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云薄星稀的夜晚。我的作战计划是，沿着中国军队没有部署兵力的道路，第三中队全体官兵衔枚疾进直到“桃”高地。我们中队的一百五十多人隐蔽在道路北侧的路基的阴影里急速前进，就从洪山庙这边控制了“桃”高地(根据书中所附之地图，洪山庙在“桃”高地以北)，但没有遭遇到作战方案里想象的中国军队。我在“桃”高地的东麓重新结集起了中队以后，命令村井少尉的第一小队作为右翼第一线部队向“竹”高地进攻，其他部队以指挥班、第二小队和第三小队的顺序向“松”高地进攻，占领“松”高地以后，第三小队再继续进攻“梅”高地。并且给部下下达了严格的指示，除非遭遇中国军队的攻击，否则绝对不许开枪射击。但同时，我内心深处却期待着中国军队因为害怕日军的攻击而逃掉了。
在“桃”高地的东麓，第一小队与中队的大部队分手，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前进。眼看就要开始攀登作为目的地的“竹”高地了，突然从第一小队的方向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时也听得到日军军官在召唤冲锋的叫喊声。不知道是不是“竹”高地方向的枪声引发的，在我们中队正面的“松”高地上也响起了枪声。中国军队的士兵没头没脑地乱扔手榴弹，但是都没有能扔到我们附近。我发出命令：“冲锋。”中队全体官兵以指挥班为先导，沿着“松”高地的斜面快步攀登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中队没有任何一个因为中了对方的枪弹而倒下的人。看上去大部分中国士兵都逃走了。我们跳进高地顶上的战壕，发现了两三个还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中国士兵，指挥班的下士官和士兵也来不及瞄准，把枪托抵在腰眼上，抬起枪口就放，把对方打倒了。就这样占领了“松”高地。而我则立刻就开始担心起“竹”高地那边的情况了。
不久，从枪炮声和呼喊声响个不停的“竹”高地那边传来了清晰的用日语的喊叫声：“第一小队占领了‘竹’高地！”“小队长战死！”很快，传令兵送来了报告，除了村井少尉战死之外，还有十几个人死伤，但阵地已经占领并巩固下来了。提交这一报告的是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班的助教久保田军曹。进行初步调查以后，我发现指挥班也有两三个人伤亡。因为已经能够确认占领了“松”高地，我命令第三小队的指挥官三宅准尉率领部队向“梅”高地进攻。守卫“梅”高地的中国军队听到我们这边的喊叫声以后已经撤退了，日军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梅”高地。我稍微侦察了一下，似乎其他山丘上的中国军队也撤退了。由于我们第三中队的夜间突袭，日军占领了中国军队所控制的7个山丘的阵地。但也是因为这一次作战，在我们第三中队的官兵中，有村井少尉以下10人战死，20人负伤。
作为中队作战取得的战果，这几个高地就原封不动地由我们第三中队来守卫。于是，我们中队全体都停留在高地上，准备防范中国军队的反击。我们第三中队从醴陵就开始了持续的行军，连口气都没喘就发动了夜间突袭，然后就这样继续停留在露天阵地上，中队官兵的体力消耗可真是太大了。因此，我对大队这样考虑不周的安排很有些不满，也对身边的野村准尉和伊藤曹长发了牢骚。不过，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问题。因为没有粮食补给，所以我们必须自己筹措食物。但是激烈的战斗在持续进行之中，中队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外出征发食物。结果在此期间，我们第三中队里的营养失调者一下子就增加了不少的人。
到那时为止，作为中队长的我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保存士兵的体力，如何避免体力的浪费和无意义的消耗。为此，就要努力确保粮食的供应，要为了物资和粮食的征发而采取组织性的行动(具体内容到后面再详细叙述)。但是，由于到达茶陵以后的战斗以及连续在露天阵地执行警备任务，使得我们为确保粮食供应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不过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是仲夏，就算是在高地上风餐露宿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事。如果是寒冷的季节，恐怕就会有更多的人丧命了。
因为这次夜间突袭，我们第三中队遭受到了一号作战开始以来的首次重大损失。特别是作为中队军官之一的村井正男少尉战死，令我痛心疾首。村井少尉在突入对方阵地之际，从近距离发射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据说在胸部受伤的情况下，往往会因为大量出血导致肺的气泡被堵塞最后窒息而死。因此受伤后需要绝对的安静。村井少尉受伤的创口很大，几乎马上就咽气了。
第二年我回国以后，去了村井少尉的老家，向他的家人出示了信件，告知了村井少尉战死的情况。对此，村井少尉的长辈给予了郑重其事的回答，被认为是态度不卑不亢、文笔优美流畅的典范回答。在当时，他们也是具有较高教养程度的国民之中的一分子。
阵地攻防战
1944年8月23日早晨，从我们第三中队占领各个高地上的阵地之后，中国军队的反击很快就开始了。首先，中国士兵从“竹”高地之前的斜坡开始向高地上攀登，几十个中国士兵已经达到了将要发起最后冲击的位置。但是被“松”高地上面的日军哨兵发现了。日军哨兵一边大声地通知守卫“竹”高地的第一小队，一边从“松”高地上用轻机关枪向中国军队扫射。由于侧面射击发挥了绝好的效果，所以中国军队不得不撤退。从此开始的这一天之中，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连续不断地向日军占领的“竹”高地和“松”高地发起进攻。有些中国士兵从日军所占高地的背后攀登上去，用手榴弹向日军投掷，炸死了三个日军士兵。而日军的手榴弹很快就不多了。在山地作战的情况下，对付向高地上仰攻的对方军队，使用手榴弹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手榴弹的数量不足让我们很无奈。这一天，我们第三中队对付中国军队的进攻主要是用枪进行射击，而且从相邻的阵地用侧射火力封锁通往高地的斜坡。
