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区」能在稳扎稳打中渡过难关，完全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在当时的那种险恶环境
里，的确是从惊涛骇浪中挨过来的，说一句「好不容易」，实不为过。其最为上级所关切的，
倒是一般的工作已陷于半停顿状态了，虽说是事势所逼，情可有原，但不能漠视了这是战时，
大局吃紧，在工作需求上，以及国策和战略的配合上，都是分秒必争，刻不容缓的，时间因
素非常重要，当然不许可「慢慢来」。
有一天，接到戴先生打给我一通亲译的电报，万想不到他会毫不留情面的说出如此令人
难堪的话，这是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前所未有的。当我看了之后，一时愤赧交并，脸都涨红了；
抬头一看，译电的王绍谦兄还站在那里没有走，这又教我多么难为情。电报的原文已不能详
记，其中开头两句，死也忘不掉，他说：「兄乎！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乃尔！」眞是受
不了。
不管他是发脾气也好，掘根子、叫短也好，甚至于用激将法推动工作也好，我都没有话
好说；如果在感情激动下，一个心血来潮，眞想辞职不干了。不过，情绪稳定下来多想想，
辞职也不是办法，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一套，愿意干也得干，不愿意干也得干，旣然如此，
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又将奈何？
我心里最不舒服的，是那句伤害了自尊的「胆小如鼠」。自问，有关河内一击不成的责
任，我已经毫不推卸的全部承担了，而且怀着待罪的心情从河内回到重庆，原是预备接受处
分的，如今旣然给我机会戴罪以赎前愆，那就容忍到底，以观后效岂不是好。现在忽又旧话
重提，必然是有感而发，我猜──
莫非是受到上峯的压力，甚而责难？
也许是接到小报告，说我很少和工作同志们接触？
若不然，就是不高兴我过份的紧密行藏？
如果都不是，那当然就是「激将」了。
归结一句，总不外乎以上各项所料，也许兼而有之。
经过理智的辨解后，心境稍宽，气愤渐消，为今之计，惟有在工作上求表现，才是最佳
的答复。除此，说什么都是空话。因而，我决定不打电报给他。
当汪精卫在南京酝酿组织伪政权之际，我方工作重点，刚倾全力于行动，戴先生在另一
则电文中提示说：「吾人于京沪两地及京沪线上，必须扩大行动，以发扬吾人之权威。请策
励所属，积极行动，藉以寒奸贼之胆。」于此可见上级冀望于行动工作者是多么殷切了。
自从「上海区」内部发生问题，陈明楚倒戈相向后，表现威力的行动工作，几乎已陷于
停顿，虽然有几个行动队仍在不断策进中，可是却一无成就。此一情况，以时间计，大约总
有半年了，戴先生之所以函电交催，多所督责，也就是其中的最大原因。
我也体会到，此刻的行动工作，可以产生三大作用：第一、振奋自己；第二、镇慑敌人；
第三、虽遭受了严重打击，却展示出我们的力量仍在。当然，基本上还在配合国家政策。
迨至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在我到职后的两个多月，「上海区」终于完成了一件比较有
影响力的制裁案，其经过概略是这样的：
在这一两年中，法租界捕房主办逮捕抗日份子最力，且率队伙同日本便衣宪兵，屡次搜
索我方潜伏于上海各抗战工作单位最为卖力的，经查明是法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涛。
是（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带着日本宪兵搜查我「上海区」十四处办公地点的负责者，也正
是此人。
我们虽然非常厌恶这种人，但一向所持的态度则并不「敌视」，因为服务于法捕房和公
