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荣兄和笔者两度同窗，在「北国锄奸」第四节中，曾提到过，那是二十四年的事。到
二十九年，他仍任「绥远站」长，在第八战区另有兼职。三十九年我们在香港相遇，大家盘
桓过一段日子。此时，他已承继了他老泰山的产业，经营了一片颇有名气的女子服饰店，不
顾多谈往事了。
「军统局」在杭战初期的对敌破坏工作，戴先生虽然说是「毫无成绩表现」，那只是指
部份地区而言，同时也是激励部属的一种设词，事实上，光是「上海区」一个单位，已经大
大小小做过几十件次了，给予敌军的损害，不谓不大。据笔者所知，「苏州站」、「杭州站」
也都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同时也有很多同志为此而牺牲。
检讨破坏工作之余，有一事，必须附此一提，那就是：在沦陷区，每逢一次破坏工作执
行后，紧接着，总有或多或少的中国老百姓遭殃，不是被敌人严刑逼供受到伤害，就是被敌
人焚烧报复弄得家破人亡，像这种情形，在得失之间，殊难加以衡量。
行动部份─
「各地行动工作干部缺乏组织亦未普遍；对重要汉奸之制裁，内线缺乏，亦无充份之标
准也。」
这是戴先生对行动工作的个扼要的检讨。当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军统局」在沦陷
区所布置的外勤单位，不下百余个，其中设有「行动组」或「行动队」的，不到三分之一，
主要的是受环境限制，其次是基本干部难求。因为敌后活务，毕竟与正规部队的冲锋陷阵有
所不同也。
「汪逆登台，吾人于京沪两地及京沪线上，必须扩大行动，以发扬吾人之权威；请卽电
知恭澍、新民、公劭、道三诸同志，策动所属，积极行动，藉以寒奸贼之胆，作釜底抽薪之
计也。」
这一则电文是戴先生下的手令，由局本部毛人凤先生（代理书记长）分致「上海区」笔
者本人，「南京区」长钱新民，「杭州站」长廖公劭，「忠义教国军」总司令周道三（伟龙）
等四人。
说到釜底抽薪，不由得我又想起，非得把汪某制掉，才算是根本之计。
「兄处所拟扩展沪行动组织之计划，弟已批准，请兄物色忠勇人员，迅行成立，所需武
器，请兄设法就地收买。」
这是戴先生打给「上海区」的电报中之一小段，「扩展行动组织」，就是充实「上海区」
原有的七个行动大队，并另行扩编更多的行动大队，所以才有「第八行动大队」的成立。惟
以受到人员之易罗致；枪械弹药之难于搜求，虽在编组上不受数量之限制，其后始终没有扩
充下去。
以上是「军统局」在抗战初期检讨沦陷地区关于情报、破坏、行动三项工作概略。而「军
统局」所肩负的任务，项目繁多，此处不及备述，其大要可参阅以下的「检讨总结」。
检讨总结─
本局工作当前之缺点：
1. 「虽有全盘之计划，但不能按步实施。
2. 「工作虽能把握中心，但不能有计划之推进。
3. 「人事虽有注记，但不能明了某个别分子之性能，与其过去之历史，当前之实际生活
情形，因之处置失当。
4. 「训练人材缺乏，材料平凡，尤其是各班之副主任与政训组长人选不当，且训练与工
作不能合一。
5. 「督察人数卽少，且负责督察者缺乏锐利眼光，精细之头脑，热烈之情绪，严正之态
度，而又不明当前之情势，当地之情形，与夫工作人员之性能生活等，因之督饬不严，视察
不周，致各地工作形成今日散漫迟滞之现象。
6. 「秘书室秘书人数旣少，不敷分配，而人选又不健强，致对工作之检讨与指导及策划
等均差。
7. 「各单位中下级工作人员，政治水准低，能力差，致各单位负责人忙于日常工作，无
暇检讨与设计及指导。
8. 「全体工作人员待遇过薄，生活困难，影响工作情绪。
9. 「电务人员技术生疏，且人数不敷分配，加以总台力量，尚属薄弱，致呼应不灵，迟
误殊多，而电讯人员缺乏政治训练，亦为原因之一。
10.「第二处对情报之指导与考核及编审统计等工作，不能作经常普遍切实精细之实施，
致对某一问题，无具体正确之认识，对领袖无良好之贡献，而本身训练之材料，亦无可采取。
11. 「各地行动工作，干部缺乏，组织亦未普遍，对重要汉奸之制裁，缺乏深入内线；
对各地交通之破坏，实力未备，致全般行动，多有未能配合军事行动之需要，而予敌方经济
资源与敌军飞机仓库之破坏，亦无显著成绩之表现，因缺乏健全之组织与充份之准备也。
