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曾简介了「新一组」的组成及人事；下文，将较详细的记述「新一组」的
全貌。让我们先来看看「新一组」领导人毕高奎兄自许为：「初生之犊，子弟雄兵」的阵容：
今（七十二）年六月间，毕高奎兄自海外任所回国述职，有机会使我们相聚过好几次，
在埸的还有黄志远兄、刘原深兄和迄今不愿透露姓名的「新一组」老同志等多人。这几次聚
会，得到个安安静静，畅所欲言，眞是好不快哉。我们这般人的平均年龄，大约在六十五岁
左右，个个都曾饱经忧患，人人皆是刼后余生，对于四十年前的往事，虽乐于追忆，可是大
家经不起岁月考验，不是想不起来，就是记不清楚了。
高奎兄提醒我，现在，可能还有些老同志活在大陆上，当我在书中提到他们的姓名时，
要格外小心，免得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对，说得极是，我们该当有所顾全。
笔者「英雄无名」之作，原在表彰「无名英雄」们在抗战期间的英勇事迹与牺牲精神，
岂奈时至今日，依然受到一些主客观不同因素的限制，是「无名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无名」
也。
「上海区直属第一组」是「人事组织调整方案」实行后，首先成立的一个外勤单位，采
情报与行动混合编组，于二八年秋组成。组长毕高奎、副组长黄志远等均由重庆派来，全部
基干名单，目前已经列不出来了，经与高奎兄互为提示，有如下者──
组 长 毕高奎 外事训练班 国外
副组长 黄志远 黔阳训练班 在台
组 员 刘X X 临沣训练班 在台
组 员 程清和 参谋训练班
组 员 施何成 黔阳训练班 在美
组 员 陶联芳 黔阳训练班 已故
组 员 董X X 黔阳训练班 大陆
组 员 杨福林 黔阳训练班 已故
组 员 陈X 孚 黔阳训练班 不明
组 员 钱X 雄 黔阳训练班 不明
组 员 谭X 祥 外事训练班 不明
此外，还有基本组员二人的姓名，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如果问，为什么不查档案呢？
因为我知道查不出来。
「新一组」用以上各组员为基干，分别发展为许多小单位，其中已成形者，有情报小组、
行动小组、工运小组、警务小组、韩国小组等，而在培育筹划当中尚未定型者，有国际关系、
科学技术等，是为工作面最广、实力最坚强的一个完整的单位。
「新一组」组长毕高奎，浙江杭州人，上海中法学院毕业，留学法国，机械电机工程师，
谙英、法语文。因投身抗战行列，再入「军统局」主办的「黔阳训练班」及「外事训练班」
受特工训练。于二十八年七月在训期间的一个深夜里，蒙戴雨农先生召见；据高奎兄描述当
时的情形说：「戴先生两眼发红，态度激动，在问明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状况后宣称：
『上海我方机构迭生事故，你热心负责能力强，卽刻赶往上海建立新单位，我会陆续派人来
帮助你。』我就是这样派到上海来的。戴先生在深夜里的一席话，使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
胜感奋，永志难忘。」
的确，毕高奎同志具有旺炽的革命热情和细密的科学头脑，称得上才华出众，由他领导
「新一组」，不胜任愉快，迭创佳绩，「上海区」亦深庆得人。
「新一组」副组长黄志远，化名邝志鸿，上海浦东人，黔阳训练班毕业后，奉派上海。
粗眉大眼，机警干练，工作热心，勇于负责，而且讲义气，重言诺，有仁侠之风。由于他是
上海本地人，不但社会关系良好，尤其熟谙地方环境及民情风习。所以他在「新一组」主持
行动工作，表现特别出色，实是不可多得的中坚干部。
他如临沣一期的刘XX、黔阳的施何成等都具备极佳的工作条件，并多次亲自执行行动
任务，奋不顾身，表现卓越，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当在后文分别叙述。
兹再选样一提「新一组」的工作路线及情报来源：
传式说的机要秘书李思劲和招X 之──二十八年底，外事训练班副主任谢力公先生特
地由渝抵沪，专事介绍传式说的学生、现为其担任机要秘书的李思劲、招X 之二人与毕见
面而来，并交由毕单线联络。也就是不假他人之手，由毕亲自和他二人接触。
