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眞有几分惭愧，在本书第二节汪精卫如何脱离重庆出走的那一段中，也曾明白交.2
是同盟会极大的损失，也是革命工作的一大斲伤！汪的这种枉顾大体，醉心权位，为了满足
个人的欲望和一点意气之私，不惜自坏长城，分化革命阵营的劣根性，于焉开始露出了端倪。
清廷见革命党的声势日大，请求日本政府严加取缔，当时日本西园寺内阁竟徇清廷的要
求，公然驱逐党人出境。汪、胡等人乃不得不随国父转赴河内，当然「民报」也被迫停刊了。
一九○六年，革命党发动钦廉举义失败，清廷稔知其指挥中心在河内，因又要求安南驱逐他
们，汪又随国父转奔新加坡，继续鼓吹革命并筹募侨款作为购械极运动军队之需。
槟榔屿有华侨俱乐部曰「小兰亭」，番禺籍富侨陈畊基为该俱乐部主持人。陈有女名氷
如（后改名璧君）常随乃父到俱乐部交际游乐，而汪也正为了游说华侨捐款的原故，因与陈
氷如再在「小兰亭」邂逅相识。汪是有名的美男子，且值英年秀发，前途无量，陈一见倾心，
百计追求，巧的是彼此都属番禺人，又多了一层同乡之谊，所以两人日久情生，终缔夫妻之
好。其实汪在出国东渡之前，是早已定了亲的。那时陈春煊总督两广，汪的大哥兆镛正在总
督府署作幕宾，同事刘子蕃者，有妹及笄，娴淑娟好，知书识礼，兆镛就替汪作主向刘家文
定了。这事汪不但知道，也是同意了的。等后来汪到日本参加了革命党，兆镛惧祸，深恐被
株连，于是一面向督署申禀「驱逐劣弟，永绝亲族关系」，一面又找刘子蕃办理退婚。此中
经过，汪因身在海外，忙于奔走革命，自然不甚了了，就是深闺待嫁的刘女，也被蒙在鼓里。
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汪在北京被释出狱，准备与陈璧君结婚，但因有刘女订婚在先，事在两
难，因先后商之于胡汉民朱执信两先生，均不得要领，最后还是由执信先生疏通兆镛，兆镛
这才招汪告以刘氏已经退婚，可与陈共结连理了。
汪的婚事，牺牲了刘女自不消说，事实上他和陈璧君的结合，真可算是一段「孽缘」。
所谓「孽缘」，并非说他们夫妇之间有什么不对，其实他们一直都情好甚笃，尤其是汪之对
陈，大有感恩知己的意思；因为汪当初致力革命，陈则出钱出力，冒险犯难，从中襄助者颇
多，不无微功足录。可是到后来陈的凶横霸道，贪婪成性，而且心怀嫉妒，睚眦必报，却坏
了他好多大事。陈璧君不但挟汪以自重，且以革命元老自居；她不但对汪的部属与亲友都一
例视之为「家臣」，而颐指气使；而且妒忌所有的革命先进，更瞧不起一般后起的党国贞干
人物。由于权力欲的作崇，她和汪氏一样，甚至我们伟大的领袖蒋公也深怀成见，总变为他
是后来居上，而怨怼不平。她这种鼠肚鸡肠、妄自尊大的恶劣态度，早就是出了名的。再加
汪本人也久矣乎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地位，心存觖望，因而对她表现了极度的荏弱和曲意包容。
这更使她肆无忌惮，率性而为，索兴就「牝鸡司晨」起来。于是事无大小也不分公私，样样
都要横插一手，甚或越俎代庖。另方面又不断地在汪的耳边搬弄是非，搧风点火，小而杯葛
她所不喜的人，大则与政府当局唱反调；就这样，她处处掣肘也左右了汪的意志和行动，致
使内外离心，人人侧目，卒陷汪于「三不明」的境地。「三不明」者：一是无自知之明；二
是无知人之明；三是见事不明。对汪来说，这真是一场大悲剧，本来以汪的才华与过去的革
命历史，在党国所居的崇高地位，颇为国人所景仰；可惜他被陈璧君所拨弄，到晚年却蔽目
失聪，变成了一个胡涂人。他只知道争夺权力，制造派系，自立门户；只知道斤斤于个人恩
怨，而感情用事，不再计虑后果。说起来，固可以委诸于客观因素所促致，但也充份暴露了
他的意志薄弱和矛盾性格的最大弱点。
现在接下来再说陈璧君。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也就是抗战进入第二年的冬天，汪
背叛国家，离渝出走，并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军阀所提出亡我国族的「和平
三原」；以至二十九年三月到日军占领下的南就组织傀儡政权，实行与日本合作，以与我政
府及全国军民相对抗。这中间事前事后，由头到尾，陈璧君都参与策画，并且加紧鼓动，有
些事情甚且是不为汪所知晓的。也可以说，她才是这场傀儡戏的实际「提线人」。据南京伪
组织第二号汉奸头子陈公博于民国三十年三月间在香港亲口告诉他的朋友说：「汪先生并不
热心组府，最热心的是陈璧君。」他又说：「我本不愿意参加汪先生的政府，是陈璧君用美人
计才把我拖了去的。」陈公博之好色，是素为陈璧君所深恶痛绝的，可是现在为了拖他下水，
不惜一反常态，出此下流手段诱之上钩，则其它许多人事上的拉拢与安排，就更难想象了。
至于汪在脱离重庆到达河内发表「艳电」之初，因为民心愤激，举国上下交相指斥，各方面
的反应都对他极为不利，难免人天交战，自悔冒失。同时他先在昆明顺说云龙不成，碰了一
个大钉子；接着就是日本内阁改组，顿时又把他冷置下来；一方面我中央当虽然有鉴于他的