12.「伪军反正运动，缺乏良好之媒介，而中大对反正之伪军，亦乏较优之待遇，且我
各地工作人员，未能混入伪军，作有力之策动，此皆对伪军反正运动工作无显著成绩表现之
重大原因也。
13.「以现在一万一千人之工作，每月仅有经临费五十一万余圆，致每月经费相差甚钜，
东借西移，常在困难拮据之中，加以沦陷地区汇兑之困难，各地工作亦难免受其影响。
14.「所有握掌之公开机关，各主官对本局多抱疑忌之心理，故对本局所派遣之人员，
一面尽量拉拢敷衍，一面则竭力防止进展，致本局所派遣之人员，忘记本身之使命，离开本
局之立场，卽形成隔阂，发生矛盾现象。
15.「属于本人（戴雨农先生自称）者，因助理乏人，无论处理文件，接见宾客，与应
付日常事务，均须躬亲，致时间不足，许多迟误；对日常工作之实施，时间支配不得当；对
干部之运用与组织之掌握，未能尽善；与各方接触太少，联系不够；对中下级工作人员个别
接见之机会太少，致情感不能密切沟通；个性强，主观重，因以同志间对整个工作之意见建
议甚少；日常穷于应付，致检讨策划督导，未能尽善。」
在全部工作检讨中，强调了以下各点：那就是「待遇微薄」、「政治水准低」、「缺乏师资」、
「经费困难」、「科技程度不高」、「器材教两缺」、「处境受排斥」、「各项工作不如理想」以及
戴先生本人的「个性强、主观重、上下意见不能完全沟通，策划督导未能尽善」。
以下各节，是「军统局」在民国二十九年时的内部总检讨，完全是实情，并无虚假。不
过因每个同志工作地位之不同，在观点上容许略有不尽一致之处。此后，「军统局」组织日
益扩张，工作项目越来越多，戴先生眞是日理万机而穷于应付，像这类工作检讨的资料，就
见不到了。未经许可接受了─一批赠与的武器经手
「上海区」的友人，也是「军统局」的义务工作者胡永荃兄，农历年前，从香港回到上
海。他特意到我西摩路的住家来看我；我在家里接见宾客，亦仅此一人，因为这个地方是他
为我租来的。
拜会访问，那算是口头上的礼貌，更重要的是他给我送来一份又大又重的人情。这份人
情，不收舍不得，收了又怕有问题，倒把我给难住了，一时之间，不敢遽下决定。
永荃兄带回的人情，并不是金银财寳，在当时的上海，可要比那些东西贵重得多了，也
更有实际上的效用。那是一批为数一百余支的驳壳枪，详确的数字应是一百四十四支，因抽
取样品的关系也可能不足此数，每支并配有备用弹铗两个，另附子弹一万余发。
枪是新的，原就存在上海，随时可凭据提取，保管者是一位德国人。这位朋友为表达他
的诚意，连提货的凭证都交与永荃兄带来了。
他是谁？我不便透露，因为他旅居海外有年，很难得回国一次，故无法事先征求他的同
意，事情虽然早成过眼云烟，但毕竟不太寻常。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或许认为这只是小事
一端，说不定现在早已忘怀了；可是在我的回忆中，却始终珍惜这份可贵的友情，且把它当
作是一件大事。
照说，我和这位朋友的交情并不算深，我们只是在一起受训一个月的时间中，朝夕相处，
彼此谈得投机罢了。像这样的关系，通常都是一旦受训结业，各回工作岗位，以后会不会再
见面那就看机缘而定了。不过，当时我和这位朋友是约好第二次就在外面碰头的，不料想连
一个在电话上辞行的机会都不可得，仓卒之间，我就奉命出发了，眞乃一大憾事也。
自从二十八年八月初，爽约未能赴会后，迄今半年，我和这位朋友就没有再接触过；不
但没有通过信，连他人在何处也不晓得。至于他怎么会知道我在上海负一部敌后工作的责任，
又怎么能肯定胡永荃兄一定会把那批东西交给我，这都是相当费解的事。再说永荃兄，他是
有名的「路路通」，我当然清楚，不过，他在香港是怎样和这位朋友搭上关系的，又居然能
够获得这位朋友的信任，也只好但凭永荃兄片面之言了，我到那里求证去？其实，也用不着
求证，一百多支现成的东西随时可以拿到手，这倒是千眞万确的事。
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这批东西的来历，因为交情不够，或者没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绝
不会白白的送上门来。需要认眞虑的，还是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我仍在左思右想、犹豫不决中，永荃兄忽然又想起有一句话忘了告诉我，永荃兄说：「你
