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名」第一部「北国锄奸」一书中，多次提起在沦陷后的北平，曾破格大力协助
我工作的毛万里先生，恸于七十一年二月八日逝世，享年八十岁。老朋友、好朋友原已不多，
如今又少了一个，好在迟早都要去，为祝万里兄高寿，又是善终，在我们这般人来说，应该
算是一桩喜事；所以我不管人家怎么样，在致送赙仪时就有意的选用了一个红封袋，藉以表
达我的私衷，万一于礼不合，也只有向毛夫人挹秋嫂道一声失礼了。
三月六日举行公祭的那天，在灵堂中遇见了久违的何芝园先生，前此，很想上山去拜望
他，实在是太懒了；得此一晤，也是幸会。芝园兄已逾八十高龄，虽然体弱，惟耳聪目明，
说起话来，有条不紊，依然不逊当年。我靠近芝园兄的座位，顺便请教他二十七年尾汪精卫
离国出走的那件事。
何芝园先生是现在的国大代表，当时任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主管情报
业务，大凡军统局所属各单位（包括国内各战区、日军占领区及海外各地）报来的情报（资
料），统由该处处理分发，所以芝园兄得以件件过目，并予判发。据芝园兄见告：「事先从来
没有看到涉及汪精卫通敌叛国的任何情报资料，当汪搭机离开重庆的那一天（十二月十八
日），的确说是到成都中央军校去演讲，不疑有他；至于飞机在空中转向飞去昆明，后来又
到了河内的事，是过后才接获报告的。」
话题转到传言失实的「有无默契」问题上，芝园兄也认为绝无其事。因而，这又得到一
个非常有力的铁证。
以上算是对前文的一点补充，接下去，再述说河内的事。
这里值得特别一记的，是一位特殊人物的登场。他之出现于我们的工作中，无论怎么说，
也都带着几分神秘色彩。此君也就是戴先生临走之前，指定由我亲自前去联络，不准另派其
它工作同志去找他的那个人。
此君的眞实姓名及身份地位，经过仔细考量，又和几个知交的朋友交换意见后，乃决定
略作保留，还以不明白道出为宜。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
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眞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
有蛛丝马迹可寻。
这位特殊人物，我们假定他姓「徐」，名字可以略掉了，以下再提到他，就以徐先生称
之。
「徐先生」，江苏籍，如果没有记错，那就是无锡人，那时约莫四十多岁，曾在欧美留
学，听说是学政治经济的。此君生的是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戴深度近视眼镜，操普通官话，
光看外表，不知道是干那一行的，与之交谈，气势豪迈，一点书卷味道都没有，又很难想象
他原是个文人。
可别低估了他的公关作用，他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的华侨社会里，广受人们的尊重，
甚至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琐碎事，也非找他不可。还有一层，徐先生不仅和法国驻在河内的
官员们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
类如这些个社会关系，也正是我们借重徐先生的地方。
笔者和徐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依照戴先生的规定前去取得联络的，在我们的工作术语中，
称为「交联」；就是说在组织关系上交给某一单位或某人联络，并非私人之间有什么渊源，
也不是某一单位自行吸收发展来的。至于徐先生是怎样与戴先生建立的工作关系，笔者则不
得而知，而且在我们的惯常作业中，也不允许有此一问。我也好奇，心里猜想很可能是方炳
西介绍给戴先生的，因为他和徐先生有小同乡的关系，可是为什么不叫方炳西去和他联络
呢？这一点，始终是谜。
戴先生到了重庆又来电报询问这件事，更特别嘱咐：「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
何工作需求，亦无妨谘情办理。」由此可见戴先生对他是如何的倚重与信任了。
徐先生平易近人，随到随见，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接待上也显得特别亲切，旁的不说，
初次见面他就请夫人出堂招待，更一再留吃便饭，这么一来，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便容易
谈问题了。
徐先生口头上不大提到戴先生，也不表明他与戴先生的关系如何，可是他却很喜欢用「你
们」这两个字，他以所以说「你们」不说「我们」，充分表明了他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是
