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后来因为若干技术问题之不能解决而作罢。我们先是打算把药放在面包里；其后，乐醒
兄又取出一个小罐，说是里面放置的药物，可以散出一种挥发性的气体，也足以致人于死，
如遇热则更为有效。结果终以无法把这个小罐摆到汪家的浴室内，而搁置下来。你猜怎么样？
迨至三十年冬天我在上海被捕，落入对方之手，当汪妻陈璧君提讯我的时候，她却问道：「你
说，你们摆在洗手间里的那小罐罐是干什么的？」她这么一问，我反而征住了，什么小罐罐？
我怎么不知道，忽又猛然一惊，还不就是余乐醒的「杰作」吗？
听说，徐先生和方炳西他们也有政治外交的运用，目的是在困住汪精卫，使之不能离开
河内，而无法作扩散性的活动。也许是地位上的关系吧，在层次上他们的力量还嫌不够，所
以未产生作用。这一点在影佐祯昭接运汪某脱离河内时，曾对江说：「先生要离开越南，准
备怎样与越南当局谈判？」汪某答称：「总以不给予越南当局任何刺激为尚。」如此看来，并
不是想走就走那么单纯。
如今健在的曹师昂兄，于今（七十一）年当面亲口对我说：「那一年我们夫妻俩带到河
内的武器，除了你取去的两枝手枪和一盒子弹外，我们还留下了一枝手枪，以备在机会成熟
时自己使用，当时并没有告诉你。」师昂兄的意思是：他和他的法籍夫人也负有直接行动的
使命！自从由我指挥的工作失败后，他接奉指示，继续觅机积极进行。经过许多繁复的安排
后，并得到「汪公馆」的认可，就在四月中旬的某一天，他的法籍夫人扮成记者模样，去到
高朗街「访问」了汪妻陈璧君。这是为了察看途径的前奏，并没有携带武器；预定的步骤是
看过了之后再行设计的。可惜时不多与，没有几天汪就离此到上海去了。当我听师昂说了之
后，才想到如果当年就请曹夫人作一次「侦察访问」，那不就不会发生错误了吗？这一念头，
竟尔埋藏了四十三年之久，未能及时想到提出。
又据曹师昂兄告诉我，谭天堑兄另外也有一套，详细内容当然不晓得，只略微知道也与
外籍的女人有关。不是运用的不得当，就是天堑兄大有违误之处，后来所谋不成，还受到严
厉的处分。
王鲁翘兄是在什么时候奉调到上海去的，我不知道，可是汪精卫来到上海之后，鲁翘
已经在上海了，他的任务，仍然是制裁汪精卫。
（三）千里追踪奋勇杀敌的再出发
我在局本部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已渐渐觉察到这个第三处长，原来只是一个「名誉职」
而已。也可以解释为：如果不获上级重用，的确是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而事实上，坐在那
里一天到晚也看不到几件公文，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业务需要处理。有时，毛人凤先生看我闲
得无聊，也好意的分个两三件文件给我看看，说得难听一点，解闷罢了。
在处长任内，经办过的大事可以说没有，有趣的稀罕事倒有几件。有一件是王天木兄从
天津打来的电报，电文中居然出现了「王八蛋」字样，这真是少见的事。另一件是有位同志
因精神错乱自己人打死了自己人，我奉命审理此案时，恰巧遇上了紧急警报，随着一阵炸弹
爆炸声，震动得天昏地黑、尘土飞扬，等到尘埃落定，秩序恢复，殊不料所有的一干人犯都
已踪影不见，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笑话。第三件，怪我自己不识相，当我看到日报表中
挤满了「守法人」时，竟然妙想天开的提出一个「疏散」的建议，也就是主张把一些轻微的
违纪同志开释掉算了。这一下子可犯了大忌，其所得到的批覆是：「不用你做人情」。结果落
了个自讨无趣。
我正预备写报告请调工作，旋即奉令入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至于
是否带职受训，还是已经开了缺，皆未见诸明文，这以后，也就糊里胡涂的过去了。不过，
