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扎所使用的房屋其实就是一所普通的中国式住宅，所谓病房不过是在房间里放一张床，就成了军官用病房。当我的病进入恢复期以后，病房里又住进来一个军官，他得的病是猩红热。身体虚弱、毫无抵抗力的我马上就被他传染了。我一直发着高烧，全身发出了皮疹，病情再一次加重。因为这完全是医院方面的责任，所以军医也全力以赴地给我治疗，重新点滴和注射，终于帮助我捡回了这条小命。结果，我躺在病床上迎来了1942年的新年。
此后，我经历了长时间的疗养生活。接踵而至的两场大病，使我的身体彻底地衰弱下去了。一进入恢复期，我就要求早一点出院。可是军医一口就回绝了我的要求。结果，我一直在这间大煞风景的河间县包扎所里过着毫无情趣的病房生活，直到1942年2月初为止。
1942年的2月中旬，我终于得以出院，并回到了驻扎在景和镇的第三中队。当然，新兵教官的工作早已交给别人进行了。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征召的1941年新兵已经在当年的12月就进入了作为补充队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然后从宇品乘船到釜山，于1942年1月1日到达了沧县。第一大队的新兵在大队本部所在地的献县接受集中教育。这些新兵后来成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主力，但是当他们入伍、来到大队报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跟他们见过面呢。
在我住院期间，华北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冀东地区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的一支小部队被八路军全部歼灭了。驻扎在沧县的步兵团司令部移驻唐山以加强冀东地区的兵力。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联队本部也从河间向沧县转移，所警备的地区随之扩展到津浦线以东的盐山县、石德线以南的武强县。尽管联队的兵力有所减少，但是，我们承担的警备区域却反而更广泛了。
同样是在住院期间，太平洋战局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我出院之后，就在中队的队部看到了开战以来的报纸，看到了偷袭夏威夷、侵占香港、进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诸多报道，攻占新加坡也指日可待。日军在中国战场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在南方战线 [ 注：即东南亚战场。 ] 却有很大的发展。
驻扎在华北期间，我们第三中队的队部里有一台收音机，一连几天的报纸也会一起收到。为了便于阅读，在中队的队部有报纸的合订本，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机会了解到有关战争形势的众多信息。
驻扎刘窝的分队长
随着第二十七师团调整兵力部署，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三中队派出了一个分队，驻扎于沙河桥与河间县之间的刘窝，1942年2月下旬，我被任命为这个有二十多人的小分队的队长。这是山崎中队长考虑到我大病初愈而对我的照顾，因为跟随中队在一起，就要接连不断地出动扫荡作战，但作为分队长，多少可以让我过上一段悠闲自在的日子。此时，趁冀中地区的日军兵力收缩之际，八路军的行动也变得积极起来，第一大队也展开了频繁的扫荡作战。
刘窝是位于沙河桥与河间县之间的一个交通要冲，从河间、沧县去往大城的公路在此分岔。在这里有治安维持会和华北傀儡政权的警备队，他们的会长和队长每天早晨都到我这里来，报告“治安”状况，特别是有关八路军的情报。与在兵器和装备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日军相反，八路军非常重视做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针对日军普通士兵的宣传口号，像“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中日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财阀”之类的宣传标语非常多，我们所到之处的村庄都在墙壁上书写着这样的口号。而我所亲身经历的有关八路军所进行的、直接针对日军的活动，都是在担任驻刘窝的分队长时所了解到的。
为了防备八路军破坏通讯线路和交通线，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时就要与相邻的分队互通电话，检查通讯线路是否畅通。因为八路军经常利用日军的电话线，使用日语对日军进行宣传。八路军用携带式电话接通日军的电话线，然后使用日语向正在值班的日军士兵进行反战和平宣传。每当那种情况出现时，我作为队长总是不许值班士兵接话，一边大叫“卖国贼”，一边命令值班士兵切断电话。因为，实际上使用流畅的日语对士兵们进行宣传的那些人都是日本反战同盟会 [ 注：抗战期间，在中国的反对战争的日本人所组成的反战组织。 ] 的成员。