共捕房的中国籍警探，绝大多数都是为了生活，卽使他们为执行「勤务」而对我方有所不利，
我们也处之以容忍，绝不采取报复措施。不过，如遇有甘愿为虎作伥，居心与我为敌者，那
就是抗日战争中的败类，同时也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一大障碍，情势所迫，自然非予以清除不
可。像法捕房督察长程海涛也就是这种人。
我们曾在电话中警告过他，希望他能改变作风，但能「交差」也就算了，又何必过份认
眞。同时也晓以大义的告诉他：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们是为保卫国家站在第一线与
敌人相周旋的「战士」，绝不是为非作歹的「暴徒」，请他千万要认识清楚。否则，我们也不
得不要对付他。
这个姓程的却顽而不化，他不仅倔强傲慢，更以轻蔑的口吻回答说：「我不在乎，你们
看着办好了。」此人丧心，已不可救药，于是经由项目报请上级予以制裁。
这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上海区」只是一个工作执行单位，它本身并没有想制裁谁就
制裁谁的权限，依照不成文法的规定，必须将「预拟对象」的人事资料以及有关事实，项目
呈报上级核示，待批准后，始可交由所属单位执行。比如说，某一个人表面上虽已构成被制
裁的条件，可是幕内也许正是我们最得力的好同志也不一定，所以必须完成必要的程序始可。
程海涛一案奉令准予制裁后，「上海区」卽分令第一、二、三、四各行动大队各循自有
的工作路线，相机执行，并将其工作线索执行计画，先行具报凭核。令发，各队均无反应，
这是九月底十月初的事。
过了半个月，各队仍无消息，因奉令指定的制裁对象甚多，「上海区」主管行动的助理
书记，并没有特意的对程海涛一案拟议催办，所以就不经意的搁在那里了。到了十月十九日
早晨，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习惯动作，就是打开当天报纸先看国际要闻，再看地方新闻，这一
天自然也不例外。当我看到报上有「程某被枪击毙命」这条消息后，顿然意会到这一定我们
干的无疑了。再细看内容，据报导说：在程某被击现场附近的一根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小
纸条，上面写着「汉奸爪牙程海涛伏诛」等字样。这就奇了，照我们向来的做法，是不留线
索，不着痕迹的，照这种情形看来，又不像似我们干的了。
待我赶到办公室查询有无报告时，他们告诉我迄未收到各单位的报告。收取信件的交通，
大约还要隔一个多小时才回来，现在是九点钟，也只有等她们回来看看有没有消息再作处理
了。
因为前一阵子迭次发生事故，区本部与外勤之间的交通联络，屡次增多，接触减少，这
不仅有欠灵活，也不能掌握时效，虽有助于安全，但终非妥善之策。照现在的规定，由上而
下是：由区本部的交通员到内交通站送达或收取信件；内交站的交通员到外交站送达或收取
信件；而后，外交站到各外勤单位，外勤单位再联络其所属。如此往复，实在太呆滞也太繁
复了。除此之外，并无其它辅助及补救办法（其后已经大大改进。）如果不是实际感受到它
的不方便，也许还不急于谋求改进呢。
我等到十点过几分钟，交通员一如往常般的回来了。她取回来的信件中，有行动四队的
报告，我来不及等待主管助书处理，就拿过来拆开了。这种举动，照理说，也是越权。
这份报告，只是一个小纸包，像大型的火柴盒那么大，打开外面的一层包装纸，里面是
折叠好了的一张小纸条。虽然不拘程序，但亦有编号以及上下款署名和发文时间等，在我们
来说，这就是正式的公文。
内容写的是明文，不用密码代替，也没有暗语。报告中说：「十月十八日下午六时二十
分，在法租界贝勒路、康悌路口，本队已将奉命制裁有案的法捕房督察长程海涛予以击毙。」
报告中指出：据侦查获悉，程海涛有时乘自用黄包车从贝勒路康悌路一带经过，似未特