传式说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附汪后，历任「部长」、「省长」、「东南行营主任」等伪
职，与汪颇为接近。我方希望李、招二人透过传的关系，有所作为，最高目标，当然还在汪
某本人。
李、招以义务工作开始，在上海法租界赁高级公寓一间，作为李、招、毕三人联络及工
作场所，主要的在处理所获得的内部情报。
其后因事机不密，被傅某发觉，李不能立足去港；招仍留置原处，但亦作用不大。
打入褚民谊左右──毕高奎原为褚之学生，留法时仍有往还，关系不错。此来番沪曾与
褚会晤，并安插一人在褚身边，冀求再事深入。褚任伪组织行政院副院长，又转任外文部长
后，这个随褚去到南京仍居其左右的人，就是「新一组」组员，受过训练的谭X 祥同志，
因为谭与毕同为褚受业门生也。只因褚极少来上海，而毕高奎同志又不能时常去南京，谭X
祥一人孤掌难鸣，乃致进展迟缓，谋汪不昜。一年多时间仅做到获致若干内线情报为止。
之外，上级交联以及由该组自行发展的关系有很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义务报国性质；
不求名、不求利，但得对抗战有所贡献，而且不惜牺牲。高奎兄提供了一份名单给笔者，当
我细心审视之余，发现其中颇多知名之士，而资产雄厚者亦大有人在。计算下来，总在二十
人以上。当初，他们旣不为名亦不为利，当然更不计较「英雄」之称了。如今虽已事过境迁，
但为保证他们的 ，和顾及每一位的处境，乃决定保留他们的芳名，不予宣布。惟对于诸
贤达之爱国忠忱特铭记于此。
在上列义勇报国的众多人士中，有一位就是陈三才先烈。
有关陈三才先烈的事迹，在「河内汪案始末」一书中，已有记述，只有对于出卖他的那
个可恶的白俄，则语焉不详，兹再根据当年亲自与陈三才取联的「新一组」组长毕高奎兄的
提示，补充如次：「由于陈三才先烈急于进行除汪计划，不幸被所运用的白俄伊凡诺夫所出
卖──向敌伪告密，因而被捕，陈先烈有学识有抱负，贡献一切乃至牺牲一切，成仁之后，
高奎深为哀痛，遂卽许下心愿，誓为陈三才先烈复仇；所幸苍天有眼，卒于民国三十年九月
十八日，由本组将出卖陈烈士的伊凡诺夫一名，击毙于上海慕尔鸣路梅村弄口，以慰陈三才
先烈在天之灵，更为多行不义者诫！」
该组表现于行动破坏工作方面的，尤为出色，其所以得能获致如许成果者，据高奎组长、
黄志远副组长解释称：「每一案件的执行，事先均有周详的准备与细密的研拟，如出发前目
标的讲解与认定，现场人力的配置，器材的携戴及运送，预定执行位置的选择与可能发生的
变动，时间的阶段划分及控制，各种信号的约定，完成任务后撤退的路线及其掩护等等。」
另据上海出版伪方主办的「新申报」于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刋载，回朔至二十八年九月起，
在此两年零两个月时间内，该组共制裁汉奸及敌军官佐二十余起；破坏上海边缘地带──杨
树浦、浦东、大场各地敌军仓库、工厂、船舶、机场等二十余件次，焚毁敌军军需物资、机
场设备、大小船只无算。
原先想要详加记述的，是「新一组」的全貌，现在看看上面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剪
影而已。因为该组的业务繁复，涵盖广阔，已经不是短短的三言两语可以说得完全的了；自
从「上海区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同志，因无法在上海立足他调后，又指派该组组长毕高
奎兄兼任「情一组」组长，这么一来，一人担任二任，两组并为一组，就更难分得清楚了。
所以把原有的「情一组」部分，尤其是有关两租界警务方面的人事关系及其运用一节，分出
来另做记述。从铁的纪律生杀权限说到道德观念
「上海区」在「军统局」所属的外勤单位中，编制最大，人数最多，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代表
性。关于他的内部作业，前文第一章中已经约略的谈过了，现在，再综合各项特点，分为「作
风风气」、「铁的纪律」、「生杀权限」、「道德观念」等项目，打开半边闷葫芦，以释几十年来
外界对「军统局」的种种猜测。请放心，笔者将一秉客观公正，绝不会光捡好听的说。还有
另外那半边，我也打不开。
下面，将不分细目，以流水式写到那里是那里，也无妨说是一连串的眞实故事。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局长，是贺耀组，他挂名不问事，有绝大部分的高级干部
