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开始，由我负责「上海区」的工作。如果用「就任视事」作
说明，那又与事实不相符合，而实际上，祇不过是与「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兄见了一次面，
他把「上海区」的现状，在口头上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而已。在我们来说，这就算完成了交
接的手续。打个比喻：假如我和修元兄分手后不再见面的话，我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找「上
海区」去！
此际，「上海区」因遭受破坏已失去其组织功效，一切对内对外联系，完全靠郑修元兄
一个人在险恶的环境下维护着，其经过情形在其「沪滨三次历险实录」中曾有详细记述，这
里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多亏了修元兄大力撑持、过渡，否则，我这个「区长」，很可能会
当好长一阵子的光棍。
有关「上海区」成千的同志们创下来的光辉事迹，为八年抗战达成杀敌致果的最高威望，
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以同志们的血汗肝胆完成了两百余件制裁汉奸的行动工作，如傅筱庵、
张啸林等；实施了五十多起配合军事行动的破坏工作，如炸毁飞机场、爆破弹药库等；格杀
了三、四十名身着军服的日本现役军官，其中包括少将及大佐级数人，都有名有姓。还有：
除了本位上的情报搜集与处理，列为经常性的工作外，更高层次的尚有政治性的策动反正，
以及整体性的群众运动等等，这些，均可视为最上乘的情报活动或特工活动。
本文所要记述的，仍然是关于如何继续制裁汪精卫的事，至于汪案以外的许多情节，则
留待「英雄无名」第三部中再写。
汪案的继续进行，是本局的既定任务，而何况汪精卫已于六月八日起已成为要拿获归案
的通缉犯了。此刻，奉命执行制裁汪的，已并不限于「上海区」一个单位，而与此案有关的，
也不是尽由「上海区」负责联络，所以这里所记的，只是在资料上见到的，以及本人记忆中
还想得起的。不过，相信不会有太多的遗漏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戴雨农先生他个人直接
运用的特殊关系了。
在尚未展开活动之前，先要对汪精卫的行踪以及防护情形有个了解才成。据悉：汪于二
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离开日本，前往天津拉拢吴佩孚见拒；并与华北伪政权第一号头目，也就
是我们枪下余生的王克敏，彼此在电话上委蛇了一番后，于六月二十八日又回到上海。写到
这里，笔者颇有感触，二十七年三月，我率领王文同志所部，在北平煤渣胡同三十号门前，
冒死制裁王克敏，功败垂成，假如当时没有那个舍生一仆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那件工作很
可能就完成了；而河内一击，也同样的遭到意外而失败，否则的话，也可以说倘如情况稍稍
有所改变，那里还有汪、王之会这一出戏。
八月二十八日，汪在上海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召开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这个会筹备了两个月，上演了两、三天，汪精卫遂自封为「主席」。这与其说是
「结党营私」，倒不如说是「鱼目混珠」更为恰当。提到开会的地点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
却比这个代表大会有更多的话可说：极司非而路在沪西，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部份，也就
是说，原来并不是租界范围，后来公共租界行政当局半明半暗的就修了很多条马路，并列入
管辖；往大里说这就是「侵略」，看得平常一点也可以视为「侵占」，总而言之是不合沬的。
「七十六号」是前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产业，汪等使用这个地方是否得到业主的同意，已无
从查考，也并不重要。据说，当时只是一所空屋而已。自从用这所大宅院开会之后，就成了
汪伪政权的摇篮；敌伪高级头目经常集散的「歹窟」。迨至汪逆去到南京沐猴而冠之后，「七
十六号」蜕变而为「特工总部」。在这个罪恶渊薮里，有公堂、有监牢、有刑场，形形色色
充满了神秘、残暴与恐怖。当时的上海人一提到「七十六号」，大都谈虎色变，不寒而栗，
外加一份恶心。
