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奉召从天津转上海到香港，和这一次奉召从河内经海防到香港，虽然一样都
是单人孤旅，海上来去，却是逈然不同的两般心情；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无限信心，回去
的时候则恍然若失，一片渺茫。失败之苦，是非常折磨人的。前文说过，我有勇气承担的责
任，这可不是一句充门面的话，实际上，既然自知失误，有辱使命，当然责无旁贷，也就只
有准备接受工作检讨，该责该罚，悉转上级处分了。
这与民国二十年在平津制裁石友三一案未果，因节外生枝而导致畏罪弃职的那一遭完全
不一样。那时，在意识上总认为是为工作而背上黑锅，如果不待查明真相就被加上一个「绑
架勒赎」的罪名。（详细情节见「北国锄奸」第四章），不但太冤枉，自己心理也委实不甘。
又何况那时候还太幼稚，只图争取一些时间，以待澄清事宜，也就不顾其它了。可是这一次
的失败，从心坎里就自承有负于上级的重托，更不可原谅的是误了国家大事，甚或影响到抗
战前途，罪咎是何等重大！此一观念的建立，相信已较五年前成熟多了。也正因为如此，所
以明知道回去之后将会受到严厉的责罚，但却无怨无尤，处之泰然了。
我搭的是一艘客货两用的法国轮船，吨位不大，设备普通，其唯一的特点是每逢开餐，
都免费供应一瓶法国制的红酒，这种酒酸溜溜、淡寡寡，不习惯喝的人，觉得味道极薄，可
是对此时的我来说，却有两大好处：一来开胃，二来还可以解闷。
海上航行了两日夜，抵达香港，转搭小驳船上岸，就在干诺道一带随便找了一家小旅馆。
旋即与「香港区」取得联络，他们通知我，说是已订好了欧亚航空公司的机票，可是要等到
第三天的晚上，才有班机起飞。这有什么办法，虽然归心似箭，但也要耐着性子等下去啊。
此刻，我有一种渡厚的自卑心理，很怕遇见我们的老同事，尤其是不愿意谈到河内失败
的事。就在当天晚上，「香港区」的负责人和「军统局」主管财务的张先生，基于友情一定
要招待我吃一顿，这可为难了，去呢，汗颜，不去呢，岂不是有些儿不近人情。还好，大家
都很体谅，席间只谈风月，有开河内的事，却一字不提。我觉得他们太够意思了。换一个角
度来说，这也是「军统局」的一项优良的传统。
旅次无聊，翻阅旧报纸，无意中看到一份前几天出版的「南华日报」，这份报纸，系汪
派所主办，在「河内事件」发生后，它提出了六点「线索」，指系「蓝衣社」份子所为。这
六点内容是：
一、「重庆方面为着要刺死汪先生，特别开一由昆明到河内的航空线。一方面便利运来
行凶的人与凶器，一方面便利行事之后，人和物都从飞机上运走。」
二、「他们利用外交官为掩护，拿出红色派司，凶器就可以自由运入河内。」
三、「凶手中有一部份由香港蓝衣社机关派出，这个机关是西南运输公司的一科。」
四、「当日河内警察所获枪械并非法国出品，安南境内一向没有这种枪械。」
五、「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凶徒们以高价向一外国人转租在汪宅对面的洋房一所，为便
利行凶之用。」
六、「凶案发生之后，河内法文日报大字登载，指为系蓝衣社所为。」
据笔者所了解的事实，与「南华日报」所提出的六点线索，当然不会一样，这就是隔一
层纱也看不透的理由；不过，如果基本常识不够充份，也会大闹笑话。
一、交通主管当局开辟一条由昆明至河内的国际航线，是基于战时的需要，军统局没有
理由也不会小题大做的为派送几个人到海外去，就要求政府特地辟一条航线。又何况开辟国
际航线，需要获得双方或多方的同意，不是随随便便想飞到那里就能够飞到那里的。
二、军统局从来都不用「红色派司」，而且尽可能的避免持用「官方护照」，以防落入口
实。这一点，由被捕的三个人所用的都是普通商人的护照，可为明证。就是笔者本人所用的
也是普通护照。诸如此类的事，他们应该晓得，所谓的「红色派司」不是随便可以签发的，
更不会为了便于运送武器而持用官方护照。
三、关于「蓝衣社」这个名称，在「北国锄奸」中已有说明，此处不多赘述；至于在香
港的「西南运输公司」只是戴先生有联系的另一机构而已。实际上协助「河内工作」的，应
该是「军统局」属下的「香港区」，这一点他们当然弄不明白。
四、「南华日报」的意思是说，枪械不是法国出品，而当地也从未有过，所以证明是外
地运来的；既然是外地运进来的，那么就一定是重庆派人干的了。这样说法，合乎逻辑吗？
事实上，武器是分由海陆空运送而来，其中有美、德两国出品。不过，假如也有法国货，那
又该如何解释呢？
五、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那么肯定？我们的确未曾在汪宅对面租赁任何房屋。有就是有，
没有就没有。因为汪宅对面是一条很宽很宽的马路，路中间，有老榕树、大王椰子，想看也
看不到什么。假如我们真的在汪宅的左邻右舍租一间房子，再加以长时间观察的话，也许到
后来就不致于出岔子了。
六、这里又提到「蓝衣社」。除了显得「蓝衣社」了不起之外，实在看不出还有别的意
