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印象犹新的，倒是接任区长的经过，你猜怎么样，只不过是郑修元兄和我拉拉手，哈哈
一笑，就算完成了接交手续，不但没有印信，连个木头戳子也没有。至于原任代理区长赵理
君先生，并没有在场，恐怕他还不知道呢。
我们的敌后工作指挥中心别具一格
有很多往事，现在写出来显得头头是道似的，征其实，在当时则未必件件都是计划行为。
这就是说：一来，我自己还没统驭全局、高瞻远瞩的能力；其次，在基本工作原则上，总要
遵循上级的指导；再有的，也许有些措置，难免不受到一点人事上的牵制或干扰。可以说在
我两年多的区长岗位上，就是在这种情形中过来的。其间，我也有过超越性或突破性的想法
和做法，我个人当然认为这是对工作有百利而无一损的，可是我们的戴先生不答应。他习惯
上很少说明理由，不许就是不许，谁又敢不听。
几句闲话表过，再继续前文所记述我接任「上海区」长以后的事。
此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必须要扎稳阵脚如何应付这种山雨欲来的情势。既然所有的内
勤办公地点都被搜查过了，当然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再来，所以应该刻不容缓的立即一一迁移。
这不光是找房子搬家那么单纯，为了安全，自必还要有许多技术上的讲求，尤其是防范循线
跟踪等等，否则岂不是弄巧成拙。
我的构思是在最短期间内，逐步重建一个灵活而有可塑性的指挥中心；也就是复式的「上
海区」区本部。为了避免一有警报就影响到处理业务的缺点，不固定在一处办公，住在办公
处所的工作人员要保持立即转移的机动性，把必须贮存的文件，减少到最低度，可以随时予
以湮灭，而且也可以带着随身跑 至于说是能以把许多文件，用照像技术浓缩成一张邮票甚
至一个逗点那么微小的膜片，不知道那个时代已经研制成功否？不过，那时候我们不曾学过
这门手艺，公家也没有此类设备，更谈不到如何应用了
建立新的工作指挥中心，原本是一件急事，那又为什么不一下子弄好而还要逐步来做
呢？最大的原因是受了经费的限制，如果想动用多少，管钱的就支付多少，有些事可就好办
得多了。又何况这段日子里的种种开销，加起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再深入一层说，这里面
还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手续和程序问题；在「上海区」方面，关于区本部各办公处所包括联络
站和交通部的全部迁移，以至多设几处预备地点的事，都是必要的，所以无须向上级请示，
即可权宜处理；可是要支付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局本部派驻上海的总会计（当时是白绳祖），
可不一定作得了主，即便他乐于支持，也未必一时之间就能付得出这笔钱。这也就是主管部
门各自为政所产生的一些窒碍，万一其中再加上一点点人为因素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重新建立工作指挥中心是为了隐扎隐打，与此同等重要的则必须确切的检查自己的攻守
阵线。「陈明楚事件」的真象，已经可以判明，其背叛而去的动机，无论是丧心病狂和利令
智昏，或者是愚昧无知而受了煽惑，但绝不像似走迂回路线所表演的假戏真做。这件事将列
为专案处理，下文自有详细交代。在当时，其所给予「上海区」的内部影响，则是减低了互
相信赖的程度，记述到此处，我不能提名道姓，可是的确有一阵子发生过「这个靠不住、那
个有问题」的种种流言。身为负责人的我，一切都没有进入情况，这可怎么办？
我不能听到一两句风言风语的，就向关系人提出询问，试想，如果有那种不可告人的事，
谁会承认？若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岂不是给予对方一记莫大的打击！相信，任何人都受不了。
旁敲侧击也不是办法，处理不当，会造成大家的不安，甚至于互相猜忌，一个团体失去内部