都没有和他会过面。遇有大众集会，如纪念周、追悼会之类，也从不参加。所以在本局工作
过的人，不一定个个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局长。实际负责局务的，谁都知道是戴笠、戴雨农。
其实，他一直到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飞机失事殉难，仍然是少将副局长，殉职后才追赠中将。
以一个少将官阶的人，在抗战后期，统一指挥进三十万官兵及工作干部，其中且包括一羣少
将和数名编制中将在内，这眞是历史中奇迹，相信，今后中国再有对外战争的话，也不会再
有这种局面了。
「上海区」的工作同志一谈到戴先生，均以「老板」称之，有时索性就径呼「老板」而
不带姓。不仅上海一地如此，各处亦莫不如此。「老板」就是生意上「掌柜的」，江湖帮派称
「掌门人」，在我们「军统局」来说，应该是「领导人」或「掌舵者」才对，同志们喜欢这
样称呼他，亲切、尊崇、敬畏兼而有之，同时也有「大家长」的味道，其间绝没有轻蔑的意
思。不过，我个人总不大习惯，于公于私，面前背后，都是一贯的称戴先生。至于他所训练
出来的各期训练班的学生，当面则称呼他「主任」，因为特警班的校长是蒋公，班主任就是
戴先生。在早些年，开创初期的几位老同志，偶而还叫一声「雨农兄」，到了抗战时期，就
不再听到有人这么称呼了，这显示他的声望益隆，已不复往昔了。一般论者咸认为这都是戴
先生卓越领导，与乎万千同志血肉浇铸出来的。
郑介民先生该是「军统局」中最受戴先生礼遇的人，前前后后，也仅此一人而已。主要
是因为郑先生曾担任过「力行社」的书记，再就是他在参谋本部中另有职守。至于说郑先生
在「军统局」中兼任什么职务，有什么名义，笔者就不清楚了。总之，无论怎么说，他在「军
统局」中的地位，乃至上峯的器重，亦仅次于戴先生而已。不过，从未听到过有人称呼他「二
老板」，一直到戴先生去世，郑先生接任局长后，但并未继承了「老板」的称呼。
等而次之，再说到由笔者负责的「上海区」。因为历年以来除了情报工作而外，上级特
别注重行动工作的效果，所以「上海区」在上海地界，也有些「声威」，人家虽不了解这是
个什么组织，可是敌伪方面及社会大众，都叫它「蓝衣社」，大体上也都知道它的「厉害」。
最使人莫测高深的，就是局外人看不清楚它的眞面貌。在我们的这个组织里，我就是上海的
「头儿」，想象中，该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了，其实，说穿了可笑，如果单就一个工作单位的
主管而言，也不过是一名命令的传达人、政策的贯澈与执行者罢了；至于我本身，内里紧张，
外表平常，无论摆在什么地方，实在没有什么威风之可言。不说别的，就是走在马路上，也
是个最怕事的人，惟恐遇见麻烦而暴露了身份。连吃小馆子多给点小账都有忌讳，怕的是跑
堂的高声一叫「谢谢」，招得座上的客人们多看一眼。
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虽不是偷偷摸摸，可也不敢大模大样，遇巧有人按错了门铃，再
镇静也难免心慌；有时，也会在仓忙中把手上的文件赶紧藏到「机关」里去，如果有外人看
到这副狼狈像，那就什么「权威」都谈不上了。
换个话题，再谈谈我们「上海区」的作风。「作风」也者，在这里无妨解释为「工作方
式」；你可以这么做，他也可以那么做，条条都是走向目标的路，如何举步，如作行进，则
各行其事。他所涵盖的层面虽相当狭窄，可是不说出来，很少有人谈到这些，其中也有一些
与传说不大一样的。
我们在敌后工作，不适合开会，我和书记齐庆斌兄也都不喜欢开会，无论什么形式的会
议，如工作会报、干部会谈等，全没有举行过，就连三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谈问题的时候也
不多。对于时有时无的难题，通常由我和书记商量作成决定后，卽交付实行；担点责任的，
可能遭到非议的，用掉报不了账的，我就径自作主解决，只有作不了主的，那就非向上级请
示不可了。总之，绝不用开会解决问题或研究问题。那么是不是所有在陷区的工作单位都一
样呢？据我所知，那倒不一定。
「上海区」的同志们，不分上下内外，大家都很看得开，想得明白，当然，由于本身工
作的特殊性与严肃性，也都有着一份强烈的荣誉心和使命感；所以从来不闹结党营私、派系