叛迹已露，但仍迭派大员劝他早日出国到欧洲去。这个时期，他的确是内心烦苦，进退失据。
可是他原本就是一个耳朵软骨头酥的人，经不起陈璧君一力撺掇，硬是把他架上老虎背，弄
得欲罢不能。且自「艳电」发表之后，举国沸腾，群相指斥，他自审已无回头的余地，终于
自绝于党国，走上了极端。
总的来说，汪之晚节不保，在国家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竟尔向日本军阀屈膝
求和，甘作傀儡，效刘豫、张邦昌之所为，宜乎为国人所共弃，「身死为天下所僇笑」。这样
可悲的结局，在汪固是罪有应得，但追源祸始，却有十之六七是坏在陈璧君这个妇人之手。
汪如九原有知，必然悔不当初了。
或者说，陈璧君也算是老革命了，何以会如此的丧心病狂呢？很简单，她不像汪多多少
少还基于一点政治上的理由；她的动机和目的实不出以下两点：其一是权利的发泄。人所共
知，汪、陈都是热中权位而又非常自恃的人，认为自民国建国将三十年，如以汪的学识、历
史与资望论，则领导党，领导国家者，舍我其谁？可是他在这两个方面却都屈居人下，既无
兵又无权，空负清名而己，因而多年积郁，心殊不甘。她却不知道汪本就欠缺做领袖的才能，
且自建国以来，翻云覆雨，朝秦暮楚，实无福国利民的功绩可言。她只是热切地巴望着汪能
掌权，她自己也要掌权。现在既有了自组「和平政府」的机会，可以扬眉吐气，夙愿得偿，
焉有不拼命经营，及早促成之理，至于是「真」是「伪」或被斥之为汉奸，那是别人的看法，
「存在就是真理」，笑骂由它笑骂，至少先过过「第一夫人」和「地下主席」的瘾，风光一
番也是好的，其它都不值得计较了。其二是侥幸心的驱使。汪、陈都是同样的失败主义者，
一向投机取巧惯了，对我长期抗战的国策，自始就缺乏信心。到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广州、
武汉相继沦陷之后，他们就更加悲观了。认定抗战已经没有前途，与其等到战败，真到了亡
国灭种之日，倒不如趁早谋和─甚至投降也好，总可保留几分元气再图复兴比较来得明智。
何况国军在各战场上节节失利，失土亦日多，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眼看日军就要席卷整个中
国；当此时际，汪能独排众议，出来倡和，相信登高一呼，附者必众。若果谋和有成，则汪
立可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国家的救星，足堪与普法战争中的「甘必大」、帝俄战共产革
命后的「列宁」后先媲美，又何乐而不为呢？未来的成败虽不可知，也无妨赌上一赌。
以上就是陈璧君当时的心态，有根有据，且为圈内人所熟知，决没有冤枉她。可惜这些
「妇人之见」，片面的想望，实在天真得可笑；而汪的见解竟与陈同此一辙，他的「三不明」
于此又得明证。
（二）留芳与遗臭兼而有之的一代妄人
当我们看了汪先生也曾有过光辉一页的时候，绝料想不到后来会做出那么胡涂的事，天
下最不可思议的莫过于了。
清宣统二年，即中华民国建国前二年的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失
事被捕事件，这在民国开国史上显然也占有光荣的一页。虽这一行动是失败的，但在激励革
风潮，唤起民心方面，仍具有积极的启发与鼓舞的作用。
这一年汪是二十七岁，他和陈璧君、黄复生（原名树中，因被捕不死而更名）、罗世勋
等，因受吴樾谋刺五大臣的影响，认为要促进革命的实现，便非流血牺牲不可。因而由香港
相偕北上，决意谋炸摄政王。临行之前，汪曾留书中山先生作别，内有「欲维持团体，要在
努力于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等语；并又作书告别南洋诸同
志，略谓：「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故预作此书，……弟将
为此事，生平师友知而责之，以为死之易不若生之难。顾以革命之事，当就其性之所近者择
一而致力焉。……死者已矣，生者因将来革命之风潮日高，而其所负之责任亦日重，其劳瘁
苦况必有十倍于今日者。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
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信末所说的「菜市街」又名「菜市口」，在北平宣武门外，是当日清廷处决犯人的刑场
所在地，可见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去的。据说当时中山先生曾力加劝阻，他的好友胡汉民
先生更痛哭流涕劝他不要干这无益的事，他都不肯听。
果然，就在宣统二年庚戌二月二十一日，汪、黄等人在北京地安门外十剎海旁的银锭桥
下埋置炸弹，谋炸摄政王。因为其处摄政王每日上朝必经之地故也。不料事未成而事机泄漏，