义。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晚上，才算等到了班机。据说，这条从香港飞重庆的航线，一定要在
夜里飞行，以避免经过陷区时，受到日本占领军的攻击，惟其真实理由是否如此，那就如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果然，飞行了不久，路经广东上空，即有地面上的探照灯照射，幸而
不曾发炮。
我搭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老爷飞机，设备很差，大有老牛破车之感。飞临广西十万大山
上空时，又遇上了气流不稳定，机身颠箥得很厉害，突然间会下跌数十尺，再慢慢的浮起来，
不到一分钟，又是一次，可真把人好坏了。随机的服务人员既不作说明以安慰乘客，而坐在
飞机上的人们因不明就里，都惊恐的不得了，也真真实实的表露了一次心态。有的人频频擦
汗；有的人双手合十不断的口念弥陀；有的人东问西问却得不到回答；有的人索性闭上眼睛
静待上苍的安排。这段时间，大约总有十几分钟，已足够折磨人的了。
一夜似睡不睡，第二天上午到了重庆珊瑚坝飞机场。我找了半天，不见有人来接，可能
是联络不及，也可能是一种有意冷淡。不管怎样，正因为没有人来接，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照我们内部的习惯，在通常情况下，凡是即将受处分的同志，一下飞机就会被人「接走了」。
目前，既然不派专人来接我，也许事态不会太严重吧？
我是第一次到重庆，何去何从，毫无心理准备。正在没有着落之际，却一眼看见了王云
孙，他是我任「北平站」站长时的书记，不但熟，也有交情，现在既然碰上了，赶忙喊住他，
开门见山的请他替我暂时安置一个落脚的地方。他冲口而出的说：「不如先到阿姐家去，她
那里有的是空屋子。」云孙兄所称的「阿姐」，就是他的姐姐王持平，也是我老朋友王兆槐兄
的夫人；另外还有一层关系，王持平也就是我们夫妻俩当初的媒人。
兆槐兄此刻担任军统局直属部队──「特务团」团长，在望龙门团本部办公，他的公馆
也在望龙门附近。兆槐、持平伉俪对我照应极好。经兆槐兄指点，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
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
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毛人见先生之上，
原有一位「书记长」周伟龙先生，此刻已经呕气不上班了。毛人凤先生什么都没有说，既不
问河内事，也不谈工作问题，我自己心里在想：「怎么会这样冷淡呵？」
现在，我已经「失业」了，大有「住闲」之感。既听不到从河内传来的消息，也不知道
天津那方面的情形怎么样了，连我家里的景况如何，也一无所闻。寞寞长日，无聊、空虚，
俱不懂得如何打发才好。如果说，这就是我所应得的处罚，可要比坐牢还不好受。
据我所知，戴先生并没有离开重庆，可是他始终都不约我见面。这到底为了什么，也没
有地方去打听明白。虽然如此，我不曾跑到戴公馆写个名字求见，也不愿意打一张书面报告
表白一番。因为他万一不肯接见我，或是在报告上批上几个臊人的字，那又多么难为情。
四月底、五月初，日本鬼子的飞机空袭重庆，兆槐兄固守工作岗位不能回家，我陪着持
平大姐跑到外边躲警报。我们根本不知道那里有防空洞，就在望龙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找
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来了。不久，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人，密密麻麻的麕集了一大堆，我想，
这要是一颗炸弹掉下来，那可就惨了。
这是一个半阴天的晚上，云层很稀，偶而也会透出几颗星斗。震人心弦的紧急警报发出
后，XX 顿即雅雀无声，连狗都不叫了，不一刻，远远荡来嗡嗡声，越来越近，有点像似八
月中钱塘江口的涨潮，排江捣海而来，一霎时，飞机从头顶上空压过，又是一片喳喳声。举
目高处寻觅，看不到，是被云层遮蔽了。就在此际，近处又传来xxxx 的隆隆爆炸声。随着，
沉寂下来了。再过片刻，警报解除，紧接着人声嘈杂，闹烘烘的又各自分散照顾一家大小去
了。
如果你亲眼看到空袭后的那幅景象，尤其是烧焦了像一块黑炭的尸体，或者是倒挂在电
线杆子上的一条血淋淋的大腿，你就会觉得「后怕」，倒吸一口凉气了。
为了安全着想，我随着持平一家搬到浮屠关临近的一所农舍中暂且住下，在这里离着一
个设备较为完善的防空洞只有几十步路，十分便捷，因为「逃警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了。
我到重庆已有一个多月，日子不好过可也过了。有一天，又拉警报，在防空洞里竟和戴
先生不期而遇，我们站立的位置有一段距离，当中又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声音嘈杂，除