别警戒，惟去处不定。故指派队员ｘｘｘ等四人，分为两班，轮流守候于该路转角处，已有
数日。至十月十八日下午六时许，果然发现程某乘车沿马路右侧扬扬而来，当卽由队员ｘｘｘ在旁掩护，另一队员ｘｘｘ拔枪射击两响，当场毙命等情。文末又说：「因执行本案并无
把握，故未能事先报核」等语。
原报告中本来有队员的姓名，可是却被我忘记了，这一点我要郑重的向「无名英雄」们
表示歉意，希望在本局的正式的纪录中，能有你们的名字，也盼望着知道这件事的有关人士
有以指教。
对于该队的表现以及本案的处理，大致上是这样的：除转报上级请奖外，并立卽覆函该
队予以嘉勉。惟有关该队是否曾在现场附近张贴「汉奸爪牙程海涛伏诛」标语一事，仍希该
队询明具覆。
过后，局本部迅速来电嘉奖，并发给本案奖金法币三千元，以资鼓励。在当时，三千元
已经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上海区」为了奖金分配的公允，曾作出一项决定，而此一决
定，遂逐渐成为定例，也可以说是制度化；那就是以全数百分之十五，发给全体内勤同志，
虽每人所得无几，但其意义原不在于数目之多寡也。另百分之八十五，则发交经办单位，再
由该单位主管自行分发有功人员，事后报备。区本部将不作硬性规定。此一办法行之有年，
所有内外勤同志从来没有为了奖金的事，表示过任何意见，也无妨说是大家都认为公允。有
一小节，也愿意附带一提：区长，应列为内勤，不过，我可不好意思分润奖金。如果有人认
为这只是一种「权术」的运用，或者是沽名钓誉的小把戏，我都无须否认，实在是因为我在
工作上已经得到「成就感」的满足，那为数戋戋的一点奖金，也就根本不为所动了。至于「权
术」是什么，那个时候还眞不懂。
在说到与本案有双重关系的法租界警务当局，也就是俗称的「法捕房」。死者程海涛，
是法捕房的督察长，首先应列为当事人；发生枪杀案是在法租界，在它管辖范围之内，当然
也是租界法律的执行者。自程案发生后，表面上，他们毫无反应，甚至于连缉捕枪击手归案
的声明都没有发布过，好象是没有这回事一样。而实际上，我们的确是收到了预期效果──
以一警百。据法捕房内线人员报称：捕房里的华籍警探们，尤其是政治部专管搜捕政治犯的
那帮人，听说督察长程海涛被人打死在马路上之后，眞的是相顾失色；彼此有点交情的人，
也都交头接耳的在窃窃私语，互相告诫，惟恐行差踏错，就会惹出麻烦似的。
至于法捕房的外国警探，他们当然不以一般刑事案件作猜度，而稍具见解的人自然一看
就有数了，所以保持着高度的沉默。根据了解以及事实显示，法租界当局除加以例行的档案
存记外，对内迄未作出「破案」的要求。
全案在平静中渡过，对我们未来的安定，总算清除了一项障碍。
在余绪中，行动第四队张贴标语一事，肯定的回覆说绝无其事，理由是：预先旣无此一
动作的准备，当场亦非情势所允许，明知违背规定，又何必多此一举。这就奇怪了，那么是
谁干的呢？莫非是有人加油添醋？
此乃小事一端，实际上有益而无损，也就不再追究下去了。至此，本案卽告全部结束，
不过，第四队的内部问题，却在方兴未艾中。我们已知的，是正副不合；今天正队长刘时雍
打报告，明天副队长万里浪也上言词，可全都指责对方的不是，但又无具体事实，看上去，
分明是闹意气，也许过一阵就没事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内部又出祸害
这是发生于二十八年十一月间的事，笔者已经到职三个月了。重新布置「上海区」内勤
各单位，已大体就绪；内外勤一般工作运转，正日趋正常且渐有开展。原以为不会再出现什
么内部问题了，可是天下事多有出人意料者──那一天，沪区书记郑修元兄当面告诉我说，
他又遇到了新事故，我虽不敢遽然相信竟有这等事，但事实俱在，却不容我不信。我记忆中
的经过，远不如修元兄所写的来得详细，兹再节录「DDS 咖啡厅又险被绑架」原文如下：
「民国二十八年十月间，沪特区曾奉戴先生电令，饬对已受敌寇收买利用之法捕房一名
姓耿的高级职员，予以制裁。此一任务，当时区部系饬由行动第四队负责执行，旋于十一月
