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黄河
郾城之战
长台关的悲剧
开始湘桂作战
中队单独行动
夜袭茶陵西侧高地
阵地攻防战
黎明的攻击和负伤
在野战医院里
攻击关铺西侧高地
对峙在茶陵
准备下一次作战
渡过黄河
我们部队乘坐的火车于1944年3月25日通过山海关，再经过两天的旅行，到达了黄河北岸的京汉线支线的终点——清化镇。作为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的京汉作战的第二线兵团，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清化镇西面以怀庆为中心的地区展开，在这里进行训练。可以想象，当日军为向对岸的洛阳进军而渡过黄河时，将会让我们执行牵制的任务。实际上，这个地区在第十二军主力发起进攻的霸王城以西大约七十公里的地方。在霸王城，工兵将折叠舟连接起来架设了浮桥，在北岸集结了作为进攻主力的第六十二师团、第一百一十师团和第三坦克师团。为了隐蔽作战意图和进攻地点，我们师团的任务是让人们以为日军不会在洛阳对岸渡河。为此，我们部队的行动大张旗鼓，毫不掩饰，公开地准备架桥材料。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滞留在清化镇，这里有日军的兵营，我们联队在这里宿营并进行训练。
在清化镇等待下一步作战命令的1944年4月中旬，我们第三中队接受了师团下达的特别命令，要我们中队完成一项到修武、焦作征用150辆马车，并把这些马车带到怀庆的任务。从联队长那里接受这一命令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一任务是个难题。在一片完全不熟悉的土地上，怎样才能把马车征集上来呢？我自己可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既然接受了任务，就必须全力以赴。因此，中队全体官兵把背囊留在宿营地，轻装出发了。在此之前，先遣队已经从清化镇乘坐汽车到了修武，与当地政府交涉征用马车的相关事宜。
因为是轻装前进，所以怀庆与修武之间60公里的路程我们只用了两天就到了。到达修武以后，当地政府给了我们出人意料的协助，他们已经把马车征集起来了，而且都是骡马大车。这样一来，最大的难题就解决了。我们立刻把120辆马车集合起来，带着这些马车向怀庆进发。因为都是空车，所以允许士兵们乘坐在马车上面。士兵们悠闲地、放松地坐在马车上，进行了一次舒适的乘车旅行。作为中队长，我也觉得这样乘车比起徒步行军多少可以保存一些体力。
在我们中队完成征用马车的任务期间，第二十七师团为了佯动作战而进行了强行军。由于第十二军主力很容易地从霸王城正面渡过了黄河，所以命令第二十七师团采取被看成好像要从洛阳北岸渡过黄河的欺骗性行动。为此，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从4月16日开始行动，18日到20日向黄河北岸的孟县西面的渡口运动。配属给我们部队的工兵队和架桥材料队也跟我们一同行动。我们第三中队带着大量的马车从修武向怀庆运动，让人们看到后方部队的行动，也成为欺骗性行动的一部分，可实际上马车都是空的。
我们第三中队带着辛辛苦苦征集来的马车回到怀庆后，因为第二十七师团已经开拔，所以没有人来接收马车。如果我们放任不管，马车夫们肯定会一个接一个地逃跑，所以中队必须监视他们。就在我们中队看管马车的时候，第二十七师团主力那边却发生了不幸的事。
霸王城正面的第十二军主力第六十二师团和第一百一十师团于1944年4月20日开始进攻，就像预想的那样，当天就突破了对方的阵地。第三坦克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也必须从唯一的浮桥渡过黄河。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渡河日期被指定为4月24日的夜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史丛书》所记载的如下事态。
“第二十七师团向黄河南岸的进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4月18日到20日期间，在铁谢、孟津一带的黄河北岸地区实施佯动的第二十七师团主力为了渡过黄河，既不休息也不睡觉就直接于20日夜间向浮桥北岸地区运动，全部行程约九十公里至一百一十公里，因为渡过浮桥的时间已经被严格规定，所以必须连日强行军，才能按指定日期渡过黄河。可是，在第二十七师团过河前的最后一天，即1944年4月23日，整天都下着瓢泼大雨，地面泥泞过膝，气温急剧下降，寒气逼人，发生了师团人马大量冻伤的事故，死亡数十人，马、牛、骡的死亡也为数不少，特别是骡马几乎全部死亡。结果，大约两千多名伤员留在了黄河北岸的野战医院。”(防卫厅：《战史丛书·一号作战·河南的会战》，第223页)
我记得好像是1944年的4月21日左右，我们中队担负的保管马车的任务被解除了，然后立刻接受了新的命令，即迅速通过怀庆、武陵、鲁店道急行军，于4月24日之前追赶上所属大队回归建制。我看了一下地图，足足有一百多公里。因此，我从征用的马车之中挑选了看上去比较健壮的马匹，用来搬运行李和物资，而中队全体官兵则轻装出发。因为4月23日的大雨，已经到达浮桥附近的我们中队，不得不在武陵附近的居民家里避雨。第二天出发后，就看见了沿途路旁散发着恶臭的倒毙了的马或骡的尸体。我们中队终于在大队过河之前追上了自己的大队，并且知道了昨天的惨状。但我们第三中队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当然这并不是中队长的功劳，只不过是我们因为偶然的机缘运气好罢了。
1944年4月24日夜晚，其实已经接近4月25日的凌晨了，我们第三中队狼狈不堪地终于渡过了架在黄河上的浮桥。工兵搭建的浮桥很牢固，连坦克都能开过去。我们的渡河非常顺利，并于4月25日行军到郑州附近地区宿营。4月26日通过了郑州。根本没有看见郑州市民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师团作为第二线兵团参加京汉线作战所迈出的第一步。
