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则在同年同月二十九日；而本文第一节中先提「艳电」，第二节才披露「近卫声明」和
恭录蒋委员长的讲话。这是笔者有意的编排，希望读者诸君对「艳电」先有个概念，等看完
了「近卫声明」和「蒋委员长讲话」之后，再把汪精卫的「艳电」重阅一遍，就会发现他是
如何的辱没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而屈从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三）绝对不会有那种不可思
议的事
我们详详细细的恭读了蒋总裁发表的这篇演讲词，除了深深了解到日本军阀处心积虑的
意图并吞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外，也更增强了我们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的
决心，和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心。
不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绝口不提汪精卫背离出走的事？
此刻，我们派到河内来的已经有了六个人，那就是方炳西、王鲁翘、余乐醒、岑家焯以
及笔者，另有一位报务员同志是由炳西兄负责与之联系的，我虽和他见过一次面，可还不知
道他的尊姓大名。在我们的工作性质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并不足为奇。
前面约略提到过，「河内工作」只是一个临时编组，也就是抽调各地的工作同志出一次
勤务而已。我们虽有集会，却无形式，既非「会报」，亦非「演示文稿」，更没有一定的议程，
如果用「座谈会」或「谈话会」来代表，才较为适当。不过这是很重要很严肃的事，可不是
几个人凑拢来瞎扯一通。
余乐醒、岑家焯二兄新近才从重庆来，他们的接触面比较广阔，对一般敌情以及大后方
的见闻自然多些。有关前方战况的，时有变化，此处不谈；对于汪精卫之如何得以毫无阻拦
的离开重庆与日本方面的对华基本政策究于胡底这两大问题，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
我想，余、岑二位是「上了一课」之后才来的，也可能是上级有意使他们把这种了解传
达给我们也未可知，惟并未明白见示。
首先，乐醒兄分析了日本的对华基本政策。当时，乐醒兄所传达的只是一个大意，文字
上，笔者又重加组合了一下。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一日，中国抗战后的第十个月，日本政府已经尝到无法轻易赢得战争
的滋味，于是实施「国家总动员法」。
同年六月十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改组，以主张侵略中国最力、阴谋百出的坂垣征四郎
代表日本「军部」出任陆相。由新任陆相的坂垣倡议，也可以解释为「操纵」，设置「五相
会议」。所谓的「五相」，包括「陆相」、「海相」、「外相」、「大藏相」和「首相」。这「五相」
相等于我们习惯上认定的陆军部长（日本称「部」为「省」）、海军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
长以及内阁总理。
这分明是内阁中的「权力中心」，也说明了日本军人的跋扈。可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
军及参谋本部之总称）却美其名为「最高国策研究机构」。事实上岂止研究而已，它是计画
并吞中国意图侵略全世界最具权力的决策机构，而以表露在欺侮中国方面的尤其恶毒。
自「五相会议」设置以来，先是于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二日、七月二十二日，
举行过三次会议，会议中制定了三个方案，那就是：
一、「今后支那事变指导方针」。据已了解的内容，其中有：集中国家（日本）力量，于
一九二八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也就是要战败中国。在战事进行中，如有第三国出面调停，
得视条件情形，当予考虑。就是说，如能合乎要求，也可以谈和。
二、「因应时局的对支谋略」。日本人很喜欢玩弄谋略，无论干什么，动辄就用谋略，这
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小日本诡计多端」。据了解，「五相会议」中所定的「对支谋略」，主要
的在于如何瓦解中国的抗战能力，其内容约可分为政治、经济两方面。在政治方面：是分化
中国政府的内部和协，勾引「有名望」的人物炮制伪政权；在经济方面：是破坏法币的制度，
攫取中国海外资财以及阻断国际间对中国的物资援助。