在景和镇，中国农民也常常把装着大枣、称为“慰问袋”的袋子送给我们，袋子里总是放有介绍日本国内农业歉收情况的宣传单。此外，有时袋子里还有从日本国内寄来的信，在家族成员所写的今年稻米生产不好的字句旁边，还有用不一样的笔迹所写的日本农民苦于农作物歉收，希望士兵们尽早停止战争回国等字句。这或许是邮电局的内部职工所为，或者是在邮寄的途中邮件被夺走，添加上述内容后再送达日军士兵手中的。不管怎么说，都证明了确实是有日本人在帮助八路军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八路军在积极进行针对日军的反战工作。反过来，日军也因此而了解到，抓获日军俘虏对于八路军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分队在刘窝的一角修筑了一座碉堡，分队全体人员正好可以龟缩在里面。有一天，本村的维持会长带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碉堡，对我说：“队长，这个姑娘给您做太太怎么样？”虽然这种出乎意料的事令我十分生气，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事情在日军军官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听说，以前在战地服役的军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军营内养小老婆，为此而招致了士兵们很大的不满。
在这里，有一件让我感到苦恼的事。就是我的部下里有一个服役已经三年却仍然还是个一等兵的老兵。他负责炊事班，经常随随便便就外出与维持会和警备队的人交往，跟他们一起大吃大喝。正当我为整肃风纪在考虑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老兵却因为性病恶化而住进了河间的医院。
我担任驻刘窝的分队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1942年的3月下旬又回到了中队所在地。从3月到4月，我作为小队长参加了大队在刘官庄、东南村、田家庄等地进行的扫荡作战。所有这些战斗都因为八路军进行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战果。这就是我在冀中地区的最后的作战经验。
1942年的5月初，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的副官助理。于是我告别了第三中队，去已经转移到沧县的联队本部报到。因为当时作为联队旗手的特别志愿军官木下五郎少尉即将调职，所以我成为他的后任担任联队旗手。联队又任命我为教官，负责对联队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在前往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保定教导学校之前进行预备教育。就这样，我随着联队本部来到渤海边上的盐山县和庆云县。这一片在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海盐气味的荒凉土地与富饶肥沃的冀中平原是完全不一样的。八路军的活动也不是很活跃。
由于原任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联队长的山本大佐住院，所以小野修大佐接替他担任了联队长的职务。小野大佐是陆军省恩赏课课长出身的人，过于重视个人的业绩，因此联队上下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很好。
1942年的6月上旬，我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旗手。因为军旗并不随同联队出发扫荡，只是放置在联队本部，所以联队旗手的职责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联队副官的助手，实际工作有处理机密文件、记述《阵中日记》和《战斗详报》等。那时，大病初愈后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而且又离开了激烈的行军打仗，每天从事的大多是案头文书工作，所以身体开始发胖。从当时跟父亲一起拍下来的照片看，我那白皙的皮肤、胖乎乎的脸也完全不像是一个身在战争前线的作战部队的军官。
在我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作为经理军官的父亲担任陆军航空本部第十课(建筑课)的课长，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正在大张旗鼓地兴建飞机场，所以人们都说我父亲是当时能够在国家预算中使用最多资金的课长级官员。我出发到达中国的华北以后，父亲转而担任第四十一师团的经理部长，也来到了中国华北的山西省。在1942年春季北中国方面军策划的冀中大扫荡中，第四十一师团作为主力部队离开山西省参加了冀中大扫荡的作战。作战结束后，第四十一师团在河北省德县 [ 注：“德县”为旧县名，属山东省。今已划归陵县。 ] 置了师团司令部。1942年的6月上旬，父亲以师团经理部长的身份走访相邻地区的沧县，分别已久的我们父子两人终于见面了。父亲看到我发胖的身体感到吃惊，我就告诉他，一旦回到前线我就会瘦下来的。当我与父亲见面的时候，不知道是联队本部的什么人给我们父子两人拍了张照片。
还是这个1942年的6月中旬左右，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为进行扫荡作战移驻到了河间县。驻扎在河北任丘的第十一中队的中队副是我的同学石田久之，他在率部与驻地附近村庄的八路军作战时，一个人举起军刀冲锋，因而腹部中弹。受了重伤的石田被送到河间，长屋军医为他进行了手术，取出腹部的子弹。虽然在我们部队有以下这样的评语：哪怕是腹部中弹，只要让长屋军医治疗就能得到最好的帮助。但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最终还是引发了石田的腹膜炎，在经历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后，石田还是死去了。当时，我只能说一些鼓励的话，并眼看着不能回答、只是呻吟的石田魂归故里。这是我第一次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长屋军医是妇科专家，武汉作战以来亲手进行并完成了许多开腹手术，在联队官兵中深受信赖。但开始给石田进行治疗时已经为时过晚，长屋军医也束手无策，最终只好放弃了治疗。