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在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即湘桂作战期间转而隶属于第十一军。所以在第一阶段的京汉线作战期间虽然接受了第十二军的指挥，但我们第二十七师团还是考虑要尽量使部队做到在不出现伤员的情况下到达武汉地区，然后转属于第十一军。但实际上，战斗也参加了，意料之外的事故也遭遇了，而且蒙受了相当的损失。像上述的事情我都是在战后阅读战史以后才得知的，而当时完全是按照命令来行动的。
在此之前的1944年4月20日，从霸王城开始进攻的第一线兵团在占领郑州后继续南下。在中牟附近渡过黄河的第三十七师团占领新郑后又继续逼近许昌。为了与第一线兵团的急速进攻相配合，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一个劲儿地强行军追赶第一线兵团，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为师团的先头部队进发。第十二军包围了许昌准备攻城，第三十七师团和第六十二师团预定在4月30日拂晓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发起总攻击。因此命令第二十七师团迅速以部分兵力前进到许昌的东北方向，建立防止对方逃脱的封锁线。第二十七师团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在师团最前面的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连日的强行军之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联队就必须要在4月30日的一天之中急速行军近四十公里。当我们步兵第三联队好不容易到达了许昌东北方向的郭庄，按照命令要求的那样刚刚建成一部分封锁线的时候，就已经到了4月30日的深夜。
一直到渡过黄河为止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的我们中队，由于渡过黄河以后的强行军而出现了累垮了的士兵。特别是作战动员后配发给我们的新军靴不合脚，被这样的靴子磨破脚的士兵就超过了两三个人。由于4月30日的急行军，又出现了四五个掉队的士兵。对于中队长来说，那些掉队士兵的问题是最伤脑筋的。
由于强行军而导致掉队者是任何部队都免不了的，但从根本上说，超过人的体力极限而勉强行军是日本军队的特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美各国的陆军，都大力推进机械化和汽车化，大炮、重型装备、补给物资都用汽车运输，连步兵的运动转移都使用汽车运输。但是，日本陆军仍然使用马或士兵的双脚作为基本的移动手段。在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师团的炮兵队也是把山炮分解以后用马驮运，联队炮、大队炮和重机枪，无一例外地都是用马来驮运的，也就是说，日本陆军的运动完全依赖于马背。师团的辎重、联队的大小行李都是马队编成，中队当然是徒步编成的，中队长以下的全体官兵都是背着背囊行军的。因此，超强度的行军消耗了士兵的体力，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我这个中队长来说，这是最大的顾虑，渡过黄河前后持续的强行军更是给了我极其深切的感受。
因为士兵们的疲劳达到了极点，1944年4月30日晚上大部分人都在村子里宿营休息。但为了封锁线的警戒，我命令小队长带领30人，配备3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每2小时轮换一班，在封锁线上监视对方。而我这个中队长则尽量到中队的警戒线上去。
1944年5月1日早晨，正在执行监视任务的士兵突然大叫起来：“有大部队通过！”在前方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从右向左，也就是从西向东，可以看见有敌我不明的大兵团在移动。但是在我们中队的射程之外。不久，从左后方的联队本部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这是国民政府新编第二十九师以师长吕公良为首的大部队，与我们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的直辖部队所设置的阻止线发生了冲突的枪声。战斗结束后，在中国军人的死尸中，发现了师长吕公良的尸体，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竟然取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战果。但我们中队只是远远望着国民政府的大军，一枪也没有放。这就是在一号作战中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第一战。
从许昌撤退的国民政府军队主力的撤退方向虽然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但却让我们联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取得了消灭国民政府军队师长以下大部队的战果。但是，我们中队只有因为强行军而出现的掉队者，在战斗中一枪未放，当然也没有任何损失。
郾城之战
