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工作」因认错了行动目标，误击曾仲鸣而告失败，事态发展至此，的确是糟透了。
常言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句话用在这里，那就是：成功了呢，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彻底铲除了一条祸根；失败了，则养虎遗患，比不做更坏。
坏到什么程度？史实俱在，其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泛了。本文还是接续前情，写我们亲身
经历以及最切实际的那部份。
二十一日竟夜末眠，天亮后，我带着拟好的电稿，预备送到炳西兄那边请他发了。一出
门口，这才发觉我们半夜里在现场附近兜来兜去的那部车子，赫然停在门外，而且连车前灯
都没有关熄。这亏得是当地的督察愔弱无能，只要他们稍为留意一下，岂不就可以按图索骥，
将我们全部逮住，一个都走不掉。想想看，也觉得脸红。
从炳西兄那里得知，三名被捕的人，他们的名字是：袁伯勋、孙亚东、杨卫河，而我们
没有回来报到的是：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当然我地想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护照，究竟
护照上用的是什么名字，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且无论是什么名字，是他们三个人将是毫无疑
义的了。其不能判定的，还分不清楚袁伯勋等三个人到底是谁和谁？
炳西兄告诉我，他已经用他个人的名义发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和我所拟的内容大致相同。
并已要求增加通报次数，以便保持紧密联络。我请炳西兄赶快把我的报告即刻发了，同时请
他先在电话上和徐先生约个时间，想见个面，一则听听进一步的消息，再者谈谈如何为被捕
的人打官司。徐先生回复说，希望体谅他的处境，顶好过一两天再约，有事电话上交谈就可
以了。
这一次和炳西兄见面，使我最为感动而没齿不忘的，是他给予失败者的那份慰藉，可贵
的并不在言词上，是他流露出的一股诚挚的友情，我看得出也感觉得到。我除了惭愧之外，
还能表示些什么呢？
我把车子开到那家常去的修理厂，告诉他们如果不是我来取车，魏先生来也是一样的。
然后叫了一部三轮车去找魏春风。魏不在，再去找阮小姐，也不在，想必是都游锋头去了，
可是为什么不打电话来呢？无奈，只好回去。在路上，也想过，要不要去和余乐醒他们几个
人见个面？又一想，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还是等候上级有了指示，待作下一步决定时再说。
回到住处，步云、英杰在睡觉，鲁翘一个人自斟自饮，他见我回来，却把酒瓶子拿开了。
他把我拉上楼，说是有个主意要和我商量。其实，他不说，我也猜得到，因为他是个永不服
输的人，他认为任务失败，责任未了，必然要再来一回。一经交谈，果然如此，他的意思是：
「我们能干行动的还有五个人，应用的东西全都有，由我一个人进去，说什么也要找到那个
人，只希望其它的同志在外面替我掩护就够了。」我也颇有此意，真是不谋而合，只是一样，
非要对于变动后的新情况有个了解才行，否则那就是蛮干了。
新情况的了解，仍有赖于徐先生的提供，单靠我们本身的实力，是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的。
至于在当地经魏春风之手所吸收的运用关系，在没有和魏取得联系之前，不知道还能不能发
生作用？因为受了上列各项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冷一冷，等一等，这就是形势比人强，不死
心又当如之何？光逞强又有何用？
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七上八下。
我和鲁翘日夕相处，忧患与共，可以说有了交情。我不是在听取他的工作报告；他也不
是向我陈述工作经过，我们俩在私底下「闲聊」时，曾环绕着打错了曾仲鸣这件事，披肝沥
胆的倾谈过，我们都懂得：事情既然没有做成功，再说什么也不会得到谅解与同情；其实，
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我们二人所要追究的，只在怎么会造成这个错误。
笔者的确无意标榜王鲁翘如何了得，可是说什么也得承认他是一个有勇气有经验的行动
工作者，一来因为他已经创下单枪匹马手刃最有名声的「职业杀手」王xx 的记录；再者他
在进入汪家之后，能够从容的在楼下楼上停留了数十分钟之久，这已足可显示他的冷静沉着
了。没有身历其境的人，当然体会不到其中的况味，如果责以「张皇失揩」，未免太苛刻了
些。
我们检讨其导致错误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侦察工作的不移深入，连两幢房子打通了合而
