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县有一所设备尚称完善教会医院，离家不远，每日父亲或兄妹轮流陪我前往换药，八天后伤口痊愈在家中，吃最富有营养食物，与家人团聚心情愉快，身体康复甚快，且有超越以往之势，将身体养壮，准备接受下一次战斗。这一观念，不久就实现了。四个月之后，衡阳会战爆发，我又率师踏上征途。
本来想多偷几天懒，在家中多享受一点温暖。天不从人愿，军长来电，我接任预十师师长职务，盼我速即归队整理部队。职责至上，只好依依拜别家人，到另一环境中去生活。
我军早已撤回衡山县城之南，原驻地整补。
人生变化感慨万千
胡扯了一大堆，常德会战究竟如何结束，据悉，只用数语交代，我负伤的第三天，敌人由原路线北渡沅江撤走了，只留下遍地鲜血痕迹！
我躺在医院中，研究敌人进攻常德之战略目的何在。那时我有一点不能肯定的看法如后：常德会战，敌人来得快去得速，我对其战略目的之推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敌人打通大陆南进之构想，系依循洞庭湖之东湘江东岸之粤汉铁路进军，至衡阳转向湘桂铁路西行，以迄南宁。而常德位于洞庭湖之西，距其南进基线西出数百里之遥，敌为何舍本求末多此一举，对常德发动攻势？而且来去匆匆。我认为其战略目的，不在攻占常德，而是以攻常德为饵，在常德附近，及沅江之南桃花江以北广阔丘陵地区，我无险可守，以野战方式，击溃我第六、第九两战区数军，为彼大军南进铺路。果然六个月后，敌陷长沙血战衡阳城，证明了我的想法。
常德之役敌人虽未占到便宜，而且得不偿失。惜乎我谋略策划者，未能警觉预谋对策，以致衡阳之役仓促应战，不但被敌各个击破，却坐失以逸待劳歼敌良机。
如今回忆起在湘雅医院时，医生所说的两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记忆犹新，触发我的感慨：想当年，驰骋战场，斗志如虹，豪气凌云，视强敌如草芥，置生死于度外，争民族之生存不惜牺牲，对自己之将来却无打算。而如今，早届垂暮之龄，孤老一人，终日为生活困扰，潦倒于半养老院中，借住不供食，坐待死亡之降临，与草木同朽，实不胜今昔之感！惟我这倔强性格，不屈服于贫困之下，也不怨天尤人，更不自扰，每日自炊、自洗、自操、自做，自得其乐。所遗憾者，援常之役，那穿胸而过之敌弹，若能微向右偏，将心脏击破，当时阵亡，忠烈祠有我葛先才一块烈士牌位，永垂青史，并将我这臭皮囊埋葬在桃花江上，美人窝里，桃林丛中，昼夜与桃树为伍，永远有美人作伴，生无愧赧，死后恬然，该有多好！免掉眼见今日国家之伤心悲剧，亦逃避了这三十余年来之辛酸生活。不是牢骚，乃有感而发，确属实情。大丈夫应轰轰烈烈而死，这样默默悄悄而亡，愧对此生。
胜以气为先
战场上分秒必争，这一天战局稳定下来，而我外围反包围友军，则多逼近了长沙七八十华里。我并非只凭匹夫之勇盲目出击，亦曾精密推究，约有七成胜算才决定的，敌人绝想不到我会出击。此乃“攻其无备”，迫使其措手不及而遁。敌我兵力火力悬殊至巨不可力敌时，必须运用攻心战术取胜。全团官兵一鼓作气以威势克敌，“战以胜为主，”。前面曾说过，此次出击之成功，不是力取而是气胜。江西西凉山之役，也可作为例证。前线友军溃退无踪，我以一团兵力请缨采取攻势，将敌人击退二十华里，进而迫使其改取守势，稳定战局。
战斗之胜负，视战场指挥官及各级战斗部队长的胆识机智与兵力运用之才能优劣而定，这是在表面上看不见的一面，较之看得见的武器装备尤为重要。前面所述，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说明而已，还有更重要者，战略之目的以歼灭敌野战军为主旨，其要领应以锐猛之攻势为先，才能获得战果。守势作战乃攻势中必要时，于某一点偶尔施为之手段耳，不可赖以克敌制胜，学军事者人所皆知之定律。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属攻势，守势绝无。战斗部遇敌则攻，愈攻愈猛，不胜不止。愈胜官兵斗志则愈高昂，故将兵力装备优势之敌，次第击溃。敌人斗志丧失，望风披靡。昔田单之火牛阵、金兵之拐子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猛烈攻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之闪击战、日军之强攻，甚至共军之人海战术等，皆以锐利攻势取胜，击溃对方战斗意志，都是攻心战术成功者。守势作战能克敌制胜者，史无前例。