的团结与协和那还得了。如此说来，难道就听其自然不成吗？在我对于「上海区」的全般人
事尚无充份了解前，这真是一个大难题，太困扰了。记得我曾经和修元兄就每一个人的现状，
仔细检讨考核过，结果，我们认为个个忠贞、爱国，没有一个人值得怀疑。于是，我就作了
一个决定，实时起，假设再有类似情事发生，只要确定为谁，在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只有下
令克日调回后方再议。这样做，也是万般出于无奈，只要他听命行事，自然而然的证明了他
的无辜，万一抗命不走，必然是有了问题，那也就容易处理了。至于调回去是否会受到处分
一节，那要看情节而定，在人事调动报告中，也一定会向上级提供我们的意见，一般而言，
我一向不主张严厉处分部属，只要查明真象另派工作或予以再训练。
「上海区」度过一段相当紧张的日子后，幸而安静无事，大约只有一个月光景，一般的
工作情绪就稳定下来了。否则的话，天天搬家换地方，假如内部有问题，也如同带着细菌走
一般，依然不得安康。
有道：特务工作的精神，在于不断的进攻。当我们扎稳了阵脚，检查过阵容后，顺理成
章的要迎向前去，准备三面应战。首先要考虑的，是人事上的布置以及战斗力的部署。「上
海区」原任书记（犹如武职之参谋长，文职之秘书长）郑修元兄虽然已经暴露身份，而且成
为敌伪方面必欲得之的第二人物（第一是前代区长化名凌秋云的理君兄），可是他是当前「上
海区」支柱，失去他的撑持，实在维持不下这个摇摇欲坠的局面，所以想请他留任；不过，
修元兄责任心重，他具有追求完善和不留遗憾的美德，纵然明明晓得危机四伏，还是冒着危
险无处不去，无约不赴。而修元兄的个性偏偏又好动，如果劝他应以安全为念，不重要的事
也无妨指派助理代办，可是他依然事必躬亲非自己去不可。因而使我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矛盾：
照道理，修元兄的确宜于离开上海；就是为了存有一点私心在，还是希望留住他以为臂助。
记得曾将此心意当面和修元兄商量过，而且已获得他的首肯。
另一个打算是邀毛万里兄参与「上海区」的工作。因为我们有深厚的交情，所以就很率
直的对万里兄表达了这番意愿，我想，他不会不答应的。本来，他的职务是代表局本部驻在
上海地区督达全面工作的「总督察」，论工作地位，似乎比「上海区」长还要高出半个头，
又何况我在天津当站长的时候，他已经代理「北平区」的区长了。果然，他欣然表示了同意。
我们共同拟议的办法是：万里兄以「总督察」名义兼「上海区」督察，另由「上海区」设立
单独的督察室；而实际上我们将视工作之进展与开创，再分一部份业务请万里兄主持，立意
则期于「上海区」太大，可作的事情太多，真能达成分工合作，岂不是大家都好。后来，由
我个人署名打电报给戴雨农先生请示，没有过几天，戴先生回电不准，看语气坚决，已无回
旋之余地。
写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从前我一直反对特务工作中的「督察制度」，这一回，竟
然自动的请一个督察而不可得，天下事太不可思议了。此后，「上海区」始终没有设督察，
除了万里兄，我当然不乐意再多此一举 万里兄离开上海后，戴先生派他担任「东南办事处」
主任，兼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第二处长，驻在江西上饶、铅山等地，工作甚为吃重，这或者
就是戴先生不同意他留在上海的理由了吧。
挽留万里兄不成，无可如何，只有先就目前既有的实力，打起精神干起来。
此际，「上海区」区本部已暂分为两处迁移新址办公。
说起我们的办公，可又与一般公务机关不一样，尤其是在上海租界里以住宅户为掩护，
那就更不能拘于形式了。以区长而言，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坐位，可不一定就是办公用的写字
台 台面上，不会摆满了文具，绝没有五颜六色的卷宗。不过，有两样东西是少不掉的；其
一是空白或带有字迹的纸类，其二是一枝自备的自来水笔。
文件不是一天到晚都摆在台子上的，只有区长到来时，才由书记或助理书记拿出来给区
长处理。一般都是先看上级来电及来件；来电指的是由重庆拍发到当值电台，再由区本部的
