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博浪一击 误中副车（一）一个经不起考验的「软性行动」前文──第三章尾节提到：「河内工作」已分别循由海空交通路线，委托专人分批运来
大宗武器弹药；并接奉戴雨农先生电示：「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等情，这
就是说，虽然有武器运来，那只是备而不用的，除非是另有指示。
我们当然是奉命惟谨，那里敢随便乱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重要的还是行动前的侦察
部署，要求能把汪某的生活起居摸清楚；再就是人事的编配与运用，希望所有的工作同志皆
能尽其所长。有关侦察复勘之事，仍责成技有专长的唐英杰去执行，并明白的指示他，无论
多么艰险，必须设法进入汪某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
的姿式，加以窥探才行。在人力分派方面，新近又从昆明调来两位同志，都是干行动的，其
中一位张同志，广东梅县人，印象中，还记得他的面孔宽阔，大眼睛，颇具福相；另一位同
志，我连一点影像都追不回来了，谨向这位同志致歉，不过，我还是想打听打听看。因为我
们的住所已经有了七个人，实在住不下了，所以把他们安顿在另一处所，并将他二人列为预
备人员，由鲁翘和他保持联络。
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下，静候一声令下。
在这里，笔者需要交代明白的是，「备战」只是戴先生代表军统局的一项预先措施，并
不表示中央当局已经作了制裁汪精卫的最后决定。至于说，戴先生在此一历史性行动中，产
生了一些什么作用，笔者则不敢凭空推断。不如写我了解的事情，以遂初衷。
有一段经过，原不打算写出来；已往的几十年里，「河内的故事」说得太多了，可是从
来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现在既然是提供历史资科，那就应该实话实说，如果不说，不仅隐瞒了事实上，这段经
过，也将永远湮没而无闻了。
至于写出来有没有不良的影响，因立场、角度、看法之不同，必将各说各话，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再说，这也是我们「河内工作」的一部份，既然有那么一回事，说来也颇饶趣味，从中
还可以反映出我们当年的科技水准，以及一些不太高明的做法。
自从接奉戴先生来电叫我们做行动前的准备后，余乐醒兄即跃跃欲试，他极力主张用「软
性行动」以达成目的。本来执行制裁工作所采取的手段，率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声武
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其二，是「无声武器」，指的是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这要看
制裁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现在余先生的主张就是后者，这里姑名之为「软性
行动」。其实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又不能明显的表示我的反对，这也是一桩苦于应付的
事。在「北国锄奸」制裁石友三一案中，「天津站」和「北平站」也曾因此受过惨痛的教训，
前后牺牲了好几位同志，结果却都是失败的；再就我的个性而言，也着实不喜欢采取这种近
乎阴损的手段，总觉得没有硬碰硬那么光明正大。虽然是以狙击方式而达成目的，可也无异
是「明正典刑」；如果用这种阴损的手段，即使侥幸成功了，外间亦必猜测纷纭，所予人的
观感又如何呢？更何况它的可靠性因无法掌握而值得怀疑。
事实上，我的反对可以说是多余的，老早就应该想到，戴先生之所以派一个化学博士来，
在他的锦囊中原就有此一计；而余乐醒兄也一再表示，这就是戴光生付托他的最大使命。不
错，不但是上级的意向如此，最近，连应用的药品都运来了。前文不是已经提到：「分由各
路运来大批枪械弹药」这句话吗？也许是笔者没有交代明白，文中所称的「枪械弹药」并不
祗是两样东西，实际上共有四、五样：枪是手枪，械是板斧、利刃和钢锯，弹是子弹，药就
是可以致命的毒药。
在着手进行之前，余乐醒兄和本人详细的交换过一次意见，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的，是有
无此项机会和能否制造这种机会。关于这一点，我们两个一时都提不出具体的方案，只好就