抗战军兴，我高级司令官及其幕僚之战术思想，不知因何故，违背战斗原理，弃攻为守。能守也还罢了，结果，却守一地失一地，守一城丢一城，一败再败。在敌人陆空火力绝对优势下采取守势作战，等于挨打。敌我火力悬殊之情形下，应采取飘忽机动攻势，攻其无备或以强攻为有利。除特殊情况外，对一城一地之争，宜尽量避免，以免敌人集中炮火轰击，造成我重大损失和伤亡，因而打击我斗志。我战略全盘策划，皆以守势迎战，则形成挨打局面，以致国军精锐之师在敌优越火力下，逐渐损耗。武器装备大量丢弃，还属次要，其致命伤，我官兵战斗意志被击溃，一落千丈，造成怯敌心理，虽曾有数度较为出色局部性胜利之战，无奈日积月累，遇敌不能力战之恶习已养成，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未能扭转战局，振奋士气，以致一蹶不振。
守势作战，故然也有其优异之处，有充分作战准备，以逸待劳，以不变应万变，确有歼敌之功能，但须有金城汤池之固，始能达成守势歼敌目的。如被敌一击而溃，岂不适得其反？如衡阳之战，虽杀敌如麻，而未能普及外围各战场，不能获得全面杀敌之效果，亦属枉然，反而处处受制于人，以致斗志日渐消沉，抗战之始，我以守势应战，就注定了失败之因。
以淞沪之战而言，“上海吴淞之战”敌不过数师团之众，而我以数十精锐之师，守、守、守，到处皆守。那时师的编制有五步兵团，师直属特、炮、工、通、辎五个独立营，械足气壮。数月之间，在敌海、陆、空炽烈火力，昼夜猛烈轰击之下，我军逐次消耗，伤亡殆尽而撤退。倘若我战略有旺盛企图，有毅力有魄力，做孤注一掷之战，用二至三师兵力，对付敌一个师团，以数线重叠式配备，有进无退，一鼓作气，分区猛攻，相信数日之内，能将敌人全部歼灭。不但敌人悉数被歼，我之伤亡还要较之数月之守势艰苦奋战为少。
我这一己之见，全非盲目之言放马后炮，我等不要忽略了淞沪战场地形，敌乃无援军没退路之背水战，歼敌之大好场所，这种近战混战方式，没有技巧，凭威气克敌，以众击寡，而且敌之海军炮、陆军炮、空军，皆无用武之地，何况抗战初期，我民族意志之坚强，士气之高昂达于巅峰，必有可为。只是这股浩然之气，未能运用于战场之上，被敌炮火所消灭，不胜惋惜。
不知敌不知己
我谋略策划者，不但少算，而且漏算错算，又缺乏优异雄才大略之将，以致不能抗御强敌，扭转战局。以敌国而论，其战斗部队确属坚强，勇敢善战，但也缺乏绝伦之将才。中日之战，敌国如有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古德林、隆美尔之类的闪击将才，挥师尾随我军方后追击不舍，先将我中央核心原动力击散，再分区将我战斗部队各个击破，我八年抗战史势必重写。淞沪之战，乃我胜负关键所在之一战，惜乎战术观点及兵力运用错误，导致一败再败，不可收拾。若此战获胜，则更提升我斗志，加强我信心，鹿死谁手尚难逆料呢？就算败，也不致如此之惨。
一般军人看法，“攻难守易”，战斗不是难易问题，而是“战以胜为主”的至上原则。又以衡阳攻防战为例，敌攻城之战虽伤亡数万之众，彼仍不放弃攻势，而且愈攻愈烈，否则就不能达到其战略目的。我各级军事指挥部之作战规划，以及战斗部队之战斗实施，皆未能尽到其本身职责，而且离谱甚远，也为战败主因之一。
各高级司令部对作战策划之草率，无精确计算，无周密配合，兵力运用呆板，不能适应战场变化与需求机动作战，灵活运用，加之权责不分明，更不注重真伪是非功过，力战者无功，不战者无过，不知敌，不知己。不知敌犹有可说，自己部队现况亦一无所知，我高级司令部指导作战全属图上作业，纸上谈兵，说不上运用、配合、计算、知己知彼，更忽略了部队战力之重要性，既未能保持战斗部队经常应有之战力，对官兵气与力又不加以培养，作战计划只是打部队之番号而已。部队在战斗中，兵力之损耗、火力之衰减、伤亡情形、粮弹补给状况、官兵疲劳及生活情形等，从不过问，这些项目都是战斗的原动力、关键我之成败，岂能忽视之？
我高级司令部，一纸作战命令颁发后，紧跟着就是一通又一通，限期达成任务严令催逼的电令，逼得部队长手足无措，惶惶不安，各级司令部之职责如此而已。对部属应有之支援义务，则置之脑后。部队长在长官严令逼迫、敌人又不让其达成任务之内外压力夹缝中，为逃避责任计，养成了谎报军情避战之恶习。
部队打了败仗反而无事，指定至某地区整补；若是打了胜仗，部队就惨了。高级司令部绝不考虑官兵伤亡及弹药情形、官兵体力及生活状况，第二任务命令又到勒令执行，非将部队“能与力”拖垮至战败为止。绝不为部队着想，加以支援整补休息。部队战力减弱时，宁可下一仗延期。如为了达成战略目的，对敌连续施以打击计，可另派生力军接替。我并非只站在部队这一面说话，战者力也，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既不可太过，又不可不及，恰到好处为宜。如官兵在极端疲惫之情形下，还要他去另一战斗执行任务，官兵不但怨声载道，且会有对上不满而气愤心情，无形中减低了斗志。这种情况之下的战斗，是最可怕的。
高级司令部的幕僚必须与战斗部队长经常保持联系，相互坦诚密切合作，俟排除战斗上一切难题后，再以命令执行之，切不可在战斗部队有困难之中一意孤行，影响战局。在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之原则下，上上下下的意见，务须沟通无阻，才能发挥整体力量而收实效。