上旬据该队队长万里浪报称，找到一张耿某小照片，但不能肯定确否耿某本人，希望由区部
觅一认识耿某者，予以鉴定。我乃函约情报第三组组长张圣才（事前获悉张识耿某面貌）于
十一月九日下午五时二十分，在静安寺路大光明大戏院售票处相候；一面另嘱万里浪，携带
耿某照片于五点半至大光明大戏院隔壁光明咖啡馆相会，以便将照片交给我，转交张圣才组
长核对。由于保持组织安全的关系，在区部所属各外勤单位彼此之间，向不准发生横的关系，
所以不使万里浪与张圣才直接晤洽，而由我居间联系，届时张组长依时应约，我亦按时到达
大光明大戏院售票处与他碰面后，卽转至隔壁的光明咖啡馆等候万里浪。不料等到五点四十
分，还未见他到来。我乃回到戏院，告知圣才，该一持有照片之同志，未曾依约前来，也许
发生事故，吾人可先离去。因在陷区从事特工，习惯上凡同志间之约会超过五分钟，便须提
高警觉，迅速撤离，盖恐对方出事，免遭株连。此次约会，因为万里浪是行动队之负责人，
在此以前，并未获情报，万有何不当行为，况且前此不久于十月十八日万队还执行过一件制
裁曹某案件，获致成功，当然不虞有他。故在光明咖啡厅比平常多停留了五分钟时间，于五
点四十分才离开。翌日（十一月十日）忽接万里浪致我一函，据称因耿某照片，昨天未曾取
到，故未依时赴约。现已取到照片，请于明日（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仍订五点半，改在静安
寺路DDS 咖啡馆（按：DDS 咖啡馆，上海当时共有两家，均为一白俄所开设。一家在上址，
另一家设在法租界霞飞路上。）会晤，面交照片。我接到该函之后，准备第二天依时亲往应
约，不过未再另约张组长，拟待届时从万里浪手上拿到照片之后，再去圣才住处，交其一阅。
第二天下午五点，我先去霞飞路一家德国人开的咖啡馆，与行动第二队内勤负责人邵飘萍（邵
系行二队队长赵圣之得力助手，亦系杜先生门下。此人与过去被杀之名报人同名，但非一人。）
晤洽工作事项，谈完之后，时针为五点一刻，卽乘黄包车经巨籁达路、福煦路，出同孚路拟
去DDS 赴万里浪之约。不料行至同孚路中国银行附近，忽见万里浪迎面走来，乃停车向他
走去招呼。我说：「你不是约我五点半到DDS 咖啡馆会面的吗？你上那儿去？」万答以：「我
去拿照片，请你先去那里等我，我马上就来。」
我当时毫不怀疑，跳上黄包车，拉向相距不远的静安寺路DDS 咖啡馆，到达门前下车。
不料我刚进门，忽然瞥见在我右前方一张四方抬子上，有三面各坐一名类似打手的家伙，内
中有一个面对店门身体高大的中年男子，上身穿的是藏青色西装。见我进来，卽向同坐两人，
朝着我用嘴唇翕动了两下。我立刻警觉到，这情形有点不对劲，但仍然走直线方向的火车卡
座内，准备坐下之际，我回头瞄一下那三名大汉，却正全部以目光注视着我。当时感到事态
严重，乃不再坐下，立刻返身走出。当我刚拉开店门，站在门前面对马路，正拟急步离去，
该一呶嘴对我的家伙，也立卽赶了出来，挡在我的前面，用他的右手将我左手靠近戴手表处
夹住，并用上海话问我：「侬到此地找啥人？」我说：「找朋友」，此际我心里想到，今天定
遭敌伪绑架，恐将难逃厄运。恰于此时，在我右前方的人行道上，不过相距数步，发现一名
马路巡捕，我乃大声喊叫有坏人，该大汉也随声扭头注意该巡捕，同时抓住我左腕的手，稍
一松动，我便极力挣脱，跑到该巡捕后面，将他拦腰抱住，口中高喊这是个坏人，请你保护
我。这个巡捕，看来年纪不大，他只是盯住那个还站在咖啡门前的大汉，并未走上前去干涉
询究，我因为晓得咖啡馆内，尚有他们的同伴两人，假如三人一齐出来挟持我（在距DDS
两三间店铺门前，停有一辆黑色空轿车），我还是很危险的。于是，我松开紧抱巡捕的双手，
疾向马路对过一家名叫鸿翔女子服装公司走进去，到了里面后进厕所附近，将一顶灰色呢帽
脱下丢掉，和将身上穿的一件灰色花纹的秋大衣，脱下来翻面搭在手臂上。而后再从鸿翔公
司后门步行到慕尔鸣路、威海卫路口，走进恒丰昌绸缎布疋店，作为买东西客人，搭讪着剪
了一件布质旗袍料，藉此机会拨了一通四○○○○号电话，向祥生汽车行（此为上海市一家