的朋友把那张提货的凭证给我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叮嘱我一定要把这句话带到，
你的朋友说，这是送给你的，可不是送你们老板的！」我听了为之一怔，这样一来，我更要
多想想了。
记得上次胡永荃从香港回来，他原是出于一片好心，想为我解决经费上的困难问题，所
以在香港曾获得某一热心人士的慨助，划拨了五十万元备用。当时，我的确有意接受，预备
用以开展工作。因而向戴先生提出报告，以免将来落人口实。我还以为这么做很有分寸呢，
其实，仍然是未脱稚气，有欠老到。竟尔犯了大忌。
这一次胡永荃兄从香港回来，又给我带来了「好意」，我当然愿意接纳，而实际上也正
有此需要。不过，旣然那位朋友有了这么两句话，说是送给我的，却不是送给我们老板的，
显然其中含有意气，我非要小心谨慎的处理这件事不可。于是请永荃兄暂时保管那提货凭证，
等我有了决定再通知他。可是永荃兄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有什么关系，根本上不要告诉
他就行了，自己想的办法，带着家伙干事，又有什么不对的。
永荃兄直心肠，他怎么会参得透此中的粤妙！
当天晚上，我到齐庆斌兄的家里和他研究这件事，同时也把取舍两难的理由分析给他听，
希望他拿个主意，也好作一决定。庆斌兄从来都是慢条斯理的，他思索了好一会，才回答说：
「收下来，不必报告戴先生，先找个妥当的地方存起来，或者分开来摆在两三个地方都可以，
一定要等到能用的时候再用。」接着他又解释说：「所谓能用的时候，意思是平常执行工作不
用，建立新的编组，也不能把这批东西发下去；遇到情况突变，有机会迎接一次大规模的行
动时，那就可以动用了。」
我以目示意，期待他进一步说明理由，他也正预备说下去。他说：「凡是大成就，必然
可以遮盖小过失，翻过来讲，也是一样，如果遭遇一场大失败，什么小过失也都包容在内，
有账小起算了。」说着，庆斌回到里间去，拿了一张小纸条出来，他指着这张小纸条和我说：
「这是戴先生来的电报，你已经看过了，刚好和这件事有关系，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遍，就能
了解为什么可以收下来的理由了。」
电报的内容，前文本局工作检讨的「行动部份」项目中，已引用了几句，其全文如下：
「兄处所拟扩展沪行动组织之计划，弟已批准；请兄物色忠勇人员，迅行成立，所需武器，
请兄设法收买。至现在四行仓库与法租界之我方被留置之抗战官兵，吾人应用种种方法，密
取联络，以促必要时与两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藉可协同动作。至两租捕房管理武器仓库之警
捕，吾方应卽找出路线，用重金收买，必要时可请其将库门打开，让我同志可取用武器；否
则届时亦应予以烧毁，以免为敌伪所利用也。」
是呀，电报中的构想或假定，也就是庆斌兄所说的「情况突变」，果眞成为事实，到时
候虽然多出来一百余支枪，可是怎么说都会言之言理了。如此看来，庆斌兄的确比我有见地。
而况且这原是公家之物，固不能以私产视之，用以杀敌锄奸，又有何不可。
当我准备离去时，庆斌兄唯恐胡永荃粗心大意，建议我应该亲自会会那位德国人，如果
他同意，顶好是自己过过目，才能放心。最后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是有点纳闷：那位朋友为什么无缘无故的送给我一批崭新的武器？
旣然送给我，又为什么还要加上一句「不是送给他的？」我和他不就是一回事吗？也许在他
们二者之间有些不和谐之处，只因为我所处的层次太低，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最好是连想都
不去想它。
另有一节，我还是有点不安，照我们工作上的守则，绝对不许可私自接受外来的财物，
当然包括武器在内，也可以说，武器比一般的财务更为严重。如果接受了，已经触犯了律条，
岂不是知法犯法？不过，想到刚才我和庆斌兄商量妥的，也就不去管它了。
这并不是一件急事，过了几天，我才在电话上和永荃兄约好了，到他府上再谈一谈。胡