关于「七十六号」的种切，笔者预定分别在「英雄无名」第三部和第四部中，将有非常
细致的记述：第三部写由我领导的「上海区」如何与「七十六号」搏斗的经过﹔第四部写本
人陷入魔掌后，又如何与这般家伙相周旋的真象。有关我被捕后的情形，我自己形容为是从
「阴曹地府」打了一个转身，又还阳再世为人的﹔可是也有人责以未能从容就义，大节有亏
的﹔更有人怀疑的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杀你？这些，笔者必将敬向读者提供真实答案，请拭
目以待吧。再说汪的行踪和所搞的伪政权：
九月十二日，日本军方为统一指挥所有在中国的陆军部队，设立「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
于南京，任命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并调任曾与汪精卫在东京开过谈判、且作
高价低估的前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这是一项刻意的安排，因为坂垣征四郎
这个人，从日本侵略东北、扰乱华北起，一向都在制造中国的分裂，而且是日本军人中最擅
于运用「政治谋略」的人。日本人所谓的「政治谋略」，在我们中国古代形容为「纵横捭阖」，
演进至今，因越来越是错综复杂、花样繁多，似可纳入「心战」、「政战」范围，用四个字的
成语，已经包容不下了。此刻的汪某，正热中于伪政权的建立，尽管自知已经上了贼船，他
想孤注一掷，也顾不得许多了。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向汪提出「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实际上这就是对汪某访
日期间对日本所提「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一项总答复。同时也是对汪某意图组织伪
政权的一个指导原则。其内容：除「中央政府」之外，在财政、经济、科技各主管部门，统
统设置日本顾问；至于即将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中，也不可以聘用德、意等「第三国」人。
就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军事顾问团」内不许有任何其它国籍的人。
关于双方的「协商」会议是在上海愚园路汪精卫的寓所进行的。
此刻，我接任「上海区」长已经两个多月了，在众多的任务中，制裁汪精卫当然也是其
中重要的一项。单就此一任务而言，我们首先要侦察的，就是汪某的住处。据悉，汪住在愚
园路，这条马路很长很长，靠近公共租界市中心这一段，到底是属于公共租界？抑或越界筑
路，我还弄不清楚，要请教老上海才行。往西，越走越冷静的那一段，可能就是越界筑路的
「沪西」地带了。换句话说，「沪西」是日本人权势所笼罩下的范围。汪精卫的临时寓所在
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另有资料作一一三二号），这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子，从马路进入此弄，
要经过一条曲折的巷道，虽然汽车可通，但却无路交会，其宽度亦可想而知了。弄内都是人
家，惟出出入入的人并不庞杂。这是一条「死巷」，只能单向进出，别无叉路可行。汪住在
最末端的两户，这两户门牌几号可记不住了。其中一户门向东开，另外一户则朝着正面；这
两户之间隔着一堵砖墙，当中没有通路。两幢房子的格局，大致一样，楼高三层，开间广阔，
所占面积约在百坪上下，只是院落不够大，连汽车都开不进去。
再说他们的防卫：此时此刻的汪寓，已大非河内高朗街之比了。在一一三六弄口的大马
路上，就可以看到便衣保镳们的晃来晃去，他们不穿制服，一律都是短打装扮，胯下别着盒
子炮，虽遮盖在衣襟底下，可也不在乎过路人的侧目。从巷口到里面，隔不了几十步就有一
两个，再进去，可就行人止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没有机会。也是我丧失了大好的机
会。
刚才说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底的这两所房子，据说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产业，大概是
日军占用的。在汪精卫住在期间，我不可能进去看看，连从愚园路经过，回转头来朝巷子口
看一眼都不曾有过。可是后来汪某搬走了，李士群和吴四宾两家分别搬进去了，而我在三十
年十月底被捕了，李士群第一次问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对这所房子的印象特别深刻。还
