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要保卫铁路运输和水库的大水坝，防止水坝被炸。如果水坝被炸，兵工厂都被冲掉了。这一战，我们打敌人的东路，部队都按时到达战区，敌我双方几百架飞机交织在一起，机声隆隆，炮声阵阵，烟云翻滚。各部队都有些战绩。我带的部队虽然只打了敌人一架飞机。但是完成了任务，保卫了目标的安全，把敌人轰炸水坝的阴谋粉碎了。 朝鲜战争当中，我体会到，一个指挥员，一个空中指挥员指挥的好坏，对这一次空战的胜败起着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首先，我感觉，作为一个指挥员，第一条，你要把你的部队顺利地带到战区去，投入战斗，这是你的第一个本事。因为我们经常讲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打歼灭战。如果兵力都在出航的路上分散了，掉队了，那你集中什么兵力？无从谈起。你把你的部队带到战区去，带到一个空域去，这也不是很容易的，几十架飞机编队，两个人走路有的时候还掉队。所以，编队是指挥员的第一责任，但是不容易，几十架飞机，一个大机群，你自己要驾驶好飞机，从前边到后边，要搜索敌情，两个眼睛盯在外头。同时，要照顾好自己的部队，指挥好，哪个编队要高一点，低一点，近一点，远一点，这个不大容易。但是，他必须要做到这一条。 第二条，我体会到，作为一个空战指挥员来讲，你要优先发现敌人，而且要在最远的距离上发现敌人。我打了这么多仗，担任了这么多次指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比部队优先发现敌人。通常都在四千到五千米以外，敌机就像一只小小的鸟，或者是比乌鸦还小，有一个黑点，就能够发现它。一发现敌人以后，你才知道敌我关系位置，你才能够下决心怎么打它，谁打它。所以，优先发现敌人非常重要。 第三，指挥员要有组织地让部队投入战斗。你总不能看到敌机以后就说一句“跟我来”。在陆军打仗的时候，把手枪一举，同志们，跟我冲呀！如果那样做的话，十次恐怕就要十次失败。你自己上去了，把部队甩掉了，部队散伙，没人指挥了，最后你可能被敌人打掉，这是很多人失败得来的教训。所以，我必须在发现敌情以后，组织好部队，有攻击、有掩护。这样，攻击的部队有安全感，无后顾之忧，能够集中精力、集中力量打敌人。当他受到威胁的时候，别人可以支援他，掩护他。这样你才能够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再有一条经验就是要重视瞄准技术。一开始出战的时候，有很多飞行员看到敌人以后，调过头来就开炮，但是往往没有经验，距离远，瞄不准，所以没打上。我的经验呢，就是对敌人首先有一个占位的问题，要抢占有利的攻击位置，然后进行准确的瞄准，要缩短距离，开炮的时候一定要狠。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部队，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都是三炮起发。飞机上有三门炮，两百发炮弹，一起打，一起发射。通常三炮齐发，一个连射的话，就打掉一百五、一百六发炮弹。老实讲，这样的命中率比较高，打得比较狠，敌人中弹以后就掉了。后来，停战以后，总结经验，就把这条经验总结叫做“稳、准、狠”三要素，作为非常重要的经验，写在教科书里、教材里去了。 您刚参战的时候，比如说没有作战经验，指挥得不好，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过？ 吴胜凯：有啊，比如说我第一次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第一次参战，我也是二大队的大队长，但是我的大队没什么战绩，其他大队有时候还打下一架、两架，而我没有。我想这是什么问题，我也战斗过几次，但是我都没有看到过敌人。有时候，偶尔听到我的飞行员报告说什么地方发现敌人，但是当我听到报告以后，仔细去看的时候，找不到敌人，看不到敌人，就不好打。 后来我就研究怎样发现敌人，原来眼睛瞪的很大——在空战当中，如果是急躁，眼珠子必然瞪得很大。眼珠子瞪得很大以后，瞳孔张大了，飞机离得很近了你都看不见，所以必须把瞳孔缩小。就像摄像一样，把镜头缩小，把距离拉长，然后在天空中、云缝里，在阳光底下慢慢寻找，一片一片的搜索，这一片，那一片，上下左右，一片一片地搜索。为了练习视力，我平时在训练过程中特别注意观察，指挥的时候都要观察，有的时候对着太阳看，练自己的视力。没有经验就看不到敌人。所以，我在第二次参战的时候，人家说我是千里眼什么的。 第一次参战的时候，别的大队虽然打的不多，也毕竟打下来了，您和您的大队一架也没有打下来吗？ 吴胜凯：是啊，因此压力挺大的，会不会说我是右倾啊。同时，我也想，如果我也像有些人那样，到战区以后，看到敌人就把飞机压下去打，什么也不顾，这样来打，部队散了，他也没回来，这也不行呀，所以鲁莽地干是不行。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一次反正是带着压力，带着包袱回来，到二线进行训练。我这个包袱一直背着，背的时间很长，第一次上去打是1952年的4、5月份撤下来的，到1952年12月，我们第二次去抗美援朝，中间有半年多时间，我总感觉到自己有点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但是，我有一条，不能够气馁，我要认真学习，总结和吸取了兄弟部队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把别人的经验、教训，包括那些输的经验、教训吸收过来，变成我自己的。 