兹举例为证：第十军援常德之役，敌人已南渡“沅江”两个师团以上兵力，我各级司令部竟不知情，乃不知敌之明证。预十师归长官司令部直接指挥（越级指挥），在常德县城以南，约三十余华里处与敌遭遇，与兵力优势数倍之敌，孤师奋战两昼夜，友军杳如黄鹤，其他地区皆不闻枪炮声，岂非战场无配合？弹药之消耗也无补充，预十师已处于自顾不暇之险境，而长官部仍勒令其解常德之危。因此，我评以盲目指挥盲从战。
未能掌握用兵之道
军属炮兵营之火炮，系老式日造三八式野炮，自衡山县至常德县境，其中有数县之隔，公路不畅通，野炮不能行动，故留置衡山未随军参战。现代战斗岂能无火炮？高级司令部应该明了第十军炮兵状况，另予配属能驮战载之山炮营给第十军使用，以增强部队火力，何况第九战区及广西第四战区控制有几个中央直辖炮兵团。宁可放在保险地区生锈，而不配给战斗部队使用，造成敌我火力悬殊不利之境，居心何在？无他，没有算计，有力不会使。
其次，衡阳会战，我第十军固守衡阳，我军援常之役伤亡过半，仅存一万七千余人。统帅部知道我军未曾补充，乃配属新十九师，充实战力。该师在衡阳战前突然调往广西，临时改派第五十四师归我军指挥，并无不当，惟五十四师只有师部及一步兵团在衡阳，其他二步兵团始终未来衡阳报到，该二团是未奉到命令，还是不肯来衡阳或因其他缘故不能来？高级司令部既不查询又不追究，更无补救之策。不来报到就算了，而五十四师守飞机场之一团，未能力战擅自向南撤走，只剩下一个光杆师部在城内，还要第十军保护他。总算是第十军承蒙高级司令关怀，得到了一纸空头支票式的兵力支援命令，第十军还是原来的第十军，这是与强敌斗力应有的法则吗？还是用兵之道呢？高级司令部认为这些小问题，不在其战略策划范围之内，满不在乎。那些大小幕僚们却忘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古训！既然不是以实力来应战，那就算是打战斗部队的番号吧。倘若第十军能获得一肯拼善战之师，协守衡阳，依据当时外围友军未能力战之情况判断，衡阳会战失败成为定局，衡阳也会不保，但衡阳之战斗则可多歼灭敌人二至三万人，而达到战略歼敌野战军最高之目的，仍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果。惜乎未能把握着用兵之道，而一败涂地。
我军衡阳之战没有炮兵，军属炮营携火炮赴云南昆明换美式山炮未归。适巧某军炮兵营之火炮与我军同型，彼亦奉命去某地更换火炮道经衡阳者。高级司令部临时拉夫，将该炮营配属第十军使用。该营火炮不足，弹药更为缺乏，有炮营之名无炮营之实。上级不查，又以打番号方式配属，未能顾及实际效用，敷衍塞责，欺人自欺。所奇怪者，在第四、九两战区驻有我数炮兵团，为何不配属第十军一至二营作战，而要配属已淘汰缺弹之炮火？军事学所讲求的是步炮协同，有强大炮火而不使用，是何居心？还是那一句话“有力不会使”。再来看看敌人之顾虑配合周到处，攻衡阳之二师团，除师属炮兵大队外，另配属一个炮兵联队。
整补增援，战力之源
我高级司令部用兵呆板，欠缺机动性，不能适应战场敌情演变应战。如衡阳会战，我战略仍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战略为蓝本，以衡阳为核心，将敌主力吸引至衡阳附近地区，我周边部队，适时反包围歼灭之。
惟此战役，敌之兵力较第三次长沙会战强大，其战略也已改变，以两个师团攻衡阳，主力进出于衡阳以东地区，攻击我外围各点友军，对攻城之二师团只整补无增援。在这种敌情变化下，我战略原案失效，应迅即改变作战方针，有第二案之对策。我却墨守原案，毫无反应，呆板执行，一再严令守者固守，催迫攻者急攻。至于守者如何守，攻者如何攻，各级司令部一概不详，至全面崩溃为止。
对衡阳会战我个人的看法，来放一响马后炮，姑妄言之：
如果我统帅部搜集之敌情正确，而有扩大歼灭战之决心与魄力，调集三、四、六各战区主力至第九战区，与敌总决战。此役，敌人逐次使用了十七个师团，六个旅团，一个战车师团兵力，乃其在华派遣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强。我仅以第九战区十余军之兵力，不足以应敌，难以控制战局，更难以制胜。
我的兵力调配构想如下：
一、第三战区主力，调集于湖南边境待机而动。
二、第四战区之广东部队，用火车运至湖南郴县以北地区等命。第四战区广西之兵倾巢而出，至湖南第九战区，衡阳以南地区集结待命。
三、湖南湘江下游西岸国军，皆调集衡阳西北山区，攻击湘江西岸之敌。
四、湖北第六战区主力，调至第九战区边境，以一部坚守沅江北岸，监视湘江下游西岸之敌。主力攻打湖南岳阳，切断敌人归路及补给线，动摇其军心斗志。
五、第三、四、六、九各战区，统帅部直辖所有之炮兵团，能在山区运动之火炮，皆配属战斗部队全部参战，一五点五公分重炮，斟酌地形交通状况使用。