同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服役的我们五个人之中，有四个人是近卫步兵第三联队出身，只有我一个人来自近卫步兵第四联队，所以我跟他们四个人直到抵达天津之前都还互不相识。在我们五个人之中，浅田很快就转到了航空通讯科，三山成为户山学校的学生后暂时回国，石田死后联队里只剩下了加养和我两个人。不久，三山归队。我们三个人：加养、三山和我，后来都作为中队长参加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三山在茶陵战死，我也转而服役于其他部队，所以只有加养一直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留了下来，他最后作为联队副官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另外附带提一句，加养在战后加入了日本陆上自卫队。60年代，陆上自卫队在千岁招待一些研究者和评论家，我也作为一个被邀请者参观了陆上自卫队的观摩演习，与作为演习指挥官的加养再一次见面。
在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第55期学生刚刚出任少尉的时候，也正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所以下级指挥官在战斗中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入学时的全体预科同学有2400人，参军后分成陆军与航空部队两大部分，在战争期间一共战死973人，死亡率高达四成以上。
移驻冀东
冀东地区的“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由于八路军李运昌支队的活动非常活跃，日军的损失不断增加。日军的北中国方面军总部因此拟定了冀东一号作战计划，图谋消灭八路军。但取得作战成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地区是绵亘着万里长城的山岳地带，八路军在日军警备的“满洲国”的热河省和冀东地区之间自由往来，纵横驰骋。北中国方面军为此而准备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这就是以“三光作战”而臭名昭著的无人地带化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决定性地招致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结果使这一地区的“治安”状况反而更加恶化了。
1942年9月，为了实行冀东一号作战的后期作战，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把在冀中地区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第一百一十师团，联队全部移驻冀东。9月15日，联队本部从最初进驻的滦县移驻沙河站。
从1942年9月的中旬开始，我在继续担任联队旗手的同时，又被任命为将联队全体下士官候补人员集中起来组成的教育队的教官。1941年所征集的新兵中的下士官候补人员经过一个时期的新兵教育之后，由各中队选拔，从1942年11月开始被派遣到位于保定的、北中国方面军设立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通称教导学校，也就是方面军的教导队)学习。在被派遣到保定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之前，还要把他们集中到联队本部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先期教育。从联队的各中队一共集合起来六十多名下士官候补人员，加上也是从各中队选拔出来作为助教的下士官数人，以及作为助手的上等兵十来人，就组成了教育队，我就是被任命为这样一个教育队的教官。这个教育队成立后的1942年10月1日，我被晋升为中尉，当时我还只有20岁。而作为我的弟子们的新兵、下士官候补人员几乎都已经21岁了，至于助教和助手们的年龄，比我就更大了。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这个教育队出于警备方面的需要而配置在开滦煤矿地区的重要都市开平，也就是说，我既是教育队的教官，同时又是开平市的警备队长。虽然只不过是一支以新兵为主体而组成的教育队，但在外人看来却是一支足足一百来人的武装力量，而且由于教育队连日来一直进行着大量的训练，所以表面上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支精锐的作战部队。在开平驻扎期间，我们这个教育队几乎没有遭到过八路军的袭击或进攻，也没有什么“治安”上的重大问题。
对于下士官候补人员的教育，我可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心，并制定了周密的教学计划。为了使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到北中国方面军的保定下士官候补人员学校以后不比其他任何部队的任何人逊色，我对自己的学员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后来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我们联队所属各中队里成为部队战斗力中心的，都是这一时期接受教育和训练的下士官候补人员。
因为这些下士官候补人员都是各中队从新兵中选拔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知识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以前的下士官候补人员中，年满18岁、志愿参军的贫农子弟很多，各中队里年长的准士官、下士官的人员构成也大抵如此。可是，由于战争长期化的影响，通过普通征兵渠道入伍的志愿兵日益增多。战争延长以后，现役士兵也不能在服役两年以后回家了，而且陆军多次征召预备役军人服现役。很多人考虑到这样的状况，觉得反正是长期的军队生活，那就不如想办法向上升迁，于是以下士官作为个人发展的志愿目标的士兵也越来越多，因此下士官候补人员的质量较高，可以说，只要给予他们严格的教育，就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
