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反击游猎组（1）
反击游猎组——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韩德彩访谈录 韩德彩，1933年生，安徽凤阳人，1949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先后击落敌机五架，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离休前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韩德彩：在朝鲜战争中，采取游猎组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敌人的一种战术变化。敌人开始是大机群，以后变成四机、八机，多批多方出动，在一个空域找我们作战，欺负我们弱。到后来，因为他们吃了很多亏，这些东西都不行了，就变成了利用F-86优势。F-86飞机油量多，留空时间长，这样形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来了我们去迎击，我们一去，它转过头就飞走了。我们跟吧，跟远了不行，油量不够，只有回来。我们一回来，敌人又调头跟回来打我们。这时，战争经常是沿着鸭绿江的东侧打，在那个地区作战，因为敌人采取回避我们、不和我们正面作战的办法，我们就去，他就躲，我们回来他就跟回来了。 鸭绿江东侧，离我们机场很近，因为我们机场都是一线机场，在鸭绿江边上。当时丹东南边的大东沟机场、浪头机场、大虎山机场、葛家坝机场、大埔机场，加上凤凰城还有一个土机场。这样美军抽了许多战术技术水平很高，又有一定作战经验的飞行员，编成双机、四机，飞到我们机场附近，从高空一个变轨下来，在我们机场边上，打我们起飞、落地的飞机。 实际上，对付敌人的这种战术变化，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被动，因为飞机作战，既要高度又要速度。我们起飞落地既没有速度，也没有高度，那就很被动。以后我们就研究了很多对付这种战术的办法，有矛有盾，敌变我变！我们采取机场之间的互相掩护的办法，我们在机场起飞的时候，先来起飞几架飞机，在上面飞，扫一下，敌人没有来，我们就全部起飞上去了。还有一个办法是我们从机场紧急起飞，起飞以后，不上升高度，很低很低，从山沟里钻出去。我们向南起飞，转到凤凰山以南，然后拉起来，回过头来到机场作为掩护。再就是作战形式，从战区回来的飞机，有队形比较完整，油量又比较多的，就叫他们在空中直接掩护其他部队落地，当时情况主要是这些。 我打费席尔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那天是4月7号的下午，天色也比较晚，西边有云，北边和东边是晴天，我们起飞向南后，向右转弯，朝西北方向飞行，五千米就进入云层了。也没有感到云不可进，这样大的机群进云，说实在的，很危险，也没有理会这里面的复杂性。进去以后，我不是最后的飞机，其它两个飞机在前面，我们看不到了，保持三十度继续上升，上升到七至八千米的时候，来了个命令：右转三十度，从六十度转到三十度，那就转了九十度，还不行，还在云里面，一直上升快到一万两万米了，忽然天就亮了，就出去了，但是，这时候再找前面两个中队，找不到也看不到了，到底是我在前面，还是谁在前面都不清楚了。 然后就朝出航方向转，当时给我们的任务，从鸭绿江桥右转，到朝鲜，沿鸭绿江东侧，往鸭绿江口和半岛飞。你看到了敌机你就打，没有敌机你就回来，给的任务就是这样。到了鸭绿江桥一转弯，我们就报告了，说我们现在右转出航。地面问，你们还有几个飞机在一起？我们说有四个，地面指挥说，你们四个回来吧！其实当时我们前面两个中队都发现敌人了，当时既没有看到我们的飞机，也没有看到敌人。打仗服从命令这是第一条，回来了，我们当时有点气，又没有打上仗，气人不气人？回来以后对着我们的机场飞，这边没有云，后来又飞，一直飞，到了宽甸，离大埔机场还有五十多公里的地方，高度在六千米，地面指挥员告诉我们，你们回来掩护机场！一听掩护机场，我们又来劲了，感觉又有仗打了，地面叫掩护机场，估计可能有情况。所以我们四个回来，飞到机场上空。如果跑道是这样的话，这是北，这是南，我们就在跑道北头，落地和三转弯这个地方，四架飞机拉开飞，转个三角飞一回，然后再转三角，这样空中可以掩护，又可以掩护三、四转弯落地。差不多的高度就是两、三千米。 因为我们的大埔机场，南头是一座山，离我们三十来公里，山那边雷达查不到，我们机场西北边是一个大山坳，雷达也看不到。那时候雷达非常差，加上遮蔽，你更看不到，有时候我们能够听到敌人飞机响，但是看不到飞机在什么地方。F-86发动机的声音和米格-15不一样，叫起来的声音不一样，F-86飞机的声音像过去电影里面的飞机发出的声音一样，我们没有这种声音。 我们正在转圈的时候，在我们机场的西北方向，二大队有一个飞行员报告说，有两架敌机跟着他，他转不了弯，再向西边飞，就回不来了，油就没有了。所以指挥员就命令我们大队长说，你派两架飞机去打。我们大队长带着他的僚机杜建引去了。机场剩下我和张宁科两个，僚机跟长机拉开距离比较大，起码两千米距离，主要是掩护地面。又转了几圈，跑到机场的西边，西边的坡度一改平，我说我看看我的油量怎么样了。我就告诉我的长机，我说回去吧，油量快没了。我这么一报告，塔台、指挥所都是同一个波道，就告诉说，你们回来吧，现在还没发现什么情况。我们就在机场的西边，高度两千来米，做一个大转弯，转过来跑到东边。 当时您们的高度是多少呢？ 韩德彩：大概四百米左右吧，实际是一百多米，因为下边好像有两百多米的山，山头有的高，有的低。我们继续下降，准备落地。滑到平时落地放起落架的地方，和它平行了，突然有人喊：拉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 当时飞机是这样的，我和张宁科距离三、四百米。我一听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说：长机，没有呀，没有敌人呀！我把飞机这么反过来看，没看到，又把飞机反过来这样看，还没看到，又改变了坡度，还是没看到敌人。 忽然看到我们后下方，在山沟里边，这高度有多少呢？地面人反映，有的说是五十米，有的说是一百米，反正高度很低，在塔台上空，就是敌人从北边的山沟进来，在塔台上空拉转弯。 我的长机在这儿，它高度比我们低，我一看情况不好，就喊我的长机，我说赶快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这个话刚喊出去还没一半，还没说完，敌人的炮就响了，我的长机发动机上冒了股烟出来，我一看，坏了，长机被打中了，那是炮弹打到发动机里面去了。