所以，我第二次参战，是1952年12月，开始我还是二大队的大队长，但是，经常担任团的指挥员任务，带领全团的飞机出动作战。从1953年的1月到6月，这短短的半年当中，我带领部队战争出动了三十五次多，打胜的仗大概有十几次。我所带领和指挥的部队，一共击落敌机十九架，击伤敌机七架，都是美国的F-86。我本人也击落了F-86飞机四架，击伤一架，一共五架。对我个人来说，感觉比较成功。后来，我从二大队大队长，调到43团去当副团长，停战的时候当团长。我在45团带队出动，大概打了有六、七战，取得了一些战绩。我记得当时取得的成绩大概是11∶1。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才决定让我到43团去。当时43团的情况比较严重，第二次上去参战，打了一、两战，自己的损失和伤亡比较大，部队的士气低落，缺乏信心，就不知道怎么样搞了。所以，我去以后，用成功的经验来训练和带领部队，除了政治、思想方面以外，从战术思想上，贯彻积极进攻的战术思想，加强编队，加强作战方法、作战原则的训练。经过了几战以后，把局面转变过来了，最后击落敌人将近二十架飞机，部队转变了。 总政和空军政治部为了表彰我，给我记了一等功，授予我一等功臣和二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朝鲜人民政府也授予我三级国旗勋章和二期自由独立勋章各一枚。1992年，我访问朝鲜的时候，金日成首相授予我友谊勋章。我觉得，我虽然在朝鲜战争当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来之不易。在空战当中，我也失去了一批战友，胜利和成绩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当中，有的是在空战中为了支援战友，保护战友、掩护战友而不顾自己的安危，被敌人击中，最后牺牲了。也有的在飞机受伤，不能飞回基地的情况下强行迫降，比如在朝鲜找一个地方强行迫降。在迫降的过程中，看到下面有朝鲜人民的村庄或者是学校，于是就把机头拉起，然后一头撞在了山坡上，不能在村庄里或学校里迫降，我们45团的范玉祥同志就是这样的。还有的在空战当中，打得很勇敢，击落了敌机，但自己的飞机也负重伤，最后弹尽油绝，飞机掉在大山里，或者大海里，连尸首都没有找到。所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经常怀念这批先烈，朝鲜空战的胜利，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的牺牲也给我们活着的人留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血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更加聪明了，使我们在后来的空战当中不断取得胜利。我在这方面感触非常深刻。 另外，我想谈到一点，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是一个幸存者，我也死过好几次，但是没有死掉。从内心来讲，从我驾驶飞机起飞，升上蓝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天起，我自己就没有想到能活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天我很可能就牺牲了。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祖国天空的和平、安宁，即便是流血了，牺牲了，好像也在所不惜。所以，我带着这种思想，也可以说，我在飞行或者是空战那么长的时间里，我感觉到这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记得有一次空战，大概是5月，这次空战空前巨大，敌我双方的兵力都很大，部队打完仗以后，机群编队也散了。我自己形成了一个单机。这个时候，我的机头方向正好是对着南朝鲜汉城方向，而六架美国F-86把我夹持、包围了，左边两架，右边两架，屁股后边两架，怎么办？敌人的企图很明显，就是威逼我飞到南朝鲜去。如果不去，我向左转，左边的敌人打我；向右转，右边的敌人打我；向后转，后面的飞机打我。 情况非常危险。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为了活命，就飞到南朝鲜去，缴械投降，当一个叛徒。另一种可能就是飞回祖国，调过头来飞回祖国，这样也有可能被敌人打掉，葬身于大海。但是，我选择后者，一定要飞回祖国，宁可牺牲了，也要飞回祖国。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忽然急中生智，我要是转弯你就打我，我不转弯，就轻轻用脚一顶，飞机向左侧滑，带着一个侧滑，变成了一个小坡度，大半径的一百八十度转弯，转过来以后，大概对着沈阳抚顺方向，这时我就感觉到我不怕你了，我的机头调过来了，我不怕你的，于是我带着机头继续爬高，向北飞行。敌人掉在我后边，打吧，又远一点，看到离我越来越远，因为它爬高不行，我们的飞机爬高性能比较好，这样飞机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它一看无可奈何，于是乎来个急转，顺着鸭绿江，向南回去了。我一看敌人回去了，我又来了一个倒转，对着机场下滑，准备着陆。刚转过来以后，发动机没油了。没有油，怎么落到机场，我又采取空滑的办法，对着跑道。飞机刚刚进入跑道头外边的草地，有铁丝网，刚进铁丝网，飞机掉到草地上了，在草地上滑行。