六、我空军各型机群，悉数调集“广西桂林”、“湘西芷江”二飞机场，支援陆军作战。
全国其他各战区及敌后游击队配合衡阳会战，皆发动猛烈攻势，使敌高级司令部，手足无措。一方面与敌做消耗战，一方面迫使敌人兵力，冻结于各该地区，不让其自如灵活调用，亦即敌我存亡总决战也。
第一步兵力部署集结后，第二步再做周密攻击实施计划，我以两个军攻击敌人一个师团为原则。
为监督战斗部作战计，以军为单位，派一武装督战小组，自携无线电台，该军之动态及作战状况，随时据实直报统帅部备查，作战不力之各级部队长“杀”，因奋战而遭受重大伤亡及损失者，不但有功，其装备兵员优先补充。
统帅蒋公以檄文鼓励全国民心士气，其主词“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人的本性，是有良心血性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尤以我军人为然。国家到了存亡紧要关头，在战场上，只要是非、功、过、各级责任分明，军人定能卖命奋战。为善作歹只在一念之间，因之，我相信这一仗成功性甚大，最低限度能与敌拼一个同归于尽，一举而歼敌在华派遣军三分之二兵力，其剩余之三分之一的兵力则不足轻重矣。
以上战略构想，有人会评之为涉险战法，我三、六两战区兵力，皆将其主力调集第九战区湖南境，三战区之皖、赣、浙等省，及六战区鄂省防务，势必大为空虚，防守堪虞？是的，不必防守，放弃该四省大部防区，只在各该地区用小部队游击战牵制敌人，集中兵力于第九战区，采取死拼攻势与敌决战。这四省土地敌人搬不走，何惧之有？尤以鄂西崇山峻岭，送给敌人都不会要，我们不要自入迷途。敌人战略目的，旨在打通大陆走廊，走廊线以外地区，他那时不会争取。吾人不要忘了，战略以歼灭敌野战军为首要，不可为一地一城之顾虑，妨碍了歼灭战之实施。何况敌人之另三分之一兵力，散布我全国占领区各地，计有八师团五旅团，无力另发动一强大攻势，不必为三、六两战区地域担忧。退而言之，就算敌人尚有发动小型攻势之能力，攻占少许地区，也不致影响我湖南战局，而且敌占领土地面积愈广，其兵力愈分散，反而给我小部队可乘之机。
用兵应以重点使用为原则。敌人能大胆随时随地调集兵力攻击我一点，我为何不能机动，大胆调集兵力以迎战？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其关键在用兵者之才能与魄力。还是那一句话，我战略策划者满脑子的守势作战。
兵力分散，处处薄弱
衡阳会战，我第四军之固守长沙，战略上是一个不健全不成熟的作战计划。我战略策划者的如意算盘，认为固守长沙，先给敌人予以重创，而后在衡阳近郊与敌决战。但是，高级司令部对第四军战斗间损耗之补给及其他与战斗有关联诸措施，是否有缜密计算？妥善安排？长沙在战略上究竟要守多久？应给部队长明确指示。部队长依据指示，就本身战力有所运用支配。部队如期达成任务后，动态如何？届时，或另有部队增援继续固守？或有部队接应，将第四军接出长沙？命令上皆无明文规定！死守就是无期限期死守。关于死守应具备的条件，一概不闻不问，这叫战斗部队何以为战？
用兵者，切不可盲目打无算之仗，更不可驱使官兵于绝境。没有补给和援军，及坚强防御工事等之设施，在兵力极端优势之敌强攻下，焉能做长期之固守！如不顾一切，将守军置于绝地，官兵则存有绝望惶恐之心情，斗志亦随之消沉。甚至对高级司令部产生愤恨心理。人！有了希望，才能勇往直前去奋斗，否则必被毁，战斗也是一样。
要求官兵长期杀敌，必须在兵员、物质、精神上源源不绝供应部队，保持其续战力于不衰，始能奏功。这些都属战略中所应密切配合者，也是高级司令部对战斗部队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一着之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更何况仅以一纸图上作业，既欠缺精算，又无配合之草率作战命令了之，焉有不败之理！
长沙之战，敌即将兵临城下，我战略是守湘江东岸之长沙城或守湘江西岸岳麓山，尚在举棋不定之中，而将第四军于湘江东西两岸调来调去，以致该军毫无作战准备的时间，官兵怨声载道，军心涣散，斗志消沉，被敌一击而溃，于一日之间丢了长沙，断送了第四军。
衡阳城区之战，我第十军之所能坚守四十七天者，该城为我军略重镇，关系国家存亡，我官兵勇不顾身奋战固守。再则，外围十余友军，皆有解除衡阳第十军之危的责任与义务。故我军官兵，因有前者之“责任感”，后者精神上之“希望”所支援，始终保持那一坚强斗志。因此，长衡之战虽皆属固守，而战略上，长沙无援，仅仅是衡阳会战中之一前线据点，衡阳则为会战之核心，同一之守势作战，在二城官兵心理上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斗志盛衰之别中表现出来。故二城之战果也各异。策划谋略者，务须将官兵战斗间心理详细分析列入战略策划中，极为重要，亦即培养斗志也。斗志之盛衰，左右战斗之胜负。
