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初，戴先生前后两次来电，指示「上海区」着手组织「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
并属意以服务于「公共捕房」的刘绍奎、刘俊卿二兄为主干，另敦请社会闻人参与其事以为
号召。
第一次来电是由「上海区」转给刘绍奎、刘俊卿二兄的，其大意是：「在目前情况下，
吾人对上海各业工友，应加紧运动，密切联系，以制敌伪之死命。弟意，应即秘密组织一『上
海职工运动委员会』，请两兄联络在沪同志从速进行，所需经费，当由中央负责也。余请与
在沪同志洽商。」
第二次来电，是打给「上海区」的，内容是：「对工人之运用，至关重要，因今日之特
工，需要多数深入之路线与社会普遍职业之掩护也。弟意应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即请虞
洽老、赵子刚、刘绍奎、刘俊卿、蒋福田诸先生为委员，吾沪区亦可选派人员参加其工作，
月需经费若干，决由中央负责。事机急迫，请兄即洽商进行。」（笔者注：上电在前文中，为
解释外间对虞洽卿老先生有所误会，乃传闻失实一节，曾引用过。）
从以上二电之语气，以及两度提到「所需经费，决由中央负责」这句话作判断，此一工
作项目，可能系出自某一整体方案，而案中有关「上海职工运动」部份，则交由「军统局」
执行，理所当然的，局里把这个责任又加给了「上海区」。
在当时，这可把我给难住了，因为我实在不懂得「职工运动」该当怎么做？我固然了解
特务工作需要众多深入的路线，与乎社会各阶层的职业掩护，可是如果秘密领导一个职工运
动，更使之产生抗敌的辅助力量，那就不简单了。
我总觉得：「职工运动」应该由不脱离劳动的职工自行领导，外来的绝不产生附着作用；
设如用租界捕房人员从事于「职工运动」，甚而由他们作领导，那行吗？我个人认为并不怎
么适当。
其时上海地区，包括租界内外，究竟共有多少职工，以及如何类分，因缺乏作为参考的
统计资料，笔者只好说一句「不详」了。不过，素以中国第一大都市见称的大上海，不仅人
口数百万，而且百业辐辏，照想，其职工人口一定相当可观，各行各业，不可胜数，如果单
靠戴先生电文中指定的那几位先生，担任名义上的职工会委员，再加上「上海区」遴选出来
的人参与其事，在过去毫无基础的情况下，能够运动起来吗？不是我泄气，从任何一个角度
看都不行，再说一句妄自菲薄的话，质与量全不够。理智的分析，若一定要这么做，首先要
罗致一班对这门工作有关系、有认识、有经验的人，好好的规划一下，拟订一套做法，或许
尚可一试，惟其成败，还在于得法不得法与努力不努力。这不过是我个人私底下的一种想法
和看法，可不敢公然的反应到上面去，也就是说，虽然心里不以为然，可是也要硬着头皮遵
照上级的指示办理，作为一个地区负责人，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两次来电并在一起，都抄了一份交由张作兴兄传达给刘绍奎、刘俊卿二位了。至于虞洽
老和赵子刚那边，则托由绍奎兄口头转告；法捕房的蒋福田是由「新一组」毕组长通知他的。
这件事初步只做到这个地步为止，而实际上并未采取行动，被通知的人也都没有什么反应。
照说，很可以由「上海区」主动的召集一次「谈话会」或「筹备会」，因为大家集会不方便，
我也没有积极的这么做。无可讳言的，是我有主见，我终认为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再说「上海区」方面，如果要经营这件事，必须投入一部份人力，而现有的几位助理书
记，已经被繁重的业务压得透不过气来，又何况他们对于这门工作项目也均非所长，就是想
派一个人去参与，也实在选拔不出。在我苦思之下，终于想出一个人来，不过，他今在何处，
则尚无所知。
这个人就是我们在南京洪公祠一起受特工训练的戚南谱同学。二十一年冬天，我和戚南
谱、杨英三人，奉派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以搜集社会情报为主要
任务，而参加了帮会活动。他是「社会化」的人物，在生活形态上容易和基层大众接近，如
果请他来主持这部份工作，那又比我强得多了。于是打电报给戴先坐说明理由，请求调派戚
南谱同学到上海来主持此项工作。戴先生同意了，不久，戚南谱兄也到了上海。
我的作法是小吹小打，采低姿势，不预备搞大规模的「职工运动」，也不打算组成空空
洞洞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但求局限于情报活动范围内，能在职工群众中，安置一些有作