为一都没有搞清楚，其它的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说汪精卫本人是否原住曾仲鸣受伤的这间
屋子，也就是说汪某原本是住在三楼靠右首邻近大街那一间的，后来因故又换了另外的那一
间，因而才得幸免，其真实性究竟如何？鲁翘和我都不敢加以肯定。
由于完全信任唐英杰多次的侦察报告，对于汪某的卧室所在已经是确定了的，因而鲁翘
整个的观念中，也就深深的刻上了这个记号。类此情形，这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原始
律」，也就是第一印象，这是不容怀疑或予改变的。就是受了这个影响，所以鲁翘进入汪家
后，才毫不犹豫的一直奔上三楼；迨至打不开房门，遂又招呼底下的人把斧头传上来；劈开
房门一看，有个人趴在床底下，当然这就是汪某无疑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全部出于直觉，
在意识中乃是既定的，理所当然的，简直连一点别的念头都没有。
谈到细节，鲁翘也有描述，我还留下记忆的是：
当我们尚未进入汪家之前，只知道他们家里有不少的人，至于究竟有多少人？是些什么
人？则「不大清楚」。我们的注意力完全着重于他们的警卫能力，其中包括人员与武器两项，
至于当地的警察是否驻守保护这一层，我们并末考虑在内。
从后门进入之后，只发现有人探头张望，并未遭遇任何抵抗；不过，也不能因为对方没
有抵抗，就确定他们没有武器。根据我们所获知的情报，以及我和鲁翘等的判断，汪家可能
有一两支小型手枪，就在楼下侍从人员的手里，作为警卫之用。那又为什么不还击呢？我和
鲁翘认为是被陈邦国先发的枪声和无从估计的来势给镇压住了，因为我们是有备而来，假如
他们开枪还击的话，必会招致一场力量悬殊的枪战，可以料得到，将会造成更多的死伤。
说实在的，我们也始终不知道汪家的电话装在几楼以及它的位置，事先也没有计划在进
去之后割断电话线路，以防通风报信，这是本案执行中的一大漏洞；也可以说明四十多年前
的行动工作，尚不具现代的科学头脑。那么汪家的人为什么等到人走了之后，才打电话报警
呢？我们的解释是当时被吓住了，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一点也是一个不可解的疑团，那就是从下而上整个一幢房子里的电灯都是亮着的。
这个时候已在午夜，照说已熄灯睡觉，是汪家的人被撞门声以及按着发作的枪声惊醒了而开
的灯呢？还是原来就不曾关灯？我们不知道电源的总开关在什么地方？假如鲁翘他们进去
之后而是一片漆黑的话，那以后的情况也许就不同了。他们会使用手电筒，也可能会随手按
一下墙壁上的开关，但绝不会耽搁时间摸索着去找总电门。在这种场合，使用手电筒是一大
忌，因为照射时会暴露本身的位置，也为对方提示了目标，很容易受攻击，也有可能被暗算。
我请鲁翘再多想一想，有没有留意亮着灯的这件事？他说从进去到出来，好象和白天一样，
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
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既然是两幢房子打通了的，照理说每一层必有相通的门路，因为我
们所有的人在脑子里并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即使看见有门，也不会推动一下的。鲁翘说，除
非是到了三楼意念中的那一间，打开房门后而杳无一人，或是在视线所及处看不到人，那时
节才会到处去搜索，在搜索中就会发现别有蹊径了，可是天下竟会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把所
有的注意力都为呈现在面前的假像吸引去了，难怪一错再错而导致了败局。
鲁翘回忆当时用斧头劈开房门的情景说：「我第一个念头幸喜这扇关得紧紧的门是木头
作的，如果那是一铁门，还不知道如何是好呢。不过，虽然是木门，却很结实，抡开斧头一
劈，就会觉得它的坚硬了。所以劈了好多下子，才算劈开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并不整齐，成
不规则的锯齿状。谁知道一眼就看见有个人钻有床底下，想是他被劈门的动作吓坏了，急切
间无处躲藏，想找个能掩蔽的地方只好往床底下一钻，是本能也是常情。」
鲁翘又说：「当时，是钻不进去呢？还是钻了半截就算了？或者是就在劈开房门看到他
的当口，刚巧只钻了一半？这些也都弄不清楚。就是因为那个人下半身露在外面而上半身盖
在床底下的原故，所以才会认定那就是汪精卫，如果那个人是坐着或者是站着的话，当然会
分得出来，你知道，我是认得曾仲鸣的，也就不会对他开枪射击了。」
「再说，劈开的那个门洞并不算大，视界也不移宽阔、屋里开着的是一盏床头灯，虽不
暗，但也不怎么明亮，只能说是朦朦胧胧的看得见而已，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并不能完全
