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全是私底下的个人之见，早就想找个机会表达出来，好让局外人也了解一下做特务的
心理状态如何？又有些什么感受？固然，我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特务工作者，可是最少我干了
一辈子的特务工作。
抗战前后，尤其是到上海后这一两年，实在「杀人」太多；在工作立场上来说，当然有
其可资评估的某些价值，但毕竟不是一件可资炫耀的美事，自然也大可不必引以自豪。
笔者在本书自序中曾说过，根据不完整的统计，「上海区」两年来制裁大小汉奸一百余
名，格杀日本武装官兵四十余人，另外破坏敌方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五十余件次，当然，
其中亦必有死伤。原意，这只是一种内容的提示，并无夸耀之用心。同时也毫不掩饰的说过，
在本身方面，仅就工作同志们个人牺牲而言，其中为国捐躯、受刑伤残、身陷囹圄者，总数
亦超出两百余人。所以笔者曾悄悄透露心声说：「行动、破坏，总免不了烧杀，就是本人，
也有时觉得心存不忍。」
说到「不忍」，的确有这种事，绝不是唱来好听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做过带兵官，亲
临战场打过仗。有一年，在火线上，正处于两军对峙状态中，午夜时分，忽闻部属门外喊报
告，唤进来后，顷耳一听，原来拿住「奸细」了。连忙带进来问话，殊不料这个人死硬不开
口，一句话也不肯回答。那年我的朋友才三十多岁，血气方刚，性子尤急，一时火起，拔出
枪来对准这个人的脑壳大声说：「我再问你，如果你不老实的回话，我就开枪毙了你。」眞是
铁打的心肠，称得上好汉一条了，此人竟把双眼一闭，大有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这一下可
把我的朋友惹恼了，一搂搬机，砰砰两响，果然把这个人当场击毙于阶下。像这种事情会在
脑子上烙个印，其深刻可想而知。所以当他八十岁的那一年，和笔者聊天时说：「我一生无
憾事，只有那一次，一时冲动杀了一个人，五十年来仍耿耿于心，始终忘不了。」
本来，在战场上有原有故的打死个把人，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太不算一回事了，可是这
要看摆在什么人的身上，有的人杀人如草芥，无动于衷，有的人如同我的好友一般，终生难
以释怀也。
回头再说我们。我们就是我和我的同志们，实际上，皆不好杀，更谈不上嗜杀，甚至于
以杀人为乐等等。之所以非杀人不可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作战」。谁都知道，打仗没有
不死人的。
不管别人如何看法，我个人总觉得，在战争中的人与承平时的人，大有悬殊，平时的人，
在人权维护下，可以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战争中的人，只不过是一块石头，一根木头，打
击对方的器具，挨打的活动靶子而已。如此看来，人的生存价值，却被战争贬低了、削薄了。
此所以有「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民」的话，眞是慨乎言之。
战争虽不是一件聪明事，可是自古以来就有战争，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的今天，世界上还
有好多处的战争尚在进行着；如果说战争是件傻事吧，倒也不见得正确，别的不提，就拿八
年抗日之战来说，当是一场反侵略、图生存的神圣之战，非打不可，甚至于准备打得宁为玉
碎，亦在所不计。于此可见战争的主观因素，如国家兴亡、民族存续等才是不惜一战的推动
和决定力量。
反复说来，笼统设定，战争自有其不可避免的道理，限于程度，我还不够谈论这些。
现实的问题，我们旣然干上特务，又碰上战争，那也只有随着大流做我们所该做的了。
至于「该不该」，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选择。