最大的出差汽车行，设有分行十六家之多，单是向电话局选购这个四○○○○的电话号码，
据传说就花了十根条子。）叫到了一部出差汽车。先去福煦路中德妇产科医院，探望内子允
眞，她恰于下午五点半（正是我险被绑架的时间）生了第一胎男孩，便是小儿惟俭，事后为
之命名如夷，取履险如夷之意。我为了顾虑内子产后难受惊恐，当时没有把刚才惊险情形告
诉她。喘息稍定，我便驱车善钟路一家公寓中，向当时接任区长不久的陈恭澍先生报告经过
情形，当时他还有点不相信万里浪已经投逆。他的理由，便是我在本文中前面所述的一样，
由于距此不过三个多礼拜的十月十八日，万里浪还完成了一件相当重要的锄奸案，同时也从
未获知万某有不稳的消息。我们为了要查证第四队的眞实情态，首先是派交通去平时与行四
队联络的地点，探听之下，才知道已于前两天退租迁走，不知去向。又另行下令给我们潜伏
在极司非尔路伪特工总部之工作同志，多方侦查，始确定万逆里浪，已变节投敌。
不久，我方得到情报，伪特工方面，因为两次企图绑架我，均被我机警脱身而未果，便
下令其执行单位，派出一小队狙击手，内中并有一个认识我面貌者在内，派遣专用汽车一部，
不时在两租界道路上，巡回探查，如一旦发现我的行踪，便开枪射击，无须强掳。」
我们看完了修元兄的记述之后，容我再作补充说明如下：
一、前文中提到的「一名姓耿的高级职员」，是个充满传奇性的人物，仅就笔者所知，
略述其大概──
耿某，名嘉基，字绩之，江苏松江人，法国留学。吴铁城为上海市长时任吴之法文秘书；
其后在法租界公董局某部及法捕房充任秘书，故上海人皆知有「耿秘书」其人。二十八年的
时候，大约四十岁左右。汪伪政权僭立，耿亦因故辞去法租界秘书职，以退为进为寓公，深
宅大院，俨然以「小大亨」自居。他走的是「二流闻人」路线，一方面广收门徒，光大社会
势力；一方面结交官府，调词架讼，但并不鱼肉市民。有时也做做「好人」，行行「善事」
此时他又夤缘上海新闻界金某之介，结识周佛海、丁默村、李士羣之辈，多所交往，偶尔也
会做好做歹居间调停一些不大不小的事端。
像这类人物，在上海，多的是。上级为什么要下令制裁他，不明白。自修元兄想弄一张
照片，用以辨识耿某的像貌、差点被万里浪挟持而去；之后，因业务繁复，奉命制裁的对象
又多，因而就没有去加意经营这件事。
三十二年的某日，耿嘉基突然于夜间举枪自击太阳穴而死。为什么？传说纷纭，一时成
为热门话题。有的说为了债台高筑；有的说是源自男女纠纷。据一位曾与耿某有过一段情而
小有名气的刘姝告诉我说：「他是被几个乡下来的人，活活逼死的。」这就更离奇了，莫非他
和共产党徒也做过交易？仔细推敲，像他这种八面玲珑、有缝卽钻的人，自陷泥淖而埋葬了
自己，谁说不可能。
不过，根据另一具体资料，则比较近乎情理，其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三十二年，伪江苏
省粮食局长后大桩与另一名胡政（可能是副局长）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代日军收购的大
批粮食透过耿嘉基之手，私自出售图利，致不能如期缴交。事发，触怒日本军方，遂由当时
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大井英夫出面，力主严惩。结果，后、胡二人以贪赎重罪执行枪决，
伪粮食部长顾寳衡亦以失职罪被判处徒刑十年。耿某一看事情闹大，已不可收拾，故尔畏罪
自戕身死，以避刑罚。据说，陈璧君为了此事，对于日方之咄咄逼人很不谅解，不久，该大
井英夫随被调职。
总之，耿的自杀，因素颇为复杂，如果把以上的各种情由串连起来，加以演绎，那又变
成推理的故事了。
二、修元兄文中有「况且在十月十八日万队还执行过一件制裁曹某汉奸案件，获致成功。」
这就是笔者在前文中所记述的制裁法捕房督察长程海涛一案。修元兄记为曹某，想是笔误，
实系一人。
三、有一点是值得回味的，修元兄文中记道：「翌日，忽接万里浪致我一函，据称因耿
