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一案的未竟全功，独有王文郁郁不乐，他对我表示过多次，一定想办法要把「丢
掉的找回来」。我认为这不过是一时的激动，慨乎言之而已，殊不知他却是非常认真的。
王文要求我派他到天津去，将制裁石友三的任务交给他办，这是应该做的事，难得他有
这份热诚，我未加考虑的就答应了。
王文就是为了这件事，专程到天津联络内应先鸿霞去了，进展情形如何，他将随时向我
提出报告。
这且搁下不说，上一节所述吉鸿昌一案，还有些没有交代明白的事，就便在此一提。
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指派杨玉珊小姐到国民饭店侦查吉鸿昌行迹之同时，我之所以请
吕一民组长赶快回去绊住郑恩普、傅丹墀二人，是因为事实的发展，与他们所报称的内容不
相吻合，所以在信任上发生了动摇。也就是说怀疑他们所言不实，甚至或尚有对我不利处。
如果覆查的结果吉鸿昌已不在国民饭店的话，不仅误会加深，很可能因而坏了大事。幸而后
来证实了的确是事出有因，这才算消除了一场误会，不过又显得我们未免太多疑了。
杨玉珊小姐精明干炼，勇敢沉着，由于本案的杰出表现，成为我们工作上的优秀干部。
因为她是天津「情报组」的联络员，经常与郑恩普接近；在郑恩普负责的「军事组」建立之
后，「天津站」仍派杨玉珊与「军事组」联络，因是之故，郑、杨之间日久情生，遂结为夫
妇。其后，他们夫妻患难与共，恩爱逾恒，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三十八年郑恩普大哥只身来
台，夫人杨玉珊因故滞留北平未能随行，谁又料到从此一别，竟成永诀呢！
笔者四十七年海外归来，与郑恩普大哥把握时，是在阳明山一处寺庙中，相对唏嘘之余，
才知道他已茹素诵经，避谈往事。数年前，更剃度出家，法号「兴慈」，住持大慈寺为方丈，
如今已是望九之年了。我有一愿望，总要重谋一聚，作竟日之谈。可是总因俗务牵绊，日复
一日因循至今。（写到此处，时在六十九年七月底）。
我的愿望达不成了，六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大慈寺兴慈老和尚竟以圆寂闻。我尊敬的郑
恩普大哥与世长辞了。这又是因循误事，为之追悔莫及。郑大哥！谨先告罪于灵前，在我有
生之年，容我有以自赎。
再说傅丹墀先生，他在以后的制裁殷汝耕，以及策反冀东伪保安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
的工作中，大有表现，详情留待下节再写。
至于那位勇于相助的青年，也就是杨玉珊的胞弟陈国瑞小弟弟，保送到南京受训去了。
一年后，我们将在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中相遇，这也是巧事。他们亲姊弟不同姓，是因为承祧
过继的缘故。
上一节曾约略提到过，吴萍在吉案结束后，卽奉调去南京，据悉被关了一个月禁闭。究
竟为了什么，也只有瞎猜：若不是为死去的前「天津站」站长王子襄禳解，就是替王子襄的
妹妹王玉梅出气，因为王子襄之死，王玉梅总认为吴萍躭误了送医急救，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吴萍坐满禁闭后，戴先生推荐他到行政院任科员，二十八年在重庆已升任总务科长，三十八
年来台仍任原职。廉洁自持，颇多嘉许。可惜天不假年，已不幸于四十年因三轮车过桥翻覆，
伤重不治，年仅四十余岁。
二十五年，当笔者再任「天津店」站长时，原「天津站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已不在职了。
是另调他处，抑或已解除工作关系，迄今数十年，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消息。
说到上级对吉鸿昌一案的反应，已不如张敬尧一案那么热烈了。就事论事，张敬尧案做
得干净俐落；吉鸿昌案总有些拖泥带水，不受责罚，已经是上级的宽厚了。
若拋开任务观点，单就一个工作人员的心理状态而言，执行者之所以敢于冒险犯难：往
大处说，完全是基于国家观念与政治理想；其次，才是好强心和责任感。至于名利报酬，当
然不会摆在心上了。此外，另有一个境界，那就是成功在我的一种满足。
吉案发生后，实在远较张敬尧一案的影响为大，因为张敬尧只是一小撮没有组织而又过
了气的军阀余孽而已，旣缺乏政治意识，更不具计划作为，在声势上也没有一套动听的说词，
以资号召，很难获得一般人的同情。吉鸿昌则不然，他不但有政治背景，在幕后替他撑腰，
而他本身也正是此一政治组织的成员，余如共党份子宣侠父、南汉宸、张慕陶等，也都不简