戴雨农先生领导下的特工，非常着重于行动工作，这也可以解释为是一项政策。自有其
一定的时代背景，不得不尔。因而他曾经强调的说过：「非大流血不足以寒敌胆」。这句话见
于他打给我的电报中，原文是：「前次王事（注：指的是二十七年北平制裁王克敏一事）之
失败，实我行动同志缺乏沉着与决死之所致也。今后行动应具必死之决心，集中全力，孤注
一掷，非大流血不足以寒敌胆，而发扬我民族抗战精神也。事成当以重奖，请以之激励同志
为幸。」
「大流血」不完全是打得敌人流血，自己本身也要不惜多流血；流血的意境，高远深奥，
很难作一界说，想是：多死几个敌人，多牺牲一些同志，但求能产生正面效果，成功固佳，
失败中亦自有成功也。不知道如此解释得体不得体？
写到这褢，想起一个笑话，有人传说，早年「军统局」内部，非常忌讳「一将功成万骨
枯」这句成语，所以同志之间谁也不愿意提到这句话。笔者忝为「军统」老同志，只因做外
勤的日子多，所以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眞有这回事？查考下来，这原是一首唐曹松己亥岁诗，
诗云：「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全诗调门
偏低，或有导致意志消沉之虞，在鼓舞昂扬士气的彼时，的确不大适宜。不过，说到「一将
功成万骨枯」，古今中外一般，实情如此，并非虚言。
掌握政策的，任何机构大都属于高阶层的事，以「军统局」而言，三二人襄助，一人裁
决而已。如外勤单位的区、站长，半上不下，是些后知后觉的执行者，全部的政策纲领如何，
并不完全了解，欲求与上级步伐一致，则全赖自己揣摩，路数走得恰到好处，刚巧合上辙，
那就算对了；一步超前落后，轻则受讽刺，吃排头，重则可能重到吃罪不起。
这是我事后多少年才慢慢省悟出来的，别人感觉如何，没有认眞的提出来交换过意见，
当然不会产生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么算我敏感就是了。
当我在上海当区长时，三十岁刚出头，嫩得很，有心机，可并不懂得如何运用。同事间，
用不着这一套；对上级，小心谨慎尚且揑一把汗，那里还敢出什么点子。而实际上，单纯的
也只想把肩负的工作做好，根本上还顾不得为个人做任何打算。说出来也许很难使人相信，
从那个时候起，就不想升官换纱帽，而且连往上爬的意愿都没有。一心向往而日夜萦怀的，
是如何把本身的阵营调整到固若金汤，与敌伪周旋到底，至于说，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才
能结束，想都没有想过。
大概是在二十九年底至三十年初，「上海区」的工作日益活跃正处于巅峯状态时，我的
朋友胡永荃兄劝过我，他说：「上海终非久留之地，我看还是见好就收罢。」他固然出于好意，
可是我听不进去。况且这也由不得我，上级叫我留，我走也不能走，一旦上级调我走，我是
一日不敢留。他是局外人，那里晓得这么多规矩。而我个人的心意，却恰恰与其相反，我并
不希望调动，很愿意继续无限期的留下去，因为我干得正起劲。还有一句说出来不怕见笑的
话，当一个外勤单位的主管，有绝对的指挥权，颇能满足人所共需的支配欲，另外，虽仅仅
回旋于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天地中，却仍有其自由自在之处。
上面这番话且把它当作心血来潮，接下去，不如深入的谈谈「行动工作」的意义，及其
正反两面的作用。这完全是一己之见，并不代表什么，也代表不了什么。间或与戴先生所持
的观点不尽一致，好在也都是几十年前的旧话了，多说几句料也无妨。
在拙著「英雄无名」全书的「卷头长白」中，对于为什么要做「行动工作」一节，曾作
过诠释，那是说：「我们一向讲求法治，国民犯法，自有律条，为什么不通过司法程序，依
法论罪，非要用特殊手段加以制裁不可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正确答复是：「由于地域环
境之不同，无法行使司法权力；或是限于国际间不平等条约束缚、丧失治外法权时，为维护