入班之初，一定要填表，表上有一栏「阶级」。我是什么阶级？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可又不
敢乱填，为了这点事，不得不回到局本部请示，结果准许以「上校」填报，其实，我明白，
这个「上校」八成也是黑官。
浮屠关上受训一个月，可记之事甚多，因与汪案搭不上关系，可又舍不得一笔带过，只
好长话短说了。使我难以忘怀的是──
遇见了初中时代的校长王飞王冲天先生，也在受训。中学在校时，我祇有十五、六岁，
王校长约三十五、六；如今，我已经三十岁了，他当在五十左右，威仪仍不减当年，我在他
面前，依然存有敬畏之心。
有一次整队集合时，又无意中发现我们军校五期第一学生大队大队长帅崇兴上校也在行
列之中。在校时，是民国十五年，现在却同班受训，这也是一次幸遇，可是他的官阶仍然是
上校。
受训期间，和我在寝室里上下铺、讲堂上同一张桌子的是孔XX 先生，他的名气大，这
里不打算提他的名字。由于当时管理甚严，生活实在苦透，连馋的想吃一碗肉丝面，都办不
到。这位孔先生自然也有同感。当时，中训团负责安全的「警卫稽查组」由戴雨农先生兼领，
实际上由杨英副组长驻团负责。我和杨英兄是「北平站」的老搭档，有交情，他给了我们不
少方便，又岂止一碗面而己；同时，也为我和孔先生建立了友谊。就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几
乎惹出一场是非。其内情，以后会写，不过，却很难下笔。
还有一事，值得一记，是关于空袭警报中最有纪律的团体行动。这与老百姓杂乱无章的
逃警报实大异其趣。每逢警戒警报发出，在训的学员们仍须按进行中的课目照常作业，如再
拉紧急警报，才停止课目，然后操场集合，由全班总值日官发口令，按队列秩序，指出目标
地点，齐步前进，然后再发一个「跑步」的口令。到达防空洞后，乃列队进入。仍按原有队
形，分别站立在划定的位置上。待全部停当后，由总值日官发一个「稍息」的口令。照规定：
不许乱跑，不许说话，没有口令也不许坐下，就这样一直等到警报解除。这在拼命奔跑，躲
避警报的老百姓眼中诧为奇观，这也罢了，最感困扰的倒是因设备所限无法禁制的大小便问
题，难以解决。
浮屠关半山上有一处天然的大缺口，像一个张着的大嘴巴，它能够吞下几千人，所以就
成了天造地设的一所防空洞，也是千万人的庇护所。
一个月的时间，说快转瞬即届。就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结业的当天晚上，大概是
在二十八年七月底吧，戴雨农先生派人知会我，指定下午七点钟到他的公馆吃晚饭，通知中
没有说明事由，而我们军统局同时受训的五个人中，也只有我一人被邀请，这说明并不是例
行的邀宴性质了。
我和戴先生自河内一别后，虽然在防空洞中照过一次面并未交谈外，这是半年来首次聚
晤，他面带笑容的和我握了手。在座的还有「公馆秘书」潘其武先生等数字，都是熟人。出
奇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客，不认识她是谁，更不清楚她的身份。因为有女人在座，气氛
就显得不怎么严肃，又兼戴先生本人有说有笑，大家也就觉得不太拘束了。
这顿饭连吃带喝，已经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心里虽然明知道必有所为，可是他却一
点口风都不露，到后来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也就放肆起来，我在那位女客的怂恿之下，竟
而乘兴高喊了四句不大入调的「长板坡」，总算藉此吐出了几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一块郁积，
觉得好不痛快。
我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事或许明天再说。正待整衣离去时，戴先生拉了我一把，
同时示意叫我到他书房去坐。起初，我认为这回他必定会对河内工作提出检讨，甚至宣布给
我的处分了。可是他依然故态，在未宣示他的意向之前，先矜持的作了一番沉默，然后再一