有到了三十一年，我和李士群「说通了」，更密议如何劫持汪精卫，准备大干一场，也是在
这幢房子的三楼，当时还有李妻叶吉卿在旁插嘴。听起来越来越玄了，这可不是说讪，第四
部书中自有分晓。
再说汪的住处。除了上面提到的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底的两所房子之外，还有一处是在愚
园路二十号。这是陈群的产业，他惯用这幢房子作为笼络政要的手段。所以他在汪伪政权中
捞到了一个「江苏省主席」。
有一段秘辛，与愚园路二十号有关，也就便在此一提：早在民国二十一年，第三党领袖
邓演达在上海作政治活动，陈群也招待他到这所房子作居停，扫兴的事不幸发生，邓演达却
在此被捕而解到南京去了。现在他又为逢迎汪精卫而献出此屋，如果汪家也相信妈妈经的话，
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所房子什么模样，我写不出来，困为我没有去过。汪精卫曾假此办公，惟为时甚暂。
代表日本方面与汪氏一伙经常联系的，有个古里古怪的组织「梅机关」，其首任负责人
就是到河内接运汪精卫到上海的影佐祯昭。至于为什么叫「梅机关」？传说是因为其机关地
点设于上海虹口地区一所称为「梅花堂」的宅院中，故而采用此一名称﹔也有人说是按照「松
竹梅」三字排列出来的。当时，在日本占领区以及东南亚各地，尚有各式命名的「特务机关」。
我特意插一笔提出这个「梅机关」来说，是因为于此再过两年之后，我和这个「特务机
关」有过直接的接触，也可以说是一场「间谍战」。其时，首任负责人影佐已他调，代理职
务的是晴气庆胤陆军大佐，另外还有一名主要策划人中岛信一。中岛没有正式军人身份，却
是一名大学教授，最微妙的一件事，是中岛虽然发觉了我仍与重庆联络，并设有秘密电台经
常与江西铅山通报，但他却保持沉默而不加以说破。这还不算，当上海日本宪兵队侦测台址
搜出收发报机时，我个人幸而得脱，报务员张亚民不慎被捕，可是其它的同志则依然处于危
殆中。此刻的中岛，不但不与宪兵合作，反而安全的掩护了我的部属，而且把他们护送到杭
州隐蔽起来，一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这件事，照常理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
是亲身经历的事实，恐怕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此中细节如何？其故安在？也要等到「英雄
无名」第四部发表时，才可见分晓。
接着再从二十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签署卖国条件说起。
汪精卫于十二月三十日在一份称为「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上签了字，承认了日本的许
多许多特权，还辩解说：「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是我能卖得了的，即使我签了字，也只不
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这份「要纲」的内容，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开发表。
一月二十日，汪精卫自上海赴青岛与北平伪「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
府」首脑梁鸿志谈合并改组事；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跟去了。结果是
将北平的「临时政府」纳入汪伪政权，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惟保有高度的「自治」
﹔这要加以解释，所谓的「自治」，并非「华北政务委员会」而是背后的主子日本驻在华北
的派遣军。南京的「维新政府」解散，其份子则由汪伪政权吸收。
我们侦察到汪精卫从上海去青岛的消息，这只不过是一件稍纵即逝的情报资科而己。军
统局本部虽电令「青岛站」就近搜集「汪、王、粱」的动态情报，并相机予以制裁，可是「青
岛站」是个情报单位，没有行动配备，如何能以执行此一艰巨任务。
自汪某离开上海赴青岛开会起，我所领导的「上海区」，对汪精卫的行综即失去掌握，
以准确时间而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到上海的，也不清楚他在什么时候搬到南京去的。