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当然不能坐视国之蟊贼逍遥法外，庇护于敌人羽翼之下，甚而凭
借外力，继续进行其祸民殃民的罪恶勾当，故尔不得不适应现实之需要而断然出此。」
以笔者参加过或指挥过的「行动工作」的实例作为说明：其时间，只在抗战前后，也就
是自民国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底的十年中；其地区，也只限于不在我政府统治或管辖下的特殊
环境里。更具体的说，其中包括北平的「东交民巷」、天津的英、法、日各国租界以及上海
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等处，至于法属安南的河内，那是外国领土，情况尤为特殊。此外，也
就是抗战进行中的沦陷区了。论及其事实，虽已详述于本书第一二两部，在这里无妨再作提
示如下：
二十二年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北之后，复图掠夺华北甚急。过气军阀、前湖南
督军张敬尧受日军指使，潜入北平图谋不轨。虽然明明知道他潜伏在使馆区「东交民巷」里，
可是又不能去逮捕他，怎么办？
二十三年冬，通缉要犯、前西北军将领曾任宁夏省主席的吉鸿昌，藉抗日之名，据察热
一带勾结共党，大搞武装势力，且掉转枪口，公然对国军开战，之后虽投降就俘，但却在押
解途中脱逃了。迨吉某潜至天津，藉租界为掩护，公然倡乱，能任其猖狂吗？
二十四年冬，原任河北省滦渝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本军阀怂恿下，背叛国家，
竟僭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于通县，凭借外力窃据冀东二十余县市，居然沐猴而冠，做
的全都是「里通外国」叛国殃民的勾当。政府虽明令通缉，但却无法缉拿归案，欲求绳之以
法，这又该当如何？
二十七年春，北平已然沦陷，以王克敏为首，由日军扶植的华北伪政权正助桀为虐倒行
逆施中。我英勇同志冒着万险，在敌伪严密防卫下，予以痛击。此一勇敢作为，石破天惊，
谁曰不宜！
二十七年底至二十八年初，汪精卫发表艶电，竟和日本军阀相呼应，动摇抗战根本。河
内之一击，想是一个最痛苦的决定；而汪的另组伪府，更是不智之极。这件事虽迄今议论不
息，可是做都做了，那就请明辨是非吧。
以上所列举的许多事实，也足以说明采取行动之所必要了。
到了二十八年秋至三十年冬这段时期，我们在上海的行动工作，雷厉风行，制裁的人数
增多，其一般地位则降低，这绝非滥杀，而是执行上级所制定的一项政策，政策的基本要求
则在于树立声威，以期产生吓阻作用也。
骤风雨中没有不挟带尘沙的，行动案件多了，如果说每一个对象都万恶不赦，毫无可恕
之处，那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旣然说到这一层，那么就一道心灵上的
感受。
一个三军统帅，在他一声令下，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化为灰烬，相信，他是在奋勇杀
敌，多多益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死伤的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所以在心理上也不致有什
么负担。行动工作则不然，个个都是固定对象，虽兢兢然惟恐有误，可是也不能说一无意外。
一旦发生了意外，除了责任之外，良心上又将何堪？
同志间，指挥或执行过行动工作的，在谈论中偶而也会触及此一问题，大多是不愿深谈，
像这种情形原因固然复杂，敢说，其中总有不安的成份。单以笔者所经历过的事情来说，已
经足够令人难堪的了，若是再多想想，那又何只难堪而已哉。
「北国锄奸」、制裁共党匪徒吉鸿昌一案，目标只在吉某一人，料不到中弹身死的却是
刘绍勷。差误究竟出在何处，所有的可能我们都已检讨过了，可是始终找不出一个正确的答
案。另一个问题是死者刘绍勷的身份：查证后才知道他是西南方面派到天津、参加反中央活