我喊长机说，不行你快跳伞！因为越到前边去山越高。我的长机往左边拉，这是还有余速，米格-15有条好处，就是它轻。他想往左边拉，费席尔在后面这个地方跟，我跟过来以后，我们三个就形成半圆弧，三个距离加起来也就是五、六千米左右，要说打的话，都是可以打。但是过来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敌人就大坡度下来，这么大坡度一下来，因为地形我熟呀，我一看在这个高度上做这样大动作量的下滑，不行的，因为我们也不行，敌人要是撞山，我们也要撞山；敌人要是不撞山，拉起来，我们不一定拉起来，形成这个局面。 我看了以后，没下去，我向上拉拉，再拉拉，增加高度，因为高度就是速度啊，所以他做的是摆脱动作，不叫你攻击就行了，他马上把飞机翻过来，翻过来向左，我高度就比他高了，我就推机头，刚要瞄准攻击，还没来得及，敌人又一下转过来了，我在这边，一转过来就把我甩出去了。他的动作很快，我一看这样不行了，就拼命拉了一杆。愣把飞机拉到敌人前面去了。因为我们的飞机转弯性能不如F-86，转不过他的。就这么一杆拉到前面去了，刚拉到前面，敌机就窜上来了，我就立刻用射击光环锁他。我用的超近距，平时放超近距的位置，超近距拉的光环距离小，可以看出来，光环拉到前面，一锁光环就开炮了。三炮齐射，打了以后，炮弹就落在敌人左机身和左机翼结合部之间，这是油箱的地方。敌机“呼啦”烟就出来了，接着以后，很快，我看飞机上出来个东西，我就喊了一下地面，我说敌人跳伞了！快来抓俘虏！我扭转着机头回来以后，对准跑道，看能否放起落架落地，飞机滑过南头，飞机自己就停车了，没油了。 那天的机场真热闹，看着我们把敌机打下来，看着敌人跳伞了，然后把他抓回来，这是第一次。机场一千多人都跳起来了。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和我的长机往回走，到处鼓掌的，祝贺的，等到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团的参谋长张益兵喊我，快起来，快起来，俘虏抓住了，看看去。 去看他的目的，一个是想揍他一顿，另一个是也有点好奇心。 我一推门进去，从南面这个地方看，里面有一个长桌子，俘虏坐在那里吃饭，旁边都站着人。我进去以后，他就站起来了，实际上他的右手、右脚也负伤了，是跳伞时路边山坡上擦的。耳朵怎么弄的？我最后还专门问他呢。我当时一看，不能打俘虏，打俘虏是违反政策，这是第一；第二，你再看他的样子也不值得一打，你别看他在空中很凶，这时候他胆子小得要命，以后谁去见他，他都给谁鞠躬，我看了这个情况，感到他还有点余悸未了，好像还在发抖。我看看他，他看着我，一句话没说，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美国人。说实在我没有看到过美国人，打仗打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个小伙子按照当时美国人来说，还属于美男子一类的，一米八的个子，黑发，人长得不错。 第二天早晨我到值班室去，我们师的吕师长，他告诉我：你打的是一个英雄，一个王牌。他的名字叫——哈罗德·费席尔·爱德华。名字怎么来的？我打了他以后，当天晚上夜里十二点，4月7号一点多钟了，十二点以后，美国之音广播了：有一架飞机，上尉小队长哈罗德·费席尔·爱德华在朝鲜北部，（他不是说在中国）失踪了，没回来。咱们这空联司有侦听，空联司听到的情况，实际上这个飞行员还在我们师，在大埔。空联司首长就打电话来问：你们抓的俘虏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一对正好对上了，说你们赶快给我们送来，连夜就送到安东去了。 我在上海见到费席尔的时候，我开始跟他讲，我说我们是后来第二次见面了。他就一愣，他说我们好像没有见过面吧，他跟别人说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就把上次见面的情况跟他说了一说，他说哦，想起来了，按这么说法，我们这次应该是第三次了，这次是上海见面。第一次是空中见面，空中打仗，谁也没有看清谁，第二次见面，一句话没说，这次我们畅谈了过去，见到了我几十年一直想见到的人，他说非常高兴。 当时我们会见的时候，我还讲，你的技术比我的高，他说不对，你的技术比我高。我说我那时候的飞机，米格-15战斗机上，才飞行一百小时左右，他讲我在F-86飞机上，就是光一架飞机就飞五百小时，他飞了十五年，按照美国的习惯时间加起来，大概飞了二到三千小时，他时间很长。我说你的技术比我高，他说你把我打下来了就是你的技术高。我说你做了错误的动作，你不应该做这个动作，然后又回去了，又这么转弯，你的转弯给了我打下你的时间。如果你是一直向下，不要那么大，那么大飞机也不行，用大坡度、小角度一直转，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转不过他。我说，你做错了动作，这才被我打下来的。他哈哈一笑，他认为事实就是那么一回事。他一再讲：你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你是歼击机里面，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我说不是，按照技术上，你是世界上的好飞行员。以后他的对象说了一句话：你们俩个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 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能打仗，刚学会飞你打什么仗？这是第一。人家说和他打仗的不是中国人是苏联人。所以他要看看打下他的人，这也是事出有因，说实在的。我在上海见他的时候，我跟记者讲：以后你们不要再编了，我们俩都见面了。最后我在上海问他，是不是你被打下了以后，你很不服气？他在那里想了想说：哎呀！我庆幸我还活着。我不知道你们的政策怎么对付我？一会儿又讲：我非常想见到你，几十年了就想着要见到你，你实际上是最好的飞行员。1955年，他遣返回去了，也不是遣返就是对换，我们换了一批科学家回来，他们也有一帮人回去。 过去报纸上讲是交换俘虏，其实这不属交换俘虏，因为科学家不是俘虏。所以把他们弄回去了。后来我就听说他回去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我先回日本，然后再和我的保护人取得联系以后再回去。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保护人的人都是大户人家的人，假如家里没有钱谁能请保护人呢？其实美国人不是这样，他的情况不一样。这个飞行员和我们的出身有相同的东西，他父亲、母亲也是种地的。他很小参加劳动，十五岁就当飞行员了，文化程度也不高，就念了两年书，实际上是念了一年书。我一天书也没念，我们俩见面的事情，最后见面以后，把过去一些东西都澄清了。