飞机刚一停，我推开机舱盖，跳到飞机上，站在那个地方，战友们蜂拥而上，一下子把我举起来了。他们说，我们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我说哪儿能呀，我不是回来了吗！大家高兴的，激动得热泪盈眶。 回想过去的抗美援朝，感慨万千。现在我年岁也大了，但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现在人民空军的建设也是突飞猛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党中央，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的关怀领导下，我相信我们的人民空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一定能够打得赢。所以我写了一首诗—— 想当年，体背钢枪，气吐万里云雾。 而如今，两鬓斑白，笑看鹰群横空。 我当时到空军来，就是二十岁多一点，长在空军。离休了以后，思想、感情老转不过来，人是离休了，但心还留在空军，想着空军建设的发展强大，也希望空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在反侵略战争中，在保卫祖国领空和平安宁的战役中能够打得赢，信得过，过得硬。因此，离休以后，我写了一些东西。一个就是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空军的发展情况，研究我们空军的情况，写了一批军事方面的论文，有的时候是我和鲁玉同志合作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讲空军指挥员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使命。第二篇论文是2000年以后空中作战的特点。第三篇论文就是空军的快速反应战略。另外，还写了一些文学方面的作品，先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来反映空军几十年的成长、壮大，还有人民空军的英雄本质，写一些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小说。其中有《飞将军》、《蓝天情》电影剧本。另外，也有电视剧本，题目就是《叱咤风云的人》，写了一个部队年轻师长上任以后的改革方面的情况。最后还写了一篇中篇小说，题目是《天路在脚下延伸》，电视剧已经拍了，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播放了。除此以外，学学画，写写字，搞根雕，这个鹰就是我做的。
第六部分飞上天的陆军（1）
飞上天的陆军——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郑长华访谈录 郑长华，安徽五河人，1926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二级战斗英雄，参加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空军某飞行团团长，击落敌机两架，离休前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郑副参谋长，您是什么时候到空军的？ 郑长华：调到空军之前，我正在川北剿匪，一共抽调了三十多名学员到空军，我算带队的，都是营长当队长，教导员当指导员，带着大家从重庆坐船到武汉，从武汉换乘火车到北京，然后把我们弄到长春成立预科中队。当时我不大想在空军干，想回陆军，到空军来了还降一级，我就想回去了。带学员到长春以后，首先要体检，我也没事干，我说我也体检体检去，就跟着去体验了，完全是因为好玩，检查一下，了解一下身体情况。结果，没想到，上面说，你体检合格了，可以飞行。哎哟，高兴死了。为什么呢？那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身体还能合格，还能飞行。因为陆军打仗的时候，尤其是解放战争，像打孟良崮战役，消灭国民党74师，我们也参加了，那时候在临沂。后来消灭国民党57师，一直到打临汾，打太原，最后向西安、宝鸡进军，以后向四川进军，就是追击胡宗南的部队。整个打仗过程中，后半段反攻追击还比较好说，特别是开头国民党重点进攻阶段。我们是比较艰苦的，吃敌人飞机的亏，吃得多得很，经常被敌人飞机扫射、轰炸，所以就梦想有一天我能长上翅膀飞上天就好了。一听说我能学飞行，高兴得很，那我就上航校。 我是1950年春节到空军的，3月份到航校，在航校连学理论带飞行，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航校只飞了初级教练机雅克-18和中级教练机雅克-11，就飞了这两种教练机。后来到部队里去，就开始飞米格-9，米格-9是喷气式，这是喷气式的第一代飞机，实际上不能打仗，这个飞机只能飞到七、八千米，速度也不大，以后才改飞米格-15。那时我已经当团长了，我就觉得担子很重，怎样把这个团带出来，能通过抗美援朝锻炼出来，这个任务很艰巨。虽然我们在陆军打了那么多年仗，但是跟空中不一样。地面打仗，不管怎么样，营、连，总归有个先、有个后，前面还有个排、有个班，连长还靠后边一点；若是营长，弄好了还有个小指挥所，那团长更不用说了。但是空军不一样，团长就得首当其冲，要冲锋陷阵的，他自己要冲要打，还要指挥，这个任务就不一样。好在我们空军都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都有战斗经验，都敢打敢拼，勇敢不怕死，这一条很可贵。