这显示着制裁汪精卫的工作越往后就越困难了﹔同时也将使我方同志面临重大的牺牲。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汪在南京召集了一些人举行所谓的「中央政府会议」，通过伪
组织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并议定三月二十六日举行其「还都典礼」。上文说过，这种做法
乃名符其实的「鱼目混珠」。汪某于二十三日更公开发表谈话，诓称他的这副架子才是「正
统政府」。
南京举行的「还都」闹剧，比预定的三月二十六日延迟了四天，是在三月三十日上演的。
为什么会有阻碍？这里面又有许多传说；而日本政府对于汪伪政权的「正式承认」也搁置了
八个月之久，其日期为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这又为了什么？此中还有不少的内幕，因与
本人所执行的汪案没有关联，所以不必横生枝节了。不过，有一需要特别一提而免于产生误
会的，是军统局也曾指派工作同志伪装参与对日「谈和」，请了解，这是「情报活动」而绝
非「政治活动」，如果说脱离不了政治范围，那也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运用。军统局有一项传
统的守则，就是不容许参与「政治活动」。据笔者所知，本局抗战期间的香港负责人之一、
先进同志刘方雄先生，曾主持其事。代表日本方面是曾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第
二课课长、又升任副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其经过详情，刘方雄先生年前着有「上兵伐谋」一
书问世，惟未见普遍发行，这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的上好资料。（二）痛定思痛字字为汪案
牺牲者悼念
虽然千难万难，我们还是前仆后继的执行制裁汪精卫的工作。
自二十九年春汪某长期留在南京起，负有制裁汪精卫任务的，固定的有两个大单位：一
个是由我负责的「上海区」﹔一个是由钱新民负责的「南京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个
别派遣」的个人或小型单位，而这些小单位需要支持与辅导，又分别交与「上海区」或「南
京区」联络，视需要之不同，予以代转函电，拨付经费，运送器材，以及技术顾问等项的协
助。再说得明白一点：「上海区」或「南京区」其本身所发展进行的关系路线，则具有指挥
权﹔而上级交付联络的则不然。
正因为上级将工作关系交给「上海区」联络，所以负责「上海区」的笔者，得以知悉其
中梗概，或者是有关连的一鳞半爪。以下就记述这些英勇事迹。
其一：吴赓恕先烈与戴静园先烈－吴赓恕先生在民国二十四、五年间，曾担任本局「天
津站」站长，他是我的后任，也是我的前任。此一情节，在，拙著「英雄无名」第一部「北
国锄奸」第五节中提到过。就是说，二十三年末我离职后，由吴赓恕先生接掌「天津站」，
二十五年夏，他调职后，我又奉派回任「天津站」。虽然首尾两次衔接，可是我们并没有见
过面。这以后就各事其事去了。
赓恕先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在未参加本局前，曾在「南昌行营调查
课」工作，此一单位原由邓文仪先生领导，改组并入军统局后，赓恕先生成为本局得力干部，
前后出任「河南站」长、「广州站」长及「衡阳办事处」主任等高级职位。民国二十八年十
一月，奉调入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
我在中训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时，是二十八年七月，其间相隔四个月。此刻，我已派赴
上海，惜又无缘相识。
赓恕先生在受训期间，遇见了老同学戴星炳先生，戴原名星炳，后改名静园，任军事委
员会少将参议。故人重逢，常在课余休息时间，找个一清静地方话旧，说来说去就说到了有
关汪精卫的事。这是一件大事，稍为关心国事的人，当然要谈。
他们是否曾为河内一击的不成功而惋惜，我不知道﹔不过，他们却发出了「荆轲聂政，
而今安在」的感叹。至此，戴静园先生遂即将接到汪某亲信来函邀约前去投伪的事，合盘告
知吴赓恕先生。
赓恕先生一听，由此获得一个灵感，遂即开始计议，并相偕请见戴雨农先生。戴先生接
受了他们二人为国锄奸的建议，并嘱立即拟定一个工作计划。
计划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由戴静园先生出面，以应邀参加汪伪政权为名，前往上海、
南京先会晤关系人陈石生，然后要求陈石先引见汪精卫，再根据实际情况从事进一步的设计。
一切活动均由戴静园出面进行，而吴赓恕则在暗中策应。