三、「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这里所谓的「支那政权」，是指由日本在占领区所扶植
的伪政权而言；「内面指导」一词，换句话说，也就是幕后的操纵。担任此一任务的，则完
全通过日本军方所派遣的各种「顾问」。
日本的对华政策，大部份是基于以上的三点，迄无重大的改变。嗣后「五相会议」复于
同年九月九日的会议中，决定了一个「中国联合会树立要纲」，这是专为各个伪组织而订立
的。其目的，则在于如何个别的掌握各个伪组织，并使之步调一致而又不产生共鸣作用。
迨至二十八年一月四日近卫内阁垮台，而坂垣征四郎仍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中，留任陆相，
这个「五相会议」则依然存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所了解的一个大概，不过惟独对于汪精卫与日本方面暗中来往的情
形却不甚了了。至于前文中所提到的高宗武、梅思平等多次出入重庆的事，那都是后来才知
道的。
我们这个不拘形式的座谈会，也涉及到汪精卫如何能顺利的离开重庆，以及事先为什么
没有发觉他另有图谋这个问题。
照我们不成文法的一项守则，本不该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活动中并不许可
作此项探究，可是我们个个都还年轻，谁都有一股浓烈的好奇心，又何况这与我们所负的任
务，有着不可分解的连带关系。所以我们也就在背地里谈论开了。为什么不许谈论份外的事，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牵扯到其它的工作单位，如果上级认为有必要，那会采取各种不同的
方式令我们知道，否则应该是每个单位各干各的，而由上级提纲挈领总其大成。
在未谈到问题的本身之前，先要作个说明：二十八年当时的军统局，尚处于「成长」期
中，它的工作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观念，不像在抗战后期以至胜利后那么显要，虽然
也兼领若干工作岗位，但仍有不上不下之感。我这么说或许还不够明白，那么就再进一步说
得透澈一点：所谓的「不上」，是表示还不能获得最高当局的充份信任，因而也得不到高度
的授权；所谓的「不下」，则是没有向下扎根，顶多只不过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而已。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其与情报治安有关的单位，据了解：计有军统局直属的「特务团」、
军统局局本部直属的「渝特区」、由军统局推荐的「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局推荐的
「航空检查所」所长等。「特务团」的编成，大部份系武装部队，其任务偏重于内部保卫及
监护，对外并不直接搜集情报；「渝特区」，就是「重庆区」，系军统局属下的「正规」单位，
为什么加上一个「特」字，也许因为重庆是战时的首都，其组织与其任务比较特殊的原故。
再说「重庆市警察局」，局长虽然由军统局推荐，可是却有它的一定职掌和工作范围，基本
上当然还在维护地方治安，很少牵涉到政治问题上面去。「航空检查所」隶属于那个机关？
笔者还不清楚，可以确定的，绝不是军统局所属的分支机构；是否隶属于重庆市警局？航委
会？或是「卫戍总司令部」或其它机关？都不敢肯定。据笔者所知，那个时候「卫戍总司令
部」的「稽查处」还没有成立，所以不可能隶属于「稽查处」。这一点为什么如此肯定？因
为笔者就是正式发表过的首任「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的处长，虽未到差，可是记得非常清
楚。最近承友人见告，「航检所」成立后，先是隶属于军委会下的某处。此外与军统局有关
的单位，如「缉私处」、「警察总队」等等，还有许多，想来都与「汪案」扯不上关系。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了解，接下来无妨先说我们座谈的结论，然后再分析所据的理由。
军统局自戴雨农先生以下，没有人知悉汪精卫与日本有往来的任何情报；如果有半点消
息，谁也不敢隐瞒，即使在判断上认为是「无稽」，但也不能搁置不办，且必需加以认真的
「处理」。这里所说的「处理」，是情报术语，假设当时收到一件情报，内容说的是：「国民
党副总裁汪精卫通敌」，那该怎么办？仅就「情报处理」而言，类如这么重要的事，在意识
上根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不能照通常的处理程序来办，如果我是主管，我不会再从文字
上兜圈子，批交原报单位复查，我将立即把原报人找来，当面问个明白，假如他言之有据，
应该偕同原报人马上晋见上级，当面提出口头报告，请示上级作出今后的进行步骤，才合乎
情理。不过有一点则必须说清楚，所谓的「有据」，指的是真凭实据，试想，像这种事情，
