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日抗战的第三年。
随着战局的逆转，日本军阀和汪精卫在南京制造了伪组织，破坏了抗战阵营。因而我们
的任务接连不断，而且日益增多加重，步向复杂微妙、危机重重的境界。其间所发生的许多
事故，也就跟着层出不穷。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初，笔者奉派出勤。从重庆搭中航班机到香港，只停留了一宵，第二
天即改乘法国邮船到上海－抗日战争中已然沦陷的上海。
船抵吴淞口，照例要停下来等领港的上船再引导驶入黄浦江。往常，只要半小时就行了，
这一回，不知何故，等了老半天船还是不动，好不心焦。大约鹄候了四、五个小时，总算起
锚了，当码头在望而不即的时候，船又停下来，这又是为了什么？
黄浦江，应该算是沦陷区，已在日军占领下，西岸一排码头，其中一部份属于「租界地」；
东岸漫天尘嚣，那就是工厂林立的浦东。日本军用小汽艇不时在江面上穿梭来往，虽然明晓
得他们还不便明目张胆的上船劫持旅客，而过去也不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可是总不免令人见
了极感僧恨。
轮机作响，船身摆动，要靠岸了。我从餐厅中的大玻璃窗里朝岸上仔细寻觅，果然望见
上次由天津同船护送我到上海的那位热心朋友胡三爷他又来了。他高大的身量，在人丛人真
如鹤立鸡群一般，我一眼看到他，无形中就凭添了几多安全感。可是他怎么会来的呢？再定
神一看，站在胡三爷旁边的一位，那分明不就是内人吗？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通知他们的？
噢，我明白了：想是「香港区」方面辗转通知了「上海区」，而「上海区」却没人认识我，
所以才知照驻上海总督察毛万里兄，可是万里兄碍于风声太紧，不便在大庭广众间拋头露面，
则最好莫过于转告内人；而内人对于我的突如其来，实在莫明所以，一时之间更不知所措，
情急智生所以就拖了胡三爷一起来，这不仅可以壮壮胆量，如果有了什么事，大小还能替她
拿个主意。如所料不差，胡三爷待我独厚，自然是义不容辞了。
我刚一脚踏上陆地，就领略到两种迥然不同的表态：胡三爷永荃兄是握着我的手不停的
摇摆，满脸堆笑以示欢迎；内人却面色深沉的连忙凑过来低声告诉我说：「亢子、因子他们
常来，你不能回家。」我一听就会意了，虽然有话想问，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
永荃兄也许看出来了，他拉着我往外走，我们一起上了预先备妥的车子，先开到卡尔登
公寓大厦胡公馆，落个脚，有什么事，等我对于现状多少有点了解后，再作打算。
写到这里，要插一段解说，才能交代明白。刚才在码头上内人所提到的「亢子和因子」，
他俩是王天木兄的两位千金，王亢子又名蝉红，是大小姐，王因子又名蝉绿，是老二，单从
名字看，这两位小姐已经不寻常了。他们姊妹俩只相差一岁，当时不是十八九，便是十七八。
在民国二十三年天木兄判刑坐牢、二十四年笔者违纪守法时，不知道根据那一条，家属亦连
带受过，内人和王家姊妹也都关在一起，正因为他们共过一场患难，也就很自然的结为至好，
好得连辈份都不分了，说起来也真好笑，平时，我管天木兄叫大哥，可是他两姊妹却管内人
叫「小姐姐」，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这一次他们在上海重逢，走动走动，彼此一叙旧谊，也
是情理之常。只可惜我们这个「行当」与众不同，不知有多少情份与友谊都被冲淡和浇薄了！
二十五年底，西安事变后天木兄获释，亢子、因子重获自由，他们暂时住在南京，不知
是偶然呢？还是有意的撮合，亢子和因子姊妹二人前后都和戴公子藏宜交过朋友，甚且戴王
两家有即将结为秦晋之说。其所以没有成为事实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小一辈的感情上的变
化，多半还是受了政治气候的影响。
至于王鲁翘兄和二小姐因子的一段情，那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照说呢，男欢女爱，原
是人间美事，不料想却被现实的丑恶面给玷污了，说来令人唏嘘。至于王鲁翘兄受给被逮的
经过，已在本书第二部「河内汪案始末」中，记述得很清楚了，此处不再多赘。
我虽然相信王家两姊妹本身绝做不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可是前车之鉴，又不得不防，所
以仍不敢掉以轻心，现在，他们既然知道内人住的地方，我最好还是不回去为妙。所以做我