教于那位神秘人物徐先生，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说。殊不料他也非常赞同此一做法，所持的
理由也很单纯，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
麻烦。同时他自告奋勇，愿意替我们觅取适当的机会。
为了集思广益，我又单独的和岑家焯兄就成败关键谈过这件事，他竟长时间的保持沉默
而不置可否，这倒怪了。后来他才说：「我看恐怕是白费心机，因为如果不能得到汪家的内
应，是很难做到好处的；可是要想在汪的家属仆从中找到一个合作人，那又几几乎是不可能
的事。你看呢？」我们的看法很接近，不过，热中此道的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晚上，入寝前，我和鲁翘聊天时，也提到这件事，这可不是交换意见，好象带一点朋友
间倾吐心事的意味。他当然附和我，而且他是个爽朗的人，他主张要干么就干个痛快的。
这件事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几个人之外，其它的同志都不晓得，也没有必要告诉他们。
话再分开来讲，乐醒兄仅长于药物的知识，对于如何才能把药物弄到目标人物的体内，
就需要另外设计输送管道，才能发生作用这一节，他只能处于参赞地位，出点主意而已。实
际上仍有赖于徐先生那方面的推动。乐醒兄为了促进其事的进展，也有意坚定我的信心，曾
不厌其详的说明了由他研制成功的药品，他郑重的说：「已经实验过多次，性能和效果都非
常的好，只要能够使对方吸收，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说着，乐醒兄取出一个纸匣，打开后，里面有三个排列整齐的玻璃瓶上，三瓶一样，都
是无色液体。不过，瓶子上分别贴有A、B、C 三个不同的标识，乐醒兄小心翼翼的打开A
瓶的瓶塞，摇了摇，解择说：「这一瓶装的是主体药物，另两瓶则是配料，用的时侯，要看
目的物之不同，视情况差别随意调配剂量之重轻。这种液体，无色无嗅，也有沉淀物质，可
不能凑近鼻子去闻，那也会中毒。这种东西如果注射到体内，一滴滴就可以马上致命，羼在
食物里吞下去，也会很快的因神经麻痹而失去知觉，如不立即施救，将永不苏醒。」说完了
他又很小心的收拾好放回原处。随后他又补充说：「曝光或着热一定会减低药效。」
他说了半天，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因为我既不具备学术性的讨论条件，也不便稍微表
露一点点怀疑；乐醒兄是个开不得玩笑的人，而且自尊心特别强，一句话不妥贴，也都会招
致他的不高兴。此刻，我心里盘算着：乐醒兄很认真，我绝不能敷衍了事，行与不行必须另
外再和徐先生作进一步商量，期待能获得一个圆满的结论。
我一个人单独的去会晤徐先生，他说也正要找我。徐先生迫不及待的告诉我说：「有一
个送面包的，不知道能不能加以利用。」我请徐先生详细的说下去。
「这个送面包的是本地人，每天早晨替面包房为订户送面包。那一家都可以订，如果我
们要订，只要在市区以内，当然也可以叫他按日送来。如果需要每天送两次，我想他一定更
欢迎。
「这倒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是汪公馆也订了一份，这一层你们可以去查查看，不会不
确实，如果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动动脑筋，我想应该是用得上的。
「你们如果有意一试，去和曾先生谈谈便可以找到这个送面包的了，因为他家里就订了
一份，已经有很久了。」徐先生这么说。
我道过谢，答应和余先生研究后，再去和曾先生接头。
我把徐先生的话转告乐醒兄，他想了想，要求我与之合作，先作个试验。在未着手试
验以前，我不得不就我所想到的提出了几项必须有确切答案的问题：
一、我们自己既然不会烘面包，如何才能把液体的东西，羼和到面包里去？
这就是我们非要作一次试验不可的唯一理由。
二、怎样才能把带药的面包，通过送面包的那个人，送到汪家去？
乐醒兄的意思，顶好是「掉包」，如果掉包不成，可以对送面包的人进行收买。
我认为这有待斟酌，因为没有十分把握可以保证把带药的面包送到汪家去，万一送错
了人家，不但害人，甚且败事，那可就糟了。如果收买，希望不大，事后必有线索可寻，俗
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应预先作好准备才行。
三、即使把有药的面包一如往常的送到了汪家，又怎能确定是汪某一人独享？若是夫
妻二人共餐，多除掉一个陈璧君，并不为过，万一全家包括亲属佣工在内，那岂不是累及无
辜？
乐醒兄对于这一层，看样子大有顾不了许多的意念，可是他却说不出口。