日军非常重视对下士官的教育。北中国方面军在保定设立了像日本国内军官教导学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教育的学校)那样的下士官候补人员教导队。各联队在向保定输送下士官候补人员之前，为了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独立的教育，也在各自的联队本部设立了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队。如果在教育方面多花些时间，并在进行考试之后再任用为下士官，应该是能够取得相当的成果的。
因为生病，我上一次没有当上新兵教官，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一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教育，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施教机会。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也希望能尽量为这一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的教育付出自己相当的热心和努力。不过，恐怕因为我的认真也让助教、助手以及下士官候补人员都吃了不少的苦头吧。但是由于取得了出色的教育成果，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派遣人员后来受到了保定教导队教官的称赞。而我因为热衷于教育而从不外出，所以到现在几乎回忆不出开平街道的样子。但是对于我来说，从施教中得到了许多人生的体验。
这一次联队的集中教育结束之后，我于1942年10月上旬带领我的学员们到方面军的教导队报到。在归队途中我到北京玩了一趟。遇到了一位同样带领自己联队的学员们到方面军的教导队报到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他所服役的那个联队原来的联队长，后来担任了方面军的高级副官。那位高级副官为我们提供了配备有司机兼导游的汽车，白天，我们游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寄情山水，乐而忘返。夜里，则尽情地出没于灯红酒绿的高级餐厅。
就在我悠闲自在的观光旅游之际，1942年10月7日，美国空军的B-25轰炸机轰炸了开滦煤矿地区。虽然开滦煤矿的设施没有遭到严重的毁坏，唐山、开平的市区、民居也只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这一事件意味着在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的开始，从而成为对日本方面形成了相当大冲击的一个事件。
我回到开平后，结束了教育队的工作，又回到了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联队本部刚从滦县转移到沙河站。在这里小野联队长举行了与季节和惯例不相符合的军旗典礼，其实正式的军旗拜受纪念仪式并不是在秋天，而应该是在每年的4月7日。但是因为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下属的各部队的配置过于分散，所以小野联队长感到有必要借助军旗典礼来巩固部队的团结。军旗拜受纪念仪式在让官兵们回想起部队的历史和传统的同时，可能也有让士兵们在娱乐的层面上感觉轻松的意图吧。可是对我来说，要一动不动地手持军旗参加典礼到结束，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什么愉快的事了。
无论是驻扎在沧县的时候，还是驻扎在沙河站的时候，我都曾多次为了完成作为旗手分内工作之一的收发机密文件而到驻于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出差。因为文件收发的责任是形式上的，所以每次出差都成为我紧张的军旅生活的喘息兼购物的好机会。我主要还是去书店，购买哲学的、时事的、历史的书籍。只要看一看我的藏书，或许多少可以得出藏书的主人嗜书如命、博览群书的评价。但是，当部队转移时，大量的藏书就成为了我的沉重负担。只好把不要的书扔掉，把想留下的书送到留守处。不过这种取舍也没个准谱，所以高山岩男、细川嘉六等人的著作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藏书中，就是上面说的那个原因。
驻扎在沙河站的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回忆，就是我正好碰上了浅叶小队全军覆灭的严重事件。1942年12月18日，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得到在迁安县东部发现八路军的情报，于是第二大队的主力立即从罗家屯出动，其中一部分，即第八中队以浅叶滋为队长率领的小队是从建昌营出发的。当第二大队听到从北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后，不久即得到了浅叶小队情况不明的报告。第二大队主力立刻编成救援队向北方急速行军，我也作为临时编成的救援队的小队长参加了救援行动。当我们到达建昌营西南方的义新庄附近时，发现了浅叶小队36人以及配属的机关枪三枝(分队长的名字)分队12人的尸体横陈在村子前面的小河的河滩上。由于冬天的严寒，所有的尸体都变成了疹人的黑色并浮肿起来，呈现出凄惨的样子，武器和装备也全部被夺走了。附近的山野悄然肃立，寂静无声，我们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八路军在全歼浅叶小队后，早在日军救援队赶到之前就已经越过长城撤退到热河省那边去了。八路军巧妙娴熟地运用其得心应手的伏击战法，将浅叶小队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像这样表明八路军的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这也是一件让日军痛感无法掌握中国民众之心的事。
