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飞上天的陆军（3）
研究这个事，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不知提了多少方案，整来整去，你否定我，我否定你，就像吵架一样。弄完了以后，就在地面摆，黑板上画，以后怎么办呢？弄成像样了，就可以向师里报告，请求在结束值班以前，没有什么情况，早点结束值班，让我们试飞这个战术。领导都知道我们研究这个战术，专门批准我们试飞，空联司聂凤智司令员就在那里。以后我们就到空中试飞，就看我们这种队形、这种办法行不行？当时办法还是可行的，只要能把敌人打下来。一个是地面报告，地面报告敌人来多少飞机，总共四架或者总共就八架，它行不成口袋战术，要是来十几架，那就要考虑可能是口袋战术了。再一个，一看拉烟层就明白了，一般打仗战术，谁愿意拉烟呀，拉烟就暴露自己了，它拉烟的目的就是引诱你，所谓叫鱼饵，就像钓鱼一样，引诱你来上钩的。后来就明白了，遇到这个情况，敌人又在耍鬼把戏了。另一个，在地面就把分工研究好，空中判断之后，指挥员一下决心，几个中队就明白了，谁打谁，谁打谁都明白了，这样很省事。防止在空中无线电不通。无线电很乱的，万一不通，没下达下去怎么办？这样一个信号一发，都明白了，都知道干什么了。所以战术方案，第一方案、第二方案那都研究了，平时地面都演练好了，空中也进行试飞，都是经过师里批准的，是可行的，就用这个，后来就在清川江口打了一次，粉碎敌人的口袋战术。 这次敌人有一、二十架，雷达说是十几架，反正我们看着比较多。当时也是地面给我报的。我们二大队有个“千里眼”谭向峰，他给我报告说右前方发现敌机，一看拉烟，就明白这个意思，后来左边又发现几架，右边又发现几架，那在两边就形成口袋了，就按照第一方案，粉碎敌人口袋战术。我们飞在前面的飞机不转弯了，一直往前插，看着敌人，我们就从它上面过去了，他在往前飞，我们也往前飞，飞到一定时候，最后发现敌机了，这才转过来打。这是后队变成前队了。那个仗情况很复杂，一会儿报右边几架，一会儿左边有几架，当时都不动，我知道已经在口袋里了，这个时候，你向左转，右边的敌机打，你向右转，左边的敌机打，不行，那就是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飞，碰到最后那一批了，知道后面没有了，才转过来打。 那一仗打下了几架飞机？ 郑长华：那一仗是打下三架还是两架，我忘了。那一仗打得比较成功。我们的飞行员都很年轻，就像小孩子一样。我那天要是指挥得好，大家都围着我，拎着帽子跟前跟后的很亲热；那天要是指挥得不好，都噘着嘴，离我远远的，连我的僚机都不跟我讲话，都生闷气。在空中，哪个中队表现好，哪个中队表现不好，都是一目了然，回来都是要讲评的，那不客气，那指名道姓的，你怎么样，你当时就不应该这样，你这个动作错误或者你这个指挥口令下得不对，决心下得不对，哪个对了，他也讲得很好。我们那个团由开始打乱仗，逐步逐步能变成基本上打仗以后能保持双机，有时好的还能保持四机返航，这就不容易了。一开始经常是单个回来，一个一个击破都有。因为那个时候，敌人仗着它油量多，飞行时间比我们长，有时候他一批能对付我们两批，我们打完仗回来以后，回机场落地，他不回去，跟踪追击，追到机场上来打。我在大虎山就遇到过几次，部队在前面落地，我在后面，敌人对着跑道扫射，我快要拉平了，高度还有几十米，敌人就对着我开炮了。这种情况下，起落架都放下了，襟翼都放下了，又不能打，又不能干什么，只有降低高度往下落，敌人都是从头顶上过去，因为它没办法再降，它不敢降，再降就撞地了，我就落地了，几次都碰到这种情况。 还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我们正在起飞的时候，敌人压到机场上空来了，有八架飞机，我们还是要起飞啊，有人就报告要投副油箱，我说不能投，为什么不能投呢？一投，噼哩啪啦都投到跑道上来了，后面怎么起飞呀？再一个，副油箱投掉了，你怎么出航打仗呀？那天是叫我们上去打敌人战斗机。后来我说，不准投，不准爬高，极限增速，都不收油门，增速增到一定时候，等后边的飞机都起来了，这样都是双机了，速度都这么大，你敌机想下来，我后边都可以支援了。这样，赶到飞机都起飞以后，一下命令，向右一百二十度转弯，不转九十度，比九十度多一点，给后边切半径，这样很快一个队形集合上了。敌人一看这个队形集合上了，他也没有下来，因为他少，我们十六机，它八机，结果他就向海里走了。那天如果说要是决心不果断，我下命令投掉副油箱，完了，那后边起不来，弄不好还撞飞机，还出事故，那副油箱投到跑道上就麻烦了，就没办法执行任务、没办法出航了。没有副油箱，油料不够，出不去。当时我们编好队以后，照样出航了，下边飞行员就很高兴，觉得这次决定果断，好，不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吃亏。敌人他也是要看你的，如果你队形不像样，他就下来了，对他有利他就下来了，他一看下来捡不了便宜，他就不来了，就走了，没有下来。起飞的时间很短，作为指挥员，下决心确实要果断，要迅速，稍微一犹豫，就可能酝成大祸。 