交通员（多属女性）有规律的分别自各台址取回来，交由译电员照标明密码译成明文。再经
主管助理书记办妥登记手续后，先给区书记看，如果该电文的「保密区分」列为「亲译」者，
例如「固重兄亲译」，「固重」是区长的代名，也就是指定该由区长亲自由密码译成明文。而
实际上，真正由区长自己译的，却绝无仅有。在习惯上，多由区长授权给某一译电员，遇有
亲译电报，他不待请示，就径自译成了明文，加装封套注明「亲启」字样，留给区长即可。
像这类电报，主要的还表示它的机密性特别高而已，并不一定计较是否真的亲译。比如说，
到了八年抗战中期，我们所使用的密电码，为了防杜破译，已经相当复杂，就是自己动手，
如不经详加指点，恐怕还译不出来呢。
至于谁有资格拥有个人专用的密电本？局本部并无规定，这要看戴先生个人的统驭与权
变，他要发给谁就发给谁，大体上多数是外勤单位的正副主管以及主要助手，或者是负有特
定任务的直属人员。就以我为例吧，参加工作十几年，他从未发给我一本与他单独通报的密
电本，奇怪的是：我的书记或助理差不多都有，如「天津站」的曾澈，「河内临时编组」的
方炳西等等。为什么会这样 ？很妙，我猜他不给我专用的密本，是知道我没有这种需要；
其所以给我的副手，虽不一定是为了防我一手，可是我偶而也会做出些走了样的事。当然，
密本之用，绝非如是简单，只不过附此略为一提而已。
接下来，再说「译电员」。「译电员」是职务名称，在设有电台的外勤单位中都有，如果
不设译电员，其译电工作例由书记或助理书记兼办。「上海区」区本部的译电员，最多的时
候，同时有过四、五个人，其中一人像似领班，那就是王绍谦同志，他手快心细，能力颇强，
较为重要的往来电报，都由他译办，从不误事。另外担任过译电工作的，前后尚有徐嘉禾、
华念雄、凌丰（女）、周今书诸同志。虽然有那么多人，业务繁忙时，常有加班到天亮还有
积存的现象，可见当时一日之间有多少电报了。
译成明文的电报，分门别类分发给各助理书记或编审，签注后汇总给区书记核办。一般
例行的来电，区书记就径自处理了；必要的，才由书记加签或不加意见会给区长看。我因为
是刚来乍到，希望多作了解，所以看的比较多，等我进入情况后，就授权给他们去办了，我
并不喜欢多管啰嗦事。
上级来件中除电报外，也有公文，这都是由重庆局本部派遣专人辗转传送而来的。大多
是体积较大，文字较多而不具时间性的，间或也有证明文件以及亲笔书信等。其中被同志们
重视的是戴雨农先生所写的亲笔函，他写给谁就交给谁，内容如何，各有分寸，皆不过问，
就是他写给我属下的，我也不会问一句写的是什么。不过，这种事并不常有，有的时候会惹
人羡慕，也会引人猜忌。
再说「编审」。「编审」的工作地位仅次于助理书记，其任务则专事情报处理。严格的说，
「情报处理」是专门学问，下功夫钻研，足能汇成一部宏着，可惜的是太专门了，在这里说
多了乏味，就此打住。在我接任「上海区」的初期，情报编审有两位，他们是王世英和刘原
深。王世英同志是由译电员提升的，刘原深同志受过特训，都很优秀。这位情报编审刘原深
同志，也就是现在为笔者校订「英雄无名」全书的刘原深兄，说起来我们在一起也有四十多
年了。当时「上海区」每天由外勤报来的情报资料，数量相当的多，质量并不整齐，两三个
人处理，一天到晚都弄不完。上级交查的事项，也多的不得了，能以获得完满答案的，不过
是十之二、三罢了，像这样比率数字，并不算太低，而事实上永远得不到结果成为悬案或失
去重要性的，都是常有的事。如果说想搜集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那不是太神了吗？相信
全世界任何形态的情报组织全办不到。
「上海区」本部指定一位助理书记主管情报，也就是综理合区的情报工作。在体系上及
程序上，编审应对他负责，可是在习惯上顶多只有上下手之分，当其它工作繁重，人力不敷
分配时，助理书记这一层次肩负太多，有关情报处理的事，就由编审人员独担了。不过，报
出去的情报，仍必须经由区书记认可，其具有重要性的，区长也要研判、审核。这是一项经
常性的工作，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从无间断，即便处于警报频传声中，也要想尽办