第三部分反击游猎组（2）
中美两国应该永远地友好，这是他过去的愿望。这个仗实际上打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以后为什么他又来，这也有一个条件，因为当时有一个历史条件，我在没有见他之前认为他家是一个比较富的大家庭。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1995年，飞虎队老战士代表团来中国旅游，我在上海请他们的客。我当时是空军驻上海的那个军的军长，也是中国航空联谊会的代表，我在祝辞中就谈：飞虎队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美国实际上还是支援我们的。他们看到日本人在中国杀人，他们生气了，说日本人太坏了，回去组织一帮人驾驶着飞机，到中国来参加抗日战争，和中国人站在一起，这些人也是不简单的。开始好多不是军人，以后都变成陈纳德将军领导的，我说过去你们是在中国人民遭受侵略的时候，你们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中国人民来说，抗日战争你们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产党员、中国人民是讲情谊的，所以我们在南京修了抗日国际航空烈士碑，就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着在中国牺牲的这些英雄们，美国有两千多人。 航空烈士碑刻了三千多个名字，其中有两千多个美国人名字。我这话一讲，现场效果就不一样了。美国人总有一些人，敌视中国共产党，看中国共产党是同红毛野人一样，我说大家看看我是中国共产党，我是红毛野人吗？大家哈哈一笑。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很够朋友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请你们的客，用家乡最好的酒请你们，那是古井贡酒，我把古井贡宣传了一顿，我说这是曹操献给皇帝的酒，我请你们喝。那天宴会上很活跃，我说总是有些人敌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了，有很多人又转过头来帮助蒋介石运飞机，运到东北，帮着打中国共产党，我说这就不对了，中国两党的战斗是中国人内部的问题，美国人不能干涉。我说没有多长时间，蒋介石跑台湾去了，你们也回去了，美国就是有那么些人不接受教训，派兵到朝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后来又派兵到了台湾，军舰到了台湾海峡。我说：你们逼着我们抗美援朝，我们抗美援朝是你们逼出来的。被我打下的那个人，如果愿意来的话，我们是朋友。我一定用我家乡最好的酒接待他，欢迎他！当时有一个美国军人，他很热心，叫切夫里格令，加上飞虎队旅游团的团长，他们回去一找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马上传话过来。 费席尔当时就说我也很希望来，我很想见他，几十年了，他记着我，我很高兴，我一定去。话传过来以后，我没折了，这怎么办？我邀请过来，我得一级一级地向上报，最后报到外交部，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哪一个在中间说一句，你邀请干嘛，这不凉了吗？弄了两年，最后还是飞虎队老战士协会的人想了一个办法，组团到中国来旅游，就这样解决了我们俩在上海会见的问题，这个会见也是很复杂的，搞了好长时间，一直到1997年，这个飞机（指飞机模型——编者注）是他爸爸给他做的，四十多年了放在那里，这次，他把这个飞机模型从美国带来送给我，他没有装箱子，就弄一个布包着，这么硬捧着从美国捧上了飞机，捧到了北京，捧到了昆明，还到了成都等，最后到了上海。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形成了我们上海的会见，我们国家的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报道过了，他跟我讲，美国的电视台，几十个国家的电视台都播了我们两个会见的情况。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会见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一再讲，中国和美国，按他的想法是这样，永远是朋友，那我们打什么仗？永远是朋友。说实在的，他们打仗是被金钱买来的，美国人给他们工资，立一个功给他们钱，打一个仗有钱，打一个飞机有钱，甚至战斗出动一次都是有钱的，他们是这样的。过去他讲了一句话，我问他你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说他是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就是这样讲，从那次以后，本来1998年又来了一次，我们准备搞个基金会，研究了好长时间，报上去没有人敢批，算了。 我送给他一部分东西，一个化石做的恐龙，以航联会的名义送的，送给他四个字——着眼未来。过去的历史是不能忘的，那是事实，但是历史过去了，再不要把过去历史纠缠不清，向前看着眼未来，为两国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一直跟他讲这件事，我说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利用有生之年，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能做点有益的事情，我说这是我们向往的东西，也是应该的，我们两个观点非常一致。本来1998年他来搞一次经商，正赶上亚洲经济危机，冲击很大，他在越南、澳大利亚还有在哪个国家，那年都亏本了没有赚到钱，他在越南过去赚的钱都花在越南了，养孩子了。