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
校同学，作个别谈话。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
我面对面的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的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
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
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烱烱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残、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
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的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它性
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
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
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看仪表、听听谈吐，在观察中作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
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
排名最后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酆悌兼主任，
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事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
址，因陋就简的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
板櫈，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杉短褂就行了。
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
迟到或早退，并不曾受到干涉，可以说学校当局给予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
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
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
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
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
有，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作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
「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
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
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
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群「开
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不要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
触的声响。
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摆整挤。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
精神讲话。
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
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
出丑，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
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那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
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六月间。
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
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予
以「注记」。
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
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那里去了。自己仔细想想，可能因为保密的关系，
自动毁掉的成份居多。
我们十四个人，以我的年纪最小，期别也最低；其中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们是韩
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徐会之和刘季文；第二期的两位哥张炎元、曹勖；第三期
的没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笔者
本人。
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是按期别低发给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
十元，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实，那个时候的四十元，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
话，应该是很够用了。
他们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们几个单身汉，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两个人分配到
一间房，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
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受训到第四个月，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都结业离校了，都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广
东人，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又
名尚英。
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
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
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
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
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
迄今不明。在无可如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
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
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
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
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的向我伸出
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
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词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
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
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的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
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
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
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
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
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
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
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的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
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的嗯了一声就算了。
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的问我：「恭澍
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
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我只不过纔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
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
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
戴雨农郑重其事的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
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
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
傍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
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
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约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
也缩短了。
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
时间也不充份，一转他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
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
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
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
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
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托
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
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
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
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
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
回来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
弯弯曲曲的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
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
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
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
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