从1944年8月23日开始，中国军队对高地的反击持续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这些反击是日军攻占衡阳以后，中国军队从外围发动的持续反攻的诸多环节之一。对力图确保茶陵、攸县和安仁地区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发起反攻的是中国第九战区的第二十七集团军。
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击并不仅仅是根据正面作战方法而采取的白天进攻，还经常派少数中国士兵趁夜潜入日军阵地附近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1944年8月24日或25日左右，中国士兵在夜晚潜入日军第三小队防守的阵地投掷手榴弹，炸伤了第三小队的队长三宅准尉以下的多名日军士兵。三宅准尉被送往后方，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第三中队。这是因为日军警戒不严密不充分，疏忽大意的结果，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不能有丝毫懈怠。
对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发动反攻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是中国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他直接指挥第四十四军，及其所属的第一五○师、第一六○师、第一六二师这三个师，他们的装备优良，士气高昂。跟我们在华北地区担任警备任务时的作战对手八路军相比，跟我们在许昌、郾城地区与之作战的中国第一战区的部队相比，中国的第四十四军的装备要好得多了。特别是第四十四军的迫击炮对日军的威胁最大，当他们对我们在高地上的阵地射击时，炮弹往往从我们正上方落下，简直是无处躲避。此外，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作战意志相当强烈。中国军队敢于向我们日军固守的阵地发动那样持续的、猛烈的攻击，自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直到那时为止，绝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中国军队在1944年8月23日进行反击时，尽管不断有人中弹倒下，但是其他人仍然不顾一切地向高地上面冲击。他们的攻击精神之旺盛，战斗意志之顽强，完全超越在日军之上。与我们直到那时为止所见到过的中国军队相比，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士气、斗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简直变成了一支精锐顽强的军队。
1944年8月26日和8月28日，我们第三中队守卫的阵地经受了中国军队发动的两次真正的攻击。特别是8月28日那次，是一次步炮协同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以迫击炮的射击为先导，随着炮弹划过空气发出的那种“啾、啾”的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的声音，一颗又一颗迫击炮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落下来。由于弹道极度弯曲，所以垂直挖掘的战壕根本没有防范迫击炮弹的作用。8月28日的迫击炮的轰击，使守卫“松”高地的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有好几个人死伤。其中一人腹部被炸，肠子都飞了出来，最终悲惨地断了气。迫击炮的轰击在杀伤对方战斗人员的实际效果之外，还有使对方产生恐怖畏惧心理的作用。
迫击炮的轰击一结束，在“竹”高地和“松”高地的正面立刻出现了成群结队的中国士兵，沿着斜坡冲了上来。特别是在我方防线上，“竹”高地正好向着对面的方向突出，而“松”高地则是这一带一系列高地中的最高点，所以这两个高地成为中国军队重点进攻的目标。中国军队的冲锋紧接着炮击的结束而开始，这跟训练操典完全不一样。按照训练操典，从炮击结束到发起冲锋有一个较长的间隔时间，可以利用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进行狂风暴雨般的射击，击退进攻的对方军队。但如果这样作战，我又担心我们的弹药存量是否充足。
1944年8月28日那天的战斗也使中国军队蒙受了重大损失，我们的阵地前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因此，这也是中国军队最后的攻击了。此后，中国军队开始在距离日军阵地两三公里远的云阳山、关铺一线构筑工事。云阳山、关铺一线的海拔标高比日军占领的高地还要高，因此形成了中国军队可以从那一线俯瞰日军阵地的态势。但是，后退到云阳山、关铺一线构筑阵地的行动很明显是消极的，好像是因为中国军队的兵力也减少了。