语破的地说出了他的主旨。戴先生说：「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掌握到全部情况，而且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
维护工作的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就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他这么说，已充分表示出这是最后的决定，当然不容许再作什么考虑，可是当我接受一
项任务之前，总该有个了解才行。于是不得不请他多透露一些实际情况。其实他也早就想说
了，祇是考量如何措词才恰当。
他好象有难言之隐似的先问我：「天木的事你不知道吧？」我摇摇头，也的确一无所闻。
不过，他一提到王天木，我就想起当我代理第三处长时，曾收到一通王天木兄从天津发出的
电报，文内大发牢骚，竟有「王八蛋」字样出现，意思是在责怪当地单位不肯替他做这样、
做那样，另外还有些啰哩啰嗦的闲话，当时我和毛人凤先生商议下来，就把这份电报「存卷」
了。我猜，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所引起的吧？
戴先生也明晓得我是不会知道的，但为了使我进入情况，于是他接着说：「天木这么做，
大大出乎常情，尤其是估不透他的动机何在？你这次去，务必要澈底了解清楚，并且尽一切
可能劝他回来，我可以保证，绝对维护他的安全。」
戴先生对于王天木的事，只说到此处为止。就不再说下去了。主要的，是因为到现在他
还不完全了解事态的真象，他还不相信所传的这一事实。
他又停顿了一下，面色更凝重了。他指示说：「你要继续河内未了的工作，进行对汪的
制裁，关于这一点，你到了上海之后，可与万里兄联络，希望你们能合作。」
他再作考虑，大约过了一分钟光景，又说：「上海局势（指的是我们组织上的）在你未
到达之前，可能有许多变化，我会随时与你联络。」
此刻已经接近午夜了，他还没有令我离去的表示，我忽然想起和孔先生第二天的约会，
于是我要求戴先生可不可以允许我在重庆多停留一天？他问我为什么？我不得不据实告诉
他已经和孔先生约妥一聚的事，这是一个承诺，怎么能够不辞而别。他不听则已，待我说完
之后，就毫不考虑的说：「目前情势紧迫，我们要争取时效，那里有功夫参与社交活动。又
何况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连机位也订好了，并且已通知香港方面的同志为你安排去上海的船
只，事实上已无法改期，我看不必了，像这种应酬，顶好是越少越好。」
我没有理由再争，不过，心里总觉得不能如期赴约是一件憾事。可是我和孔之间的关系
并不算完，我愿意写的和我所能写的，预定在「英雄无名」第三、四两集中配合当时的情节
再写，说得堂皇一点，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道义往还，大有感人之处。
戴先生和我的谈话因此而打断，也就到此结束。我原打算辞出以后先到兆槐持平兄嫂府
上道别致意，同时也要整理一下行装，看看存在他们府上的那点衣物，有没有可以穿用的。
谁知道戴先生送我出来的时候，他说已经为我在旅馆订了房间，也关照管总务的替我置备了
几件衣物，希望我好好休息一晚，以后加倍努力。
这是我和戴先生最后的一别，而以后除了函电往返外，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追忆前情，
言之心痛！
等我到了旅馆，早就有人把我存在兆槐兄府上的东西取来了，可见这一切都是早已安排
好了的。
这一夜，又不好睡，有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因为不久之后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了；同时也