用的工作路线，于必要时得打入社会基层作为职业掩护也就可以了。假如果然发展下去能成
了气候，对于职工运动发生相当的影响力，那该属于一种意外的收获；其实我不敢作如此的
奢望。
因此，「上海区」只在区本部之内增设了一个「工运办公室」，由南谱兄负完全责任，与
其它部门不发生横的关系。为了方便与上级通信，调了一名译电员配属在「工运办公室」里，
听南谱兄的指挥。在外勤方面，也只有「新一组」成立了一个「工运小组」，其它各队组则
未作更张。我的原意是，一切要看南谱兄的开拓情况再作决定。
戚南谱兄主持的「工运办公室」设在法租界拉都路的一幢公寓房子里，他是带着家眷来
的，所以用不着另找掩护，就这样安顿下来了。这以后，一切都责付他主管，我偶而才和他
接触一次，他倒是非常起劲的在那里摸索着前进。
只因格局不大，「上海区」并没有另造预算，只增列了少许的办公费就行了。刘绍奎、
刘俊卿二位迄未表示意见；蒋福田也是一样。最不可解的是戴先生嗣后再也没有询问过这件
事。如此一来，我的作法也就没有什么不是了。而南谱兄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所以在抗战胜
利后，受聘为政府立案的人民团体「社会事业ｘｘｘｘ委员会」中的骨干，派为天津方面的
负责人。这个会是由「军统局」创始的基本干部徐亮、徐为彬先生主其事，全名很长，已经
记不清楚了。
工运组织也并非一无成就，据「新一组」组长毕高奎兄所提供的资料，有一段是这样的：
「上海工人人数居全国之首，工人参加北伐、抗战，都有勇敢的表现和牺牲，这是一股不可
忽视的力量。戚南谱同志奉命来上海推动工运工作，『新一组』于是成立『工运小组』，除组
长由本人自兼外，组员有贺智诚、贝布、章灿、徐梅平、刘云生、尹文发、尤绍锡等人，分
布于电车公司、ｘ新纱厂、自来水公司、铁路工程段等交通及产业单位。其比较具体之表现，
而偏重于我们工作方面的：有电车售票员代为运送武器弹药，工厂工人代为保管爆破器材，
并协助破坏工作等。可惜的是『上海区』遭受一次重大失败后，不幸中辍，否则其发展前途，
实未可限量。」
再就以上引述毕高奎兄的实践与论点作评估，那么，我先前对于工运活动所持的态度与
观点，则可能有了偏差，囚为太消极了些。
写到这里，不仅勾出一丝回忆，同时也引发一些感触：当时，吸收参加工运活动的工友
们，全部都是义务性质，只有在执行任务时，才酌情发给些许活动费用。而在我们内部的人
事注记上，却把他们列为「运用人员」，也就是非正式的工作人员，或观察期的试用人员。
其中有的报上去备过案，有的还停留在「上海区」的人事注记上（这里所谓的「人事注记」，
并不是一本名册，也许是些记号或密码之类，只有主管的人才分辨得出）。平常日子倒没有
什么，一旦发生意外事故，例如工作失败、暴露身份，被捕牺牲，乃至遭受财物损失等，那
就问题多了。其后果呢？是我们内部主管部门各执一词，推卸责任，可是却又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而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当事者，也就是被我们「运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们，全
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无名英雄」。像这一类的情形，单就工运方面来说，在南谱兄直接发展
的人员中，以及由高奎兄负责的「工运小组」里，都发生过，又何祇一两次。
此外，「运用人员」为工作、也是为抗战而牺牲的事，还多的是。兹据毕高奎「新一组」
组员曾在警界服务今已退休的施何成兄，于今年（七十二年）六月从美国来信提起往事说，
他记得是在二十九年派到上海后，由其个人向外发展，吸收了两位「运用人员」参加行动工
作，一位是张杏秋，一位是朱铁营。何成兄的信中虽未说明这是真名还是化名，四十多年了
他还记得那么清楚，也许就是本来的姓名。有一次由他率领张、朱二员出发，去袭击伪储备
银行，以示警告，不幸，张杏秋、朱铁营二员就在这次行动中殉国了。何成兄的信中写道：
「回忆往日化名，系包越人，其后复用彭钧。至于运用人员如张杏秋、朱铁营两烈士，因伪
储备银行事件殉国。」
袭击伪储备银行事，前后行动过两次，多少还有一点点印象，说到张、朱二烈士的殉国，
不仅我一人想不起来，连他们的组长毕高奎兄也记不得了，真是愧对死者，罪过、罪过！至