1944年5月1日占领许昌后，日军第十二军主力部队向右前方大大地迂回，以消灭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的军队为目标，向洛阳方向攻击前进。这样一来，第二十七师团将单独南下，完成打通京汉线的任务。已经于5月1日早晨从许昌出发的第三十七师团以步兵第二百三十七联队为郾城先遣队，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暂时把这个郾城先遣队纳入指挥之下，让他们在大道的西侧行军。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为第二十七师团的前卫部队，于1944年5月1日的晚上从许昌出发。第三十七师团的部队在远离京汉线的西方南下，沿京汉线南下的我们步兵第三联队首次进入了国民政府军的控制区。虽说是沿京汉线前进，但由于铁道被破坏得非常彻底，有的地方甚至连路基都没有了，所以只能大致猜测这里曾经有过铁道。
1944年5月3日早晨，我们第三中队被命令为尖兵中队，因而走在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前面。但是我们手里的地图极不完整，图上的地名与现实地名很难吻合。当发觉接近郾城时，已经过了中午了。在接近一个小村庄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同时看见十几个国民政府军的士兵四散逃走。这是从许昌出发以后第一次看到国民政府军队的士兵，我的部下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跑步追了上去。
过了小村庄，刚刚看见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村子，我们第三中队突然遭受到机关枪的扫射，前面的几个人应声倒地。我一边命令部下“卧倒”，一边拿起望远镜观察情况，只见眼前的村庄修筑有多个碉堡，碉堡上的射击孔一清二楚，历历在目。野村准尉吃惊地脱口而出：“这可真是了不起的军事阵地呀！”看来我们中队被对方的小股部队引诱到了严阵以待的既设阵地之前。不管怎么说，没有及时发现对方部队的动向是我这个尖兵中队长的失职。我们第三中队全体官兵在对方阵地的正前方卧倒，陷入一动也不敢动的困境，好在田野里已经长高的麦苗足以掩护我们的身体。我准备让部下各自在原地挖掘掩体，等待天色暗下来。但完全没有考虑撤退。阻止我们前进的这个阵地，是掩护着位于郾城县以东相邻的漯河(新郾城)北部的主要阵地，真正是由布满了枪眼的碉堡所环绕的严阵以待的阵地。
那时，就在我身旁的值日兵小仓突然大叫一声：“我被打中了！”随即抱住了自己的头，我转脸一看，只见他的钢盔飞到了一边，从他的头上流下了鲜血。在旁边的野村准尉和我凑过去一看，小仓的头部中央有一个伤口。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这是流弹造成的枪伤，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鼓励他说：“这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枪伤。”暂时用绷带给他包扎好了以后，我就命令他撤退到后面的小队去。小仓向我告别说：“长时间以来，一直承蒙队长的关照。”我嘴上说着：“别胡说了。”但内心深处却不免黯然神伤。
小仓撤下去之后，我躺在野地上随手拿起小仓的钢盔仔细地看着，发现钢盔上只有一个凹陷的痕迹，没有任何被洞穿的地方，这说明小仓不是被流弹所伤，而是被跳弹打在了钢盔上才造成的凹陷，头上也只不过是受了点轻伤。我和野村相视一笑：“咱们还以为那小子要死了呢。”过了一会儿，从后方上来的传令兵传达了大队长的命令，要我们第三中队撤退到后面的村庄重新集结。“真是天助我也！”我心中暗暗想道。因为从我们中队所处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撤退。而且幸运的是，接近傍晚时分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我像是不肯服输似的大声下令：“以后方的村庄为目标，各自前进！”等待已久的部下们一心想趁此机会脱离困境，纷纷向后面跑去，这时已经不用担心对方的射击了。
我们从小村庄撤退后，不仅见到了市川大队长，还见到了联队长，甚至师团的参谋。也就是说，我们第三中队虽然遭到对方的突然射击，但没想到却成为一次对于对方的主要阵地进行的强行侦察，引起了师团的重视。第二十七师团第一次准备对面前的对方阵地进行步炮协同的正式攻击。可惜，我们第三中队第一次因为对方的射击而遭受到伤亡，在对方刚开始机枪扫射的时候，中队的士兵有两人中弹死亡，另外还有几人受伤。
回到大部队所在的小村庄之后，中队的士兵们都在吃饭。小仓有点难为情似的走过来对我说：“队长，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也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小仓，伤怎么样了？”但确实为他的轻伤而感到庆幸。当天晚上，是在为了处理战死者的尸体和把受伤者送往后方的准备工作中度过的。
过了一天，1944年5月5日，日军开始了总攻击。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炮兵的掩护下，向着沙河北岸和漯河以北的对方阵地发起冲锋。我们大队在右侧的第一线，而在大队第一线的则是第二中队，我们第三中队在大队的第二线，先是跟在第二中队的右后方前进，然后按照作战计划超越第二中队向沙河一线突进。此外，步兵第二二七联队向郾城的县城进攻，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在沙河的下游渡过河去，从漯河的东面向漯河发起攻击，而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则在沙河的上游渡河，从漯河的西面向漯河发起攻击。
1944年5月5日黎明前，我们中队在两天前苦战的五里庙以北那片麦田里散开，等待攻击的开始。攻击位置的准备和炮兵的掩护射击，都是按照步兵教程中所规定的那样进行的。在预定的时间，随着隆隆的炮声，炮兵的掩护射击开始了。五里庙的对方阵地立刻陷入了火焰和浓烟之中。早晨5点，到了预定的攻击时间，随着炮火的平息，第一线的日军中队开始冲锋。我也马上命令中队前进。