由于战场的情况有所缓解，日军方面也获得了一时的喘息之机。自从发动夜间突袭以来，一连八天都跟高地上的战壕紧紧联系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的我们第三中队，只在高地上留下了哨兵，其余全转移到茶陵以西的居民家里休整，终于得以在久违了的房屋里睡觉。但是，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补给的问题。因此，我在中队里专门编成了征发粮食的小分队。历经战乱的茶陵周边地区早已是家徒四壁，寸草难生，什么食品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派小分队到更远的中国军队较少出现的黄石铺一带去寻找。依据中队长的命令而组成的征发小分队，至少还是有组织的进行征发，而不是违反军纪的掠夺。就像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的那样，按照日军的规定，征发物资必须是高级指挥官(师团长)命令经理部长，由各部队分别实施。如果是各部队自行实施的话，必须由高级指挥官指定出一定范围的地区，组成的征发队必须由军官担任指挥官，对于征发的物资必须给予补偿，或者是为日后进行补偿而开具票据或证明。除此之外违反规定的征发行为，就不是征发，而是掠夺。但是，上述日军的规定并没有被各部队严格遵守，很多军官甚至连是否有这个规定的存在都不清楚。而我，因为在联队本部服役期间曾经偶尔看见过《战时服务提要》，所以知道上述规定的存在，这恐怕也是日军军官中的一个例外吧。到我们第三中队组织征发队的时候，既没有由高级指挥官指定的地区，征发队的指挥官也不是军官(因为村井少尉战死以后，我们中队就没有中队副指挥官了)，完全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日军的所谓征发物资，只不过是以“征发”为名进行的掠夺罢了。
像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完全没有粮食的供给，所以虽说是不许掠夺，但实际上完全是难以实现的要求。为了不使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因为饥饿而导致死亡，日军各部队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掠夺。确实，掠夺是恶劣的行为，但其责任可以说应该由无视补给问题而制定作战计划的军部的上层来承担。一号作战动员了50万日军进行纵贯中国大陆的作战，在这一作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实际上都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掠夺。
当时，我们第三中队的征发小队前往的黄石铺，位于茶陵与攸县的中间，就是我们第三中队前来茶陵的时候尽量避免经过的乡镇。征发队派出去以后，到傍晚时分牵回来四五头牛，这样的成果正好符合我们派遣征发队的目的。但是，我们第三中队向通往攸县的道路途中的洪山庙派出的征发队一露面，就被其他部队看见了。于是非常快的，不仅从大队本部，从其他中队也都提出了想要分得一份的要求。当然，我们第三中队分别给了他们各自应得的份额。
据担任征发小队队长的伊藤曹长(我记得好像是他，但是记不清了)说，洪山庙已经没有什么中国居民了，当地居民早在征发队到来之前就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些牛在征发队到达之时都放牧在山坡上，因为不想再往远处走，就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那些牛。无论如何，因为抓了这些牛，使我们部队尝到了久违了的牛肉，补充了动物性蛋白。
从我们第三中队发动夜间突袭获得成功以后，接下来就防守刚刚夺取的阵地，进行了十天的阵地防卫战，中队里出现了以两名小队长为首的五十多人的死伤者，还有约三十人的战场病患者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战斗减员几乎达到了一半。我们第三中队的伤亡比其他中队还要多，是参加一号作战以来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特别是还继续留在中队里的官兵也都无一例外地因为营养失调、体力下降而变成了“老弱病残”者。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这样的情况对我们第三中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由于营养失调而导致战场病患者增加，对于我这个中队长来说，是一种比什么都伤脑筋的事情。
另外，我想根据战后得到的资料来分析一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期间因战斗而死亡者与因战场患病而死亡者的比例问题。轻视补给的作战计划，兵站线的断绝，美国空军的妨碍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号作战期间的补给，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极其不充分。因此，日军中陷于营养失调的人员非常多，其特点是因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死亡的人员达到了大多数。根据在野战医院所统计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顺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第三是疟疾，第四是脚气，即使是痢疾、疟疾，很多人也是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导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终死亡的。据长尾五一军医所著《战争与营养》一书所说，如果体谅战死者家属的心情，作为军医很难提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病名，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生病而死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由于患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且，日军这样的作战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战受伤的人很多也是死在了野战医院里。其原因很多还是因为对野战医院的补给不充分，使伤病员们患上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抵抗力下降而导致死亡。