家已经不住在卡尔登公寓了，他搬到静安寺路中段，房子比从前的宽敞，布置得也雅致多了。
依然还是他们夫妇二人，只多了一个女佣而已。在他们伉俪热情招呼之下，我总有几分惭愧，
因为自从在天津结交以来，只有麻烦他们、叨扰他们的，我就没有为他们做过一件对他们有
帮助的事。所以有人说，谁要是和做特务的交上朋友，谁就倒了霉了。
坐定了之后，胡三奶奶走开了，我和永荃兄还是商量那批枪支如何处理的事。
我告诉永荃兄说：「就照你所说的，接受那位朋友的好意，收下这批东西，暂时先不报
上去，等有了机会，可以报的时候再报。至于如何向那位朋友致谢，等以后再说，现在又不
方便通信。」
永荃兄听了，点头称是。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提取了。于是我问永荃兄：「认不认识
那位德国人，见过没有？」他摇头表示不认得，也没有见过。卽然这样，我再烦请永荃兄先
和那位德国人接个头，如果他同意，然后我打算和他见一面，同时也希望看看那批东西。我
知道，永荃兄还可以说几句「洋经滨」的英语，简单的词句，尚可达意，想必还对付得了。
至于那位德国人，不致于听不懂吧？不过，他如果愿意见我，顶好还是偕同一位懂德文的人
才比较合适。
我们「上海区」有没有会德文的同志，一时之间还想不出来，卽使有，我也不准备劳动
他们，因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而且这件事瞒上又瞒下。我问永荃兄：「有靠得住能说德国
话的朋友吗？」他想了一想说：「这要问问看。」问问看，不行，正在犹豫间，我猛然想起一
个人来了。
最近这一向，我常常患偏头痛，虽不是痛个不停，可是痛起来却很不自在，曾经看过医
生，吃药打针也不见好。闲话中，有人说也许是眼镜的度数不对，不妨去找个眼科大夫去诊
断一下。平日在马路上经过，有意无意间，看到过一块铜牌子，上面刻有「眼科博士聂崇侯」
字样，我就是找他看的。聂大夫为我仔细的验过光，说是眼睛没有毛病，只开了一张单子，
指定到茂昌眼镜公司重新一副眼镜。我戴了几天，头痛如故，可见并不是由视觉而引起的。
聂大夫的生意相当清淡，每逢我去看病，很少碰见别的病人，因而我们就聊上了。在他，
可能是为了解解恹气，而我呢，除了调剂一下紧张的心情外，也想在他身上能不能发现有什
么可以配合工作之处。聂崇侯先生，江西人，德国留学，取得眼科医学博士学位。其常敦敦
厚厚，旣不似学究，亦无市侩气，平实而淡泊，大有不求闻达模样，诚君子也。他告诉我说，
原在广西行医，因为生活清苦，局势动荡不安，太太受不下去，所以在前几年迁到了上海（其
后，据聂相告，他是桂系派驻上海的）。而上海这个的地方，要有噱头才成，旣不请闻人介
绍，又不刊登广告，那里会有发展。不过，能够有碗饭吃，也就过去了。
我们细谈之下，才知道他太太是德国人，结婚多年，没有生育过。一来为了节省开支，
再就是夫妻厮守免得寂寞，所以诊所也就是住家，一宅两用，他认为这种日子倒也舒适。有
一次，聂大夫请他太太出来相见，她除了点头为礼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
这就是刚才我所想可以代我们翻译言语的人。虽然有点交浅言深，可是我在直觉上，总
认为他是一位堪以信赖的人，不敢肯定的是怕他不屑为耳。我对永荃兄说明此意，他说也好，
那么就决定分头安排是了─永荃兄去和德国人接洽约时会面；我去征求聂大夫的同意。结果
如何，电话上联络好了。
其实，事情出乎意料的简单，两方面都答应了，只有聂大夫问过我那位德国人叫什么名
字，我告诉他眞的不知道。
为了不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又蒙胡永荃兄的慷慨大方，约会就定在胡家；由永荃兄去
接那位德国人，我陪同聂崇侯大夫一道来。等我们大家一见面，聂大夫和那位德国朋友原来
竟是熟人，他们早就认识的。这么一来，一切顺利，三言两语，什么事都解决了。
德国朋友的名字发音，头一个字是史，那我们就称呼他史先生好了。史先生是预备役的
上尉军官，原来是我政府某一部门聘请的顾问，他的身份很特殊，留在上海当然也负有任务。
追根究柢，牵涉太多，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和这位史先生自从第一次结识了以后，因为聂