于张、朱二人的失事乃至于牺牲，我已全然不省其事，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一假定，很可能是
被捕房的人当场抓到，而后引渡给上海日本宪兵队，因为储备银行是汪伪新成立的，所以又
由日本宪兵队解到伪「特工总部」，最后就被他们杀害了。是否如此，有机会再问问施何成
兄，他知道的比他信中所写的一定详细得多了。
张杏秋、朱铁营二烈士，生前既然是「运用人员」，是否已呈报上级备案，实在很难讲，
如果没有案，那么他们二人在本局的「史册」上，很可能就没有「名籍」；果尔，我更应该
在此谨向张杏秋、朱铁营二烈士致敬，恭笔为之一记。
以下再节录施何成兄致黄志远兄信中的一段回忆：
「关于尚能记亿之工作实例──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九日，上级交给我一张二吋黑白像
片，像片内是三人并立，指定中立者为目标，于同月十一日傍晚在爱多亚路某大饭店前处理
之。到了翌晨见报，始知是邵范九。」
据另一资料记载，是十一月十三日在法租界自来火街西兴旅舍。
又据重庆大公报刊载：「中央社香港十四日电，沪讯，十三日晚八时爱多亚路发生暗杀
案，死者名邵范九，年三十余岁，在陈化鹏律师处任帮办，并在沪西汪逆机关中办事。十三
日晚七时许，应友约在爱多亚路老广东酒家晚膳，后与同膳者四人行到东自来火街时，各人
言语冲突，其中一人即拔枪向邵射击，共发四枪，俱中邵要害，当即倒地毙命，岗捕赶至，
拘获同行者一人，带捕房侦讯。」
以上三者的时间、地点和情节，虽有参差，可是这已经算是最真实的了。窃以为大家所
公认的历史记载，亦类多如此。
据了解，邵范九是邵力子的堂侄，也是本局某高级干部的妻舅，曾在本局某训练班受训，
也是团体中的一员，因变节投伪，乃奉命制裁，惟是否尚有别情，因系上级交办，故不得而
知。
施何成兄在信里又写道：「其次是二十九年初夏愚围路陈ｘｘ由弟处理，刘ｘｘ、夏岩
富相助，弟与两名白俄保镳搏斗脱身后，幸得安离现场，待回到大众医院时，娘娘说：『施
先生格只面孔像个死人。』可是这次失去了两支家伙。」
这个案子我可想不起陈ｘｘ是谁了，资料中也找不到。刘ｘｘ、夏岩富都是「新一组」
组员。大众医院设在爱多亚路，是黄志远兄与施何成兄他们的落脚处，「娘娘」就是姑妈，
是上海人对女性长辈或平辈的一种尊称。而这里所谓的「娘娘」，正是黄志远夫人的嫡亲妹
妹，大众医院就是她所主持的。实际上那个时候包括何成兄的夫人、志远兄的夫人及其妹妹，
都在义务的为我们的工作协力或是作掩护。她们虽然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但激于爱国情操
和亲属的关系，也一样的冒险犯难，义无反顾地从中帮忙。所以应该说，她们也是无名英雄，
而且更了不起，更令人钦敬。何成兄的信中最传神的一句却在「格只面孔像个死人」，可以
想见，在刚刚完成一件制裁任务并与两个白俄保镳奋身搏斗，幸获脱身归来的人，如何会有
好面色，我认为这比形容一个人的英勇更为真实也更具意义。「失去了两支家伙」那是说在
安全撤退及与对方搏斗中共损失了两支枪。
信中，还有几句：「再次，是二十九年初冬巨赖达路卢达之事。复次是善钟路杜格之事。
吾兄（指黄志远兄）与弟完成后，坐在法租界公共汽车内，险被两名法籍巡捕所缉，险啊！
至今想起仍如昨天一般也。」
卢达是何等样人以及是怎么一件案子，已不能记忆，一时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虽然查
出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制裁过一名卢鼎，可是「达」与「鼎」却有一字之别，为了免得张
冠李戴，此处只有先作保留了。
杜格是译音，法国人，任职于法租界公董局警政督办，有相当地位。因协助日人与我为
敌，故予以制裁。时在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地点是法租界白赛仲路二十四号门前。这又
与施何成兄信中所说的善钟路有所不同，这也许是路名字音相近之故。该案是何成兄亲自执
行，他对上海马路更极甚熟悉，似应以他的说法为可靠也。
施何成兄致黄志远兄信中结尾的一句是：「往事云烟，一时实难回想得尽。」那么，这段
故事也就此打住。
有关「新一组」的奋勇牺牲，刘原深兄曾提起一件听了使人哀痛的事，其大致情节是这
样的：「新一组」组员陶联芳（黔训班同学）同志，在一次行动工作中被捕后关在「七十六
号」，经过审讯、熬刑，总算渡过一次苦难。过了一段时期，在半自由的状态下，被迫遣往
湖州（浙江吴兴）为他们搜集情报。陶联芳同志就趁此机会与本局又联络上了，我们使用的
