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第三章中，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新一组」的内容，接下来再就「情一组」中值得一
记者加以记述。
「新编第一组」与「情报第一组」仍然是两个单位，「新一组」是我到职后新编的；「情
一组」则是以前原有的。自「情一组」组长朱啸谷同志，因敌伪缉捕甚急，已无法在上海活
动，调走之后，其组长一缺，尚无适当人选，乃权宜指定由「新一组」组长毕高奎同同志兼
任。毕组长才华出众，他把「情一组」的工作，也和「新一组」同样的表现得有声有色。
「情报第一组」也有「组书记」，系由张学礼同志担任。张同志毕业于临沣训练班，在
朱啸谷组长调职后，毕高奎组长兼代前，由他负责代理。张同志虽限于工作经验，尚无重大
作为，但忠诚可靠，头脑缜密，代理期间，克尽厥职。
「情一组」除搜集情报外，另一特定任务是将所有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两捕房中的工
作关系，统交由该组负责联系指导。
在公共租界捕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方面：较高级的有刘绍奎、刘俊卿、刘XX
等三人，以后又吸收了董仁等六人，董仁是假名，其它五个人的名字，暂作保留。据毕高奎
兄提示，其它五个人的名字，暂作保留。据毕高奎兄提示，其中有赵逢幸君曾在台湾警界服
务，现已退休。
刘绍奎兄于二十七年就参加工作了，其后，为了彼此策应，绍奎兄再介绍刘俊卿兄加入。
另一位刘XX 君，与刘绍奎兄无横的关系，是由「新一组」组员刘XX 同志吸收的。兹
接受刘XX 同志之嘱告，顶好不提他们的名字，故而从略。这表示，不为名、不为利的旷达
胸襟；同时也为了陷身大陆者的安全。
刘绍奎兄在公共捕房曾任探长、督察、督察长等职。刘俊卿兄曾任探长、督察等职。鉴
于工作上之需要，绍奎兄于二十八年又吸收了两位英籍警官正式参加工作。所谓「正式」也
者，就是他们接受了由「上海区」所发给的活动费，同时也了解这是为中国政府而工作。两
位的姓名是：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政治科长劳勃生。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第八科长克莱登。（主管协调日本方面与公共租界有关抗日
活动）
据刘绍奎兄自撰的「回忆录」中记载，抗战胜利后，戴先生在上海曾宴请劳勃生、克莱
登二人面致谢忱。同时也邀请了英籍总探长葛乐华、探长普莱德二君作陪。因为他们曾义务
的协助我方工作。刘绍奎兄和其它人员对我「上海区」的工作协助，在那种环境里是非常勇
敢的，真可以赞扬一句「了不起」，因为稍有差池，连他们自已都完了。因其各有职责，所
给予工作上的协助，分别为：提供资料、通风报信、运输武器、掩护撤退、减轻刑罚、私下
放人等等。别看在字面上念起来好轻松，而实际上做起来，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在法租界捕房（法租界公董局警务总监──警务处及政事治安处）方面：有蒋福田、李
XX、杨仲芳等三人。蒋福田兄曾任探长、督察，杨仲芳系探目，李XX 曾任帮办。
法籍有二人，均接受我方之补助活动费，其一是警务处督察长ValonTin ，化名马龙，另
一位是政事治安处的帮办Sali。笔者曾和马龙见过一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中，当时，我知道
他是谁，可是他并不知道我就是上海的负责人，经我点穿后，他替我接通了电话，使我有机
会能交待「上海区」的助理书记桂涤非几句关系重大的话，这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协助。
在上海的时候，笔者和蒋福田兄并不认识，到了民国五十一年才在台北毕高奎兄的府上
遇见了他。如今已去世多年了。
以上是「上海区」在两租界捕房中的人事关系，当年对我上海工作，的确是助益良多。
虽然如此，可是我们对于两租界捕房的人事编制、职别名称等，始终搞不清楚，所以在上文
中，关于职位称呼，难免有些不明不白之处。日前阅及正中书局于六十九年版的「上海租界
问题」一书，其中有一篇附录，题为「上海英法两巡捕小史」，注明系收自「上海研究资料」。
资料中，有一段是「三个警政机关的现行组织」，包括「公共租界巡捕房」、「法租界巡捕房」
及「上海市公安局」。兹摘录其中公共捕房、法捕房两部份，供为参照。
（一）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设于福州路和河南路江西路之间，坐南朝
