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部「北国锄奸」第五节中提到过，「天津站」有一位义务工作同志胡永荃，他是
戴先生亲自介绍来的。听说他负有重要任务，其内情如何，我是始终都不知道。这一次「护
送」我去上海，是应我之请求，同时，他也有事需要到上海走一趟。
我们从天津到上海这一段，搭的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货船，不是叫「盛京」，就是叫「顺
天」，已经弄不清楚了。这条船吨位不大，头等的「大餐间」只有四个到六个舱位，早已预
定一空；剩下的是二等房舱，四个人一间，分为上下床位，我们就分到了一边，胡永荃兄让
我在下铺，他屈居于上层。一日三餐，吃的不错，如果不晕船，日子很好打发。最出奇的；
船上的茶房随时在兜搭子，谁有兴趣，都可以入局打几圈麻将，永荃兄说其中有「腥」，不
要多找麻烦。
胡永荃兄热心之至，一路上多亏他照料，到了上海之后，只停了一夜，从开旅馆、买船
票，一直送上船，眼看着启碇开船，才挥手珍重而别。在这里附笔一提：此时的大上海，也
已沦陷了，惟独上海的租界，景象依旧，连一点战时的气氛都看不出来。这一回，就在租界
黄浦江边上船，驶出吴淞口，并没有看见日本兵。
上海到香港这一段，搭的是荷兰渣华公司的芝沙丹尼号。虽称为邮轮，在品格上却不算
高尚。我的船票是头等，两个人同舱，另外一个空位，始终没有人。船上饮食起居，完全西
化，实在不大习惯。茶房是广东人，和他聊天，才知道下层的大舱里五花八门，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这也是闻所未闻的新奇事。不过外国人在另方面却管理得相当严，上下之间有一
道大铁门隔绝，有意来往，也概不通融。
这是我第二次到香港。记得第一次是在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并不是到香港去投奔谁，
只是打此经过而已。其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莫过于那一次狼狙不堪的情状了。那时我们有
三人同行，集中身上所有的一点钱，买了三张去上海的统舱船票，已经所余无几。眼看着泊
在岸边的船，非要等到把货物装卸完了才许上去，一打听，顶快也要第二天早晨，说不定也
许会拖到下午。这是一种对统舱客的歧视，也是一项事实，因为所谓的统舱，就是货舱，一
定要装卸完毕，才能上客，所以不等也不行。住一夜小旅馆，一定要化费，而那仅有的十来
块钱，又不知道还要作多少开销。没有办法，只好耐着饥寒和疲倦，就在码头近处的干诺道
一带，东走走、西荡荡，坐在廊檐底下歇一歇，好容易才磨到钻进那间气味熏人的大统舱。
像这次来，一路上吃大餐，睡毛毯，一登岸就跳上出租汽车开到旅馆，其境遇之不同，
真有天壤之别，两者相形之下，怎不令人难忘！不过，有一点却大致相同：上一次是前程茫
茫，不知所适；这一回是迷迷惘惘，又将何之？
胡永荃兄曾告诉过我，跑马地有一家半大不小的山光饭店，既清静、又便宜，要比湾仔
那一带乱烘烘的好得多了。我住进去一试，果然不错。这一次来香港，电报上只告诉我一个
联络电话，我不免有些耽心，万一打不通，那可要大费周折了。其实，耽心是多余的，就在
当天晚上，约我到半山区薄扶林道会见了戴先生。
「半山」，就在山坡上，早已成为香港的高级住宅区，指定叫我去的地方，只是一幢独
立的楼房，半新不旧，和附近的几家邻舍，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平平常常，一点都不神秘。
殊不知这里面却奥妙无穷。
戴先生和我总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虽照例的握了手，可是淡淡的却缺少久别重逢
的那股热情。这并不表示他对我的冷漠，应该谅解到他的心事太重，顾不得多事周旋，也许
有好多问题正等待他解决？
我们默默相对，彼此都没有开口，我想他正在考虑另外的一件事。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分
钟，我心里虽急，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他先开口。我兀自出神，他突如其来的对我说：「我们
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这两句话听得我不
明不白，而我最关切的是不远千里到底来干什么？
和他一起去那里？我正待发问，他说还有好要紧的事情，非要马上处理不可，竟而一转
身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我心里好不舒服，这算什么！
笔者和王鲁翘同志在南京见过一次，握手寒暄，并未交谈，如此而已。王鲁翘山东人，
警校毕业，原任戴先生侍卫，此刻正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后，留港待命中。他对笔者
礼貌恭敬，笔者也很欣赏他那股挺拔的帅劲，其实我们的年龄相差不过五、六岁，我这么说，
好象又有点妄自尊大了。我率直的问他：「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
吗？」鲁翘爽朗的告诉我：「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
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鲁翘送我回到跑马地山光饭店，我们聊了几句，多半都是闲话。我很想多知道与我有关
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够不上谈心事的交情，有些话也不便多问。在他，无论知道不知
道，更不敢多说，如果我问了，他是知道的而又不便告诉我，岂不使他为难。
鲁翘临去，嘱咐我多休息，少出去，以免有事通知找不到人。鲁翘去了，留下我一个人，
有机会叫我想，而事实上我也不能不想。首先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我说走就走一无安顿的
家，与此同样系念的，是天津工作站，以及我能否回任天津，这两个问题自然有连带关系。
至于到河内去干什么？我想，这当然与汪精卫之背离重庆有密切关系，王鲁翘不是说他也一
同去吗？他不是刚从广西对付了一个「职业打手」之后，调到香港来的吗？我不是在华北指
挥或参与过许多次行动工作吗？据此推论，思过半矣。
我再想，也不尽然，因为汪某的身份地位特殊，与一般的通谋敌国者又有所不同，当不
致于对他怎么样吧？
无论怎么想，总是想不明白。既然来都来了，当然只有唯命是从了！
第二天，时在二十八年元月中旬或下旬，戴雨农先生偕同笔者和王鲁翘三人，由香港直
飞安南首邑──河内。同机者尚有十多年后出任某国大使的陈君，因他另外办了手续，且声