法把该报发出去。
担任过「上海区」助理书记的同志很多，笔者接任时有易珍、胡尚武、徐文祺等，不久
易珍同志他调，上级又派来桂涤非、郑海良以及刘原深同志的升任等，前后总有六、七人之
多，在到任及离职的时间分际上，已经记不十分清楚了。每一位助理书记，都主管一部份业
务，大致上分为情报处理、行动指导、人事管理、联络传递等。「上海区」的助理书记，其
工作地位和外勤单位中的组长、队长相等，有时也会外调。「上海区」本部因为不集中在一
个地方办公，所以助理书记也分驻于好几个地方，好象从来没有同时在一起过。
「上海区」还有单独主管财务的会计部门，虽然只有一个人另配属一名交通员，可是却
单独在一处办公，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保管数以箱计的房屋租赁契约、各种收支单据、
以及名册、帐簿等等。尽管挖空心思加以修饰与掩藏，可是总不能将有变无、了无痕迹。这
不是一件小事，虽不断研商，但始终没有一个好办法。前任的区会计张璜同志想不出办法，
新任的区会计陈贤荣同志依然提不出什么新办法，总之，管钱的不记帐说什么都不成。在我
的记忆中，「上海区」会计部门所保管的那些东西，最多的时候，曾多达六大皮箱，真要命！
「上海区」区本部原则上绝不与外勤单位发生直接关系，所以才设立了联系枢纽－「交
通站」。「交通站」犹如我们的生命线，一旦中断，会立刻影响到全活动，稍有干扰，也会防
碍正常的运转。「交通站」尚有内外之分，区本部与各组各队之间的联系，属于「内交站」，
各组各队与其所属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外交站」的事了。这样做虽然延缓了时效，但却维
护了安全。整个「上海区」里里外外，所有交通员的总数，加起来不下数十人，单就区本部
的交通员而言，记得住名字的，前后计有萧杰英、胡曼、仇淑英、杨铮、沈惠英、凌丰、富
美英、黎烱珠、汪秋芳、何敏信，还有一记不清名字的吴x 馨小姐和一位叫惯了的阿玲。以
上全部都是女性，同时也说明了女性担任交通工作最为适宜。他们半数以上都受过专门训练，
不仅可以担负此项工作，如果受到重用的话，一样能够独挡一面。「上海区」最盛时期，内
外交通联络处所，总共有二十二个单位，不说别的，光是建立这么多的地方，也要提供不少
条件再加上一番经营才成。
作为区本部的两三处办公地点，都采取家庭式，也就是以家庭为掩护，从外表看，很像
一户「有两钿」的人家，在上海租界里，只要不是「穷来兮」，就已经占到便宜了。所以我
们也有烧饭的大司务和料理家务的娘姨；不过，他们大都是受过训练的，若不然也是工作同
志的亲属再予以「调教」，我们绝不向荐头店随便去请一个佣人。不知道左邻右舍是否注意
到，我们的「家」，也有不大像的地方，那就是老人家太少。因此，我们特别鼓励内勤工作
同志把老人家接来同住。曾经做过区部大司务的毛家麟，和当作女佣的赵妈、彩爱等，都是
江山人，在人事关系上，各有其可靠的渊源。（编者按：戴先生即浙江江山人。）
上面这一大段，已经把「上海区」的内勤阵容分别的以不同姿态概略介绍过了，再试作
简单统计：区部的办公处所，电台在内，经常总在十至十二处之间；工作人员的总数，自区
长至工友经常保持三、四十人左右 我们的交通工具除脚踏车外，一辆汽车都没有，不是购
置不起，纯粹是为了不留线索，因为租界里到处都有汽车行，日夜服务，随叫随到，方便得
很，有汽车也许就是累赘。电台的收发报机算是最难掩藏的大对象（那时的电报机体积都较
大），日常就有三套，另外还有备份的机件。总有一些不能完全毁掉的文件，大大小小，时
多时少，则责由助理书记分别保管他所主管的那一部份，区长如果想找什么，也不会知道摆
在什么地方。密电本有十几套，非保持不可，「基码」是自行印制装订成册的小本子，和一
般的明电本差不多，另外还有一套「底码」，每一位译电员均可牢记在心，其中还有加减乘
除许多变化，实在麻烦又不能嫌麻烦。除此之外，内勤单位没有武器，那不但没有用处也许
会惹出事来。区部里所有的也就这么多了。至于说到钱，属于公家的，全在会计那边，有支
付，他会照规定发放；属于私人的，都在口袋里，不过，我知道，平常日子，把全体内勤同