这些个问题，无论怎么样研究，也得不到答案，既然得不到答案，那算什么计划？基
本上就难以成立。可是乐醒兄仍然主张无妨先弄个面包试试看。
四、当然也想到过，为什么不从烘面包师傅那里着手？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曾反复的
作了许多假定，都不成，除非是自己炮制，绝不可假手于人。
说真话，我始终对于这种做法不大热心，而事实上既拗不过乐醒兄，也只好姑且一试了。
为了定面包的事，我依照徐先生的话去找曾先生，他说：「徐先生已经交代过了，这家
面包店就在附近，顶好是直接到他们那边去定，告诉他们按时送到指定的地点就可以了。」
曾光生说得对，这样一来，免得以后会有牵涉。
洽定面包的事，我委托魏春风去办，他拿回来大大小小好几种，有长方形的枕头面包，
俄国式的小型餐包，有两头尖的也有编成麻花的。我不是吃面包长大的，究竟那一种可供吃
早餐之用，我不懂，据乐醒和春风他们说，多半是方形的那一种，可是也看各人的喜欢。这
一点先不去管它，等做过试验再说，反正很容易确定汪家定的是那一种。
由乐醒兄主持试验，我从旁协助，没有让魏春风参加，像这类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们的试验，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郑重，可也不是在开玩笑，介乎这两者之间也就是了。我
们两人是躲在洗澡间里进行的。首先，乐醒兄取出一瓶药水摆在小茶几上，随后又拿来一套
注射器，他把那个方形的面包整个的放在茶几上，我蹲在地上双手按稳那个面包以防止移动，
他从小瓶里抽出约莫半个CC 的药水，很小心的慢慢的注射到面包里去，旋又拔出针头再注
射到另一个部位。然后，他摇了摇头，好象在说，不行！
乐醒兄把那个面包拿到客听里去了，他说：「等一下我们再切开来看看有没有变化。」
我好奇的问乐醒兄：「我来再试试那个两头尖的面包好不好？」他说：「可要小心，千万
不能溅到身上，以防发生意外。」于是我也用他刚才用过的注射器，从小瓶里抽出一点点药
水，倒转来看了看，比他抽出来的又少了一半，正待注射到面包里的时候，不料想我的手法
不及他的熟练，也许是这个面包烘得老了一点，表皮过硬；若不然就是针头偏了而滑开了；
这一针下去，不但没有把药水打进去，却反射了回来，不知道是真的溅到脸上，选是心理上
的一种错觉，这可把我吓坏了，马上丢掉了那个针管，连忙扭开水龙头，弯下腰去，闭上眼
睛，用莲蓬头一阵猛冲，又暗自用牙齿咬了咬舌头，依然有痛觉，这才定下心来。回头一看，
乐醒兄已经站在洗澡房的门口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了，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说什么，假装若没
有发生刚才那件事一样。不过，我心里还在嘀咕着，是不是等一下还会发作起来？
乐醒兄招呼我到客厅裹去检视适才经过注射的那个面包，他先是随手把面包掰下一小
块，用扩大镜仔细观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然后再拿切面包的刀子切了两三片，再一片一
斤的看过去，看到第三片时，不对了，肉眼就可以发现在面包瓤里有淡黄色的斑点，其接触
注入药水那一部分，甚且结成了黄豆大小的块状，无须抚摸，也会知道近乎硬化了；乐醒兄
又从面包的另一端切下几片来，大致上也和那一端看过的一样。至此，他显出一副失望的神
情，对我不住的摇头，这表示：不成，像这种面包怎样能够令人安心的吃下去！头一关都通
不过，其后的那些设想，也只有作废了。
乐醒兄仍不死心，他还要再试一次，照他的想法，如果把注射进去的剂量减少，并将注
射的部位平均增多，就可以相对的不产生刚才那种现象。我对于乐醒兄的工作精神，当然敬
重，可是关于以药为主的「软性行动」，却早已兴趣索然，实在提不起劲道。试想，即便照
他的设计再试一遍，不仅在安排上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扎了几十针的面包，又将
成为什么样子，难道说人家就一点看不出来吗？
我们二人经一番研讨后，这才共同认为不可而予以放弃。
接着，乐醒兄又提出另外一个办法，他问我有没有时间，以便他对于第二做法作个演示
文稿，我不能表示不要听，可是心里真有点不耐烦。
他又从一个包扎过的小匣子里，取出一件金属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个东西，
体积不大，成圆筒状，握在手心里，稍微露出一点点，手掌大的人可以一把抓起来，两头不
露，变成一个大拳头；上面有盖头，旋转开，又有一层扣紧的复盖，再把它掀掉，顶端有许