关于在战争期间的战死者、战伤死者、战病死者的比率，可以看一看我们部队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那里面有如下记载：
“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其中作战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战受伤死亡者84名，占5%，战场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说，战场患病死者是作战死亡者的2倍有余。”另外，虽然我作为中队长为了不使中队出现战场患病死者而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第三中队仍然有作战死亡者36名，占死亡总数的47%，作战受伤死亡者6名，占8%，战场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
跟瓜塔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的情况不一样，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国战场，一般都以为不会发生日军士兵被饿死的事件。但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补给断绝，给养恶化，在日军里发生了大量的战争营养失调病症，出现了很多的因战场患病而致死的官兵，也就是广义上的饿死者。
黎明的攻击和负伤
虽说战场情况有所缓和，但是，中国军队在距离日军阵地两三公里远、能够俯瞰日军阵地的山丘上构筑工事。大队长试图排除眼前这个碍事的中国军队的阵地，于是制定了同时使用第三中队、第四中队发动攻击作战的计划。但是因为弹药不足，所以不准备使用步兵炮和机关枪，为此，作战计划要求在黎明时分发起攻击。黎明攻击也是日军特有的作战方法，趁天光未明、天色昏暗之际悄悄地接近对方阵地，在黎明到来时突然发起冲锋，一举夺取对方的阵地。但是大队规模的黎明攻击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实施过了。
这一次的黎明攻击被决定在1944年9月7日的凌晨进行(我的笔记里记的是9月7日，但是《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战场日志》所记载的是1944年9月9日)。右侧的第一线是第三中队，左侧第一线是第四中队。两个中队之间的分界线是连接茶陵、界首墟、安仁的道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面的对手就是中国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四十四军。我们第三中队在漆黑的半夜出发，一边注意与作为分界线的道路保持距离，以便确定方向，一边摸索着前进。黎明之前，我们到达了中国军队阵地前面200米至300米左右的地方。第三中队在这里将行军队形分散开，成散兵队形进一步向中国军队阵地前面的发起冲锋的有利位置接近。这时，突然中国军队的机关枪开火了，在我前面和侧后的指挥班里面立刻有人一边叫着：“我中弹了”，一边倒了下去。中国军队的机关枪射击显然是预先就确定好了的，所以射击非常准确，日军发起的黎明攻击因此而遭到了失败。
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右胸的外侧好像被铁板一样的东西“砰”的一下敲打了似的冲击感，我下意识地想到：“我被子弹击中了。”但我当时好像忘记了自己，就像是在梦中一样，因为我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如何使中队从被打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想法。在我身边的野村准尉从四周趴在地面上的士兵们那里一个个地拿出手榴弹投向中国军队的战壕。但每个士兵只配备了一颗手榴弹，所以大多数士兵既没有投掷手榴弹，也没有射击，只是趴在地面上，只有野村准尉像凶神恶煞似的孤军奋战。
我感到非常焦虑的是，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整个中队就可能在这里全军覆没。于是，我命令：“掷弹筒，射击！”并指示野村准尉：“与掷弹筒射击的同时发起突击！”野村准尉说：“就这样停留在这里，一定会全军覆没。”他接着鼓励士兵们说：“怎么样，让我们发起突击吧。”并且继续投掷手榴弹。
不久，几发掷弹筒在中国军队的战壕上面爆炸，我和野村同时大喊：“冲啊！”周围的士兵都站了起来，加快脚步向中国军队的战壕冲过去。一直到跳入高地顶上的战壕为止，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手榴弹和掷弹筒很有效果，我们的突击迫使中国军队撤退了，两三个跑得慢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射杀。