所以去了以后，开始也是急于求成想打下敌人，这个心情是好的，不过训练没有到达到一定的水平，没有学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见到敌人就想打，往往老远就开炮，结果打了半天，打不掉，回来气得哭，不吃饭。 我现在讲一讲，我们这个师原来是华东野战军22军66师，这个师原来是很能打的，在陆军就很能打。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1950年的12月23号整编改成空军航空兵第12师的。我们到部队是1951年，就从这年开始正式接收飞行员了。苏联空军有一个师，它一个师带我们一个师，一个团教一个团，苏联两个团分别教我们两个团。 1951年到部队以后，把我分在34团，领导找我谈话，叫我当团长。报到以后，陆军来了一个团长，叫陆连义。后来领导跟我谈话，说你主要是集中力量来飞行，工作还由老团长来做。所以后来老团长就没走，就在那儿做工作，他们就叫我副团长。陆军来的老团长陆连义跟我说过一句话：老郑，我们这个师、这个团在陆军打仗可是没装孬的，一直都是很过硬的，现在你能飞，我不会飞，今后可要看你的了。意思是你可不要给我们这个团里抹黑，要发扬荣誉，要打好仗。他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们12师大概是1951年的1月份接到通知去抗美援朝。那时候决定米格-9改装米格-15，要加强训练。改装米格-15，有四十七个飞行员参加改装，结果有四十个飞行员完成了，其他的淘汰了。以后从别的部队补充了几个，一共有四十九名飞行员。我们那个部队，从米格-9到米格-15，一直到抗美援朝开始，只飞了多少时间呢？在喷气式战斗机上只飞了四十个小时，加上航校飞的几十个小时，加起来，不到一百小时，就这么个程度。苏联为了抓紧时间把我们教出来，因为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加速训练，早点到朝鲜前线去。 实际上，那时候训练就是飞编队，双机编队，四机编队，最高到八机编队，最后还搞了一次全团飞行，也是马马虎虎地飞了一次。真正的训练，飞航线、飞空域、飞特技，没有飞过，什么仪表也不懂，因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时间又紧，改装米格-15，害怕飞不出来，淘汰了一些，加上出一些事故，摔死了一个人，有些科目都不敢飞，特技也没让飞，就停下来了，情况是比较紧迫的。有一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飞双机编队，那时天气还不好，阴天，还有云层，云底高也就是两百米，有的地方才一百多米，苏联人急着让我们训练，让我们飞编队。我就和袁国辉，他给我当僚机，我们俩飞行去了，一起飞以后，上海高楼大厦很高，一看地下，离楼房太近了，一看云底才一百多米，我说咱们到云上去吧。不懂呀，到云上，云有好几个夹层。飞到云上以后，出不去了，一看夹层雾蒙蒙的。这个时候，我的僚机袁国辉说：我迷航了。他一说迷航，我说我也迷航了。我说你快回去吧，你到云下去，我也到云下去。因为当时还不敢马上下去，怕两个相撞，让他先下，然后我再后下。他下去以后，顺着铁路找回上海了，回去了。我一下去呢，结果跑远了，下来晚了，就下到松江，松江铁路边上有一个塔，我误认为是苏州，然后就围着塔在山头上转。米格-9的飞行时间就是几十分钟，要是低空，飞行时间更短。那时候是两个发动机，你想想。我一迷航，一看找不到机场了，这时候赶紧关发动机，把右发动机关了，留左发动机，左发动机是带发电的。就围着这个塔飞行，我就想这个机场在哪儿呢？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全罗盘，全罗盘是始终对着机场导航台，只要把指针对准就行了。当时是半罗盘，一百八十度用屁股对着它，指针它也是对着零，头对着它，指针它也对着零，那还得检查检查，是顺着跑还是反方向走？是机头对着它还是机尾对着它？后来一判断，是机头对着它。以后就用这个办法向回飞。当时塔台上的副团长和一些同志都下来了，准备派遣人处理后事去了，认为我就完了。因为按照我的飞行时间来说，那肯定是摔下来的，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会关一个发动机。如果那回关错了，把发电机关掉就完了，关右发动机，关对了。最后就飞回来了。当时，指挥塔台没关机，但是下面都议论纷纷，要派车了，结果我一飞，飞回来了。离机场近了，因为高度低，无线电性能也不好，下面也听不到。后来我进来以后，看到虹桥机场，就给地面报告，我说我看到虹桥机场了。他们一听，高兴死了，塔台赶紧跟我联系，说你就在虹桥机场落地。我一想，虹桥机场是36团在那儿住，我34团团长跑人家36团落地，太丢人，不行，回去。我说我能回去。他们说就在这儿落地，我说我看到了我们的机场了。结果真看到了，那天赶得巧，应该是从江那头到这边迎风落地，结果我是从虹桥那边去的，那就是顺风落地，也没有多少经验，减速也慢了一点，结果速度很大，落地了，肚皮就落下去了，飘得很远，飞机才接地。一接地，我想坏了，前面是电网，我说这冲出去就麻烦了，非死不可。不行，重飞，也没考虑到油料多少，把油门一加又起来了。起来以后，飞机晃了晃，下边说完了，这下完了，那肯定完了，这也没有油了。我一看油料仪表的指针在零上来回乱摆，就知道油不多，不行了。我赶紧急着往回找跑道，结果这一急着找跑道，无形中向右转了一个弯，一转弯，到跑道以后，我知道这样是下不来的，就赶紧压反坡度，向右转弯，便形成一个标准转弯。这样一来，转过来飞向跑道。