以客卿的地位协助河内工作，和我们的机构并无隶属关系。
徐先生坦率而又诚恳的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派到此地来，可以想见的必然会遇到许
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你们，不过也只限于幕后而已。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
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谅解这一点才好。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徐先生
讲的是实情，我自然了解也应该谅解。我们商量下来，共同认为今后如无必要，以少见面为
佳，最好请徐先生指定一个人或介绍一个人从中联系，作为我们之间的传达者；其次，能够
在电话中说的，无妨打电话，非当面商量不可的，那也只有见面了。同时，徐先生也答应由
他负责物色一个人，作为他进行此事的助手。
关于我和徐先生少见面的事，话虽这么说，却并没有严格的那么做。说起来倒不是毫无
原故的，我和王鲁翘同是北方人，旣吃不惯西餐，也不喜欢成天吃广东菜，很想来一顿饺子、
馒头一类的面食，好象才算眞的吃饱了，可是此处可没有北方小馆，也只好多咽几口唾沫了。
巧的是徐夫人原籍北平，由她调教过的大司务也会弄点北方人吃的面食，就是为了这个，我
和鲁翘反而常到徐公馆去作客。
徐夫人膝前无儿女，操持家务外，又没有亲戚朋友好走动，为打发无聊，偶而在饭后也
邀我们玩两三小时的扑克牌。那又为什么不打麻将呢？一来是有响声，怕人家听到会说闲话，
再者是打麻将顶多只能容纳四个人，玩扑克牌有多种玩法，多至六、七个人，也都无人向隅，
大家同乐，岂不甚妙。
我们玩，是在徐公馆楼上的又一层阁楼，面子上说是瞒着徐先生的，其实，徐先生那里
会不晓得，不过，他很识趣，凡是遇到有这种场面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到书房里摸索书去了。
我们打趣的问徐夫人道：「徐先生讨厌玩牌？」徐夫人说：「那才不呢，他是不好意思坐下来，
如果有一天他不干这个了，他也许比你们更起劲。」我们是有任务的，当然以工作为重，可
是我们还年轻，如果不装模作样，相信谁都免不了贪玩，这是眞实的一面。不过，大环境和
小天地都不允许我们任所欲为，所以也只限于我和鲁翘两个人一搭一当，连方炳西都不让他
知道。有时可又不得不向炳西兄通融一点钱，次数一多数目一大，炳西兄也会估模到我们是
非嫖卽赌。难得的是他厚道，仍然不肯伤害我们的自尊而加以道破。至于他是否把这种不大
应该的事反映到上级去，那就很难说了。
上面说了那么多「淡话」干什么？因为玩多了总会耽误正经事，最少也能耗损很多精神。
人们都说玩物堪以丧志，好在我们还不到这种程度，不过，也的确有些不良的影响。我还得
追加一句：这不过是轻描淡写而已，事实上，尚有甚于此者。
和徐先生联系上不久，他就照我们所协议的介绍了一个人，作为我们之间的传达，这位
先生姓曾，有名字，可是我想了好几年都没有想起来是那两个字了。最令人感慨的，连个查
问的对象都没有，因为当年那班老同志们不是已经作古，就是山川阻隔，音信断绝了。曾先
生，福建人，三十多岁，大高个子，瘦长条子，性情和缓，慢条斯理，是属于奉命行事那类
型的人。
在徐先生尚未介绍曾先生和我认识之前，我和曾先生已经是熟人了，因为我们在一起聚
会过。曾先生不但是徐公馆的座上客，也是徐先生的手下人，他有一样好处，就是有极强烈
的责任感，只要有事托付他办，他一定有交代。关于曾先生协助河内工作的事，我并没有向
上级报备，所以在我们的人事纪录中，不可能有曾先生的名籍。好在他的志趣并不在此，所
以迄未加入我们的工作组织。值得一提的，连我们致赠的交通费用，他都不肯接受，他说：
「这是替徐先生办事，也是为国家效劳。」
从曾先生那边，无意中又认识了一位年轻小伙，他叫魏春风，只有二十岁出头，祖籍福
建，安南长大，学历如何，不甚了了，此人聪明绝顶，异乎常人。他的身量不算太高，发育
得有点单薄，若论像貌，称得上眉清目秀，丰姿甚美。他具有四声带的特长，不仅通晓法国
语文；且能说一口道地的安南土话；福建是他故乡，笔者可分不出什么是闽南语，什么是福
州话；至于国文国语也都过得去。因为他侨居河内已久，对当地的一般社会情况，以及人情
习俗都熟的不得了，于是他就成为我们争取的对象了。
我们说不出来到底是干什么的，环境上旣不容许实话实说，任务和事态的严重性也不可
以对一个了解不深的人随便就说。而魏春风也从不问这些，每逢我们有需求，而他力所能及
的，他都做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河内汪案迄至完结，就没有正式的告诉他我们究竟是什么