志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不足以开销三桌酒席。
为什么这样寒酸？一位交通员的待遇，每月只有法币三十八元。
无形火线上无所不在的战斗行动者剪影
有关「上海区」内勤方面的结构与组成，在上一节中已经勾划出一幅轮廓，虽不十分明
澈，总算有了个大样。接着，该说到外勤方面了；笔者对于全区所属外勤单位的各种静态与
动态实在记不清楚了，如果要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交代出来，的确是个难题。最近几年，
遇有机会就请教或求证于「上海区」的老同志们，言谈之间固然纠正不少「差误」和增进了
许多「新知」，可是却仍有好些个问题得不到趋于一致的解答。就连我们时常聚会且无所不
谈的当时曾任「上海区」书记、后来又任局本部人事处长的郑修元兄，和当时曾任「上海区」
助理书记，其后又调充行动大队长的刘原深兄，也同样的有些个事想不起来或搞不清楚了。
实在难怪，毕竟有四十多年了，私下里既无文字记录可资稽考，公家的档案中又不便随意去
翻腾，光凭硬记，也就难免不无毫厘之差了。
还有一层，外勤的更调频繁以及不断的递补新人，都是不容易入记的原因，其次，内外
勤的接触机会不多，尤其是笔者本人，在两年多时间中，和外勤单位正副主管见过面的，谈
过话的，只占几十个外勤单位中的三分之一，而且多是一两次而已，这样，印象怎么会深？
因是之故，以下所记，是经过我与郑、刘两兄互相参证过的。
外勤，是一切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打先锋，陷头阵，永远站在第一线，他们所冒的危险，
远超过一般内勤，抗战不到三年，已然牺牲了无数的英雄好汉；他们，「英雄榜」上却无名
籍。
外勤单位，包括情报组、行动队以及直属员等，不限定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在上海，有
一次十九个人同案被捕、多人死难记录，这应该列为最光荣的一个单位。
外勤单位中有一小部份工作同志，身陷大陆，迄今不知生死，文中如果提到他，将不道
及姓名，以免受到伤害。
下面就是「上海区」外勤单位情报部门的剪影。
「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大学毕业，中英文俱佳，短小精干，富于机变，甚有才
能，他联系着好几条高级情报路线，其中有一名是伪省政府的教育厅长。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捕房的内线关系，亦由该组发展联络。其中，除中国籍的警官外，还有两位英国人和两位法
国人，都是任一级主管的警官，有胆识、肯担当，在维护我们工作安全方面，发生过很大的
作用。笔者和朱啸谷组长会见过一两次，因为敌伪搜捕日急，已难于在上海立足，未久即调
往「忠义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去了。其所遗组长职务。由新建立的「新一组」组长毕高奎
同志兼理。
「情报第二组」：我对这个组的印象比淡薄。组长刘健，湖南人，资深同志，精明干练，
工作经验丰富 我们好象没有见过面，在我任区长后，不到半年就调走了。接替他任第二组
组长的，是区部助理书记胡尚武同志。这个组以搜集政治情报为主，构成份子以湖南省籍的
居多，在伪组织中布有内线。同时，该组也搜集有关共党的情报，不仅在共党「上海特委」
方面有很好的关系路线，有时还可以伸展到「中共中央」。
「情报第三组」：组长张圣才，副组长葛越溪。张圣才他调后，葛越溪继任组长，这一
组好象清一色都是福建人。二十九年任伪组织杭州市市长的吴念中兄，也是该组的成员之一，
他也是福建人。在上海，笔者和张圣才、葛越溪都没有会过，到了民国四十年，在香港才认
识了葛越溪，他是一个「不归队」的国大代表，为什么？不清楚。我们在香港为了布置「大
陆工作」曾有过一段交往。我对于该组有一种观感，总觉得他们别具型态，如果用「官僚政
客」作形容，虽不适当，却也近似。
「情报第四组」：这一组的特性着重于搜集「社会情报」。「社会情报」虽偏向于地方琐
