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之功──进行制裁华北第一号经济汉奸汪时璟（见「北国锄奸」第六章）。没有多久，
不意又被便衣日本宪兵追踪而至，眼看实在无法呆下去了，这才辗转到了秦皇岛。在这里多
承「抗团」某一同志家属之助，冒着风险替他开了一张「开滦煤矿」的职员证明，搭乘一艘
运煤船先到上海，然后再取道浙赣湘黔去了重庆。这是二十九年三、四月间的事。此刻我虽
在上海，可是我们并没有联络。
有关「抗团」在平津一带的后续活动，我知道的更少了，那么就此打住，接着再说孙大
成到了重庆以后，以及他是如何再来上海的。
孙大成在重庆见到过戴先生，慰勉有加外，戴先生仍希望他能够再回到天津继续领导「抗
团」的工作。孙欣然接受，不过，有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可以保证一定能
突破天津的封锁线，安全的进入市区。后来，戴先生几经考虑，再征求大成的意见，愿不愿
意到上海去？
孙大成同志于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杀奸团」。「抗团」并
不是「上海区」属下的工作单位，它仍然保持着青年爱国团体的独特风格。可是上海并非「抗
团」发源之地，当然不如在天津那么兜得转，所以有许多地方它也需要「上海区」的辅导。
孙大成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曾见过一面，对于交通联络等事项，都作了约定，其后，就
交由助理书记刘原深兄直接负责联络与指导。关于「上海区」所给与的支持，只有每月法币
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无要求。而此一数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维持到三十年十月
止，迄未增加。
嗣后，「抗团」同志即陆续抵达上海，和孙大成同住一处者，有钱致伦、叶以昌、刘世
华等三人。其它如何敏信、阚津婉等诸同志则分散多处，与孙大成均保持「单线」联系。正
因为如此，所以每当发生意外事故时，除了失事那个小单位外，都不会有更多的牵连。这也
是上海「抗团」吸收了天津经验而育成的一大特点。
「上海区」本身的行动单位很多，我们协调的结果，决定「抗团」不做行动工作，而专
注于宣传、破坏与扰乱。所以「抗团」在上海，始终没有配备武器。至于他们所需要的爆破
器材，初时由「上海区」的「技术室」供应，后来则自制自用。这又是他们的另一特点。
「抗团」同志由外地陆续调来上海的，大约不超过三十人，可是他们却又在当地吸收了
三、四十人，最多的时候，全部将近七十人。人数虽逐渐增多，但仍能保持以往的素质，且
和先前一般的斗志高亢、气势昂扬，在他们的胸怀中所独具的，只有抗日杀奸的一颗忠心。
孙大成先是在派克路租了一间铺面房子，以开设复盛水电行作为掩护，同时也可以利用
这个地方，存储一些「原料」和「工具」。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可就奋不顾身的干
起来了。
起初，也许是这般纯洁无邪的爱国青年们，看不惯上海租界里的纸醉金迷，而出入于那
些场所的又多半是一批汪伪新贵，所以有一回是在二十九年圣诞节的平安夜，他们一面派人
在南京路等各繁华街道大量张贴抗日传单，同时又在五、六家舞厅都放置了爆炸物，制作时
预期的杀伤力并不强，旨在示警而已。不意届时果然全响了，据传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这却是始料所未及的。事后检讨下来，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除精神可嘉外，并不值得鼓励，
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特定的目标。
三十年四月十六日，上海「抗团」同志罗长光、刘世华、黄克忠等三人，在几度观察之
后，发现位于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的两家电影院，出出入入的全部是日本人，其中且有身
着制服的日本军人，于是引起动机，经过一番策划，准备炸它个落花流水。不晓得他们是那
里弄来的服装与道具，假扮成运送瓶装饮料的工人模样，乘机混入这两家电影院，将两枚定