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上海组织范围那么庞大，事情那么复杂，凭我这副身手，在一个完全陌
生的环境里，不仅要解决内部问题，还要完成未竟之功，想想看也会令人愁的睡不着。颠三
倒四折腾了一夜，天一亮，习惯了早起，虽然没睡醒，也不想再躺在床上了。没有隔多久，
王云孙兄已经带着另一位同志帮我收拾东西，接我上飞机来了。
这次搭的是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一路平稳，无可记述。到香港后，他们已经买好法国
邮船「霞飞将军」号的船票，停留一宵，第二天中午启碇。就在近午时分，我已经坐上驳船
正待驶向「霞飞将军」之际，香港的同志追踪而至，他乘着别人不注意之际，递给我一张小
纸条，一看，果然上海的情况有了变化，这是上级转嘱香港方面通知我的，纸条上写着：「抵
达后切勿径行回家，当有熟人来接。」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我家里出了事情？不会呵，这
可把我弄胡涂了。
两天的航程，有的是时间给我想，至于船上的风光，这一次已无心领略了。只盼望着早
一点船能抵岸，也好快一些打破这个谜。
船抵吴淞口，不知道为什么等了好几个钟头才驶入黄埔江，又在半江中等了好久才靠码
头，老远的，我已望见老朋友胡永荃兄陪着内人等在岸边了。我刚登岸，内人就忙着迎过来
低声告诉我说：「我带着孩子租了一间房子，亢子和因子他们常来，恐怕遇见不方便，所以
毛先生他们嘱咐我来接你，我又把胡三节拖来，预备请他替你安顿一个落脚的地方。」接着
我和胡三爷拉着手，我们一起上车，先开到卡尔登公寓胡家，暂时坐一坐，然后再决定把我
这个人摆在什么地方。
先要从「亢子和因子」说起。王亢子又名蝉红，王因子又名蝉绿，是王天木兄的两位千
金。民国二十二年天木兄判刑坐牢，二十四年笔者违纪守法时，内人和亢子、因子姊妹都关
在一个地方，也成为他们的丈夫和父亲的「陪绑者」，因而他们是「难友」」也结为至好，这
一次上海重逢，彼此叙叙旧谊，亦属情理之常。
那么，他们这些人是怎样连系上的呢？细节说来话长，首先是毛万里兄派来上海后找到
了内人；王鲁翘从河内调到上海后，归万里兄指挥；天木兄的三小姐因子在南京时就和鲁翘
相识，据说此番异地重逢，过从甚密，时有约会；就这样一个牵一个的串连起来了。就我们
的组织而言，这是不许可的，是违反原则的；可也是私底下在所难免的事。
接着再说我。目前的情形是有家归不得，多承永荃兄热诚照料。他提议不如先在他这里
暂时住下，马上就去找房子，找到房子搬个家，我再回去，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好，
就这么决定了。大概只过了一天，永荃兄就在朋友华家分租到三层楼一大间和一个亭子间，
我也有了安身之处。这个地方是在法租界杜美路，后来才知道我住的正对面就是杜公馆。
我到达上海没有几天，根本还没有接触到工作，就奉到戴先生电令：派我接任「上海区」
区长。「上海区」是「军统局」所属最大的一个外勤单位，不过，此刻正处于「四面楚歌」
风声鹤唳之中，这要比原先的任务更加繁复，我实在诚惶诚恐。
「上海区」的前任区长王天木已不在职，代理区长兼第一行动队队长赵理君病假住院，
且已奉令调赴洛阳。此刻，「上海区」所有内外的一切业务与事务，完全由「上海区」书记
郑修元兄负实际责任。此外，尚有助理书记胡尚武和情报编审刘原深以及译电交通联络员数
人而已。刘原深兄也就是现在全部「英雄无名」的校订人。
毛万里兄并不属于「上海区」，他的名义是上海地区的总督察。也就是说，除「上海区」
之外，凡属上海市及其邻近地区内「军统局」所有工作单位的总督察。而实际上，万里兄除
了督导各单位的一般工作之外，还负责相机制裁汪精卫的特殊使命。王鲁翘兄从河内调到上
海来，当然就是为了执行此项任务的。所以只个别的受万里兄指挥，并不隶属于地方组织─
─「上海区」。
鲁翘兄是那一天到达上海的，在资料中查不出来，但在郑修元兄所撰的「沪滨三次历险
实录」中，却发现鲁翘兄于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了。其经过情形，可综合
