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元月，中日战争在剧烈进行中，我军政指挥与领导中心，已移至四川重庆。
有一天，实在想不起是那一天了，突然接到戴雨农先生拍来的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
万火急」，是发自香港而由重庆转到天津来的。报头上的保密区分，注明「亲译」二字。待
我亲自译成明文一看，却只有「克日来港电话XXXXX 联络」这么几个字。电报来得的确
突然，事先一点征候都没有，实在估不透是什么事情。
我把电报拿给书记曾澈同志看，意在征询他的看法，他沉吟了一会子，又把那张小纸条
翻来覆去的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别以为只是一张小纸条，这就是上级给我们
的「紧急命令」，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也不容稍事迟延，既然命令我克日赴港，我得立即
摒挡就道。
「天津站」的站务，理应交给曾澈同志代理，因为站书记就等于一般机关的主任秘书或
副首长；至于「滦榆游击总部」的事，不用我操心，自有总座王天木先生主持。照我们的习
惯，遇有人事调动，连辞行都没有必要，一来是上级会另行通知，另有一种情况是也许不要
让别人知道。
此外，在私人感情上，却很想和「行动组长」王文、「滦榆总部」参谋长齐庆斌，和「滦
榆总部政治部」主任张作兴三人见个面，可是他们都在宝坻新安镇乡下，一时之间已经来不
及了。
当我即将离津赴港之际，原以为还会回来的，所以连家眷都没有安顿，就像往常到北平
去一样，匆匆就走了。谁知这一去，竟有八年之久，才得重返平津。至于妻儿，还是他们母
女三人听说我已经到了重庆，才自行决定搭船到了上海。
在我去后的一年中，北平、天津的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必须在此提上一提，也可
以看到一个人的遭遇，真的是「死生由命、祸福无常」。
「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在代理「天津站」站长后，因人事调动频仍，工作日趋繁重，
乃又擢任为升格后的「天津区」区长，并直接领导日益强大的「抗日杀奸团」。最不幸的是
为时不久，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
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蹂躏长达三百多天，终于二十九年九月九日在北平慷慨就
义、壮烈成仁，时年仅二十七岁。也并未能与那位白小姐成婚。
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曾澈对我的称呼来了，他不称呼我站长，也不叫我的名字，无论
公私，他都喊我一声「二哥」，如今，闭上眼睛深深的想一想，往日情景，果真是历历在目。
曾澈弟，安息吧！你的灵位已经供奉在我们的「祠堂」之上，让后死者永远怀念着「忠勇足
式」像你这样的英雄人物。
接着，还有「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王文同志，他在平津、
冀东等处痛击敌伪，已着声威，敌伪宪警，畏之如神煞，但又恨之入骨，早欲得之而甘心，
乃至公开悬赏缉拿「归案」。二十八年九月间，王文同志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
份暴露失事被捕，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卒在遍体鳞伤、骨折肉糜、不复人形的状态下，
从容就义于北平，适年满三十岁。
王文和我共事，都有一番共同的抱负，我们当然希望有一天都能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所
以他不时的规劝、针砭我的缺失，他也是肯于当面责备我的第一人。我懂得，也谅解，他是
「恨铁不成钢」，只怪我不成器，终于辜负了他的盛意。
曾澈同志！王文同志！我们是战斗中的伙伴、工作中的同道、情谊中的朋友，只因我们
生于动乱的大时代中，而且又从事于我们这种工作，一死一生也就成为平常事了。如果论及
我们的境遇，自然也有幸与不幸，不过，从长远看来，幸运属于你们，而不幸的应该是我！
你们正当英年有为之际死去，固然是一大憾事，可是你们的杀身成仁，名垂史册，已得到烈
士的尊崇，英雄的供奉，这就是生命的代价！而我呢，虽然又苟活了四十多年，一至于今，
原本信心十足，总认为一定能把失落的找补回来，可是在逝去的几十个寒暑中，我并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作为，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相形之下，这也就是我的不幸了。再进一层而言，
社会法则从来都不会有偏差，事后的忏悔，内心的空虚，是镂心刻骨的，再看得开些，充其
量求得个自我安慰而已。过些时，等我一盖棺，社会评价如何，殊难逆料。倘邀天佑，则将
默默的与草木同朽，若不然，还不知道把我说成个什么样呢？
曾澈、王文二同志前后失事，笔者已在上海，当时毫无所闻，记得是齐庆斌同志到上海
之后才听说的。
据说：在我调走之后的八月间，与冀东一带同时，天津也发大水，三、四十天才退去。
正在人们恢复正常活动之际，天津就出了事，我们平津两地组织从此就接二连三的遭受到敌
伪的破坏，其牵连失事的单位负责人，还有从「北平第一站」调任「天津站」站长的陈资一
同志，由副站长升任「北平站」站长的周世光同志，以及「抗日杀奸团」干部同志等多达数
十人。陈资一、周世光诸同志，也都先后为国捐躯了。这一次的确是牺牲惨重，死事壮烈，
如云惊天地而泣鬼神，亦不为过。
我由天津到香港，没有空中航线，自然无从搭飞机；照说该有直达的航海船只，却又没
有，除了乘海轮先到上海，换船转道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可循。天津至上海，很多船公司大
都停航了，其维持航行于津沪之间的，也只有英商太古公司和怡和洋行代理的两家。天气暖
和的季节，可以从天津英租界岸边上船，经海河到塘沽口出海，此刻时值严冬，地冻天寒，
海河早已冰封，全靠一艘小型破冰船，轧开一条水道，勉强搭乘驳船到塘沽才得登上大海轮。
这么一折腾，安全上可就有了顾虑，因为一离开英国租界，所经过的地方全都是日军占
领下的陷区，虽然日本当局对英国尚不无顾忌，可是跋扈成性的日本军人，有时候却任所欲
为的不管那一套。
驳船在河道中航行了两个多小时，这一段时间有如身在冰窖中，既寒冷，又憋闷，好难
受。驳船上设备简陋，虽然上面有遮篷，依旧是四面透风，冷风如刀从隙缝中飕飕袭来，不
禁冻得浑身打别嗦。一眼从模模糊糊的玻璃窗望出去，只见两岸摇曳着稀稀落落的枯黄芦苇，
衬托着一大片灰暗。
一路上担心害怕，好容易挨到了塘沽，殊不知所有的旅客仍然要上岸。原来还要步行一
段路才能登上那条大船。陪我同行的胡永荃兄朝我使了个眼色，呶呶嘴，意思是放心走罢，
不会有什么问题。旅客一共有几十人，列成单行，鱼贯前进，不远处，有一道哨卡，身着武
装的日本兵和卑鄙猥贱不成其样的翻译，早就等在那里了。经过搜身检查行李，有的也盘问
几句，总算安全过关，有惊无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