北一座新厦内，属于工部局总办处（间）管辖。总计巡捕官员：西籍共五一三人，印度籍共
五九九人，日本籍共二五六人，华籍共三、六四五人。其下分为十三个巡捕房（等于分局）
名称如下：
虹口、老闸、戈登、新闸、静安寺、汇司虹口、嘉兴路、狄思威路、汇山、杨树浦、普
陀路、成都路、榆林路等巡捕房。职别及人数：计处长一人，副处长六人，帮办处长八人，
督察长二十人，助理督察长二人，正巡官十五人，正探长六人，巡官四十七人探长二十三人，
副探长六十四人，巡长五○九人，探目二二六人，试用巡长七十四人，试用探目一人，巡士
四六六六人，探员二四五人。
以上所列的官警员额，分配于下列的十个单位中，其名称是：管理处（警务处），缉捕
股及特务股（罪案侦查总部或刑事科），各警区总办事处（分局），各区捕房（派出所），武
装后备队（保安队），车务办事处（交通科），法庭及律师办事处（法警），材料储藏及转运
处（驻卫），马巡（从前有骑警，此时可能还留下几匹象征性的马，因在编制上只有正巡长
一人、巡长一人而已）。另外还有一个特务股办事处，有巡官一人，巡士一人，不知道主管
什么。
笔者附注：括号内是笔者加上去的，也许不尽适当，惟便于了解。原文中的名称，想必
译自英文，在全书中也有些前后不统一之处。上海人通常都管公共捕房的头脑称为「总巡」，
其实可能就是「警务处长」。还有上海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三道头」，应该就是巡长，因为他
臂章上有三道曲线，所以叫做「三道头」。别看「三道头」地位不高，可是和居民的接触最
多，权力也很大。干几年「三道头」下来，多有家财万贯的。
（二）法租界巡捕房
职别及人数：计警务总监及其属员共一七九四人，职员及工人共二一二人，司法警察三
六人，卷烟统税处五人，狗监四人，公园和码头警卫十五人，租界防卫队一二七人。
组织系统：最高系「警务总监」，其下，分为警务及政事治安两处。事务单位则有文书
课及法警课。
警务处处长之下，有警备副处长、XX 副处长及人事科长。
政事治安处长之下，有政事科长、治安科长及起诉传译科长。
以上，公共租界部份较详，法租界部份甚简，均未注明时间。笔者从相关文字中推断，
此项资料，可能所指的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是历史陈迹了。
至于在伪「上海市警察局」方面，我们也有工作人员潜伏，系由「情报第四组」联系，
与「情报第一组」无关联。
此外，「情一组」还负责联络「上海区」直属的几个特殊工作关系。其中有一个人姓袁
名殊，又名学易、筱易。是上级「交联」的还是就地「吸收」的？已无从查考。此人出身新
闻界，政治关系非常复杂，他所供给的情报，大半是题目惊人而内容稀松的一些东西，不但
不具价值，尚且徒增困优，可是突然间又有一件非常吸引人的题材，会使人觉得他仍是一块
有用之材。到了李士群做了汪伪政权江苏省主席的时候，袁学易则又以「教育厅厅长」姿态
出现，不过，他仍然与「情一组」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发给他的「活动费」依然照
收不误。全般检讨下来，他在工作上并无特殊表现。迨至抗战胜利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三十九年间，在中央的报纸上，偶然看见他的名字，竟而是伪「教育部」的一名司长。照中
共的行情而论，对一些投机靠拢的人，顶多加上一个空头委员的名衔，如实授「司长」，那
就足以证明袁殊、袁学易原来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徒了。
「情一组」原有一个「韩国小组」，由鲁见华任组长，沈慎、苏全、于义为组员（以上
三组员是化名）。这一个小组的主要关系是在日本海军方面。自毕高奎兼任「情一组」长后，
认为该小组人员既以日籍身份能在日本海军内部立足，除情报工作外，还可以扩大其效能，
向行动破坏求发展。因而，该组创下一番彪炳事迹，也蒙受了重大的牺牲，其事实经过，当
另以专页记之。「日本宪兵队」惨无人道
「宪兵」，原是「军中警察」；抗战期间，日本中国派遣军所属的宪兵部队，却大大的变
了质，它是统治压制占领区的一把铁钳、一副枷锁，也成为荼毒中国同胞的一只魔手。
自我国东北乃至华南，凡是被日军占据的地区，都有「宪兵队」之设；大都市有大的「宪
兵队」以及分支机构，小城镇有小的，小到只有一个「班」，或者只有二、三个人，可以说
如影随形，到处可见。大家都承认，「日本宪兵队」之伤天害理、丧心病狂，已是不容辩解
的事实，连曾任「宪兵队」官佐的日本人都不敢否认。他们在中国抗战八年期间，作威作福、
胡作非为，坏事作绝；更不知杀戮了多少个中国同胞。而我们在敌后工作的同志们，牺牲在
「日本宪兵」手上的，更不知凡几？这虽然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可是一提到「日本宪