肯定趴在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汪精卫，可是『先入为主』，因为根据我们的侦察报告，认为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并无疑问。所以开枪就打，如果在事后说这未免有点儿冒失，并不为过；
倘若批评我害怕得慌张起来，那就太冤枉了。其实，外面有人警戒，身后又有人防护，就是
汪家的侍卫有意抗拒，我也是有恃无恐的。的确是为了一天连干了三回，都弄得虎头蛇尾，
因而吊出心火，有些耐不住性子倒是真的。」
鲁翘越说越激动，最后是他倾诉心声的说：「陈先生，你了解我的个性，现在再说一句
马后炮的话，如果当场我知道打错了人，就是天掉下来我也非要找到那个姓汪的不可，如今
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再为我找个机会，也好让我吐一口
气！」
以上所记述的这段，正是勇不可当的爱国志士王鲁翘的本来面目，人有幸与不幸，可惜
一着之失，他未能在此历史性的表现中，一举而成名，实为一大憾事。
我也单独的和唐英杰谈过，主要的有两个疑点希望能移得到解答。其一，每次的侦察报
告都说汪某住的是傅仲鸣受伤的那一间，为什么事后证明汪某当晚并不在那一间？是不是弄
错了？唐英杰坚称他一点也没有弄错，汪某的的确确是在那一间，人是活的，会走又会动，
如果临时调换了房间，能说不可能吗？况且在我们已有的资料登记中，曾仲呜并不住在二十
七号，他为什么那天晚上忽然在二十七号三楼前房出现，也是一件费解的事。会不会是因为
那天的情形特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许多可疑的室故，因而临时留下来商议应变的呢？唐英
杰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他作了不少的假定，可是如今都已有过境迁，又到那里求证去！
关于唐英杰的这种说法，却与数十年后出版的「蒋总统秘录」全译木第十一册二○三页
上的一段记载相符合，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段记载的原文是：「三月二十一日，汪
兆铭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高朗街汪的隐秘住宅中被爱国志士所诛杀。因为刚好就在这一天夜
晚，汪兆铭和曾仲鸣偶然换了卧室就寝，刺客误认曾仲鸣为汪本人，对室内射击数枪。」
我对于这梗说法总觉得很难使人信服，尽管是有这样的事发生，终不免有牵强附会、自
圆其说之嫌。可是既然有此一说，当不致空穴来风，那么又从那儿得来的资料呢？连我自己
也非常纳闷，是不是唐英杰回到重庆之后，提出一份报告，而报告的内容就是这么写来着；
等归入档案后，也就尘封不动一直摆了几十年。后来汪案不再保密而予以公开，所以唐的那
份报告，又在档案中复活，经整理改编采用后，也就成为来源可靠的原始资料了。这是笔者
个人的推断，事实上究竟如何，相信不会有人出来说个明白了。
其二，我问唐英杰，既然前去侦察多次，为什么连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两幢楼房从中打
通了并在一起使用都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原故？唐英杰振振有词的说：「我又没有进去，
他们在里面的墙壁上打一个洞，装上一扇门，我在外面怎么看得见？就是我在楼顶上倒挂着
朝里面张望一下子，也不过是几秒钟的事，又何况从窗子里也只能着到屋子里，至于走廊和
甬道中的动静，我没有生着透木眼，又怎么能够着得见。」
唐英杰按着又以不大高兴的口吻说：「你陈先生不是说过缺少一竿子到底的内线情报
吗？像这种事，只要在他们家里随便布置一个人，他都会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就不致于发生
这种错误了。」话是不错，说到「随便布置一个人」，那里有那么轻松的事。
我觉得此人不可理喻，随他去吧！
半夜里，这已经是二十三日凌晨了，炳西兄电话叫醒我，说是他要来，我想又是有重要
事故发生了。不一会，他来到，递给我一张折叠的小纸条，打开一看，原来是戴雨农来的电
报，内容是召我个人先行回重庆，并限电到即日起程，其它的指示则一字不提，意思是通交
代都不必办了。
我问炳西兄：「有没有另外的指示给你？」
炳西兄却不正面作答，只以朋友的口气告诉我：「尽管放心走好了，此地的事，由我负
责料理就是。」我又钉问一句：「那么乐醒兄、家焯兄那边，和曹师昂、谭天堑他们，以及新
来的张同志等，是不是都不用通知了呢？」炳西兄想了一想说：「我看是不必了，有关他们
几位同志的事，戴先生一定会另有安置，或许各有各的任务也不一定。」
这番话令我听来，真有点犯嘀咕，该不是把我调回去交付军法审判吧？虽然这么想来着，
可是这一次却毫无逃避之意，不论怎样，也应当遵命行事，即使明知通回去之后会受到严厉
的处分，也没有什么可怨尤的，想到这里，也就觉得非常坦然了。
有麻烦的，倒是如何离境的问题，这几天，安南警方还在搜查同案的人，机场码头，自