但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在日军发起攻击之前撤退了。第二中队在我们前面跑步前进，我们中队也加快脚步追赶第二中队。到了预定换防的村庄的南端，我们中队非但没有与第一线的部队换防，反而像是以沙河为目标的竞走一样继续往前跑，因此在第二中队的右方与第二中队并肩前进，简直就像是演习一样的战斗。这一天，第二十七师团的官兵没有任何伤亡。
同一天，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占领了沙河南岸的漯河。至此，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对于驻守郾城的国民政府军队的攻击获得了成功。随后，第二十七师团以打通京汉线为作战目标一路南下。
长台关的悲剧
攻占郾城后，我们大队作为师团的后卫缓慢地南下，经过遂平、西平于1944年5月12日左右到达了确山。在这里，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与北上的第十一军的宫下兵团会师，实现了打通京汉线的作战目的。我们一直没有遭遇国民政府的军队，每天都持续进行着以汉口为目的地的行军。因为恐怕白天行军会受到美国空军飞机的干扰，加上暑热难当，所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主要是夜晚行军。5月13日晚上下起了雨，跋涉在雨水泥泞之中的行军也更为困难。5月14日的晚上，师团命令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师团的后卫部队走在最后面。那天晚上，连日的阴雨仍然下个不停。我考虑，如果前面部队的行进遇到阻塞，我们就要站在大雨里等待，那还不如找个村子休息一下，第二天早晨来个急行军就能赶上大部队了。即使白天行军可能有美军飞机的空袭，只有我们一个中队实行对空警戒也比较好办，保存士兵的体力是中队的第一要务。当天夜晚遇到了强烈的暴风雨，我们中队进入在途中所遇到的一个村子休息了。
1944年5月15日的早晨，经过一夜休息的中队回到大路上继续行军。大路因为昨天晚上的大雨而变得泥泞不堪，人员和骡马都乱七八糟地在烂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步行变得十分困难。接下来就是令人窒息的恶臭扑鼻而来，马、骡的尸体倒卧在路旁的泥里，还能看见旁边有被丢弃的大车。大路上几乎达到了无法行走的程度，凄惨的景象不断映入眼帘。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长台关悲剧的现场。
为了避免暴露在炎炎烈日下，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基本上在夜里行军。当我们到达淮河唯一的渡口长台关前时，师团准备把自行军开始以来的三路纵队合并成一路，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和堵塞。而且跟白天的酷热恰恰相反的是夜晚打在身上、脸上的冰凉的雨水。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大雨、暴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更加漆黑一团。泥水没过膝盖，道路两旁都是根本无法行走的水田，因此师团的行军受到阻碍，在冰凉的雨水冲刷下，被冻死者也开始出现了。各部队的行军行列变得七零八落，官兵们纷纷躲到道路两边的村子里避难。最悲惨的是拉着山炮或步兵炮的马队，马和大炮当然都不能扔掉，只能任凭雨水从头浇下，整整一夜就那样站在泥泞的道路上，等待黎明的到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而死掉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增多了。
尽管白天中午的日晒甚至导致了日光性的疾病，但晚上浇下来的暴雨又能冻死人，在5月的中国大陆，竟然有那样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冻死者一共是166人，其中我们步兵第三联队有47人死亡。我再一次面对这种凄惨的状况是战后阅读《战史丛书》的时候。《战史丛书》有如下的记载：
“1944年5月14日的早晨，蒙蒙细雨从天空飘然而下，行军中的各部队的士兵们被雨水打得全身湿透，加上从一大早开始就闷热难挡，夜晚行军的疲劳一点也不能恢复过来。当天傍晚约17点出发，三路纵队在汽车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混杂在一起，各部队的前进都十分迟缓。太阳落山以后，大约20点左右，乱云飞舞，狂风大作，白天的潮湿闷热立刻变成了凄风苦雨，气温下降到10度，风速达到每秒10米。随着暮色降临，天地间一片漆黑，田野之间的汽车道被雨水浸泡，两边的河沟里虽然没有湍急的水流，但只有两座小桥，行进中的车马都停了下来，各部队只能站立在越来越强烈的风雨中。官兵们没有使用灯火，前队与后队之间只能用声音互相联络，每个人都忍受着刺骨的寒冷等待前进。终于到了23点左右，各部队放弃了迟迟不能前进的行军，决定寻找适宜的退避之所。各部队的长官命令部下寻找可以休息的村庄和房屋。但是由于黑暗和不了解满是泥水的道路情况，根本看不到可以休息的村庄。即使发现远处有个村子，但前往那个村子的道路更加难走，不断有人掉到河沟里，有马摔倒在泥水里，救助这些人和马只不过是徒劳地浪费时间。特别是车辆部队的官兵，一部分返回了原来的宿营地，但大部分停留在原地，境况极为困难，到了后半夜，他们中的有些人靠在炮车上，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有的人龟缩在辎重车下面。这些都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发生的事，而真正准确地把握和判明全部情况的时候，已经是5月15日凌晨的3点了。”(防卫厅：《战史丛书·一号作战·河南的会战》，第292-293页)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已经是第二次发生冻伤减员的事故了，这一次我们中队也是幸免于难。