非是大声喊叫，否则打招呼也听不清楚。我和戴先生只是四目交投，一瞬而过，彼此都没有
作任何表示。我觉得他是有点故意不理我的样子，不过，却不是恶形相向；也许是我太执拗
了，或者是实在没有勇气凑上前去找两句话说。
警报解除，戴先生在家人簇拥下扬长而去，原本期待着他可能传话给我，或是稍稍竚立
等我上前见面，结果却失望了。这种弃而不顾的滋味好难受！这叫什么？难道也算是一项罚
则吗？我憋了一肚子的窝囊，很不好意思把这刚才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
羞辱。
还有呢，随着戴先生身后的一些熟朋友，也好象没有看见我这个人一样；真是怪事，莫
非这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另一个道理吗？
第二天上午，局本部派人送来一封信，打开来看，内容是：「奉戴先生核定，派陈恭澍
同志为本周代理第三处处长，盼即日到局办公。」这倒是意外，根本没有想到他竟然有此一
着。
在河内的时候，大概在三月初旬，看到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不过几行小
字，是发表笔者为「党庆卫戍总司令部少将稽查处处长」。当时，并未在意，我也想到，这
或许故意发布的消息，以资掩护。可是用不着多此一举呵！回到重庆之后，重庆卫戍总部稽
查处长一职，已由赵世瑞同学出任，副处长是陶一珊。据说当初的确是预备叫我干的，后来
因为我在河内工作干砸了，才改变了主意。其实，亏得没有叫我去，因为我不是那种材料。
再说我接到「代理第三处长，即日到局办公」的通知后，当天中午过后，就去小巷子局
本部报到。这个地方我从河内回重庆后，曾来过一次，接受我报到的，也就是上面提过的毛
人凤先生。
「小巷子」是个地名，名符其实，连一辆小型汽车都开不到门口。楼高两层，东一间，
西一间，简陋的不成格局。仔细的回忆一下，好象大门口连个便衣警卫都没有，不像后来门
禁森严、武装把守的那么有气派。一进门楼底下是怎么个样子，已经印象模糊，想不起来了。
上到二楼，有一间能容二十多人的大厅，厅内，摆了一张大条桌，铺上一块蓝布可以开会，
拿掉那块蓝布，也可以开饭。大厅的周围，有好几个门，朝着楼梯口的一间，就是这幢房子
里最大的一处办公室了。靠窗子的一张有七只抽屉的大写字台，是毛人凤先生坐的；进门右
侧，是一张五个抽屉的写字台，由第二处长何芝园先生使用，与这两张写字台成犄角之势的，
还有一张只有三个抽屉的办公桌，原是给局本部「书记长」周伟龙预备的，据说他连坐都没
有坐，看了一眼就拂袖而去了。现在，指定给我用，也就成为军统局第三处长的宝座了。
前任处长为谁，我始终不知道，也没有人对我交代过未了之事，说不一定我就是填补空
位的首任处长。因为抽屉里一件公文都没有，在我所能看到的公文书里，从未发现前任处长
的签章。笔者参加工作八年以来，一向担任「外勤」，对于坐在办公桌上处理公文，简直是
外行。所以就不得不请教于毛人凤先生了。
承毛先生指点，才了解第三处的职掌与权责：第三处主管「司法」、「行动」两大业务，
所以在处以下划分为两科；行动科顾名思义，大概是处理行动工作的一般行政，类如人事编
组、技术训练之类，惟有「科」无人，迄无实际业务，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组织起来。司法科
已成立多年，原在独立状态中，今编入第三处，也就是等于加了一层上盖。科长徐钟奇是个
老好人。如今我是他的顶头上司，后来再过几年，他成了看守所长，我又成为他管理下的「阶
下囚」了。世事难料，有如此者！这是后话，不多提。司法科之下，除了内部分股之外，还
有三个外面的单位归它管辖，这三个单位应该都有正式名称，不过，我真的不知道叫什么，
只晓得全是「关」人的处所而已。
毛人凤先生很照顾我，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要中山装上办公，而我却没有，想
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他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
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
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侯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
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
我实在没有坐办公桌的兴趣，也不想在处长任内求什么表现；使我耿耿于怀的，还在于
戴先生为什么不见我？无时或忘的，河内的情况如何了？我的工作失败将如何了局？牵肠挂
肚的，远在天津的家，又是何等景况？