单。所以他们谋多智广，才能想出许多为非作歹的鬼点子。最重要的还在编造一些美丽动听
的谎言谬论，施以宜传伎俩，愚弄人民大众。可是经过国民饭店这一击，只打得这羣牛鬼蛇
神禁若寒蝉，龟缩不出，就是在外国租界里，也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活动了。所以实际效果上，
最少也迫使共党放弃了它预定的阴谋，并改变了他们的活动方式。
此后数十年，中共宣传及文化部门，为了吉鸿昌之死，曾前后出版了五、六种书刊并且
拍成一部电影「吉鸿昌将军」，用以标榜吉鸿昌是个如何了不起的「革命」人物。这都足以
反映出吉鸿昌的失策偾事而死，对他们是如何的重要了。
二十三年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枪击吉鸿昌一死数伤一案，历时四十余年，这还是首次揭
露内情，作公开的发表，敬请予以珍视。
接下来，再写制裁通缉有案、叛国蟊贼石友三一事的经过。
「北平站」新进行动员王文，自告奋勇，为了争取石友三的侍从副官先鸿霞的合作，已
经往返于平津多次了。最近一次，王文从天津回北平，郑重其事的提出口头报告：「我已经
和先鸿霞见过面了，这件事很有希望，但不能依照规定的程序进行。目前的情形是这样的：
先鸿霞是我的生死弟兄，论大义，他应该弃暗投明，讲私交，也理当顾全道义，所在事先一
无所求，坦白的说，也就是什么条件都没有，第一能不辱使命，幸而达成任务，今后的一切，
也悉听上级的安排。不过，却有一椿，那就是他不希望在没有任何表现之前，说出他的姓名。
我知道这是有困难的，可是我已经拍胸脯答应他了，关于这一点，还请陈先生有个担当。」
我揣度：先鸿霞不愿意道出他的姓名，可能自有他的顾虑，大概不是怕影响到他的安全，
也许会想到万一事情不成，又何必留下一个把柄。其实，这都是人情之常，王文旣然要我担
当，那么干脆就答应他。
再一想，可不行，最低限度也要向上级备一个案，方才妥当。我把这个意思告诉王文，
王文认为等他再与先鸿霞接触一次，商定了具体做法之后，再报告上级备案，仍不为迟。
进行制裁石友三这件工作的开始，大致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其时间约在二十三年十二月
间，也就是吉鸿昌案后不多久。
这个时候的「北平站」，并没有什么大变动，一般的工作情况已较前上了轨道，主要的
任务，还在「情报搜集」和「行动锄奸」两大项目。
「北平店」设于西城卧佛寺街，房子很大，有四进院子，大门临街，进大门左转，还有
一道二门，进入二门才是第一进院子，白世维兄全家四口，住三间南房，我们夫妻俩还有一
个女佣居用四间北房北平人也叫正房。其中一间作为卧室，一间客饭厅两用，最大的一间辟
为办公室，其中一间最小的则由佣人住。另有东厢房三间，作为厨房、储藏室等。穿过甬道
是第二进，也有院子，可是只有北房四间，由戚南谱夫妇和他岳家同住。第三进也有四间，
分别由交通员陈国栋、司机陈国治及大司务李怀章等居住。到了第四进，又是一排房子，除
了堆积煤炭杂物之外，用不着的就空在那里。虽然有这么多房子，但不成格局，租金仍需每
月四十元，在当时并不算便宜。
写到此处，需要揷几句说明，因为这与情节的发展有关。前面有过「我们夫妻俩」这一
句话。不错，这一年我已二十五岁，有了家室。戴先生对于我的成家，很不以为然，可又不
好意思正式表示什么，结果只有装作不知道算了。照我们的规矩，也就是内部纪律，婚姻之
事，无论嫁娶，必须呈请获准后，始得举行。因为在当时执行的并不严格，而我的婚姻又不
太寻常，所以也没有事前提出申请。不过，这对我个人与我的工作都发生了影响。
「北平站」所处的环境非常幽静，过往行人稀少，也很少有人在近处驻足。左邻卧佛寺，
是一所冷庙，平时不见香火；右舍住家户，各扫门前雪，从无往来。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后门。
在第二进和第三进之间，有一堵矮墙，为了防范小偷，曾要求房东装一道铁丝纲，可是房东
一直都不肯装。矮墙之外，是一条冷僻的小胡同，拐两个弯才能通到大街。
办公室像个不大考究的书房，有许多文件也不掩藏，有时就放在抽屉里或是摆在桌面上，
谈秘密，实在够不上。因为当时大环境是由何部长主持华北军政，所以就没有做到秘密工作
的严格要求，这的确是不应该的。
经常在办公室里处理文牍的，只有「北平站」书记王云孙一人，比较重要的他才拿给我
看。其实，所谓的文件，也不过是大小不齐的几张小纸条而已。有时，也在此处会晤内外勤
同志，对外联络，除临时约定处所者外，大多仍在我们的发源地──北长街十八号进行。
北平区督察王平一先生，另有办公处所，他难得到卧佛寺街「北平站」来一趟，我们甚