各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后，从头说起。
七月间，我在重庆中训团受训，上海发生的事，我当然不知道；可是当时我的眷属已由
天津迁至上海，有些个事内人都有所闻，甚或她还在场，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万里兄、鲁翘兄，还有「上海区」会计白绳祖和内人四个人打麻将，不多久，
王家二小姐因子打电话来给鲁翘，约他出去见面，大家都希望鲁翘不要去，他去了变成「三
缺一」是小事，现在正值多事，一夕数惊之际，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那可不得了。鲁翘认为
绝不会有问题，而且去去就回来，也不致使大家多等。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鲁翘就回来了。
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又继续玩牌，没有再问长问短。只有打了两三副牌的工夫，电话又响，
鲁翘抢着去接，大家一听口气，仍然是三小姐打来的，鲁翘没说什么，放下电话就要走，万
里兄耐不住了，也开口劝阻他不能去，并动以个人安危及于工作影响的说词，可是鲁翘认为
把这点芝麻绿豆的事看得太大了。结果他还是执意的赴约去了。这一去，中了计，回不来了。
修元兄在「沪滨三次历险实录」中写道：「迨我抵达麦阳路七十一号，正在披阅当日收
到文电之际，忽接沪上总督察毛万里兄电话，他用隐语告诉我，王鲁翘兄被人捕去，嘱设速
法营救。我立即电话情报组第一组组长朱啸谷，请其速恰刘俊卿、刘绍奎（公共捕房）两兄，
打探鲁翘兄究为何方捕去，并尽一切可能，予以营救。」
起初，只知道鲁翘兄被捕，尚不知被何方捕去，后来才晓得是「沪西歹徒」（上海人对
汪伪特工的称谓）在日本宪兵队嗾使下，由日本方面知会法租界捕房，在马路上截住了王鲁
翘兄的去路而加以逮捕。迨押至法捕办理「褫解」手续时，法捕房因为也要照例问问话留一
个记录，不期却发现王鲁翘原是河内汪案的「通缉犯」。这么一来，法捕房歪打正着无意中
捕获了「通缉犯」，而鲁翘兄近乎自投罗网竟成为法国人的「阶下囚」。幸与不幸，很难论定，
虽然免不掉一场牢狱之灾，但终究逃过了敌伪的生死一劫！
结果，鲁翘兄被解回河内「归案」，判处无期徒刑，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与张逢义、余
鉴声、陈邦国同时获释。
内容提要
混乱复杂的大上海，绝不像河内那么清静单纯。原先的大好机会既已丧失了，如今亡羊补牢，
谁说不晚？
到了上海之后的汪氏家族与汪伪集团，较比在河内，说得上人多势众，其警卫之森严，不喻
可知。我们的行动也只能做到跟在后面追踪，不要说是接近，就连远远的望一望，也很难从
心所欲。
在现实环境上，我们所处的地位，又正好是三面受敌，倍甚艰险：日本占领军中自成体系，
而且疯狂嗜杀的宪兵队，视我们为第一号目标，必欲扑灭而甘心﹔新投奔汪伪的大小喽啰们，
则专在对付我们以表功﹔而公共租界与法国租界当局，也在日军压力下，有不得不应付者，
其中虽有一部份警探对我同情，但另有一部份警探竟甘为虎伥，较之敌伪尤为狠毒。我们如
此受制，等于被捆绑了手脚与众多强敌作殊死之斗，不但增加了工作上的危险性，也大大抵
销了我们的攻击力量。
比至汪逆长期留住南京后，我方除地区工作单位「上海区」、「南京区」分别负有制裁汪逆之
使命外，军统局本部与戴先生本人，亦在直接部署，不断作个别或临时派遣，以匡我等之不
逮。因是之故，乃有爱国志士多人前仆后继，慷慨赴难，奋勇牺牲、徙容就义的悲壮事迹更
笔不胜书。
本文最末的后记中，对于参加河内工作十九个人的生死下落，作了一个详细交代，以志其牺
牲之惨烈或遭遇之不幸，这才是本人撰述「英雄无名」的最终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