身份；至于他，是否在曾先生那里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连曾先生本人也未必
知道多少。
写到这里，笔者又要插几句闲话了：在我们早期的工作中，吸收或争取工作同志，在进
行考验或试用期间，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好象是过份的保护了自己，而忽视了对方。也就
是说，旣要人家的参与，可又不告诉人家是个何等性质的组织，和有何等的作为，实在显得
不太合理；所以有些个其个性旨趣不太适合的人，干到后来总是说当初受骗，且大呼后悔。
干过多年外勤的笔者，经历过的情形大抵如此，向同事好友们请教也都差不多。说起来眞是
不可思议，军统局从「特务处」的十几个人开始，一直到抗战末期的胜利前后，竟扩展到几
十万人，这其中必然有个道理在，是「神秘感」吸引了人？还是「爱国热」驱策了人？要不，
莫非是「上天梯」之说诱惑了人？就此打住，还是不要扯得太远。
自从魏春风非正式的加入工作后，他立刻就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
缺的引导者了。有一段时期，笔者本人、王鲁翘兄和魏春风三个人，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
就连作为指挥中心的住处也不再对他保密。如此接近的日子一多，也就不拘形迹了。
我们发现魏春风每当有事在我处耽搁久了，他总要借故离去几小时，或者是约定了的时
间也会迟到，这倒是为什么，自然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能放心。于是我请鲁翘注意这件事。没
有几天就明白了，原来是他有个女朋友。
魏春风的女友是安南姑娘，仅仅知道她姓阮，始终叫不出名字来，虽然魏春风也呼唤她，
可是我们听不懂。阮小姐美丽而娴静，我不知道怎么写才形容得出来，如果搬用一些现成的
成语，也未必恰当，过甚其词，有恐唐突了阮小姐的圣洁。
阮小姐娇柔纤细，年纪十八、九，道地安南少女打扮，她不施脂粉，眉目如画，风致嫣
然。头上梳个马尾妆，就是长长一绺乌发披在肩后，像我国乡下姑娘梳的辫子，可不扎辫根，
也不结辫梢，无以名之，称为「天女散花型」如何？身着一袭安南妇女独特的长衫，彷佛我
国的旗袍，可没有钮绊，其与旗袍最大的不同，是两边的开叉非常之高，这不仅是阮小姐一
人如此，到处所见大都一样。底下光脚不穿袜子，拖一双露着脚后跟的高跟鞋，走起路来，
果然是摇曳生姿。阮小姐和魏春风无论是并肩而立，或挽手而行，怎么看也是璧人一双。
笔者有意无意的问魏春风：「你和阮小姐认识多久了，你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是
刚刚开始交朋友，或是进展到谈恋爱，会不会可以论嫁娶了？」魏春风倒也爽气，他说：「我
们从小就在一起，如果我能有一份固定的职业，早就该当结婚了。」这且不去说它，我之所
以有此一问，并不在于闲话家常，是想藉此了解魏、阮二人的关系，看看魏春风对阮小姐究
竟有多大的影响力罢了。因为极待展开的河内工作，很需要像阮小姐这样的人，作为掩护，
以便利于我们的活动，现在旣已知道他们的关系足够，那就再好没有了。
之后，阮小姐虽不曾参加我们的工作，可是由于魏春风的掌握以及鲁翘的指导，她在侦
察掩护各方面，的确给予我们很多助力。
以上这一连串的人事关系，全都是从徐先生那里发展来的，这还只限于和笔者有过直接
接触的三、四个人。此外，徐先生和魏春风又各自拥有他们的运用关系，其人为谁，笔者可
就说不上来了。并非忘记，在当时就未加深问。
有件事也要附此一提：自从汪精卫自重庆出走后，我党政军所属各个情报治安单位，很
可能受到一次或数次的严格检讨，由于笔者职务上的感应，各方面的情报部署都加强了，而
事实上也的确较前有所进步。至于是否有一个「联络中心」或「联合会报」之类的协调组织，
作为整体的联系与合作分工，不得而知。不过，照笔者的推想，可能没有，卽使有，也没有
产生理想中的作用。
（二）奉命查证汪氏是否卽将离开河内
当我们接受任务之初，眞不知道汪精卫确实住在什么地方。得来的情报资料，因为不具
基本了解，所以也无从加以判断。有人说他是隐居在一个无名的小岛上；也有人说他在铁路
饭店或大陆饭店辟有房间，而河内的大饭店却都是用外文标示名称的，一时也无从寻起。此
外，河内也有华侨经营的中小型旅馆，那都是中国式的，不是佛照楼，就是海陆通，查遍了
各处，挂中文招牌的旅馆中，没有一家叫做「铁路」及「大陆」的，而汪某也绝不会在这种
地方。又听说汪某到了河内之后，就寄居在朋友家里，所谓的朋友又是谁，也弄不清楚；再
查，说是姓朱，一说是先烈朱执信的旧居，一说是亡友朱培德的别业，像这种有头无尾的消
息，怎么能确定汪某到底住在那里？连住在那里都弄不明白，还谈什么「监视」。
再说「侦察」，光做表面文章，毫无用场，有时候会导入歧途，因而偾事。侦察贵乎能