事，但对于行动工作以及一般活动的查证，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组长盛志成是位女性，
颇有作为，可惜没有见过。
「情报第五组」：更换过好几任组长，先前是时寿章，后来有朱岑楼等，其间另外还有
谁？一时实在想不起来，也许写来写去会突然勾起回忆也说不定。这一组除了搜集有关敌伪
的情报外，还有一项特定任务，那就是搜集共党与伪组织。共党与日寇互相勾结的事实与发
展情况。这可不是生安白造，共党不择手段，无恶不作，为了扩张其本身的势力，拖垮领导
全民抗战的国民政府，的的确确与敌伪两方面均有狼狈为奸之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
说出来难为情的是，殊不知在这个组里，竟早就潜伏有共党份子，当时我们未曾察觉，
数年后，在一个偶然机会中才被发现，而证实了这件事。
以上是「上海区」所属五个情报组的大概，此外，负有情报任务而未纳入编组的还有「直
属通信员」以及不受「组织」约束的个别情报路线等。
以下是行动部份，计有八个大队，每一个大队分为若干分队，全队各约三、五十人不等。
「行动第一大队」：这个大队没有实任的大队长，名义上由前代理区长赵理君兼，实际
上是由区本部直接领导该队所属三个分队。二十九年底，则由刘原深同志代理大队长。
该大队第一分队是全队的主力，分队长相强伟，嵊县人，出身草莽，不甚识字，讲义气，
重言诺，只要是他点头答应了的事，当真是「闲话一句」。正因为如此，我曾当面交赋他任
务多次，件件都奋勇而为。
第二分队长刘全德，早年在江西混过一阵子「红小鬼」，后来改邪归正，加入了我们的
行列，枪法熟练，勇敢拼命，出色的行动人才。我在区长任内并没有见过他，后来我用他为
贴身侍卫，结果闯下杀人大祸跑掉了。
第三分队长周西垣，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印象最深的是他给第一行动队带来了灾难。
这三个分队虽同属于一个大队，但相互间并无串连，也就是不生横的关系。
「行动第二大队」：全队有五、六十人，必要时还有潜在实力以资调补。大队长吉震苍，
化名赵圣。这位大汉，我约见过，像貌堂堂，八面威风，随意往那里一站，都有顶天立地的
气概。
这一队的组成，颇有来头，据说是我们戴先生和上海闻人杜月笙先生的一项合作；也是
杜先生给戴先生的一种支持。所以该大队的一般主要干部，不是杜先生的「学生」就是「门
下」。
在「上海区」的指挥系统来说，「第二大队」是「上海区」所属的一个行动队，和其它
各队受同等待遇，亦按规定发给「生活活动费」，同时也有绝对的人事行政权，从来都没有
考虑过该队的「背景」；平常也很少有人提起这回事。
「第二大队」有一个分队长名陈默，我在职的时候因为他工作表现好，所以记得他的名
字，可是并不认识。后来我有难逃到浦东，恰巧投奔到由他指挥的游击总队。抗战胜利后他
在上海很出过一阵风头，可惜好景不常，为了一桩很不值得的事，只落得厄运当头，以身殉
法。他如果不是刚巧陷于一阵整肃旋风里，当不致死。
「行动第三大队」：大队长蒋安华，军校前后期同学，贵州人，在上海，可以说已经生
了根。全队经五十人，实力相当平均，而且够政治水准，成立编组已有两三年，迭有工作表
现。我到职后，再予以加强扩大，用为全区的主干。更因为有一层同学的关系，我和蒋大队
长间的个人接触也较多，不仅常常会晤，有时候尚且当面提出工作问题共同研商，可是我和
其它外勤单位的主管却不曾有过。要表明的是，我可没有培植私人势力的念头，因为，在那
个时候，还不懂得那一套。后来渐渐有了认识，才知道干特工的根本无所谓的个人势力的存
在。
「行动第四大队」：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谁？笔者接任之始，人事尚不熟悉，故难肯定。
照我记万里浪是副大队长，而大队长一职则另有其人；可是照郑修元兄的文中记载，万里浪
就是该大队的大队长。
二十八年十月间，万里浪已叛变投敌，至十一月中旬始判明情况，其经过大略见于郑修
元兄的「沪滨三次历险实录」中的一段。
万里浪叛变后，投入以丁默 、李士群为首的伪「特工总部」即「七十六号」为第一处
长，专事与我敌后工作者为敌，终成祸害。