占领高地山顶以后，我忙着安排警戒的哨兵，防备中国军队的反击。忙完了一看，才发现左翼的第四中队的攻击好像失败了，我们第三中队被孤悬在对方的战线之中。当一切都稍许安定下来以后，我再一次检查了一下胸部的伤口。在右胸的腋下有一处伤口，而且还在流血，没有其他的伤口。这一处伤口也不是贯通伤，看来只是流弹造成的。我告诉离我最近的野村准尉：“我的胸部被子弹击中了，但好像是流弹所伤。”野村准尉立刻大声呼叫卫生兵，卫生兵过来之后，用三角巾作为应急绷带给我包扎了一下，并且告诫我：“中队长，胸部绝对不能活动，安静第一。”因为在胸部负伤的情况下，如果随便活动而导致内出血，进而窒息死亡的病例是非常多的。但是我在负伤之后还率队进行了突击作战，所以我想就算此后不再活动恐怕也已经晚了吧。
在此后的白天里，我一直躺在战壕。因为在敌方的眼皮子底下，要想用担架把我送到后方去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反倒保证了意料之外的安静，我一声不响地躺在战壕里，各种各样的思绪在脑海里环绕。由于负伤一事，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反而松了一口气，这也确实是事实。因为在相邻的第二大队，已经有四名中队长作战死亡了，我们第三中队也有两名小队长战死，而我这个中队长却毫发无损，不管怎么说都让我挺不好意思的。这一下我自己也受了伤，也有脸来面对周围的人了，当时脑海里涌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和心情。
但我也要考虑当时的战场情况。如果为了守卫刚才夺取的阵地，上司命令我们第三中队继续在这个山头上待下去的话，那可真是难以应付了。而且到了白天，枪声逐渐稀疏，中国军队已经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因而确保已占领之阵地的目标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这一场战斗给我们第三中队带来的损失太大了。中队里包括内山军曹在内的战死者有五人，负伤者有中队长以下的十几人，中队的战斗力是越来越下降了。参加一号作战以后的兵员损耗已经超过了一百人，减员人数达到了当初满员时中队兵力的三分之二。从此往后，一号作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完全无法预测。况且，这场战争究竟何时能到达终点，也是不可能预先想到的。恐怕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最后战死。
在野战医院里
在当天的日暮时分，我被野战医院所收容。虽说是医院，但实际上只是设置在我们步兵第三联队北边的民房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设施，只是让伤病人员有一张能躺下来休息的床而已。给我进行检查的军医，也只是向我询问了一下，什么注射血清，以及其他的任何治疗措施都没有为我做，只不过是给我的伤病取了个“右侧胸部穿透性流弹枪伤”的名字。为治疗伤病所需要的医疗器械也好，药品也好，都不具备。在负伤的情况下，通常应该首先注射预防破伤风和坏疽的血清，但是那种血清在野战医院已经用完了。军医说，像我这种胸部负伤的情况，由于伤口靠近心脏，就算不注射血清也没有关系。结果，虽然我住进了野战医院，但实际上任何医疗和护理也没有得到。
医院的状况其实是很悲惨的。由于医院本身没有征发物资和粮食的能力，所以医院的粮食供给问题比一般的作战部队更为严峻。医院给伤病人员的饮食，不过是稀稀的白粥加上了一点盐而已。因为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发现了岩盐仓库，所以盐的供应不成问题。对于普通的伤病患者，只有稀粥果腹自然是不够的，于是能够走路的人就都自己跑到医院外面去自由征发食品。虽说是自己去征发，但实际上茶陵一带早已没有留下什么粮食了，只好勉强在割完了稻子的田地里捡拾稻穗。也有人把贵重的烟草作为以物易物的材料，用来交换食品一类的东西。
因此，死在医院里的人也非常多。这一情况其实在日军各部队早已是广为人知的事了。所以每当中队决定把病情、伤情较轻的伤病员送到野战医院去的时候，伤病员们总是恳求说，为了不给野战医院增添麻烦，还是就这样留在中队里为好。尽管留在中队里会给战友们带来麻烦，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离开中队。
根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所记载的尾崎军医的回忆，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三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症，因此疟疾和结核等重症患者也迅速增多。而且因为野战医院的食品供应更为困难，所以负伤和生病的人都尽量不离开中队，不去住院。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当然，病死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致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死因或多或少都跟战争营养失调症有关。
我住进野战医院以后，新来的勤务兵上等兵秋元不仅每天向院方报告我的伤势病情，而且负责给我送来食物。但是，既然在野战医院什么治疗也没有，就是住在野战医院也毫无意义。所以我住院后就想尽快向军医提出要求出院，但又觉得还是再观察一下为好，就把出院的念头又放下来了。
因为每天都亲眼看见有人死在野战医院，所以我不能不想到，这难道还算是医院吗？当然不能因此而指责军医，主要原因还在于对于野战医院的粮食供应不足。我认为，这难道不是日军忽视补给的作战计划本身的错误吗？
就在五个月前，我们还一边在烂泥之中苦苦缠斗，一边抱怨命令步兵部队修筑汽车公路的第十一军指挥官目光短浅。如果说，第十一军本部的指挥官也好，参谋也好，连一个人也没有来到过我们在水田里泥一身水一身的筑路现场，我们跟烂泥苦斗的实际情况也从来没有被转达给位于后方的司令部。那么，对于现在野战医院里每天死亡者不断的悲惨情形，第十一军本部的作战参谋们大概也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我认为，至少应该有第十一军本部的什么人来到第一线视察视察。与此同时，大部分士兵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症而倒下，也不能让士兵自身来承担责任，没有给予在第一线的作战部队以充分的补给，完全是日军高层指挥官的责任。我想，应该由尽管了解补给困难的情况，但还是制定作战计划并下令实施的日军军部的高级指挥官们承担所有的责任。