我认为长沙与岳麓山都不必守，应集中兵力，将第四军调至衡阳以东地区，会合友军与敌决战。我国军人战术思想，好像对一城一地非常敏感重视，而忽略了歼灭战最高原则之育成。一城一地，只不过是用兵中之一“坐标”耳。“不成功就成仁”，吾辈军人上战场，人人都应有此决心，却不可用命令驱官兵于绝境，使其心理上感受绝望之威胁，斗志动摇，则必导致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第四军自北伐以来，战绩赫赫，誉为铁军，其武器装备战力等，与我第十军皆在伯仲之间。长衡之战，因战略运用失策，第四军惨败于长沙，第十军覆没于衡阳。两个能征善战之军，从此冰消瓦解，甚为惋惜。
我战略大错特错者，衡阳会战序幕尚未揭开，又在计划防守广西省会“桂林”。第四战区所属广东、广西两省之兵力，不但未能全力支援，湖南第九战区与敌决战，反而由第九战区调往广西两个军，协守桂林。我战略既无旺盛企图，用兵又无重点，处处设防，兵力分散，则处处薄弱，被敌各个击破。结果，衡阳会战惨败，桂林也如长沙，遭遇同一命运，于一日之间被敌攻占。这都是我高级司令部杰作，罪不可逭。
我各级司令部，从来不着重战斗间部队战力之补充与保持，官兵体力之保养。这两种力量，左右战局之成败岂能漠视！枪声一响，战斗部队之战力，即开始消耗战斗愈激烈，消耗愈大，尤以所携带之弹药可能于一二日间耗罄。各级指挥机构，不仅应注意战况之演变，尤要计算战斗部队与胜负有密切关联之补给事宜并即时追送，以保持其战力于不衰；迅速接运伤兵，以免成为部队之累赘，妨碍其机动性。
士兵体力与其斗志成正比，体力充沛时斗志高昂，疲惫时斗志低沉。倘若消耗超过其体能时，则对发号施令者，极端怨恨，斗志随之急降，潜伏极大危机。士兵体力及生活状况，战略策划者，随时都应计算顾虑。切不可认为步兵万能，因小误大。
战场补给，为战力之泉源。有则保持战力于不衰，无则战力逐渐消耗衰退，甚至于枯竭而败，衡阳之战可为例证。任何国家，其作战计划中补给列为主要策划之一。传闻，有些国家，虽预定好作战计划，但后勤参谋，认为不能按作战计划顺利实施补给时，而将原案推翻者不足为奇。我国古时用兵亦注重补给，兵尚未发粮草先行，“补给品行动慢故须先行”。
军在大陆作战，可以说谈不上补给计划与实施。战场补给制度，应由上级向下级源源追送；负伤官兵，应由后勤部队向军野战医院接连。如此，始能经常保持部队战力及其机动性。至于战场兵额补充，以往则绝无其事。高级司令部只指挥部队作战，对于补给事宜从不闻问，故我以打部队番号名之，战斗间之消耗，有如工厂中之锅炉，要求它产生高度热量，必须不断加添燃料，在大陆因部队战力衰退而无补充，士兵体力疲劳过度致败者，不胜枚举。
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
战场瞬息万变，令人莫测。各级战斗部队长应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沉着应付；亦即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把握战机予敌重创。战略之拟定，乃战争开端或某地区战斗实施的一个用兵构想。战场变化多端，所拟定之作战计划不一定皆能一一达到战略之构想，因之，战略之运用必须灵活，随战场的变化而改变，不宜呆板，墨守原定策略。为应变迅速确实计，还应授权战斗部队长，遇到非常变故时。如下战例：在同一战略策划部署之下，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则胜，用于衡阳会战则败。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主力用于攻城，我长沙外围友军亦能用命，适时形成反包围形势，敌处于不利地位迅即撤走，完全如我战略构想。
衡阳会战，敌有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前车之鉴，战略改变。用两个师团攻打衡阳，主力攻击我衡阳周边各点友军，最后才调集三个师团兵力加入衡阳攻城战。而我战略，仍墨守成规一丝不变，坐待一点一点先后之惨败，倘若不是第十军能在衡阳奋战，歼敌五万，这一仗才丢人呢！
略谈大陆军事补给概况：除战场无现场补给外，部队战斗损耗后，以往有三个补充途径：一为统帅部命令后勤及人事各承办单位，指定某部队补充之。二为统帅部各承办单位，依据部队损耗状况，签呈补充之。三为部队长神通广大，用人事关系或条件，由各承办单位向上签办之。补充既然如此艰难，人微言轻之部队长，则更难以得到补充，只好避免损耗保存实力，“避免损耗者，不力战也”。
