞机不停地轰炸川东的重庆。
也幸好的是郑家碥有几个人参加了红军，并是军队的指挥员，郑老太也率家人积极支持红军，才使他们一家躲过了大清洗。在张占荣的坚持下，郑家碥的房子保留了下来。可郑老太在罗家寨，八十多岁的人，餐风宿露，哪经得起折腾，不几天就得病死了。张家儿孙们就在罗家寨下的十里坪借了一副棺材，找了块地把她安葬了。
郑老太的病说起来也不算大病，就是平常的感冒。可这里根本就找不到医生，红军中的医生连伤病员都顾不过来，谁还管你一个老太婆。得病才五天，加上生活又差，郑老太就死了。临死时，她将所有儿子叫到跟前，说，不管张占荣以后咋样，都不能将他当外人看，凡是其他人有的，张占荣也应该有一份。这让张占荣感动不已，当时就哭着给郑老太跪下了，握着她的手看着她落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