至很少见面。他表面上似乎不大过问「北平站」的事，背后是否向上级报告些什么，那就不
知道了。说实在的，因为我根本不赞同这种「督察制度」，所以在心理上也连带的不大重视
驻在北平的「督察」，虽不致被认为傲慢无礼，但总会予人以冷漠之感。当时年轻，不懂世
故所致。
要说一个团体免有闹派系纠纷的问题似乎已司空见惯，可是戴先生在世时的军统局，却
不曾发生过，这可以说也是戴先生的本事。兹举一例证：
北平区督察王平一，是留学俄国的，原系南昌行营调查课邓文仪先生的属下，自戴雨农
先生兼任，乃至军统局笫二处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军统局笫二处内顿然增加了一批新人。
其中以留俄学生及脱共份子居多，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为优秀，
这可不是客气，更不是恭维，事实的确如此。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
照说，在这种情况下，新旧之间，难免有畛域之分，也很容易发生排挤摩擦。不过在戴
先生的高明领导下，却处理得水乳交融，安然无事。自然，个别事故不是没有，但在整体上，
应该说是确已做到合而为一，合作无间的程度，至于我个人之与王平一的不合作，那是「督
察制度」所引发的小节，绝非门户之争地。
以上是「北平站」在二十三年底的概况，也是「北平站」自建立组织以来最安定的一刻。
自此之后，因不断发生事故，乃至大大的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与基础的稳固。如果检讨责任，
这就要归咎于我的失职与失策了。这还要从制裁石友三一事说起：
王文又从天津回来向我提出详细报告说：「制裁石友三的事，已有大幅度的进展；我方
所欲争取的对象──先鸿霞，已经取得切实的联系。」
王文继续说：「先鸿霞是个小心翼翼、思考周密的人，任事绝不莽撞。原则上他虽然接
受了我们的要求，但在做法上，也就是对于执行手段的选择，他希望顶好由他斟酌情况，便
宜行事。」
我听到此处，急于想知道是否已与先鸿霞商定了具体步骤，便问王文：「还有困难和阻
碍吗？」王文接着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具体决定，并非是他犹豫不决或踌躇不前，最
大的原因，在于他深切的感觉到单枪匹马，孤掌难鸣。
「先鸿霞惟恐我方不予谅解，他很真挚的对我表白：在他所处的环境下，就是豁出去拚
上一条命，也未必能完满达成任务。所以他打算在同事之中，再下点功夫吸收一个搭挡，如
能从愿，就可以划出道来了。目前，正停滞于此一状态中，下次接触，可能就更具眉目了。」
我对王文所报告的，自然是深信不疑，但为了审慎以及便于推动起见，仍有一些应该作
深入了解的必要。于是很郑重向王文提出了若干询问。其中最关注的仍在王文如何与先鸿霞
取得联络，和他门之间的联络方式，关于这一点，王文交代得很明白，他说：
「天津西开有一家杂粮店，兼营棉花土产，老字号三益成，已开设有年。是我们家乡宝
坻人经营的。有时候，同乡们都托这家杂粮店带信捎钱，日子久了，也暗底下做小额汇兑生
意，同乡人称便。这家买卖的老掌柜，年长我们一辈，都称呼他刘老伯，大管事是老掌柜的
亲侄儿刘兆南，和我们年纪彷佛，小时候在一起念过书，每逢提起往事就觉得格外亲切。我
和先鸿霞的接触，都是通过他从中联系的。
「因为我们三人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留两句话，带一个信，也就都托刘兆南替我
们办了。我知道，这样一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在不致于脱节断连，不好的地方也就是我
们的事他多少也知道了一个大概。相信，他不会张扬出去，一旦露出风声，这对于他也不见
得有什么好处。」
我听王文这么说，这也算是机缘凑巧，像这种联系方式，真有如天造地设再可靠没有了。
至于说中间人有些个知情之处，那也是无可避免得事，并不构成重大顾虑。
接着，我又问到先鸿霞在石友三家的身份地位，以及石家的一般警戒状况。王文表示，
他知道的根据先鸿霞前后在言谈中所透露，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石友三的住宅，在日本租界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如果没有弄错，那是秋田街。石家就
在这条街上的东首。石家的左邻右舍，全是深宅大院，彼此不相往来。大门外面，一天到晚
都是冷清清的！连串胡同沿街叫卖的小贩，也难得打此经过。临街一道高墙，黑漆大门总是