动的代表；本来，西南与中央就有许多风风雨雨，这么一搅合，岂不是中央杀了西南的人？
其实，在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晓得刘绍勷到天津参加「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这回事，
从来也没有奉到要制裁刘绍勷的命令，由于阴错阳差，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误会。
还有呢，有一年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了友人何君，彼此都了解对方的底细，也就没有避
讳的叙叙旧。谈下来，原来死在天津国民饭店的那位刘绍勷先生，就是何君的老泰山。这有
多么尶尬。虽然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总觉得对我朋友不起。
另一件，发生在三十三年的上海，有一天我到马霍路「余祥琴律师事务所」去找余祥琴
兄有事，可不是为了打官司。写字间在楼上，后面有一间小客厅，是专为朋友们「办事」而
设的。有时候聊天，有时候打牌，也进一步作为「密议」之所。这一天，在座的另有一人，
我不认识，于是余祥琴兄为我介绍说：「这位是张法尧律师，我们是同伙。」紧接着他又加了
一句说：「你老兄知道，张律师的老太爷就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张啸林张老……」
好了，我听到这里已经不自在了，担心的是，张法尧如果脱口说一句：「家父遇害，原
来就是台端的主使。」那时节，我虽然可以义正辞严的讲上几句，但终究不是一件大家愉快
的事。
七十三年元月，同难老友盛郁（礼约）邀我一叙。盛礼约兄和我在上海、杭州共患难两
年多，相处得很好，可以说颇有交情。在台湾，他是大学教授、财税专家、名会计师，各有
生活圈子，过从不算紧密。他约我见面，想必有所为也。其实，在没有会晤之前，我已经知
道他要谈什么了。
他知道，我也知道，几十年过去，我们从未揭开来谈论这件事。这一次，总要谈谈。
兪叶封是盛礼约的岳父，兪去世的时候，盛还没有结婚。当然，兪家的专，礼约兄自然
比我清楚的多。
据礼约兄告诉我说：「家岳的确去过香港，是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陪他一起去的。在
香港，家岳见过杜先生，但态度颇为冷淡。至于他们究竟谈论些什么，可就不知道了。至于
外间所说的家岳见过戴雨农先生一节，那恐怕是传闻。」
礼约兄郑重的说：「上海总商会会长，是王晓籁先生。家岳没有当过『上海总商会』会
长。」对于这一点，我当场并没有和礼约兄辩白过。等我回来之后，再为查证，王晓籁的那
个「上海总商会」，在战前就有，到了上海沦陷之后，仍继续存在。此外，是否还有个新的
「上海总商会」？我有心再去找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礼约兄又说：「家岳的生意很多，认识的朋友不少，从来都不涉及政治，所谓参加『新
亚和平促进会』，恐怕不是事实。」
关于兪、张之间的关系，礼约兄也有解释，他说：「张啸林称家岳为大哥，早年，是家
岳把他拖到上海来的，他之能在上海称雄，得力于家岳之处不少……」。
礼约兄感慨的说：「家岳未曾任过伪职，的确没有什么通敌的事实，政府这样对他，未
免有点过份。」
平常，照礼约兄的性格，是不会说这么多话的，可见他的确是有感而发了。
当时，是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谈论这些事，实在不大合适。记得，我曾经对礼约兄
表示过：「除了不能否定我自己之外，关于令岳这件事，我愿意照你的意思做任何事。」为什
么？盛礼约兄正人君子也。
此外，不好受的还多，因行动工作连累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也不是没有，想
起来都觉得罪过。
二、铲除巨奸寒敌胆树立声威