养活了过去美国人和越南人生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准备请他来的，打电话没有找到他，他这个人到处跑，在南非、科威特、越南、澳大利亚等，都是合伙经商的，美国没有单独搞的，都是股份。 他同来的那个朋友，过去报纸上报的是他的夫人，其实不是他的夫人，是他的女朋友。他们相好了几十年，回去却跟别人结婚了。“虎威啤酒”里面就有她的股份，我们请她喝酒，她拿着酒瓶子，说：这是我的股份，我的啤酒！ 当时师长告诉你打下的是美国的英雄，知道他以前击落过我们多少飞机吗？ 韩德彩：当时击落过我们多少飞机，他马上就告诉我们了。战斗出动多少，打了我们多少架飞机，当天晚上就问出来了，以后就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打，他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看起来他是很硬的，实际上他是很害怕。他在中国呆了快三年了，1953年4月7号，1954年、1955年，我是1954年年底在报纸上看到他。他们回去的时候是在1955年初，就是和我们那批科学家调着回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回去了呢？我打他的时候，知道他是游猎组，游猎组的飞行员技术都是很高的，谁也不会派一个傻不愣噔的来干这种事，干这个事他回不去。 您和他之间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韩德彩：对，有点相似，我不是说了吗，出身都是农民，我这个农民和他不一样，我们是一年到头面对黄土背朝天，一年累到头，到年底没有饭吃，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播了不收粮食；他不一样，他也是种田，他家种了千八百亩地，他那种地是做计划，打电话，收粮食是别人收，进仓库再卖粮食。他十五岁学飞行，我也是十五岁，文化程度我很低，他也不高。 这次我在写《我走过的路》，专门做为问题写了：爱钱者必然惜命，他们为钱作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而去打仗，战争目的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命搭上，这是光荣的，牺牲的就是烈士；他把命搭上什么也没有了，他们为的是钱。 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在抗美援朝一共击落、击伤多少架飞机？ 韩德彩：我是从1952年初去抗美援朝的，当时要求很明确，赶快飞，飞好了去打仗，去抗美援朝。打到1952年的6月份，我最后一次战斗是1952年的5月4号，在平壤南边，没有打到敌人的飞机。回来挨批够呛，说是急躁，飞得太远了。回来换飞机了，米格-15换成了米格-15BS。1952年底又开始抗美援朝了，第一次在大沽山，第二次大浦，一直打到抗美援朝结束。第一次抗美援朝打了两架F-86，就打了一仗，其它时候也开过炮，都不行，没有打下来，我那一次也叫敌人打伤了，打了一个洞，差不多有这么粗，是要害，如果再向前打这么多，我就完蛋了。正好打在操作拉飞机升降舵的连杆上，一打断连杆，飞机就失去操作了。那天是大风，本来作战在海里打的，那时候还不让在海里打仗。情况来了，还不让在海里打，如果被击落了吧，不淹死也得当俘虏，那是有可能的。我当时一下飞机以后，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见到了我，看到那个洞，马上就给我划十字，他说上帝保佑你，要不然你早就掉下来了。我说我不信上帝，我信马克思，是马克思保佑了我。 第二次就是1952年年底，换完飞机回来了，1月份、3月份、4月份打了三回。1月份打了一个，3月份打了一个，4月七号打了一个，以后我就老开会。从4月7号打了飞机以后，包括拍电影，又到北京观礼，五一观光团，以后开团代会，整个在北京大概是一个半月左右。我回来以后刚恢复技术，还没有去打仗，就开会去了。我最后一仗是1953年的7月19号，空军停战是7月28号，就是最后一仗，我把炮弹打光了。因为开始打的时候，还是敌人的飞机上来，我向外拉，间隔拉得大了，再回过头以后，看飞机拉得太近，我拉着镜头向前面开炮，由于距离近了，炮弹也没有了。当时回去，我就看到这个飞机歪歪打打地走了。这个飞机是被打伤的，我们没有要这个飞机，我认为打伤是耻辱。为什么打伤？打伤几个条件，一个是打的距离远，我知道我开炮的距离远，开炮时是八公里，很难打到飞机。我没有要这架飞机，打伤这架飞机的记录还在我们15师的战史上，我没有要。我讲打下五架飞机，说多打飞机当英雄，去北京见毛主席，这以前是五架飞机，后面没有说这件事。 回国一个多月，或者包括快要回国，有什么令你印象特别深的事？ 韩德彩：收获很大，见识真多，脑瓜子里面确实增加了很多知识，因为我们在北京听了很多报道。包括朝鲜将来怎么发展，我的笔记本上还有，在北京见了很多人，特别是很多老太太。老太太见着我们像拉着孩子一样，那简直太亲了。少先队、共青团那都是亲切，我们在北京不是做报告就是会见，确实增加了很多见识。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把打仗的机会都失去了。那一段时间敌人是很疯狂的，还是跟我刚才讲的那样，鸭绿江东侧，敌人有时跑到机场里打我们的飞机，不过自从敌机被打掉了以后，过来就少了，因为他知道过来没有好处。 在我的印象里，6月27号，团中央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团代会是红军的时候有共青团，我们这个团代会叫第一届还是第二届，以后就叫第二届。整个的时间都浪费了，按照我的想法，做着梦都想回去，但没有办法，宣传志愿军也是任务。 您在朝鲜战争当中，一共击落、击伤多少架敌人飞机？ 韩德彩：第一次抗美援朝打两架F-80，第二次抗美援朝打三架。 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打下两架F-80，就是油条子，机翼上挂着两个浮箱，这家伙陆军最恨它，开始这个飞机是当战斗机用的，后边F-86出来以后，这家伙当攻击机用了，打陆军的部队，这个家伙的性能特别好，我第一次打仗，在海里面打两架，就是这个油条子。以后又打了三架F-86、F-86A、F-86B，F-86C、F-86D、F-86E这几种型号差不多，就是这种飞机。实际上我就打了这五架飞机，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打飞机打得少，我当时心里就蛮不服气，因为我们大炮是三十七毫米的，一发炮弹的爆炸面积是一平方米，我打下一发，哪个飞机能遭得住一平方米的爆炸面积？所以说，所谓打伤，要么是打远了，要么没打到，射击胶卷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一个决定的东西，因为一开炮的时候，照相机镜头跳动，飞机跳动，胶卷上的图像是模糊的，判读差半个千分，那就没有了，这半个千分加上就打着了。所以我们打仗中间报的成绩，敌人打我们有水份，我们打敌人也有。 因为什么？敌人的机枪，最多打我们是多少呢？就是四十多个洞，就是李永泰，他的飞机被F-86打了四十多个洞，还飞回来，我们的炮弹如果打了四十多个话，飞机不打零碎了吗？我看了敌人两次爆炸，第一次打F-80我看他爆炸，第二次打费席尔，我看着费席尔的飞机哗啦开了，我把机翼打断了，机身机翼两个分家看得很清楚。