们这一行，在人情上常常有些不得已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于是我问内人：「他们最后
一次是什么时候到咱们家来的？」内人想了想说：「鲁翘出事后一直到今天就没有再来过，
连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我计算日子，鲁翘是七月十四日被捕的，已经有二十多天了。这不
是很显然吗？如果鲁翘的事和他一无牵连的话，怎么会呢？不必犹豫了，不管怎么看，也要
马上搬家。
我和内人说的话，胡三爷在旁听得明白，他不待我开口，就非常爽气的留我在他家暂且
住几天，等找到房子搬好家再移动，免得住旅馆遇到麻烦。这么一来，既省心，又安全，当
然是求之不得。随即嘱咐内人先和毛万里兄联络一下，并安排时间、地点，见个面再说。
我和毛万里兄自二十七年春共同策划制裁王克敏未成在北平一别后，迄今一年多不见面
了。他还是老样子，事事乐观，好象未来的都是好时光；此刻，上海局势一天紧似一天，随
时随地都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可是他满不在乎，大有逢凶化吉的信念，好一个常与幸运
为伍的福星。我本来是一脑门子的草木皆兵，被他这么一感染，心境倒也开朗得多了。
我和万里兄的会晤，纯属私人性质，在重庆出发时节，上级并没有指示我必须与万里兄
联络，而万里兄这方面也不曾接获通知。不过，我和万里有深厚的私交，即使在一般工作守
则中不允许我们发生横的关系，我们也会自行制造机会的。现在，我们不但在他的办公处所
见了面，而且连我此行的任务，也毫无保留的都讲给他听了。其实，我不说，他猜都猜得到。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毫无顾忌的敞开谈下去了。
关乎「上海区」最近接二连二已发生的一些内部问题，以及所招致的许多不利，万里兄
是适逢其变，虽非首当其冲，但也饱受虚惊了。茹痛之余，当然了解的非常透彻，他劈头一
句就斩钉截铁的对我说：「你的任务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了！」紧接着他再作了一番分析：
「戴先生希望你动说词劝天木兄回来，我可以断言，他既然这么做了，当然有了周详的
准备，绝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况且有许多迹象显示，也不是意气用事，像这种情形，
光凭三言两语，就能使他回心转意吗？
「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难道说戴先生都不懂吗？所以你应该明白，戴先生派你来，并不
在乎能否说服他，而是先布一着棋子，用来制服他。这句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再进一步，
那该由你自己去体会了。
「再就最现实的问题来说，在已经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事事必然都朝坏处想，横不
是、竖不是，怎么样也不好办了。比如：他指定地点约你见面，你能去吗？反过来说，你约
他见面，他敢来吗？
「你我在上海的任务特殊，为今之计，除了和『上海区』保持联系，听候上级指示外，
一进一退，由不得你我，重要的是先稳住阵脚，暂作观望，相信，最近几天戴先生一定有电
报来的。」
我刚刚来到上海，不仅环境不熟悉，苦在对当前的情势也不够明了，更说不上掌握什么
了，除了在万里兄的指引下得到一些提示外，我自己是一点主见都没有。万兄既然认定应该
稳扎稳打，那么就静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便了。
以上是我和万里兄私人间的谈话，现在看来平凡无奇，可是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大胆的了。
尤其是万里兄叫我自己去体会的不在乎「说」服、而在于「制」服的那两句。
我们阔别年余，情感上有说不完的话，不过说来说去又归结到上海方面的内部问题来了。
这虽然只是两三个人的变节，但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件破记录的大事，而且谁也没有经历过，
谁也没有处理过。摆在眼前的就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甚至使人迷惘，万里兄和我对于这件事，
实在谈得太多太深了，我们也猜测到－这会不会是一次有计划、有远景的「大迂回」，而由
天木兄扮演一个最大的不幸者？