如欲取得真凭实据，那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以上说的是「作业」，只不过是一项假定，实际上根木没有产生这样的情况。
总括我们几个人谈论的结果，就我们所知道的，当时军统局所属的各单位，包括重庆地
区以及上海、香港各情报组织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乃至个人获致汪精卫有关通敌叛国的
任何消息；就连我们的最高负责人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相信他们也都毫不知情。除了
我们几个人在河内谈论的之外，后来笔者个人也曾问过其时局本部主管情报的老朋友们，他
们也说从未收到过此类的报告。再进一步说，绝没有见到此类情报后，因情节重大而不敢遽
下判断，乃致予以搁置的情事。
事实非常明显，如果事先知悉汪精卫有了勾结日本的活动，甚且通谋敌国已见诸行为的
话，那么其后所写下的一切史迹也就完全不同了。
接着再说汪精卫之脱离重庆。这不是我们在河内的几个人私下谈论所及的，为了便于读
者了解，也无妨后话先说：
据曾任职于中国航空局的王云孙兄（笔者在二十二、三年任「北平站」站长时，王云孙
兄是「北平站」的书记，已在台湾去世多年。云孙兄是否在「重庆航空检查所」另有兼职，
我不清楚，可是他和「航检所」的人却是相熟的，且有工作上的联系。）生前告诉我说过，
大意谓：
「对于像汪精卫这么地位高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行止是不会受到干预的，我们事
先既未奉到任何指示或有关事项的提示；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的举动，至于说到检讨，那只
是将经过情形加以整理作成纪录而已。
「记得是在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光景，先是陈璧君偕同曾仲鸣及另外不知姓名的两个
人，共四人一行，到达珊瑚坝飞机场，汪精卫并未同来，事后想想，这当然是有意的安排，
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先来后到平常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陈璧君在候机楼中，不时的朝外瞭望，一会儿低头和曾仲鸣交头接耳说几句，一会儿
又指手画脚的像似在调排什么，看样子显得好心急，猜上去当然是为了期待汪卫卫早一点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才由一名侍卫人员陪同赶到。原本预定起飞的时间已到，
该起飞了，不知什么原故，却又延迟了好几分钟，是加油？是机件故障？还是等候另外的要
人？始终未明究竟。
「在等候起飞尚未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依然相当活跃的和熟人招呼，而汪精卫则
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听说陈璧君对机场的管理人员（不是航验人员）扬言，他们是陪
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一次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
「汪等此行，一共有六个人，在机场里面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如
果稍为有点风声的话，无论作任何措置，就算辗转分层的向上级请示，都还来得及，可是谁
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谁也料不到他们暗中有鬼。所以汪精卫他们一行六人，就这么顺顺当当
的飞离重庆了。」
以上这段话的大意如此，是王云孙兄当时亲眼目睹的实况，虽然隔了几年才谈起，我想
总不致离题太远。
就是因为汪某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轻易离去，所以到后来才有「故意放行」的传说。不
仅是说说而已，其形之于笔墨而见之于书刊者亦复不少，例如金雄白用朱子家笔名所写的有
云：
「……而事实上汪氏之行将离渝，不仅参与密议之周佛海等均知其事，汪氏亦且并不讳
隐，汪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汪氏因主和而有离渝的计划。
「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他就决定趁机于十八日启程。清晨汪氏还为家中佣人老宋、阿
王等讲了一次话，最后再说明他的态度，并征求各人去留的意见，所有全宅的下人连潘俊、
阿六等，都表示仍愿跟随为汪氏继续服务，于是其秘书佣仆等匆匆携带了行李，分乘了四辆