不久，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毛人凤先生的弟弟毛万里兄，从上海打来一个电报，通知
我说，我的家小已经自天津搬到上海来了，叫我放心。我离家半年，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以
音信皆无而毫不知情，现在总算有了消息，最大的慰藉亦莫过于此。别看只是这么一纸电文
两句话，其中，万里兄却作了两项担当；第一，以公报发私电，违纪；第二，他怎么知道我
在重庆？泄密。这都是不许可做的事呵！单就私谊来说，这就是珍贵的友情。
（二）留在河内的同志们还有后续行动
「河内工作」失败后未久，本周在国内（昆明或重庆）搜集到一封信；与其说是「搜集」，
倒不如说是「查获」较为接近。这是一封至关紧要的函件，是汪精卫写给当时云南省主席龙
云（志舟）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怎样为「军统局」所获得？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确实了解
它的来源了，据笔者个人推断，这封信可能是在邮寄过程中被「查获」的，惟是否如此，则
不敢保证。照「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所透露是：「汪的这封关系重大的书信，被戴先生的工
作人员侦查到，拍成照片，呈报中央。」至于如何「侦查到」？语焉不详，只此三字而已。
笔者本人在以前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还是在「戴雨农先生全集」于六十八年十月出
版后，才从书上看到的。看了之后，就产生一种概念，总认为这封信就是促成制裁汪精卫的
主因了。不过，在没有确定这封信所署的日期之前，多少还有点保留。
这封信的节略，刊载于「戴雨农先生全集」上集（全书分上下两集）第九十六页至九十
八页，除「上略」、「下略」外，只剩下当中的一段，因而也不见日期。为了确定这封信上所
署的日期，特地拜托了一位朋友，亲自到本局「戴雨农先生纪念馆」去看一看原件，据他看
到之后告诉我说：「这封信上的笔迹，跟我们往常所见到的笔迹一样，可以认定是汪的亲笔，
原信有好几页，折叠着装在一个镜框里，悬挂在墙壁上，全部内容，当然看不完整，所幸最
后一页的签署是露在外面的，其日期为『三月三十日』。」
为了慎重起见，过了几个月，我又在电话里问那位朋友，他肯定的说：「不会错，是三
月三十日。」这么一来，原先认定这封信成为制裁汪精卫主要因素的概念，已经被事实否定
而不能成立了。再重复的作一交代：制裁汪某的行动发生在三月二十一日，而这封信已经是
制裁行动后的第九天了。
兹将汪精卫亲笔致龙云函之主要内容，照已刊出之节略，原文录后：
「志舟先生主席勋鉴：
（上略）来书尚询及中日情势，以弟所见，亦与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前之环境，无甚出入。
弟曾向日方当局表示两点：（一）盼望速与蒋委员长议和，弟愿以在野资格，从旁协助；（二）
艳电主张能否接受。日方当局答复甚为坚决：其一，艳电主张，如中国政府诚意行之，日本
必可接受。其中较困难者，为撤兵问题，依照艳电主张，日本撤兵须普遍而迅速。然苟日本
撤兵，而中国军队，尤其共产军队，以收复各地为名，卷土重来；故其所主张，须视中国政
府实有诚意，且其军队力量，确能维持地方，执行两国和约，然后撤兵。其撤兵方法，则日
本逐渐撤退，中国逐渐进驻，一切依协议行之，原则如此；至于实行技术，则有待双方之协
议矣。其二，日本仅能与有诚意之国民政府协谋所以恢复和平，日本绝不能再相信蒋委员长。
此非怀疑蒋委员长之人格，但蒋委员长以前之外交方针与态度，及其今日所处环境，日本认
为无议和之可能。对于此点，弟尽智能，不能为力。德国曾劝日本，何妨与蒋委员长议和；
议和结果，不要求蒋委负长下野，而自不得不下野，日本对此劝告，依然不肯答应。
兹有一事，欲郑重于先生商之，弟之久居河内，其唯一意义，欲有所裨益与云南，此所
以为云南计，为西南大局计，亦所以为中华民国计也。先生心事之光明，环境之困难，弟深
知之。惟其知先生心事光明，故前此晤面，敢坦怀以告；惟知先生环境困难，故急遽离去，
不留痕迹，以待先生之从容布置，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
得先生毅然公开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
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祗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
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
南大局，安中华民国。弟之愿望，实系于此。弟世居河内，非有所畏，然寄人篱下，言论行