当时作如是论者，也只有万里与我二人而已，交情不够的不敢谈，一般工作同志间也不
便谈，在本局高级干中大家又都避免涉及这件事，如果不是事隔四十多年，早已事过境迁，
恐怕写都不能写，遑论公开发表了。我和万里兄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当然不是胡猜乱想，因
为其中有许多现象显示，绝不如表层所见的那么单纯，其后若干时段，又有好几件事更令人
匪夷所思，不过，制作者早已凋零，三头对证的机会已不复存在，所以也只好留作悬疑，有
此一说罢了。
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万里兄当面邀我在他这里暂住。我心里虽愿意，但却不合规定，
而实际上，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也非万全之策，因而我们约定了下次再会。在返回胡家途
中，我默默的想：此来的任务原是专门处理「上海内部人事问题」的，现在弄得一点头绪都
摸不到，这又将如何着手呢？好不困扰！
我在私人朋友胡永荃兄的府上打扰了两天，他已经替我借到了一层房子，虽然口头上叫
明是分租，那只是客气客气使我心安罢了。这一家姓华，宁波人，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也
就是说，不像我们常常以做生意为籍口，而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借给我住的是三楼一
大间和二楼半（楼梯转角处）一小间，上海人都把这种格式的房子叫做「亭子间」。三楼有
厕所、浴室，厨房在楼底下，大家公用。我们两家人口都简单，再加上三分礼让，并不觉得
有什么不方便。在我来说，这些条件已经够满意的了，最重要的，还在于有一户很象样的人
家无形中为我作了「掩护」。
胡三爷与华先生是同乡，说定了，当然算数，我也就此有了个安身之处。地址是在法租
界杜美路，位于住宅区，环境幽静，行人稀少，非常适合于我的出入。我住的三楼有一条长
方小阳台，闲来固然可以凭栏远眺，同时也能够左右瞭望，这都是好处。对门有一所大户人
家，不常看见有人进出，偶而有一两个人走动，也悄悄的像是仆佣模样，大概是主人出外去
了吧？后来房东华先生告诉我，才知道这就是上海有名气的「杜公馆」－杜月笙的住宅。
住的地方虽然不错，可不能从此躲起来就算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接到戴先生的
电报，主旨是派我接任「上海区」区长。原文内容如何，已经记不清楚，只不过是一张抄录
的小纸条而已，别看不起这么一张折折叠叠打了皱的小纸条，它与盖了印信关防的正式公文
有同等效力。在我接奉任命的当时，不曾诚惶诚恐，也没有又惊又喜，这不是说我根木头，
而是我们的号令如山，叫我干，就得干，毫无考虑的余地。不过，突然间才想到前几天万里
兄所料不差，果然是戴先生有电报来了。
现在想想，当初上级叫我当「上海区」长，并不是一个很适当的人选，一则人生地不熟，
出门不辨东南西北，回来找不到家门口；再则语言不通，既不会说，也听不大懂；论及人事
关系与社会关系，那更不用提了。还有一则，就是我和「上海区」的同志们，毫无工作渊源，
虽不致于格格不入，可是总难免有些生疏。以上列举的，都是不够条件之处，其所以叫我承
乏的原因，大概是适逢其会吧？若不然，「我对上海陌生」原是缺点，而「上海对我也陌生」
又何尝不是优点。
在此，我要借机会强调一个事实：我在上海担任区长两年多，在不具备工作条件的情况
下，居然能够顺利行使职权并切实执行上级所交赋的任务，应该说是充份的发挥了「组织功
能」！这也正是对「组织力量」一次严格考验。请恕我一时情不自禁说句可能会招致反感的
话，我们平常在口头上，不时会提到「组织」二字，在现实，中真能体验到「组织」究竟能
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其功用又是如何坚强的，恐怕并不太多。就以笔者本人为例，现在写得
出的，好象很能领悟到「组织」的神奇，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如果说是如何运用组织功能，
才得发挥了组织力量一类的话，那才是欺人之谈呢。
且莫谈理论，单就事实而言，「上海区」所属的内外勤单位，大小五、六十个，工作同
志总在千人上下，我这个身为区长的，除了和极少数的外勤单位主管，如情报组长、行动组
长有过直接接触之外，大多数的组长和队长都没有见过面，可是却能一道命令贯彻到底，丝
毫不打折扣，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阳奉阴违、借故推拖那一类的事。我认为这就是「有组织」