倾轧那种有损无益的事。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谁是谁的人；他们是一伙的。」这话的意思，
已经表示出有这种现象存在了。照说，大敌当前，一致对外，原不该有这种情事发生，可是
人类的弱点太倾向于自私，所以有些方面依然难免。「上海区」之所以没有受到感染，固与
情报组织有其先天的隔离性和军统局一贯的革命作风有关；但也可以说是有赖于同志们的自
觉以及本人一视同仁的结果。笔者曾以「区长」身份，对「上海区」的工作同志们，广泛的
说过这么几句话：如果有人问我是谁的人？我将理直气壮的回答他──我是中国民国的国
民、我是「军统局」的工作同志、我也是一个为政府所用的工具。
接着再谈谈赏罚宽严的问题。笔者心里明白，如果上级对我不宽厚的话，不是老死在监
牢里，就早已经到极乐世界深造去了，因而我一向主张对部署得宽容者且宽容。先讲个小故
事作为例证。我的前任「上海区」长在职时，有一位管庶务的工作同志，名张维贤，上海本
地人，才二十几岁，「军统局」主办的某一训练班毕业后，分发上海工作，暂派区部办理庶
务。年轻人，花钱没有计算，一次，他把买东西的钱用亏了，交不了账，不敢回来，在彷徨
无计中，只有开旅馆住下来再想办法。此刻，「上海区」其它的人不见张维贤回来，大家都
急的不得了，怕的是他被人家抓去了。
再说张维贤在旅馆住了两天，不但想不出办法，连住旅馆的钱也付不出，而旅馆里又逼
着他要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打电话到区部要求派人带钱把他赎回来。这件事本
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亏空的公款为数又不多，按月扣还，再责备他几句，嘱咐下次不可
也就算了。谁知道这个小伙子太不懂事，亏他还受训来着，眞是鬼迷了心窍，他却在电话中
说了两句不大中听的话，好象是：「你们若不赎我回来，我可就要暴露身份了。」其实，他并
没有威胁人的用意，只是在情急之下，才口不择言的这么说。可是要往坏处想，也的确使人
听了不舒服。不知道事后是用什么措词向上级提出报告的，结果调回后方交付军法审判，竟
问成一项死罪，虽然于法有据，我个人总认为这又未免太严厉了。
说过上面这件悲惨的故事后，索性再进一步谈谈我们的纪律──
「军统局」的纪律很严，据我所知，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除刑法、海陆空军刑法外，
还有一套「家法」，也就是「军统局」的内部单行法。是经由上峯批准施行的。它的名称是
什么，我虽然于二十八年五、六月间代理过局本部的第三处长，主管的就是「行动」与「司
法」，可是眞的没有接触过这部「家法」，更遑论它的全部内容了。不过，我却知道他比陆海
空军刑法中的量刑还要重得多。
「家法」中除了「法」之外还有「纪」，类如战时不许结婚等等，这并不是有悖人情或
是剥夺人权，乃是基于国难当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义，也是为了维护工作顺遂，
发挥整体潜力的一项权宜措置，否则就不为人所接受了。
「家法」中最强调的就是「保守秘密」。其实这也是特务工作的一项铁则，古今中外皆
然。所以特务工作又称「秘密工作」。这也是有例可举的，惟已记不起案中人的姓名。案情
是这样的：在后方，同事二人隔邻而居，都有眷属，他们所从事的就是「军统局」的情报工
作。一次，其中一人被派到沦陷区执行任务，可是他的妻子却不知道他先生到那里去了。妇
人家嘛，丈夫不见了，东打听、西查问，这也是人情之常，恰巧隔壁的先生知道他的丈夫的
去处，虽然明知道不能「泄露」，可是旣是同志又比邻而居，看她急得可怜，在人情上小不
忍的情况下，就偷偷的告诉了这位太太，而且千叮万嘱不能说出是谁告诉她的。不料这位太
太还不大相信，她又自作聪明的想办法求证，这么一来，被局里知道了，追究下去，原来是
有人「泄露秘密」。「泄露秘密」，犯了大忌，虽然情有可原，但也不能饶恕，据说是此人被
判刑七年。
严虽严，但也有比较「开放」的一面，一是在工作上有需要，无论判刑有多重，都可以
一笔勾销，去戴罪图功。其手续大概是经军法判决的，要经过一番呈请「调服X 役」的程
序，若是由「家法」判决的，一张条子就恢复自由了。笔者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南京羊皮巷「乙
地」（关人场所）守法时，就是这样放出来的。当时我自己苦于不知道刑期多久，不过，只