汪、黄等人先后被捕，下在法部狱中，陈璧君因为是女人，当时又不在场，得以幸脱。这事
的发生真是震动朝野，汪也自分必死，所以就在狱中写出了那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的四
首绝句，题为「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刼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同时另有一首「秋夜」，是写给陈璧君和胡汉民的，诗云：
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
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
入地相逢虽不愧，擘山无路欲何归？
记从共洒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
又有「狱中杂感」诗云：
西风庭院夜深沉，彻耳秋声感不禁；
伏欐骅骝千里志，经霜乔木百年心。
南冠未改支离态，画角中含激楚音；
多谢青磷慰岑寐，残宵犹自伴苦吟。
其时陈璧君仍留北京，并托人秘密传书予汪，加以慰勉。汪不胜感动，又担心陈继续留
京将肇致祸端，因又赋「金缕曲」一阕报之，并促伊尽速离京。此词是仿顾贞观致慰吴兆骞
金缕曲的写法，亦缠绵有致。词曰：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
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
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
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这些诗词，都是他私下请狱卒辗转传出来的。诗传道当时香港的革命机关部，胡汉民、
黄克强、赵声诸先生都感动得泣不成声。
看了他的信和诗，的确写得十分动人，壮烈酸楚兼而有之。也不难窥见一种热血澎湃的
爱国情操，从容赴死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那个时候的汪精卫，实不媿是一位悲歌慷慨的
革命志士，足令天下之人肃然起敬。可是，读者诸君，千万不可忽略了此中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他的意气用事和感情冲动。便是这次谋刺摄政王被捕系狱，虽然赢得称赞，但研几穷
理，也是出于一时的意气与冲动。他在临去北京之前，中山先生曾加劝阻，胡汉民先生也力
劝「不要干此无益之事」；可是他并不体谅也不信任中山先生的盱衡全局，苦心策划；也不
考虑事之成与不成，都无补于实际。他只怪党人踌躇不前，认系不够团结，缺乏牺牲精神。
他年少气盛，要单独行动，乃贸贸然铤而走险，去干此「无益之事」了。
汪是富于感情而缺乏理智的人，这是性格上的缺陷，殊非后天修养所能改变的。所以他
为忠为奸，为善为恶，但凭一念之间，而这个「一念之间」，是连他自己也不能预知不能把
握的。不信再看看他个人经历就可充份证明了。
汪自被捕下在法部狱之后，当时清廷民部尚书肃王善耆亲自审讯，汪自写供状，洋洋万
余言，字旣娟秀，文亦痛快淋漓，不由动了怜才之心。法部尚书廷杰虽力主处斩，但善耆却
极力为之开脱。适其时清廷正筹备立宪，认为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不如采取怀柔政策
以示宽大。到了三月二十日，卒奉上谕：「汪兆铭、黄复生着发交法部永远监禁。」而善耆认
定汪是个人才，还亲到狱中「温颜劝慰」，并许他在狱中读书写字。故汪得在狱中吟诗作赋
也。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东南各省相继独立，清廷再起用袁世凯，汪也开释出
狱，他是被英雄式的接送出来的，据说当时典狱司官还和他相对作了三揖，而北京市民及各
部员司，聚集在法部大门，争看这个「少年头」，阗街塞巷，热烈非凡。计汪自宣统二年二
月入狱，三年八月出狱，在狱监禁时期刚刚是一年半。
想不到汪这次出来之后就开始变了。
袁世凯的复起，就存下了一个大野心，他计画着要在清廷和革命党对峙的局势中先造成
自己第三者的地位。他看中了汪是可供利用的人物，他要利用汪作为与革命党谋取合作的桥
梁，然后再图进一部达成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期间经过了许多曲折，使出了种种拢络手段，
并由袁的长子袁克定陪往洹上（袁在项城故乡退居之所）与袁多次密谈，汪果然入其彀中，
从此汪便成为革命党与袁打交道的第一人。在汪固然想要利用袁作为彻底推翻满清的工具，
然而他醉心权势，亦甘为袁所利用。结果终于因加得减，迨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袁氏