的具体表现！当然，「组织」必须要靠一种适合于时代背景的精神力量去维系，在抗战期间，
就是抵御外侮的民族意识与敌忾同仇；同时也该归功于当时的军统区所建立的威信。
这可不是空口白话唱高调，在以下要记述的事迹里，都是有凭有据的真实例证。可是等
到对日抗战一旦胜利，「组织功能」迟钝了；「组织力量」减弱了；一小部份构成组织的分子，
脱轨游离，趋向于追求消费财货去了。
危机四伏中稳扎稳打渡过难关
这里所称的「区」，与行政区划中的「区」并不一样，只是「军统局」外勤工作单位中
的一种建制，列为第一级，直属于局本部，算是最上层的组织。「区」以下，还有「站」、「组」、
「队」和「直属员」等等。不过，「区」也有大小之分，那要看工作上的需要而定；就以「上
海区」和「南京区」作比较，虽然地位完全相等，可是无论是员额、编制、经费，都相差很
远，甚至于「上海区」所属的一个「组」，都比「南京区」的人数多。
「上海区」，早在民国二十一年「军统局」前身「特务处」时代，就已经设立了。据笔
者所知，首任区长是翁光辉先生，我不熟识，是否曾有一面之缘，已经印象模糊了。他在任
不久就离职他去，传说是与戴先生相处不睦。其后听说在某行署任文职，并未撤退来台。接
替翁光辉先生任「上海区」长的是军校第一期老大哥吴乃宪先生。乃宪先生字劲夫，广东人，
我们一度在南京同班受训，拙著「北国锄奸」中曾提到过。他的事迹很多，最富传奇性有「邓
演达事件」及「两广事件」等。后来他当选国大代表，已于数年前谢世，享高寿八十余 第
三任的「上海区」长周伟龙先生，字道三，军校四期，湖南人，与戴雨农先生有旧，也就是
早在周伟龙先生参加特务工作以前，他和戴先生已经是朋友了。我和周先生于二十八年六月
同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受训，也建立了私人友谊，就是没有共过事。民国二十七年冬，
周先生在上海被法捕房捕去，营救得脱，调回重庆，区长职务暂由「上海区」行动总队长赵
理君先生代理。赵理君先生，军校六期，四川人，他代理区长的时间，非常短暂，戴先生又
改派王天木先生为区长，赵先生则以「副区长」身份仍兼任行动总队长。「军统局」外勤单
位设副主管，这是第一次，也无妨说是因人设事。王天木先生，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出身，
吉林人，老早就和戴雨农先生一起搞活动，彼此交情深厚。二十二年北平六国饭店制裁张敬
尧一案，曾大显身手，可是他总以未能一展抱负为憾。
历任「上海区」领导下的工作，都有或多或少的建树，其中且有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多
起。可惜我知道的非常有限，实不敢随便乱说。于此，谨以「表现非凡，多灾多难」八个字
交代过「上海区」的沿革就是了。
王先生接长「上海区」后，也许是操之过急，未循例向上级请示，就径自大幅度调整人
事，并将区部书记郑修元兄调为外勤，而以助理书记陈第容（明楚）接管书记业务。同时，
在若干措置上亦未能取得副区长赵理君先生以及大部份外勤单位主管的合作，乃致内部纠纷
迭起，甚至遭到若干工作同志的杯葛。戴先生接获报告后，即电召王天木先生去香港，只听
说他们曾大吵一顿，结果免去了王天木「上海区」长之职，仍派回天津为「直属员」，直接
与戴先生联络，一切电信则交由「天津区」代转。至于内情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王天木先生去了天津以后，到处坎坷，未能尽如人意，也就是笔者在重庆局本部代理第
三处长时，看到王的来电中居然有大骂「王八蛋」字样的那段时期。自此以后，王行踪飘忽，
常往来于天津、上海、香港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活动，是否系负有上级所赋予的秘密使命，
那就无从得知了。迨至二十八年七月中旬，就在上海法租界发生了王鲁翘受赚被捕的那件事，
其经过情形，已经在「河内汪案始末」最后一章说过了，此处不再赘述。总之，这是一件不
太寻常的事。就在当天，「上海区」所属十四处办公地点被搜查，且警讯频传，情报中证实，
敌伪方面侦骑四出，必欲抓到代理区长赵理君才罢休，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使得「上海区」
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上级为什么不任命赵理君负责「上海区」的理由
了。
此刻，「上海区」群龙无首，只有仰赖区书记郑修元兄一人内外兼顾独撑全局了。我可