朱升制裁傅筱庵，与林怀部打死张啸林有所不同，张案的全部过程，迄今存有不可解的
疑点，傅案层次分明，虽然有些遗漏了的细节，但却一无矛盾。
「第二行动大队」事先就有书面报告，报告中具体的陈明，已「打通」了傅某身边的佣
人，名叫朱升者，正待机行事中。这「打通」一词，是工作上的术语，其一般程序，就是在
认定对象后，经过双方重要关系人或本人的当面接触，提出彼此的意愿，得到相互认同，所
获致的最后结论，就叫做「打通」。更明白的说：第二队的人与傅筱庵的仆从朱升搭上关系
后，第二队认为由朱升俟机制裁傅筱庵再合适没有了，而朱升也了解到和他接触的对手（第
二队）也正是他所要觅取的对象；当第二队向朱升提出要他「干掉傅某」的意向后，朱升毫
不勉强的完全同意了，随之，朱升也表示希望事成之后，能够得到五万元的奖金，第二队也
同样的承诺了。这件事也就是这样「敲」定的。
傅案最大的特点有二：其一，是事先要求发给奖金，这在我所指挥的行动工作中，应属
首次。不过，朱升自动提出是在「事成之后」；此外，他所获得的只是一项口头承诺，并没
有什么具体保证。这又与西式的纯买贾交易不大一样，也就是说，其中多少含有「汉奸人人
得而诛之」的意向。其二，是一拍卽合，两厢情愿，旣未动说词，也不带瞒哄，这该是本案
成功最切实际的要素。
五万元，在二十九年的上海，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用来买米，有几千担之多；拿
它置产业，以租界里普通公寓房子为例，也是够买上好几幢；如果想做点营生，只要规模不
太大，用以创业，并不嫌短绌。
在第二队的报告中，特别为这一点请示，我鉴于该队已作承诺，也就权宜的答应下来了，
当时并没有考虑到，万一上级不准该当怎么办？可是那又为什么不根据第二队的请求原案转
请上级核示呢？我怕失去时效，又惟恐节外生枝，如果对上级直言此人要求事成之后发给奖
金五万元一节，总觉得事无前例，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另一方面，多少也带点表示自己有决
断、有担当的好胜心理。当然，我也有个估计，一旦眞的能够成功，上级支持我们已作的承
诺，不致有问题。
我还记得，第二队的报告，虽照例由队长赵圣署名，可是报告中言明，这件事的肇始及
进展，完全走由分队长陈默同志经办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对陈默有印象。
外间传说，傅家的佣人朱升与杜家的门房是山东同乡，平日就有过从，因而搭上了关系，
其后才谈开来的。惟事实上是否如此，在第二队转上来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层。
写到这里，笔者顿有所悟：在当时，凡是牵涉到杜家的事，第二队总是一笔带过，略而
不详，到现在我才明白，并不是第二队的同志们想打马虎眼，其用意，是想把杜家的关系撇
得干干净净，以免沾染上是是非非。其间，显然是有原则的。只因笔者太嫩了，还理解不到
那么多。这虽然是两句闲话，可也都是实情。
再说朱升进行制裁傅筱庵的事。第二队的报告，是在张啸林一案发生后不久，大约九月
下旬报到区本部来的，其后，经过两三次查覆，已是十月初了。
区书记齐庆斌兄无论处理什么案件，一向不动声色，很不容易在表情上看出他所持的态
度，对于傅筱庵一案，也是一样。关于事成之后发给奖金五万元一节，他不表示意见，我曾
经问过他，他说：「答应了就履行，这又有什么问题。」
朱升何时行动，并没有预定的期限，这的确要看机会；没有机会急不得，有了机会失不
得，完全系于朱升一身。我们事先不只一次转询朱升需要什么支持，他说：「你们使不上劲」。
旣然如此，我们也只有殷殷的期待了。也有人问过：「你们为什么不想办法、造机会？」说
来惭愧，我们没有这份本事。
双十节和平常日子一样的过去了，因为环境不容许我们庆祝。没料到就在双十节的第二
天-----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交通员取回来第二队的书面报告。
报告，是用明文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不用密码，也没有暗语，而且连封套都不加。这张