不但篡窃了国柄，取国父的总统之位而代之，并演出了洪宪登基的一幕丑剧。
辛亥十一月，国父返国与胡汉民先生回到上海，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改元易朔，是为民国元年新历元月一日。这时的汪受了袁的使命，偕杨度南下襄赞南北议和，
他表面上站在革命党的立场，骨子里却已化身为袁的策士和间谍了。因为他与袁有密约在先，
所以极力主张「要实现民主共和，利用袁则事半而功可倍。」随后和平统一会议在上海举行，
汪又从中斡旋折冲，终于南北统一，国父只得将大总统让与了袁氏凯。北京政府统一成立后，
汪出京南下，袁志得意满，率全体阁员为汪饯行，启程之日，并赠汪以勋二位另外还送了大
笔的程仪，汪都欣然接受了。
汪心知袁的第一步就是解散北方新兴各党派，第二步必与同盟会为敌，已造成其称王称
霸的唯一势力。他不愿在这个夹缝中两面为难，而欲坐观成败，乃决意作欧美之行，同时又
赢得一个功成不居的美名。
果然到了民国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接下去便有宋教仁被刺，又袁向五国银行
借款「平乱」的恶剧发生。二次革命失败，国父亡命日本，十一月国民党被袁解散。汪因在
法国里昂创办中法大学，继续扩大革命党的力量，为袁所忌，卽命袁克定召他回国担任要职。
他在民国四年欧战发生之初，一度返国。民国五年讨袁军起，他马上又溜回法国去作壁上观
了。因为袁与革命党之争未知鹿死谁手，他想置身事外，静观其变，实在是投机取巧、沽名
钓誉的行为。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唤醒了国人的迷梦，可也是共产主义移植到中国来的始基。民国十年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不但华北人民深受影响，且逐渐拓展到华中、华南；其时北方的军
阀政府又力量雄厚，势甚嚣张，在这新和旧的两重恶势力的阻碍之下，革命前途多艰是十分
明显的。俄共乃自民十先后派来的马林、越飞、鲍罗廷等为代表，名义上是同情和襄赞国民
革命，实际上则在于积极扶植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快速发展，以冀早日赤化中国。民十一陈
炯明叛变，国父被迫离粤，翌年国父重返广东恢复大元帅职。这时候联共似已成为国民党的
政治决策，而主张容共最力的就是汪精卫，因为他又转变了，他已深深中了左倾思想的毒素。
十三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并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便是汪起草的，同时也
公布了联俄容共的政策。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国父在汪的事前联络安排下，抱病北上，与北
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共商国事，国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段却想大权独揽。国父这才醒悟到
汪所接洽的孙、段合作又蹈了民元孙、袁合作的覆辙。此行可说是上了军阀的当，也是受了
汪的骗。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国父在协和医院病势转剧，易箦之时，汪与其它重要党员围绕
榻前请训，国父眼睛盯视着汪说：「我死之后，敌人必软化你们，如不受软化，必加害你们；
你们如要逃避危险，最后难免不被软化。」这等于是说，他早已认清了汪是一个妥协派和投
机分子，所以他临终都不能放心。汪当场代表诸人答复说：「我们追随先生数十年，从未虑
及危险，也从未被敌人软化过。」国父的遗嘱也是由他执笔的。
由于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助长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寄生」的大好机会，渐渐喧
宾夺主起来，形成了国民革命的最大隐忧。而苏俄顾问鲍罗廷更以太上皇的姿态独断独行，
隐操了国民党的大权。因之国民党发生了左右两派分裂的现象，并且展开了激烈的闘争。此
中的汪精卫则和共产党沆瀣一气，上下其手，成为左派的主要角色。民国十四年六月，汪返
抵广州，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汪被推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山舰事件发生，这完全是出于共产党与汪的左派相勾结，要篡窃中国国民党，夺取中国革
命领导权的政治阴谋。所幸当时的军校校长奖攻击时烛发其奸，而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