时爆破装置分别放在黑暗的墙脚底下，就安全撤退回来了。时辰一到，两家戏院同声作响，
这件事总算做得干净俐落。
其后，日方把这件事称为：「东和剧场惨案」。原来这两家戏院一名「东光」、一名「融
和」，故并称为「东和」。据日方透露，该一事件共有二十三人伤亡，全部都是日本人，其中
有几名是日本宪兵。是否另有高级日本军官在内，则不得而知。
这件事，从两国交战的角度看，做就做了，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有机会能够给他们一
点教训，应该之至。若是和「南京大屠杀」、「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比起来，那更是微不
足道了。
三十年六月二日及七月二十六日，抗团同志前后两次、在法租界马斯南路破坏日方经营
的「合同百货公司」，为该公司造成相当的损害，而且第二次要比第一次来得更猛烈。在这
里我要说一句不太庄重的话，他们干这一类的事，好象跟玩耍一样就做完了。
三十年六月十一日，上海「抗团」同志干了一件「虎口拔牙」的事。在法租界金神父路
原有一处三井株式会社的宿舍，后为「上海日本宪兵队法租界宪兵分遣队」所占用。那天夜
里，「抗团」出动了李鑫、孙克敏、刘世华等三人，在夜色低沉中，避过岗哨，由一人翻越
围墙，二人警戒接应，把一颗定时爆炸物摆在窗户底下，仍循原路退了出来，幸能完成布置。
别看说来这么简单，做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了，一旦有失，那还了得。不知道这要有多么大
的勇气才成！
此案结果：炸毁宿舍数间，重伤日本宪兵一名，但日本方面却声称「无恙」。
三十年六月间，侦察结果，发现敌军时常利用虹口公园内的室地，集合讲话、上操演练，
偶尔也有官阶较高的人到此举行检阅。上海「抗团」负责人孙大成认为机会大好，乃拟定计
划派出缪维、黄克忠（又名黄瑞堂）二人，先在虹口公园附近，打通了「香烟阁子」（独立
小木屋）的人，就开始分次运送爆破器材，预为存储，准备执行时再行装置。因恐运送不便，
以及避开检查等可能发生的意外，这应该是最周到的设想了，不料仍然发生了重大的不幸！
照记载，说是：「正拟突前投掷，因敌军戒备森严，行动必需特别迅速，仓惶间不幸炸
弹走火，以致黄、缪二同志当场壮烈成仁。」
七十二年十二间，笔者曾与孙大成老弟小聚，也谈起这件事的片段，我们所着重的是如
何才发生的意外？据大成回忆，当时究竟是怎么样出的事，一直到现在也不能肯定的下个结
论。也就是说：是在装配时不小心自己弄响了的？还是在进入虹口公园的途中不慎因磨擦、
碰撞而响了的？也有可能是在手持「爆破装置」未及放置前，即被发现，而在敌忾同仇的激
动下故意引爆、以求与敌同归于尽的？因此，才会有记载中的「数名敌军戒哨，同时伤亡」
的说法。
循此，再作深一层的探索：假定是在装配的过程中就失慎起爆的话，那么他们所借用的
「香烟阁子」必定受损，事后人皆可见，不解自明，用不着再多作推断了。如果是在装配好
了之后，二人携带着爆破装置走入虹口公园的途中，无意间弄响了的话，那只有炸了自己，
不致于有数名敌军同时伤亡的事实。倘若他们是在公园里放置好了之后才爆炸的话，那么缪、
黄二同志当可安然归队，不致于粉身碎骨而牺牲了。所以说：以自行引爆而同归于尽的成分
为最大。
三十年八月一日，经过日本的穿针引线，德、意等数国对汪伪政权，作外交上之承认，
汪伪受宠之余，遂在京沪杭各地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大会」。「抗团」同志闻之乃大为恼怒，
为伸张民族正义，维护国家尊严，非有以惩罚不可。他们会商后，决定派李鑫、张仲华（又
名张志炘）、黄昆三同志。身怀自制炸弹，前往沪西兆丰花园大会现场，准备予以扰乱与破
坏。此处，档案中有一段纪录，大意谓：「有人以为会场人多混杂，进去容易而撤离时恐受
阻碍，何况当场引发投掷，在人群拥挤下，往往会丢不出去、或是扔不远就爆炸了，果然如
此，就难免伤及本身，不可不慎。李鑫同志慨然表示：『大会上敌伪首要毕集，纵然自身不
免，亦不过三人，如能趁此机会得以聚歼群寇，岂肯失之交臂。』闻者亦为之肃然动容，张、
黄二同志也表示愿以必死的决心，同肩效力，遂慷慨前往。」
果不其然，大会为爆炸声所骚动，与会者竞相奔走作鸟兽散，可是我们的好弟兄──李
鑫同志竟尔与弹共亡，当场殉难。据大成弟当面和我说：「我们有人看到，当时李鑫同志虽