关得紧紧的，门上除了门牌之外，连个标志都没有，不晓得底细的人，谁又知道就是石公馆。
进了大门，左右各有门房，左边驻有穿便衣的警卫，右边是传达室。隔一层狭长的小院子，
还有二门，门虽设而常开，也就是所谓的穿堂门。二门以里，有个长方形的大院子，东房三
间，驻有两名日本宪兵，西房三间，共有五侍从人员，包括先鸿霞在内。坐北朝南是上下两
层楼房，大小有八、九个厅房，石友三本人和他的眷属就住在这里。现在，在他身边的有三
个太太，最得宠是老三，点子最多，无事不过问。楼房后面还有后院，男女佣人、厨子车夫
都住在这一排房子里。后院旁边原来有个小角门，为了严密，已经锁上不用了，所以佣人们
出入也一律走大门。
「先鸿霞他们五名待从人员当中，有一个头目，在部队里的官阶是中校，现在石友三并
无官职，在石公馆里都称呼他贺参谋。这五个人都和石友三有一段渊源，无妨说个个都是石
友三的亲信。在前面门房的警卫，只有两个人；传达室的传达，也只有一个人，他们都归那
个贺参谋指挥，这只能算是对外的触角而已。
「日本宪兵对石友三，可能是保护、监视兼而有之，他们的作风是闭关自守，很少与石
的部属相往还。或者说他们对那几个侍从者还有些轻视。日本宪兵在石友三家服勤，采不定
期轮调制，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调换一次，其中军阶最高的只不过是一名曹长。
「石友三，抽大烟，睡得晚，起得也晚。平时很少外出，到访的人客也不多。每逢出门，
预先都不说到什么地方，等车子开动了，这才指指点点的往东往西，连开车的司机都不知道
要到那里去。石友三出门也只限于租界以内，中国地界当然他是绝对不敢去。他自己明白，
政府有一道通缉令要捉拿他归案。」
我仔细的耐着性子听完这段话，觉得越来越难了。照这种情形，要想找个动手的机会，
无论是在他家里，或在行进途中，乃至选个固定的地点候他，都需要缜密精细计划不可。若
单靠先鸿霞一个人的力量，卽使逞一时之勇，拚他个你死我活，恐怕也难于成事。二 枪击
与毒杀两者之间的取舍
石友三，生性反复无常，多疑善变；惯于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多少年来，总不离开拥
兵自卫这一手绝活。不过，论其作为，则属于「小抖乱」之流，终不能一登庙堂也。
且看石友三于事有据的一些下作行为──
民国十八年，冯玉祥部笫二集团军叛离政府，于五月十五日由其部将刘郁芬领衔通电反
对中央，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但冯部另两名将领韩复榘、石友三却通
电话拥护中央，抽了冯玉祥的后腿。冯因而打了退堂鼓，宣称「入山读书」去了。
十九年，阎钖山、冯玉祥联手背叛中央，史料中称为「阎冯之变」。石友三又归附阎、
冯，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
未久，阎、冯失败，石友三再向中央洽降，中央再任命为笫十三路军总指挥，驻防河北
顺德，归张学良节制。
二十年，西南方面大搞分裂活动，反抗中央。石友三与其它华北军事将领于学忠、王树
常、刘翼飞、李培基、宋哲元、孙殿英、庞炳勋等，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西南方面之不当。
这又分明是不出代价的投机行为。
二十年七月二十日，石友三在顺德率部叛变，中央遂于七月二十四日明令通缉。石友三
循至大连，依附日本沦为国贼。
二十年十一月八日，天津市治安当局接获情报指出，兹有军阀余孽石友三、张璧、李际
春等人，受日本军人土肥原贤二之指使，在日本租界组织「便衣队」，意图进入天津市区制
造暴乱。
当天晚上十时半，果有便衣暴徒约两仟余人，在日本租界海光寺（地名，日驻屯军兵营
所在地）集结待命。十一时许，首先出动便衣暴徒百余人，试图向华界警察袭击；随后，又
有数百人自日租界冲出，分头进击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以及天津公安局等处，一路之上，
开枪乱轰，随手投掷手榴弹。一阵混乱中，有多人受伤，无分敌我，都是中国人！
延续至九日上午，由日本租界射来三十余发炮弹，无目标的击至华界大街小巷中，中国
同胞又有多人死伤。检视炮弹破片，上有「大正十五制造」字样。天津保安队及警察，缴获
「便衣队」所携的枪械，也是日制的三八式及日本占领东北后，掳自沈阳兵工厂所制的步枪。
根据逮捕之暴徒供称，每人领到四十元现大洋作为报酬。
此一暴乱事件，自八日起至十八日始行敉平。
迨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土肥原主使之下，由张璧、李际春、石友三等再度掀起暴乱。