吴赓恕和戴静园二位是在二十九年元月抵达上海的。此时「上海区」已接获戴先生来电
指示，嘱即妥为策应，并予以一切必要之协助。笔者这才初次与吴赓恕先生会晤，他给予我
的第一印象，一看就像个学者，而谈吐斯文，又代表了他的修养。不过，他在工作技巧上作
了保留，那就是他绝口不提戴静园的事。
写到这裹，我要插一段补充说明：在当时我只知道吴赓恕先生的任务是部署制裁汪精卫
的工作，并不明了他的关系路线究竟为谁，至于现在所写的，当然羼入了其后所获知的资料。
我想这样一解释，也就说明了我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了。
二十九年元月底，汪离开上海去了青岛，从青岛回上海后，没有几天又到南京去了。因
此，戴静园偕同吴赓恕才追踪而去。「上海区」也自此与吴赓恕先生失掉联络。难测的是，
那些年就没有再听到有关吴赓恕他们的消息了。汪伪方面是否曾公开发表此事，我没有看见
过；本局方面想是知情的人不多 所以也从未有人提起。不知又过了多少年，阅读本局的资
料，才得悉吴赓恕、戴静园二先生已为国捐躯了。
据载：吴、戴二位到了南京之后，即由戴静园单独会晤了陈石生，并由陈石生引见汪精
卫。汪遂任命戴静园为「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系隶属于伪「中央政治委
员会」的，虽是个闲散差使，但已取得了立足点。
资料中记载的「陈石生」究系何许人也，并无说明，据个人揣测，或许也是汪的妻党，
若不然怎么会有此绰头。
事态原在正常发展中，但由于戴静园先生的操之过急，且不断的向陈石生探询汪精卫的
起居作息，遂引起陈石生的怀疑；此刻若能早有警觉，宜于稍作收敛，或可安然度过危机。
往后再徐图进境，则依然有望。比至戴接来家眷后，在与陈之妻酬应之际，又不慎露了口风，
于是前功尽弃，事败被逮，从旁督导的吴赓恕先生亦未能幸免，亦被株连。
戴静园、吴赓恕二先生被捕后，于羁押中曾托人送出来一封信致戴雨农先生，信中并痛
切的申述了未能报命的歉疚情怀。
最堪令我痛心愧汗的是，汪逆竟采取报复手段，故意选择了三月二十一日他河内被击的
这一天的特定日子，将戴、吴押赴雨花台行刑，于是戴、吴二烈士同时就义。
其二：陈三才先烈
陈三才先生也是戴雨农先生交由「上海区」联络的义务工作人员。尚不只一通电文而已，
因其间颇多周折，故戴先生曾多次来电有所指示。我始终没有和陈三才先生见过面，其经常
与三才先生保持联系的，则指定「上海区」所属的「新一组」负责。
「新一组」是一个情报、行动混合编组的单位，素质高，技术水准也优越。同时在于能
给予三才先生有力的支持与协助。
陈三才先生，江苏吴县人，北平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习电机、得学位。再入美
国名厂西屋公司实习，民国十四年归国。创社北极电器公司于上海，自任经理，曾参加发起
组织「中国工程师学会」。业余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平时尤关心国家大事。民国二十一年
「一二八」日军侵犯上海，三才先生即结合爱国志士多人，以技术协助我军构筑防御工事，
出钱出力，贡献良多。
三才先生是怎样与雨农先生相结识的，我不十分清楚，是否透过某将军的妻媵一位姓田
的女士或姓陈的女士所介绍，实在不敢说一定，总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朋友而绝非僚属。
三才先生协助本局进行制裁汪精卫的事，完全是义举，也可以说是出于激愤而升华的爱
国忠忱。只因三才先生得不到手刃奸佞的机会，所以才不吝财帛的广征线索，以期不负戴先
生之付托，进而达成锄奸报国的心愿。
陈三才先生接触过不少自称「有办法」的人，到后来不是虎头蛇尾，就是一去无音信，
其中
当然免不了也有存心骗两个钱花花的。「上海区」暨「新一组」前后接到陈三才「备查」
的函件都有好几次，结果全没有下文。这并非表示三才先生的努力不够，而的确是太不容易
了。
其间，三才先生运用到一名不明国籍的人，此人自称是意大利籍，这只是一种说词，据
判断，不是犹太便是白俄。所触及的条件，除金钱之外，一无政治因素。实际上，三才先生
却被此人的花言巧语所蒙骗﹔最可恶的是此人把钱骗到手之后，竟昧尽天良又将三才先生给
出卖了。
事后得知三才先生是在二十九年夏天在苏州被捕后，解到南京去的。据传：汪逆曾亲自
提讯问话，三才先生则谓「国贼人人得而诛之」，遂于二十九年十月二日在南京从容就义。
七、八月间，戴先生数电「上海区」嘱为尽一切可能营救陈三才先生，岂奈无能为力何！
三才先生殉难后，戴先生在重庆以清华大学同学会名义，举行追悼会，呈请蒋委员长颁发「烈
并常山」挽额，表彰陈烈士的义烈。
其三：黄逸光先烈
黄逸光先生是空军健儿，因与汪某有一段渊源，经空军将领推介入军统局，施以短期训
练后，派赴南京，肩负制裁汪精卫任务。