炸得腹破肠流，奄奄一息，犹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不止。壮哉！痛矣！
出事的现场，张仲华同志走避不及彼捕、黄昆同志混乱中失纵；被捕者的命运如何？失
踪者有无下落？我可就不知道了，容我再问问孙大成老弟，有资料，再为补充。
事后，在日方所发布的新闻中，把扰乱「庆祝会」的结局，列为「自毙」。
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海「抗团」并不因为两次失事而气馁，于是再接再厉在公共租
界福州路三二一号以及虹口两处，同时将专售敌伪书刊的「三通书局」本店和分店予以焚毁，
只烧得好久不能开市。
三十年十月十四日，孙大成弟为研制爆破剂发生意外，不幸炸掉了一只手臂，可是他并
不在乎，他就是用另外一只手为国效命四十余年，而今仍在工作岗位上。最使人敬重的是，
几十年下来，从未听他说过报怨的话。
再说他的手是怎么炸掉的：因为虹口公围、兆丰花园两次爆炸案，都有同志牺牲，虽不
一定由于爆炸物的性能欠佳有以致之，可是他总想研制一种更精制的「产品」，以应广泛需
要。等他配置完了以后，在程序上必须「经过试爆」才敢放心使用，所以就拿了一小包（块）
放在电车轨道上，看看猛加压之后响不响。不料试了之后竟尔不灵，他不就此作罢，又把那
块东西拿在手上摆弄，就是这个时侯，猛然崩的一声爆炸了，他也昏迷过去了，等他醒来时，
已经躺在广慈医院的犯人病房里。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钱致伦、叶以昌二同志。
迨至十一一月八日，珍珠港事变，日军进占法租界，孙、钱、叶三同志同时由医院被解
到虹口日本宪兵队本部，幸而没有认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虽然尝尽了百般折磨，总算留
下了一条性命。如果要问他们是怎样才从地狱里回到人间的，那又是一篇极为曲折的传奇故
事了。说来太长，用一句话交代吧，他们是被我们「上海区」于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在爱多
亚路光华戏院对面，制裁过伤而未死的那位陆xx 之夫人，大家称为「陆干娘」的花钱把他
们「运动」出来的。她为什么？这又叫我如何回答才合适呢？
孙大成等彼捕后，「抗团」在上海的活动并未中断，继续由祝宗梁、袁汉俊、吕乃灏、
刘世华等分别负责，活跃如初。惟在胜利前仍失事多次，迭有牺牲。
目前，「抗团」份子的足迹遍及全世界，分布于社会各阶层，他们永远都是最优秀的。
笔者引为莫大遗憾的，实在是知道的不够完整，事迹方面，必有遣漏；又为了顾及身陷
大陆，同志们的安全，也不敢畅所欲言。
内容提要
「大亨」是有财有势的特殊人物，只产生在二十年代前后的上海租界。如果中国领土上没有
外国租界的存在，绝不会有此辈人物的出现。
这般人物代表?畸形社会的潜势力，单就其根性而言，善与恶是不成比例的。
上海特产的「租界大亨」与外国货「黑社会头子」有区别：「黑社会头子」专以作奸犯科为
能事，惟利是图；「租界大亨」已成气候，除了利，尚且沽名钓誉，在行为表现上，虽力趋
上游，可是谁知道他们的手洗干净了没有？
张啸林者就是「租界大亨」，在他当时得令之际，虽说不上呼风唤雨，但?也为所欲为，的确
风光过好长一阵子。抗战后，因为他通敌有据，而又不听政府劝导离开上海，乃下令予以制
裁。
「上海区」奉令执行本案，「第二行动大队」报称已获得内部线索，惟独缺其人之姓氏。未
及一月，至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张啸林果然被他雇用的保镳击毙于其自宅楼上。
事发后当晚，第二队始在书面报告中首次提到执行人林怀部的名字。「上海区」据情转报后，
旋奉电嘉奖，乃成定案。数十年来亦从未有人对此有所怀疑。
当笔者于最近复校旧稿时，由于主观愿之淡消，愈觉得案中疑窦颇多，诸如：事前执行单位
未依照规定将布置妥当之内线关系人的姓名报区备案；事后林怀部被捕羁押于法捕房时该队
曾否与之接触？迄无下文；抗战胜利后，传说林怀部已获释出狱，惟「军统局」以下各单位，
始终不知道有谁见到过这个人？更谈不上加以安置。
林怀部打死张啸林是出于一时激愤呢？还是受命后的计划行为？谁也不敢肯定，如果说是有
计划的，难道说他没有想到事后走不掉吗？?然早已抱有必死之决心，那又何必非等到挨了?
才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