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贝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
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
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
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
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
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的写，每一个
人少则三两百字，多达六七百字不等，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
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
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的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
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
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份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
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大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
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写调查报告的事情进行的并不完全合乎理想，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我常常一个人，
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
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的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看我不放
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
了对我的监视。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再说，受训期间与同学们相处，大致说来，堪称一团和气，其主要的因素，是大家没有
利害冲突，再加上毫无空余的时间，就是有点个人间的小别扭，因格于环境，也磨擦不起来。
还有一层，也无妨自我标榜一番：我旣然是公推的班长，不说表率羣伦，装模作样也得端正
自己。幸而平日考绩列为甲等，一般的实习测验又很少出洋相，因而同学们对我都还不错，
所以在有形无形之间，也产生了一点调和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我除了在接受训练这方面和其它同学机会均等外，在生活待遇
方面，也和同学们完全一样。虽然我是领班，又和主持训练的戴雨农先生有私人关系，可是
并没有任何的特权。不管人家的想法如何，以及背后的批评又如何，我心里坦然得很，也是
我觉得最硬气的地方。
六个月，很快就要消逝了。结业前，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其中有一栏
是工作地点，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我填到此处，毫不犹豫约写出了杭州二
字，这不是临时决定，老早就一心向往了。
戴先生为了这一点，曾特地询问过我，他重视的是我在杭州有没有特殊的工作路线，或
是有什么预期的构想。当时，窘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其真正的原因，是属于潜意识的，因
为我祖籍杭州，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半新不旧的人，总免不了存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其次，
多少受了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吸引，其实，这都与工作无关。
结业那天，举行简单仪式，领袖三度莅临训话，语多勉励。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
全部到齐外，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配带整齐的高阶人物，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
据说，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于本年九月间，新设立的「调查统计局」有职务上的关系。
这里所提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军统」。可是实际上
的「军统」，笔者拙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军统」，应是「早期的军统」，因为当时
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第二处」。到了抗战
后的民国二十七年，「调查统计局」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
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军统」。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系统」已不存在，但
它的工作精神封延续到今天。这就是现在的「国防部情报局」。
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毕，
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作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最后一名才轮到我
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
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
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
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
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
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同时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定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
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
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交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
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的参加了「特务工作」。
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
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
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
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