小纸条比普通的八行信纸还要小的多，折折叠叠，成长条状，大约三四分宽、七八寸长，再
把它编成三个连在一起的方块，这表示是「最速件」。照规定，交通员只能尽快的传递，绝
不许打开来看一眼。
在我还没有到达第一办公室之前，区书记齐庆斌兄早已把这份紧急文书打开了，同时他
也把转报上级的电稿拟好，等我看过，马上就可以发出。
第二队的报告内容非常简单，主要的是说朱升已完成使命，刻已安全脱险，正由陈默同
志等护送至浦东途中，俟到达安置后，再为详报。
看完报告之后，我和庆斌兄双目交投，微微一笑，彼此似乎都为做成功一件工作而感到
一阵轻快，可是为时非常短暂，一想到还有许许多多做不完的工作堆在眼前时，不由得又绷
得紧紧的了。
于是我请庆斌兄覆函第二队先予以慰勉，并责成该队对朱升义士妥为照顾，在情况许可
时应卽将朱升义士送至后方为宜；倘如他另有投奔之处，则依其意愿可矣。
此外，口头上，我告诉庆斌兄，有关已作承诺之五万元奖金一事，在第二队的后续报告
到区并获得完全证实后，我会另电戴先生核示，稿子写好了再请你过目，看看是否妥当。
傅筱庵被杀的事，发生于十一日清晨三点多钟，早报上好象都还没有，晚报上全注销来
了。而且有些报馆，早在中午时分就在各马路冲要地区贴出了「号外」。这件事千眞万确，
已无疑问。下午四时许，第二队的报告也来了，这是陈默同志把朱升同志护送到浦东安顿好
了回到租界之后，口头上报告过赵圣队长，再由赵圣用书面转到区本部来的。
书面报告上所说的，和报上所刋载的大致相近，其细致处，报上所描绘的比报告中所述
说还要详细。此一消息当时上海的日报、晚报、大报、小报全有，只可惜现在找不到了，兹
承裴可权兄觅得一纸重庆大公报的剪贴，其文如下------
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重庆大公报中央社香港十一日电，沪讯：「十一日晨，虹口敌军防
区内，发生一钜杀案，被杀者为沪伪市长傅逆筱庵，当时卽伤重毙命。消息传出后，全市人
民无不称快。
「查傅逆筱庵被杀地点，系在虹口祥德路二十六弄二号寓所内，距日本海军陆战队极近，
平日警卫森严，除派有伪警卫队二十余名在屋宇四周驻守外，并雇白俄籍保镳十二名保护，
傅逆睡眠时，则由保镳在卧室外警卫。
「十日晚，傅逆在法租界亲友处聚宴，至十一日晨三时始返寓所就寝。其妾住居后房，
至四时许，妾闻异声，急趋前探视，发觉傅逆满面流血，计中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颏、
一在颈部，尤以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几将割断，下颏则削去一块，眼球亦将挖出，气息已无，
凶手逃逸无踪。
「敌方得报，卽派员调查，认为傅逆门禁森严，外人绝难轻易出入，乃检查室内，发觉
一老仆名朱升，又名陈中南者，已失踪。敌除在虹口一带特别戒严搜查各居户外，并派员会
同租界巡捕至南京路某号朱之寓所搜捕。据同屋人云：朱夫妇已于周前迁移，不知何往。
「据悉，朱系山东人，年四十二岁，傅逆于民国十六年被国府通缉避居大连时所雇，随
傅逆已十三年，来沪后任傅逆卧室清洁工作，月薪二十二元。
「朱于杀傅逆后，乘自行车出门逃逸，途中曾遇另一女仆，诿称已辞职返家云。傅逆被
杀后，敌伪均极为震惊惶恐，除电伪政院报告外，并严缉凶手，悬赏五万元，敌方并令京沪
火车停驶，以便搜缉。
「傅逆尸体，仍停寓内，何时入殓，倘未定期。按傅逆名宗耀，字筱庵，年六十九岁，
浙江宁波人，前清ＸＸＸ（字迹不清），历任江南造舰所监督、北京政府官办内地自来水公
司总理、中国银行监理、上海造币厂监督、国务院高等顾问、上海总商会会长、招商局总理、
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四明银行董事、美国钞票公司驻沪华经理、汉冶平股东联合会会长兼
董事会副会长。民国十六年因援助孙传芳，被国府通缉，逃往大连。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十六
日，继苏逆锡文任沪市伪市长，迄今适足两年。平日为虎作伥，鱼肉市民，出卖国家民族，