以这么说，倘若他再一旦有失，整个的「上海区」必将不可收拾。以下引用郑修元兄所选述
的「沪滨三次历险实录」中的三段，以说明当时「上海区」的状况及其处境。
「第一次事变之起因与经过」
「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设在法租界尔西爱路二七七号。民国二十年冬间，某日，有
办事处主管人事之沈则林同志，受到另一外勤人员被捕后之牵连，而被法捕房予以拘捕。我
得到消息，是在当天的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立即打电话到周兼主任之住所，适值午睡，由
其夫人接听。当时请其叫醒周先生，告知情况，速作处理。因非周本人接听电话，我为了稳
妥起见，挂下电话，立即赶去办事处，告诉在该处负责机要之毛钟新同志。一面草就一份书
面报告，将所知经过情形，留陈周先生，我因为另一外勤同志之约会，时间已到，乃又赶忙
离去。讵料我离开不过五、六分钟，周先生也已赶到处内。他坐下来披阅我所留陈的书面报
告，不到十分钟，法捕房大批探警拥而至，搜出了枪枝 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即将处内一干
人等（内中有一位徐老太太，住于处内，为对外掩护者。）全部拘捕。事后费了很大的麻烦，
首先做到让被捕之同志，羁押在法捕房内，不让公共捕房引渡过去，以免辗转陷入日寇之手。
最后还有赖戴先生运用最大的力量，使周区长得以驱逐出境方式而获得安全脱险。假若我当
时在办事处内，稍为多逗留十几分钟，或者我动作不够迅捷，一份三张洋信笺之书面报告，
写得稍微慢一点的话，也必定同被逮捕。果属如此，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因为在沪特区
方面，能明了全部内外勤组织人事秘密而又经常与外勤十五个单位负责同志保持联系的，除
了区长，祇有我一人而已 一旦我亦失去自由，则沪特区整个组织，必陷于群龙无首之境地，
所有内外工作必被迫而全部停顿。幸而我当千钧一发之际，及时离开办事处，能够保全区部
方面之组织安全。而且照常维持工作以迄戴先生派来继任区长人选，主持区务。」
以上是修元兄的原文，此外尚有承修元兄面告未记入前文、以及由笔者加以补充说明者：
一、「上海区」长周伟龙兼「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
二、修元兄打电话到周公馆，周先生正在午睡，周夫人接听后却不敢叫醒他。据修元兄
面告，是因为周先生脾气大，他太太怕挨骂。
三、文内所称：「首先做到让被捕之同志，羁押在法捕房内，不让公共捕房引渡过去，
以免辗转陷入日寇之手。」除此之外，笔者推断，被捕的同志，很可能在公共租界捕房内还
另有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案底」。
四、关于戴先生运用最大力量，使周伟龙区长兼任得以离境一事，笔者问过修元兄到底
是谁的力量，据告是透过一位部长级的人物，向法国当局非正式办了一次交涉的结果，这位
部长姓宋。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桩相关的故事来了。自军统局由特务处改组迄至于今，像
运用这种方式营救被捕同志的，也只此一遭。为什么戴先生肯于这么做呢？前文提到过，周
伟龙与戴先生有旧，隆情厚谊，想必是促成此举的最大原因了。缘当年军阀唐生智在河南称
兵作乱时，周伟龙任唐部宪兵营长，而戴先生则以军委会参谋身份从事情报活动，不意被周
之部属所逮捕，周非但不举发邀功，竟然义无反顾的弃职随戴归来，这可真不简单，除非气
概纵横，明辨顺逆，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以下再节录郑修元先生「沪滨三次历险实录」中的另一段。
「七一四事件之有惊无险」－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我因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于前两天发现有可疑人物，在
附近徘徊窥伺，很不放心，又值代理区长赵理君兄，病假住院。我当时又成为沪特区之实际
负责人。职责所在，不敢因病偷安。迨我抵达麦阳路七十一号（我原长驻爱棠新村二号区本
部，因该处告警，临时暂移麦阳路办公。）正在披阅当日收到文电之际，忽接沪上总督毛万
里兄电话，他用隐语告诉我，王鲁翘兄被人捕去，嘱速设法营救。我立即电话情组第一组组
长朱啸谷，请其速洽刘俊卿、刘绍奎两兄，打探鲁翘兄究为何方捕去，并尽一切可能，予以