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才说：「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
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
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
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
志认识，在座约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朗宁手枪给我。那
枝枪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意大利制造。他把手枪拿给我的时
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枪真个是「一
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
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
概括性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将在「英雄无名」全书各部中，再作实况的反映。
二十一年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
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资料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
二十一年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
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
处」处长。
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
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
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
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
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交代透澈，此处略为
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
凭心而论，据实而断，「军统」的作为，的的确确对国家有重大的贡献，当然，谁也不
敢说一无小疪。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
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说，大都无凭无据，
到了现在更没有人为此而查证了。据笔者个人所知，该局除了由戴笠处长的「第二处」之外，
当然还有「第一处」，听说「第一处」走出中央几部方面派人出任，也可能就是后来的「中
统」。还不只一、二两处，尚且另有「第三处」，处长是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陈焯。确否如此，
不敢保证，敬待知情者予以指点。
到二十七年，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
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
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历不够。
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于「力行社」暨「复兴社」蜕化改组为
「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由
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
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
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问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
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
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那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
不过，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
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
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
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
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
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三十八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的说想已不
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他安徽全椒县故乡，早被中共鬪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
军作战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它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
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七十年五月底，活在台活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
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勋，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
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
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树，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
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以上七个人，最小的七十二岁，年长的七十八、九，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
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性的好故事。四 蒙然不知的遇上了国际大间谍
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
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
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喻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
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
这是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分，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眞
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
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
