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赶快写了一张小纸条，交给他带给关在「甲地」的内人。其内容无非是告诉她我已经回到
南京，不会太久就可以出去了。还想多写几句安慰话，可是又怕教别人看了不好意思。
说到坐牢，已经坐过多次了，可是以这次最为平静，虽然对刑期是否为一年还有点嘀咕，
可是心里总觉得绝不致超过一年。有时曾领悟到：刑罚之所以判处坐牢，其含意就是要在全
部人生中，抹掉这段空白的时间，至于「反省」一类的说法，动听而已。
二十五年夏初，照「乙地」的记录，一共关了我五个月零七天。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那天中午过后，侯子川突然隔着木栅栏呼唤我，他悄悄的对我说：「陈先生，请卽刻收拾东
西随我来，张炎元先生在办公室里等着呢。」
我心跳得好厉害，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抱着一些东西随着侯子川来到他的办公室，张
炳华兄笑眯眯和我握手，他打趣的说：「去年我在北平送你上火车，今天我又要送你上火车
了。」他接着又说：「戴先生有手谕，派你到天津去负责，他因有事，已经到杭州去了，临行
前交代书记长张毅夫兄代表他请你吃晚饭，为你饯行。一切详情，到了晚上毅夫兄自会相告。
现在，我先陪你去开一个旅馆，有什么话到了旅馆再说。」
并没有办什么手续，就这样随同张炳华兄离开了羊皮巷「乙地」，算是恢复了自由。
在路上，炳华兄告诉我，他已奉调回到南京局本部任职，今天来接我，并非奉派，因为
看到戴先生手谕，才特地请求前来一尽友情的。我们到了中央饭店，炳华兄出去打电话，我
趁机会先洗了一个澡，不大功夫，有人敲门，推门一看，欣喜若狂，想不到我妻来得那么快，
我们分别差不多一年半，她为我吃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说来实在愧对之至。
炳华告辞去了，他嘱咐我们暂且不要出去，等一会就派军接我们去赴宴。
这顿饭吃得并不自在，最大的原因是饭后就要起程，我一再要求多在南京停留一天，目
的是在看看老朋友，也好对过去这段抱憾的事有个交代，可是说什么也不答应。代理书记长
张毅夫交给我一包东西，其中有到了天津之后的联络办法，与戴先生通报的密码本，以及两
张头等卧车票，和一笔治装用的特别费。对今后的任务等等，说是到达后另会指示。
这等于官复原职，只不过换过了一地方而已。最特殊的一点：这一椿公案自始至终，没
有人公开议论过，或是当面批评过。
笔者脱离工作一年半，有许多事情都无从知晓，又何况隐居在偏远地区的归绥城。复职
「天津站」站长后，才渐次的星星点点的文书情报参考资料中，看到一些有关石友三的记载，
时在民国二十五年七月间。
当时，华北局面特殊化，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将军独撑大局，并且在极不寻常，备
受压力的情况下和日本军方打交道。实际上，这已经算不上「外交折冲」了，只是敷衍、应
付、拖延时间而已。
接下来再说那个反复无常的石友三：
二十四年十月，日本人在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石友三仍然受日本人的驱使，往
返于天津、大连之间，为组织「华北军团部」而奔走。但以逾越了日本方面所定的活动范围，
乃被日人驱逐至津，不许再去大连。
石友三并不因此而稍戢，遂又向天津日本驻屯军活动，企图再起。二十五年二月，天津
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要求宋哲元畀以名义，但以石友三之通缉令仍未撤销，宋无法予以
任用。
二十五年七月，日本方面又有「扶助石友三成立华北自治军」之说，惟未成事实。
二十五年十月，宋哲元由平抵津，与天津日本驻屯军改制升格后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
会晤。田代曾当面再度要求宋哲元任用石友三，并畀以军职。宋哲元遂于十月十九日明令发
表石友三为「冀北边区保安司令」，其司令部设于北平安定门外黄寺。并划昌化、顺义、通
州边缘地带（通县城内为殷汝耕伪冀东政府所在地）为其防区。宋更拟由察哈尔调保安部队
一团至平归石指挥，并预定在黄寺开始编训，以助其成军。宋哲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还