关了五个月零七天而已，太便宜了。
我在「上海区」区长任内两年多，不曾动用「法纪」处分过任何一位同志。其间曾经有
过这么一桩事，总算没有造成悲剧，主角的姓名且作保留，其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有一名「组员」，受过训练，不了解他精神上受了什么刺激，因而意志消沉，不想再干
下去了。在不准请长假的限制下，就自动离职隐藏起来了。这种行为，在战时的陷区，当然
是法纪所难容的。敌后组织中，对于一个工作同志的「脱离控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卽不能置诸不理，随他去罢；也不能捏情慌报，少一个也就算数了。所以非据实呈报不可，
上级随卽下拿下令予以制裁，并将执行情形具报。这可难为人了，遵照办理吧，似乎狠了一
点，怎么下得了手，不执行吧，则又违抗命令，一时眞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经与庆斌兄磋
商的结果，决定先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然后由我亲自与他见上一面，绝非设计把他诓了来
乘机执行上级的命令，意在当面加以开导，并暗示他事态的严重性，同时敦促他立卽赶回重
庆自请处分，并予以口头上的安全保证。我们就这么做了。幸而找到了他，幸而他不是一个
顽而不化的人，这才后悔不迭的走了。「上海区」方面在他起程后，卽为他申诉了几句，更
请上级从轻发落。据闻只关了几个月禁闭，就另派工作安然无事了。于此，笔者要特别指出，
早年，干特工最不容许的就是「脱离掌控」，这一点天下一般，中外皆然。笔者敢于如此肯
定，是体验、是历炼，也是由衷之言。
有关纪律的事，就此打住。现在再把话题转到「生杀权限」上面去。关于这一点，笔者
在「英雄无名」的「卷头长白」中，已经提到过了，大意是：「也有很多人误解，认为戴雨
农先生必然是操有生杀大权的了。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回答：没有，绝对的没有！他是我们
这一部份工作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政策有关事务的执行人，一切举措，均有所遵循，而且是
纯理性的。如果说，他对上进言的机会比较多些，那是事实；可是绝对不如外间所传说和臆
测的那么霸道。」
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外界仍不断传说，戴先生在重庆如何如何，在香港如何如何，到沦
陷区又是如何如何，彷佛有无上权威，无边的力量，而且描绘得活龙活现，好象眞有那么回
事似的。虽然事出皆有因，但据笔者所知，事实上都有出入。以下再举例作为说明：
前些日子，也就是今（七十二）年八月间，当年在上海公共补房任督察长的刘XX 兄亲
口对我说：「那一年（可能是二十九年），上海名律师江XX 托我照顾虞洽老上船去香港，说
是准备转道飞重庆，要当面对戴先生有所解释。因有人攻击虞洽老有不利于抗战的行为，已
经下令制裁，这次去，就是希望取消对他的制裁。」
我听了不胜诧异，因为「上海区」根本没有接到这份命令，如果有的话，我绝不会不知
道，因为虞洽卿先生在上海是一位有名望的人，做过很多公益事，对国家社会也都有所贡献，
我也不致于记不清楚或有所混淆。在旧资料中有一则戴先生打给我的电报，其中一段指示说：
「对工人之运用，至关重要，因今日之特工，需要多数深入之路线与社会普遍职业之掩护也。
弟意应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卽请虞洽老、赵子刚、刘绍奎、刘俊卿、蒋福田诸先生为委
员，吾沪区亦可选派人员参加其工作，月需经费若干，决由中央负责。」从这一则电文中可
以看到：称虞洽卿先生为「洽老」，表示了尊重；列虞先生为首席，当然是推崇，并敦请他
为卽将成立的「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如果不信任他以及借重他的社会地位，那又为
着何来？因此，除了由我负责的「上海区」之外，绝不相信其它单位会接到予以制的命令。
再说，卽然没有下过制裁令，自然也不会取消制裁令。其它的，我就不清楚了。
此外，我也听别人谈论过这件事，内容都差不多。我想，会不会是一场「心理作战」呢？