然是他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可是无论如何非通过这一关不可，所以得要想出一个掩护办法才
行，这真是大伤脑筋的事。
这天早晨，失却联络的魏春风终于有电话来了，他那里知道我是多么的需要他呵！我要
求他顶好马上能见个面，他答应十分钟后，在我住的那条巷子外面的马路边上等我。他说，
有一部雪铁龙的黑色小轿车就是。
有几分钟的时间给我穿洗打扮，待我踱出巷口，已经看到那部车子了。车上，还有两位
小姐，一位是魏春风的女朋友，也就是协助我们工作的阮小姐；另一位不像安南姑娘，我只
看了一眼，那才是真的美艳照人呢，这么说吧，她是我一辈子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了。春
风让我上车坐在他旁边，由他驾车缓缓前行，我低声问他：「我有话说，那位小姐听得懂吗？」
春风说：「她一句也听不懂，说什么也没有关系，她是阮小姐的小朋友，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春风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无顾忌的说下去了。
我请春风想办法替我买一张到香港的船票，同时希望他能够把我送上船，如果用这部车
子载我到海防，就请车上这两位小姐陪着我辛苦走一趟，作为掩护，那就更好了。春风表示
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会替我作安排。至于是否立即能买到船票，他要到海防去看看。现在
先送我回去，他准备请阮小姐和那位美丽的小姐商量一下，问问她有没有别的事情，肯不肯
把车子再借给我们用用，如果说好了，他马上就到海防去。
从河内至海防，有如台北到基隆，只有一小时的行程，魏春风在中午以前就有回音了。
他说今天没有启碇到香港的船，最快也要等到明天上午。所以由他作主买到了一张客货轮中
只有六个舱位的船票，至于安全登船的问题，照刚才我们设计的那样做就好了。
我奉调先走的事，也瞒不了同住的几位同志，握手道别而已。不料从此一别，就再没有
和唐英杰、陈步云遇见过。关于王鲁翘被捕的事，且留待以后再说。
我是三月二十四日离开河内的。魏春风这位小老弟实在太好了。那天早晨大约七点钟，
他先打电话来，叫我到前次上车的老地方相会，然后他送我到海防上船。
这一回是由那位美丽的小姐开车，春风坐在她身边，让我到后座和阮小姐坐在一起。路
上，春风为我们作了介绍，这才知道那位美丽的小姐叫丹娜。春风又陆续嘱咐我说：「你把
护照交给我，船票在我身上，等一会办完检关手续再还给你。」他又说：「上船的时候，我们
三个人陪你一块进舱，你什么话也不要说，什么事也不要管，只要和平常一样大大力力的就
行了。」
春风拍拍丹娜的肩膀进一步告诉我说：「她和阮小姐是好朋友，今天是特地为你的事请
了半天假来送你的，将来有机会你要好好的谢谢她。」我心里的确是感谢不已，可是我拙笨
的迪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春风接着又说：「丹娜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安高人，就是本地
所称的『美迪斯』，现在都居留在马赛，每年总要回来一两次，家庭环境很不错。她个人在
一家公司上班，就是追求她的人太多了，因而有时候嫌烦。」
一路上说说笑笑，有多么重的心事也冲淡了。车到海防，办好手续他们拥着我一起上船，
连一点麻烦都没有遇上，于是也给我在最落寞的行程中留下了一个最美丽的回忆。（二）曾
仲鸣事汪以忠虽枉死应无怨尤
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历史作证，在这里郑重提出说明的是：我们奉到的制裁命令、只限于
制裁汪精卫一人，并无曾仲鸣在内。汪所谓：「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因为主张
相同，所以此次不免于死。」这是「要死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的说法，不然的话，也是一
种自我标榜。大家都知道，曾是忠于汪的，至于他是否也主张投降式的和平，事实显示，顶
多也不过处于副从地位而已。既然主从有别，我们当然要保持理性。
前文曾一再提到过，枪伤曾仲鸣，事出意外，也是一次严重的失误。事后，我们参加实
际工作的几个人，曾经非正式的交换过意见，对这位遭到池鱼之殃的曾仲鸣先生，大家皆感
到极大的歉疚和遗憾。但是念及他也是此一叛国行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时，也就有些契然了。
另在其它资料中，以及汪精卫所写的「曾仲鸣先生行状」中，都提到枪击曾仲鸣的同时，
曾夫人方君璧女士也在室内，为「奋救其君」而中了三枪。方君璧女士受伤的消息，我们当
时一点都不知道，当地的报纸上也没有此项报导，经常为我们提供高级情报的徐先生也没有
