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他对于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着实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除了人力之外，还包括
资助在内。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在北平、上海、香港各地，
他都和戴先生经常保持密切的往还。
戴先生对于这位贵公子，相当礼遇，很有意提携他创炼创炼，以期干一番事业。所以在
抗战期间，曾计划派遣吴幼权和我们的工作同志李果谌、吴安之诸兄，追随李杜将军绕道入
东北，联组义勇军，共图大事。但均因故受阻而未能成行。
不幸的是三十五年戴先生撞机殉职，军统方面即不再与吴幼权保持密切联系。虽然郑介
民先生、毛人凤先生都和吴幼权偶有接触，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时的那种亲密景况了。
在吴幼权个人来说，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三十七年，吴幼权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
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之女），于搭机飞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殒
命。她所携带的许多贵重珠宝都烧焦了；若干存折单据、有价证券也焚毁了，这真是一个致
命的打击。关于钱财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吴幼权本人则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
再谋补救可就难了。据吴幼权说，事后追回的存款，为数也非常有限。从此家道中落，乃致
一蹶不振。
吴幼权潦倒香港多时，至四十六年，罹肝癌去世，享年仅四十多岁。临危之际，受尽折
磨，穷得连每月一百块港币的互助会钱，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于地下
的，是他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吴幼权对「军统局」的确是有过不少帮助，只可惜没有记在「军统局」的帐
上罢了。现在，由笔者作证，在我写的「英雄无名」中，许为「无名英雄」，并向他致敬。
当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动，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吴幼权的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过，
循着吴幼权这条路线，也的确接触到许多位东北籍的耆彦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
关吉玉、王卓然等。另外还有现职或退职的少壮军官如王以哲、苑崇谷、冯庸等。
这些人到后来有的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有的只不过仅止于初步晤谈或建立了某种程度
的默契而已。记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联络的，有黎天才和关吉玉二人。这里所谓的「联络」，
是替他们转递信件，约定一个会见的时间，至于他们具体进行的是些什么事，我并不知情。
经过一段时期，我才渐渐体会到，戴先生的作为，并不限于情报活动，尚且含有较高形
式的政治运用。在那一时期，类如安抚东北军在职将领；拢络东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归属
于政治运用的范围之内。这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不具备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无法做
到好处。
写到这里，又引出以后的一桩事故。也可以说是前面政治运用的后果。接着就便在此一
提。
二十三年张学良先生自欧洲考察回国，任职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驻节汉口时，也
许是在欧洲受了某种政治风气的感染，思想上好象起了点变化，所以他建议兼总司令蒋委员
长，将其前此在东北、北平原已存在的秘密政治组织──「护东学会」予以解散；并请蒋总
司令指派干部与其解散后原系「护东学会」的干部，再另行合并共组一个新的政治团体。
张学良先生的意思，是要组成一个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蒋委员只应允指
派干部组成一个维护中国传统──明礼、尚义、崇廉、知耻的团体，并定名为「四维学会」。
这样，显然的就把原来的「法西斯」意味，以及可见的独裁倾向矫正过来了。
被指定参加「四维学会」的，在中央方面：全部都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干部，其中
有刘健羣、邓文仪、戴笠、郑介民、干国勋、丁炳权、赵龙文、邱开基、韩文焕等。除刘健
羣一人外，全是军校同学。在东北方面：军政干部皆有，其中有毛卓然、黎天才、关吉玉、
阎宝航、高崇民、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至于是否已将「力行社」的组织对「四维学
会」公开了，则不得而知，据判断，很可能是保守秘密的。
戴先生在「四维学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也可以说「四维学会」之组成，是他政治
运用上的一项成果。
「四维学会」会址，设于汉口，戴先生另有许多任务，无法兼顾，所以又指定特务处的
汉口负责人邱开基经常参与其事。
前文提到过的黎天才、关吉玉等，原与戴雨农先生有旧，而且在情报工作上又有过交往，
所以戴先生与黎天才、关吉玉的关系也相当微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也许更倾向于戴雨农。
因为「四维学会」是个「合成性」的政治组织，无论是在信仰上及思想上，都缺乏「一
心一德」的精神，所以在组成后的不久就停止活动了。或者说，因「四维学会」中原属于张
学良干部中的少数份子，太不老实，且有怂恿张学良这样那样的企图，故而被解散了。不知