大夫的关系，我们始终保持联系，私人间也时常在一起交换意见，久而久之，终成为朋友，
一直到三十五年春。
关于那批手枪，我是请张作兴兄取回来的。点检完了，全部都是新的，因保存得当，毫
无锈损。计数是驳壳手枪一百四十枝，另附子弹铗两百多个，及子弹一万三千余发。我和庆
斌兄、作兴兄会商过后，咸认为分开来储存比摆在一处好，所以分别存在两个地方，责由作
兴负责保管。这件事也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而作兴兄尚不知就里。
私相收受武器，事非寻常，所以想要再说几句题外的话，以明心迹，而存眞象。
在香港的那位朋友，送枪给我，纯粹出于善意，不含丝毫别的作用，他虽然口头上有两
句意气用事的话，年轻人在所不免，又何足为奇。我之所以未便上报者，是顾虑到戴先生的
作风与个性，同时亦为团体纪律所不许。在明知故犯的情况下，尚敢于权宜行事者，完全基
于工作利益居心无他也。
在戴先生的来电中，虽然指明「请兄设法收买」，可是我绝不会捏情诓报，说是花钱买
来的。在当时，上海一带，买卖枪枝，有行无市，并没有成交的价码，究竟需要多少钱才能
买一支二号驳壳枪，带一百发子弹。据说，大概每支法币数百元至千余元不等，至于整批的，
那就更难估计了。不管怎样说，这批枪弹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笼统算来，大概总在十万元
上吧？如果用来作为我个人当时的「生活活动费」，也可以抵用二十年之久。这可不是特意
标榜我的一芥不取，应该说是我还没有学坏。有政治背景无反间作用的奇人奇事
兪叶封伏法后，逐本溯源，上级连番电令速将制裁张啸林之进展情形，据实详报，以绝
后患。
张啸林是上海的有名人物，通称三大亨之一，黑社会首领；说他是畸形社会里的罪恶代
表者，亦不为过。像这一类型的人，如能向善，可成为草莽英雄，若趋恶，则沦为大奸巨蠹。
张啸林不比兪叶封，他是经常有戒备的，自兪案过后，他就深居简出，住宅有如堡垒，
走动起来，前呼后拥，连接近他都很困难，遑论有什么举动了。
「上海区」虽然出动了两位助理书记，分头与十个以上的队、组负责人，直接研商布置
内线的可能性，可是迄无具体路线。致一时之间，实无以复命。这种事，急不得、恼不得，
又不能随便一说，敷衍过去了事。
茫无头绪中，想起胡永荃兄和我说过，往年在天津颇有名望的潘七爷潘子欣先生，目前
正隐居上海，已不预外事。潘先生之在天津，也有如三大亨之在上海，不过，此人颇有书卷
气，很着重中国道德传统，单凭这一点，就已经和他们大不相同了。我们并没有深厚的交情，
惟彼此却存有好感。他听说我从天津到了上海，很有意约我吃顿便饭，找个清静地方聊聊，
可是一直不得空闲，所以尚未与之谋面。
据闻，潘子欣先生和张啸林先前曾有过从，现在是否还有接触，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
样，潘先生对张某必有了解，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烦请胡永荃兄走一趟，先代为致意，并
约个时间也好去拜望他。至于地点，那里都可以，请潘先生指定就是。
永荃兄回话说，潘七爷约我到他府上便饭，时间选在星期六下午五点半，因为是冬天，
太阳下山早，这个时候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潘七爷还特地关照了一声，说是另外约了两位
北方朋友饭后一叙，他们都是「自己人」，请我放心好了。我很纳闷，这两位朋友又是谁？
星期六那天，是永荃兄陪着我一同去的，事先就和我打过招呼，他说另有约会推不掉，
到时可要先走一步，饭不吃了，也不来接我了。我们一路行来，离我的旧居杜美路不远，车
抵格罗希路一条巷口，永荃兄叫司机停车，示意陪我一道走进去。格罗希路上的这条巷子，
我朱来，也常在这种黄昏时候来小作漫步，为的是避人耳目免得碰到熟人而已。在前文第一
章中提到的那位神秘人物-范行，他就住在这条巷子里。
永荃兄引导我走过范行的家门口，不由我不扭过头去多看两眼。再进去，到了巷尾的倒
数第二家，永荃兄指点着说：「七爷住在三楼。」永荃兄头前带我上楼，潘家的佣人早已开门
等在那里了。