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
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
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
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
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合得非常热闹。我
之所似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
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份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个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
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赋我任务。我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据一般记载，在二十年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
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
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
戴雨农于三十五年三月十七届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并举行，
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
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
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
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
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
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
积极活动。」
于此可见，戴雨农此刻负有「联络」任务，自是无疑；不过，所谓的「联络组」，可能
不是正式编组，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
至于说：于二十年十二月，就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地建立组
织，积极活动」一节，也不尽然，别的地区不敢说，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
十一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这是一个证明，编写历史性的文字，实在是大不易呵。
戴雨农之「特务处」，也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在「力行社」高级干部中的期别、地位，
都比不上别人，此一重任，怎么会交付给他呢？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
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
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请求辞
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
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
就有过一段成绩卓著的工作经历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它著述中，所提到的
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
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
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
早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
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
角。
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雇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
京，意图行剌，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借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
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
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已，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
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鬪争性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
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
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二 吸
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
话，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扯开话题，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
育，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他所说的反而此我回答的多，我反复寻思，实在摸不清
楚他的用意何在。
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留话给我，说是过几天还有人和我再谈一次。
此人走后，我越想越不是味道，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的回答他的
问题？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
过了两天，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我们会过面，只是很少来往
罢了。他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的说：「现在，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可以说
是大时代中的产物，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基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
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牺牲个人利益，用钢铁的意志，有严明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
在校长英明领导之下，共同开创新局。」
他问我：「像这样的组织。愿不愿意参加？」我心里的话：「我本就想纠合同志，搞这么
一个组织，可是我人微言轻，根本不够条件，何况我也不敢公开倡议。」我正想到这里，他
又逼问一句：「是否还有什么考虑？」于是，我这才提出反问：「前几天和我谈话的那位潘同
志，是否就是这个组织派来的？」易同学告诉我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吸收同志的一项手
续，也可以解释为必经的过程。不过，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访问，很容易使对方莫名其妙，甚
至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似乎应该加以改善。」
谈到最后，我天真的问他：「为什么会遴选到我？」他笑看回答说：「想是有人推介吧！」
我又问：「能告诉我是谁吗？」他却笑而不答，在他临去之前，曾暗示我，这一关又通过了。
是否填写过许多种表格，以及办过些什么手续，或是他们和我谈话的记录就代替了这些
手续，都已记不清楚了。过了没有几天，我接获通知，知道确已被「吸收」为「革命军人同
志会」的同志了。在当时的感受上，觉得能够成为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一员，自然免不了有
一份心理上的骄傲，因为我已经是革命阵营中的中坚份子。
其时乃至稍后，我绝不知道在「革命军人同志会」之上，还有一个核心组织──「三民
主义力行社」；只了解到除了简称为「军会」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之外，还有一个与「军
会」平行的姊妹组织，简称为「青会」的「革命青年同志会」而已。质言之，我被「吸收」
进入第二层，仍然是核心的「外围」。
入会后不久，大概也只有三、五天光景，就被戴雨农「征召」接受特工训练去了，所以
并没有参加过「军会」的组织活动──类如小组会议等。
最令人不解的，受特工训练长达六个月之久，而「军会」方面，一次都不曾和我接触过。
我不懂，难道这个「训练班」和那个「革命团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照说，虽然性质不同，
可是总应该有个连系才对。谁料得到此中还大有奥妙，这一点以后将在事实经过中作交代。
六十八年，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记载：「力行社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有『情报人
员训练班』，戴笠为主任，成立于二十一年三月底，学员皆考选自军校各期毕业生，及其它
其有情报性能之各界人士。针对力行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
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
此文，系「力行社」高级干部所撰述，可证明一点，那就是「力行社」暨其外围组织「革
命军人同志会」与「特务工作训练机构」之间，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或主从关系。或者说，这
个「训练班」是「力行社」办的。
惟该文中提到情报训练班的各点内容，与我亲身所经历的实际情形，仍有很大的出入。
这也难说，因为一线之隔，也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其不同之处，以下也将一一说明。
在二十一年那个时候，我虽系「军会」同志，但我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此外，
半是传言，半属猜想，那都不能算数。其最大的意外，是绝想不到戴雨农在这个组织中，会
有这么高的地位。
下面这一大段，写应征召、受训练的详细经过：
二十一年五月间，戴雨农找我，他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似乎早已肯定我非答应他的
要求不可了。他不作说明，也不加解释，要求我在第四、五、六、七期军校同学中，物色三
十名同学，接受为期不算太长的特别训练。此外，他提示给我的备注事项是：最好能在一周
之内，提供一份附有简单人事资料的名单，给他备用。
只有三天，我就在三道高井、明瓦廊环绕着「军校毕业生调查课」这一带的小旅馆里，
征求到三十位同学的同意。其中有穷根究柢的。有不求甚解的，也有半信半疑的，因为他们
估不透我会有这种关系，或者说不完全相信真有这回事。不过，大多数都觉得这倒是很新鲜。
戴雨农先生未加考虑的就照单全收了。总数是三十名，连我也包括在内。
训练班的地址，就在三道高井军校毕业坐调查课的后进，出入必经三道高井的大门。该
一班址，面积不大，有一些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一片高低不平的院落，辟为操场之用。在
朝南的一堵边墙上，新开了一个小窄门。说它是个门，实在像个洞，仅容得矮小者一人低头
通过而已。窄门以外，是一条只有数尺宽的小巷子，运人力车都不能走。
小巷子那边，相对又是一堵高墙，墙里面才是「洪公祠」。后来，军统局记录中的「洪
公祠训练班」，源出于此。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全衔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
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显然的正副主任全景挂名差事，
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开课、结业或是领袖莅临时，他们到一到，应卯罢了。
班本部之下，分组或分课，各言其是，我记得是分为三组。郑介民先生主管教务，戴雨
农先生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先生主管训育兼任队长。
这就是我国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因事在草创，只略具雏型而已。不过，全班上下，里
里外外，都充满了神秘气氛。
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