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由于鲁翘兄系奉戴先生命派沪，担任一项临时重要使命，祇
受总督察毛万里兄之直接指，而未列入沪特区组织。故在当时祇须从事对鲁翘兄个人之营救，
而不虞沪区组织之有何影响。惟待我将区部文电事务阅核完竣，于下午两点时，接到朱组长
电话，他向我报告，对营救鲁翘兄的事情，已经转知两位刘同志。然另承刘俊卿兄见告，租
界当局将于本日下午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要我加以注意。因是时尚不知将予搜查之地址
门牌，当时我只择要以电话指示各内勤工作单位同志，注意防备。等我在两点五十分赶到吕
班路蒲柏坊二十四号刘俊卿兄家中时，他刚从公共捕房托词因病服药而疾返寓所，将所知日
本人要两捕房会同搜查之地区路名清单，偷偷抄出，他给我一看，使我大为惊惶。清单中十
四个路名，恰是沪特区所属内勤部门之办公处所。（日人狡狯，故意不列出门牌号码，盖防
人走漏报信也。）当时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便在俊卿兄寓所，先对装有电话之各单位，指示
同志，立即停止工作，速将文件、密码、电机等，隐藏于秘密机关之内。工作人员俱可外出，
祇留次要员工一、二人在家看守。打完电话之后，我就会同朱组长（他那时也由于俊卿兄之
通知，赶到了刘宅。）由他驶他的自备汽车，赶到没有装设电话的工作单位，要同志们立即
采取安全措施。我自己当然不能再去区本部或麦阳路七十一号。当此紧张时际，忽然在霞飞
路国泰电影院附近，邂逅电讯总督察杨震裔兄（曾任司法行政部要职），经将上情奉告，他
立即返回电讯总台，采取紧急部署。我在霞飞路上闲逛了不少时候，进入法大马路座落吕班
路对面的冠乐粤菜馆，叫了一碗鸡丝汤面，利用他们店里装在一间小室中的电话，打到爱棠
新村二号本部，接电话的是湘籍厨师老萧。我问他下午有无客人（客人即捕房人员之隐语。）
来过？他说来过好几个客人，还到处查看过。不过没有拿走什么东西。事后我们获悉，十四
处机关地点，均已被他们光顾过。会同搜查的除公共捕房及法捕房探员外，还有日寇方面人
员内。但没有搜出任何物证，也没有拘捕去人员，对于这样一个大风浪而在当时未曾遭受损
害，其原因如下：
１幸赖俊卿、绍奎两兄，事前获知消息，及时告警，使我得以迅速措置防备。
２承法捕房法国籍警务处长，在无形中帮了一个很大的忙。缘当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探
警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曾出示此次搜捕所谓「蓝衣社」六要员之名单，第一名为当时
沪特区代理区长赵理君，第二名为毛万里兄，第三名为笔者郑修元，第四名为情报第二组组
长刘健，第五名为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第六名为女交通萧杰英同志。惟名单所列均为各
人之化名，（日寇所提出我方六人名单，我现在只记得三个人的化名。赵代区长是凌秋云，
朱组长叫王大逵，我是谭允祥。万里兄及刘、萧两同志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法国籍警务
处长当即指示派出参加搜查警探，若到达日方所开之十四处地点，苟未能发现上开名单中之
人物时，则不可随搜查及逮捕云云。又因七月十四日为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可放
假，由于日人要求会同搜查（按上开十四个地点，全部都在法租界内，非会同法捕房不可。）
耽误了他们的休假，内心极为讨厌。对于搜查工作，毫不起劲，也因为法捕房中国籍探警，
大都为爱国同胞；抗战军兴，敌忾同仇，在感情上自然对于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怀反感。
假若没有上述种种原因，则此次事件之后果，诚属不堪设想。」
修元兄这一段记述的相当详细，有几点再加以解释如下：
一、毛万里先生当时在上海任「总督察」，只是一个名义，他的实际任务，是办理制裁
汪精卫的项目。
二、王鲁翘兄在上海被捕一节，笔者在「河内汪案始末」中曾有记述，修元兄所记的是
同一事件，不过，他所接触的是另一层面。
三、日本方面能提出十四处工作场所的详细名单而一无差误，显而易见的绝非通过侦察
路线所获悉，不可讳言的是「上海区」内部出了毛病。
四、会同捕房警探搜索十四处所的日本人，是穿著便衣的日本宪兵。在搜索时只在一旁
「监视」而已，因为在当时上海租界当局还不答应日本人直接「动手」，而尽可能维护本身
的权益。