「上海区」与黄逸光先生之间，并无工作关系，据了解，系交由「南京区」负责与之联
系的。
资料中记载：黄逸光同志，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华侨。民国二十四年，结合友好作徒步
环游世界旅行，抵巴黎，在欢迎会上得与汪精卫相识。二十七年黄逸光同志旅次非洲，闻祖
国首都已陷敌手，遂即中止环游，买棹返国径赴汉口，与汪精卫再度见面。汪留他在私寓住
下，并写信介往昆明航校受训，临行，更赠以川资。
黄入航校分班时，因不适战斗飞行而编为地勤，黄同志深以为憾。迨至汪逆叛国在南京
搞伪组织时，汪之妻弟陈耀祖有信致黄逸光同志，以为汪对之有恩情，煽动黄同志在空军中
响应「和平运动」。黄收到陈耀祖一封信的事，报告上级后，也就是介绍他投效军统局的主
因。
黄逸光同志到了南京之后，虽被任为伪「教育部专员」以及「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
但以职位不高，想必很少与汪接近的机会。
最近看到一篇刘守法先生所写的「怀故人、忆航校往事：刺汪壮士黄逸光」大作，对黄
逸光同志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兹摘录几段，冀能加深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庶可为他的英
勇凭添几许光芒。
「在我们由柳州走向昆明的途中，中央航空学校奉命改为空军军官学校，校长仍由蒋委
员长蒋公兼任，教育长是周至柔将军，王叔铭将军调升教育处长，分校撤销改为高、中、初
三级制。高级班设昆明校本部，中级班设蒙自，初级班设祥云县属之云南驿。「在我们飞行
开始的前几天，一辆汽车载来十几位青年，向队上报到，参加飞行训练，这十几位青年中，
有大学毕业正在航委会任职的军用文官，有陆军军官学校已毕业的现职军官，有在日本或南
洋学习过飞行的，还有一位最特出的朋友就是曾在墨西哥学过航空并徒步旅行过全世界的黄
逸光，我们举行欢迎会，加菜聚餐来欢迎这批新伙伴。从此过着甘苦同尝、患难与共的军人
生活。「黄逸光他身材不太高，大约只有一六五公分左右，体格特别粗壮，肤色黑中透红，
浓眉大眼、臂粗、膀宽、腰圆、力大，无论比力或摔角，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又具
有徒步旅行全世界的经历。
「他会说：『我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因感祖国贫弱，常受外人欺
侮，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深以为耻，乃发奋图强，一面锻炼身体以图自卫，一面读书以服
务社会，拯救祖国，先习教育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师范，俾作育英才，再习航空毕业民航学校，
俟机报效祖国。抗日战起，原以为贡献所学于祖国，驾战机捍卫祖国领空，抵御日寇侵凌，
谁料民航与军事航空不同处甚多，所学不能致用，真令人失望。』「他说：『大丈夫生逢国难，
当杀敌报国．．．．．．』。」
以上刘守法先生笔下的黄逸光先烈的行谊，可以使我们对他有了更多的认识。
黄逸光同志尔后的失事被捕，有一种说法：也是因为过于急迫而启人疑窦，终于暴露了
工作身份所致；不过，在我手头上有一份资料，足以证明是受到牵连。
这份资料是戴雨农先生于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自重庆打给我的电报，其时，我的职务
是「上海区」的负责人。电文的内容如下：「限即刻到，上海，○密。固重兄亲译，京区出
事后，伪特工总部派人于日前赴京，将我派往南京制裁汪逆之黄逸光同志捕去。沪区所有与
京区有来往与认识之人员，应即分别调离与潜伏，请兄立即查明照办！勿误为要！弟金水叩，
皓亥渝亲。」
（注：「固重」是笔者当时的化名，「金水」是戴先生的化名之一。）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黄逸光同志的被捕，是为「南京区」某些同志的被捕
所波及，当无疑义。这不但显示出当时工作环境的险恶﹔也可以说明我们的工作只要有一点
小小的漏隙，都会酿成重大的祸端。
黄逸光同志于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被捕，十二月十七日就义，临难前索纸笔题句云：
「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
笔者写到此处，不禁为之黯然神伤，除对这位先烈致以最虔诚的敬悼之外，同时也更增
加了我们由衷的歉疚，固然，我们的工作同志在这种情况之下牺牲的不乏前例，可是居于领