在黄河北岸行动时，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就已经相继出现了掉队的、冻死的，这一次长台关的冻死事故，给了师团更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骡马部队的损失更为严重。第二十七师团是为了湘桂作战而增强了兵力的唯一一个师团，大家都希望第二十七师团毫无伤亡地通过京汉线南下加入第十一军。结果第二十七师团却并非因为战斗，而是因为士兵体力不支而发生了减员的事故，两次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师团长竹下义胜中将也因为生病而住进了武汉的医院。这一定使得第十一军对于第二十七师团的信任大打折扣。尽管我们师团是唯一增加了兵力的精锐师团，但总是被放在第二线使用，恐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长台关渡过淮河，在南岸休息以后，经过三天的行军，到达了信阳。虽然从信阳到汉口的铁路是畅通的，但是我们二十七师团要按作战序列在信阳等其他部队出发之后，才乘坐火车于1944年5月24日到达汉口。
在汉口的两天真是忙坏了，要补充损耗了的兵器和装备，要把辕马(驾辕拉车的马)改编为驮马(马背上驮物资的马)，要把不用的物品送往后方，还有其他为了进行新的作战而进行的各种准备工作。我也整理了迄今为止一直带着的军官行李，我的行李在长台关时好像被水浸泡了，受到了相当的损害，我把不好携带的东西都送回到留守处，什么笔记啦、照片啦，结果这些东西得以保存下来，保留到战后都成了唯一的、宝贵的资料。
湖南省东部概貌图
开始湘桂作战
在汉口的忙乱的作战准备用了整整两天才完成。我不记得在这两天之中自己去过市区或大街。1944年5月26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乘船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当天就乘坐卡车向崇阳方向进发。第二天，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作为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湘桂作战。
1944年5月27日，第十一军右翼的第四十师团渡过了洞庭湖向着湘江西岸前进，位于战线中央的第三十四、第五十六、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等师团沿着粤汉线向长沙进发，左翼的第三、第十三师团从平江向浏阳进攻，各师团同时发起了攻击。第十一军首先从长沙发动以衡阳为目标的进攻，然后准备前进到桂林、柳州，与从广东西进的第十三军取得联络。另外还有一个作战构想，即在此期间以一部分兵力打通粤汉线，控制在遂川、赣州等地的美国空军的飞机场。因为日军计划从中国军队的东侧进行强有力的侧击，所以在这一方面配属了精锐的第三、第十三师团，第二十七师团被安排在第三、第十三师团的后方跟进，给予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任务是修筑道路。
为了实施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充兵站线的设置比什么都重要。按照南中国派遣军的作战计划，在从岳阳到长沙、衡阳的粤汉线沿线设置甲兵站线；在从崇阳、通城、平江、浏阳一带的粤汉线以东的山岳地区设置乙兵站线，按照规定必须要同时设置这样两条兵站线。修筑沿甲兵站线的汽车公路的任务，由第二工兵司令部、独立工兵第三十九、第四十一联队和独立工兵第六十一大队等专业工兵部队担任。与此相反，乙兵站线尽管也是修筑汽车公路，但却交给了作为野战部队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从武昌开始乘坐卡车，1944年5月28日经过崇阳到达桂口市。到了这里才第一次知道，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今后的任务就是修筑公路。我们为了参加大规模作战，才从满洲远道长驱而来，但到了这里却听说交给我们的任务只是修筑公路，真是让人垂头丧气。
因为士兵们的疲劳达到了极点，1944年5月30日晚上大部分人都在村子里宿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通城、平江之间按照所分配的任务，开始进行汽车道路的补修作业。虽说是汽车道路，但因为这一地区多次遭到日军的进攻，加上中国军队为阻挡日军而有意破坏，所以道路已经损坏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在地图上有公路的记号，但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完全没有留下道路的原来形状，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水田。虽说还是有不少的山地，但平地部分都是水田和湿地，一旦下雨，雨水泛滥，道路就成了烂泥塘，怎样才能让汽车通行呢？我们也无计可施，不知如何是好。
第十一军似乎对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工兵作业能力抱有很大期望。可是，我们是野战步兵部队，任何土木作业器材也没有。士兵只有作为个人装备的圆锹和十字镐，但那只是用来挖掘个人掩体或散兵壕的，除此之外，什么工兵作业器材都没有。我们只好使用了从周围的农民那里征用来的农用的铁锹和土筐，因为没有工兵专用的工具，所以作业进度之缓慢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加快作业进度，我们也在各中队之间分配了区间任务，让士兵们展开竞赛，好不容易总算做成了道路的雏形，而士兵们已经是非同一般的辛苦了。