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
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三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
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此层切望先生审慎考虑，予以决定答复。因弟蛰居
三个月，日夕引领，其廷企不为不久，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
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下略）」
汪信的作用，意在煽动龙云背离抗战阵线，破坏团结统一，并响应他的「和平运动」，
更为他提供一处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据点，别看他话虽说得软绵绵的，其居心却非常狠毒。
看过后，都会一目了然，已无须多加诠释。
笔者所注意的，因信中有：「今已三月有余矣」；「此弟三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因弟
蛰居三个月，日夕引领。」等三句话，所以可以判定这封信是「河内事件」发生以后才写的，
已毫无疑义。于此，如果有人评论：河内一击不成，很可能刺激了汪精卫的走向极端，想是
并不为过。虽然全部事实并不如此单纯，可也不能断然加以否定。笔者和王鲁翘同志在自我
检讨中也说过：做的不成功，比不做更坏。也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再简单述说一下汪精卫于「河内事件」后的活动概要。
三月二十一日后，汪仍感危机四伏，一举一动都格外小心，他虽自称「蛰居」，但事实
上依然没有放弃他的叛国活动；像上文所提出的致云南省主席的煽动信件，就是很好的一个
明证。至于他和日本方面的勾搭，当然还在继续中。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接获其驻河内总领事的报告，遂即召开五相会议，以
谋取处理之计；在会议中先行决定派遣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帧昭赴河内负责接运并护送
汪精卫至一处较为安全地点，然后再作进一步的磋商。影佐奉命后，立即向日本内阁推荐犬
养健偕行为助（犬养健籍隶政友会，是曾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之子，与若干中国人士有旧），
其它随员尚有军医中佐大铃、宪兵准尉丸山、宪兵军曹（中士）松尾等人，并向山下汽船株
式会社租赁了一艘货轮「北光丸」，专程前往越南。此项行动，经过了两周的准备，迨至四
月七日，始克出发，船行一小时后，影佐才宣布此行的目的地是越南的海防。
「北光丸」在海上走了十来天，于四月十六日始在海防靠岸。因为他们一行的疑神疑鬼，
以及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的故布疑阵，影佐祯昭和犬养健等又过了两天，才在鬼头鬼脑的行
径中，于四月十八日与汪会晤。会晤的地点就在高朗街汪寓的三楼，为之传话的，就是此后
始终为汪担任翻译的周隆庠。
他们会商的结果，达成了三点协议事项：
一、在得到安南当局的谅解与协助下，尽速离开河内；
二、接纳汪的意见，搭乘日轮「北光丸」潜赴上海；
三、有关未来之「合作」问题，俟到达上海后，再从长计议。
于是，他们就根据此项协议，于四月二十五日深夜，在安南当局严密护送下，离开了河
内。在海上，由于小船与大船的会合问题，又耽搁了三天，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始驶往台湾基
隆暂为停泊，加添油料、采办食物后，旋于五月八日抵达上海虹口。汪秘密登陆，先隐匿于
法租界愚园路，逐展开了制造傀儡政权的活动。
影佐祯昭，就是制造汪伪政权最有重大关系之一人。汪伪政权在上海酝酿时期，一切以
影佐祯昭为日本军部代表而为交涉之对象。汪伪政权登场后，影佐帧昭则成为日本在中国最
大政治性特务组织──梅机关第一代的最高负责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影佐调任师团长，
曾参与东南亚作战。迨至日本战败投降，影佐于一九四八年九月病死于东京。
影佐在世时，也写了不少东西，其死后，由他的女婿谷垣专一，和他的秘书仓冈克行将
遗稿加以整理，发表了一篇「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虽然角度与我们不同，但仍不失
为可资参考的好资料，兹节录其中有关汪精卫自河内到了上海之后的这部份，以免再事重复。