兵队」，相信，一定有许多人还是余恨难消、余痛犹在！愿我炎黄子孙世世代代莫要忘了此
一奇耻大辱，我们虽不鼓励报复，但至少也应该力求不再受人欺侮。
笔者对于「日本宪兵」的了解，还不算透澈，不过，因为它在中国是我们工作上的对头
冤家，而且又吃过它不少苦头，所以日积月累下来，却有相当的认识，尤其是「上海日本宪
兵队」。
「日本宪兵」，自成体系，派到中国来的宪兵部队，受「中国（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
节制，称为「宪兵司令部」，驻在南京。成立于民国二十七年元月，首任司令官大木繁少将。
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之下，分「中支」（华中）、「北支」（华北）两大部份。「中支」，是「上
海日本宪兵队」，「北支」是「北京日本宪兵队」。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上海日本宪兵队」：「上海日本宪兵队」，成立于民国二十七年元
月，与「南就日本宪兵司令部」同时，队本部在虹口区北四川路。自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日
本投降，「上海日本宪兵队」，前后换了五任队长，第一任三浦三郎少将。其任期，自二十七
年至二十九年，也正是笔者在职「上海区」区长之际。在当时，三浦宪兵队长常在情报资料
中出现；而在日本宪兵队所获的情报资料中，他们知道有个「蓝衣社」，也知道有个「上海
区」，可不清楚「上海区」的内部组织。
「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在虹口；就大上海地区而言，虹口，正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一般市民对「日本宪兵队」的观感，是厌恶与畏惧兼而有之，而我们全体同仁，一提到「日
本宪兵队」，更是个个恨的牙痒痒，因为我们的工作同志一旦进了「日本宪兵队」，已经注定
九死一生，即使能够活着出来，都会多少留一些残疾，缺胳臂短腿，耳聋眼瞎，已是屡见不
鲜了。
有关日本宪兵滥用酷刑的事，留到后面再写，现在先从它的人事组织说起：
「上海日本宪兵队」的内部组织，分为两大部门，第一课，亦称「警务课」，主管一般
行政，包括人事、则经、总务等。第二课，亦称特高课，主管业务，包括谍报、谋略、行动
等。「特高」一词究竟作何解释？始终弄不明白。在性质上虽然和我们的作为计锋相对，但
在品格上却「下作」的不值得一提。他譬所谓的「谍报」，是以社会情报为主，通过一批甘
为爪牙的翻译们当作眼线，再转手利用当地的流氓痞棍，东拉西扯胡说八道一番，正好制造
一个上下其手、鱼肉乡里的好机会，说起这些翻译，可真是丧尽天良的人类渣滓。他们狐假
虎威，无恶不作，可真害苦了中国老百姓了。日本人自以为善于运用「谋略」，每逢提起「谋
略」二字，即颇有得色，这充份的反映出他们的诡计多端。日本宪兵所接触到的「谋略」，
只不过是一些小伎俩「鬼点子」罢了，离着真正的「政略」或「战略」，相隔何止十万八千
里。「特高课」主持下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抓人」和「整人」，而且是毫无人性。
关于「上海日本宪兵队」的内部组织，除以上所列举的两个课之外，在珍珠港事件发生
后，又增设了一个「外事课」，专管留在上的外国侨民，惟以欧洲白种人为限，其它有色人
种，则与中国人一般看待。
「上海日本宪兵队」之下，尚有许多分支机构，属于二级单位的计有：
沪北宪兵队管区──虹口、闸北、江湾
沪南宪兵队管区──法租界、南市
沪西宪兵队管区──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
沪东宪兵队管区──浦东全区
水上宪兵队管区──黄浦江
警乘管区──铁道、公路
特战班主管──对「忠义救国军」
电讯探知班管制──无线电通报
除以上所列者外，还有三级单位以及临时编组等，可见其组织是如何的庞大与紧密了。
「上海日本宪兵队」所属的地区性「宪兵分队」，权限极大，其内部组织与本部同型，
最主要的是都设有「特高课」，专注于抗日活动。
再从上列各分支机构的管辖范围，以及分布状态来看，可以明显的发现，日本占领军之
控制「大上海」，又是何等的处心积虑了。
宪兵队本身并没有「司法权」，但具有无限期的拘留权，就是说，他不能「判」，却可以
「关」，甚至可以虐杀。所以在宪兵队及各分队均设有「留置所」。「留置所」就是拘留所，
有些个不幸的中国同胞，在「留置所」内一关好几年是常事，死在宪兵队里的也时有所闻。
宪兵队「留置所」的管理，是漠视人性的，除去严苛的守则之外，完全是以管理人员的喜怒