有许多幕后的原因。至于如何报请中央撤消其通缉令的，我们没有再作进一步的探索。
石友三「归正」后，宋哲元曾密令石部收复冀东。石表示请宋再借调二十九军一部武力，
用他个人名义进攻冀东，成则请宋转请中央位以「冀东区行政长官」；倘或失利，亦可拋开
二十九军暗中策动的关系，由他自己担承，以免日军有以借口而不利于宋。宋尚在犹豫中，
此一消息又为日军获悉，仍加强戒备，提出质问，此一收复冀东计划，因而胎死腹中。
在当时，笔者很想透过人事关系，去问问石友三看，究竟他把先鸿霞、老褚二人怎么样
了？可是就连这点照说可以办得到的事，都因格于大环境而没有做到。我们──包括整个工
作组织在内，实在愧对忠烈的牺牲者，而笔者本人当然要负更多的责任。
七七抗战后，石友三所部随同二十九军南撤，为时未久，石又生歹念，终于明正典刑了。
平心而论，这也是一个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者的罪有应得。
「河内辱命」
「河内汪案始末」自序
「河内汪案始末」是拙著「英雄无名」全书中的第二部。
「河内汪案始末」与第一部「北国锄奸」有不可分解的连续性和绵亘不断的一贯精神。
此外，在撰述方面也有益求改进之处，那就是希望能够写得更谨慎、更踏实；并尽量避免在
文字上产生不必要的后遗症。
「河内汪案始末」的主要内容，固然着重于制裁汪精卫失败的全部工作过程，其中包括：
飞调越南、传达任务、人事调遣、情报搜集、侦察部署、紧急受命、一日三击、误中副车、
奉调同渝、特派去沪、再接再励、四度牺牲等许多繁复的情节；但也配合上关系各方面的珍
贵资料，作为参证。比照看来，言来语去，大有三头对案之妙，读者诸君，亦可自动参详其
中所蕴藏的无限契机。
无巧不成书，笔者本人就是身临其境、主持其事、亲尝败绩、自食恶果，四者兼具，而
今仍在人间的劫余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人。这部富于传奇性的真情实录，如果
不嫌笔拙，想必自有它的可读性，和一定的历史价值。
书中，对于这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年也曾制
裁过满清摄政王的开国元勋、革命先进——汪兆铭（精卫）先生，也作了一番简略的介绍，
以俾读者认识这个人。因为老一辈的固然人所皆知；到了现在年轻的一代，可就对他有些陌
生了。况且汪精卫是首要的关键人物，必须交代清楚才好。
为此，特地商请博学多才的刘原深先生，另从汪先生的诗词文稿中，以客观的立场，分
析了他的天赋性格、心理状态，藉以反映出他是为何失去自知之明，终于晚节不保，乃致遗
恨无穷的脉络轨迹。这一段，也等于是他的自供，总比别人的月旦，表露的更为贴切。
河内制裁汪精卫一事，发生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距今已有四十余年
之久；在此期间，即不断有人用为写作题材，评述案内案外的人与事，真真假假、各式各样
的说法都有，因缘附会，乃又产生了不少的枝枝节节。这部「河内汪案始末」，也就针对着
这些问题，提出了合乎情理、符合事实的正确解答。当然，河内一案，早已事过境迁，既无
顾忌，也不需澄清什么，就事论事，只不过肯定一项事实罢了。
写到这里，笔者再多吐露点心里想说的话：我一直都在想，虽然我们这些人大半生都从
事于特务工作，而这种工作的性质，又是那么的神秘与特殊，尤其是表现在理智方面的，看
上去，好象个个都是铁打的心肠，六亲不认的样子，总显著和一般人不大相同。其实，无论
干那一种行业，同样都是人，人就必然有人性、有感情，所以笔者在记述故事的文字中，就
紧紧掌握看这一点，以强调人性与感情之处处皆在。
关于撰写河内制裁汪某一事的经过，其间也有许多曲折，为了先拟定一个书名，便大费
斟酌，早先用的是「奉使河内记」，认为有欠妥当；后来才改为「河内辱命」，可是仍觉得不
甚响亮。经友好点出，易如称为「河内刺汪」或「刺汪辱命」，笔者认为这两个书名固然不
错，也很醒目，惟独其中那个「刺」字，实在难以接受。按「刺」字的释义，是乘人不备而
杀之，不但有背于光明磊落，而且旨义含混，这与我们的伸张正义、执行国法者，大相径庭，
故而不取。
后来，我们又几经琢磨，仍然没有一个当意的，不得已，只有暂且先写上「河内辱命」
这个书名。等到这篇序文排版看大样时，这才决定改用「河内汪案始末」。
谈到肯写不肯写、能写不能写，以及如何写法等等，说起来也是感慨系之。