甘作敌人走狗，为汉奸羣中巨憝之一。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一度遇刺，其保镳被击毙，傅逆则躱避幸免，此次
卒被刺死，为国家除一巨逆，为民族除一罪魁，全国人民闻之无不欣然称快，可谓国庆声中
一幕庆贺喜剧。尤以傅逆被杀地点，在虹口敌军势力范围内，敌竟不能保护一傀儡，自不得
向租界方面有所借口矣。
「傅氏有一妻一妾，妻Ｘ氏，于去冬病死，妾张氏，华北籍，现已扶正。有子女各一，
女嫁通商银行经理宋有圭为妻，子名品圭，任中汇银行总稽核，有子九女四。傅逆原定二十
四日东渡赴日，参加所谓东亚大都市联盟会，不料竟先期而死云。」
以上这一节中央社的新闻报导，是我见到过的公开资料中，最详细的了，虽不敢说是最
确实的，我看也是最接近事实的了。兹再配合其它资料，就报导中所涉及的加以补充及说明：
傅某在虹口的寓所，并不隐密，过路的人，也会看得出其中住的一定是个「要人」，因
为普通老百姓，谁家能有这种「排场」。「上海区」有好几个单位都前去侦察过，咸认为难以
接近，动硬的，说什么也不行。至于傅家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那倒不在话下，照我们的
经验，一般小小不然的事，他们不会管。
傅家的警卫队，专门为保护傅某而设，伪市府挂名领饷而已。这批警卫并不是从什么保
安队、警察局调来的，所以比较专责，也就是相当认眞。报导中说并雇有白俄籍保镳十二名
一节，可能会有，也许没有这么多。不过，里里外外几十个人，已经够唬吓人的了。
说是连晚上睡觉，都有人在外头警戒，我看未必，卽便有，也执行的不够严格，否则朱
升怎么会得手之后还能离开现场大摇大摆走出来。
关于十日晚上傅某在法租界亲友处聚宴一事，传说不一，有的说：「一天晚上，傅筱庵
和周文瑞、魏晋三等一班朋友，同在盛老三宅内，临时把越剧（绍兴戏）名伶姚水娟拉来，
演『盘夫索夫』一剧，兴高彩烈，直至凌晨三时以后，傅才回去。」又有一说：「十月九日夜
晚，傅筱庵坐了装甲汽车，去应日本人的宴会。散席后又到盛老三家里，临时拉来越剧名伶
姚水娟，在酒筵之前演出『盘夫索夫』，他和一般朋友喝得酩酊大醉，尽欢而散，清晨三点
钟回家，房门不曾关好，他便倒在床上一个人睡了。」另有一说，略有不同，大意是：「一个
冬天，约莫午夜后三点钟，傅筱庵正从外面应酬回来，老朱照例送上一碗炖好的白木耳，傅
推说人太疲倦，不用了。」以上三者的共同点，就是这天夜里，傅筱庵很晚很睌才从外面回
来。
除新闻报导外，在其它资料中，也都说傅筱庵是一个人独居一室的，也就是一个人睡一
间房子，连妻子也不睡在一起。这一点也给了朱升下手的不少方便。
朱升所用的器具，报导中有刀、有斧，在工作报告中，所用的是普通的斧头，并不是什
么特制品。
这位义士的姓名，在资料中见到的有好几个，如朱升、朱生、朱升、朱升源等，只有中
央社说还叫「陈中南」，不知有何出处。在「上海区」所接获的工作报告中，他的名字是「朱
升」。
傅筱庵的致命伤在何处，各报也说法不一，血淋淋的情景，没有什么好描绘的。
朱升是否在公共租界南京路有住所，当时我们未加注意。报导中说他有妻室，事后已迁
移不知去向，对于这一点，我们亦未加留意。据中央社说，朱升山东人，年四十二岁，可是
在其它许多报导中，都叫他「朱老头」，这就不大对了，四十二岁的人，怎么称得上是「老
头」？中央社说傅某被政府通缉于民国十六年避居大连时雇用了朱升为下人，前后已有十三
年，为傅某料理卧室清洁工作，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听差」，并不是传说中的厨房大司务。
听差的比大司务更合乎情理，在老法的大宅门里，大司务向老爷回话，只能站在门外头，
叫「进来」，才能进去，伺候老爷的听差，因为惯了，穿房入户才是常事。
朱升杀了傅筱庵之后，的确是乘脚踏车脱离现场的，其后的事，执行单位另有报告。
敌伪方面封锁搜查乃意中事，不免又骚扰老百姓一番，这几乎成了固定的方式，而我方
人员因此被捕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有关傅筱庵的出身经历，中央社报导的非常详细，待我们看过他的那一大串头衔之后，