而且，真的有什么必要开始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吗？我一直怀有这样的疑问。一号作战已经开始半年多了，从关东军远道而来支援第十一军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仍然在湖南省边界的群山之中进行着看不见任何前途的苦战。打通大陆交通线、打倒中国的国民政府、消灭美国空军基地，所有的作战目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同时，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对日军越来越不利。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开始后的1944年6月，就丢掉了马里亚纳群岛。在欧洲战场，盟军于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国的失败命运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不管是作战目的，还是战争前景，我都只能暗自揣摩，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将来，恐怕也只能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自己这条小命给断送了。
住院的时间恰恰给了我思考各种各样问题的机会，特别是让我了解了野战医院的实际情况。再这样下去，野战医院完全成了伤病员的坟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军医们也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以前护卫野战医院的时候我也想过，所谓医院一定要设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医院的功能。而且医院既没有机动能力和手段，更没有一般作战部队那样的战斗力，缺乏依靠自己的力量征发粮食的能力。因此，就像在茶陵那样的情况下，日军被中国军队所包围，后勤补给完全断绝，对于野战医院那样的机构，如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供给药品和粮食，很明显野战医院就将陷入机能不全的困境。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军医和卫生兵也很难过，眼看着住院的伤病患者一个接一个地悲惨地死去，他们的遗憾和无奈也完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攻击关铺西侧高地
住院一周以后的1944年9月14日，我出院并回到了第三中队。出院一事虽然没有得到军医的许可，但考虑到野战医院的实际情况，院方也没有坚决地挽留。我回到第三中队以后，中队全体官兵都很高兴。
在我住院的一周期间，战场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在一周以前所占领的高地一线，已经大体上能够确保下来了。因此，我们大队也把驻守的防线向前推进了几公里，接下来试图攻击并占领关铺西侧高地一线。因为那个时候水稻的收获期马上就要到了，而在日军控制线与中国军队控制线之间，有着大片成熟的水稻田，为了获得稻米，大队决定进行攻占关铺西侧高地一线的作战。就是说，这是为了确保粮食供给的一次作战。
进攻关铺西侧高地一线的作战日期是我出院以后大约过了一周的1944年9月20日。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右翼的第一线部队前往预定地点，这时我们中队的兵力还有约六十人。
关铺西侧一线的高地与我们迄今为止一直作战的茶陵西侧的高地相比，海拔更高，山势也更为险峻。从日军占领的高地顶上向远处眺望，只能看见眼前一个更高的高地上有中国士兵的身影，也许是中国军队安置在阵地上的监视哨兵。
我准备首先攻击并占领前面的这个高地。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在第一线经历激烈战斗，因而伤亡也较小的第三小队。第三小队的队长三宅准尉因为受伤而送到后方以后，由稍许年轻一些的后平曹长接任第三小队长。我把初次指挥作战因而心中没底的后平招呼过来，命令他率领第三小队夺取前面的高地，中队则全力给予支援。我把大队配备给我们第三中队的重机枪和中队的轻机枪、掷弹筒并排安置在我们这边的高地上，作好了战斗准备。
后平小队开始向前方中国军队占据的高地攀登。但是战线正面并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身影，四周寂静无声。作为中队长，如果让士兵冲锋在前，自己只是站在后边观察情况，那我内心会感到不安。这也许是因为负伤之后才容易产生的心理脆弱的表现吧。所以尽管作为中队长应该站在第三小队的前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还是一边责备自己的胆怯，一边拿起望远镜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