浅叶小队被全歼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很快就来到建昌营，指挥所属部队在长城两侧进行扫荡作战。看来，这也是根据北中国方面军的指示所进行的制造无人区的作战。也就是说，在长城两侧制造无人区，切断八路军翻越长城对日军进攻的路线。
冀东地区的警备部队长官是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后来晋升为中将，战后作为战犯被审判)在《战史丛书》中有如下的回忆：“(1942年)8月下旬，方面军为了把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与现政权 [ 注：系日军扶植的当地伪政权。 ] 控制的地区彻底地隔绝开来，在地图上划出了切断线，其实这样做完全无视当地的实际情况。当地的日军警备部队根据方面军的指示挖掘了连续的壕沟，构筑了无数能够以火力控制壕沟的碉堡，竭尽全力切断八路军的活动和物资的流通。为了构筑这些工事，征发了超过60万的劳工，使当地农作物的生产和收获受到不少的损害。日军的残暴行径正好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好材料，结果年轻人不断从劳工队和日军控制区逃亡。北中国方面军命令把作为八路军根据地的长城沿线地区变成无人区，日军警备部队于是使用武力强迫当地居民背井离乡，这一作法就是特别招致当地居民怨恨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同时也是八路军的宣传所极力揭露的日军的残暴行为。”(《战史丛书·北中国的治安作战(2)》，第234页)
我没有直接进行“三光作战”的经验，救援浅叶小队以后，我从未见到过当地的居民，也许就是因为当地已经被日军变成了无人区吧。在这里，我们迎来了1943年的新年。1月下旬，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回到了沙河镇。之后，小野联队长还要举行军旗典礼。从举行前一次军旗典礼到1943年的1月还不到半年，我觉得联队长可能是那种特别喜欢举行典礼的人吧。结果，在非常短暂的旗手生涯中，我就经历了两次军旗典礼，一动不动地手持军旗长时间地站立在那里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的。除了那种痛苦的记忆之外，我几乎回忆不起那两次军旗典礼的其他细节了。
联队本部事务的总管理者是联队副官，我担任联队旗手期间的联队副官开始时是井上大尉，从1942年的年末起是市川定一大尉。市川定一大尉是基于这样一种制度，即让下士官中间的志愿者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以后，再任命为现役军官的制度，而成为少尉候补者的。在武汉会战期间，他作为联队的机关枪中队的队长参加了作战，是一个有经验的、温和忠厚的人。联队本部的具体事务有专职的秘书下士官一手处理，此外还有各中队派出的勤务兵、卫兵轮流值班。
作为中队这一级的部队感到烦恼的是，联队本部和大队本部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额外增加的勤务兵征用。尽管在我们第三中队的花名册上有二百来人的员额，但被征用到联队本部和大队本部当勤务兵的就有五十多人，因此中队实际上能够使用的兵力就减少了。我在第三中队时，也对大量、频繁地从下级部队征用勤务兵感到不满，但是当我到了联队本部以后，就变得也能够接受大量征用勤务兵的理由了。
在联队本部担任勤务的下士官和士兵们往往被要求从事与部队事务毫无关系的杂务和小仆人干的杂事。这就使得他们无法遵守军人的规章和纪律，从而很容易发生军容风纪方面的问题。
作为联队旗手的日日夜夜
在沙河站的联队本部任职期间，我多次跟随小野联队长前往位于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和设在滦县的步兵团司令部。多次按照联队长的吩咐，为他在国内的家人购买各种商品，这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让人感到麻烦和讨厌的。使我因此而产生了好像缺少军人那样的洁身自好的感觉。
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任职的时候，我也经常出入滦县和沙河镇的餐厅、饭馆。虽说是餐厅、饭馆，但是那里也有被迫把在夜里招待客人作为本职工作的女性。我并不是轻蔑那些女性，也不认为她们是肮脏的，更没有什么努力地自我禁欲的想法，也许是我得了臆病吧，直到战争结束，我没有接触过任何女性。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就在这样的餐厅或饭馆里，我常常一边喝着酒，一边跟几个军官谈论诸如战争的将来、日军与中国人的关系等严肃的话题。谈话的对方总是特别志愿军官(就是干部候补生出身的预备役军官，志愿被编入现役，没有被解除召集的现役军官)的小泽清一少尉(后来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是与我们中队相邻的第四中队的队长)、高杉良雄少尉(作为第七中队的队长，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战死)，以及尾崎军医(此人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员，战后我考入东京大学，作为学生与作为教员的他再一次相见)等人。通过这样的谈话，使我了解到除了自己以外，部队里还有其他也对战争抱有怀疑的军官。尽管是志愿加入这样一支不知何时能回国的现役部队的候补干部，也产生了对这场战争的不满和不安。而军官们的这种心理状况，恰恰反映了处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的实际情况。