汽车，循公路出发，先汪而径赴河内。
「汪的出走，事先既并不秘密，定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交通部次
长）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
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日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
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为什么在那样的充裕
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
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
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见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
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
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在过去几十年中，有这种臆测和作这种说法的人，绝不只一个两个，单以笔者个人所接
触到的而言，实在不在少数。就是一直到七十年代的今天，虽然事实真象早已论定，可是依
然有人信而不疑作如是观；民国七十年冬月，有一次私人性质的小型聚会，在座的，其中不
乏过去的风云人物，笔者则以最低龄敬陪末座，席上就有人侃侃而谈，好象真有其事一般，
你说怪不怪？
有人曾经单刀直入的问过笔者：「关于汪氏暗中谋和的活动，难道你们军统局事前一点
情报都没有？」笔者也直截了当的回答说：「据我个人所知，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只是军
统局的干部工作人员之一，当然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我虽然这么说，可是听的人却表示
不大相信。
无论相信不相信，事实总是事实。接下来再摘录「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中的几段文
字，以资参考。
「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一文，刊载于香港出版的「掌故」杂志，以「用五」为笔名，
发表于六十一年七月间。我不但不认识「用五」先生，连这位先生真名实姓都不晓得，虽然
也考据过、打听过，可是仍不敢肯定为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和汪氏的关系
绝非泛泛。
以下就是文中可资参考的片段：
「十四日（二十七年八月）上午到重庆，今日下午，到上清寺对面小山上的新洋房里见
汪先生；那里面临川江，风景甚好；汪先生由汉口到宜昌，转坐小兵轮到重庆；见面后，略
谈旅途风景，因他预备明日前往警官学校演讲，不便多坐。
「八月十九日：汪先生约到寓所晚饭，到张平群、甘乃光、徐景薇、曾仲鸣、林汝珩、
冷杰生等人，席中谈川省景物为多，汪先生兴致亦甚佳。
「九月七日：汪先生邀晚饭，客人多外交职员，行政院秘书处仅余及端木恺两人，席间
谈到最近国际联盟大会，及其它有关抗战问题，汪先生酒量好，意兴亦甚豪。
「十月四日：敌机第一次袭渝，投弹上清寺花园附近，时为上午十时左右。警报解除后，
往见汪先生，谈二十分钟。汪先生说，孙哲生从欧洲归来，分析欧洲局势殊欠清楚，以为英
国将因捷克问题而发动战争；又说，蒋廷黻有关外交的见解，却有独到之处。
「十月二十五日：给曾仲鸣打电话，适汪先生接听，问时局有什么消息，听他声音似极
烦苦。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笔签名其上，
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似亦有些反常。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到行营参加纪念周，各机关人员奉命前往的很多，林主席
做主席，蒋委员长演讲，历时一小时。……散会时远远望见汪先生也来听讲，穿的是藏青色
中山装，也很少见。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到行营听蒋委员长特别演讲，他迟到了一小时，不知何故。
「十二月二十一日：汪先生于星期日（十八）突然秘密离开重庆，到昨日，消息纔渐渐
播传出来。今早特别到中央党部问乃光兄，彼亦茫然。两礼拜前，内人告诉我，我家女佣说，
汪公馆雇用了多年的女佣，现已一律遣散，因汪先生不久便要到海外去，不再居住重庆了。