耳的行动予以敉平。汪见事已失败，内疚于心，就躲起来避不见面；随后便辞去了国府主席、
军委会主席、军校及革命军总党代表等本兼各职，又飘然远引，跑到法国去了。
同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公，在广州宣布就职，誓师北伐。到十六年三月，
革命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一路打到长江。革命军因军事之进展，总司令部也移至南昌。
这时候共产党和左派却趁机展开了「迎汪复职」运动。目的是要分享和篡夺国民革命的果实。
四月一日，汪果然返国抵达上海。
在此之前，也就是十五年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东迁到了武汉。但事实上这个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为苏俄顾问鲍罗廷幕后操纵，共产党徒和附共的左倾份子所把持，
所以它已经变了质，成为一个阴谋赤化中国的非法政权。而其时的国民革命总司令蒋公，秉
承国父遗志，信行三民主义，而兴师北伐，很快的把革命势力伸展到了长江流域，眼看就要
统一全国，其功业之高，物望之隆，已自然而然的成为正统的国民党的有力领导者。这正触
犯了俄共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大忌，被视为推行赤化的最大障碍，乃采用种种恶劣手
段进行「倒蒋」。在此同时，国民党护党分子与中和派，也己准备在近日内就成立国府及国
民党中央于南京（四月十日成立）以与武汉的反动政权相抗衡。这就是所称「宁汉分裂」的
时期。
要说汪自四月一日返国后，蒋公与汪在上海相见，想共同致力于调和党争。汪便自告奋
勇愿赴武汉调停，蒋公劝告他说：「你切不可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
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了本党，那就到南京去。」汪不听，其实他与蒋公
晤谈的同时，却和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周恩来等早有了勾搭。离沪时并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
言，且有「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的谈话。四月六日，他由沪搭船到达汉口，
果然不出蒋公所料，他这一去不但没有回来，而且担任了武汉政权的最高负责人。这时他的
头衔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组职部部长、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府主席一职己废除）。从表面上，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似可
大大满足了他的权力欲，其实则处处听人摆布，作为鲍罗廷及共产党徒的工具而已。直到八
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叶挺、贺龙等部在南昌实行暴动，他这才觉悟到自己之被利用，差愤难
当之余，于八月六日发表了「错误与纠正」一文，然后决意「分共」。从此以后，他又变成
了坚决反共的人。
八月八日南京发表齐电，十日汉口也发表了蒸电，一时宁汉合作之说高唱入云，但并未
实现。到十月初，汪终离开武汉溜回广州，不过他也并没有真正脱离，仍与武汉方面藕断丝
连，回到广州后并自任武汉政权的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建议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以解决宁
汉分裂的局面。十一月十八日他到了上海，十二月二日在蒋公官邸举行会议，反复磋商，颇
有成说。不料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徒叶挺、贺龙又发动了广州大暴动，汪的声望因而受到严
重打击，各方严词谴责，骂他是两面三刀的阴谋家，甚至指为祸首，汪无地自容，于十七日
又偕曾仲鸣出国去了。
后此数年，又经了几番风雨，直到民国二十一年他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主政中枢，
才与委员长蒋公再度合作，共同担负安内攘外的大任。二十四年十二月，在南京被刺出国。
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复回南京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二十七年全面抗战进入第