多小孔，类似装胡椒粉的小瓶瓶那种样子，可不是把胡椒粉洒在汤里那种用法。乐醒兄手里
摆弄着小瓶子，一方面解释给我听，他说：「这也是液体，有极大的挥发性，遇热，它的挥
发性越大，吸入人体，可由休克导致死亡；如果放置在洗澡房里，而又是洗热水澡，挥发就
特别快，那就更见效果。」
不待乐醒兄说下去，我已经猜透他的构想了，他是要把这件东西摆在汪家的洗澡间里，
等到汪某洗个热水澡，那就从此出不来了。而乐醒兄在我的神色中，也看出几分，他却抢先
把我所疑虑的难题加以道破，乐醒兄说：「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如何才能把这个东西摆到他
们的洗澡房里，应该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也有个腹案，只要你同意，我
先去试探一下，结果如何，我们再作决定好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当时并没有下文。过了两年多，到了三十年十一月间，当陈璧君在上
海提审我的时侯，她却提出：「你们在我的浴室里摆了一个小罐子，那是干什么的？」她这
一问，竟把我问的怔住了。
这是「后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预定在「英雄无名第三部」中再详细的写。
（二）终于下达了霹雳震惊的「制裁令」
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凌晨二时许，是一个关键性的重要时刻。
戴雨农先生自重庆打电报来，是方炳西兄在半夜里亲自送到我住所来的。电报的保密等
级虽标明「亲译」字样，因为密电本子就放在炳西兄处，而且我早已授权请他代译，所以他
给我的只是一张明文的小纸条罢了。
不要小看了这张小纸条，在我们的工作来说，却载有千钧重量，这就是未曾加盖印信的
「制裁令」！
「制裁令」的原文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意是：「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就只这
短短的十几个字，却包涵了三段主要的内容：「着即」表示时间，也就是「从现在起」，「对
汪逆」是指示「工作目标」，「予以严厉制裁」就是「给以最重的处分──死刑」。这是戴先
生在对汪精术的称谓上，第一次用「逆」字，在含义中已确定了他的「叛乱罪」。而「河内
工作」到此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我们奉调来到河内的工作同志，在工作性能上，原就偏重于「硬性行动」，从这一点可
以看得出，戴先生在人事调度中，应该是早有用心的了。不过，他仅仅是一个工作部门，或
者说特务工作部门中的一个单位，对于这么重大、这么紧要的事，当然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至于全部的过程如何？作为一个实地工作的笔者，知道的可就更有限了，充其量也只有在实
际体会中，了解一小部而已。前文交代得很清楚，开头的任务祇限于监视汪某的行动和侦察
汪某的活动，这段时间差不多历经四、五十天之久，到了三月初旬，才接奉戴先生指示，令
我们作制裁汪某的准备，并切嘱在未接到「制裁令」之前，不可轻举妄动。沿着这条轨迹回
朔往事，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初，原本希望汪某能够悬崖勒马，改变初衷，接受劝告，
即作欧洲之行；这和过去几次的闹别扭一样，等到事过境迁，将来还有共谋国事的机会。所
以中央方面才多次的派员到河内，并携带护照、旅费等，以冀汪某早日成行；从资料中显示，
汪某对来人虽借题发了一顿牢骚，且未作肯定答复，但却留下了（不是收下）护照和旅费，
也就是没有断然拒绝。关于这一点，笔者会接到数次来电查证，并特别注意汪某的动态，这
一点，正可以反映出重庆方而的确是非常重视他的行止。此刻，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和汪某之
间的关系正处于低潮，而日本新任的平沼内阁甚至有故意冷淡汪某的做作，这么一来，汪某
有些彷徨了，据了解，他确是一度有意离开河内，取道西贡，转往法国，可是却被其妻陈璧
君否决了。那么是不是因为不肯离去而就动了杀机呢？事实上并非如此单纯，其中几点主要
的原因，等我们把「内工作」告一段落后，再提出来作一个全盘的检讨。
于是，我拟了一则简单的覆电，意思是：「X 电奉悉，遵即积极进行」，随即交给炳西兄，