以深入；深入的意思，就是顶好能够「打入」到对方的内部，如若办不到，也必须要有可靠
的路线，否则都会构成失败的因素。
就在这个一筹莫展的时候，戴先生自重庆打电报来，电文早已记不得了，大意是：「据
报，汪某卽将离越赴港转日，或径行去欧，是否有此迹象，速卽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这可怎么办！适才提到过，我们连汪某的边都还没有摸到，又何从查复？苦在旣不能对上级
实话实说，也不敢随便乱说，可又不能不复，太为难了。笔者曾就此事约集方炳西、余乐醒、
岑家焯、王鲁翘等大家会商，可是谁也提不出具体意见解决此一现实问题，何况这是刻不容
缓的事，马上就要有答案，我们几个都懂得，除非已经有了现成的工作路线、可资循迹查察
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像这么重要的事，能够光凭道听途说据以回复吗？
这是自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最大困难，以往，类似的情形不是没有，可是
都有办法予以克服，惟独这一次，在无可如何中，我只有决定暂时不覆。「暂时」只表示略
微的延后，或者说不是「立刻」的意思。在我们处理事务的原则中，有问必有答，绝不容许
拖拖拉拉，借故搪塞，甚或搁置不理；像这么要紧的事，那里可以不了了之。在我预定的「暂
时」，暗忖设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仍然得不到具体答案，届时也只好据实
陈明了。
万一在这个自拟的时限内，汪精卫离开了河内，那时会产生一种什么后果？我心里揣度：
上级可能谅解我们人手不齐，部署未周，予以申斥后，再视事态之发展而定今后的工作步骤。
假如汪某已经去了香港，除了将主要任务交赋驻在香港的单位接替之外，也许从我们几个人
中指定一两个跟踪到香港去；若是去了欧洲，大概就会告一段落，暂作罢休，不再追究责任；
万一汪某到了日本，监视他行踪的作用完全消失，那就不同了，我们将会调回重庆，个别加
以检讨，这当然以笔者的责任最重，实际上也应该由笔者负起全部责任。在臆断中，届时笔
者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卽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
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
刑之罪。
想想看，眞是不寒而栗！
请读者注意，这是笔者还没有联络到徐先生之前所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戴先生来电查
询汪精卫是否有离去的迹象在先，我按照规定亲去会晤徐先生于后，如果把时间顺序颠倒一
下，那也就不必急得胡思乱想了。
正在为了查复汪某的行止而茫无头绪之际，戴先生又来电报催询联络徐先生的事，我想
这就是一个提示，这么多年了，怎能体会不出，所以连忙去看徐先生，当面要求设法查明此
事的端倪。徐先生回答的很干脆，他说：「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徐先生一幅
轻描淡写的神情，似乎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我想总不致于开玩笑吧？他说「问问他们就知
道了」，他去问谁？「他们」又是谁？不会是汪精卫和他左右吧？我是以非常庄重的态度提
出问题的，相信徐先生绝不致轻忽至此，那么所谓的「他们」，一定是另有所指了。
我是在早上去看徐先生的，他在当天过午不久就有了回音。先是打发曾先生到我的住处
答复我的问题，我只恐传言或有差误，于是又偕同曾先生面晤徐先生，希望他亲口对我说一
遍，才能放心。
据徐先生说：「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
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
至于准备到那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
知。」徐先生说的明白，也把戴先生所问的事项，作了全面的回答。
我正待有话向徐先生请教时，徐先生却反问我说：「汪先生的动向，你们应该很清楚才
对，而且他和中央经常有联络，最近党政各方面也曾前后派过好几次人来，你们都不知道？」
这又怎么说才合适呢？徐先生是不晓得我们所处的地位，如果他略有了解，也就不会这
么说了。我诚恳的告诉徐先生说：「我个人的确不知道，戴先生之所以查询这些问题，想必
一定有他的用意，照我的看法，很明显的是在查证汪某是否眞有离开河内的意思，若果是有，
当然更需要知道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实话，毫无虚伪，以后像这种情形还多得是，