第四部分初生牛犊（1）
初生牛犊——空军二级战斗英雄蒋道平采访录 蒋道平，安徽嘉山人，1930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为飞行员，先后击落击伤敌机七架，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离休前任空军某军副军长。 蒋道平：我先跟你们说一个小插曲吧。大概是今年（注：2000年）六月份中旬还是上旬，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叫陈宇。他说有这么个事情跟你说一说。你是不是在1953年4月12号这一天击落了一架飞机？我说是啊。他说，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和美国报刊公布的情况，我们经过了解核实，估计这个飞机是你击落的，他说你能不能把当时作战的经过写下，给我们寄来？我说可以。在电话里，我也把那天的情况说了一下。我说这件事情快五十年了，五十年以后，只能是历史。 美国报纸登的消息主要是什么内容？ 蒋道平：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救护能力比较强，为了说明这个事情，这篇文章说：有一个飞行员被击落以后，五分钟我们就把他救走了。在那个年代，他已经有这样的救护能力，应该说还是不简单。文章也说了飞行员的身份，是王牌飞行员，是个上尉小队长。军事科学院的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就作了一些了解，把有关的资料调到军科来了。（注：据美国空军史记载，这名上尉飞行员名叫小约瑟夫·C．麦康内尔，1953年4月12日，在朝鲜上空被击落，后跳伞，由一架H-19直升飞机在海面救回，此人先后击落飞机十六架，成为朝鲜战争中击落飞机最多的美国飞行员。朝鲜战争结束后，在1956年的一次飞机试飞中身亡。美国出版有其传记，并有根据其事迹改编的电影问世。） 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打下的飞机，都是有证有据的。我的飞机没有被击落过，我从来没有跳过伞，所以我每次打下飞机，都是有证据的，有射击胶卷啊，不光是地面有证据。为了慎重起见，我告诉他这个事情还要核实。他说这个事情不仅要核实还要慎重核实。他要看看我们的高炮部队那天有没有击落敌机，在哪里击落的，还要看看苏联空军的纪录。当时苏联空军也参战了，但是没有公开。我们志愿军空军在这一天击落了几架飞机，在什么地方。后来，他说他反复核实了，苏联空军这一天没有参战，高炮部队也没有击落敌机的纪录，我们志愿军空军在这一天一共击落了两架敌机，都是我们15师45团打的，另一架飞机没有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只能是你击落的，当然这是他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当时，我就写了一份当天从战斗出动到战斗结束的整个情况，包括空战的区域，我还给他画了一个图，给陈宇同志寄去。他看了以后，很快就给我来电话，说我提供的情况和他们从15师调来的作战的记录看起来还是一致的。 我最后跟他说了，我说：事情过去快五十年了，作为你们搞历史的，应该尊重历史。对我本身来说，五十年以后，我绝对没有其它的想法，说这下子证明我击落过美国王牌飞行员，是不是要加功，这个我想都没有想，不管是哪一级领导，承认这个事实就行了。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谁去追究这件事？他以后跟我回电话，他说这件事我们现在正在加紧搞，在八月份，我们要搞出一个结果来。到时候我告诉你一下。大概是这个月初，他又给我来电话，他把相关材料整理了，报给军科院领导，军科院的主要领导都看了，都同意他的报告。以后就把报告退给了他，下一步他怎么处理呢？他想直接给中央军委写报告，把这个事澄清以后，通过报纸来发表消息。再一个就是通过空军，我说这件事不要说了，因为我是空军的人，你通过空军恐怕有些事不太好，他大概征求了管这方面的同志，他们说还是跟领导说一说，这样他决定把报道先送给空军党委看。这段插曲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好几个同志跟我们说，当年参战的时候，您是比较新的飞行员？ 蒋道平：对。 能不能把你学飞行的简单经历跟我们说一下？ 蒋道平：可以。我是1950年从陆军调到空军的。当时住在浙江温州，我是陆军，就是现在的21集团军。那时候空军挑选飞行员，挑上了我，直接叫我到长春去报到，后来走在半路上，又说你不要到第六航校去了，直接到锦州去，就这样到锦州，直接学飞行。在锦州呆了十个月，连学理论还带飞两个机种，这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了，空军已经参战了。参加空战就是现在的一师和三师，其他部队都没有参战，一师三师参战也是属于锻炼。 一师李汉打下第一架飞机的时候我刚进航校，时间不长，大概没有几天，学校就传出消息，李汉第一个打下美国飞机了，很轰动，那时候部队也需要人。 当时听到李汉打下飞机的消息，您有什么想法？ 蒋道平：我们刚从陆军来，对空军的事摸不着头绪，总感到李汉打下飞机，我们就高兴，其它的我们一点不懂，还不是很清楚。就是想学飞行很高兴，很快就能飞起来，大家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从陆军去的，全国各个野战军挑着调去的。