本来米格-9飞机落地前要关车的，结果没等我关车，它就没有油了。飞机还好，因为我离机场很近了，航线很小，也有一定高度，生拉硬拽的给拽进来，刚进到草地上，我就落地了。落地以后，飞机也比较稳，下边救火车、消防车，还有其它的救援车都跑去了，一看我和飞机都没事。苏联空军的教官很讲究，就把我弄个车拉回去了。拉回去专门给我讲评，他不让飞行员知道，那时候苏联还强调，领导干部有问题，不能让下边知道，要保密。专门把我们的师长、政委，把他们苏联的老师长都请去了，给我专门讲了一评，把我好批一顿。批一顿以后，这中间也肯定了一下，就说还不错，还知道关一个发动机，而且还没关错，自己能用半罗盘还能回来。错就错在什么呢？一个不该到云上去，你没有飞过复杂气象，到云上飞干什么？再一个，回来看到虹桥机场了，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安全第一，要安全落地，你还爱面子，还非要跑回来，这是拿命开玩笑，批评了这个。那时候也没有经验，我自己觉得能飞回去，就这样飞回来了。这次也可以说给了一个很大的教训。从那以后，每一次飞行准备时我都非常认真、非常仔细，不敢马虎。这个玩意儿不能儿戏，儿戏不得。飞行是这样的。 这次教训在我的飞行史上很难忘，也算是转危为安了吧，算坏事变好事，接受教训。这是在当时，可见我们的战备训练抓得很紧，要集训，早点训练出来赴前线去打仗。 我刚才说了，飞了将近一百小时，连航校都算起来。要是叫外国人来讲，我们飞行员是开玩笑，拿着只飞了一百小时的飞行员去跟人家美国空军有几千小时、几百小时、起码都是五、六百小时飞行时间的老飞行员打仗，有些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跟他们打仗太冒险了，像拿鸡蛋碰石头一样。 我们中国空军有这个特点，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飞行员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有一条，都打过仗，都有战斗经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在陆军打仗时都是吃过敌人空军的亏，说句老实话，那时候就想，有一天我能飞上天，要好好教训他，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急了眼了，拿着手枪都打飞机，你拿他没办法。现在叫我们早点飞出去，参加抗美援朝，心里很高兴。 我们这些人飞行时间不长，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勇敢不怕死。刚才我讲了，总共就是一百多个小时，而且飞行科目没有正规训练过。结果临要走以前，每架飞机给二十发炮弹，到天上把二十发炮弹装好，对着大海，看前面没有船，把活动环打开，左右晃一晃，转一转，看活动环怎么跟的，怎么弄的，然后摆正机头，把二十发炮弹打完，这就算完成射击任务，就学会射击了。知道打炮要打几个电门，懂得这个，怎么装弹、瞄准，这就算学会了。那更不要说什么复杂气象，其他攻击战斗科目都没有飞，主要就是飞编队、领航。况且编队都是一字队形，有的叫“扁担队形”。就是有多少架飞机，排在长机这个号，八架就排八架，都是齐头并进的，呈一字队形。这样转起弯来显得笨，转弯半径很大，就慢。那个情况下去抗美援朝，现在想，有一些不可思议。按现在来讲，就不具备作战条件，但是形势所逼、形势所迫，必须要去。1950年12月23号开始接受飞行员，赶到1952年的1月份，我们就去抗美援朝了。 从我们那里飞到大虎山，大概一千七、八百公里，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航程，又没有人领着，那怎么办呢？就弄一个运输机，就拉着我们这些大队以上干部试航，沿着这条航线走一趟，在哪落地，这就算教会我们转场了。看一下地形，回来都是自己飞，自己带队，通过临沂到青岛，然后转到大虎山。抗美援朝真正开始是1952年的3月份到1953年的7月，我们参战时间是一年零四个月。 我们去的时候，水平就是这样，去了以后，打仗还要有人教，有人领，这时候就牵扯到老大哥四师，那时候是三师9团，四师12团那些老大哥部队先去的，他们先打了几仗，由他们掩护我们，一个团掩护一个团，一个大队掩护一个大队试航，在战区飞，那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住在大虎山，他们住在浪头，起飞有个会合的问题呀，搞不好，会合不上。最后我们会合的还挺好，人家掩护我们，一直过了鸭绿江、清川江，一般就到清川江，过去以后就转过来，东海岸、西海岸都试着飞了一下。 那个时候，我估计是有计划的，敌人在这个时间内活动很少，避免我们一上天就跟敌人见面。所以我们试航期间都比较顺利，没有碰到什么敌人。后来也碰到敌人，就是三师的同志掩护我们，三师的同志还有些伤亡。也就是在人家的掩护下，在人家的带领下，我们学会了怎样进入战区，怎样打仗。经过这一段以后，我们就开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去打仗。我记得开始带了两个大队，第一次到大同江，就是平壤南面大同江，敌人在那儿轰炸，我们去打，敌人是战斗轰炸机，不是大型轰炸机，它也可以轰炸，也可以跟你干。我们去了以后，正好碰到了螺旋桨式的轰炸机，速度小，我第一次碰到那个，想打人家，它就老在那儿转，我们速度快，它速度慢，等你快要瞄准开炮了，它就在前面来回晃，等你快要瞄准开炮的时候，它大幅度一动一转，一降低高度，完了，把整个的攻击就破坏了。没办法，又拉起来，就重新弄。来回这么折腾。结果有一个好处，虽然没有打掉敌机，但是把敌人的轰炸任务给粉碎了。再一个，把它队形搞乱了，搞乱了以后就能打他了。那次是我们团的齐明，离敌机一百八十米到两百多米开的炮，把敌人一架飞机打掉了，还是不错的。这个人现在在大连。