日军竟调遣海军陆战队支持，而驻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也立卽出兵呼应，迅卽占领新民，
进窥锦州。此一行动，因受日本陆军首脑部之反对而暂时中止。石友三等却甘心为其鹰犬，
实已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二十一年，日方利用石友三召募散兵游勇，编组成军，先后在热、冀边区从事扰乱性的
军事活动。
二十二年初，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在天津所策划的「华北联治政府」中，也
把石友三列入名单之内。
二十二年三月，石友三重施故技，又在天津召集流散旧部，收买地痞流氓，编组「便衣
队」，骚扰地方治安，以配合坂垣的行动计划。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石友三集结旧部一小股，在河北滦县宣布独立，但以俏成俏败，
旋卽瓦解。
二十三年四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假借「华北人民
爱国协会」名义，向东京日本参谋本部提出「挽救华北的政策」条陈，其中主张「为避免在
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华北政权。」
土肥原所称的「新华北政权」，尚在酝酿之中，名称未定，参与其事的，则包括李际春、
石友三、白坚武一干人等在内。并拟定「新政权」的军队，称为「定武军」。
以上，就是石友三反复无常、投机取巧和认贼作父的一般劣迹，丧心病狂，寡廉鲜耻，
小头小脸，丢人现眼无以复加。但并不只到此为止，以后的事，还有许多变幻。此刻，石友
三正潜伏在天津日本租界里又阴谋叛乱，故而设防甚严。我们也恰好在这个时候，由行动人
员王文主持，说服了石友三的侍从副官先鸿霞，相机予以制裁中。
就在工作难易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时机，可是正因为他的作恶多端，最好是早日予以
铲除，才能遏止乱萌。所以我们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来推动这件事。
我约集主管行动工作的白世维兄，和执行此一任务的王文同志，多次研讨，意在决定一
项执行的方式，也就是在运用先鸿霞作为内应的情形下，用什么方法比较合适。
我所主张的，还是采取硬性的武装制裁，明白的说，就是使用枪械干掉他。因为这样做
并不在于仅仅消灭一个叛国者而已，同时还能使那些执迷不悟或误入歧途的人有所警惕，也
可以产生杀一儆百的镇慑作用。
关于这一点，白、王和我并没有什么不同的见解，他们所计较的，则在于究竟具有多少
可能性，乃至成算高低的问题。照先鸿霞对王文当面表示过的，卽使他不顾一切舍命硬拚，
也未必能达到目的这一点看来，这件事一定要大费周章，所以我们要切切实实的研究出一套
办法才成。
先鸿霞固然希望能酌量情势，便宜行事，可是我们却无妨作出若干假定，必要时可以提
供给他选择，最少也能帮助他打开思路。
我们三个人研商后的共同结论，可以分为两方面作假定。
其一：假定是在石友三家里待机而动，光靠先鸿霞一个人作为内应，恐怕势孤力单，就
是遇有机会，在重重障碍之下，亦将无从下手。显然的，先鸿霞只能提供他自己的意愿，却
不可能说服或争取到所有的人。可是在石友三的五名侍从人员、二名警卫和三数佣人之中，
想办法下功夫拉拢到一两个与者，不是说毫无希望的事。
石友三睡觉在二楼，抽大烟在二楼，起坐吃饭及偶尔会客则于楼下的正厅，日常，如果
不经他的呼唤，或是老妈子传话，伺候在西厢房里的侍从，除了那个贺参谋之外，其它的人
是不可以随便径自走进正厅的。因是之故，所以先鸿霞单独一个人接近石友三的机会并不多。
纵然临时有机会接近石某，也不一定能够开枪便射，掉头就走。可以想象到的，如果不在事
先安排妥当，事后很难脱离现场。甚至连石家的大门都出不去，卽便闯出石家，由于时间的
延宕，也逃不出日本租界。
我指挥策划下的行动工作，始终把持着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工作当先，安全为重」，
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要尽一切可能达成任务，但必须为行动人员设想而保有生机。没有「生
路」的行动计划，在我的拟订审核中，断断不能成立。
固然，执行一项行动计划，没有不涉险的，旣然有危险，当然免不掉牺牲。我认为这是