听到本地警察当局有此传说。根据王鲁翘事后向我口头提出的报告，只提到劈开房门发现床
底下趴着一个人，并没有看到第二个人或其它的人。
劈开的门洞不大，视线所及当然看不到室内的全部。当时方君璧女士是否在屋里？她停
留在什么位置？我们都一无所知。如果说方君璧女士真的是受了伤而且是中了三枪的话，那
就奇怪了。因为王鲁翘用的是二号左轮，只能装五发子弹，他开了三枪，都射入床下人的腰
腹部，除非是方君璧女士也躲在床底下而被「跳弹」所伤，否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有
一点我们可以保证，那就是绝不会对一个非目标而又没有抵抗力的妇人开枪射击。
没有资料说明方女士的伤势如何？想或是碰伤或擦伤，果尔如此，亦可以证明绝非直接
射中所致。
关于曾仲鸣受伤后的情形，我们知道的也有限。据「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二O 五页
所载：「此时，汪兆铭所携带的金钱，都是以曾的名义存在银行，故而重伤危笃的曾仲鸣撑
持起坐，于病榻上将所有支票全部签字，以致流血过多而死。」
另在金雄白以朱子家笔名所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第四十五页起至第四十
七页中，也有较详细的描写。惟是否全属事实则不敢一定，因为他也是听来的；兹照录如下
以供参考。
「曾仲鸣夫妇在医院检查的结果，仲鸣腹部中弹累累，真成了百孔千疮。医生为他剖腹
施行手术，竟割去了尺余长的一段肠子。又因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在南京时因日机不断著
作关系，为防万一，全家都曾验血，何文杰（汪婿）与曾仲鸣血型相同，因此就由文侯输血。
此时医生即表示伤势过重，经已绝望。至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臂部与腿部两弹，倘无大砖。
胸部一枪，中弹处在右肺尖，可说间不容发，如再略向下移，轨可能会当场毕命。又幸而地
体气素健，以后经多时的治疗，不至与曾仲鸣成为同命鸳鸯，总算不幸中之大幸。因为河内
的军医院，不但设备简陋，医生的医术也太欠高明，且缺乏疗治枪伤的经验。当医生为曾仲
鸣输血时，由于器具的不良，文杰的血液，不能直接输入仲鸣的体内，竟滴滴流在地上，仲
鸣看到那样情形，还绉着眉头对丈杰说：「浪费了你那样多的宝贵血液，真是太可惜了！」曾
夫人力君璧女士经动过手术，送回病房，江文惺（汪女）女士忽然发现她背上还露出一个大
创口，血水仍在不断外流，原来竟然遗漏了不曾为她包裹。
「当天下午二时，汪氏听到曾仲鸣伤势绝望的报告，他坚决要亲往医院探视。但是河内
对他，仍然危机四伏，凶徒们显得有着有力的背景，在街上还可以随时袭击。故当汽车由高
朗街驶往医院时，何文杰、江文惺夫妇与陈国琦（汪外甥）三人坐在车厢中，而汪氏则潜伏
在他们前面的足畔，上面并用衣服覆盖，希望人们不疑有汪氏在内。汪氏抵达医院时，离仲
鸣的死，也已不足两小时的时间。
「汪氏探望的一幕，辛酸得引人泪下。仲鸣自己当然知道已回生无望，而神志偏偏又仍
极清醒。汪氏面对着这个垂危的人，他从幼年起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是革命志士的遗族，
也已视同是他自己骨肉，是他最忠实的同志，更是他多年来的左右手。今天，为他牺牲了，
眼看命在呼吸，而两人为了不愿伤对方的心，彼此还装着笑容在互相慰藉。事实上两人什么
话也没有说，汪氏噙着满眶的热泪，无限悲伤地望了几眼之后，终于不得不离之而去。
「仲鸣平时经不起一些伤痛，而受此致命的钜创，反而显得异常的镇静与坚强。他忽然
想到汪氏的经济，向来由他经营，存入银行的现金，支票向来也由他签字，他如一旦身死，
可以使汪氏立即陷于窘境，他坚决要求让他签好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人们也只好把他
从病榻上扶了起来，他以颤抖的手，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终于在支票上签了字。第一张签得
完全走了样，他咬了一下牙关，创痛使他不能忍受，额角上已沁满了汗珠，总算把第二张支
票又以最后的力气签好了，他又颓然地倒了下去，不住的喘息。
「汪氏离开医院不久，仲鸣的病况逐渐恶化……延至下午四时，终于一瞑不视。因仲鸣
之死，乃激成汪政权之出现，反过来也可以说，曾仲鸣之死，实为汪政权牺牲之第一人。」
这一段所描写的曾仲鸣签支票情节，与「蒋总统秘录」中所说的略有出入。照情理推断，
如果不是限额支票，只要签一张就够了，用不着「将所有支票全部签字」。所以找个人认为
朱子家说的比较近乎情理。
上文中有一句：「因仲鸣之死，乃激成汪政权之出现」，则是言过其实了，因为汪某蓄意
叛国，竟早有其一贯计划的。试问，曾仲鸣未死之前，汪某不是早已计划着搞个「政权」好
代表「新中国」和日本谈「和」吗？
汪某对曾仲鸣伤重不治，颇有「以身代殉」的痛切之感，乃亲笔为曾仲鸣氏撰一「行状」，
其原文如次。
曾仲鸣先生行状