第三小队攀登到距离山顶还有20米至30米的地方，刚才还杳无人迹的山顶上突然出现了两三个人的身影。我立即下令：“射击！”话音未落，早已瞄准好的机关枪顿时喷出了火舌烈焰。但是，在山顶上的中国士兵毫不畏惧地向日军投掷手榴弹，随着中国士兵的身影消失，日军士兵叫了起来：“打中了”。但是刹那间，手榴弹爆炸扬起的烟尘在后平小队所在之处升腾起来，笼罩了日军士兵的身影。我一边在心里暗暗叫道：“怎么样，没有关系吧？”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后平小队的方向，只见硝烟散去之处，日军士兵的身影一个、两个地冒了出来，并接近了山顶，而中国士兵的影子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看来，中国军队采取了让大部队撤离，只留下少数人投掷手榴弹的战术。那些中国士兵在投出了手榴弹之后也迅速地撤退了。不久后，我听到从山顶上传来“第三小队，已占领山头”的呼喊声，立刻命令机关枪分队停止射击，向前面的高地前进。但是紧接着，从山顶上又传来了日军士兵的喊叫声：“中国军队反击了！”我唯恐发生最可怕的事态，急忙发出命令：“指挥班、第一小队，前进！”于是，中队全体人员跑步向前面的高地发起突击。
但是我后来考虑，像我那样的指挥恐怕并不一定正确。如果真的是中国军队反击，重新夺回了高地的话，我也应该仔细地观察战场情况和周围环境之后再考虑采取何种对策为好。不假思索地冲上去，可能反而会使事态更加恶化。幸运的是，所谓“中国军队反击”只是一个错误的传言，不过是一个过度恐惧的士兵的错觉而已。
我认真地观察了好不容易夺取的这个高地，发现这个高地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头，而且视野良好，因此我决定要好好地守住这个高地。我把留在后方高地的中队主力召唤到这个高地上来，并且向大队长作了报告。实际上，这一地区的战斗就此结束了，中国军队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从此以后在这一地区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们。
结果，对关铺西侧高地的攻击成了结束这一阶段战斗的最后一战。在此期间，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在占领衡阳之后，又在衡阳以西的洪桥会战中打败了中国军队，1944年9月中旬占领了广西省的全县以后，继续向广西省进攻。在茶陵一带威胁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中国军队的第四十四军也向后方撤退，构筑了新的防线和阵地，因此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正面的战场局势，进入了平静的状态。
作战行动一结束，我们大队为了确保粮食的供应，立刻开始进行水稻的收割。我们第三中队在分配给我们的地域开始收割稻子。在这种劳动上能够发挥出自己本领的，是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用熟练的动作收割、脱谷、扬场，推进着田间作业。让他们特别满意的是，日本的农具跟中国的都差不多，耙子、唐箕(簸箕)等农具更让他们感到十分相似。仅仅从“唐箕”这个名字来看，两国的农具相似当然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到了盛产稻米的湖南省一带以后，感觉农村的风景跟日本国内非常相像。这让思念故乡的士兵们感到高兴，“啊，那边的山也好，那边的河也好，简直就像故乡一样，像极了！”这首《湖南进军歌》就是在那个时候不知不觉地流传开来的。
但是，从后来学到的知识我才了解到，这一地区其实距离中国共产党的圣地——井冈山很近。像碉堡残骸那样的国共内战时留下的痕迹，仍然留在山里。不知道怎么了，我总觉得那些地方弥漫着一种荒凉残破的氛围。这附近地区的农民也非常贫穷。井冈山一带是流经湖南省的湘江与流经江西省的赣江之间的分水岭，是海拔高度在1000米到2000米左右的丘陵地带，在山岭与山岭之间星罗棋布地分散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是一处非常适于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在茶陵周边地区进行的战斗就是必须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攻占，所以这一带山地都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优势的中国大军的包围之中能够坚守住阵地，到后来转守为攻的时候，周围的每个山头、高地又都必须经过反复的、艰难的攻击才能得手，其原因就是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形。
对峙在茶陵
从对关铺西侧高地的攻击作战结束后，大规模作战暂时告一段落。从1944年10月初开始，在1944年剩下的三个月之内都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斗，中日两军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粮食的供应，怎样与营养失调作斗争成了我这个中队长最为关注的事情。主食有收割上来的稻米和红薯，调味品有盐之类的东西，但是，副食品特别是动物性蛋白质严重缺乏。这一地区自从成为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作战地域以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军、中国军双方在这里反复拉锯作战，使得农田耕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即使能掠夺到什么物资，也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因此，日军几乎全体陷入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虽然在两军对峙期间没有了因战斗而导致的兵员损失，但是由于疟疾、脚气和战争营养失调症而引起的死亡却迅速地增加了。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一带与中国军队对峙期间，第十一军的主力已经进攻到了遥远的广西省。1944年10月中旬，日军把第十一军留在后方的师团集中起来，重新编成第二十军，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也被编入了新成立的第二十军。日军南中国方面军交给第二十军的任务是，打通粤汉线南段，准备占领遂川、南雄等地的飞机场。