二年，他当选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他竟经不起考验，忽于是年底离抗战阵营，
离渝出走，倡议和平，最后且投入日本军阀的怀抱，潜赴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终于落得身
名裂，抱愧而死。
（三）纵有百功不能掩此一眚
「九州铸铁真成错，青史无从覆旧棋。」汪精卫奋斗一生，到了盖棺论定，却因晚节有
亏，成为国家罪人，历史上的失败者，有人为他惋惜，有人骂他死有余辜；但无论怎么说，
大错已经铸成，是非功罪昭昭在人心目，后世史家纵使再加研考了以重估，也是绝对不能替
他开脱的了。
他所有已往的反反复覆，恩恩怨怨，为了负气也罢，为了争权也罢，都可以不必深论，
他的最大罪恶，就是不该变节投敌！而所以导致这一罪恶的因素，则是由于许多个重大错误
累积的总和─也就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一着错，满盘皆落索。」自己要死，谁也救不了。
以下就试行分析他所犯的几个重大错误：
一、失败主义的种根
前面已经说过，汪的先天性格是个富于感情而缺乏理智的人。因之他的心理有欠平衡，
意志力尤其脆弱。在当时我国最高领导人物中，他是最容易患「政治病」的一个。他每每惹
了麻烦或受到一点打击，便会负气出走，往往要再三敦促，这才施施然回来。就这样他乔张
作致，投机取巧惯了，自以为非他不可，却又充满了挫折感，失败主义随在他的意识中生了
根。据用五先生日记中所载，早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全面抗战的初期，汪在南京陵园西路二○
七号官邸中告诉陈璧君和他的亲信说：「从前域池失守，大家都要身殉，才合最高道德标准。
现在观念不同了，我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家效力。」对抗战毫无信心，标准的失败主义
者口脗，同时己经透露了他将意欲何为。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他更悲观了。二十七年三
月二日，用五先生是这样写的：「下午六时，陪铸秋到一德路九号见汪先生。将近一月未见，
他憔悴苍老了许，看来十分疲倦，谈话也没气力，……汪先生一面听一面摇头，最后叹息道：
「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他对抗战似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悲观消极也到了极点
了。」这时汪已迁到汉口，我方军事上的失利，使得这个失败主义者不但信心动摇，而且已
经接近崩溃了。八月初汪已随政府迁到重庆。八月十八日用五先生又写：「今日下午到上清
寺对面小山上的新洋房里见汪先生。那里面临川江，风景甚好。汪先生由汉口到宜昌，转坐
小兵轮到重庆……。」二十八日又写道：「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
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康小姐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
似亦有些反常。」可见用五先生毕竟是聪明的，而且也被汪视为外围亲信之一，可是他还摸
不清这时的汪已与日方接洽妥当，就要离开重庆出走河内，公然去投敌了。十二月二十七日
的日记：「据乃光兄谈，陈树人说，汪先生出走有两大原因：一是共党问题；又一是对日和
谈问题；陈树人对汪先生出走的内幕知道多少，虽属疑问，但汪先生对抗战悲观和主张对日
和谈，则确是由来已久的，政府尚在南京的时候，汪公馆里便已充满了悲观失败的空气，汪
夫人和他们的儿女，在言谈中，对于抗战即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汪先生对于他们的说
话，似乎也表示同意。例如战事失利，报纸不说败退而说转进，便是汪公馆里取笑的资料。」
由此可证，汪公馆里自汪精卫、陈璧君以下，一门都是失败主义者，这种观念和心态上的严
重错误，早已深入膏肓，能原恕他吗？不走上投敌这条路又让他们到何处去！
二、「党纪先生」违党犯纪
远在民国十六年，汪以维护党纪为理由，反对清党，他包庇共产党，并和共产党一鼻孔
出气。此后对一切党事的主张，凡是与他自己不利的，无不拿「维护党纪」作护身符。因此
他也就得了一个「党纪先生」的称号。当然，党纪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在汪的
身上已经变质为一种利己的工具而已。
在芦沟桥事变后的抗战初期，委员长蒋公再三再四大声疾呼：「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