呜呼！余诚不意今日乃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
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戚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
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令则君竟一瞑弗视也。国事至此，
死者已矣，生老当以死继之，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即幸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
已乎！
君以中华民国纪元前十六年岁次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之闽县。幼孤，母氏至贤。
君放诸兄弟姊妹中，年最少。姊氏醒，适方氏，少孤，携孤子贤淑与夫之女弟君瑛，及失弟
声涛、声洞同留学于日本，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从孙先生致力革命。庚戌之岁，尝与君瑛
暨黎仲实、俞云纪、黄复生、陈璧君及兆铭谋刺清摄政王，事败，复生、兆铭被执，复与君
瑛等，参加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云纪、声洞战死。元年，与君瑛、璧君等得官费留
学于法国，各携其弟妹偕行，节三四人之所得，以资六七人之用。
君于此时，年十五。君瑛之妹君璧，则少于君二岁，自幼时，备闻姊氏之教，知以身许
国之义。既入蒙达尔智中学，锐意力学，孜孜矻矻，又自以年幼，去国远，每学校休假，则
移游息之晷，以补习国学，兼程并进，学识日懋，而习于勤俭，志节坚定，他日为国服务，
廉节之操，亦于此养成焉。
元年以来，国事靡定，兆铭仆仆奔走，留学之愿，有志未逮。君则沉潜专一，中学毕业，
更入大学，初治化学，兼治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
位，名实斐然。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于华法教育，多所尽力，且留心国内政闻，
其政治主张，亦确定于此时也。君与君璧幼同学，志趣相得，既成夫妇，伉俪尤为。君璧致
力绘事，有声于中外。十四年相将归国，皆任教授于广州中山大学。造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
立，若被任为秘书，是为君尽瘁国事之始。自是以后，数年之间，中国之进步与纷乱，更迭
起伏，君与兆铭，相从患难，识定而气闲，然备尝险阻，习知情伪，其恢弘之度，遂与日俱
进。
二十年十二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若被举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一
年一月二十八日任行政院秘书长，旋调铁道部次长。其时东北已丧，淞沪又被兵，举国岌岌，
以救亡图存为务，而共产党则乘机益猖獗于江西，谋颠覆中华民国。中央于是决策，对内务
根据三民主义，以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其尤要者，充实民力，发展国力，以裕民生，以固
国防，凡有障碍，悉扫除之。对外则务以和平正义，求得国际之同情与援助，且期待日本之
最后觉悟。凡此决策，盎深维本末之义，而确定救亡图存之方针与步骤。大计既定，颁之全
国，一致进行。军事委员长蒋中正，督师南昌，当剿匪之任，其它行政诸机构，亦皆同心协
力，谋国是之实现。君在铁道部，佐部长顾孟余改进路政，虽库务奇绌，债务累积，而运筹
作策，不遗余力。先后举办京浦轮渡，延长陇海铁道，复完成粤汉铁道，此为前清末造以来，
举国所跂望而迄未能竣事者，至是始得由广州直达武汉，与平汉铁路相衔接，于国防民生，
贡献甚钜。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复被举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旋辞铁道部次长职。于翌年二月，偕兆铭出国，及十二月间西安事变，遂归。
二十六年二月，就任中央政洽委员曾副秘书长。八月，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抗战军兴，特
设国防最高会议，以君为秘书主任。其时中央决策，悉全国之力，从事抗战，而于和平斡旋，
仍并行不悖。当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既发，中央仍宣言愿采取一切国际调停和解诸手段，以
息战争。当八月十三日以后，战事蔓延淤沪，而九国公约国开会议于比京，提议调停，中央
仍予接受。及十二月初，南京垂陷，德国大使奉其国政府之命，传达日本和平条件，中央承