导阶层的单位负责人总不免有失察、失职、失策之咎，清夜扪心，宁不内疚神明。
其四：邵明贤先烈
邵明贤同志，杭州警官学校毕业，曾任江宁县警察局长等职。当时的江宁县长，也就是
此刻汪伪政权的首要份子梅思平。正因为邵、梅之间有这么一层渊源，所以在梅思平一朝袍
笏登场，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办理警察训练的邵明贤同志前往襄助。邵立即报告戴先生，
自愿利用此一机会应邀前往，先取得伪职作为掩护，再行相机制裁汪精卫。
邵明贤于二十八年冬携眷抵沪，在梅思平的安排下，先是在伪「浙江省党部」任书记长，
三十年又调任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
邵明贤同志与「上海区」没有联系关系，据推断，可能与「南京区」有联络。他的失事
被捕是否和黄逸光同志一样的受到牵连，不得而知。他在那一天被捕的，资料中也无记载，
惟却与黄逸光同志同于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同时就义于南京。
就我所知，是为「河内工作」之后，因制裁汪精卫失败，为国捐躯的第四批。当然，这
并不是仅有的牺牲者，其未列入记录的，想必仍有人在也。
以上四例，充份表现了我们勇往直前，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不过就事论事，切实审
议每一案情，其工作环境与乎进行时机，均不够成熟，条件亦嫌薄弱。单靠有一点并不可恃
的人事关系，怎么能成事？即便等到有个偶然的机会，能和汪某接近，纵然拼着性命求得同
归于尽，也未必就可以达成使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么仿？而且一而再，再
而三的去牺牲。无他，志在为国家除此巨奸，但得有丝毫希望，也决不轻意放过！
制裁汪精卫一事，军统局虽然锲而不舍的从河内而上海，从上海而南京不断的觅线追踪，
且先后牺牲了许多工作同志以及爱国志土的性命，但仍然末能达成使命。
到了三十二年八月间，汪精卫因留在胸背部的子弹（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中央党
部受枪击所致）尚未取出而又感疼痛，遂于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日本陆军病院由日本医师动
手术将子弹取出，一时颇觉良好。三十三年初，又感不适，不仅屡发高烧，甚且下肢痳痹，
不得已乃于三十三年三月三日偕同陈璧君等东渡，入名古屋日本帝国大学附属病院治疗。医
药罔效，八个月后，汪于十一月十日十六时二十分逝世于日本名古屋。
他死都死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三）生死荣辱之中也有幸与不幸
汪案的不成功，自应归咎于我的失职，而参与实际工作的同志，却都尽了他们应尽的心
力。所以在我写的「英雄无名」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纪念的人物﹔仅就笔者之所知，
把他们的生死下落以及人生遭际作一交代。不过，我个人所了解的并不十分完整，也不一定
百分之百的正确，万一有所遣漏或者与事实有了出入，还望各方面读者多多指点，以便补充
修正。
我打算分为三部份来写，先写已经过世的﹔再写下落不明的－当然此中必有殒殇，只是
得不到确实消息而巳﹔然后才轮到我们尚在人间的几个人。至于我们的工作领导者戴雨农先
生，自然是总其成者，不过，他已经是出名的大英雄了，有关他的传记都出了好几种，也就
用不着我来多事烘托了。
直接参与河内工作的，除戴先生之外，全部共有十九人，现在就按上面所划分的三部份，
分别提示于后。
谭天堑：根据上级的通知，他是派到河内来协助我工作的。因为我和他原非素识，到达
河内之后，只作过有限的几次接触，并未深入的讨论过任何有关的具体问题，所以我对他的
了解，可以说非常浅薄。前文提到过，从外表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深沉的忧郁者，看
上去总是一脸愁苦，满怀心事的样子，究竟为了何事？还是生性如此，一直到今天，我还是
不知道。后来听别人说，他在河内另有任务，可又不知此项任务是否仍与制裁汪精卫有关？
就在半年前，也就是七十一年二月间，有一位知情的朋友告诉我说，谭天堑兄在河内事件之
后，又停留了一个短时期，并且有所活动。不久，即以「办事不力」调回大后方，到底是为
了什么事？莫测高深，调回去是调到四川的重庆呵？还是贵州的息烽？这位朋友没有明说，
我也未便多问。可是从此以后，就不知道谭天堑兄下落了。我为什么不把他列入「下落不明」
的那一栏中呢？因为没有人说再看见过他﹔更没有人再提起过他。