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原是个标准型的老官僚兼买办。他和日本人的渊源，看上去当然是在那
一趟大连之行了。据说傅某在大连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其中也有军人，后来日本人支持他
做「上海市长」，很可能缘由于此。
中央社报导中有云：「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傅某曾一度遇刺，其保镳被击毙，傅
本人则幸免。」查考日期，正是傅某就任伪上海市长后的第四十天。这是不是前任「上海区」
做的，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天津。
傅某于民国十六年被政府下令通缉一事，资料中说是：「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西时，
傅某以招商局总理（？）身份与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有所勾结，更有默许『所有江轮，悉供调
遣』之说。」不知道确实不确实？另有一说是：后来政府取消了对傅的通缉令，才得重返上
海，其间是经过虞洽卿先生为之缓颊的。像这一类的事，每多揣测，姑妄听之而已。如果要
找证据，难已哉。
那么，在背后支持傅某的日本人又是谁呢？情报资料中提示，支持傅某最力的是臼井宽
三大佐，他的职务是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长，就此看来，这并非日本方面对傅有所偏爱，乃
是一项伎俩，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谋略」运用罢了。或者说，傅筱庵正代表了日本利益。
早在汪伪政府尚未成立之前傅就出任了伪上海市长，那时候称为「大道市政府」，纯粹是日
本人扶植起来的汉奸傀儡。
傅筱庵毙命后之翌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报导部长（军事发言人）马
渊发表谈话如下：
「傅筱庵上海市长之凶变，鉴于新中国建设途上、上海之重要性，实遗憾至极，不胜哀
悼。以身命献于以和平建国、东亚新秩序建设为理念之所谓世纪革命事业之傅市长，早已有
所觉悟到一切不测之凶变，故亦素有准备之心，惟持有战后新使命与意义而再行发足之大上
海，如今无论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国际上均示跃进之发达，成为新中国的心脏，国际情势之
触角，市政府责任，亦更为重大。然忽于此时牺牲此伟大之名市长，不特为上海之损害，亦
为全中国之大损害也。
「回顾于战祸尚重垒之际，大道市政府解散后，卽担负此大上海市政之重责，克服一切
迫害与困难，组成完善市政，最近复成功使工部局归还土地账，故使战祸之上海得达到今日
之繁荣，实由于已故市长感国感民之牺牲努力，其功绩可在新中国之建设史上，留可灿然之
一页。重庆政权至今何故不得暗杀傅市长，至今暗杀傅市长对于抗日阵营有何好影响？最近
对于身穿制服之日本军人，尤其将其狙击而死者，已频发二次，此亦为重庆方面恐怖犯之范
畴，实未曾见者也。
「由于日军之进驻越南，日德义三国同盟等，以日本为盟主之东亚新体制，已开始其巨
步，如重庆之此种扰乱工作，诚不值一顾。东亚建设之有功者，为顽迷之重庆凶刃，残留应
为之许多事业，成为可惜之牺牲，实不胜可惜之至。」
上项谈话，见于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的上海「新申报」，原文如此，似通非通；想系由
日文译出，而译者也许是个日本人。
「大道市政府」就是上海市沦陷后由日人扶植的伪「维新政府」所属「上海市政府」，
前任伪市长是苏锡文。
马渊所说的「最近对于身穿制服之日本军人，将其狙击而死者……」，就是我们「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