「心理作战」简称「心战」，是特务工作的项目之一，属于上乘功夫，运用不当，其效果将
适得其反。兹假定其情况如下：我方已接获情报，指某人已叛国通敌，虽无法证实，但不能
不加以防止，于是故意散布流言，示以警诫，倘能藉此促其表明心迹，或是悬崖勒马，岂不
是兵不血刃的解决一桩难题。再重复一句，这完全是假定，戴先生并没有指示我进行「心战」。
还有一件事，也顺便说一说。不过先要声明一句，笔者无意和谁辩驳，像这一类陈谷子、
烂芝麻的老话题，最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说的，能互相参照也许更为有趣。至于是否可信，
亦无妨各随其便。
这里所要谈论的是伪「上海总商会会长」兪叶封全案中，有关戴雨农先生当面答应他「以
观后效」的这部份，俾与「生杀权限」相关联。
兪叶封，浙江人，在上海属于二流闻人，其社会地位，在杜、张（张啸林）之下。因当
上了伪「上海总商会会长」，并组织资敌机构「新亚和平促进会」，已奉令制裁有案。这件事
在万墨林先生所说的「沪上往事」第一册、副题「物资资敌大赚其钱」自第六十五页至六十
六页那一段中有道；「兪叶封这一趟的香港行，不但见到了杜先生，而且还趁戴先生过港之
便，再三要求杜先生帮忙说项，让他谒见戴先生。他向戴先生表示他将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求戴先生宽大为怀，不咎旣往。也亏他想得出来这一条瞒天过海之记，等我接到了杜先生的
来信，方始恍然大悟，兪叶封跑了一趟香港的目的，原来是为了向杜先生、戴先生『悔过』，
讨一张『免死状』为求保全性命而已。然而兪叶封自从跑过这趟香港他自以为已经诳过了戴
先生和杜先生二位，尤其是有了戴先生一句『以观后效』的话，就等于拿到了『包票』，上
海地方工作人员，再也不会为难他了。」
以上万先失所说的这段经过，笔者并不知道，相信关系不够的人，更不会了然了。不过，
假如戴先生眞的当面答应了兪叶封的请求，且不论他可不可以这么做，一定会知会「上海区」
一声的，绝对没有一面下令制裁，一面又答应「以观后效」的道理。万一兪叶封眞诚的要「痛
改前非，重新做人」，而我们却进行制裁得手，那岂不铸成大错。我愿意提供了解的是：在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以前，由我负责的「上海区」对于制裁兪叶封一案，并未接到戴先
生新的指示；切实的说，连「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侦察其活动速报凭核」这一类的
指示一概没有，所以于一月十四日晚上，在牛庄路更新舞台，由第二行动大队的吉震苍、陈
默等把兪叶封绳之以法了。有关制裁兪叶封的详情，将在次章中另有记述。
事后，上级来电嘉奖有功人员，并曾颁发奖金藉示鼓励。这证明我们没有失误之处，也
就是说，戴先生答应了他「以观后效」的那句话，值得怀疑。
附此，再多说几句：笔者自参加工作以来，所接奉的制裁命令，不知凡几，可是除非「情
势转移」、「自然消失」外，从来都没有接到过「免于制裁」的第二道命令。我不懂法律，大
概是「下令制裁」卽等于「判决死刑」；从「判决死刑」到「免于执行」，总还要有一段法律
程序吧！
还有一件事，外间也颇多揣测，尤其在间谍小说中几乎是非有女间谍穿揷其间不可。现
在就说说我们「上海区」的女性工作同志。
或许是太主观，因为在我任职期间始终不敢寄重任于女同志，所以很少起用女同志担任
重要工作。我认为一般女同志在执行任务时，虽然有些个占便宜的地方，可是一到紧急关头，
往往就会败事；检讨其症结，主要的是感情脆弱和意志不坚。我这么说难免稍有唐突之嫌，
可也不能完全抹杀了事实。往者，中外情报史中，有的女性工作人员，固然留下一些英勇有
为、多采多姿的辉煌纪录，不过，那不是常有和常见的事，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年代，在多少
人当中，才会偶然出现一个人次。
「上海区」内外勤一共约有四十位女同志，除有一人已任第四组长数年，其年龄比教一
般为长外，余者平均年龄都在二十二、三岁上下，全部都是「联络员」及「交通员」以及极
少数的「译电员」。说起来也眞是委屈她们了。
二十九年初，戴先生又派来女同志一名，她是携带着戴先生的亲笔信从重庆到上海的。
这位同志名叫汪秋芳，化名汪芳，二十四、五岁、北方人，操流利的京片子，英语也很流利。