这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也不能随便乱说，这就是欲言又止的
最大理由。
岑家焯：军校三期学长，二十一年我在南京洪公祠受训时，他已经是教育组郑介民先生
的助理了。他奉派到河内来，当然是抱着满怀的希望，只怪我没有为他安排个一展所长的机
会，甚而连参赞机要的地位都没有，实在太不应该了。这一点小世故，现在是懂得了，可是
在当时我却粗心大意，懵然无知。我们之间，可不是有什么权力之争，的的确确是我阅世经
验大差，还不够成熟的原故。想起来遗憾之至。
大约是在十年前吧，我的同期同学韩继文（尚英）兄对我说，家焯兄已经病逝多年了，
他死在何处？那一年死的，语焉不详。尚英兄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后，没有几年，他自己也辞
世而去了。就便一提的：我和尚英也有一段难忘的往事，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了我一
次，当时如果稍有差池，连他带我，很可能早就携手同归西天了。这个故事颇具戏剧性，也
非常感人，要等到「英雄无名」第四部中再写。
余乐醒：在本案中曾多次出现，当我调回重庆后，他还有表现，堪称能者。这以后直到
三十八年三月间，共军渡江南下之前夕，我们才得在上海匆匆一晤。那时候余先生似乎已经
脱离了情报工作，转任公职了。他告诉我，他正埋首从事著述﹔可是，他太太患上了精神分
裂症，闹得非常之凶，时时刻刻需人照顾，每天还得找上三四个人轮流陪她打牌，才能过日
子。所以搞得他疲于奔命，苦恼万分，真不知如何是好。言下神态沮丧，无情无绪，已回非
当年的风采了。迨政府播迁来台，他还留在大陆，原因不明。如果说是思想问题，却又不像；
可能还是害在家累吧！早先传说他在上海，后来又有人说他已到了北平。究竟他在大陆上是
个什么身份？干了些什么？始终都得不到正确的消息。
想起在河内的时侯，我就发觉他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对于发生在他身边的任何事物
都极其敏感，往往一点小小的刺激，也会使他彻夜不眠。像这样的秉性，再加上他本身特殊
的成分，在大陆共区怎能适应得来，又如何能够存在？果然，他终于精神失常，无法恢复，
不久就传来了死讯。正是死者已矣！这话又该怎么说呢？
余鉴声：他在河内当场被捕，坐了六年的法国牢，到抗战胜利始获释抵沪。我在追寻他
的影子，好象在上海时曾经见过一面，可是情景如何，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据刘原深兄告诉我，胜利之后，余鉴声兄从后方来，服役于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
那时鉴声兄任浦东烂泥渡区稽查大队长，原深兄则是川沙高行区的稽查大队长，两人来往于
上海与浦东之间，常常是同时过黄浦江，而且每逢纪念周或是开工作会报，又经常在一起，
于是由同志、同事、又成为好朋友。原深兄又说，鉴声为人诚实纯朴，最富责任心与正义感，
只是似乎缺乏一般的行政经验，也不太习惯于这种公开的情治工作业务，所以有时会吃力不
讨好，弄得啼笑皆非。不过在做惯了秘密工作的人，这种现象实为贤者所不免，因此上级也
通常都能予以谅解。
再说我和鉴声兄在河内相处这一段时日，他的风度与修养，以及待人接物等，的确给我
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与怀念。他被捕后，几年监牢生活，更磨练得人才出众了。三十八年来到
台湾，曾出任刑警总队长一职。这个时候，我也在台北，可惜无缘一聚。迨至年底我奉派去
海外与某一国家合作布置大陆工作，则山川隔绝，音信益疏了。
一两年或两三年后，遽闻鉴声兄竟冤冤枉枉丧身于一场车祸，这就是人生的大不幸，实
在令人悲痛！他如果不是死得那么年轻，很可能早已飞黄腾达了。不过他所留下的口碑，无
论识与不识，都无不称道，人生一世，也就不虚了。
徐先生：他原是「局外人」﹔这里所谓的「局外人」，应该解释为并非属于「军统局」
的人，虽然如此，可是他在汪案中所占的地位，的确太重要了。这在前面写过的许多事实中
可以看得出来。最可贵的，他纯粹是义务，为国家作奉献，毫无名利之求。事实上，我们没
有付过他一文钱，他也并未因此而升官；而我们却不知带给他多少麻烦，他连一句怨言都没
有，太难得了。到了最后收拾那副乱摊子的，仍然是有赖于他。
徐先生之参与工作，起初我总以为是上峰交下来的关系，所以他才干得那么起劲，其后
才悟山来，很可能是方炳西兄推荐给戴先生的，再往上则并无根源。果尔如此，那就更值得
推许了。书中一直不便提他的名讳，实在是件憾事，相信，典型的「无名英雄」，大都是这
样塑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