计划不够周密，或是情况发生突变所产生的结果。所谓抱「必死」决心，那是一句代表精神
力量的激励之词，假设事先料到此去「必死无还」的话，我宁肯修改已定的计划，甚至于放
弃此一计划，另谋他图，绝不「命令」我的属下前去「赴死」。
不错，我也用过「硬干」或「拚了」一类的手段杀敌致果，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持的理
据是：拚得「你死」，才能「我活」，如果「玉石俱焚」，甚至拚不过敌人反而把命拚掉了，
那是打了「败仗」，绝非遣人「送死」！
我之所以这么啰嗦，是在表明：我们固然希望运用先鸿霞的关系，成功且顺利的除掉石
友三，但与所谓的「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说法回然有别，我们认定先鸿霞是一位深明
大义的爱国志士，把这一类的手法引用到他的身上，那是违反道德规律的，也是不公平的。
先鸿霞在尚未参加我们的工作行列之前，他固然是石友三的侍从副官，但一旦加入了我
们的阵线，不论有无表现，都不能稍有歧视。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导致先鸿霞与石友三同归于
尽的蓄意。也就是说，为达成任务，玩手段，设圈套，陷人牺牲于不知不觉中的那种做法，
在我规划下的工作，从来就不作此考虑，这不但有失于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卽使做成了也
会一辈子不得安全。
在本书的「卷头长白」中，曾论及特务工作的道德规范问题。以上这段情事，恰好可以
作为例证。我们更愿意于此郑重昭告于世人者，中华民国模式的特务工作，行「道德制」，
完全符合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逞霸权、玩统战的那些不值一提的东西，且不去理它；就是
大事标榜「人权」的那些国家，他们的特务工作为，如果用我们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说真的，
并不及格。
这虽是题外的话，可都与工作计划中应该考虑到的安全问题有关，我们寄望于先鸿霞的，
旨在力歼顽敌，但绝不愿先鸿霞无端牺牲。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如果靠先鸿霞一人之力，想
在石友三家里有所行动而又能安全撤退的话，根本难作期待。
其二：假定趁着石友三外出的时候行动，看看有没有机会？
石友三最近很少外出，但偶尔也到外面走动。我们知道，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到中国地界
去──就连过一道桥到河东义国租界都不敢去。他去的地方，除了日本租界以外，也只限于
英、法两租界。因为有过张敬尧、吉鸿昌以及其它类似事件的发生，
所以他在心理上已有防备，他自己明白，很有可能就会轮到他。每逢外出，事先绝不告
诉人家要到什么地方去，以及会见什么人，在外出停留多久，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等等，像这
种情形，当然无法预测作部署。比方说，假如预先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可以布置好，拦刼
他；假如预先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可以安排好，袭击他；假如预先知道得更多些，还可以
使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等各种方法对付他。
可惜的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却一无所知，而先鸿霞事先所能了解的也非常有限。先鸿
霞虽是石友三的侍从副官，但不一定每次都随同石友三外出，惟有那个姓贺的参谋，才是少
不了的固定跟班。如此说来，假设能够把姓贺的争取过来，岂不就好办了吗？可是这又是近
乎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经先鸿霞反复考虑，他认为绝无可能，不敢作此尝试。
因而在外面找机会，乘石友三外出之际设计对付他的构想，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恐怕
还办不到，必须多下功夫才成。
我们三个人研商的结论，如此而已。总而言之，就是有了先鸿霞作为内应，目前还不能
轻举妄动，如若贸然躁进，徒然偾事。