在联队旗手的工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和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是《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的记述。虽然记述《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是联队副官的职责，但是在很多联队里都是旗手或秘书来记述的。而记述内容则是军队的规则所决定的。《阵中日志》由中队级以上的部队负责记述，以便作为将来写作战史的资料，记载各部队或各人的经历、遇到的各种情况、所看见的诸多事情等。《战斗详报》是战斗结束后各级指挥官做的文字报告，内容包括战斗前敌我形势的概要，各阶段战斗的经过，有关部队的行动，敌我交战的兵力，对方部队的番号、编制、装备、战术、指挥官的姓名，以及战斗结束后敌我形势的概要等，所记述的内容都是被条令所明确规定的。另外，与《战斗详报》有所区别的还有《战斗要报》。这是根据作战指令，在某一阶段的战斗结束后，或者当天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太阳落山以后，立刻向各部队指挥官提出的报告。主要内容有当前的战斗经过概要，敌我的形势，对方情况的判断以及自己对下一步作战的计划，敌我损失情况的概要，弹药和燃料的消耗数量和剩余数量等。如果说，中队在驻扎或扫荡作战期间还能够做成和提出《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的话，那么一旦参加长期的大规模作战，就完全没有时间这样做了。《阵中日志》也差不多没有时间记述了。可是，在联队本部，对于上述各种文件我都要认真地记述，并且也把有关《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以及《阵中日志》的记述事务看作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是，中队或大队上报的《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中的内容，通常都被认为只不过是认真做成的作文而已。特别是在日军方面损失较大的情况下，《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的记载往往有扩大战果的倾向。如果日军官兵死伤严重，《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就会扩大对方死伤的人数和缴获武器的数量。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核实，各中队都会在平时储备一定数量的武器。
我的上司小野联队长原来是陆军省恩赏课的课长，为了做成有利于恩赏功绩的资料，要求《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一定要记载得详细而繁琐。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我所记述的《战斗详报》和《战斗要报》里，总是尽量排除“作战武勇”、“战果卓著”之类的字眼，努力记述客观的情况。
1943年的2月初，联队旗手一职由陆军士官学校第56期毕业的村上勋少尉担任。我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的副队长。由于第三中队的山崎中队长很快就要被解除服现役的召集命令，所以中队副的任命实际上是为准备让我出任下一任中队长而做出的人事安排。随着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转移到滦县，第三中队也移驻到了滦县的兵营。2月中旬，我作为小队长率队向滦河下游的乐亭方向行动，在行动中经常使用船只，但是没有遭遇任何战斗。
1943年2月19日到23日，我参加了北中国方面军在长辛店举办的中队长教育班，接受对中队长们的教育。我记得教育的内容有关于对八路军进行情报战的参谋讲义，有介绍如何整顿军容风纪的中队长经验的高级副官训话。这个教育班的开设以及教育内容的安排说明方面军终于认识到，八路军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因此有必要对军容风纪的混乱进行反省和整顿。方面军在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发觉对八路军的作战不能仅仅凭借武力，在道义上也需要取得胜利。这个在长辛店举办的中队长教育班上，集中了很多在同一个方面军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人、那个人的传闻，已经阵亡的同学的数量之多，令我感到意外。比如在我们联队的石田同学，已经在任丘附近的扫荡作战中战死。这恐怕是因为，即使是小规模的战斗，由于小队长总是要站在前面，所以阵亡的比率也会很高。
1943年3月下旬，在相邻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负责警备的永清县，发生了以往与日军合作的红枪会进行的暴动，以及第二联队见习士官以下的士兵死伤的事件。红枪会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社团，也带有很强的民众自卫组织的色彩。红枪会在抵抗伪政权实行的武装镇压的时候，与日军发生了冲突。我们第二十七师团认为，红枪会有与八路军接近的迹象，企图给予坚决的讨伐，遂下达了派遣第三联队为增援部队的命令。我也被委派为这个增援部队的混成中队长。可是，我们增援部队于3月25日到达当地后，红枪会的主力已经投降，我们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战斗。