这个道路工程也成为美国空军的轰炸目标。1944年6月初的一天，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双发动机的大型美军战斗机，它一边超低空地飞来，一边用机枪扫射，擦着正在作业中的中队士兵的头上飞过。我们第三中队虽然没有任何伤亡，但大家在精神上都感到了极大的恐怖。为了防备美军飞机的空袭，日军准备了对空监视哨兵和机关枪，修筑道路的人员也尽量分散作业。在我们作业队的身后，就有等待道路通车的汽车部队。这些汽车部队也恰好成为美军飞机的轰炸目标，所以在汽车队停留的地方多次传来枪炮声。
对于这样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来说，日军方面的最大不足就是制空权被美军夺走了。在太平洋战场的所有战线，日军都失去了制空权，在中国战场也不例外。这一次大规模作战开始以后，陆军总部把在中国战场的第三飞行师团扩充为第五航空军，但实际上作战飞机的数量并没有增加，所以夺取制空权的想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与日军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战场的美国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在1943年初就已经达到了三百多架，并且还在逐步增加。美国空军的作战飞机除了空袭台湾和满洲之外，还威胁到了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如果把1943年6月交付美国空军的B-29轰炸机配备到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日本将面临全部本土都可能遭受空袭的危险。一号作战开始以后，日军的后方联络线就一直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铁路也好，水路也好，都无法利用。如果补给断绝，一号作战当然也就不能按照计划进行了。日军用来进攻的庞大兵力由于补给断绝，特别是缺少粮食，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
在连绵不绝的水田里修筑公路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好成为美国空军空袭的目标。美军飞机的超低空飞行，甚至到了连美国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见的程度，那样的情形我曾多次看见过。反过来，日军的飞机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在1944年6月的前两周，我们是在与烂泥作斗争的道路修筑中度过的。分配给我们的任务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能完成，但士兵们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而且越来越接近兵站线的最前头，粮食的补给也不够充分，特别是副食品，完全没有任何补给。实际上，从作战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补给计划。也许日军的补给完全是依赖于就地征发补给品，但征发的成果往往是零。湖南省的这一地区已经反复经历过战争，是习惯于战争的第三、第十三两个师团毁坏和糟蹋过的地区，凡是能吃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留下来。身体的疲劳加上营养的不足，成为导致后来出现大量营养失调患者的原因。
1944年6月中旬，前线的日军第三师团正在浏阳附近地区与中国军队激战。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于6月18日到达平江。6月25日，按照第十一军的命令，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从平江出发向浏阳前进。于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暂且先就汽车公路修筑作业的结束向第十一军提出报告，但实际上汽车部队只能开到平江以北25公里处的梅仙。第二十七师团从平江出发南下之际，命令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师团的后卫，在平江东南25公里处一个公路旁边的叫做岳阳段的村庄停留下来，担负后方警备任务。这一命令就成为了我们中队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单独行动的开始。
在一号作战计划制定的过程中，大本营曾考虑到如果强有力的中国军队从东面侧翼攻击日军主力，将会以作为第二线兵团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为主攻方向。结果在实战中，由于强有力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跟第二十七师团一起陷入了与这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之中，只有我们中队因远离中心战场而置身于外。
中队单独行动
受命在岳阳段担任警备任务的我们第三中队，因为是受第二十七师团直接指挥，所以配属给我们中队一个无线电分队。后来我才知道，第十一军认为乙兵站线没有什么大用处，就决定把乙兵站线撤销，并于1944年6月29日发出了撤销命令。这就使得第二十七师团与烂泥搏斗了近一个月的辛苦作业，完全成了毫无意义的无效劳动。可是，这一撤销乙兵站线的命令并未下达到作为最基层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而且离开了联队本部的我这个中队长手上。但我还是发现通过公路的部队越来越少，到了7月就完全没有部队经过了。