也没有从其它地方来的，不像后来的学生。这样，我在航校里，两个机种一共飞了五十多个小时，初级教练机和中级教练机，那时候航校还没有战斗机，都是教练机，飞完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分到部队去了。我开始是分到21师，在上海，又飞了半年的米格-15。6月份，15师需要飞行员，就把我们空21师中队长以下的所有飞行员，都调出来补充2师、12师、15师，补充三个师。所以这样我就到了15师。 15师驻在东北公主岭。我们先是改装米格-15战斗机，从7月份到11月份，然后又改装米格-15BS。到了12月份，就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对15师来说，这是第二次参加抗美援朝空战。第一次是1951年的3月份，我们还没到部队。我在战斗机上飞行的时间大概不到二十个小时，作为飞行科目来说，都比较简单，复杂的老飞行员也不会飞，大家飞的时间都不是很长，老飞行员比我们早来半年就了不得了，科目也比较简单。这样就去抗美援朝，其实从心里来说是没有底的，空战的理论也不是太多，没有实践经验，也就是听听老飞行员说说他们参加实战的体会，就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抗美援朝的时候，从心情上来说是比较高兴的。那时候，要说我们的思想，说老实话吧，不像现在的思想那么复杂，那时候在抗美援朝的口号下，人们确实不一样，就是想上天打美国鬼子。就这样，我们进驻了凤凰城大埔机场。 您到大埔机场以前，搞过实弹射击吗？ 蒋道平：那时候没有学过，就是搞一搞空中的照相，那时候照相是非常简单的。 那还没有打过真枪实炮？ 蒋道平：没有。真枪实炮我们没有打过。到前线去之前，我在米格飞机上飞行了十九个小时，不到二十个小时。飞过四机编队，大队编队，那时候这方面要求多一点。但是具体的技术，像射击技术，就是一般的曲线攻击，没有飞过，双曲线攻击这样的特技就更不用说了，都没有飞过。当时就是那样的技术状况。我是打了四架美国飞机以后，又回到三师补课的。三师当时是在沈阳北陵，组织上说你去体验一下复杂特技。我就去了。三师的张滋，是领航主任，他带我飞了一下复杂特技，然后说以后你可以飞了，这是在抗美援朝过程当中，补了一课。所以，要从技术情况来说，跟现在飞行员比差远了，和现在航校飞行员比也差远了。 第一次升空参战的时候，没打仗。但是到空中出动了一次以后，我看到了敌人。当时给我的感觉，空战不是那么好打的。为什么呢？当时飞机不可能是一起飞，都是头对头过来的，双方飞机都是将近上千公里的时速，加起来就很大，一看那飞机，“呜”地过去了。所以我一想，要是类似情况下，怎么才能把敌人打掉呀？脑子里有了那样的感觉，就老是在想，下次怎么打呢？ 前面着陆了以后，他也就是命令我们也着陆，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机场盘旋，下降以后，就直接加入航线，准备着陆。 第一次参加真正的空战是在1952年的1月22号下午4点钟。这天，我们团里出动了十六架飞机，我当时是在第四个中队，我是四号僚机，最后变成十六号僚机。起飞以后，就按照空联司指挥所的指挥飞，指挥所告诉我们到清川江上空，也就是朝鲜的北部。我们去的任务是为了掩护前面起飞打仗的部队回来，掩护他们着陆。到了清川江上空以后，前面的部队都返航了。这样，指挥部就叫我们也返航，跟前面的部队一起返航。 这天我们十六架飞机也没有遭遇敌人，回到了机场上面，空联司指挥所命令我们，你们最后一个中队在机场上面掩护前面十二架飞机着陆。我们就在机场上空盘旋。 前面飞机着陆以后，命令我们也着陆，我们就开始下降高度。就在这个时候，从无线电里我听到，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说的，也不知说的是哪个机场，当时的机场有大东沟机场、浪头机场、大埔山机场、凤凰城机场，前线的机场就是这些。我光听一声说：机场上面有敌人！我就听到这么一句话，就在听完这句报告的一瞬间，这时候我的高度大概五、六千米，正驾飞机准备落地，这时候我感觉飞机突然震动了一下。这样震动一下总不是什么好现象，我回头一看——两架F-86。 这下我就紧张了，对我来说，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紧张的过程当中，就想起了老飞行员说的话来了，这种情况下，怎么摆脱敌人呢？给我介绍经验的老飞行员的说法是：当时敌人在你的后面，怎么摆脱呢？就是把飞机拉起来，叫做上升侧滑。从航空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不能这样操作的，按照现在来说是违反飞机操纵规律的。但是那时候我们也不懂，老飞行员讲了嘛！我就把飞机拉起来。我把舵蹬上，就在这一瞬间，我就发现一架F-86一下子冲到我的前面去。哎哟！我一看这个飞机，它喷的是花颜色，像老虎皮似的颜色，我一看，头脑就发胀了，敌人很近啊。我俩就像编队似的，那个飞行员戴的是头盔，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头盔，他是戴的头盔啊。他回头看着我，因为他跑到前面去了，胆怯了，他就回头看我，这时我看他，那时候是相当清楚，我俩就像编队一样。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怎么脑子突然想起了，好像有人提醒似的，你怎么不开炮？我这才想起来，对呀，我应该向敌人开炮呀！我瞄准敌机，也没怎么瞄准了，就把机头对准敌机，把三炮齐发的炮弹按钮一按，一共三门炮，也就打了二十七发炮弹吧。我那么一打，我就看见，那很近的，那个飞机突然就翻个了身——下去了。下去我也没敢往下看，我就继续把飞机拉起来，这时候我看见机场旁边的山沟有冒烟的，飞机掉下去就冒烟了，不知是爆炸还是怎么回事。
第四部分初生牛犊（2）