不轻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这正是代表了我全国人的和平意愿，也是
痛切地申明必要时不惜全面抗战到底，与敌势不两立的决心。当时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
中奔走斡旋，并拟接受九国公约签字国的调停，种种和平的努力，拖了很长一段时期，这也
就是说，我们并不拒绝议和，甚至直到汪离渝出走之前，仍然没有放弃。但是日本军阀狼子
野心，必欲灭我国族，占我国土不可，因此我们就再无中途妥协的余地了。假如汪真正是为
了救国而主张和平的话，则以他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之尊，实大可向国民党中常会或国防最高
会议正式提出此项建议；即使势有不许，也可在离开国境之后，再用函电向中央建议。可是
这位「党纪先生」竟不此之图，居然远走河内，并在香港公开发表「艳电」，以响应日方的
近卫声明；这种方式是完全非法的，是最严重的违党犯纪的大事件。「党纪先生」自相矛盾，
狐埋狐搰的可耻行为，显然是别具肺肝。所以事后有人说，党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才逼他走
上极端，那是不正确的。
三、冒天下之大不韪
自满清光绪五年（一八七九）日本吞并我属地琉球，特别是自「甲午战争」（一八九四
年）以来，日本谋我日亟。可以说从抗战胜利的五十个年头光景，日本已成为我国的世仇，
这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妇人孺子俱所熟知而痛心心切齿的。全面抗战既起，和平已完全绝望。
日本军阀是野蛮的，前方军民及陷区的百姓惨被杀戮与蹂躏者以百万计，就连八十老妪三岁
孩童亦难逃死亡的命运，真是白骨撑天，血流千里。仇恨之火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熊熊燃
烧。不祇是委员长蒋公的号召，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不下定决心与敌偕亡。
这是中华民族正气的表现，也是救亡图存唯一的途径，是任何力量抵挡不住的。就在这个当
口，汪精卫忽然背叛党国，单独跑到外国去主张议和，而且接受日本人所提出的亡国条件，
甚而还大作文章，说什么「一言和平，即为卖国。然人心未必尽死，人口未必尽箝，敢决数
月以内，和平救国运动，必蓬勃而起也。」但是他又错了，他以为中国人都像他那样天真而
又怕死。实际上他的愚妄做法，乃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不独背叛党国，也背了全国人民。
他原来的如意算盘是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结果却是人人骂他为汉奸，唾弃之如狗矢。所以
他的失败是无待蓍龟的。
四、鱼见饵而不见钩
假定说，一如汪精卫所认为的，日本近卫内各所提「睦邻、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
既无领土野心亦无赔款之要求，以及无意侵犯中国主权，且当退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
的条件是心口如一；那么汪是天真、痴呆到了可怜的程度了。日本人的野蛮、狡猾、狠毒、
小气，举世闻名；像这样的「老虎念佛珠」，连三岁小儿都瞒不过，何况身为党国元老和「政
治家」的汪精卫。所以有人怀疑汪的真正用心何在。就我个人的看法即不以为然，因为汪是
当真的，认为日本是有诚意的。失败主义者最怕亡国亡头，感情用事者最喜甜言蜜语，既然
日本人在军事上利之余，肯于「网开一面」，跟你议和，且又条件如此之宽大，非求之不得；
同时他又自作聪明地替自己留下一个后步，他公开对日本人表示「如日方无诚意，议和不成，
我还可以回来继续抗战。」殊不知他只是池中一条鱼，但见鱼饵的跳动，想象鱼饵的美味，
恨不能立刻吞下一饱口腹，即不曾考虑钩饵后面的机诈，一旦上钩，便一切由不得你，不等
挣扎，早被剔骨敲髓下在釜中，或晾起来晒作鱼干了。个中利害，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独
是他当局者迷，还振振有词大做其和平之梦呢。这又是他的严重错误之一。
五、鱼目与风马牛
这个题目虽嫌文艺气息稍重，但可作一个简单扼要的说明。第一，「鱼目混珠」是中国
的古谚，隐喻鱼目似珠，其实非珠。它不但没有珍珠的美，更没有珍珠的实质价值，要冒充
也冒充不来的。汪精卫于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艳电」公然唱和，背叛党国，罪迹
昭著。二十八年元旦，中央党部会议，决议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事情发展到