岳阳段是位于平江和浏阳之间的一个村庄，距离平江25公里、浏阳40公里，是一个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中国江南水乡的小村子。大概是因为在参谋们所使用的大比例尺的地图上有这个村庄的名字，所以它才会被军部参谋们选中的吧。虽然撤销了乙兵站线，但是因为数量众多的后方机关不可能简单而迅速地处理完头绪繁杂的各种事务，所以第十一军考虑有设置后方警备部队的必要。但是当时完全不知道上级决策内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到心中不安。
我指挥第三中队在岳阳段周围构筑了警戒线，在村子西侧大约三百米的小高地上设置了警戒哨位，姑且算是建立了一种警备态势吧。然后每天一次，用无线电向第二十七师团本部报告“没有异常情况”。实际上自从进入7月以后，无论是从前方，还是从后方，都只能听到好像远方天际传来的阵阵雷鸣似的枪炮声。南方(前方)传来的枪炮声就是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与1944年6月29日开始向日军侧翼展开反击的强大中国军队在山田、社港市进行的作战。从后方传来的枪炮声是守卫平江的警备队在与袭击日军后防线的中国军队作战。可是我们第三中队驻守的村子周边，一直是安静的，甚至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1944年7月初，我接到了第二十七师团本部发来的电报，命令我们第三中队撤去岳阳段的警备到浏阳报到，从浏阳把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护送到醴陵。也就是说，我们第三中队将继续脱离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而单独行动。我们第三中队经过两天的单独行军到达了浏阳。由于前面的日军部队在浏阳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所以现在这里四周寂静无声，人迹罕见。虽然我们一边行进一边提心吊胆地保持着警戒队形，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暗自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浏阳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但在当时却到处都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战争痕迹。我们第三中队与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会合之后，立刻就出发了。无论是第四野战医院的院长，还是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的队长，虽然都是比我军衔高的上级军官，但是在有关行军的事务方面，他们都很认真地听从我的指示。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都是毫无战斗力的医疗部队，不仅人员众多，各种物资、器材和设备也为数不少，因此行军的队列延伸得很长。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能会遭遇中国军队，所以我们在行军中对周边的情况非常注意，这是与我们第三中队单独行军完全不一样的行军。结果，从浏阳到醴陵不足100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花了5天才走完，于1944年7月10日左右到达。在这一阶段的行军期间，尽管我这个中队长内心里一直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但总算没有遭遇过中国军队。因为正好在激烈的战斗结束之后，所以我们也根本没有看见过当地的居民。
到达醴陵以后，我们第三中队护卫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的任务就完成了，而且很快就被划归到了第三大队的指挥之下。实际上，就在几天以前，醴陵还受到了强大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第三师团的骑兵第三联队竭尽全力好不容易才守住了日军的防线。小高大尉指挥的第三大队接过了醴陵的防务，但还欠缺一个中队，所以希望加上正好来到醴陵的我们第三中队，以加强第三大队的防御力量。
醴陵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分配给我们第三中队的防区是从市区南部街道的尽头到南部郊区的农村一带，这一带四周都是种植红薯的田地。所以我决定尽量为控制中队防区以内更多的红薯田地而配备兵力，这也是为准备应付粮食短缺的紧急关头而采取的一种粮食对策。
从1944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我们第三中队在醴陵这个地方驻扎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中有如下记载：“[1944年]8月4日，第八中队代替第三中队。”但我记得换防的时间好像还要更晚一点。)在我们第三中队到达醴陵之前，日军第三师团的部队在醴陵遭到了强大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而在我们第三中队离开醴陵的1944年8月中旬以后，第三大队又在中国军队的进攻下苦战不已。就好像我们第三中队是专门在逃避战斗、躲清静似的，其实这都是很幸运的偶然事件。