请他带回去发了。同时先召集我们住在一起的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
陈步云六同志，传阅刚收到的那一纸电令。大家看过，我示意鲁翘随手就把它焚毁了，然后
坐下来会商工作大计。这里用「会商」二字，只能当作谦逊之词，实际上是由我一人当众宣
布个人的决定，而在场的六位同志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于连一句作为补充的话都没
有。
再说「制裁令下」，在我们的心目中，这原本是一件迟早会来临的事，一点也不意外，
大可以轻轻松松的予以处理；而工作的本身，也并不见得怎么艰难，又何况前前后后来了那
么多的人。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好象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窒息着每一个人的心头。或许是我的
态度太严肃了吧？也许是这次的任务太重大了吧？一时之间，竟把满屋子的气氛弄得又僵又
冷！
当时我所宣布的事项，是这样的：
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住所为攻击目标；
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脱去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
鉴声同志协助；
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溥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行
列；
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同志
指定；
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
其它有关细节，责由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再与各同志作更具体的规定；
出发的时间，自即刻起，请各同志在战备状态下，听候通知。
此外，我们还有两位新来的同志，并不在场，在部署中，因人力已足敷支配，所以列为
预备人员，暂时不予通告。
待我宣布完了，再一次征询各同志意见时，只有鲁翘说了一句：「我们大家听你的！」此
外，其它的人都没有什么表示。看天色，已是蒙蒙亮了。
我嘱咐他们各自休息，养养精神，作些个人准备，千万不要走开，免得临时找不到人。
于是再去余乐醒、岑家焯二兄的住处，传达上级的指示，并征询他二人的意见。
家焯兄一向深沉，此刻他却很明朗的表示道：「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你不必客气，
尽管分配我的工作好了。」这倒成了难题，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回答他，因为
有关出动的事，我已经有了安排，如果说请他来指挥吧，也不很得体，或许会惹出误会来。
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事实上有其必要的「第二线部署」问题，这么一来，乐醒兄的任务也就
顺理成章跟着有了着落了。
于是我请乐醒、家焯二兄坐拢来，诚恳的提出来我的想法：
首先，我把已经决定了的「硬性行动」工作部署作了一个说明，也希望不再有所改变；
可是并不能保证此一计划一定成功，如果有失，我个人或许不能继续负责指挥，届时，家焯、
乐醒二兄仍可重整现有的实力，再接再励的去完成上级所交赋的任务。我的构想有以下几点：
请家焯、乐醒二兄共同主持，如果必须指定一人负责，当由戴先生作最后决定；
仍希方炳西同志主管事务性的工作，并兼理通信业务；
请通过方炳西之介，与曹师昂、谭天堑二同志取得联系；
容即将新近抵达河内，尚未分配工作之预备行动员张姓二人，交由家焯兄指挥；
所有备用之经费以及枪械弹药等，请家焯、乐醒二兄径与炳西兄接洽；
戴先生交联之特殊人物徐先生，也可以透过炳西兄的转介，继续保持联络，惟徐先生本
人是否同意，则无妨先请炳西兄与之一洽；
至于运用的工作关系曾先生和魏春风等，将来是否仍可发生作用，此刻只能暂作保留；
当此番行动过后，其能安全撤退而尚未暴露身份者，统请家焯、乐醒二兄联系，另请分
配工作。
他们二位听完我的计划与决定后，均未置可否，这也难怪，要作怎样的表示才算恰如其
分呢？而事实上，无论演变到何种程度，上级必定会有指示，任凭是谁，当然不敢擅作主张。
我临去之前关照家焯、乐醒二兄，采取行动的日期，须待和那位徐先生交换意见后，才