术语，称为「复联」。不意却被伪「特工总部」所属的「湖州站」负责人王鲁滨发觉了。这
个王鲁滨与万里浪有特殊关系，他的妹妹王敏原是打字员，被万里浪纳为别室，所以颇受万
某的信任，处事对人都非常混蛋而且跋扈。不知道是他的主意，还是受到万某的指使，竟尔
会同当地的日本宪兵队趁夜里把陶联芳同志捆起来给活埋了，只落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我们的同志，千百个死于敌后工作的又一例证。萧氏一家满
门忠贞
内勤同志们坐在一起泛谈，有位同志建议我：环境许可，不妨对外勤单位作一次普遍性
的视察，以了解各单位之实际工作状况，并沟通上下、内外意见，同时，亦可对各单位负责
同志，予以慰勉及鼓励。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在口头上，我是接纳了；不过，在心里，我却
另有想法。我认为：我们「上海区」上下、内外之间管道畅通无阻，有意见随时随地都可以
表达，用不着再事沟通。而外勤单位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和单位负责人见上一面，谈论几句，
就可以完全了然的，那只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至于说视察一回，就能产生鼓励作用，那也
未必，又何况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只要掌握到组织功能，其它都属于次要了。
目前，我所要做的，仍一本初衷，采取重点接触。二十九年初，为扩展行动队的编组，
曾和「第三行动大队」大队长蒋安华同学，多次晤谈。
我对安华同学的第一印象，就是以一个外地人能在上海滩上站得住脚，已经是很不简单
了。他的能力很强，自不在话下，最使人信赖之处，就是他的那种自动自发、奋勇不息的工
作精神。如果一定要找出他的弱点，该说是还在于与旧的社会结构，没有历史渊源，尚不能
打入地方势力的核心，因而在工作部署上，仍有未能深入之憾。说得更明白一点，像以伪上
海市长傅筱庵、资敌的恶势力张啸林等为目标的内线布置，就一直找不到可靠的线索和关系。
我和第三大队长蒋安华所要谈的，是一个主题、两项做法。主题在于加强行动力量，做
法之一：是希望他这个队在不扩充编组的原则下，增强实力，最好是每一个分队都具有单独
行动的能力。现有队员中，如有不适合于此项工作者，可调回后方受训或另派工作，也就是
汰弱留强的意思，其空缺可就地吸收递补。做法之二：是和蒋队长商量，能否推荐一个适当
的人选，另行编成一个行动大队，俾在必要时可与该大队联合行动，乃至相互策应。他对于
第一项，答应提出书面报告；对于第二项，他表示可要慎重的想一想，有无适当人选足堪胜
任，一时间还提不出来。
每逢与蒋安华会晤，事前都通过「联络站」萧杰英小姐的联系，而见面的地点也就在「联
络站」里。前文提到过，「上海区」设有许多「交通站」和「联络站」，由萧杰英小姐主持的
这个「联络站」，只是其中之一，该站的任务，除联络「第三行动大队」外，还与「忠义救
国军」方面保持固定的联系。说起来这也是有段来历的：「联络站」是以萧家为掩护，或者
说就设在萧家。当「上海区」前任区长周伟龙（道三）兼任「忠义救国军办事处」主任时，
萧家就是「忠救军」的联络处所，因而与「忠救军」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关系。笔者接任
「上海区」区长后，也就乘机利便仍藉此与「忠救军」维持半公半私的关系。自道三兄接任
「忠救军」总司令后，此项关系就益加密切了。因为我和道三兄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同班受训
期间，大家相处得不错，曾互作诺言，愿在事业上通声气、求合作。至于他到了抗战胜利后
搞了些什么名堂，乃至招来杀身之祸，我则毫不知情。这都是真话，也是闲话，不说也罢。
提到萧家，实有足道者，「英雄无名」应当为之一记。
萧家的家长萧焕文老先生，湖南人，抗战前，曾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抗战后，周伟龙
任「忠救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时，即主持对「忠救军」之联络。萧焕文老先生三女二子，都
与「军统局」的工作有关系。
大小姐萧淑英，人家都叫她萧大姐。她先生陈植琚，湖南湘乡人（一说是浙江杭县），