为了推动这件事，王文将再赴天津一行。王文行前，我说出要和先鸿霞见一次面的希望，
并解释说：「我认为和他见个面，代表上级予以鼓励，也许更能增强他的信心。用意止于此，
并无其它不放心之处。」王文很了解我的意思，他表示：「这样做，当然好，不过这要看先鸿
霞的态度如何了，他如同意，我就安排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这一次，王文在天津只停留了两天就回来了。王文面有得色，显示着已经有了实质上的
进展。他在口头报告中，说得相当具体，真是值得雀跃。
他说：「这一趟大有收获，先鸿霞已经说服了和他在一起的同事，也就是石友三公馆中
五名侍从人员之一。据先鸿霞告诉我，此人姓史，是否真的姓史，旣无从查考，也不便过问，
我想这并不重要，只要增加一份内应的力量就好了。
「史副官和先鸿霞的私人感情很好，五人之中他们俩最接近，平时互通缓急，各道私衷，
虽够不上知己，也算是好朋友了。此人颇有牢骚，对于石友三的所作所为，和他待人的刻薄
寡恩，尤其不满，在暗底下，他曾多次对先鸿霞表示，不想再干下去了，高高大大一条汉子，
做什么养活不了自己。有一次史副官当面向石友三请长假，却被臭骂了顿，强制不许他离他
半步。
「说他因而怀恨在心吧，也谈不上，可是如果趁着史副官心情不佳的当口，加以诱导，
就很容易发生摇动。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先鸿霞说服的。
「起初，先鸿霞还没有十分把握道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惟恐他不答应反而会把事情弄僵
了。后来，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总算在与民除害、为国锄奸的大义下，打动了他，他点头应
允了。
「先、史二人以什么是最有利的环境和最适当的时机为主题，曾交换过多次意见，他们
认为：在石家动手还是顾虑太多，得手之后也不容易安全撤退。顶好是遇到他们两个人同时
随从石友三外出的时候，那就可以乘机利便了。卽使还有贺参谋护卫在旁，贺参谋那种人绝
不肯再为石友三卖命，他会看风使舵，袖手不管，至于汽车司机，从来都不带枪，照石某之
平时待人，他也不会揷手，何况他也无可奈何。
「这是在许多可行的办法中，最有利的一项选择，旣能达成任务，亦可安全撒退。其唯
一的缺点就是无法采取主动，也就是只能等机会。所以在时效上很难予以预估，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等上几个礼拜。如若勉强制造机会，就有可能露出破绽。
「就是因为不能采取主动，又惟恐夜长梦多，所以先鸿霞另外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他
正在下功夫拉拢那个烧饭的厨司务老褚，万一能说通了，在饭菜里下点东西，不仅容易下手，
增加安全，而且也一样的可以达到目的，不过这需要我们提供绝对有效的药物给他。先鸿霞
的想法虽与我们当初所要求的有出入，但也不失为是个可能再考虑的办法。」
王文说到这里，他又提了更多的个人意见，他认为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达成任务，毒
死他或打死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无须乎非一定怎么样不可。
王文又说：「我们不能忽略一项事实，那就是执行者的实际困难。」他这句话的含意我非
常明白，可是我不能正面和他争辩，为的是惟恐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还有一层，我谅解到他
是完全出于善意。
不过，在这里我要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总认为制裁一个人，是代表国家执行，如果是
响铛铛把那个叛国者干掉，总比阴阴悄悄的害掉强得多，一来声势不同，其效果也不一样，
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可以产生杀一儆百的镇慑作用。历史上不乏前例，凡是毒死的事件，
大多都成了谜样的悬案。
对于这件事，我没有坚持己见。基本上，上级并没有指示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王文和他
的朋友旣然都有这种想法，我个人又何必一定要固执下去。于是，我答应了王文把故「天津
站」站长王子襄大夫生前送给我的那瓶药，交给他带到天津去。
我想到，这瓶药已经保存四、五个月，大概还不会失去药效，可是为了慎重起见，我嘱