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
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
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
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
问，就很亲切的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的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
式那一套。
客厅布置的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
上去多少带着东洋味。
这位郑士松，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征都找不出来。一双大
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竹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
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
扮，虽不致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
我们一交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他比我年长了十六岁，我不过才初
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郑士松先生，眞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学经历，有保定军官、
日本军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
眞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
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
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
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来请他协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后，如何发电报这件事。那个时候，戴先生
领导下的工作，无论是「特务处」或「第二处」，都没有专用的电讯设备，外勤单位和南京
通电报，必须借重中央党部调查科（？）代发。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样。因为天津方面和
他们有联络，所以请郑士松先生搭个桥。
在通常情况下，外勤单位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次，反而是上级要我们平津两单位密
切联系的。这也是我要办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来意后，这两件事很容易得到结论而顺利解决。郑士松先生很诚恳的请我到外面
去吃饭，我不好推辞，终于去了。因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顿饭吃下来，根本尝不出什么滋
味，只担心千万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饭后，郑士松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车送我回客栈。这是我
们首次接触，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颇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
甚至于近乎溺爱。
我和杨英、戚南谱二同志聚齐后，就照我们一路上商量的，立卽迈开我们的第一步─找
个落脚的、安身的、办事的，也是创业的好地方。
不出一两天，寻遍四城也难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莫过于能适合
我们的条件。
租金非常便宜，只要先付后住，连押金都不要。
这所房子，位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
可用的屋子虽只有两间半，好在独门独院，关上大门，谁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搞什么鬼。
出乎意外的，房东装好了电话，不打算迁走，只须把电话押金还给他，就可以供我们使
用了。
天下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所房子没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脏。
杨英和我都不讲迷信，管他什么黄道黑道，先搬进去再说。戚南谱愿意担任外勤，他另
在外面自行安顿。
我们都没有掩护职业，自作聪明的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木头牌
子，满以为可以充一充作个幌子，万一有人查问起来，也能应对得出，殊不料到后来竟惹上
了大麻烦。
派出所的警察也来查过户口，你怎么说，他就在户口簿上怎么填，很容易对付，如果他
走进屋子里看看的话，恐怕不露马脚也会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
实在值得多说几句。
多少年来，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阁子」，为什么叫「阁子」，没有请教过高
明，不敢胡说。不过，我看见过的「阁子」，多年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
上猪肝色的油漆，里面摆上两张小桌子，户口簿栓上绳子一排一排的挂在墙上，警察先生们
梯子上一坐，不分严冬酷暑，就这样办起公来。
要讲为民服务，北平的派出所称得上全国第一，找名问姓去「阁子」，打架鬪殴上「阁
子」，出生死亡报「阁子」，婆媳不和、娌妯们拌嘴也麻烦「阁子」，只要你自己解决不了的，
无不可找「阁子」。就是他管不着，也会和颜悦色的，不厌其烦的回答你，绝不曾颐指气使
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因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对管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个八九。如果
一定找个弱点，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识。
我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后，除报告上级备查外，同时也知会了天津的郑士松，以便
取得相互问的联系。
我们开始学习着使用由南京带来的密电本，并发出第一通电报，杨英权充译电员，我自
己兼任「交通」，把这份电稿送到东城苏州湖同，交给了「张旆」张先生。「张旆」想是代名，
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电台。拜托他们代发电报的时间，非常短暂，到了二十二年
初，上级就派遣电讯专才程俊同志来到北平，建立了自己专用的电台。
在我们积极展开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经费短绌，再加上毫无工作经验，用「乏善可
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
到了二十二年二月间，稍微加强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的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人事方面，加入内勤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
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