称另有公干，很可能与本案无关。此处之所以提及，作为信证罢了。陈君在河内只停留了一
夜，即匆匆离去，在此短短期间，有迹象显示，他给戴先生引见了一个人，一个与「河内工
作」大有帮助的人。不过，这仅是一项观测，因为迄无左证，不能完全当真。
再说我们几个人在飞机上：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鲁翘是后面一排，
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
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
响太大，小声说，总不清楚，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
事机，当然不好。
先我们到达河内的，是方炳西先生。炳西兄他是参加「河内工作」如今仅存于世的三人
之一。据曾经欧游的友人传言，炳西兄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经商，并且还见过面，景况尚
佳。计算年龄，他比我大两岁，已经是七十四岁了。我们自从二十八年三月河内分手后，四
十多年迄未再晤一面，人生聚散，好难讲呵！谨藉此遥祝他健康愉快，多福多寿。
不对！以上这一段是几个月前改写的，到了今年十二月初，有一天晚上和一位晚辈的亲
戚聊天，他提到方炳西先生的事。这才知道炳西兄在两三年前就去世了！我还问他：「确实
吗？」他回答：「没有错。」这么一说，参加「河内工作」而今在世的人只剩下两个了！
在此必须写下的，是炳西兄虽届七十高龄，却仍在不计名位的为国效力，称得上是有始
有终的了。炳西兄，我将忠实的记述你的事迹，作为我对你的永久的怀念。
炳西兄比我们早到河内十多天，他已经遵照戴先生的指示，做好了相当的布置。他在河
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到一幢房子，所有的手续，也都由炳西兄办妥。这幢房子，
格局不大，两层上下的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不像现在所谓的套房；
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这里，是我们下榻之处，也就是「河内工作」
的指挥部。
不是我记不得，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离开河内，我就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街，至于标
示路名的路牌，究竟在街头还是巷尾，也一点印象都没有。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为了出入方便，炳西兄作主买了一部二手货的福特小轿
车。这部车只有两个门，人多了上下不大自如，用以代步，减却许多麻烦。车子虽系二手货，
可是机件良好，两个多月来，从未修理过。它最大的优点是起步灵活，一发动立刻就走。
我们到达河内机场时，炳西兄就是驾着这部福特小轿车来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
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非常方便，他接我们三人来到这幢租来的新
居，同机的那位陈君另到别的地方去了。
戴先生在河内前后只停留了两天，计算起来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头一天晚上他外出未归，
我们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当然没有机会接触工作问题；第二天，快到中午他才回来，总算
大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中饭。原以为饭后总可以谈工作问题了吧？谁知道他又和方炳西兄一
起出去办事，我想，他是成竹在胸，而我们却在心神不定之中。
晚上，戴先生招呼方炳西、王鲁翘和我四个人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菜肴平常，自然
比不上香港，最便宜的是法国酒，无论是红白葡萄酒，或高级白兰地，都比国内低廉好几倍，
只要有量，敞开的喝好了，花不了多少钱。这一晚，我们都浅斟即止，一来没有喝酒的兴致，
主要的是被索然的气氛给局住了。回想二十一年在南京，我和剑秋、炳华两位老大哥也是与
戴先生一起下小馆子，像那种轻松的情景可就不大一样了。
晚饭吃过，戴先生偕同方炳西兄坐三轮车他往，嘱咐鲁翘和我回去等他。我打发司机先
回去，然后和鲁翘二人也叫了两辆三轮车，打算兜兜风，看看街景。那个时代河内的三轮车，
看见人家坐，非常有趣，自己坐上去，又有点怕兮兮；那是前坐后推式的「孔明车」，只有
单人的，所以才每人一辆。乘客坐在前面，蹬三轮车的在后面手推脚踏，因为轻便，跑起来
飞快，乘客坐在上面，就好象一只虾米弯曲在畚箕里，而前方又一无遮拦，倘如遇有碰撞，
首当其冲第一个倒霉的将是乘客无疑。想想看，坐在上面，除了风光，也会心慌。
鲁翘和我兜了两圈，迷了路，又和蹬三轮车的言语不通，东指西划，越弄越胡涂，又兼
天色已暗，更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如果像这样做侦察工作，那可真是一桩大笑话。我们好
容易才找到了中国总领事馆，问明了该走的方向，这才回到了我们的住处。
戴先生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静更深了，当他即将离去前的数小时，这才集合方炳西我
等三人在楼下客厅里，开始把此行的任务交赋给我们。只限于行踪监视与活动侦察
戴先生为了说明此行的任务，他首先提示了汪兆铭（精卫）背离重庆的经过概略，并特
地寻出一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某指使林柏生等在香港所发表的那一通「艳电」的
剪报，给我们几个人看。惟独对于汪某在离渝出走之前，就与日本方面有所勾结的情形，却
绝口不谈。
说起来也很难令人置信，在此以前，不知道方、王他们二人对汪精卫这件事了解多少，
单以我个人来说，顶多在耳朵旁边刮到一点点，根本上就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这倒是很简
单，基本上自己已经有了许多做不完的工作，实在无暇旁顾；其次是我们在沦陷区，距离太
远了，有些消息也够不到；还有，那就是像我这般职位的工作者，如果说在问题没有明朗之
前，关心国事到那么高的层次，也是不经之谈。如今事到临头，关系重大，又岂能再掉以轻
心。况且多日以来，一直盼望着打开这个闷葫芦，现在当然要全神贯注的倾听戴先生继续说