第六部分飞上天的陆军（2）
平壤的战斗也是，最后还出现什么呢？本来两个都是僚机，一个是张振华，一个是刘宗胜。张振华是大队长的僚机，刘宗胜是次僚机，结果两个人都掉队了，打乱了，头一次打仗嘛。一掉队，他一看都是米格飞机。他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谁。张振华说你跟我集合，跟我编队，刘宗胜就跟他编队了。编队，两个人飞一飞，就回不来了。飞低空，两个人油料就不够了。两个人说迷航了，回不去呀，那就找地方迫降吧，最后刘宗胜说你先下去，我看着。结果张振华就在一个苇塘里落地，一落地，苇子很高，它又在苇子上面，结果速度一小，飞机一失速，翻过来扣下来了。机头插下去，插到苇塘里去了。刘宗胜一看这种情况下，不能在这儿迫降了。他就选了另外一个地方，在海边上，沿着水边上，沙滩，他迫降了，他倒成功了，他不敢用起落架，就用飞机肚子在地下擦了。落下来还不错，他就跑，他就对着出事飞机那儿跑，跑去以后，看着飞机扣在那里，他就到处找人，找我们的志愿军，找朝鲜人民军，加上老百姓，最后都去了，去了以后，没有办法把飞机拉出来，就把飞机四周的苇子挖掉，围一个圆圈，把水泼出去，把飞机圈在里头，然后用气囊什么的，把飞机硬顶起来了，把座舱盖露出来了，这才救飞行员，谁都没想到飞行员还能活着。因为打完仗以后迫降，又挖了那么长时间，按道理讲，氧气早用完了，早憋死了，但是这个飞行员很聪明，他把伞也解开了，保险带也解开了，他不是头朝下么，他不把氧气嘴戴在嘴上，憋急了吸一口，憋急了吸一口，就这样坚持了几个小时，那真是命大，就这样子，把飞行员救出来了。 救出来以后，张振华跟刘宗胜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像亲弟兄一样。刘宗胜家是个打鱼的。在不久之后的又一次战斗中间，刘宗胜牺牲了。这样一来，张振华非常难过，他就把刘宗胜的父母当做自己父母一样，经常写信、寄钱，虽然也没有多少钱，反正就意思意思吧，他就把刘宗胜的老人当做自己的老人来对待，很多年。 再一个，刚才说了，我们那时候，飞行员没有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一上战场，对敌人同仇敌忾，恨不得一下子把它打下来，但是没有那个本事，技术不到家。结果有好多次，距离敌机还有一、两千米就开炮了，打到跟前没有炮弹了，炮弹打光了。由于距离太远，还没有瞄准，还没有等活动环稳定下来就开炮，炮弹打光了，飞机打不下来。回来之后，气得不吃饭、哭鼻子，自己埋怨自己无能，那么好的机会没打掉，早知道，留几发炮弹，最后打不就好了？把炮弹打光了。那时候我们是两百发炮弹，敌人是两千发，它用的是机枪，子弹多，我们大炮、小炮加起来，总共就是两百发，大炮才四十发，小炮两门炮加起来才一百六十发，两百发炮弹，要是三门炮一起连射，几秒钟就打完了。所以那个时候飞行员回来很着急，地勤人员也着急，飞行员感觉开炮了，飞机头上炮口处都熏黑了，结果炮弹打光了，也打不下敌机来。冲胶卷的人也说不行，没有打掉。后来为了防止炮弹一下子用光，把炮分开了，两门小炮在一起，大炮在一起。并且在上级的领导下，强调研究战术。首先我们研究这个现象：过去在陆军打仗时，真正能打的老部队，是从来不乱放枪的，他放枪的时候一定是在有效射程内，不打则已，打就打准，打得狠。为什么我们到空军来，这么远就开炮了呢？一分析就感觉到，我们不会判断距离。就是在空中，你看飞机，看着很大，实际上离你很远，这时就开炮。肯定打不到。最后我们研究，在地面，在机场各个角度都把飞机摆起来，让我们平时练，特别是晚上结束值班以后，就用飞机在那儿练，什么叫四分之一，什么叫四分之零，什么叫四分之二，就进入角度了。再就是四分之三，角度大了以后就不能打了，没有那么快，瞄准活动环跟不上。最后练习判断，这是多大角度、多远角度，飞机这么大，什么样，这是从开始判断距离失误上来研究的。 后来又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老是一字队形编队，后面有两架敌机就把我们搅乱了，为什么呢？因为后边没有掩护的，都得想办法，要跟敌人兜圈子，你屁股后面没有炮呀。结果这样一来，队形出去看着很整齐，被两架敌机一捣，把队形整个搞垮了，而且当时技术又不怎么样，稍微一松散，队形马上就散了。有一天，敌人打我们起飞着陆的飞机，就在我们上空，人家八架飞机，四架在上面，四架在下面，人家本来是向我们内地飞的方向，等超过我们机场一转弯，往海里走的时候，来个交叉转弯，变得很快。人家飞机僚机从中间一钻，起个半径就跟上了。我们一看，这多带劲，它这个编队很好，这样转弯也快，我们一字队形太笨了，结果就研究设计队形了。开始设计队形，就一步一步来，编蝎子队形吧，基本上就是交叉。这样把纵深拉长了，把平行减小了，正面宽度减少了，这样转弯机动多了，来的快，交叉转弯很快。编队多了，哪两架飞机从上面走，哪两架飞机从下边走，这样一弄，感觉很方便，转弯比原来八架飞机转弯要快的多，灵活的多。这也是在战斗中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面打一面学，就是这样。这里的经验，也有兄弟部门传给我们的，也有我们自己摸索的，还有从敌人那里学来的。开始射击不会打，老远就开炮。队形更糟糕，出去以后，很少有双机回来的，都是单个。我刚才讲了，飞机不像地面，一个班、一个排，排长一看都能看到了，好掌握。空中，你坡度大，他坡度小，那就分开了，再压一个反坡度，很快就见面汇合了。在这中间，动作慢一点都不行，两架飞机动作都要协调才能汇会上。