爱好为转移，他不高兴，可以随便敲你几下或踢你几脚出气，他一时兴起，也会把一个人当
成玩具般的戏耍一番，或是饿你几天，罚你晚上不准躺下睡觉，人的尊严早就丧失殆尽了。
上面提到过，宪兵队本身没有「司法权」，那么又如何「结案」呢？据了解，凡由宪兵
队拟定处以死刑或徒刑的，一律都解送当地日本驻军最高司令部军法机关去处理，实际上，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例如：上海地区的日本驻军最高司令部，先是「第七十军」（代号「登
部队」），其后换防改为「第十三军」（代号「枪部队」），那么就解送到该军的军法单位作形
式上的判决，至于案情如何，军部则概不过问；拟判徒刑的就发监执行，其中也有转解到伪
政府所属监狱执行的。拟判死刑的，军部就秘密执行了，从来都不作公开之宣告。
日为宪兵队对「人犯」之处置，除了上面所记述的通过形上的「司法程序」之外，还有
许多种不同的把戏，据实际了解，有如下者：
抓错了人白抓，只有自认倒霉，能够得到一个交保释放，那已经是徼天之幸了。不过，
其中也有因「交保」而被传话人大肆勤索的。
最普通的是留置调查。这一查就是几个月，一讯就会脱层皮，何时才能查得明白，那只
有翘首问苍天了！
再是转移管辖地区留置调查。一个地方查不出明堂，换个地方再查，查来查去，一讯再
讯，节节苦难，怎么受得了。
长期留置。有一种案情复杂而始终查不清楚，就索性摆在一边拖下去了。这只有生命力
最强的人才能活下去。
至于说到因刑致死的，亦属司空见惯的事，在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也从来不会
追究责任。所以有很多人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大部份都是走上这条阎王路的。最后连尸首都
不知道丢到那里去了。
日本宪兵队对待我们中国同胞，还有下毒药这一手；毒药是由日本的另一个部队研制供
给的，按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手段，其一是慢性毒药，服下去之后当时无特殊感觉，外形亦
无异象，和平常一样，等一两天之后才发作，因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药，绝对无法解救。像
「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就是服下这种毒药而后予以开怿，等到第二天药性发作
就一命呜呼了，而「上海日本宪兵队」当时绝口不认账。（笔者注：民国七十年十二月在台
北晤及曾任中国日本派遣军南京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后转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司
长的大冢清先生，他当面承认确有其事。并告称：所用药品，系由「多摩部队所属之玉部队」
供给。「多摩部队」是专事研究生化的一个部门的代号。）其二也是慢性毒药，和第一种大致
相同，不是对待已经逮捕来的「犯人」，而是用为「招待」客人的。类如「七十六号」的头
目李士群，就是在晚宴中吃下这种毒药，等到当天夜里李士群从上海搭火车回到苏州之后，
才浑身汗出不止，待至天亮乃虚脱（休克）而死。其间曾请来日本军医诊治，却看不出究竟
是什么病症。还有一种是急性的毒药，用以口服或注射均可，大约一两分钟即可致命。相信
惨死于此一罪行的，想必大有在，其中，我们的同志一定不在少数。只因死得快，无一可免，
绝不会有活口；死后，当然是毁尸灭迹，所以外间人无法指出谁是怎么死的。
接下来再记述日本宪兵队施于中国同胞的酷刑。这不仅是「上海日本宪兵队」及其所属
各分队如此，在全国所有占领区中的各级宪兵队，亦莫不如此。总括来说，他们是一种全然
泯灭人性的「两脚兽」，根本不顾人道，尤其是下级士官，且有强烈的虐待狂，更不知人间
尚有「人权」二字之存在。自信，这几句话公公道道，绝不过份。日本宪兵队的「刑」，比
「七十六号」那一套，可又残酷得多了，如果一样一样的，详详细细加以描述，即便写上三
两万字也写不完，这里，只有分别用一个字的动词作为提示，三言两语解释明白，也许看了
之后，印象会更深一些。记住：这就是民族战争中，弱者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切不可等闲视
之。
以下就是各式各样、想象不到的「刑」：
「打」：不用器具，光是用手打。巴掌、拳头一齐来，没头没脑，只打得眼睛冒金星，
口吐鲜血；突然间，对准小肚子又是一下子。
「摔」：抱起来、背起来、抡得高高的，往地下摔，那管它草地、木板地、石头砌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