其文如下：
汪氏同意了上海百梅与日方会谈的结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二十日到
达河内。
近卫（首相）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所谓「近卫三原则」的日支关系调整方针。汪氏为
了响应这一声明，二十九日以艳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会建议和平，
力陈中日和平的必要……。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决议开除汪氏党籍，并褫夺其所有职务。随着重庆的
特务也来到了河内，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被暗杀了。日本方面得到汪氏环境危险的消息，五
相会议决定派我们到河内去协助汪氏转到安全地带。我和犬养健等乘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北
光丸于四月十七日抵达河内，矢野（外务书记官）、伊藤芳男等则已经先期飞来了。
四月十八日，我在河内高朗街汪邸会见了汪氏。汪氏对中日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了惋
惜之后，说：「关于中日必须和平的信念，曾不止一次用书面或当面与蒋氏讨论过，而蒋氏
一则怀疑日本的真意，一则为环境所支配，无法实行和平。」他又接着说：「正在考虑放弃在
重庆内部促使蒋氏改变的企图，改由外部策动重庆转向的办法，恰恰从高梅两人那里知道了
日本的和平方针，我想日本如果只能坚持这一方针，相信未始不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他又
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是给和平运动发展的一个最大保证。」
汪氏认为：「留在河内，既危险，且无意义，应以上海为基地，发展和平运动」，他又顾
虑到「由河内动身，需要得到越南当局的谅解」，并且「在研究到上海之后，如何开展比原
计划更进一步的方法」。汪氏一再声言和平运动主旨，是在扩大和组织民家对和平的要求和
力量，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换抗日政策，并不是要另外成立政府。
汪氏在越南当局谅解和越南保安局员护卫之下，于四月二十五日从加特巴岛乘法国轮船
出发，二十八日夕刻，在拜亚士湾东北方换乘了北光丸，经由台湾基隆，五月八日抵达上海
虹口码头。
在这里，应孩把汪氏那时的想法，叙述一下：
「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
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
重庆转变方向。但是详细考虑之下，单凭言论来使重庆政府转向是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和平
论固然是为了爱中国，抗日论更是由于爱国精神的激发。但是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
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反之抗日论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就只有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
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不错，近卫望明如果能够十足兑现，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会失去根
据，甚至会顺从舆论，倾向和平。但是，问题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
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上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
来唤起民家舆论加速和平的实现呢？当然，这个和平政府的建立不是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
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和平政府为必要而备有军队，也决不是来与重庆为
敌。如果一旦和平实现，不论是否双方政府合并，或者采取其它形式，我（汪氏）决不过问，