请徐先生谅解才好。」
我们谈到这里，我可要发问了，非问不可，否则，卽使得到全部答案，仍然有欠完整，
那就是「来源」问题。虽然徐先生对我们所要查询的事项，已经有了答案，可是仍要充分了
解徐先生是从那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
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当然，我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问徐先生，所以又不得不变着口吻
以相当委婉的措词，请徐先生逐一回答这些问题。
徐先生非常合作，把他所了解的以及接谈的大概经过，全都讲给我听了，合情合理，我
很满意。于此，我可以判断出有关汪精卫是否卽将离此他去的情况，其确实性和可靠性是勿
庸置疑的了。
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徐先生一语双关的「他们」，所指的都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就是
提供情报资料、解答汪精卫动向的那帮人。
我回到住处，拟好电稿，呈覆了来电，此事在河内工作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片段而
已，可是在重庆其它方面，倒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见于资料的，以下再引据笔名「用五」
所写的「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中的几段日记，准供读者参考。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八年）：闻汪先生将离河内前往欧洲，罗君强说：蒋先生近嘱宋
子文劝汪先生赴欧，又告外交部王部长（宠惠）电知驻欧使领妥为照料，不知确否？」
「一月二十九日：陈树人说，最近五中全会开会，王亮畴（宠惠）报告，汪先生卽将赴
欧，已由外交部发给护照，行期当不在远云；前几天罗君强的话，似已得到证实。」
「一月三十一日：在汪公馆办事的陈皋说，最近汪夫人给电报与彭学沛（交通部次长），
请他设法取回汪先生身边保镳的枪械（不久以前已为有关机关缴去），而且希望当局准许一
部分保镳前往香港，保镳的旅费，几天前已经汇来。陈皋又说，汪先生赴欧护照是外交部送
去的，并非出于汪先生的要求，这样看起来，汪先生去欧洲的消息，似不可信。」
「二月二十八日：谷正鼎兄来寓午饭，详谈到河内见汪先生的经过；据他说，汪先生始
终坚持和议的主张，对于中央开除他的党籍，以及撤销他的职务，尤极愤慨，以为中央应先
讨论他的主张，如经一致否决，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又怪党内同志对他缺
乏信心，旣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其实汪先生不问他提议手续之是否合
理，只怪中央的处分不当，是难得同志同情的，且和议主张，除陈公博、周佛海等几个人，
在他离开重庆之前，简直无人知道，又如何可以强人信服呢？」
以上「用五」先生所记，笔者认为可信，如用处理情报的方法加以研判，一样的确实可
靠。从另一角度看，也比官方纪录客观。
基于上列各项事实──我们在河内所获悉的和重庆各方面所透露的──就不难看出，此
际（二十八年元月中至二月底）的情势是：中央方面很希望汪某能于早日离开河内转赴欧洲，
并打销他的谈和之议，先「安分」一段时期再说，以免多生事非，而影响了抗战前途。在汪
精卫这方面，他内心虽有意接受劝告离此他往，但在口头上却依然咬得很紧而坚持他的和议
主张，但在实际行为上，是处于踟蹰与彷徨之中，颇有说不出、道不明之苦。这又为什么？
最大的因素有二：一是来自日本，一是床头絮语。
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日本近卫内阁垮台，继任的首相是平沼骐一郎，此人乃所谓国粹派
首领，与汪派主和的一些人物，均无渊源，一时之间，汪某顿失凭借。而往返于日本、香港、
河内之间的日本「议和」者如影佐祯昭等，也由于来自国内的音信杳然，也不得不回国请示。
于是吊在河内的汪精卫，则大有被遗弃之感。有的说，日本新内阁正忙于调整它的内外政策；
也有的说，这是日本人对付汪某的一种手法，故意的不去理会他，这无妨比喻为买卖交易中
的「杀价」，或者形容为「欲擒故纵」。
写完了这一段，笔者个人又有感触，考虑了一下，还是说出来比较好，如果我不说，相
信就没有人可以说了；一来是局外人将无从说起，再其次也的确无可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