咐王文一定先要弄只兔子或狗试试看，如果有问题再想办法。
我问起王文，上次交代他征求先鸿霞的意见，准备和他见一次面的事怎样了？我这一问，
才把王文忘了的话勾起来了。王文说：「先鸿霞很愿意和您见面，只要他能出来，随时随地
都可以。可是那位史副官对先鸿霞表示，也想和您碰个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想问您一
句，是要见一个，还是见两个？等我这次去了，好作安排。」
我说：「还是先和先鸿霞见面好了，那位史副官，见了先鸿霞以后再决定。」王文告诉我：
「先鸿霞的意思，等我和史副官见过面，今后将轮流着出来和我联络，以免往外跑的次数太
多，引起猜疑。」我认为他们设想的实在相当周到。
王文不打算多作停留，等试过那瓶药的功效之后，如果没有问题，就径自赶到天津去。
当我临行分手之际，王文又提到天津三益成大管事刘兆南是如何的热心协助，等这件事做成
功，也应该对他有点表示。这是当然的，不过，我担心此人知道我们的事太多了，总不大好，
因为王文对他信心十足，所以我就没有再说什么。
我在管钱的林会计那里，暂时挪了两千块钱，交给王文作为旅用费以外的准备金，我想
先鸿霞他们也许有需要钱的地方。如果那位厨司务肯的话，当然更有此需要了。
我放心不下的，还是用药不用药的事，所以又特别对王文解释了一番。我说：「对于用
药，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一来对药物懂得的太少，其次根本没有经验，虽然用小动物试验
过，可是那毕竟不是人，究竟它的真正效果如何？只是想当然尔，未必百分之百的可靠。你
想，我们又怎么可以把这番意思明白的对他们说呢？如果说出来，势必立卽影响他们的信心，
那就更糟了。」我之所以对王文不厌其烦说了这么多，是希望王文能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能够不用药，仍以不用为妙。说实在的，我还是倾向于砰然一响，痛快了事！
王文答应斟酌情形而定。照他的估计，这一次去，有许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大约最多
三、四天就可以回来复命了。
王文去后，我犹豫了好一阵，是现在就据情报告上级呢？还是等到这次王文回来有了原
则上的决定以后？猛然提醒自己，还是等到见过先鸿霞之后罢。三 过甚操切所造成的惨痛
后果
再没有比这件事更出乎意料了。
王文预定三、四天就会回来的，从笫三天晚上就盼望起，一直盼望到笫五天早晨，仍然
没有任何消息。虽然不曾约妥几天必定回来，照往常的情形，说三、四天，就是三、四天，
绝不会延误到笫五天。这意会着可能发生了问题。
令人急躁的是，除了等到他自己回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和天津取行联络。其实，「北
平站」可以差遣之人甚多，如当时指派一位同志随同前去，应该是轻而易举也是理所当然的
事，为什么不这样做，自然要归咎于我的粗心大意。再说王文与天津的工作单位，并无横的
关系，卽便他能够找到「天津站」的人，也没有和「北平站」直接通信的联络办法。此外，
打长途电话虽不便于说些什么，可是报个平安也是好的，或许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到了笫六天，中午过后，王文总算回来了。神情颓丧，好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察颜观
色，已使人感觉到事态的不寻常，似乎是未见真章就已经败下阵来的模样。我们相对的沉默
了一晌，还是我性子急先开口发问：「事情怎么样了？」王文结结巴巴的说：「先鸿霞和那个
大司务老褚，都出了事，已经解送到日本宪兵队，事证俱在，我看这两条命一定完了！对公
对私，叫我如何交代！又将何以善其后？」王文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
我劝慰王文先冷静下来，不要激动，最好先把经过情形告诉我，等我了解之后，也好尽
我们的责任。目前，但有可能，最紧要的是如何去营救被补者，同时也需向上级提出全案的
报告，若是不幸被补者已经为我们的工作而牺牲，那我们应该做的可就更多了。
我注视王文，看他双目深陷，疲惫不堪，连说话好象都有气无力了。这显然是睡眠不足，
精神上饱受折磨之故。这种事，摆在任何人的身上，能够承受起的，想也不多。
我以为谁都是一样，得意的事，多说几遍无妨，失意的事，顶好是不说也罢。可是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