下去。
戴先生这才点出主题说：「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
断的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中。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
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
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戴先生说到这里，又沉默下来，特意的注视了我一下，才开口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
的机会，不但要好好的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懂，这是说给我听的。当然也是说给大家听的。话里，含有责备和告诫的意味，指的
是我在平津工作的不力；最少也对我的工作成绩不大满意。另外，他要在交赋任务之前，为
利便工作的进行，而在无形之中加重我们的责任感，同时也有意暗示在座的同志能同心协力，
服从指挥。
戴先生接着说：「希望大家能体认到这件事的特殊性和严重性，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
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将会惹出麻烦，甚至产生反效果；你们可要特别小心谨慎。」他
的话说说停停似乎是言不尽意。
我和炳西、鲁翘交换过眼色，谁也不明白问题的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只要耐心
的听，他一定有个明确指示的，像这么重要的事，岂能单凭臆测。他之所以说得这么婉转，
想必也是一种领导方式；要不那就是事态尚未明朗，还不便畅所欲言。
戴先生起身去开了一瓶酒，鲁翘拉开抽屉找出四只玻璃杯，每人面前倒了一杯。想是边
喝边说，好把凝结住的气氛冲淡一点，而且夜深了，也该提一提精神。这杯酒，在灯光照耀
之下，黄澄澄的金光闪烁，煞是好看；端起来闻一闻，有一股怪怪的气味冲鼻子；先用舌尖
舔舔，不甜不辣，实在形容不出是什么味道。这种酒从前没有喝过，我猜大概是一种很普通
的水菓酒吧？酒的味道既差，像这种喝法，也非常的不自然。
大家勉强喝了一杯，戴先生一转口锋，这才具体的作了以下的决定，他说：「我今天上
午七点半的飞机就要赶回重庆，这里的事，由XX 兄负责处理，我在短期之内是否能够回来，
此刻还不一定，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的协助XX 兄。
「在任务方面，我现在可以决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
注意汪派份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
即可赶到，马上就通报。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戴先生又当面对着我说：「XX 兄，希望能集中全副精神主持这件工作，有关一般事务，
可由炳西兄去办，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我很了解实际中
的困难，等我回去之后，会立即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一切放心好了。」
说到这里，大体上对我们都已有了交代，此刻天色已近黎明，大家也需要休息一下了。
鲁翘回房小睡，炳西兄预备就在椅子上坐一会。戴先生招手唤我到他房里去，大概是有事单
独和我谈吧？
其实，我有一肚子的话，已经憋了好几天，早就想找个机会问问他了。而且他就要离去，
有必要再和他多订规几句，无论在公在私，心里也好有个准则。我问戴先生：「对汪的工作，
除了刚才所指示的那两点之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戴先生两眼望着我，
但不作答。于是我又追问了一句说：「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戴先生略作考虑，
他回答说：「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等我回去
之后，我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排。」
我明明知道无须多问了，可是耐不住性子仍然再问了一句，我说：「此地的工作告一段
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因为我的职务在天津，家小也在天津，理当有此一问，殊不料
却惹出几句闲话，他扳起面孔瞪着我说：「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可？」这又从
何说起？事实上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孩子都生了两个，怎么到现在还提这些？我心里好
气！
我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认为我想回天津，是眷恋家小，干我们这种工作的，又际此
战时，如果没有家室之累，免去许多牵挂，那该多好！不过，这是属于理智的、工作上的谅
解，谈到私情和人性，摆在谁的身上都会感到不快；何况我又是一个不大有含蓄的人，既然
答非所问，索性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他也看得出我的态度不自然，于是他又展开一丝笑容，鼓励我认真工作，等到告一段落，
一定会考虑今后的出处，在有所决定之前，也会征求我的意见。至此，我们又把话题引回到
当前的实际工作上去。
戴先生交代说：「这几天接触到一位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人，他的地位非常特殊，我已经
和他的爱，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提供高级
情报，同时也可以供给我们行动线索。」他说到这里，从口袋掏出一张名片，看名片上的姓
名，我根本不识其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想或就是那位神秘人物了。戴先生把那张名片交
给我，我问：「这就是那个人？」他摇摇头：「你只要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一定会接见你，