某照片昨天未曾取到，故未依时赴约……」这简直的不像是外勤单位主管对上级负责人应该
说的话，照我们的规矩，无论照片取得到或取不到，届时一定要践约，见面说明原委，再作
约定，才是正办。说什么拿不到就不来，还要主动改订约期，指定地点，那更违反了我们的
常规了。就是因为他在近期内做过一件行动案，总以为忠实可靠，不疑有他，所以才被他蒙
哄过去了。现在想想，也实在太大意。
四、文中，修元兄受三名大汉胁迫，一时情急拦腰抱住「巡捕」，请他保护，机智处于
此可见。不过，这样虽可脱一时之危，但当街呼救，指对方为「坏人」，也未必能取信于巡
捕。深一层想，实在也是冒险的。
这里所称的「巡捕」，其实就是警察。「巡捕」之称，是中国人在外国租界里一向叫惯了
的。在外国人来说，「巡捕」也好，「警察」也好，他们都同样的是PoliceMan。有趣的是，
虽然在租界里叫「巡捕」，可是一到我政府管辖区，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地界，却又一律改口
叫「警察」了。
五、当修元兄告诉我万里浪已经叛变投伪时，我的确有点不大相信，因为就在二十多天
以前，由万里浪为副队长的行动第四大队，还执行了制裁专与我作对的法捕房督察长程海涛
的任务，而且是由万里浪策划指挥的，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这就是我不大相信的理由，惟
事实俱在，不容我不信。
以上是摘录修元先生的实录，以及笔者附加的几点补充说明。
照以上的险恶情形看来，修元兄实在无法再留下了。虽然舍不得调他离沪，可是为了安
全，不得不建议上级请予更调，另派书记接任。电报往返需时，迟至二十八年十二月底，修
元兄始化装搭船离沪赴港，另派任务。也为我们留下了长远的怀念。这以后，我们曾数度相
晤，而我的处境则多在坎坷中，承他曲意维护，更加使人难忘。
此际，亟待了解和卽需处理的有两大事项：其一，是查明万里浪投伪的原因；其二，是
行动第四大队的改组或重建。
有关万里浪的叛变，事前，可以说一点迹象都没有，不过，有些值得注意的因素，却被
我们忽略了。据刘原深兄最近于闲谈中见告：该队正副队长，也就是刘时雍与万里浪，二人
一向意见不合，两方面都有报告到区，各执一词互相攻讦。像这种情形；理应立卽作适当的
处理才对，绝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以免酿成事端。果不其然，万里浪之沦入歧途，可能就是
我们因循苟全所造成的。料不到的是他竟会走上这条路！
在我任区长时，没有见过万里浪这个人，如果当时我能和他见上一面，大家沟通一下，
或者说，当他和刘时雍队长意见不合发生龃龉时，分别谈谈，多听听他们的陈述，随机做一
点疏解工作，也许就会把这件事情销弭了。可惜没有这么做。
有一项传说，无法令人置信，惟除此之外，亦迄未觅得确实参证，姑且记之。
据说，民国二十八年某月某日上午九点左右，天上正飘着细雨；沪西极司非尔路七十六
号伪特工总部大门前，忽然出现了一名身躯短小，状貌猥琐的神秘男子，此人年约三十几，
胁下狭一个用报纸包扎的小包，向值岗的警卫自报姓名为万里浪，说是有机密要请见此间的
负责长官当面禀报。警卫以其来得突兀，便欲斥逐，万某卽打开所挟纸包，缴与警卫验看，
赫然竟是一支崭新的左轮手枪，方信此人果然有些来头。嗣经传见，从此万某卽获留用，而
「上海区」也随之接获万里浪投敌的消息。说起来这眞似一个传奇故事：其实万某与七十六
号初无渊源，旣不认识丁默邨、李士羣，与别的奸伪份子亦素无瓜葛，究竟他叛变的动机和
目的何在？则言人人殊。尤其是他这种送上门去毛遂自荐的「投效」方式，更属异想天开，
不可思议之至。当时笔者因接任「上海区」为时尚暂，对于工作与人事方面的了解，均未进
入情况，虽然偶尔看到万与该队队长刘时雍互相攻讦的小报告，而主管人事的助理书记却并
未签拟处理意见，所以我也就等闲视之了。故万某是否肇因与刘时雍不合，致生激变，抑另
有其它更重要之原因，盖难肯定。也由于万某之投敌正是适逢其会，配合了伪方的迫切需要，