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我们对内称为「运用人员」）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张伯武是天津郑士松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张伯武所援引的。他们二人原来都是青年
党，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侯子川慢慢的坦白了，张伯武却始终不肯承认。张、侯所供给的
都是地方性的情报，运用价值有限；间或也有些关于东北军的动态数据，亦无足取。
范行，字纪曼，四川人，他自称是中央军校六期，此刻，又在北平读「艺专」、学绘画。
这位仁兄，可眞称得上是传奇性的人物了。
我们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个同连入伍的同学江田（立生），他刚从家
乡冀东玉田县到北平来，暂时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韵清的家里。江韵清的父亲名江灏，是和李
大钊、陈独秀等齐名的老牌共产党员，早年死在海参崴。江韵清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宜清，
三妹汰清，都有点思想左倾。范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
江家房子不大，我们都挤在一块聊天。范行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说来无不是头头是道，
我们都被他的声容吸引住了。我想，这倒是一把好手，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进来。此念一生，
来往了几次，就这样成了我们的情报员。
一开头不怎么样，往后，越来越有进境，他所提供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类如：日本在
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阴谋；国际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交换了解等高级情报。
来源据范所报，是某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一名译员，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
我个人还不具备研判此类情报的能力，所以都是来件照转，而上级的反应，也认为是「颇具
参考价值」。
这是我们搜集重要情报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情报活动中的一次奇遇，不过，事态的发展
并不如此单纯，其中还有许多不能突破的疑点。
此外，上级交联（只负责联系，无权指挥）的还有廖化平、郁某（名字遗忘）二人。
廖化平先生在军校时，当过我们的政治教官，还记得他教的是「社会进化史」，怎么也
想不到我们竟会在这种情况下又遇见了。廖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很老。民国十六年清党，廖化平自广州逃亡，
潜至北平活动，被北平宪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愿为我工作，所以才交给戴先生派
驻北平的单位联络。廖先生后来担任过「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职，民国四十一年在台湾去
世。
郁某的来历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资历也相当深。到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这个姓
郁的在「豫鄂院三省剿匪总部」任职时，因窃取机密文件被发觉，再度被捕而处决了。
二十二年三月，上级令我们编预算，其中有生活费、活动费、事务费以及特别费等项目。
核准的数目，大约是三千余元。我个人的「生活活动费」合共三百余元，没有分开计算，另
有「特别费」一百元，加起来有四百余元，实在不少了。我还能清楚的记得，那个时侯的上
等洋白面，每袋只卖两块八毛，如以今日在台湾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的四百多元，约等于
七十年的五万余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会太远。
「北平站」这个名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侯开始命定的。不过，旣没有委，也没有派，
更不见明令通告，但却当眞。
「北平站」的工作任务，并无具体规定，在当时，除了搜集情报之外，也做不出什么别
的来。
时局的不安，政情的变动，对我们也会发生影响。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
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
本逼迫，更趋紧张。
邱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
邱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
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
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
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配带军
阶的正式军职。
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
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
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
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齐庆斌在「英雄
无名」这部书中将多次出现，最后，他也成为我们的「无名英雄」。
我虽是「力行社」领导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会员，可是一直都没有参加过
组织活劫。我并不知道「革命军人同志会」已经撤消改组而并入「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也
没有接到把「军会」的会籍转移到「青会」的通知。
郑介民先生分在两个地方办公，一处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这就是军统局第二处「特
派员办事处」，与我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协助郑先生处理日常事务的，还有一位邢山（森
洲）同志。另一处是「力行社」组织上的，我也去过。
自从郑先生来了之后，「北平站」与南京局本部之间的联络，显著的减少了，除了人事
经费之外，有关工作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等事项，都直接听命于郑先生，也就是说，在工作系
统上，「北平站」的上面又多加了一个层次。
对于「北平站」工作地位被抑低一节，我们认为是工作部署上的需要，并没有其它的感
觉，上级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遵行，何况对于郑先生的开明领导，个个都服服贴贴。
郑先生为人宽厚，待部属如子弟，相处久了，更会领略到那份眞挚的情谊。他是广东文
昌人，黄埔军校二期，留学俄国，对现代军事学素养很高，其后，尤其熟悉国际事务。在当
时也是惟一对「特务工作」理论体系有研究的人。
郑先生对经由范行搜集来的情报资料，特别感兴趣，曾召见范行多次，为该一情报来源
交换意见，惟迄未获得满意的答案。郑先生为这件事，单独的指示我：「范行的情报质量虽
高，但其可靠性则有参差，如果不能澈底了解来源的眞相，将来在情报运用上还是有顾虑的。
郑先生又指出：「按照过去范行所提供的情报，很少可能会在同一来源中获得。」
郑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说，范行递送的情报虽然质量不差，可是如果不晓得究竟是怎么弄
来的；到底是从那里弄来的，因为我们有疑虑，所以不敢贸然予以实际上的运用。这是我的
责任，必须遵照郑先生的指示，对范行应再作多方面的了解。
范行单身一个人住在北平「艺专」附近，一间小屋，一几一床而已。这种房子是专为租