是耶非耶。至于「四维学会」的解体，和尔后的「西安事变」是否有所关联？那就很难说了，
此处亦不拟妄加推断。
再说戴先生留平期间，接触面很广阔，前后也罗致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不一定都参
加了本位的情报工作，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此后的十多年，戴先生领
导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与他知人善用这一特长大有关系。
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也不休息，很喜欢约集王天木、吴幼权、毛万里、王云孙（「北平
站」书记，人称北平万事通）和笔者几个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和中山公
园。有时候也在北海的五龙亭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坐下来喝壶茶，偶尔也去吃个各具独特
风味的小馆子。这可不是消闲，在他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份，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
从细微末节中才能看得更真实。
与戴先生同来的毛万里兄，其职责与一般的机要秘书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
的名义。当戴先生另有其它活动的时候，也常和笔者一起盘桓，我们有许多脾胃相投之处，
更因为不拘形迹，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要好的朋友。我们的结交，非常纯洁，也可以说是
自然的形成，连一点「便利工作」的意念都没有。从此相交五十年，至今依然还是好朋友。
人家说我们是酒肉朋友，我认为交朋友「酒肉」又有何妨，但也得肝胆相照。
万里兄和我的交情，莫逆到超越了我们的工作守则，在未来的惊险生涯中，将有多次的
记述。
戴先生即将离平返京，在临行之前，由郑介民先生陪同晋见何代委员长，并分别到驻军
前线去拜会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我想这不仅是酬应式的拜会或辞行而
已。内情如何，不便乱猜。
离平前一天，戴先生召集平津同志，在他栖凤楼居所举行谈话会，实际上是听他讲话。
指定的时间，在上午十时，到场的有郑介民、邢山、毛万里、王天木、杨英、戚南谱、
白世维、王云孙及笔者等。戴先生在他住所二楼的客厅里略加布置，刚好可以容纳十个人。
当时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在尚未谈话之前，戴先生对在座的郑介民先生特别客气了几句，
随后开始讲话。说的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点：
首先，他分析了当前的内外情势，并强调华北局势的严重性。
其次，指示「平站」、「天津站」要加强工作部署，也就是多方开辟情报路线。
第三，提示上级主管的情报需求：不仅要搜集有关日本军事行动及其支持汉奸破坏活动
等各种具体情报；还应特别注意共党的政治阴谋和趁火打劫的意图。
最后，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自励自修，充实自己，增强工作能力，庶可肩负艰巨。
戴先生讲完之后，又很尊敬的请「介民先生」发表一点意见。郑先生不便推辞，就照戴
先生说过的话引申了几句。
戴先生也问过王天木和笔者，天木兄没有说什么，我更没有什么话好说了。讲话完毕，
大家默默无言，彼此间也没有交换一下意见。这也是我们与众不同之处。随后，就在戴先生
那里便饭，也等于是一次临别的聚餐。
戴先生是搭火车走的，那个时候从北平到南京，并没有飞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
津浦铁路特别快的「蓝钢车」。所谓的「蓝钢车」，在外型上把车身漆成蓝色；在品质上比较
坚固；行车速度快、准时、平稳而已。我们到火车站送行时，我特地和毛万里兄道过珍重，
真是临别执手，不胜依依。戴先生也知道我们的感情不错，他说：「希望你们在工作上多多
合作。」
火车开动前片刻，戴先生忽然想起一件事，交代我去办，我原以为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还提高注意力听他吩咐，他说：「我替人家买的那部车，请你暂时保管，不久就要运走。你
千万不要开着玩，弄坏了就麻烦了。」原来如此，我听了实在不是滋味。
这是一部一九三一年的「别克」，八汽缸，敞篷，买来就是二手货，保养得不错，还有
八成新，如果用来兜风，当然很帅。这是小事一端，不值得在此提上一笔，可是天下就有那
么巧的事，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这部车在我们的工作上竟建立了头功。
内容提要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四日，「军统局北平特派员」郑介民先生，连夜传达北平最高军政当局所
下的紧急制裁令；并限期一周复命。
三日后，即同年五月七日，由「军统局」所属的「北平站」、「天津站」通力合作，将利欲熏
心，泯没民族意识，甘为日寇爪牙的前湖南督军、过气军阀余孽张敬尧，诛杀于我政府不具
治外法权的特殊地区──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
这有力的一击，不仅镇压住丧心病狂者制造暴乱的企图，而且也粉碎了代表日本军方坂垣征
四郎所拟订的阴谋计划。本案影响所及，立即缓和了极度紧张的华北局势，同时也稳定了平
津民众的惶恐心理。对未来四年得以从容部署长期抗战的准备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事后得知，本案的重要性，远超过一般的想象；因张敬尧在北平的叛国活动，已非一日，并
在我最高军政机关以及作战部队中，使用煽动、蛊惑、利诱、蒙骗各种手段，拉拢到不少的
高级官员，甚至还有握有兵权的军事将领在内，正准备发动一次「兵变」或「政变」中！如
果不是适时予于剪除，消弭一场祸事于无形，其后果将何堪设想。
当时平津工作单位，在人力单薄，设备简陋，事出仓促而限期复命的情况下，能不负使命，
我们自许是一件完美无缺的得意佳构。而完成本案的第一功\臣，就是今尤健在的白世维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