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毕业，曾任上海邮电检查所检查员。抗日战争初起，周伟龙区长调
派陈植琚为「上海大场地区战地工作组」组长，开战未久，陈不幸即被敌机炸死于战场，尸
骨无存，是为萧、陈两家牺牲于工作之第一人。陈去世后，遗有二子，均在椎龄，萧大姐不
但抚育遗孤长大成人，也继承陈君遗志，仍为团体效命。萧大姐长子陈兆揆，曾任台北市警
察局大同分局长，又调升台北市监理处长，现任台湾省政府参议。次子经商亦颇有成就，乃
苍天有眼也。
二小姐，不知其名，虽未正式参与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却多次利用她婆家开设于上海
南市的米店，作为工作上的掩护。其间，因「上海区」本身迭次发生事故，多少也影响萧二
姐的婆家受到连累。这在既无职守，亦无薪酬的情况下，实在难得；而他们从来连一句怨言
都没有。
三小姐萧杰英，年龄最小，均以三妹呼之，她就是「上海区」所属「联络站」之一的负
责人，也曾做过「内交通站」的主持人。当时的萧三小姐还待字闺中，与老父、大姐住在一
起，所以家就是「站」，「站」也就是家。三小姐聪敏过人，也颇有胆识，随机应变，尤其所
长。她为「上海区」前前后后应付过许多变局，均赖以化险为夷，得力干部也。民国三十年
底至三十一年初，笔者与萧杰英、蒋安华等数人，曾共过一场患难，其经过情形相当繁复，
三言两语很难交代明白，只好留待「英雄无名」第四部中再写了。
以上记的是萧家三姐妹和萧大姐的夫婿陈植琚；下面再记萧氏弟兄。
萧复权，上海光华大学毕业，曾任「忠救军」上海办事处秘书，后调为「上海区」直属
通讯员。我在萧家见过数次，但未深谈。抗战胜利后曾任淞沪警备总部稽查处课长；来台后
任职警界，历任外县警察局长有年，据闻现仍供职于台湾省政府，我们已有多年不见了。
萧张权，是萧家的小弟弟，在郑修元先生的手记中，他是「上海区」第七行动大队长；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应该是第八队才对。前此，不是提到请蒋安华同学推荐一个人，预备
扩大行动编组，再成立一个队吗？后来，他就建议我擢用萧张权。为什么说是擢用呢？因为
张权年纪太轻，资历不足，可是他却勇猛非凡、胆识过人。我认为能具备这些条件，已经难
求，就报上去请任为队长而获准了。
萧张权，当时年不过二十四、五岁，未婚，有浓厚的政治意识，无一般都市青年的不良
习气，纯真得十分可爱。因为他年轻，缺乏的是一点阅历。「上海区第八行动大队」的成立，
得力于蒋安华的协助不少，同时，蒋同学也诚挚的给予萧张权许多教导。
我赋予第八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上海地区外围各铁路线的破坏活动，尤其是京沪沿线。
其设想，是因为在上海市区以及两租界，已有好几个行动队的力量，足堪应付；事实上很需
要多作分散的部署，以扩大工作效果。
是在二十九年间，「上海区」指令第八队派员以上海至苏州段先作侦察活动，目的是在
复勘破坏目标。殊不知张权他自告奋勇的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了。事后得知，他是先搭火车到
苏州，然后再往回走，可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点发生了意外，竟尔音讯杳然，一去不还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总在半年以上，才证实他已惨死于苏州日本宪兵队之手。照萧张权
先烈的性格，以及他的尽忠职守来看，很可能是在坚不吐实的情况下，受尽折磨而杀身成仁
的，其壮烈可以想见。
以上是萧家一门忠贞，萧焕文老先生和他的二子三女一婿为我们的工作所受的不幸遭
遇，最凄惨的是长婿陈植琚、幼子萧张权都牺牲得连遗体都无有了！
上面提到「忠义救国军」，不由得联想到二十八年圣诞平安夜，志士马河图、岳清江、
丁宝龄三人奋勇制裁陈第容（明楚）一案。案中，不期连带着也把「忠救军」的叛离投伪、
曾任「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指挥官及「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指挥官的何行健（天风）
击成重伤，送医不治身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