永清县一带是因为华北大水灾的祸害而变得贫瘠凋敝的地区。我们解除了红枪会的武装后，遇到了一群在河流的大堤上避难的村民。其中有一个骨瘦如柴的母亲，她怀里抱着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孩子的嘴里吸着草棍，来代替母亲的乳头。这一场景给我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我们一直被告之，日军是为了亚洲的解放，为了爱护中国民众而战斗的，但为什么反而使贫苦的农民们陷于饥寒交迫之中呢？难道扫荡这些贫苦的农民就是皇军展现出来的形象吗？这样的疑问开始浮现在我的心里。我感到所谓的“圣战”与镇压民众的实际情况之间相距甚远，又亲眼看见饥寒交迫的母子的样子，这样的现实给我非常深刻的感受，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日军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行动，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我所抱有的对中国战争的疑问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是在永清县镇压红枪会的作战。在冀东进行的“三光作战”还在持续着，而在这里又亲眼目睹饥寒交迫的农民，使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成为中队长
1943年的3月末，结束了在永清县镇压红枪会的作战后，我们回到了中队。
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移驻滦县后，我们第三中队也驻扎在滦县并归联队直接管辖，担负着向任何作战方向出动支援的预备队的角色。1943年4月27日，我被任命为中队长。联队长还专门为我举行了任命仪式。所谓任命仪式就是为了使队长的任职更为严肃庄重而举行的仪式，作为部下的中队全体官兵全都身穿军礼服排列整齐，联队长在队列前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任命中队长，作为部下的中队全体官兵必须服从中队长，然后中队全体官兵在新任中队长面前举行分列式。就这样，我正式成为了部队的指挥官。中队长以上的队长职务因为是正式任职，所以官方文件上也要记载。联队里除联队长以外的其他军官都是由联队任命的联队副，联队长从那些军官中选择任命中队副。中队军官和下士官都是中队任命的中队副，在出动作战之际，根据中队长的命令组成小队长以下的编队。因此，任命和担任中队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时，我们中队在册官兵有近两百人。1939年征召的士兵已经是最早的老兵了，加上1940年、1941年征召的士兵，共有三个年次征召的士兵。而1942年征召的士兵已经于2月1日到达滦县，正在集中教育之中，预定在新兵教育结束后配属于各中队。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中队里将有四个年次征召的士兵。这些士兵的出生地都是崎玉县、山梨县、千叶县、东京都等地所属的第一师管区。特别是1940年以后征召的士兵，大部分来自于千叶县，渔民和赌徒出身的很多，被认为是性情粗放而且战斗力很强的人。下士官们则大多是冈山县、鸟取县、广岛县等本州岛中部地区出生的人。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创立于1938年3月。1901年，日军创立了中国(当时还是清朝)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下属北京步兵队和天津步兵队，由日本国内的部队轮流交替驻扎。1936年4月，中国驻屯军的实力得到增强，全部兵力有一个步兵旅团(下属中国驻屯步兵第一、第二两个联队)，一个炮兵联队，骑兵、工兵各一个大队，以及战车队，成为长期侵占中国的部队。而驻扎于北京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就是侵华的1937年“卢沟桥事件”的当事者。1938年3月，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改编为中国驻屯军步兵团，从中国驻屯步兵第一、第二两个联队抽出部分兵力编成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也就是说，从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抽调第二大队编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一大队，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的第二大队编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二大队，从另外两个联队抽调的部队编成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三大队和联队直属队。我们第三中队因为属于第一大队，所以从作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征兵区的本州岛中部地方出生的下士官比较多。
1938年7月，以中国驻屯军步兵团为基干编成了三单位的第二十七师团。所谓三单位师团(下属三个联队和一个步兵团)是与原来的四单位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四个联队组成)相对而言的。第二十七师团除步兵团之外，还辖有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联队，以及搜索队、通信队、卫生队和野战医院，其中的搜索队在1943年6月部队改编时解散。各步兵联队都有骑兵小队。第一大队的队长先是山田少佐，后是山下曦佑少佐，从1942年以后就再没有变化过。山下大队长没有山田大队长那样强烈的个性，其存在也不那么引人注目。我们中队的干部，自野村、三宅两名准尉以下的众人都是熟面孔，所以能够安心地跟熟人共事比什么都好。