能决定，依我个人的预定，就在这三两天之内。请有个心理准备。
我又去找方炳西兄，把我刚才对岑、余二兄所作的交代，再复述了一遍，以为参照。然
后邀炳西兄陪我一同去会晤徐先生。我们的「河内工作」，仰仗徐先生的地方实在太多，即
将发生的事情，原无事先通知他的必要，可是事后的影响，则多半须由他承受，所以无论在
情理上或道义上以及时机的掌握上，我个人认为都应该向他说明一下才得心安。
徐先生并不觉得突然，因为他从各路派来的人员，海空运送的武器等迹象看来，早已料
到会有此一着。就此他也表示了他个人的一点见解，他说：「如果以为国除害的法律观点来
说，这当然是无可如何中的一种制裁方式；若是牵涉到政治纠纷上去，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
的解决方法。」徐先生固然说得不错，可是我还要加重语气肯定的说：「汪的事情，绝不是一
个单纯的政治上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国法的问题，很明显的，他是在两国交战状态中，背
叛了自己的国家，而通敌谋和！」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谈的重点，只不过是话引话的再重复表明我们的立场罢了。于
是我们把话题转入了正题。徐先生希望我们做得干净俐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招惹许多使
他难以应付的麻烦，其它的都无所谓。我的愿望也一如徐先生所想的，当尽其可能使我们能
做得称心如意。
我告诉徐先生：「上级既然下达了制裁令，我已经大致决定就在这两三天之内采取行动，
在时间上不知道适当不适当，徐先生如有什么指教的地方，请明白见告，都可以商量。」徐
先生说：「没有什么了，自然是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
该招呼的都招呼到了，辞过徐先生，我偕同炳西兄又分别的到曹师昂、谭天堑二兄处坐
了一会，意思也在关照一声，虽然对他们都不曾明说，但却作了一些暗示，谭天堑兄木木的，
似乎有解不开的愁结，想是未解其中意；曹师昂兄原就负有类同的使命，所以一点就透，他
主动的表示，希望我分配适当的工作，由他担承，尤其是他的法国籍太太，早就答应不避任
何艰险很愿意尽一分心出一分力了。我深为感动，惟无此腹案，只有请他容我多想想，如确
有借重之处，然后再回复他。
我和炳西兄分了手，单独回到住处，立即召集鲁翘、鉴声、逢义三人，商定出动的日期、
时间以及几点主要的原则，结果决定了以下三点：
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前，再作最后一次的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另由魏春风等从当地
警探方面复勘，俾可两相印证。
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所了解者无重大变动，则择于三月二十二日夜间十一时出动执行，除
非情势有异，不再更改；
进入汪寓后之一切行动，统由鲁翘指挥、鉴声辅助而继之，并以鲁翘为主，执行制裁任
务。
我们商量定了之后，请张逢义去把唐英杰找来，可是他不在家，问鲁翘，也回说没有来
讲过，又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
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
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我把刚才商定的事，通知了他，要求他今天晚上再出动一次，
前去侦察汪家的动静，特别注意汪某的起居所在是否已有移动。我又谆谆的请他多多辛苦，
做得切切实实，顶好是选一个有掩蔽的位置，尽可能的停留的久些，静静的观察究竟才好。
唐英杰点了一点头表示接受，转身便走了，他说要好好的去睡一觉。
随着，我指派张逢义去陪他，有机会开导开导他不必呕气，同时嘱咐张逢义晚上也跟他
一块去，作为巡守掩护。
三月十九日这一天过得特别长，因心神不安，又惦着唐英杰的侦察结果，一夜都没有睡
稳。拂晓前，英杰和逢义二人悄悄的回来了，他们原打算等我起床之后再提出报告的，一看
我正从寝室里走出来，也就用不着再等了。英杰说：「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
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
就住在三楼。」我一边听取唐英杰的报告；一边观看张逢义的眼色，他并没有什糜特异的表