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尚认为无稽，不知竟是事实。昨日魏伯聪（道明）问我，汪先生是否到
了成都？我竟不知所对。今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汪先生的侄儿彦慈兄电话约我到美专校街
十七号，汪先生的寓所谈话，见面后，才知道汪夫人和曾仲鸣以及汪先生的私人办事人员都
一律跟汪先生走了，他明早也要前往昆明，除少数卫队外，全家只剩他一人。问他汪先生出
走的原因，据他推测，因为对共党问题有意见冲突，内容怎样，他自然说不出来。彦慈又说，
汪先生这次行动是极端秘密的，没有几个人知道，请勿向外漏泄。我们在暮色苍茫中，黯然
握别门前，互道珍重，不知何日再见。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再到上清寺花园和甘乃光兄研究汪先生出走问题。据乃光兄意
见，汪先生的出走，恐不止因共党问题意见冲突，一年来，汪先生在政府里没有什么权力，
在党里也是一样，他虽居副总裁地位，祇是虚名，许多重要措施，从来不曾与闻，这一点大
概最使他难堪。
「十二月二十四日：汪先生出走消息，今日报纸已公开发表，但说他因旅行昆明，旧疾
复发，已赴河内就医，一时不能回渝。昨传已到香港，亦未能证实。
「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和乃光兄谈汪先生离开重庆后的影响，一时似乎还看不出究竟来。
据乃光兄谈，陈树人说，汪先生出走，有两大原因：一是共党问题，又一是对日和谈问题；
陈树人对汪先生出走的内幕知道多少，虽属疑问，但汪先生对抗战的悲观和主张对日和谈，
则确是由来已久的，政府尚在南京的时候，汪公馆便已充满悲观失败的空气，汪夫人和他们
的儿女，在言谈中，对于抗战即时常采取讥嘲讽刺态度，汪先生对于他们的说话也似乎表示
同意；例如战争失利，报纸不说败退而说转进，便是汪公馆里取笑的资料。
「十二月二十八日：乃光兄说，蒋先生于西安事变脱险纪念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宴请
中央委员，席间发表谈话说：宋、明亡国，亡的仅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以异族入主中
华，但为中华所同化；宋明两代军事和经济力量均可抵抗外患而有余，只因少数当国人物精
神受外寇威胁，虽有兵而不能用，虽有抵抗的潜力而不能发挥，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
并无朝代之可亡，我们的精神如果能够不受敌人威胁，即可发动人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抗战，
以求得最后胜利云。这一番话，很明显是针对汪先生的议论和他的出走而说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路透社香港电，汪先生已发表主张对日和谈的通电（艳电），
而且是响应敌首相近卫文麿二十二日演说的，这使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刺激；行政院的朋友，
有人说汪先生的胆量真不小，也有人说和谈是绝不能实现的，汪先生的行动只是表示他个人
的意见和主张而已。」
「用五」先生的大作很长，有关汪氏出走的事，就引用到此处为止。笔者相信「用五」
先生所写的合情合理，全是真情实话。
以上，各方面的资料都有，就是为了证明绝对不会有那种不可思议的事。（本章完）
内容提要
「河内工作」，原在应付偶发事件，预先旣无充分准备，临时也没有一定之规，这才是名副
其实的「紧急行动」。
海外追踪，好比盲目飞行，除了临机应变之外，只有横冲直撞。
如果不是有一位特殊人物在暗中全力帮助，不但难以推动，说不定还会碰得鼻青眼肿；那么
这位特殊人物是谁？书中可又不能明说，因为必须要顾全大体。不过，字里行间自有蛛丝马
迹可寻，稍一留意，就能猜个八九。
正当我们部署未周，尚待寻求「内线」之际，外间纷传汪精卫卽将离越他往，事出有因，自
非空穴来风；上级来电查证，结果是「只闻楼梯响」而已。假如他听从劝告，就此作欧洲之
游，料想此一公案，也就到此为止，当不致节外生枝，甚而恶化了。可见权力欲望，最堪迷
人心窍，又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多事婆从中作祟。
随后，上级选调各具有才能的工作同志多人，经由海陆空分批抵达河内，令人为之一震的，
是带来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请会意，这并不表示已经作了断然的决定，乃是戴先生个人预为
布下的一子先着。他明确指示道：「希卽作必要之布置，惟在未接获命令前，切切不可轻举
妄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