以第十军而言，自北伐以来，乃蒋公口袋中军事王牌之一，无役不参。常德之役损失过半，竟半年余得不到丝毫补充，足见统帅部那些大小幕僚们蒙蔽欺骗其上，操纵把持其下，宵小弄权。或者，第十军乃无人照顾之孤儿给忘了？衡阳会战爆发，委员长蒋得悉第十军常德之役后未曾补充，他老人家可能大发雷霆。因此，俞飞鹏部长亲莅衡阳，处理第十军补给事宜，临时抱佛脚，只能在粮弹器材方面补救。武器在重庆，远水救不了近火；兵额则毫无帮助。补充兵须经训练后才能发挥战力，何况临时也抓不到兵。俞部长能办的就办了，不能办的就算了。这不是有计划的作战，而是敷衍塞责忽视其战。
曾有外国高级将领评论我军事制度云：“我很奇怪，中国国军有血气能战肯拼的部队，有如在太阳之下滚冰球，愈滚愈小；投机取巧的部队，反而有似雪地上滚雪球，愈滚愈大。”其意指我军事当局，无是非无功过。
因私而误国
北伐时期，我官兵正气凛然，人人奋战，绝少不尽职者，故战无不胜。因俘获敌之武器装备及敌兵，自己补充尚有余，上级司令部的指挥与补给方面皆显示不出错误之处。江西剿共，部队长失职者开始萌芽。抗战军兴，至中期以后，部队长欺骗、谎报、虚伪、避战，逐渐加深。这类恶习之养成，乃有其因素在焉，如我前面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各级司令部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用兵，在无有效策略应战之情形下，只好用权力以上压下，一再勒令战斗部队长，限期达成任务。战斗部队长不能如期完成使命时，则谎报军情以卸责。上下不能坦诚合作，战略与战斗不能密切配合，往往行成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与强敌作战，不是有如去杂货店买酱油一去就得，战斗之胜负，必须经一番惨烈搏斗而后定，若敌我势均力敌时，战斗时间势必拖延下去。如衡阳之战，敌人预计于一日之间攻克，事实拖延至四十七天之久。战场上，上级对下级只能用有弹性方式指导部队作战，不可硬性限期强令战斗部队完成任务。不能如期达成任务时，以军纪而言，战斗部队长是要负责任的，亦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在强人所难之情形下，战斗部队长该是何种心情！不但对上级失去信心且产生怨恨心理，战斗不能达成上级要求时，只好违心谎报以伤亡惨重粮弹告罄，不能续战，藉以搪塞其责。高级司令部真伪莫辨，不了了之。
并非无能战之师，一言以蔽之，战斗部队有了保障，任何部队皆能奋战；没有保障，任何部队都不能战。虽能战之师，若无上级精神与物质源源支援，也会失败。
奋战不一定能记上一功，不战只要一纸谎报就可交差，也不一定会有过。日久养成卑劣恶习，因私而误国，莫此为甚，在那无是非无功过之制度下，也只好你欺我骗苟安一时。大陆军事失败，毋可讳言，乃各级司令部及战斗部队长尽职者寡、失职者众之后果。
国军指挥系统紊乱，军长在先后时间中可以接到几个来自各级司令部，不同任务之命令，军长则挑选一个最轻松者执行。越级指挥，不但破坏了指挥体制，而且造成战斗部队长避重就轻投机取巧之机，纲纪废弛，制度破坏，致败主因之一。
前面写了不少，军事上看不见的那一面致败之因，也不过是略为举例而已。我非藉以逞能，更不是蓄意诽谤，而是提醒军事当局及每一个军人，有所警惕。看不见之兵力运用、制度、责任、是非、功过，较之看得见的武器、装备、训练等尤为重要。精良之武器须由人来使用，使用之人无斗志，也发挥不出武器的威力，甚至弃械而逃。
培育官兵旺盛斗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法之战，两国军备相较，法国多年来之全力备战，无论武器装备及训练皆优于德国，且有“马其诺”防线之固，法国堂而皇之备战。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受凡尔赛条约之约束，只能偷偷练兵。两相比较优劣悬殊，而德军一举于六周亡法。德以气胜，亦即以看不见的那一面而胜法。闪击战运用之妙，官兵斗志高昂，将法军斗志击溃，德之攻心战成攻。而不是在武器装备上分出来的胜负，足见斗志之重要性。
斗志之培育，若是仅在那些空洞理论上去勉励官兵，收效甚微，必须要建立在各阶层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以及是非功过分明的制度上，诱导官兵向正确目标去奋斗，而无不合理之困扰。还要在官兵本身利害方面着眼。使其感觉自己有前途似锦的希望，任何人只要有前途有了希望，才肯冒险奋斗，旺盛的冒险奋斗精神，乃斗志的原动力。另一要素，培养官兵荣誉心和羞耻心，“知耻近乎勇”。
甄选可造之才，加以培养磨练，而后担任各级司令部的幕僚，健全参谋业务，或充任战斗部队长，达成战争胜利之目的。