兹再就万里浪究竟是第四大队的队长、还是副队长这个问题，请问于刘原深兄，据称确
记万里浪系副队长，其大队长名刘时雍。两人因合作不佳，时生龃龉，当时曾多次阅及两人
在工作问题上互相指控之报告，正拟处理中，万即忽已变节闻。
二十九年上级派来完成训练之徐晚枫、程清和、王圆瑛、封企曾等四人，经试用后，选
定徐晚枫、封企曾为正副大队长，再建「行动第四大队」。
「行动第五大队」：对于这一队，实在太「隔阂」了，只记得早先的大队长是汪福谦，
化名汪洋，我们始终都没有接触过。后来汪福谦失事被捕，其间经过一次改编，改编后的大
队长为谁？拟暂作保留，容我探询明白了再补充，因为已经问过的人都不清楚，需要等待一
位去了海外的老同志回来。
「行动第六大队」：这也是很强的一队，在敌伪的记录中，曾有过多次「案件」。大队长
潘绍岳，当然应列为杰出人物，有关他的事迹，十多年前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当时我把
这本杂志收拾来了，现在一时又找不着它，容待后文与行动案一并记述。
「行动第七大队」：大队长张秉权，身体不好，常常请病假，其队务有时则由该队书记
董嘉瑞代理。因而，这一队的表现也比其它各队差。
二十九年上级派李亮等二人来沪，好象是编入第七大队，经原深兄指出，是暂编为一个
直属情报小组，由内交通站直接联络。
「行动第八大队」：是笔者到职后，新成立的一队。大队长萧张权，是内交通站负人萧
杰英小姐的弟弟，他是八个大队长中年纪最轻的一个，当时也不过二十四、五岁。果敢、勇
猛，真是初生犊儿。因为我非常欣赏这位壮士的英秀挺拔，所以在获得上级批准，其人员编
组等事项更商请第三大队长蒋安华予以大力支持后，成立了该队。
有一次派萧张权同志赴京沪苏州一带作侦查活动，谁也料不到他竟一去不还，音讯杳然，
过了一段时间，才证实已惨死于苏州日本宪兵队之魔手，呜呼痛哉！
说起萧家，称得上是典型的满门忠烈，可与「北国锄奸」中所述宝坻县王文一家相媲美。
萧焕文老先生二子三女一婿，都参加了我们的工作，长婿幼子亦均为国捐躯，其维护组织安
全作自我牺牲之处尚多。本书下文将另有记述。
鉴于既往人事运用上的有欠灵活，在编组方面有了新的构想，请示奉准后，即逐步将情
报行动一元化，冀能发挥全能作用。「新一组」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新一组」：亦称「直属新编第一组」，采情报行动混合编组，再划分为若干个小单元。
组长毕高奎，也用毕镐奎，都是真名，浙江人，留法机械电机工程师，熟通英法两国语文，
具有旺炽的革命热情和精细的科学头脑。在本局外事训练班受训结业后，由戴先生面授机宜
派来上海。
副组长黄志远，上海人，粗眉大眼，讲义气，重言诺，豪杰人物也。他在「新一组」主
持行动工作，表现出色。
全体基本组员，完全受过严格训练，其中包括「临沣」、「黔阳」、「外事」、「参训」各班，
皆系优秀人才，都有伟大建树。
全组共约五、六十人，有许多应列为高级路线。在「河内汪案始末」中为制裁汪精卫一
案而殉国的陈三才烈士，就是由该组联络的。那个出贾陈三才烈士的白俄伊凡诺夫，也是该
组为了除奸复仇于三十年九月间制裁掉的。
此外，还有一个原不属于「上海区」编制内的青年爱国团体，那就是二十六年在天津所
组成的「抗日杀奸团」，亦简称「抗团」的，由「上海区」与之保持密切联系。
「抗日杀奸团」：二十八年底至二十九年初，平津两地我工作站组迭遭日寇破坏，干部
同志饱受蹂躏。同时，「抗团」亦为之波及，多数领导干部，几牺牲殆尽，其脱离险地而志
在杀敌报国者，即陆续来到了上海。
上海的「抗团」由天津「抗团」原始发起人中坚干部孙大成同志领导。孙同志由重庆奉
戴先生介派来到上海，交由「上海区」负责联络、支持、指导。后此，杀敌锄奸，并从事抗
日宣传，大有作为，其业绩，不逊于编制内的任何工作单位。
孙大成是化名，也可以作为「抗团」的代号，因为他本人现在（七十二年）服役未退，
还不便用他的真名实姓。值得表扬而令人崇敬的，是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进行一项重要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