就任第三中队的中队长之后的1943年5月1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接到了近期内转移到满洲(中国的东北地区)境内的命令。我们将从应付游击战转向准备真正的对苏联作战。而直到部队移动之前，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一直在冀东地区继续进行着“治安肃正”作战。
在转移到满洲之前，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木下中队的全军覆灭。第十二中队的队长木下五郎，是在我之前的联队旗手，他是从干部候补生到特别志愿军官最后转为现役军官的。第十二中队驻扎在卢龙县。1943年6月7日，木下中队长在结束新兵集中教育后，为了对分配到本中队的新兵进行严格训练，计划在本中队所警备的区域内搞一次行军。木下中队长亲自率领包括助教、助手和新兵在内的约五十人为本队，另外还有一个护卫兼警戒的分队。但是，这一行军计划被八路军侦察到了。八路军在木下中队行军途中的一个叫做后官地的村子设下了伏击圈，先让日军老兵组成的自行车队通过，然后等跟在后面、以新兵为主的日军本队来到村子前50米的近距离时，从三个方向一齐开枪射击。刹那间，毫无防备的木下中队自中队长以下的五十来人就被全部击毙了。接到紧急报告的我们第三中队立即乘坐卡车前往现场支援，傍晚前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连对手的影子都看不见了。村子前的壕沟边上杂陈着日军的尸体，他们的武器早已被全部夺走。日军没有任何开枪还击的迹象，完全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
紧接在浅叶分队之后又看到了木下中队被全歼的现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到，八路军由于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所以拥有强大的抗日战斗力，从本质上说，日本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
我直接目睹了浅叶分队和木下中队的全军覆没，但实际上，在八路军的游击区，日军小分队被全歼的事例多得很。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军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无论是浅叶小队，还是木下中队，都只留下了日军官兵的尸体，全部武器装备都被拿走了。这就说明，八路军与日本军队或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夺取对手的武器来装备自己。
原来，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很差，至今为止在冀中地区与日军作战的冀中军区的部队和回民支队都只有命中精度很低的各种步枪，以及偶尔从日军手里缴获的1936年式机关枪。八路军的捷克制轻机枪对我们日军的威胁倒是挺大，但也不多见。手榴弹也是八路军自己制造的居多，那是在铸铁里面装上炸药，爆炸时弹片纷飞，用来造成杀伤。不仅铸铁，很多情况下连石头也用来制造手榴弹或地雷。因此，八路军在作战中非常积极地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
与此相对应，日本军队也尽量不把武器交给八路军，同时以尽量收缴对方的武器作为重点。日军在清点战果的时候，比起清点对手的尸体数量来，更重要的是清点缴获武器的数量。因此，各部队都把收缴的武器保存起来，在自己一方损失比较大的战斗后，用于增加战斗报告的“水分”。这就使得日军与八路军的战斗呈现出武器争夺战的态势。
至今为止，在与八路军的战斗中，我倒不觉得对方的火力有多可怕。除了近距离狙击或者因为进入了伏击圈而遭到的集中火力射击之外，也不能说有特别大的威胁。跟后来打通大陆交通线时的作战对手——新编成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但是，八路军擅长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让日军感到十分苦恼。不管在冀东地区怎样加强警备，也不管怎样推进无人区，进行“三光作战”等非人道的战斗行动，要确保“治安”都是不可能的，日军的小股部队屡次被八路军全歼，就是有力的证明。
中队的军容风纪
木下中队被全歼之后的1943年6月17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式接到向满洲开拔的命令，改编师团的命令也同时下达，为对苏作战而进行了“甲级编成”。废除了步兵团的编制，各联队直属于师团。另外，从联队的步兵炮大队中分出独立的速射炮中队，从大队的机关枪中队分出独立的炮兵小队，这样改编的目的是试图加强对步兵的支援火力。
为了部队的改编和向满洲的移动，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把冀东地区的警备任务移交给了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各部队以大队为单位分别集结。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此后的两个月，是我们集结训练的时间。可以用来纠正因为长期以来的分散驻扎和永无宁日的扫荡作战而导致的军容风纪涣散的问题，使我们重新回到现役部队那样的严明纪律。部队的配置部属最为分散时，甚至达到只是以下士官为队长的大约十人左右的小分队的程度，这样一来，军容风纪的维持就变得相当困难了。在河间县的联队本部与景和镇的中队驻地，起床、吃饭、点名、熄灯都是用军号来指挥的，每天都尽可能地进行严格的训练，但在小分队的驻扎地就很难做到。因为一般的小分队都没有军号手，为了不分昼夜地警备，每天也无法坚持严格的训练。而且跟居民的接触更经常和频繁，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违反军纪的现象。特别是作为军队特有的问题，下级对上级军官的暴力犯罪非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