在大陆期间，我曾与美国军事顾问闲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全国军官上尉级中，有五个最优秀军事人才。军事当局，将这五人列为可造之才，全力去培植磨练。”彼时，美国上尉级军官应该有成千上万人之多。职掌人事业务者能在这许多上尉中，发掘出五个最优秀人才，足见其对考核之尽职、认真、公正之处。由此类推，其他各部门想必亦属如此，无怪乎人家的国家强盛。我国人事制度不健全，不知埋没了多少军事人才，却培养了不少投机分子。
我国固有最高战术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策，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攻城战者，我认为系消耗战。我国目前处境，人力、物力、财力皆不适于消耗战，应看重攻心战之发展，以寡击众。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其主要条件，培育旺盛战志。另外，事无大小，必须有正确制度明文规定，权责分明，各自遵循。上级对敌对己，应有缜密计算策划，下级有坚强斗志，两相配合，奇正兼施，以歼敌为首要，以击溃敌人斗志为主旨。一城一地之得失，应列为次要。敌人被歼，这一城一地，自然仍为我所有。
在大陆时期，军人在战场上，计有五种敌人：
第一种敌人，乃真正之敌。我战斗部队拼命想达成任务，而敌人偏要阻挠，不让我达到目的，还要想尽方法来杀我。
第二种敌人为长官。他不但未能尽到自己职责支援部队作战，解决战斗部队种种难题，还要滥施压力，做不合乎情理之勒令要求，造成战斗部队长，前面有狼“敌”、后面有虎“长官”之恐怖心情。甚至于有不怕敌人而怕长官之心理，各级部队长也只好一级一级向下施以压力，促使各级部队长惴惴不安，人人自危，心情浮躁而不稳定，方寸大乱。无冷静头脑，何能周密策划以配合运用而控制战局？战场非出毛病不可。身为长官者，在战场上首要解决战斗部队诸难题，其次须以种种方法稳定部队长情绪。虽随便几句温和勉励词，也可以收到激励斗志之效果，勇气之有无在一念之间，为长官者适时培育鼓励之，各级部队长对其长官产生了信心，无后顾之忧，则可一心一意对敌作战，尽量发挥其才能。滥施压力，有万弊无一利，滥施压力者，证明其本身无能塞责。在此用前面所述数战役来作证，西凉山之役，本团尚未与敌接触，我为稳定官兵情绪，提高斗志计，让第二、三两营长表演双簧，官兵大笑，数日中攻无不克，将强敌压迫后退三十华里，不敢蠢动。战场上，官兵情绪与胜负有极大之关联。易言之，情绪即斗志也。
衡阳之战，方军长除全力支援下级作战外，绝不干预我师长用兵。纵然有意见，也只是旁敲侧击，极为温和提出，给我做参考。战场一切措施，仍由师长决定，从不施以压力，强制执行，乃指挥之美德也。衡阳之战末期，本师第二十八团于农民银行仓库背后阵地，遭受敌集中火炮轰击，我阵地防守官兵全部殉职，致被敌占领。曾团长迅即上报，我在电话中，不但未责难于他，以极温和语气问曾团长如何善其后？彼答称：“手中无预备队，拟亲率团部及第二营营部仅存官兵二十九人逆袭。”为嘉奖其所做之决定，我手中亦无预备队但仍率领副官卫士四人，至团长位置亲往增援。师长做团长的预备队，团长该是为何感动，而且曾团长定会向下宣布，师长要亲来做我们的预备队，官兵听了，又该如何激动，一时斗志如虹，有似二十余只猛虎，一涌收复失地，亦即激励斗志，最有效方法。
第三种敌人为友军。在同一战场上，友军不与我合作，危急时更不会支援。待我一败，彼向上一通谎报电文，因我之败，危及其本身。为安全计转移阵地，脱离战场一走了之。其实，他这一动，反而是弄巧成拙，部队必陷入不战自乱中。敌人只要稍一袭击，则因乱而溃。我主张，战场上应制定横的责任制度，见友军临入危境，或友军请求支援，而不自动驰援者，以避战论。
第四种敌人乃部属。阳奉阴违，逃避责任，想尽方法不择手段欺骗、谎报、避战，只求苟安一时。
第五种敌人系自己。违背良心，不尽职责，投机取巧未能以身作则，诱导部属与敌做殊死战，完成我军人保国卫民之天职。
国军致败之一绝症，乃未能奋战，而且极易自乱。其因起源于战场上所发生的一点小变故，下级未能适时善于处理，又不敢上报请求支援，自己又稳不住阵脚，乱象逐渐扩大而溃，以致星火燎原。国军无数次战役中，小部队作战小乱，大兵团作战大乱，甚至于有部队未战先乱者。战乱期间徐蚌会战，我百万大军乱成一团糟不可收拾。此后，全国无战事，国军遇敌则逃，弃甲曳兵而走。正为古人所形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兵败状况。兵败如山倒，以致一败涂地。
心无顾忌、战无束缚
衡阳之战，我第十军以极端劣势兵力火力应战，其所以能与强敌血战四十七昼夜者，乃本身绝无以上诸弊端。上下和谐，无压无诈，将士用命。而最难能可贵者，战况在任何惨烈演变中，官兵各守岗位与敌以死相拼，绝无自乱者，故全期之激战中，我阵地曾被敌突破六十次以上之多，官兵绝不混乱，稳如山岳，上下坦诚合作，且能迅速收复失地，皆化险为夷。最后三天，敌虽由一九○师阵地突破一角，冲入城内，我第三师、预十师、一九○师、一部阵地皆腹背受敌之攻击，我官兵不为所动，仍奋战不懈。至方军长停战令下为止，我全军阵地皆屹立无恙。