部队打得不错，您个人什么时候打下敌机的？ 郑长华：我好长时间都没打下敌机。 自己老打不下飞机，心里也是很急吧？ 郑长华：那是啊！指挥是光练头脑了，但是光指挥，老教人家打仗，结果自己老打不掉，因为没机会打，一开始投入攻击，就把部队都甩了，说先把兵力布置好，你再进行攻击，就晚了，机会就错过了，没那个机会，人家不能摆着机头等你打。后来，人家都打下飞机了，我没有打下飞机，就很焦急。心里这么想，当团长的，光指挥人家打仗，自己打不了飞机，这也不好交代呀？后来飞行员也看出我有点情绪，所以他们当时就讲，再碰到机会，我们掩护，你打。所以我第一次打下飞机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在清川江口那儿打下的第一架飞机。打完了以后，一看后边，双机也好，四机也好，都在后面，我非常高兴。 他们在后边掩护你？ 郑长华：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说再有机会你打，我们掩护你。这一点不错。第二次打下飞机，那是返航期间，敌人偷袭失败了，等于我偷袭了他，这样打。一共就打下两架飞机。我也被人打下两次，跳了两次伞。最后一次跳伞很窝囊，那天打完仗，本来是直接回二线机场的，遇到敌机就没理它，当时不想再跟人纠缠，因为油也不多了，怕回不去。那天要不是这个思想，遇到敌人就坚决地打，我不见得会被打下来。因为觉得已经返航了，已经过了鸭绿江了，敌人看到我们过去了，我认为它不敢来打我们的，没想到它又接着反过来偷袭。结果我那天被打掉了。所以我很后悔，那天要不是回二线的话，那我肯定要跟他干，对着他就干了。结果光考虑到回二线了，而且已经过了鸭绿江了，就没把它放在心上。结果，骄兵必败，吃了亏。打到最后打了个窝囊仗，开头打了个窝囊仗。所以我后来后悔得要死，很恨自己，怎么这种情况下挨打，太冤枉了。所以，打仗啊，一个念头搞错了也不行，一个动作错了也不行。 您打掉的两架飞机是F-86？ 郑长华：是的。那时候都是F-86，F-84都不敢出来了，第一次我没打掉的是F-84，那次真应该多打几架，没有经验。 您这个团参加抗美援朝轮战多长时间？ 郑长华：一年零四个月。一般的都是八个月、十个月，为什么呢？打到最后，聂凤智司令员也是我们南空司令员，我们也是南空部队，他觉得用得顺手，他宁愿从别的地方给你补飞行员，也不愿意让你回来，叫我们一直打到停战，是这么个情况。 你们团一共击落多少架敌机？ 郑长华：击落击伤一共四十七架，击落四十三架，四架击伤。后来空军给我们团授予集体二等功。当时立功的很多，立一等功、二等功都好几十个，差不多飞行员打下飞机的都立了二等功，我看我们那儿要求严一点，有的单位打下飞机就是一等功，我们那儿有的是一等功，有的是二等功。在战斗中间，飞行员表现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抗美援朝所以能够胜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都来自陆军，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而且这些人在地面打仗都是很有经验的，勇敢不怕死，这个精神非常好。 还有一个，刚才说的，有的飞行员在空战中并没有受伤，但是，一紧张，一慌，跳伞的也有。后来吸取教训，表现很好，有一个飞行员，在混战中间，飞机被拉得抖起来，他以为飞机不行了，就跳了伞。回来后，大家都批评他，那个飞行员自己决心很大，后来在空战中整个座舱盖给打爆了，飞机操纵系动都失灵了，不能正常下滑了，反过来飞，飞机扣着飞，他硬是把飞机坚持飞回来。落地以后，地勤人员看着都很痛心，也很惊奇，座舱盖都打爆了，硬是给飞回来了。很不简单。 当时您们团里有几个战斗英雄呢？ 郑长华：我们团就我一个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当时评功，不是论我打飞机打得多，打飞机，别人比我打得多，主要是从指挥这个角度给我立功，强调指挥。空军团长不像陆军团长，在地面指挥，还有个二线，空军的团长都是首当其冲。像我打了一年零四个月，只要我们这个团起飞，基本上都是我带队。一直都是这样。空军确实跟陆军不一样，陆军团长后边有小指挥所，还有观察了望，空军团长是直接在空中冲锋陷阵的。所以我们有些飞行员表现比较好，比如说谭向峰号称“千里眼”，他报情况报的最快、最准。再一个，高立静打下飞机，后来在战斗中，他的飞机打伤以后，回不来了，他在一个丘陵地带迫降，为了保全飞机。他的飞机也不行了，飞不起来了。这都是创奇迹，一般都在平地上迫降，他硬在山坡上迫降成功，也没摔死，真不容易。那真是到了最后，豁出来了，飞机也没速度了，一拉正好，尾巴贴着地，迫降成功了。 当时您这个团损失多少飞机？ 郑长华：我们团整个是1∶2，就是整个我们师，和敌人相比是1∶2，我们团真正打仗牺牲的就一个刘宗胜，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个。我两次跳伞，都落在“三八线”这边，都有救。我们那时绝对禁止进海，不准我们到海上去，因为海洋被敌人控制着，一进海，掉下去以后，救不了。