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惟恐暴露身份？想必其中一定有个道理。
还有不可理解的事，那就是「特务警员训练班」旣然由「力行社」所主办，可是从开训
到结业的半年中，校长都莅临多次。却不见「力行社」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人到来。这究竟是
为了什么？实在是耐人寻味。这些人事问题太复杂了，我还不够加以分析的程度。
再说到训练班的设备，光用「简陋」两个字形容，似乎还不够，若再加上「寒伧」，那
就差不多了。我这么说，绝无奚落之意，而是说明开创的艰难，真个是筚路蓝缕。
班本部的办公室，设在两间矮房中，几张高低不等的办公桌上，都铺着一块蓝布。蓝布
倒是新的，虽遮盖了斑驳的桌子面，可掩饰不掉破旧的桌子腿。桌子上摆着几样文具，此外
还有一个响叮当的叫人铃。
房间的门都没有了，门口挂上一幅白门帘，风一吹，不住的在摆动。
办公室斜对面的一排房子，就是学员宿舍。暗暗的，却又有门无窗。屋里的空气，也不
甚流通，再加上黄霉天反潮，好一股冲鼻子的浊气。床分上下铺，薄木板拼成，睡上去就吱
呀作响。翻个身都会吵得四邻不安。被褥、床单是自备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皆有，如果
严格的要求内务整洁，那就难了。
上课的教室就是大礼堂，所有的集会也都在此举行。讲台是木板搭成的，离地有一尺多
高。上面有一张油黑发亮的桌子，算是最惹人注目的新对象了。后面架着一块旧黑板；说它
是黑板，实际是深灰色的，往后，它的颜面还会淡下去。讲台面积不大，顶多也只能站十多
个人，如果摆上椅子坐下来，容得六、七把而已。讲台左右各有一间木板搭的小耳房，作为
储备书籍、讲义以及实验物品之用。同时也是备供教官们略事休息之所。
教室里，整整齐齐摆了十五张长条桌子，排列成三行，两个人共坐一条长板櫈，恰好容
纳三十人。教室、礼堂和集会，多种用途的大厅，光秃秃的什么点缀都没有，只有开学的那
几天，在周围的增壁上贴上了些个花花绿绿的标语。标语内容，也没有突出的词句，至于后
来戴雨农先生亲撰的「领袖耳目」、「兄弟手足」那一联，此时还没有。
饭厅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七、八张方桌，四返摆着长板櫈。每日三餐，照例早上馒头、
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饭。规定六个人一桌，供给四菜一汤。教职员一齐用膳，伙食完全一样。
说到伙食的好坏，裹腹而已，可是从来都没人计较过。
盥洗沐浴，设在饭厅旁边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露天，一无遮盖，前后几扇木板，聊
作掩体。搪瓷脸盆大木桶，可任意取水冲洗。水沟排水声潺潺，又何尝不是一景？
最不好受的日子，是夏日里燠热难熬，盼着下场雨吧，可是屋子又漏了。
队长李士珍先生，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
几乎不眠不休的都投入了他的职守。
训练期间，所有的星期例假，一概取消，不但不许外出，就连打一个电话出去都不行。
换句话说，是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关系。所以，在这半年中，除非因课程实习，大家列队出
入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出过那扇像洞似的窄门。
早晚两次集合，都由李士珍队长亲自点名，六个月如一日，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
晚上点名后那一顿训话，既冗又长，实在令人好不耐烦。
我们上课，李队长差不多每一堂都陪着一齐进教室，一直等到教官开讲后，他才离开，
可是转眼之间，发现他又站在那里了。同学们有点嫌他啰嗦，大体上都还对他尊敬，而事实
上，他也的确是个好队长。
李士珍先生也是军校同学，在日本学过「高等警察」，在班上，他也兼了一门课，就叫
「高等警察」，看上去是属于天赋不怎么样，而力争上游的那种典型。
我和李士珍先生于此别后，迄今四十多年再也没有遇见过。都说李先生在警察方面颇有
建树；又传闻在某一时期，还和戴雨农先生互争过警察领导权，不知可有其事。我想，就是
有，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了。
开学的日期，据「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的记载是二十一年六月，照我个人的记忆是五月，
也许是我记错了。
开学典礼，有简单庄重的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校校长，我们的领袖蒋公亲临监
誓。陪侍领袖步入礼堂的，不是班主任申听禅，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盘，更不见「三民主义力
行社」的书记或常干，都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
进入礼堂的只有领袖和戴笠，其它的人军服便装都有，皆止步于门外，这倒是比较少见
的场面。
预先，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领袖举左手引导宣读，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
一遍，读毕，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当场就引火焚化了。全场肃穆无声。
领袖训话，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做一个无名英雄。
宣誓过后，正式上棵。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
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那些课目？需要那些教
材？到那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
拿不出好办法来。
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
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
的。试想，那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的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
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资料」而已。
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
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
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们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
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
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返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视他
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象是「棉湖之役」。
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那一位了。
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
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
爆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爆破
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
射击──包括各式枪枝的分解与装配。实弹射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
存着好玩的心里，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
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做「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
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
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药性，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
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
属于学术性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著，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
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
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
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
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
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
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三脚猫、四不像而已。
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
武装斗争与羣众暴动──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鬪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
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日渐式
微，有点了解就够了。
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
来还算新鲜。
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
他所问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
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
上来了。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郡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
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
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可惜许多只课说程太专门，不要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
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
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
总之，一般同学的心理，并不在于学本领，大家都盼望看早日一试身手。三 负有秘密
任务的领班人
应征召参加训练，受委托物色同学，因是之故，我就成为当然的「领班」了。领班的意
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
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
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
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
切切实实的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
一切该当注意约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的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它同学知道。当
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
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戴先生所指的「紧要事故」不明白是那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
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
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
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
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为调查报告。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
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