诺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二十七年九月，国联开会，中央复训令代表，要求适用盟约第十七
条，亦为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凡此事实，皆中外所昭见，而隐微曲折，君以参与机要，知
之尤深且切。
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则战，可和则和，此为谋国之常规。况中
国自抗战以来，全国被兵，失地延及九首，将士死伤百余万，人民肝脑涂地，其数不止倍簁。
如和平条件无害于国家生存独立，则结束战事，以图补救，尤忠于谋国者所宜出。惟共产党
人心目中无祖国，其始欲藉淞沪战事，牵制国军，俾得以盘踞江西。及频年被剿，由东南窜
西北，穷蹙垂尽，则又藉西安事变，托名抗战，转移视转。抗战既起，乘举国存亡呼吸之际，
益扩张其政治组织及军队，以终遂其颠覆中华民国之误。知和议若成，必不利于所图，乃悉
力破坏之，辗转勾引，所以挑拨离间煽动中伤者无不至。兆铭既痛国是之被挠动，又怵于国
家大计为宵人所挟持，将不免于覆亡，数数言于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长蒋
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遂于十八日去重庆，十九日至河内，君偕行，二十九日
以建议书公布于世。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数人，持械突入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
君伤最重，是日申时卒。夫人君璧以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
者三人。越日，法又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云云。
君生平文学著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以处机要之地，益以慎密为务，
然亦正由其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所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
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悠之毁誉，及其一
身之死生祸福，固所不计也。呜呼！是可谓仁且勇矣！
君自受伤至逝世，神志清明，语亲友曰：「国事有汪先生，家专有吾妻，无不放心者」！
夫人君璧，身受三伤，目砚君之临命，茹痛言曰：「在此时代，抗战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
吾人耍当以一己之死，换取国家民族之生存。」君卒时，三子均幼。方曾两家，自前清末造；
参加革命，至于今日，或身死国事，或尽瘁未已。兆铭往还既密，以公做兼私交，于君之死，
为国家痛，为两家痛。仓猝记述，未足以尽君之生平，仅举其志事之大者，告之同志，俾知
所继述云尔。（二十八年四月六日）
（三）强词夺理「举一个例」为乞降作辩解
一击失误，伤及曾仲鸣而汪得以幸免。汪不甘缄默，遂又为了一篇以「举一个例」为题
的辩词，倒咬一口说：「主和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
这篇东西为的实在不高明，强词夺理之处太多，可以蒙哄少数的人，却很难博取大众的
信服与同情。
此文于三月二十七月拟就，也就是「河内事件」后的六天，迨至四月九日始公开发表。
兹觅得「举一个例」原文一份，先请读者一阅，然后还有相关的文献提供参考。其文如
后：
举一个例
曾仲鸣先生弥留的时候，有郑重而简单的两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专有吾妻，我没
有什么不放心的」。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因为主张相同，所以此次不免于死。
曾先生之死，为国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
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
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何况这主张的实现，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
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
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
吧！
国防最高会机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
时 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 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 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
列 席：陈果夫 陈布雷 徐堪 徐谟 翁文灏 邵力子 陈立夫 董显光
主 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
见孔院长（祥熙），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宠惠），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
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
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中
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都属
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
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
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
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
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
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
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谓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
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人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
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
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下能不接受」。陶
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
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
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祝同）、白健生（崇禧）、唐孟潇（生智）、徐次展（永昌）。
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之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
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它别的附件，如能答
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
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宸有何意
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流，唐亦称赞同各
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叫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
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
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的相同。但加一句，谓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
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件，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
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