本局外事训练班毕业。人虽长得漂亮，打扮也很时髦，但从她的一举一动中，看得出是毫无
工作经验的。再细看戴先生的亲笔函，写的相当委婉，好象是一封介绍信，除嘱我分配一个
经常性的适当工作给她之外，字里行间，暗示如有必要，也无妨指导她做一点更有效益的工
作。我明白了，这要看工作上是否有需要。于是我指定她在区本部第二办公暂时担任交通工
作，受助理书记胡尚武和桂涤非的指导与派遣。
我单独问汪秋芳：「戴先生另外有没有口信叫你带给我？」汪说：「没有，戴先生嘱咐我
听你的命令，而且不必问理由。」我再问她：「你还有别的任务没有？」汪想了一想回答说：
「有，他叫我去联络一个女人，就是田淑君。」我又问她：「在上海有没有现成的工作路线？」
她接口说：「没有，这要等我见到田淑君之后，看看从她那里能不能有所发展。」她随着又补
充一句说：「这也是戴先生指示的。」
汪秋芳提到的田淑君，是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家里人」，她与戴先生有交谊，常称
兄道弟。这个人干情报工作是块料，不过也很难驾驭。为了汪秋芳和田淑君她们的事，戴先
生有亲译电报给我，来电指示称：「田淑君之通缉令，必系伪方之表面文章，闻田与李士羣
有往来，请兄密切注意；汪芳同志最近与田晤面否？汪同志之行动，请嘱其多多留意，因伪
特工之方面跟踪工作有相当巧妙也。」
为便于了解，兹再加以说明：田淑君原系受戴先生之委托（因她没有工作员身份，不能
说是派）「打入」汪伪组织的，此刻，汪伪又下令通缉她，但她却与伪特工头子李士羣往来
颇密，所以戴先生怀疑其中有诈。也就是田淑君假戏眞做了，或说假投降变成了眞投降。因
为汪秋芳是和田淑君有联络的，所以戴先生又怕被伪特工「钉梢」钉回办公室来，乃谆谆叮
嘱要多多留意，惟恐有失也。于此可见，一个工作领导人是统筹兼顾，钜细靡遗的。
这件事，具有先天的复杂性，远景虽佳，但却始终没有掌握到什么，据我看，搞不出名
堂来。于是我叫汪秋芳切断对田淑君的联络，同时向戴先生提出放弃的建议。
经过一段时期观察下来，汪秋芳的能力并不强，她旣然安于交通传递工作，就无意再加
重她的责任了。其实，她除了徒具其表外，在个性、胆识、应变、机警各方面，都不适宜做
这种工作。
这有一个血淋淋的眞实故事，也是女孩子感情脆弱演成的悲剧。事情发生在山东青岛，
时间在抗战初期，案中的主角是傅胜蓝与丁文蕙。
丁文蕙，女性，山东日照人，年轻貌美，资质纯洁，临沣训练班毕业。大约在二十七年
年底，奉派本局所属的「青岛站」担任内勤工作；站长就是傅胜蓝。其后不久，傅胜蓝叛变，
丁被里胁而去，同时也和傅发生了感情。局本部为了要制裁傅胜蓝，与丁取得了秘密联系，
并责成她相机执行制裁任务。她虽然与傅接触的机会很多，也很容易得手，可是她究竟是个
女孩子，而且也因感情作祟，枪击刀刺，她都下不了手。最后只得改用毒剂，要她将无色无
臭无味的某种毒药，下在傅某常用的热水瓶里，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将傅毒杀。但是药剂交
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的，事实上，这时候她是人天交
战，陷入了痛苦之中，下手吧，意良不忍；下不了手吧，任务在身，局本部又催逼得紧。由
于心理矛盾，忧形于色，种种举措难免失常，这些早都落入了傅胜蓝的眼里，傅是一个老狐
狸，又受过苏俄「格别乌」的训练，所以提高了警觉，处处都防备着她。终于有一天在她放
置毒剂之际，被傅当场抓住，随后就将她勒毙在卧室之中。可怜丁文蕙为国牺牲了生命，却
又毫无代价，这也说明了女性工作同志感情脆弱，意志不坚，不能付以重任的又一例。
有人月旦，干特工的比较接近罪恶，笔者个人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不过，可要分辨清楚；
「接近罪恶」绝不是「代表罪恶」，或者误以为特工的本身「就是罪恶」。
正因为特务工作的「接近罪恶」，所以很自然受到道德力量的规范；这不是用法令规章
可以完全限制住的，而是得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军统局」的作风，大体上是重道德的，怎么说呢？因为很难为特务工作定下一套「道
德标准」；比如单说「窃取」，谁都知道这是非道德的，假设是「窃取敌方的情报」，可就回
然不同了，所以应该有一个界说，那就是「偷情报的不是贼」，也就是上面所谓的大体。