这个阶段，汪在政府及党的两方面，已无任何身份；其唯一的身份，只是一个老百姓而已。
但他迷途不知返，以致后来他照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演出了「国府还都」的
一幕傀儡戏。中国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重庆，天下皆知，也一致承认，他却在敌人
卵翼之下成立了「伪组织」，公开的「鱼目混珠」，除了供敌人玩弄，拿来招摇撞骗之外，实
毫无意义。同时，汪也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力量，他的班底除去陈公博、周佛海寥寥几人外，
可以说其余都是渣滓，而且都是抱着混水摸鱼和多捞几个钱的心理跟着去的。据用五先生二
十八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记说：「汪与华北及南京汉奸头子王克敏、梁鸿志等会商组府时，王
克敏曾问汪，将来组织政府有些什么人物？以周佛海、梅思平诸人对，（其时陈公博上留香
港观望中）王表示并未闻过这些人的姓名。汪为之默然许久。」又据谷正鼎先生于二十八年
二月由河内晤汪归来后谈：「汪先生深怪党内同志对它缺乏信心，既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
不能和他同进退。」一个光杆，一颗鱼目，颠倒在敌人手中，能成得什么气候，自是不问可
知；足见汪之不自量甚矣！第二，「风马牛」是喻三件互不相关的事。如要硬是把它扯在一
起，那就不伦不类成为笑谈了。汪精卫以一个老百姓和政府通缉犯的身份，居然恬不知耻与
日本议和，首先，他根本没有立场，也无所凭借，样样都站不住脚，光是买空卖空，谈了也
无效。其次，甲乙双方为敌，姑无论其胜负，要息兵议和，也必是甲乙互为对手方；自古以
来，未闻有与毫不相干的第三者罢手言和的奇事。盖「风马牛不相及也」。日本军阀凶顽刁
恶，利用汪来分化抗战阵营，打击民心士气有之，如说请他代表中国议和，显然驴唇不对马
嘴，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可怜汪既无自知之明，亦无知人之明，尤其是见事不明；懵懵
懂懂，粉墨登场，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一切的痴心妄想全部落空，可是他已上了贼船，
欲悔已无及了。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在回头以百年身！
六、丧心病狂，国人皆曰可杀
汪在离渝出走的初期，尚有部份不明内情的人表示讶异并寄予同情。待到他发表了「艳
电」及「举一个例」的文章之后，这才恍然大悟，确知他是在做通敌卖国的勾当了。而他在
香港的「南华日报」更大肆鼓吹他的和谈主张并且对全面抗战的意义加以否定；同时种种的
汉奸理论也一齐出炉。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汪由上海前往东京，与日本平沼内阁（前首
相近卫文麿已下台）签订了「和约」，这一行动，惹得很多人的愤怒与叹息，我国政府却并
不与重视，唯当时的中央日报把他这一行动喻为「不啻空袭警报中施放信号的汉奸行动」。
更有甚者的是：汪早于四月初就曾建议日本派机轰炸重庆、昆明等各重要城市；并派兵
进攻南昌、长沙、西安、南宁等处，藉以动摇抗战心理，而达到和谈的目的。报章腾载，阅
者发指！无论此项报导之可靠与否，但事实证明日本确已开始这样做了。大家都明白，汪的
叛国行为已越陷越深，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随后汪又秘密派遣他的外甥沈崧到广东，游说广东将领放下武器，停止抗战；并拟建立
「复兴军」及在广州成立新政府等的不法活动，未见收效。乃于八月十二日亲自发表广播演
说，大意是：「劝告广东的抗战将领，不要再作战，他已和日本军方接洽好了，祇要中国军
队不开枪，表示和平诚意，日本军队也就不进攻。这样，由广东推及全国，中日和平便可实
现了。」像这种异想天开，痴人说梦的谬论，也亏他想得到，而又说得出口！全国军民不论
在前方、在后方、在沦陷区，乍听到这项广播演说，初时都怀疑自己的耳朵，等定醒过来，
简直都一齐爆炸了，万万想不到汪精卫竟会如此的天真、疯狂、人头而畜鸣。到此，他甘心
事敌的丑恶面具终于自行揭露无遗，他过去在人心目中所残留的一点点好形象也完全粉碎
了。
上述各节，是在概要说明汪精卫之所以铸成大错的因果。「亡我者我也，我不自，谁能
亡之！」汪某奋斗一生，只因最后一步行错，乃致误己误国，不但将其个人前期革命的光荣
历史，尽付流水，并且留下了千秋骂名。表面上看，似乎是客观时势所促成，然而默察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