五、文中提到的上海电讯总督察杨震裔先生，在台曾任情报局第五处长及调查局副局长，
已于十余年前逝世。
六、「上海区」在维护本身安全方面，得力于刘俊卿、刘绍奎两位先生者尚多，第三部
书中还有下文。而今，刘俊卿兄早已去世，刘绍奎兄八十高龄健在。
七、事有凑巧，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刘绍奎先生有一份回忆录的初稿在我这里，取出来
一看，其中关于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日本方面要求两租界捕房会同搜查「上海区」十四个办
公处所的事，也有一段记载，太珍贵了。当时，刘绍奎先生的职务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老闸捕
房司法主任，不久升任为督察长。在本局则列为「上海区第一组」的通信员。兹录其原文如
下：「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日方特务部（笔者按：可能是日本上海宪兵队
特高课）率宪兵到第八科（笔者按：公共捕房专为处理此类案件新设的一个科）科长克莱登
（笔者按：克莱登，英国人，已吸收协助我方工作）处，声请协助搜捕重庆特工人员。克莱
登一方面电话约我到其办公室，扬言立刻派人协助捉人，在说话之间，暗中示意在他办公桌
左边抽屉内有东西。我趁克莱登与其它人员谈话之际，从抽屉内取得一小纸卷，待我回到办
公室打开一看，系一张详细地址并附简图，却无门牌号数。我立即打电话召刘俊卿速通知郑
修元兄，并抄下一份图址与俊卿出外连络。如此一来，在时间上已拖了一小时之久。迨至出
发行动后，按图址共搜索十四处，结果全部扑空，而无一人被捕。其中有几处饭菜摆在台子
上，尚未食用。日本人见此情形，大发雷霆之怒，随后由特务长官（笔者按：可能是日方宪
兵队特高课长）横山秋马会同兴亚院岩井英一行文给公共租界公董局声明警务处内部有高级
人员暗通重庆，要求严惩。案经第八科长克莱登提出解释称：自始至终皆由其亲自经办，何
来通重庆份子之有，纯系日方无故生非，别具用心等语。乃不了了之。」
八、在修元兄的记述中，有一个很不容易使人了解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既然要到法租
界去搜捕「重庆份子」，为什么还要知会英、美人主管的公共租界？笔者为此，曾函请修元
兄指教；修元兄为了慎重起见，又以电话就教于当年服务公共捕房的刘绍奎先生，据告：「由
于上海地区辽阔，主管治安之部门众多，曾经两捕房商定，凡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内办案，
必须会同两捕房警探办理。公共捕房的员警，不仅有英美等国籍者，尚且有日本人担任中上
级职位的。并在公共捕房内，设立一个第八科，专司其事。」像这一类的事，实在很难解释
明白，现在说起来，只有当作掌故来看了。
接下来再节录郑修元兄在该文中更具刺激性的一段。
「惠尔登舞厅内之惊险一幕」
「当晚我自然不敢据返已被搜查过之处歇宿，同时须找到总会计白绳祖，要他拨付经费，
以便另顶房屋，重新建立内勤工作处所。一方面由于下午各机关地点遭受搜查，也不敢投宿
旅馆，乃预备在舞厅中混过一夜（那时上海有几家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明天再作计较。当
时和我在一起的是区本部会计张璜，当我俩去西藏路上爵禄舞厅时，又遇到情报第五组组长
朱岑楼。为了寻觅会计白绳祖，我们离开爵禄舞厅后，终于在新新公司五楼刚于那晚开幕的
云裳舞厅，找到他了。他答应明天拨给我三千元，以为另顶办公房屋之用。约莫午夜一点左
右，我们三人又转到位居麦特赫斯脱路之丽都大舞厅。我们坐不久，因为丽都午夜两点打烊，
我们又于一点半左右，赶到愚园路（此处为越界筑路系属敌伪势力所及之范围。）伊文泰舞
厅。我走在前面，一进入该厅之后，觉得灯光较为暗淡，气氛也不太好，马上掉头又转至邻
近兆丰花园之惠尔登舞厅。此处较为宽敞，大门内左方是一片旷场，右方一条甬道，长约二
十尺左右，甬道尽处，上三步石阶，进入内厅，是长方形的。乐队位居后座，即面对舞厅正
门。我们三人就在乐队左边靠舞池一张小台子坐下来，坐定不久，忽见陈第容同志（区部主
管人事）走进舞厅，是时恰值朱岑楼兄起身如厕，我乃招呼他坐在右侧空位上。他当时第一
句话问我：『凌先生好吗？』（凌秋云系代理区长赵理君之化名，因病假住院，多日未到区部
办公。）我答复他：『很好呀！』他再问我：『要不要去见见王先生，他现在丽都舞厅。』我立
即答复他：『没有什么事嘛？我不想去见他。等到有必要时，我再和你联络好了。』
我举起左腕，一看手表，时针恰恰指在两点正。我说：『刚才我也由丽都出来，怎么没