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总之，我确信汪氏的想法，是在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以为与日本和平的示范作用，用事
实来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使一般民家和重庆政府由倾向和平而导致全面和平。尽管新政府成
立后，表面上暂时是与重庆政府相对立的，中国形成了和平和抗战两个阵营，但是结果是会
合并的，也只有两者合并才能实现全面和平。这是汪氏和平运动的指导原理。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汪氏的和平通电中说：「望蒋先生以国家民生
为重……与日本停战言和，……兆铭与同志等必当与先生戮力同心，以促全国和平之实
现……。」这可见汪氏的心境的一斑。
这以后，汪精卫与日本政府间，有好长一段时间在讨价还价，一直到二十九年的六月中
旬，才算有了点头绪，可没有完全敲定。关于汪与日方的交易谈判经过，照影佐祯昭所记的
「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这一年六月初旬，汪氏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人，由日方的矢野、清水
两个外务省书记官，犬养健和我，陪同由上海飞到了东京。汪氏一到东京，即与平沼首相会
见。平沼首先力言中日在道义上有合作的必要，然后对汪氏挺身努力解决事变的热情表示敬
意。汪氏答称，为了中日两国长此相争的无意义，因而决心努力和平。汪氏认为日本方面对
解决事理，不外下述三种方法：一、坚决采取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进行和平的方针；二、或
在国民党之外，找寻在野有志之士为对象，讲究和平方策；三、不然就是不问在朝在野，不
论是否国民党，只要是为了两国的前途而赞成和平的人，大家一起来进行和平，解决事变。
汪氏说：如果日本方面认为第三种方法是适当的话，他有决心作为建立和平政府的中心；竭
力来达成和平的目的。平沼首相当表示现内阁坚持继承近卫声明的精神，赞成汪氏的意见，
只要汪氏有这样的决心，日本方面当绝对的协助。
六月十五日，板垣陆相承平沼首相之命，申述日方的希望和汪氏交换了意见。板垣在会
谈中为了避免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措辞上格外慎重。当时双方会谈的要点是：
一、板垣问：「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藉这个机会来清算一下？」汪氏对这点
表示赞成，并且说这次组织政府，当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人士来参加。
二、板垣提议：「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已经忍受了许多徘谤来努力中日和
平，如果一旦全部取消，在日方觉得过意不去。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
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汪氏说：「华北远隔南京，设立一个
政务委员会，在某种程度的政务交其办理固无不可，但是华中没有设立这样机构的必要。不
过对原来维新政府的人士，自当考虑予以安插。」
三、板垣说：「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生主义，许多人解释以为这就是容共抗日主义。
当然，这不是孙中山先生的意思。这次是否可以把这点加以修正，明确地表明中日共同反对
共产主义的态度？」汪氏对这点完全表示同意。
四、板垣说：「许多日本人解释青天白日旗是抗日的标帜，同时日本军队在军事行动上，
如果和平政府及其军队和抗日政府一样都用青天白日旗，难免发生意外的情事，作为一个实
际问题，可否加以考虑？」汪氏绝对反对这一个说法，但是他答应考虑如何与重庆方面识别
的方法。
笔者仅就所知的，对于上文中所提到的几个人名及名称，略加批注，以便利读者阅读：
平沼骐一郎接替近卫文麿为日本首相，以已沦为日本军部的傀儡。由汪精卫之与陆相扳
垣征四郎之直接会谈可以证明。
矢野征记和清水董三两名日本外务省的书记官，其职位虽不高，但在未来的汪伪政权中，
却发生很大的作用。
「临时政府」指的是华北的王克敏，「维新政府」指的是南京的梁鸿志。从板垣和汪精
卫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份量有几两重了。
影佐写这篇东西，相信是有保留的，其措词也比较审慎；倒不如「蒋总统秘录」全译本
第十一册二○九页至二一三页所戴的那么率真，兹节录数段，以明究竟：