这样就把这架F-86飞机打下来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敌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抓紧时间向我开炮，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继续拉飞机，我爬到一万米。为什么呢？因为苏联飞机的性能和美国的飞机比，它是上升性能好，苏联的飞机轻，美国飞机是下降性能好，它重。所以我爬到了一万米，敌人就被我摆脱得比较远了。我感到我的飞机已经负伤了，伤成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但是还可以操作，这就说明飞机基本上还是好的。以后又飞了一段时间，敌人又向我开了一次炮，我发现曳光弹从我头顶掠过去，这一次他开炮的距离太远，美国飞机装的是机关炮。有的炮弹打中了我的飞机，好在弹着点还不是很集中，也没有打到要害的地方，我摇摇机翼，看飞机还可以操作。当时我就想，只要可以操作，我就不跳伞。 地面不断有人在叫我的代号，我能听到地面叫，可是我的无线电发射不出去，被打坏了，只能听到。地面不断叫我，叫到最后觉得也没有叫头，以为飞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被打掉了还是怎么的？这时候我就找一个机场准备着陆。降落的时候才发现，起落架也放不下来了，我就硬着试了几次，终于把它放下了，我落地以后，下来再看我的那个飞机，哎，飞机的后部一共被打了五十多处的弹洞，五十多处受伤。发动机都被打了，但是在空中还是转的，没有停。当时一看这个情景心里挺害怕。不过，这个苏联飞机还可以，打成这样子了，飞那么远还没有停车。 第一次打下这架飞机，我没有多大体会，要问我怎么打的，有什么经验体会，这些东西我都说不出来，就是突然之间我被敌人攻击了，我处于劣势，敌人是处于优势。而且，我是一架飞机，他是两架飞机，我觉得我能安全回来，还把它击落了一架，对我来说应该是不错的了。就是那个一瞬间，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们俩好像编队似的，这个一瞬间有多长呢，也不是太长，估计就是七、八秒钟，只是那一刻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觉得时间长了。要是没有那七、八秒钟的犹豫，我抓紧时间开炮，说不定我的飞机还不会受那么多伤呢！ 还有一次是1953年的4月12号上午，这天我们还是十六架飞机，我们的作战空域基本就是清川江、大同江，朝鲜的地方就是那么大一点，都是在铁路的沿线，美国飞机就是来轰炸铁路。这一天我们起飞了以后，发现天气还不是很晴朗，有点云。我们起飞十六架飞机，按照地面指挥所告诉的航向、高度、地点飞。那时候一般都是这样，起飞以后，指挥所会告诉我们航向多少，高度多少，地点多少，很明确，而且朝鲜就那么一点地方，一告诉就知道了。 飞到清川江上空以后，我没有很好注意飞机编队的距离，好像就是一个瞬间，我正搜索敌人，转眼一看，我们团的飞机都不见了。实际上我没有转弯，是他们转弯走了。这时候我就形成了单机，只有我一个飞机，我就着急了，我们团的飞机跑到哪里去了呢？在这个战区里就我一个飞机，就不太好办了，你一个单机，被敌人抓住，一般是跑不了的。也就是在这个瞬间，我发现敌机了。我们是头对头地飞。他往北飞，我向南飞。我也没有转弯。这时候我看到美国机群比较大，我数了一数，恐怕将近三十多架飞机，它编成纵队，不是四架，也不是两架，就是一个一个接着，不像我们八架飞机起飞，他采用的是四架一批，后面接着又是四架，就是这样的，我都数了七、八个四架，对头飞过去了，敌人可能是有目的的，半路上它也不会和你纠缠，它可能要赶到某一个地方去。 这时候我脑子一想，我应该想办法插进去，敌人很多，但是一架与一架之间有间隔，我抽空插进去，插进机群中间去打他。看着飞机一个一个过，其中有两架飞机，后面的距离看着也比较大，这时候我就转弯，把这两架飞机咬住了。敌人没有发现，因为我是一架飞机，可能也想不到吧！但是我咬住以后，距离太远，不能开炮。这时候我脑子想，你这是向北飞的，你肯定到时候要转弯的，北朝鲜就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你不可能飞到中国上空去，肯定在一定的时候你要转弯的。我就想，你只要转弯，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切你的半径，我就可以打你。这样一想，我就始终跟在它后面，也没有动，我也不能动，动也不可能。飞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飞机就开始转弯了，他们究竟是什么动机，我也不太明白。但是，看见他们一转弯，我切着半径就上去了。这两小子开始可能没有注意我在他们后面。我切进去以后，看射击距离可以了，已经够得着了，这时候我先向后面的飞机开炮。这一开炮，对方就发现了。这是两个飞机在一起，僚机无形中避开了，我借机打上去，距离越来越近了，就把长机击落了，再回头看，也没有看到那个飞机掉哪去了。 这一次，我是单机行动，最后把敌人长机击落了。击落是在1953年4月12号，是我击落了第四架美国F-86，经过查实，这个飞行员是美国王牌飞行员。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这次打的飞机没有太费事，从道理上说不是太复杂。空战，我们有时讲，就是打了一辈子空战，比较复杂的空战也没有几次，一般的空战，双方胜利都是靠偷袭。所谓偷袭，就是敌人转到你后面了，你不知道。知道了就摆脱，能摆脱就摆脱，摆脱不掉就被人击落了。我们打敌人大部分也是这样，就是一下子插上去就打，等你发现，我已经开炮了，打上就打上，打不上人家摆脱掉，就跑了，追是追不上的，不好追了。所以这次4月12号这场空战，我当时就想，我就从中间插进去，我就专门打你。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插进去！空战中，双方互相来回纠缠多少个回合的情况很少，不是说没有。但是，在大埔上空我看到过一次，苏联和美国人空战，那是比较复杂的一次，那时候看得比较清楚，垂直机动摆脱，最后苏联飞机还是没有摆脱掉，这就算是空战中比较剧烈的动作，最后从飞机里弹出来一个东西，过一会儿一个降落伞出来了，那是纠缠在一起，做了好几个动作，很精彩。 你把他打掉以后，做了什么动作，爬升了吗？ 蒋道平：没有爬升，看看也没有什么敌情了。这次战斗说起来是比较简单，就是我当时判断怎么插进去，如果我再早一点，就是一插进去，一转过来以后把他截住就开炮，那这个时机就更好了。但是当时判断还是不准，跟上他以后，距离太远，最后还得等他转弯。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还没有这个判断能力。 到了1953年的4月12号。这时候，说老实话，技术、战术和刚开始参加抗美援朝，刚上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心理状态不一样，作战的信心也不一样。有这么一个数字，我们中队一共是击落、击伤F-86十四架，我们没有被敌人击落过一架。 为什么呢？敌人到不了我们飞机屁股后面。