潘子欣先生和我寒暄过后，永荃兄就告辞先走了。室内只见一主一仆，并无其它人客，
这也许是事先安排好了的罢。我就趁着无人在座的这功夫，把我离开天津回到重庆任职受训
的经过，简短的说了一遍，只有河内汪案一事未便提及。我之所以要自表一番，当然希望子
欣先生也透露一些他的景况。
子欣先生说话相当含蓄，他首先表明了个人立场，绝不同流合污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
再后，也道出了蛰居上海已无力施展的一丝哀伤，诚然，离山之虎，此之谓也。
言谈中，我有意的问了一句：「不到外面走走吗？」子欣先生回答说：「目前，也没有许
多地方好去；偶而，会去张家玩玩×棋。」这句话我还没有听清楚，佣人却在一旁以「请用
饭」打断了话头。
饭后，我很想再问问潘先生所称的「×棋」，是样什么对象，因为棋字上面的那个字，
我没有听清楚，好象是「铜棋」？可是「铜棋」又是什么呢？恰巧在这个时候，预先约好了
的客人又到了，于是，潘子欣先生为我们作了介绍，一听名字，原来是「上海区」的工作同
志刘绍奎和刘俊卿二位。
两位刘兄，都在公共捕房任职，在上海已有多年，对公共租界地面上，说得上熟透了。
于民国二十七年经「上海区」前任书记刘方雄兄之吸收，参加工作，对「上海区」的协助，
尤其是安全维护方面，的确是不遗余力乃至不顾个人利害，所以我对他们二位景仰已久，印
象深刻，只是没有见过面而已。
至于潘子欣先生明明知道他们和我们是「自己人」，那又为什么还约来一晤呢？当时自
然不好意思问，大家谈开了之后，才知道潘先生的这番好意，是在替我「拉拉近合」，希望
彼此有个照应是了。
关于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很模糊了，前者，在刘绍奎兄的「回忆录」中看到有
这么一段，大意是「接得潘子欣老前辈电话，嘱我同俊卿于次日晚饭后，到彼处一叙。第一
次认识陈××先生。」绍奎兄对潘先生也颇推许，有云：「潘七爷，原籍江苏，经营天津国民
大饭店多年，生性慷慨豪爽，笃实守信，一诺九鼎，有天津杜月笙之称。」
从此，我和绍奎、俊卿二兄除了工作关系外，果眞建立了友谊。在我区长任内，虽由毕
高奎兼理的「第一组」和他们保持正常的联系；另外，我又请张作兴兄代表我随时和二位刘
兄直接的联络，此中并无私情，为的是紧急事故处理起来便捷而已。
本来的愿望，是想在潘子欣先生那里得到一点有关张啸林的消息，结果，只听到半句无
关紧要的话。好在还有下次，那么就过两天再说吧。辞出时，潘先生坚持要送下楼，谦让者
再，还是由两位刘兄陪着我一起走出潘家。
巷子里，再经范行的住处，我又望了望，屋子里没有灯光，想必还没有回来，原打算进
去看看他的，旣然不在，也就打消这个念头。行至巷口，与二刘道别，径自回到了家。由于
想到范行，又勾起了心事。
范行，现在是「上海区」中无名籍的「通信员」，专事搜集情报，成绩可观。惟一的缺
点，是和从前一样，我们始终弄不明白他的「情报来源」。上级几次三番的来电查询，可是
一直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我就是为件事而烦恼。
关于范行的问题，我担了一份责任，因为我隐瞒了部份实情，而且干系重大，万一引起
误会，或出了差错，那可是百口莫辩，吃罪不起的事。范行又名范纪曼，二十二年是「北平
站」的通信员，因有高级情报路线，颇受本局华北特派员郑介民先生之赏识。虽然怀疑他的
政治背景复杂，但仍以「放长线」的作法，予以优容与重用。当时，郑介民先生所指示的几
项原则是：「如果他为的是钱，该用的，不吝惜；假设他另有政治背景或国际关系的话，不
要怕，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工作路线；若干疑点，不急于马上求得解答，要冷静观察，细
心探索；切忌给予刺激，俾可加以稳定，最好是能和他建立私人感情。不过，对他取得的情
报资料，则必须审慎处理。」我就是遵循着这项指示和范行相周旋的。后来，因为我的失职
他去，不知怎么一来，范行竟尔接替我的职务，被任为「北平站」的站长，这是很出乎意外
的事。迨至我受过处分，再度被派回华北任「天津站」站长时，范行已不知去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