抵达日本访问的汪兆铭，于六月十日与平沼骐一郎首相会面，并曾与前任首相、现任枢
密院议长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等人分别晤谈。
此时，都还不了解日本政府的意图只是要以他为傀儡的汪兆铭，于六月十五日再度和板
垣会谈之际，向之提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内容分为内政、军事、经济各项，要
求日本方面从速给予回答。
在这个表达希望的文件中，包括有──「（一）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以免予人有日本
干涉内政之疑念；与日本接洽事项，可循外交常轨，透过驻华大使行之。（二）在中央最高
军事机关设立顾问委员会，顾问不仅限于日本人，并聘用德、义两国人。（三）日本在占领
地区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资产应即发还等项。」
这些要求，实则根本就不能和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兼容，所以在汪兆铭留日期间没有得
到任何一点答复。
为日本政府所正面反对的，是「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本方面提出要
求：「三民主义由日本方面加以修正」，「国旗须采用新的图案」。结果作了妥协的决定──修
改三民主义问题暂且搁置，至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在上方加了一个「和平反共建国」布条。
对于汪兆铭如此卖国降敌的行为，国民政府乃于六月八日明令予以通缉。
六月二十八日，汪兆铭回到上海，得到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的协助，
从事于在华南设立其所谓「新政权」的活动。他曾策动张发奎、邓龙光等粤籍将领参加，但
张发奎他们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以致汪兆铭乃不得不放弃了树立「华南新政权」的企图，
而改弦易辙着手在南京制造政权。
他首先以中国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
前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公馆召开其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开了三天，出席「代表」二百三十三人，始终只是汪兆铭一个人在表演，
完全为他所任意操纵，选出他为「主席」，以反共为这个冒名的「国民党」的「政策」，并决
定「调整日华关系，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
九月十二日，日本为统一指挥所有在中国的陆军部队，新设「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
南京，调日军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并任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
长。这是为谋因应汪兆铭树立其伪中央政府工作之推展而采取的措施。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向汪兆铭提示「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并要求──以此为
基础进行协商组织新政机事宜。这是对于汪兆铭在先访问日本时向日方所提「关于尊重中国
主权之希望」的一个答复，其内容有：除中央政府之外，在财政、经济、科学技术各部门都
设置日本顾问：至于军事顾问团内亦不得聘用德、义等第三国人等项，差不多将汪兆铭的希
望全部否定。连担负和汪方交涉任务的影佐祯昭都埋怨地说：「这简直就是傀儡政权嘛！」
再说我们军统局这一方面的对汪工作，笔者本人虽奉命先行离开河内调回重庆，可是我
们留在河内的同志们，在汪精卫尚未离开河内（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这段期间，
仍然没有放弃制裁汪精卫的活动。
我既然调离河内，在职务上，已经不是实地工作的负责人，所以对于他们的活动情况，
自然就不清楚了。以下所记的点滴，都是其后零零星星知道的，或是在某一件工作上证实的，
其获知的时间不等，有一两年之后的，也有事隔数十年之久的。现在一并记述如后。
读者可还记得，在前文「软性行动」那一节中，余乐醒兄和我曾一度研商并实验使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