因而一拍卽合，受到重用，他由伪特工总部第一处长，一直做到了伪政府的政治保卫局局长，
专与「军统局」作对，终于成为我方工作的一大祸害。
人事经费时常困扰着陷区单位
「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兄奉调离沪后，期待了好一阵子的新任书记，终于到职来了。这
个职位的确是不可一日无人。
新任书记王一新，江苏无锡人，俄国留学生，其经历则不详。只知道是由「行营调查课」
那边编入「军统局」的。
他偕眷来沪，到职后就一同住在新迁入的区本部第一办公室，地点是在法租界善钟路底、
海格路转角不远处的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屋子里光线幽暗，有一股阴森之气，久了会产生
窒息感，很不舒服。都说，这种环境能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信然，在这里也的确发生点小小
的不愉快。
王一新兄工作勤勉，处理日常事务非常小心，只是考虑太多，有点丢不开，放不下的样
子。对于我的意见虽然尊重，但也有他的固执处。此外，作为一个辅佐人，实在没有什么不
称职的。不过，我总觉得他不够爽快，或者说太啰嗦了。我和本书校订者，也是当时的助理
书记刘原深兄，曾谈论过王一新的为人，照原深兄的看法，因为王在俄国受过「格伯乌」训
练，回国之后又参加共产党工作颇久，王之所以那么拘谨的主要原因，是精神上受过压抑，
患有长期搞「政治鬪争」所遗留下的恐惧症；在他的心目中，每一件事都是含有作用的，每
一个人也都怀有阴谋，他为了保护自己，就非得战战兢兢，处处设防不可，所以显得神经兮
兮的有点不正常。可惜那个时候，还懂不得许多，如果早有认识，我们应该予以谅解才对。
王一新夫妻感情不睦，时生勃溪，据说以前并不是这样的。至于是否为了第三者的介入
而使然，事关个人私生活，我不好过问。有一回，我亲眼目睹一新兄正一只手挽住他太太的
头发，另一只手则握紧拳头猛力击打，他太太则大哭大叫，声闻户外，吵得同楼的邻居都打
开房门询问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可不行，万一遇见那种爱管闲事的人，打个电话报警，岂不是惹祸上门，自找麻烦吗？
可是奈于情面，我又不好意思说什么，除了劝慰一番，一无办法可想。不过，我已经有了请
求换人的意念。
过后，办公室的内勤同志们报告说，王一新之打老婆，已不只一次，最近差不多是三天
一小吵，五日一大闹，一句话不对头，就动手打起来了。像这种情形，已影响到工作的进行
和组织的安全，长此以往，说不定眞会弄出事来。因而，更促使我请求把他调走的决心。
正在考虑要求上级派个熟人来，而又不知道请谁是好之际，无意间接到上级来电，嘱卽
从速接济齐庆斌、张作兴二人旅用费，并协助彼等早日来渝。我这才得悉齐、张二兄已经来
到上海，太兴奋了，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二十八年底，日寇在平津两地，大肆搜捕抗日份子，杀戮无数，我「军统局」高级干部
多人，如曾澈、王文、陈资一、周世光等均已就义。且工作环境日益恶劣，其已暴露身份者，
均已奉命分别撤退中。
前「复兴社」华北办事处（华北分社）助理书记齐庆斌兄，前河北省鸡泽县公安局（警
察局）长张作兴兄，于二十七年受我之邀，奉准后曾参加「华北忠义救国军」分别出任参谋
长及政治部主任。同年九、十月间，设于河北寳坻县之华北忠救军总部，被日军攻占，牺牲
惨重，齐、张二兄奋勇突围，得以幸免。其后，彼等卽潜返北平参与其它工作，笔者已奉派
去河内再调回重庆。
此时，我迫不及待的会晤了齐、张二兄，他们是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一看见我就表示，
如果我不来，那可就要好看了。此一景况，正如八年前我们三个人在南京时，吃了上顿愁下
顿的那种寒酸像一模一样。