给学生们用的，每月租钱大约只有三、四块钱。有一天我专诚拜访他，是想和他多聊聊，增
进一些了解。不意屋里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说是孩子，其实也有二十多岁了。范行介绍是
他的同学彭雅萝，也是四川同乡，看情景，两个人都有点怩忸，似乎不止于同学、同乡而已。
我心想，如果这位彭雅萝也是范行女友的话，那么，在江家不是还有一个江汰清吗？
这只不过是一个疑点，并不能解答什么问题，至于和我所要知道的，是否有什么关连，
还不一定。
又过了些天，我一个人去逛东安市场，信步走到丹桂商场的书摊上，东翻翻、西看看的
也想买几本书。说到丹桂商场，也是昔日北平的一古：丹桂商场是东安市场的一部份，靠近
王府井大街这一面，全长数百尺，就好象一条街一样。场内有上盖，不在乎风吹雨打，两边
全都是书店和文具店，街道当中也长长短短摆满了书摊，只留下靠左靠右两条窄窄的通路供
人行走。摊子上、铺子里，各种性质的书刊，一应俱全，其中有专售线装书的，也有只卖新
文艺作品的，一个摊位兼售几种政治立场不同的书刊，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要买极左的禁书，
他也会从摆书的夹缝中，或木柜里掏出来应市；还有几家更不正经，连黄色书画也照样卖，
他们好象很长于鉴貌辨色，一眼就分得出谁是眞正的买主，谁是「找碴儿」的警探。
在书摊上选不到想买的书，正在东捡西挑的当口，一抬头，却看到「北平站」直属通信
员范行，刚从斜面一家书店里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小卷东西，我看不清楚那是甚么，等他
也看到我的时侯，赶忙就把那卷东西塞到短大衣的口袋里，一面朝我走过来，又不住的回头
去张望，他嘴里搭讪着伸出手来和我拉手，可是脸上的神色，却泛红泛白的显得很不自然。
我觉得：「这个家伙一定有鬼。」
我很想一把从他口袋里将那卷东西掏出来看个究竟，可是这么一来，岂不是弄僵了，第
二步又将如之何？倒不如假装没瞧见，放他个长线再作道理。
范行也许心理有数，从此之后，他所表现的像似比以前更积极、更适应工作需要了。照
情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正常。
「北平站」为了他的事，也曾下过不少功夫，正面的、侧面的，以及暗中的都有，所得
到的结果，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少，保留置疑的多，很难加以论断。
我们对他所了解到的是：他通晓好几国的文字，英文和俄文，能写又能说。平时谈吐，
嘴上挂着的都是些有关文艺的词汇，桌子上、床头边，摆着的也全是这一类的书籍，可就是
从来都不谈政治。
他说他在「艺专」学绘画，却从未见到他的作品，到「艺专」去打听，不错，有这么一
个人，注过册，时常进入，但很少上课。
他常到北京饭店、德国饭店这些带洋味的地方去，似乎是找人的时候多，坐下来吃东西
的时后少，更没有发现他和别人有过接触，总是觉得非常奇怪。
他所报来的情报，一口咬定说是从使馆区，某国「武官处」弄来的，可又不曾见到他进
出「东交民巷」。
那么所谓「武官处」的东西，又是如何传递到手的呢？是否由他自己「编造」出来，而
再装上一个假托的来源？那也不会，因为由他报来的情报，有一部份是事后得到证实了的。
我们几次三番的要求知道这个供给情报，自称「黄润生」的人，见一次面，范行总是说
这个人不肯。又要求范行把这个人随便带到那里指给我们看看，并保证绝不和他交谈，范行
口头上虽答应想办法安排，可是总拿「没有机会」这句话唐塞，而且一再拖延。
范行的两个女友──江汰清和彭雅萝都不单纯，他们是在那里真的谈情说爱，还是另有
作用，此刻尚不能遽下断语，不过，和我们的工作似乎还牵连不上。
范行他到底为了点什么，难道就为了那戋戋之数的几百块钱？如果真实的目的在于金
钱，我们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恐怕不会如此简单。
我把以上这些资料，都提出来和郑介民先生研讨过，他认为这件事不难处理，同时提示
了几项处理的原则：
「如果为的是钱，我们可以相对的满足他，该用的，不吝惜；
「假设他有什么政治背景或国际关系的话，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工作线索，无妨将计
就计，进行一场考验性的『情报战』与『政治鬪争』;
「若干可疑之点，不急于马上求得解答，因为我们迄今并无任何损失。从现在起，应该
冷静的观察，切不可在言语举措中刺激他，最好能和他建立私人间的感情，这会产生稳定作
用；
「对他转来的情报，今后要慎重处理，保留原件，以便集中检讨，前后比对。」
这件事就遵照郑先生的提示做了，且待以后的发展。
我和范行的关系，由此开始，在「友好」中断断续续的维持了二十一年之久。一直到民
国三十八年春天，我将要离开上海之前，才算打开了这个闷葫芦。可是，并未了结，还有下
文，那又是四十二年在香港的事了。这些奇妙无比的情节，将分别在下文中一一道出。
可不要小看了他，他是一个颇有「来头」的人。猜猜看，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以上所述，显得有点琐碎，而事实上在建立工作之初，也的确是杂乱无章。五 情报活
动中的政治运用
二十二年四月初，戴雨农先生偕机要秘书毛万里，及译电员一行数人，来北平视察工作。
实际上，他另有高阶层的活动。
戴先生抵达北平后，先是他单独住在北京饭店，其它随员住在西城花园饭店。没有多久，
另在东城栖凤楼那条胡同里，租到一所两层楼带院子的住宅，又请了一名烧饭的大师傅，就
此安顿下来，想是称较长时间约停留。
戴先生对于「北平站」的工作实况，用不着我向他作演示文稿，已经是了若指掌，他并
没有责难之意，而所寄望于我们的，是如何积极的推展工作，以争取表现。
说实在的，我们几个人限于社会关系的不够开阔，以及社会地位的过于低微，事实上，
有很多上层的路线，根本攀附不上，虽然很想往好里做，可是又谈何容易，这是强求不到的。
戴先生是多么明达，当然能体会到这一点，他之所以在北平预作长期停留，也大有亲自
出马一显身手的来意。
此际，因华北局势吃紧，没落中的故都北平，顿又成为军政重心，一时冠盖云集，热闹
非常。至于军政首要们会商的是什么，我们这微不足道的小单位可感应不到。
当戴先生抵达北平之次日，「天津站」的负责人郑士松（王天木）即奉召而来。据闻，
他与戴先生原是老朋友，在「特务处」和「第二处」尚未成立之前，戴先生工作于侍从室的
时侯，已经是特务工作的搭档了。其时间可回溯到民国十七年。此刻，既然有了固定的工作
岗位，那更要通力合作，干上一番了。
戴先生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伸展到社会各阶层。至于内容如何，除了有我
参与的事情之外，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们有一项不成文法的原则是：不需要知道的，不
必多闻多间。可是，人终归是人，除去求知欲与好奇心，还是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免不
了侧耳一听、瞩目一望。
其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是戴雨农先生和「四公子」之一的吴泰勋「建交」经过：
吴泰勋，字幼权，人称「五爷」而不名，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兴权）的儿子。吴俊
升就是「皇姑屯阴谋炸车案」中，被日本野心军人「谋杀」，与张作霖同时遇难的主角之一。
这位「吴五爷」，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惟独在为人处世这方面，却
称得上「慷慨好义」这四个大字，他虽然继承了他们老太爷留下的偌大家财，可绝不是为富
不仁的那种人。
传说，他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都数不上来。由于戴先生和他交往日久，我和
吴幼权也混熟了。有一天，喝了两杯酒，乘兴开玩笑似的问过他，我说：「你们家里有那么
多的钱，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他懂得我话中的含意，他不以为忤的告诉我说：「我爸爸
没有刮地皮！从前，黑龙江乡下人都把吃不完的黄豆当柴火烧，并不觉得蹧蹋得可惜，后来
经人指点，才晓得可以卖给外国人换大钱。我们从乡下人手里收购多余黄豆，再转手卖出去，
钱就是这么积攒下来的。」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不敢妄断，只好听之。也许这位贵
公子天真，在他的心目中就以为真是这样的。
吴幼权始终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内部的人事记录中，也没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