尤其是战争年代，像平常训练长机油门小一点，给僚机照顾点，到打仗时候没有这个，油门捅到前头，谁也不收油门的，一旦遇到敌人没有办法，那就打。尽量爬高，要快。这里有个相同点就是，地面打仗要抢占制高点，空中打仗也要抢占制高点。谁爬得高谁有利，从高向下来，增速来得快，你在低处，你想打打不到，所以也是要抢占制高点，跟陆军打仗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是不同的，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活动的，机动性大。 到后来，空军也提出来了。那时候我们一出去打仗以后，出去时看着整整齐齐的，很像样，设计队形编得很好，八机、十六机编得很像样。但是出去以后，跟敌人一见面，一个回合一打了，就散了，都形成单机了，能搞个双机就不错了，都单个回来，很容易吃亏，结果被一个一个击破了，有好多就吃这个亏。后来就研究怎么弄？空军首长们就提出来，叫“一域多层四四制”，后来又进一步讲，叫“蜂王战术”。就像蜜蜂蜂王一样，长机就是蜂王，僚机就像蜜蜂一样，你要围着蜂王飞，不准乱飞。再加上我们自己后来也打出经验了。就是当个指挥员，一个自己要以身作则，带领干，而且还要严格要求自己的部属，因为空军的飞行员，他的机动性很快。你像我们的飞机，你看起来编队编得很好，如果要两下飞，你向左，他向右的话，短短几秒钟就十几公里下去了，谁也看不见谁了。那谁向上，谁向下，很快就变化了。这样，就强调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是光说“蜂王战术”、“一域多层四四制”，没有严格纪律，配合还是不行的。 我们那里就出典型，一个是一大队的程英昆。程英昆他就是不愿意过鸭绿江，一过鸭绿江，他就找个理由，飞机不是这坏了，就是那里出毛病了，他就向回走。最后，那就发展到右倾怕死，怎么也不敢过鸭绿江。最后没办法，全师开了斗争会，把他送走了。送到四师，给他个改正的机会，到四师，他又是这样。四师的同志见到我就讲，程英昆到他那儿去表现不好，不愿意出航，有时候他吃饭还怨伙食不好。团长就骂他，说你小子不能干，还挑挑拣拣。结果两个人吵开了，气得团长说：你怎么样，我要枪毙你。为什么呢？大家对这种右倾怕死、作战不勇敢的人很气愤，没有出息。本来这个人还是个老同志，后来弄到12校，12校又把他开除了，结果回家放羊去了，就这么个人。 还有一个叫张忠向，那是36团的，刚才说的是我们34团的。36团有一个飞行员，正好在敌人攻击他的长机时，他是僚机，他本来完全可以向敌人展开攻击，掩护他的长机，他不但没攻击，他转过头来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慌里慌张，对着沈阳跑，他没有跑到一个正儿八经的正规机场，跑到新民的一个土跑道，根本没有部队住的地方，他跑那儿落地，最后没有办法，别人又带着油车、带着电瓶车，到那儿去，飞机才飞回来。他张皇失措，最后这个人被开了斗争会，被判了刑。那时候空中打仗跟地面不一样，地面它的机动范围小，在空中，机动范围很大。飞行员没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约束，你要是耍起花样来，那也是很不好掌握的。我们那个团好就好在要求严、处理也严，战术研究也抓得紧，最后也是从不会打到初步学会打，打得还是可以的。 记得有一次，我带了十六架飞机到朝鲜东海岸西川，敌人在那儿轰炸，敌人也就是八架在那儿轰炸。我去了以后，一看轰炸的是F-84，我们的飞机是老米格-15，那打它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还不会指挥，那时候思想有什么呢？也是有点顾虑F-86，我们都下去了，万一F-86来了怎么办呢？所以自己总觉得应该留个高空掩护吧。就把第二个大队八机留在高空，大概是八千米到一万米的高度上进行掩护，在上头就像巡逻一样。其实他们都没见到敌机。我带着八架下去以后，按道理来说，要都用上还可以呀，结果又不会指挥，又弄四机掩护我们的四机。实际上僚机掩护我，后面双机掩护我们这个双机，最后形成第一个攻击是我。 F-84它有一个战术，它知道它速度没我们快，它跑直线是跑不掉的，它不好跑，它就采取什么呢？——磨盘战术。就是转圆圈，每一架飞机前后七、八百米，把你夹在它中间，正好在它有效射程之内，你被夹在中间，你首先就挨它打，你就没办法打。后来我们研究战术，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要几个双机同时打，把它打散了，顾头顾不了腚，这样才行。可是我们开始不懂呀，见到敌机，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抓下来，扑上去就打，就攻击。这次就是，头一次攻击，因为我的速度大，接近太快，没有办法，又拉起来，来不及打呀，只好再拉上来，第二次又进入，赶我下去以后，瞄准要打人家呢，人家就先打我了。最后那一次我被敌人打掉了。这完全是自己操作造成的失误。本来很有利的仗，结果打了一个败仗。 我最后跳伞了，落在朝鲜东海岸的深山上，从树上爬下来。我在空中还看了一下，敌人飞机还向我扫射了几下。我就顺着山路跑回来，找到朝鲜老百姓家，天都黑了。那老百姓不错，他的门上都写着中国字，我学了几句朝鲜话，光会说“中国人”，中国“萨拉米”什么的，说不通。后来他就写字，他写中国字比我写的还工整，我一看他写的还挺好，结果我也用中国字写了。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本来我是当团长的，但团长也被人家打下来，就写了个飞行员。他问我要吃什么？要干什么？最后他就用大铜碗盛饭，煮鸡蛋。可吃不下去呀，心里难过，这么好的机会没抓住，仗没打好，很懊丧。