他们告诉我说：「上级调他们到大后方重庆的电报，早就来了，可是北平方面，因迭次
遭受日本宪兵破坏，以及人事更番调动等，一般作业已失去正常，所以过了一个多月才接获
通知。侥幸的是没有被牵连上，已经算是大吉大利了。」
他们又说：「北平区来人表示，目前垫不出一笔数目可观的旅费，希望能先行自筹，俟
抵达重庆后，再报请发还。这可就难了，算算看，由北平出发坐火车到天津，搭船至上海，
再换船到香港，买到重庆的飞机票，还要住旅馆等待班期，总共要多少钱！我们两个谁也凑
不出来，几经研商、请示，乃决定由我们二人各筹去上海的旅费，等到了上海之后，就会有
人前来接应，并代为安排今后的行程。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绝想不到来照顾我们的
就是你。」
听他们把话说完，该轮到我问他们了，第一件我想要知道的是，是他们的工作派定了没
有？他们同声都说：「还没有」，旣然没有，那就好商量了。于是我表明意愿说：「现在，我
已经调到上海来当区长，到职只有几个月，目前，很需要人帮忙，不知道二位能不能留在上
海咱们一块儿干？如果没问题，我回去马上打电报给戴先生。」我稍微顿了顿，接着又征询
意见说：「我预备保荐若斋（齐的别号）兄当『上海区』的书记，克新（张的别号）兄做电
台督察，你们二位觉得怎么样？」
他们二人彼此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说什么，大家沉默了一会，还是由我发言说：「不
必犹豫了，就留下来吧！」他们点头表示答应了。
我们三个人把最重要的一段话说好，这才互道契阔，谈些离情，我留下开销旅馆以及应
用的钱，请他们搬一家略为干静一点的住处，好等候上级回覆。预计顶快也要四、五天，万
一戴先生不在重庆，也许个把礼拜也说不定。
至于要把现在书记调走，以及新设的电台督察，上级都需要考虑的这些内情，我没有告
诉他们。因为张作兴口快心直，倒没有什么；齐庆斌可就不同了，他是又方又正，一丝不苟
的人，如果他晓得了现在书记有人，说什么他也不肯干。
电报发出后的第三天，局本部来电查询齐庆斌、张作兴二人的出身经历。我一看就知道
这是主管人事部门对他们太陌生了。不错，齐、张二人除任职于「华北忠义救国军」一个短
时期外，迄未正式参加本局内外勤各站组工作，而忠救军虽与本局有关，但毕竟它的组织另
有体系，所以在本局的人事卡上，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至于调他们回后方去，可能是个项
目，因而查不出有关他们二人的人事资料，无法在我的电报上签注意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只怪我不够老到，如在电文中再说得详细一点，就不会有这些枝节了。
这时候，我也想过，万一不准，我非力争不可！
复电去后，又过了好几天，戴先生的批示来了，内容是：「均准予所请」。其中包括：一、
王一新同志另调工作；二、准以齐庆斌继任该区书记；三、张作兴同志由该区自行分配工作。
我对于王一新兄的另调工作，虽有些怅然，但并无歉意，实际上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此
一措置，无可否认的是我存有私心，不过，究全是为了便利于工作的推展；绝不是想造反。
其实，选择一个得力助手，乃小事一端，算不了什么不提也罢。一新兄去后，他又做了些什
么，多年未有所闻，据知，胜利之后，曾一度跟随戴先生到过上海，大陆撤退，他并没有回
来台湾，此后，就不知所终了。
齐、张与我在上海患难相共者，前后六年多，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分手，其间有很多故事
可记。提起我们三个人的历史渊源，实在太深远了，眞是说来话长。在第一部「北国锄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