有见到王先生呢？』他支吾其词，察其神态，有点不大自然，而且时逾午夜，何以会在越界
筑路之舞厅闲逛？我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多少有点疑虑。在他起身离去之后，我用右脚在
台子底下，踢一下张璜的脚尖，并且说：『明楚（即陈第容之化名）有点可疑，你赶快跟出
去看看。』不料因为乐队声音响亮，张璜竟未听明也未起身，我仍自己赶出去。先在打『兵
戈』的小门内，侧身操首向外，忽见陈明楚停留在舞厅门外的甬道上，面向大门，背对舞厅，
因此他未能发现我在他后面对他窥探。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上穿白色短衫，下穿
黑色香云纱长裤，完全是一副上海白相人打扮。由于我所站的地点与他们还有五、六步的距
离，明楚对那个大汉，又系交头接耳的讲话，我虽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内容，但立时感觉事态
相当严重，可能对我有所企图。乃不敢再折回舞厅，于是疾趋打『兵戈』的房间内，杂入人
群之中。一看见明楚偕该大汉进入舞厅，我便穿出甬道，疾奔对面银色汽车行，坐上汽车，
把头低下来，嘱司机驰向西藏路，当我车经静安寺路向南飞驰时，回首向后眺望，目相距不
远，有黑色轿车，像在追踪似的。乃向司机诡称：『我头痛得很厉害，请你开快一点。』
还好，当我们的车子在静安寺路转至西藏路时，再看后面，那部车子并未转弯追来，方
才知道并无人跟踪我，稍觉宽慰。车抵西藏路，我在大中华旅馆附近下车，俟所乘银色汽车
远去，再步行进入大中华旅馆。约莫喘息了二十分钟，惊魂稍定，便以电话与暂住远东旅社
之张璜太太（她也是女交通）询问，张璜兄已返抵该处，我乃语张：『我看明楚好象有什么
毛病吧？我走后情形如何？』
张璜兄在电话中回答我说：『你离开后不久，明楚带一个大块头至舞厅到处找你，我看
也不大对劲。』
我约张璜兄翌日下午在法租界一个同志住所见面，得知如下情况：
１明楚先带白衫玄裤之大块头进入舞厅，没有发现我之后，过了几分钟，又重偕三个像
打手一类的人物，再度进入舞厅以及乐队后面甚至厕所都已找遍，仍然不见我的踪影，始悻
悻而去。
２翌日清晨，张璜太太，因事途经五马路外滩附近，遇见陈明楚等一行四、五人，他一
发现张太太便问她：『郑先生那里去了？』张太太答以：『我不知道呀，我先生也在到处找他
哩。』
根据上述两项情况，加以宵来之可疑举动，证以区部十四处工作机关之遭日寇会同捕房
搜查，殆可证明陈明楚已叛变投伪！」
修元兄写的这一段未完，谨摘录到，此兹再加解释如下：
１陈第容化名为陈明楚，原是「上海区」助理书记，主管人事。王天木先生任区长后，
未加陈报，即将原任书记郑修元兄调为外勤，而用陈明楚代理书记职。这并不一定就是预布
的伏兵，但却种下了一根祸苗。
２修元兄与陈明楚之在舞厅相遇，完全是一次巧合，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狭路相逢」。
如果是一项有计划的行动，就应该事先有所布置，否则修元兄恐怕很难脱身了。
３文中，陈明楚口中所称的「王先生」，所指的就是前「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先生，他
此刻已行踪不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尚无法判定。
４「上海区」十四处办公处所被搜查后，大大影响了正常作业，从修元兄的描述中，不
难看出，此刻的「上海区」，不仅连个安全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甚至于有许多内勤人员也住
在旅馆里。可以说「上海区」的重寄，完全集于修元兄一身，如果不是靠他的聪敏机智以及
冒险犯难的精神，若奢谈恢复工作机能，又岂是短期之内可能做得到的事。这可不是胡吹乱
捧的奉承之词，在当时能够实际领会到处境艰危的，相信祇我一人而已，所以我才敢于这么
肯定的说。
修元兄写的「沪滨三次历险实录」共分八段，以上所引用的三段是笔者尚未到达上海以
前所发生的事。在我接任「上海区」以后，虽然有许多事故仍系修元兄所亲历，可是我已经
有所了解了，当从另一角度，再分别加以记述。
笔者只约略记得是在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接任「上海区」长的，惟是否准确，已经查考
不出来了。至于在「军统局」人事卡片上所记载的是何月日，我不知道，其实这都不关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