情，类如：微微的一笑，眨一眨眼睛等等。这样，证明唐英杰的报告属实，更使我放心不少。
并非是我不信任同志，像这么重要事，相信唐英杰他也不敢因偷懒而撒谎，只因过去他有几
段不切实的往事，不得不多加一分小心。
唐英杰去睡了，张逢义也准备去休息，我再盯着张逢义看了一眼，他没有反应，也就是
他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了。
于是，我肯定了汪某就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三楼的那间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即将行
动的最后指针！
（三）错过了一次可以下手的好机会
第二天，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早晨，大约九点半光景，我
正和鲁翘、鉴声三个人在饭桌上研商唐英杰的侦察报告时，魏春风一个人从外面跑来告诉我
说：「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模样，还不知道要到那里去？」相隔不到一两分钟，
徐先生也打电话通知称：「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
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以上两则消息虽出自不同来源，但却相当脗合，以
此为据再略加推断，几乎可以判定汪某全家就要离开河内了。不过，其中仍有令人费解之处，
想打叻这个地方，是夏天游憩的去处，离河内有好几个小时的行程，现在只是初春天气，到
那里去干什么？而打叻又在河内到西贡的半程，是否就此不回来了呢？是不是走漏了风声而
惊动了他？
因为时间急迫，事实上已来不及查证，必须立即有所决定，马上采取应行的步骤才是正
理，可是我不免有些踌躇了，倒不是怀疑消息的本身可靠与否，而是在这种突发的预计以外
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我不再和他们商量，沉默了一下，也思索了一回，好象是发了一会子呆，于是作了以下
的决定：
请王鲁翘、余鉴声分头传达，立刻召集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各同志，各自
扬带武器备件，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责由魏春风回去联系当地运用人员，在不露痕迹的要求下，守候在汪寓附近，无论发现
任何举动，务必火速电话传讯。
电话通知方炳西，立即前去伴住徐先生，请他设法利用他与河内警政当局的私人关系，
随时了解汪某的动态见告。
之后，又和鲁翘到门外去检查过那部两个门的福特小轿车，加足了油料，试了试引擎。
趁着检查车子这点空余时间，又和鲁翘两个人，就即将面临的许多问题，作了些个假定，我
记得曾经和鲁翘说：「以后的事，那就全看你的了。」
上午十时过后不久，魏春风从外面打电话回来，他不改老习惯仍然慢条斯理的说：「有
两部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家大门口开走，我如果判断的不错，看样子是朝红河大桥那个方
向驶去。」接着他又说：「看见了，有很多人，他们两夫妇都在内。」可以意会，他是一面打
电话，一面正严密监视着对方的动态，而随口报告。
这一通电话刚巧是我自己接听的，时间上不容许多问，我当时的反应，在直觉中只有一
个「追」字，于是我大声发令，招呼他们携带武器，立刻一起上车。车子小，连我在内一共
坐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特大的和两个头号的大块头，虽然分为前三后四，还是挤得满满的，
路人见了，实在显得很不寻常。
如果遇见警察拦住盘诘怎么办？这是事后才想到的问题，在当时，根本顾不到会发生这
种事。
笔者驾车，紧贴着我左首的是鲁翘，外侧靠若车门的，是身材高大的陈邦国，逢义、鉴
声、英杰、步云在后座，逢义、鉴声二人粗壮，取仰卧姿势，背部倚在后垫上；英杰、步云
二人较为矮小，头部前倾，与其说是坐着，倒不如说是半蹲半跨在逢义、鉴声二人的腿上。
我知道驶向红河大桥途径，因为这是一个最显著的目标，在当地太有名气了，可惜的是平常
没想到走过去看看。
行进中，在车上，大家都没有说话，也许是我一个人沉默的缘故，而他们都不愿意开口。
相信，此时此刻，无论多么沉着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主要的并不在于畏难，应
该是未知数的一种悬宕。就连我这个指挥者在内，除了追综之外，究竟准备怎么样，一定要