从醴陵出发后，我们第三中队还是单独行动，护卫第二十七师团的卫生队一直到攸县。因为对战场情况不明了，所以我命令中队以不管任何时候一旦与中国军队遭遇都可以迅速采取应对之策的战斗队形前进，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跟在我们第三中队的后面。从醴陵到攸县是80公里，从攸县到茶陵有30公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显然比野战医院的行动要轻装快速得多了，虽然在途中有黄土岭那样的难关，但我们还是只用3天时间就走完了80公里的路程，从醴陵到达了攸县。
在攸县，我们第三中队终于接到了前往茶陵回归原来部队建制的命令。我与小高大队长告别时，得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主力正在茶陵遭遇到优势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事实真的如同这个情报所说的那样，我们第三中队在前往茶陵的途中，一边听着前方传来的轰隆隆的炮声，一边向着炮声传来的方向快速行军。
从1944年8月20日把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护送到攸县以后我们就了解到，茶陵的日军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并连日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如果我们第三中队沿着从攸县经过黄石铺再到茶陵的大路前进，就一定会与中国军队遭遇。所以，我选择了在洣水北岸的山地中迂回前进，从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比较薄弱的茶陵东北角渡河进入茶陵县城内的路线。
1944年8月20日的夜晚，我们第三中队就在山里一个我记得叫泰元墟的小村子宿营。村子的一面都是红薯地，我们饱餐了一顿红薯，填满了空肚子。第二天，我们经过了一个好像是叫潞水坑的小村子，到达一个能远远地望见洣水对岸的茶陵县城的小村子宿营。在这里，当天傍晚和第二天清晨，我都派出了侦察兵，向着茶陵方向进行了侦察。
因为枪炮声越来越密集和热闹起来，我判断激烈的战斗正在茶陵的西面和南面进行，于是集合第三中队全体官兵，为了避免遭到日军的误射而打出了日之丸(即中国民众俗称之“膏药旗”)的旗子，向茶陵县城的东北角急速前进。我们徒步涉水渡过了洣水后，没有遭到任何干扰就进入了茶陵县城。
夜袭茶陵西侧高地
当时，在茶陵结集着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主力，包括联队本部、第一和第二两个大队，正在与试图夺回茶陵的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在1944年6月末就从平江出发的我们步兵第三联队，经过了山田和社港市的战斗，又在7月中旬到下旬的醴陵以东的麻山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连续多次的激战和战斗消耗，使各中队的兵力都减少了三四十人。正在此时，我率领的拥有一百五十多人的毫发无损的第三中队赶来支援。难怪小野联队长和市川大队长都露出了大喜过望的笑脸。
就在我们第三中队到达的几天之前，第一大队担当的西面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茶陵县城的北、东、南三个方向均被河流所包围，只有西面与陆地相连，县城以西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就是丘陵地带。能够从上面俯瞰县城的丘陵高地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第三大队把那些高地分别取了名字，像松、竹、梅、桃、鹰、雕、鸽等，作为暂时使用的高地代号。面对报到以后的我，市川大队长一面用手指着周围的地形地貌，一面说明着战场上犬牙交错的态势。最后，他命令兵员充实的我们第三中队发起进攻，击退占据西面山丘的中国军队。
因为日军方面的火力装备极其不足，我跟市川大队长商量之后决定使用夜间突然袭击的战术夺取中国军队据守的山丘。1944年8月22日，我专门花费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对中国军队据守的高地进行了详细的侦察。根据侦察结果，我发现中国军队的主要阵地是“松”高地，在“竹”高地和“梅”高地上面也能看见修筑的阵地和工事，但在“桃”高地上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因此我判断中国军队没有在“桃”高地上部署兵力。所以，我决定避开中国军队防守严密、兵力充足的正面阵地，首先攻击并占领“桃”高地，然后再从“桃”高地向中国军队阵地的左翼发起进攻。
以白刃作战和夜间突袭攻击对手坚固设防的阵地，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当然，由于“白刃作战主义”是日本陆军的传统，夜间突袭的作战方法我也在陆军士官学校经受过很完整而彻底的训练，但毕竟从来没有实战的经验。如果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那纯粹是瞪着眼睛撒谎，自欺欺人。但是我内心的胆怯和软弱不仅绝对不能被部下看出来，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完全有信心取得作战胜利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中队的军官也好，士兵们也好，都相当紧张。以背囊为代表的那些不必要的装备都留在了大队本部。等到天色已晚，暮霭朦胧，我们第三中队就在茶陵街区的尽头集合。大队的官员们谁也没有前来为我们送行，把针对钳制了大队的要穴命门的中国军队控制的高地发动进攻的作战任务，完全交给了我们第三中队单独进行。大队只是下达了作战命令，没有给我们第三中队提供任何帮助，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只能靠我们第三中队自己来承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