早在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当笔者在上海失事，陷于敌伪之手的消息证实后，我们的对头
冤家汪妻陈璧君，偕同其族弟陈春圃，连夜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非要亲自审问不可；她心
存报复，盛气凌人，跺足狂吼的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硬逼着一定要当场写口供。我瞪
着她，真想咬她一口才解恨，无可如何中，决心扭头不理，任凭她处置好了。后来，还是李
士群之妻叶吉卿从旁做好做歹，解了一时之围，结果我是片纸只字都没有给她。
翌年，也就是笔者被浦后的数月，日本在华三大特务机关之一的「梅机关」，有个任职
「嘱托」（等于顾问）的中岛信一，代表「梅机关」代理机关长晴气庆胤大佐（影佐祯昭的
后任），又千方百计的诱哄我写「河内工作」经过，我口头敷衍着他，可也始终未曾动过笔。
此后若干年，报纸杂志刊载笔者与河内事件的文章，断续可见，尽管有的说得离了谱，
笔者还是保持缄默，未置一词。
迨至民国五十五年笔者自军中退役后，才打算自动的写这段故事；不期又有朋友善意的
劝告，仍似不写为宜，于是就搁置了下来。这么一停顿，悠悠岁月，又过了十二、三年。
六十八年十月，国防部情报局出版了「戴雨农先生传」、「戴雨农先生全集」（非卖品、
不对外发行）。其中刊有「明辨顺逆、河内锄奸」为标题，占有五页半的一段专文，至此，
才算非正式的公开了这事件。
笔者看了之后，不由见猎心喜，经过考虑，索性就原原本本的写出来吧！其实，这件事
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而且师出有名，堂堂正正，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呢！
最后，笔者私下有个愿望——祈求写好这本书，一在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二则
也让好奇者欣赏故事；另方面，我个人还是一本初衷，用忏悔的心情，纪念我们为抗战而牺
牲奉献、为锄奸而杀生成仁的无名英雄们！
内容提要
日军在卢沟桥掀起「七七事变」。在此之前，这种日军挑衅的类似「事件」行为，平津附近
地带，时常发生，所以我们当时根本不曾想到这就是演变成为八年长期抗战的序幕。
事实上，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戴先生电报中才通告戎们：「此间认日方无和平解决之诚意，
自应与之抗战。」
至七月十九日，蒋委员长发表演说，正式宣布中国抗战决心说：「我们既是一个弱者，如果
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
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议牲，只有抗战……」
可不是我们自己夸夸其谈，军统局的同志们，早在民国二十一、二年，就已经展开积极的抗
日活动了。到了二十七、八年的抗战初期，不祇是仅仅做了几件制裁汉奸的行动案件而已，
我们还在配合政府的整个决策，尽其心力于默默之中！如果用「浴血议牲」说明我们的实际
作为，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二十八年初，笔者奉令南调，经上海转香港抵河内，又将要担当一件连自己都无法预知的大
任。
缘因身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的汪兆铭（精卫）公然背叛党国，脱离抗战阵
营，于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潜离重庆、经云南往河内，复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响应日本首
相近卫声明，居然发表「艳电」，在百般屈辱条件下腆颜求和，国族命脉所系，那还了得！
戴先生偕笔者、王鲁翘至河内后，当初，交赋给我们的任务是：「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多
方侦察汪派的活动。」
两日后，戴先生返回重庆，他把这副沉重的担子，交给了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