后来到半夜的时候，人民军来了一个干部，带了一个战士来，那也是兄弟邻邦，还是很友爱的，他就始终跟着我，我出去小便他也跟着，怕我出事。一会儿问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那个。第二天，我说要看看我的飞机落在哪里？他说山林很难走。我说咱们爬也得爬上去，我看看去。后来爬到那个山上，飞机栽在那儿，烧坏了，还剩下一些东西。我看着心里很不舒服，多么有利的情况，结果打了一个败仗。后来，又把我送到志愿军那里，陆军的同志见到自己的飞行员了，很热情，这个拿罐头，那个拿罐头，这些同志很热情，叫我吃，但我吃不下，心里很难受。就感觉当团长，头一仗打成这个样子，太窝囊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虽然没打下敌人，却把敌人冲乱了，在这之后，高以进，我们第二个中队的高以进把一架敌机打掉了。飞行员跳伞了，我还和他见了面，看看美国飞行员长什么样，他也是很年轻的飞行员。 当时您发现下面有八架飞机轰炸时，您命令是怎么下的？ 郑长华：我当时看到那儿以后，当时就讲，第二大队嘛，我下命令，我说你们高空掩护，八架飞机跟着我来。因为高度高，我带一个中队冲下去，叫另一个中队在后面掩护，我就直接攻击，最后形成锥子队形，最前面是我先攻，第二中队后来也上来了。当时要是有经验的话，那八机不要留那么高，直接跟随掩护，我十六机在一起，你就来F-86也没关系，你也要下来嘛。结果把那八机白白浪费在高空了，它连敌人都没见到。前面八机真正形成攻击的，只有我在前面攻击。最后队形也打乱了，我也跳伞了。 回去以后，大家给您提了很多意见吧？ 郑长华：那是啊，回来以后，大家提意见，意见都很尖锐的，意思是你还在陆军带过兵，打过仗，你都不会指挥，这么多兵给你，你都不知道指挥。是这样啊！我那次回来以后，上面让我住院我都不愿意住，心情不舒服，非要回来打仗不可，总觉得要报这个仇，不能白白挨打。上级说要检查身体，我说不要检查，我自己知道，没事。 后来，空联司聂司令、联司首长就讲了：郑长华，你只要把指挥搞好了，你照样当英雄立功受奖。你指挥搞不好，你自己打下飞机再多，部队伤亡大了，我照样处分你！从当时来说，技术水平、飞行时间、战术水平，各个方面来看呢，当时是不适应战争的，但是，由于我们大家通过战争学习战争，由弱到强，由不会打到学会打，也是一个不断的提高过程，锻炼过程，所以像研究战术一样，战术开始队形老是一字队形，一编队都是扁担编队，大推磨，八架飞机，十几架飞机大推磨，一条线，转个弯笨死了。后来通过战争学了怎么样交叉转弯，不需要这么大推磨，两个一转，从这边变到这边，而且转得很快，各人按照高度配备转就行了。 我们这个师也好，整个空军部队，说老实话，没有陆军老大哥这个基础，如果刚开始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行，也要走弯路，因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光有战争经验，而且战斗作风、思想品质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全面得到锻炼。你说勇敢不怕死，也不是说一下就可以办到的，那战争中间，你死我活的，那就是考验！ 敌人也在变化战术，敌人最后变了什么呢？就是用“鱼饵战术”，实际上也叫“口袋战术”。它前面弄四架飞机，专门在拉烟层飞，飞机因为排气温度很高，冬天外面空气很冷，就形成了一道烟，实际上就像冬天人嘴里出气，有热气，夏天看不到，冬天就能看到，它也是一样。冬天到了以后，它专门在拉烟层拉烟，暴露给你，叫你来看。你要是没有经验，见到它就打，完全上它的当了，它两边也有飞机，后边也有飞机，实际上是形成口袋战术，它在前面用鱼饵引你上钩。我们开始也吃一些亏，本来很主动，结果也打个被动仗。回来以后，拼命研究战术，研究来研究去，怎么设计队形怎么样来粉碎敌人的口袋战术？我们过去吃亏就是什么呢？见到敌人就咬，一碰面就咬着它打，结果实际上把我们部队的屁股都交给两侧敌人了，反而吃亏。本来我们是主动，对着头打，它没有办法，两架对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反过来一咬人家呢？好了，正好把屁股交给人家了。我们吃了一些亏，就研究怎样粉碎敌人的口袋战术？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下，监视它，先不打，就是前队不打它，后队来打它，即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以前是一见面，都是前面先攻击敌机，现在转了，我不先攻击了，前面的中队碰到这个情况，一直插过去，插到最后，就是所谓敌人口袋底，这时候再转过来打，为什么？因为后面再没有人了，这样转过来以后，我们后面没有威胁，只有威胁他。而且我后边的飞机转过来打它，因为它整个的部队已经遭受我大部队的攻击了，它顾不得再打后面的飞机了。这样的话，整个由被动变成主动进攻，粉碎敌人“口袋战术”。但是说归说，在地面上来讲，敌人不像我们在地面上摆的那么整齐，它也是有高度配备的，在拉烟层，它左边的飞机可能高一点、右边的低一点、后边又高一点，这样几层配备，它有四机、十二机或者十六机配备得很像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去也是十二机、十六机。可是这样，如果能知道敌人的战术，像刚才那样，直接插到后边，转过头来再打，那你就变主动。如果见到就打，你就变被动，老早就把屁股交给敌人，把大量敌人摆在我们尾后，那直接就攻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