等到追上了之后，才能有所决定，目前，「假想」而已，那又说什么才好呢？
车抵红河大桥桥头，偏又遇上正在整修桥面，所有来往的车辆，只能单线通行，还好，
我们这部车刚刚赶上绿灯。车辆排列成行，大家首尾衔接缓缓前进。管理交通的人员，的确
注视了我们好几眼，幸好没有什么表示。过一个桥就耗时十来分钟，真是急死人了。驶过桥
面，这一边的引道略有弯曲，待驶入直线，加大油门，连越数车，飞驰前进。
走了一程，遥遥望去，相距约有八、九百公尺处，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停在路边一块空
地上，虽然看不大清楚，由于正好是两辆大轿车，莫非这就是汪家的一行人吗？
又往前推进了大约四、五百公尺，第一个念头是先把车子放慢，找一处可以停车的地方，
也好在较近的距离内，便于观察而利于判断。于是就在相距前车约三百公尺处停了下来。我
叮嘱车上的同志们，暂时不要下车走动，以免引起对方注意。
这一天，晴空万里，能见度很高，看到路边的那两辆汽车，都是车头对正路面，并排停
在那里不动。这倒容易理解，不外乎取共进退自如、左右两便，但是车里到底坐了些什么人，
可就看不出来了。
再定下神来望过去，只有看得见的一辆车子前座上，有个人露出一只手臂，后座的窗玻
璃并没有摇下，而且又有太阳光的反射，实在看不到什么了。
时间稍纵即逝，情况依然不明，心情之焦燥，可想而知。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又是各有
主张，却不知道听谁的才好。照陈邦国的说法，那两辆车上一定是那个家伙，应该马上冲上
前去，拔枪就打，干完了再说。余鉴声拍着陈邦国的肩膀，呼他不能胡来，他接着又对我说：
「还是判明车子上究竟是些什么人，再决定下一个步骤，才比较妥当。」我觉得颇有道理，
正待发动引擎把车子开过去之际，坐在后排那位从不发言的陈步云却说了话，他说：「我们
要当心对方车子上有保护他们的安南警探呵！」对，他这么一说，真的提醒了我，无论是出
于主动或被动，事实上都是有此可能的，这可不得不小心，万一对当地的警察作出伤害，不
但事情弄砸了，还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此刻，已无暇多事讨论，我一踩油门，朝着还停
在那里的两辆车，开了过去，决意从他们面前擦过，乘机切切实实的看个明白。
当时，车行的速度失之太快了，我要把住方向盘，不便扭头去看，可是嘴里提示着他们
「注意，看清楚」。
看是看到了，因为一瞬间的扫瞄，有如浮光掠影，实在不够清楚，不过，我们想要知道
的，已经有了大半，那就是：两部汽车上包括司机在内共有九个或十个人，其中只认得三个，
除汪精卫、陈璧君两夫妇外，还有一个曾仲鸣，其余的就一概不认识了。至于那几个是随从
的侍卫？有没有保护他的当地便衣警探，当然不是光凭看一眼就可以判定的，可是鲁翘、鉴
声他们几个人，却都异口同声的说：「那几个人不像似警探……」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我们
的车已越过数十公尺，有人回头一看，停在那里的两部车，已开始移动，忽又听邦国大叫：
「赶快掉头，他们跑了。」我紧急煞车，待掉转车头时，眼看看前车已飞驰而去！
听不清楚是谁，正在迫不及待的喊「追」，巧得很，此刻，我心里所想的，也正是「追」；
我已有意追到有效的距离时，即下令射击！
他们的车，分列前后，载汪的居前，另一部车随后，速度比我们的更快，以目测距，当
在两百公尺开外，而且还在越拉越长中。我约摸估计，这并不大要紧，一俟到了桥头，前车
总会慢下来的，虽不一定头尾相接的碰在一起，可也不致于相距太远，届时就可以看得更真
切了。想到这里，我自己在酌量：如果在桥边有机会，要不要动手呢？不行，前后都是车，
无法脱离现场；那么在桥上呢？更坏，除束手就擒外，将无一侥悻；最好的选择，是过了桥
之后……。这时，后面有喇叭声，一部车超越而过，看意思，它还想再超前车，可是左摆右
摆，都无隙可乘，怎么样也过不去，结果夹在中间，却碍了我们的事。
一霎间，己经到了桥边，料不到巧事连连，若不然就是机运太差，眼看着汪某他们两部
车刚刚通过，轮到前一部的时侯，灯光一闪，变成红色，遇到这种情形，急不得、恼不得，
除了耐着性子等下去之外，难道还能飞越红河桥不成？大家都在沉默中，大个子陈邦国又发
话了，他说：「我说冲上去就干该多省事，这不是找麻烦吗？」对啊，顾虑多，又犹豫，全
都是偾事的。不过，现在不是检讨得失的时侯，虽然已经失去机先，但是不能就此认输，还
得找机会再来，才是正理。
换了绿灯，前车开的飞快，因桥面崎岖不平，从后面望去，好象在跳跳蹦蹦；我们的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