无论外间有些什么传说，在笔者所接触到的工作领域中，从来就不干那种伤天害理、违
背道德的事。笔者干了一辈子特务工作，最引以为「安」的，也就是这一点。
所谓的「不择手段」，以共产国家用得最多、最普遍、也最残酷，如果轮到他们的特务，
那就更无所不用其极了。至于西方民主国家，以及抗战期间的日本，虽不能相提并论，也只
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纪录上最为人所不齿的，那就是二次大战时的德国纳粹了。他们罔顾
道德，泯灭人性，卽使能占到一点小便宜，那也是不足为法的。要多杀几个发动侵略战争的
日本人
有一件事应该先要交代明白，可不是有意的替谁作辩护，完全是就事论事，说公道话以
求存眞；自笔者到职「上海区」后，迄已三个月，就从未接获一件情报说是王天木对我工作
有任何不利的意图和举动。据了解──我们从情报中获悉，王的表面行动，已经离开特工活
动很远，而且正朝着如何能接近汪精卫的那个方向谋求发展中。他虽家住上海，但也不时去
南京走走，有一说，他已被汪某圈定为由汪自导自演的「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
委员。查考汪伪政权印行的年鉴，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监察委员」
名单中，也的确列有王天木的姓名。
另一名背离「上海区」的陈第容（明楚）可就不同了，他此刻已经挂上伪「特工总部」
（七十六号）第一处处长的头衔，成天到晚的想要打击他的「老朋友」，虽不致构成严重威
胁，可是摆在那里总是一块病。
二十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戴先生以特定任务派遗吴XX 兄来沪，交由「上海区」负贵
联络，并妥予协助。
吴XX 兄在第一部「北国锄奸」中曾多次出现，他当时的职务是天津直属行动组组长，
对策反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总队二张（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来归，进而参加抗战行列
着有功勋。他现在侨居美国，已不问外事多年。七十年曾返国小住，出乎常情的他回避了我
的邀约，想是不愿意再提往事之故。因而在本案中，隐去其名，以免惹他生气。
吴XX 兄此番来到上海，我们是否见过面，实在想不起来，记得最清楚的是透过一个「特
别联络站」作为我们之间的中继线。「特别联络站」的主持人是傅炳宸同学，军校五期，河
北省人。我在平津两地工作期间，他在津浦路火车上以「稽查」名义担任「专勤交通」，另
外，当然还有别的任务。二十四，连谋兄陪着我回南京领罪的途中，在火车上还遇见过傅炳
宸同学。当时，他也许觉得好奇怪；这个家伙不是跑掉了吗，为什么还敢大摇大摆的坐火车，
往南京？我们不便交谈，他只是寄以微笑而已。傅同学派到上海不久，也以人地生疏的关系，
暂时委屈他担任现职。其实，主持一个「特别联络站」，机密性特高，不能说是不重要。
吴XX 兄此次来沪的任务，主要课目在于策动随王而去的三名行动员「归队」，并伺机
劝导王天木「回头」。如果情况许可，也希望那三名行动员利用尚能接近「叛徒」的机会，
有所表现。
另外还有一点，这要看那三名行动员的意向而定，据笔者个人不完整的了解，其要旨是
督促王天木有所作为，否则将要强制他随同那三名行动员采取一致行动。此中，当然还有笔
者未能尽知者，所以未敢妄加推论。
这三名行动员全是天王木兄任「天津站」站长时的行动队员，以追随天王木兄多年，他
们之间始终维持着「弟兄」般的僚属关系，自然也有一份难以动憾的感情。他们的本名是马
河图、岳清江、丁宝龄。
马、岳、丁三人，都是河南人，与其说是行伍出身，不如称为绿林好汉来得确切。其中
以马河图为首，他除了练就了的一手好枪法之外，论机谋，也绝不能以老粗视之。岳清江和
丁寳龄二人之对于他，可以说是服服贴贴，必恭必敬，要比对待王天木兄还要亲切几分。岳
清江的年纪好象比马河图大几岁，是个「愣头青」，三句话不离X 他奶奶，一个不对劲就想
动手，可是心里头却存不住什么。丁寳龄最年轻，仪表出众，标准漂亮小伙子，用「粉面金
刚」形容他，倒也恰当。
我反复的再追忆曾否与吴XX 兄会晤这件事，如果说连一次面都没见过，又好象不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