1944年10月18日，新的补充兵员到达了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我们第三中队分配来了吉次中尉和栗原中尉两名军官以及下士官和士兵共约五十人。吉次和栗原两人都是大正年间的一年期的志愿兵，年龄分别为49岁、48岁，都曾经被征召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一次到中国来是第二次被征召入伍。他们中的一个人因为神经痛而拄着手杖。两人都是年龄几乎达到我这个中队长年龄两倍的年长者。
分配给我们第三中队的下士官和士兵有五十多人，其人员构成以补充兵为主，也包括若干预备役士兵。虽然与现役士兵相比，补充兵和预备役士兵在体力方面稍微逊色一些，而且经过从岳州、长沙到衡阳、安仁的长途行军，再加上行军途中的营养不良，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已经到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边缘。即便如此，由于这些补充兵员的加入，多多少少充实了我们第三中队的战斗力。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此期间为了准备下一次的作战而进行了休养和训练。不仅有兵员的到来，各种装备和补给品也得到了补充。补给品中不仅有酱汤粉之类的调味品，甚至还包括少量的烟草和点心，这可真是非常罕见的供应和补给。
对我来说，最令人高兴的是可以看到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的日本国内的报纸。像1944年7月的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矶国昭内阁上台；1944年8月的反法西斯盟军光复巴黎的报道，都让我更为强烈地感觉到对于战争前景的悲观失望。新来的栗原中尉告诉我，在小矶内阁中担任文部大臣的二宫治重陆军中将期望我们能更加有所作为。但是，我并不了解有关二宫治重文部大臣的情况。除此之外，对于两名新来的中尉经常谈论的很多话题，我也并不怎么感兴趣，我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经验的不同，以及他们不大阅读书报因而缺乏常识的缘故吧。
因为在军事行动期间不能看到报纸，所以情报的来源完全依赖于收音机。我们对于国际形势和战争情况的了解主要依靠通讯队进行的监听活动。驻扎在河北省期间，我们第三中队本部的事务室里就配备有收音机，报纸虽然要迟到一两天，但总是能送到中队一级的基层单位来。所以，在中队本部的事务室，军官们能了解到有关日本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知识。参加一号作战以后，因为既不能携带收音机，也得不到报纸，获取情报信息的手段就只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了。像NHK(“Nippon Hoso Kyokai”的缩写，即日本广播协会)的短波广播啦，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宣传广播啦，都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第三中队在单独行动期间，配属了通讯分队，与上级之间必不可少的通讯每天只有一次，其他时间都可以用来收听广播。我有自己非常关心的事情，因此一直努力得到各种信息，对于欧洲的战局、太平洋战场的形势都有相当的了解。即便如此，通过无线电收听得到的信息还是很有限的，所以能够阅读到很长时间以来都没能读到过的报纸，还是令人非常高兴的。
准备下一次作战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与中国军队的对峙中为准备下一次作战而进行着训练。虽说是军事训练，但如果没有时间进行像新兵教育那样的基本教育，那么这样的训练对于实战似乎也没有什么有效的作用。所以我认为，与其进行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的教育，不如考虑如何加强在实战中必不可少的行军能力的培养。于是，我专门对新兵进行了以行军为主要内容的训练。我把这样的行军训练兼作对于物资的征发。因为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茶陵周边地区，任何能够征用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第三中队在进行征发兼行军的行动时，就前往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日军蹂躏过的较远的地区。
我们第三中队去的地方主要是黄石铺和前往永新的途中。永新的西南方就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发祥之地——井冈山，茶陵一带也都是最早的苏维埃控制区。与之相关的遗迹仍然留在周边地区。在山岗上到处都有被打坏的碉堡残骸，那就是内战遗留的痕迹。市镇和乡村都因战火而饱受损害，给人以荒废凄凉的印象。
我们第三中队征发的成果与那个地方距离茶陵的远近成正比，越是距离茶陵远的地方，征发的收获就越多。众所周知，像钉子一样盯住茶陵不放达半年之久的日军，就像鬣狗一样在这个地区反复猎取食物，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