你和他洽商一切就行了。以后如何连系，你们自行约定就是。还有，请你留意，他不是我们
的工作同志，对他要有礼貌，也要保持分寸。」
过后，我们又说了几句私话，他叮嘱我千万可不能轻举妄动。其它的在这里就不多写了。
戴先生临走之前，我要求他把那份剪报留给我看看，他拿给了我。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只有方炳四一人送他到飞机场，我和鲁翘都没有去。我们原以为戴先生还会再来的，可是他
实在无法分身，几次说来，都未能成行。戴先生去后，我和鲁翘分别各睡一间房，静下心来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仔细的看看汪某所发表的「艳电」。不看则已，看了之后，真是令
我们这些毛头小子有点为他可惜，像他这种舞文弄墨，牵强无理的说词，亏他写得出来，就
凭这一纸电文，他就不配做一个政治领袖，如果藉此号召天下，那就忒意的藐视群众了。这
绝不是主观，也不致于故意的诬蔑他；现在，我们先不作任何评鉴，就请看看这份「艳电」
的原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议以来，吾
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
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
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
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
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贴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
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
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
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
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资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
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沙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
阐明，当以日德义防共协议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议，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
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
而奋斗，则应即澈底拋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
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
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
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
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
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
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
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
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
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钜痛深，倘
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
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
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议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
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
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
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
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
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
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汪的「艳电」，抬头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行）监（察）委员诸
同志均鉴」，而事实上，这时候汪精卫自己的身份就是国民党的副总裁。既然有这份切己的
组织关系，大可以在党的集会上表明态度，也可以纠集其它同志提出意见付诸公议，又何必
如此自外，一定要潜离重庆，跑到海外去发通电呢？于此可见，他是别有用心的。
那么，他的用心何在呢？这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他是在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二十
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所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亦即所谓的「和平三原则」，汪在「艳电」中，