如前面敌团战史记载云：敌人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为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盘动摇，且抗拒益形激烈。
以往，各级司令部之指挥作战，战斗部队各级部队长之战斗实施，多数全凭个人之好恶，一己之观念，胡乱施为。无分层负责之可言。譬如说，长官之对部属，可不经军法审判而杀之。自以为立威，实为暴行，影响战力至巨而不自知。为部下者，随时随地都有被长官所杀之可能！以致部属惧怕长官尤过于敌。在这种心情下之各级战斗部队长，势力终日忡忡不安，心不安则意不坚，意不坚则气不盛。“胜以气为主”，士气消沉，这仗还能打下去吗？（李注：葛先才对国军奉为金科玉律的“连坐法”是不以为然的。）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心”字包罗万象，只看吾人看不看得准，用不用得当。如果战略与战斗配合得天衣无缝，则稳立于不败之地。军事学实莫测高深，谁也不敢自认为是军事专家，谁也不能有信心稳操胜算，因它变化多端，战况各异难以捉摸，无一定之规格，全凭决策者与执行者，依据战场实际战况演变，把握战机而运用。昔三国时代，西城之役“空城计”，以诸葛亮之能，尚有“街亭”之失，而诸葛武侯紧急应变，以其统帅之尊，冒险设空城一计拒敌，而将司马懿大军吓退，挽救了西城厄运。
建军以培育战士优良技能、旺盛斗志为主，军人在战场以能奋战为先，军人只要能战肯拼，则奠定制胜基础，欲能使军人奋战肯拼，在战场上务使其“心无顾忌、战无束缚”，尽量发挥其英勇才智，不偏重于胜负得失。未战而先束缚其心身，能奋战之师必然获胜，倘若因其遭受处境不利之影响而致败，也能打出一个名堂，“敌我皆亡同归于尽”，而达成战略歼敌目的，故虽败犹荣，前面数战役为证，毋庸赘述。
胜负乃兵家之常，上级不可向下级过分要求，束缚下级心身，发挥不出其战力，反而求胜不达。原则上但求权责分明，职守严正，勿压勿诈，勿骄勿馁。昔曾国藩在其奏折中称：“臣累战累败，累败累战”，充分表现了他及其部属奋战精神，终于得到最后胜利。战斗的观点，应建立在部队能否奋战，不以成败论功过。这样能减轻各级主战斗部队长的责任负荷感，而使其集中精力于战斗。
一、《日本战史写衡阳战役》（译者赵庆升），全文请参阅国防部《军事杂志》，一九六八年二、三、四、五等月，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等期连载。
二、敌对衡阳战役之记载，大致而言，尚不失公正，非身历其境者，则不易领会其微妙之处。敌国战史，不但记述他皇军官兵，有强盛之责任感、荣誉心，以及勇猛善战之表现，而且连我第十军在战场上各方面之成就及英勇奋战精神，均备加赞扬。如非敌我两军，势虽不均力却相敌，又何来华南第二旅顺要塞之战的战绩？敌之所伤亡惨重者，乃连续强攻而又屡攻屡败所致，我之所失守衡阳者，乃战力只有损耗，而无丝毫补充所致。
三、敌在其战史中，也有不少保留之处。攻城之始，一再受阻顿挫，将其责推卸于炮弹之不足，无空军支援。其实，战斗开始，敌炮火之炽烈为我所罕见，仅以第一至第五日之战，敌所发射之毒气炮弹而言，就不在少数。以后炮火之烈日炽一日。致于敌机，曾有一段时间，白天很少临空确属实情，但衡阳夜夜大火，皆敌机所投之烧夷弹所致。其记载中，最大保留部分，乃伤亡数位。敌六十八及一一六两个师团，自战斗之始，即施以连续猛攻。攻击受阻顿挫，伤亡必然惨重。虽经一再整补，却只是伤亡数位之增加，而攻势毫无进展，以致两个师团于第一次总攻停止后，其步兵连幸存官兵，平均不足二十人。
经整补后发动第二次总攻，仍徒劳无功，损伤较之第一次总攻更为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这种重大伤亡确属惊人。以时间言之，只不过是战斗中期。再论及敌第三次总攻，以五个师团之众，于八月四日晨开始，全力到处展开惨烈冲杀，其炮火推进距我阵地百公尺以内直接射击。虽城之西北被敌突破一角，但我军并未混乱，斗志也未因之动摇，寸土必守，与敌以死相拼。八月七日，敌横山司令虽再度下达总攻击令，但也无奈我何。经四昼夜又半天之全线恶战，敌猛烈之攻势，除西北一角被突破外，余皆未能得逞。此种情形之下，敌人该有多大伤亡！以其自述之一三三联队而言，该联队攻岳屏山高地，所属之第一大队全部伤亡殆尽；第二大队只剩下官兵七名残留人间；第三大队虽未提及，该必也不会好到哪里。如此类推敌全线之伤亡数位确属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