在4月份以后，到停战这段时间，我们分工很严密，有什么情况我们老早就可以发现，就可以避免咬尾的情况。 在3月份击落那一架飞机的时候，我们四架飞机，团长、领航主任，我和长机，就是以这样的队形飞行。我们正往北飞返航。这时，我发现大约两、三公里的地方有两个黑点，当时看不出来是敌机，就是有目标。黑点就是飞机，至于是谁的飞机，太远看不清楚。这时候我报告团长，在你的左后方有两个目标，过了一会儿，他发现我们了，就直奔我们团长的飞机飞去，看着就直接往后面去了，最后我看见两架F-86，咬住了团长的飞机。情况很紧张，按照我的判断，敌机应该开炮了，但是敌人为什么没有开炮？他的飞机是机关枪，一般来说，适宜的射击距离要控制到四百米，敌人一开炮，飞机也跑不了，但是他没有开炮。我一看着急了，这是敌人，我就喊团长的代号，我说赶快摆脱。 可是团长没有动，而敌机就跟在他后面，我马上告诉长机，我那时是僚机，没有主动权，你得听长机的，长机不动你乱动也不好的。我看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好，就跟长机说，我攻击你掩护。我在他的后面，我就直接钻过去，对准敌机去了。对着敌机以后，我就想开炮，我这时候开炮的目的并不是打上它，我是想让他看到我开炮以后赶快脱离前面的飞机——我们团长的飞机。果然，这个时候我一开炮，他马上发现了，发现以后就左转，不跟团长的飞机了。左转就是要跑吧。这时候我已经跟上去了，他正好在转，我上去，飞机就靠近了，所以我就向两架飞机开炮。开炮以后，我看见一架敌机掉下来了。当时我们还是整体机群，然后我们四个人又编队回来了。 回来以后，团长不一样了。我打下了那么多飞机，他还从来没有表扬过，背后是说过的，但是他没有当面说。今天他可能是感动了，他说：要不是你，我今天能不能回来都很难说。但是作为我来说，四架飞机总是互相信任，互相保证安全。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你报告他的时候，他没有反映，是他没有发现还是什么？ 蒋道平：那个时候是用无线电，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先进，我说一句，你听一句。抗美援朝，一打上都是一个波道，在空中，那么多飞机都用的一个频率，所以说郑长华为什么授予空军战斗英雄？与他在空中指挥喉咙大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个无线电可以淹没别人的无线电，他那个声音大呀！所以像我们现在慢慢地讲，根本不行，你喉咙要放很大，你有多少劲用多少劲，你叫，这么一叫就把别人的无线电淹没下来了，就可以听到他的了。所以郑长华是空中优秀指挥员，以后大家都学着他，在空中，你有什么情况，你在无线电就可以喊，如果大家都不讲话，你这是可以的，真正空战起来，都是报告情况，你什么飞机在哪里，像一个闹市似的。无线电要是不响就是没有情况，一有情况就嗡嗡。最后据说他还是听到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敌机在那里，他没看到情况也不行。我光说敌机在他后面，他自己没有看到。所以这次空战，看起来比较紧张，打得也集中一点。这一天大概是3月13号。 你先后击落七架飞机，是每次升空击落一架或者击伤一架？有没有一次上去打过两架？ 蒋道平：最后一次6月7号，快停战了。这一天，是1953年的6月7号下午，这一天就是我们长机、僚机两个人。我们还是技术不行，我们空战的时候，基本就散了。在一起不是太多，美国人的技术你不承认不行，起码他双机不会散，甚至四机不会散，我们一打起来就很难说了，就是互相照顾不过来，飞机在空中飞行变化很大。1953年6月7号下午，我和长机两个人，连着追了两架敌机，在一万两千米的高度上，我们追他以后，他也没有发现。两架飞机是双机编队，离得很近，打哪个飞机都可以。这样，我咬住以后就瞄准开炮。开始我打长机，打长机也不是一下子就打掉的，大概打了两、三次，我看见长机下去了，然后打僚机。开了两次炮，再打，我的炮弹打完了，没有了。如果还有炮弹的话，这个飞机我肯定是能打掉的，所以最后只是把它打伤了，没把它击落。同一天击落一架、击伤一架就是这一次。 炮弹打完了也就是这一次？ 蒋道平：对，其它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一次。抗美援朝我一共打了八次仗，就这一次炮弹打完了，其它都没有打光，回来都有炮弹，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回想起来，在当时，我是比较新的飞行员，飞行技术应该说也是比较差的，但是为什么能击落这些飞机？我觉得有一条，就是射击技术，这是很关键的。当时，我们平时的射击训练都是用活动环来打的，但是要求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比较好，如果技术差或者条件差，你和光环不一致，就不可能击落飞机。我呢，由于技术上还行，不算差，但是想要用活动环，我肯定办不到，所以我就采取固定环，操作比较简单，就是靠你计算提前量。高低误差我都不需要计算，有一团火球，我看着飞机对着我的火球的话，肯定没有问题。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有个提前量，选择好了提前量以后开炮，就差不多了。平时，一等到进行准备或者没有起飞之前，我都是在那里摆弄摆弄，看一看，对自己来说，射击技术也算提高，也能打下飞机。这样，我每一次都是用固定环的，打得也比较顺手。所以，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我自己感觉，我用的炮弹应该说比较少，命中率算是比较高的。我开了八次炮，命中七架飞机，在我们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来说，命中率是最高的。打的炮弹也是最少的，从击落的飞机来说，是最多的，特别是F-86飞机，我击落击伤的全是F-86飞机，我是击落F-86最多的一个飞行员。 后来您的经验有没有跟团里介绍一下？ 蒋道平：那个时候没有介绍，飞行员个人都不一样。人家用活动环打下飞机，对你这个就不感兴趣。你下次要是采访吴胜凯的话，你问问他是怎么打下的？我记得他当时交流经验时，他说也是用固定环。那时不像现在这样交流经验。 从1952年12月份到1953年7月停战，七个月时间，空战了八次，开炮八次，击落F-86飞机五架，击伤F-86飞机两架。一共七架。整个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