他道过开场白之后，就提出：「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
明」作为标示，他这头一句就不大对劲，我们来看看他用「顷读」二字，好象是他刚刚在新
闻报导中看到的一样，其实，近卫声明中的主要内容，他早就知道了；在汪某发表艳电以前
的四十天，也就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代表汪精卫与日本勾搭的高宗武、梅思
平等和代表日本军方与汪某密斟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及从中穿针引线与日本外务省有
微妙关系的满铁株式会社嘱托伊藤芳男等，秘密在上海虹口新公园附近，一所空屋中商谈的
结果，草拟了三个文件，那就是「日华协议纪录」、「日华协议纪录谅解事项」、「日华秘密协
议纪录」。同月二十二日，高、梅二人离沪经由香港飞回重庆，同汪精卫报告会谈经过。并
将「协议纪录」提交汪某予以认定，各无异议，日本方面便发表声明，而汪就立即响应。这
都是有凭有据的事实，他还装出一副尚不知情的模样，岂不是撒谎作态，想一手遮尽天下耳
目吗？
再就是「艳电」开场白中，那一句自充门面的「调整中日邦交」。此刻，中日战争已进
行了一年半，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大部份土地；残杀了百万计的中国人民，虽然没有正式宣战，
但早已陷于战争状态中，那里还有什么「邦交」的存在？既然没有「邦交」，又何从「调整」
起，这简直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
还有那个「根本方针阐明」的「阐」字，此处用「说明」二字已经足够了，用「阐明」
二字，总觉得有一点「为贼张目」的媚外味道。这决不是有意要咬文嚼字，更不该存有成见，
故意挑剔，我们单从他的一句话里就可以指出三点瑕疵，由此可知，他这一纸通电，实在是
不识大体，有欠高明。
「艳电」的中段，他竟而把「近卫声明」给美化了，先捡好听的说，其戕害中国的主要
内容却略而不谈，像这么严重的国家存亡大事，岂能以绍兴师爷的笔法随意曲解，遮盖了事？
「艳电」中，汪特别强调：「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
整…」，这又怎么讲呢？日本果真尊重中国主权的话，那就不该悍然发动这次侵略战争；不
该在我东北领土土制造一个「满洲国」，甚而还强迫我们予以承认；不该要求在中国的领土
土「允许驻兵」。所谓的行政之独立完整，又从何说起？
汪在「艳驾」中表态说：「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
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他岂止经过仔细考虑，事实上他正与日本暗通款曲从事丧权
辱国的勾当中。我们看，连他的口气都改变了，他私底下和日本人秘密协议的事项，反而要
自己的政府应以其卖国条件为根据，亏他昧若良心说得出口！
有根据的了解到──汪精卫在发表「艳电」之前，原以为大可获得一些实质上的反应，
而这些反应颇堪以举足轻重，其中包括：在党政部门中，会得到一部份首长们的附和与支持；
在地方政府中，最少有一个省份，会提供地盘拥戴他称王自立；在前力的作战部队中，也自
有一个战区以上的实力军人，将为他罢战媾和。可是汪某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望，终于全部落
了空。
汪精卫于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艳电」后，他所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被开
除了党籍。二十八年元旦，也就是「艳电」后的第三天，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讨论
汪精卫的「艳电」，蒋总裁虽希望宽大处理，予以悔悟的机会，但中常委林森、张继、吴敬
恒等均极端愤慨，讨论最后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敬恒（稚晖）起
草决议文。
决议文如下：「汪兆铭承本黛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
违背国策之主张。艳（二十九）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
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
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
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
决议文中指出：汪某「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实为通敌求降。」就此一句，已足够
判定汪某的罪行了。
至此，我才算完全明白要我从一个遥远的地区飞渡关山的唯一原因了。同时，我也深感
肩负之重，敢不小心翼翼，黾勉从事。
内容提要
当戴先生从河内遄返重庆的十多天后，也就是二十八年二月间，由各地调遣到达河内的工
作同志，仍祇有五、六人，虽然我们的任务仅限于「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多方侦察汪派的
活动」两项，可是我们还是施展不开。
在重庆局本部方面，为支持河内工作的顺利执行，仍不断的在各地抽调得力的同志陆续首途
中。
由于新近到来同志们的传达，藉以得悉日本首相近卫提出所谓「和平三原则」之内容，其与
汪氏「艳电」避重就轻的那些说词，却大有出入，谁都看得出来，这当然是在玩弄手法。
同时，我们也详读了蒋总裁针对近卫声明，并以「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演讲全文，
其声铿锵，明澈透底，不但启示了全中国的军民，同时也使得日本军阀的丑恶面目、侵略野
心全部暴落于世人之前，而无所遁形。应是中日战争中最具历史价值的文献。
附后，陈布雷先生对于这篇演词的缔成，更有所说明。以见总裁之目光如炬，及抗战决心之
坚定不移。当我们看过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二十六日蒋总裁演讲词；以及二十九日汪氏艳
电后，主战言和，泾渭分明，不容有任何误解，其中也绝无半点奥秘。可是一般政治敏感与
舞文弄墨者多事，致有种种穿凿附会的传说，实际上绝没有那种不可思议的事。对于这一层，
笔者将尽其所知，在文内作极其细致明白的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