我们在陆地上跳伞，人民军、志愿军都很友好，那真是亲热得很，救护很及时。我们团具体跳伞多少人，我一下子也没算。但是整个战斗比例是1∶2，我们掉一架，打掉敌人两架。 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些飞行员真是勇敢啊。像李丹贸，为了掩护我，飞机被打了五十六个洞，他是给我当僚机的，被打了几十个洞。为什么呢？给我当僚机的都容易受伤。哪里敌人多，我就往那里钻，哪里机群多，就往那里钻。空联司也尽量想办法叫我们多起飞，用的多一些。当时三师、四师老大哥部队去得比我们早，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回二线了。然后就是十五师、十二师去打，加上最早的四师，即现在的一师，还有三师，这四个师打仗比较多，时间长一些；其他还有十四师、十八师，打得就比较少，时间比较短。 这里边不光是飞行员了，地面的人员，地勤很苦，那时候没有房子，住帐篷，冬天手都冻裂了，有的战士，大冬天光脊梁爬到进气道里检查发动机，东北的冬天很冷呀。有些干部为了寻找被敌人击落的飞机，到朝鲜去，有的人被敌人轰炸牺牲了，牺牲了几个干部。我们师当年编的这本书上面都有，还有相片。那个时候能够取得胜利，不光是飞行员，地勤人员是共同战斗的，地面这些领导、工作人员、干部，都有份，大家都尽了力，如果离开了他们，飞行员就玩不转了，飞机都起飞不了。所以说，整个空军全面得到锻炼、成长，是大家的功劳，集体的荣誉，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党、上级领导机关、空军党委、空军机关、空联司，刘震是第一任司令，第二任是聂凤智，两任司令员领导有方，这也是很不容易。还有我们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觉得这个人对空军建设是有相当大贡献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对空军建设，一直到最后搞条例，对整个部队的规章、制度，都是他亲自抓的，他为空军建设那是出了力的。当然他有缺点，厉害，愿意训人、骂人，但是他要求严，对部队建设抓得很紧，比如打仗，战术研究他都亲自去，他到我们师去过，到三师，其他师他都亲自去，那真是不简单。 我们空军在抗美援朝有这么个机会，锻炼了一批飞行员，很不容易。五十年代“国土防空”那一阶段，从抗美援朝回来老的骨干很起作用的。 当时师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抗美援朝回来的？ 郑长华：确实是这样。刚才我说了，赶到“国土防空”时，我们掩护轰炸机轰炸一江山岛的时候，那时是准备好等国民党空军出来的，我们担任掩护，在战区上空巡逻，还有直接护航，敌人都没有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抗美援朝刚回来，正是能打的时候。那次打一江三岛也是很不简单的，陆海空三军配合，联合军种作战，那次打得也是比较好，很不容易，那是首次，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 至于我个人，说老实话，党给我的荣誉很高，不光给了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还专门叫我到朝鲜受勋。朝鲜崔庸健委员长给我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以后，又参加空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朱老总接见了我们，我最感到荣幸的是朱老总坐中间，一边是我，一边是刘司令，那给我的荣誉很高，我感到非常幸福。 1950年，我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时候空军只有三个代表：刘亚楼司令员，刘善本，还有我。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按照姓氏笔划，我坐在刘亚楼司令和邓华之间，他姓邓，我姓郑，正好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选上毛主席当主席也好，干什么事，开什么会，刘亚楼司令一直告诉我，喊口号怎么喊，叫我拿话筒站着起来喊口号。就在那次，刘亚楼司令说你到苏联去学习学习去吧！我说这么大年纪，不想去，而且我正在飞夜间复杂气象，本来夜间复杂气象基本上都完成了，就差几个起落，最后还是没有完成，去苏联学习了。
第六部分击沉中权号（1）
击沉中权号——空军二级战斗英雄张伟良访谈录 张伟良，1928年生，江苏宝山人。1940年6月参加新四军。1955年1月10日，在解放浙江沿海诸岛屿战斗中，率领空中编队，轰炸停泊在大陈岛港湾里的国民党军舰，炸沉“中权号”坦克登陆舰，炸伤“太和号”护航驱逐舰。三次率空中编队对一江山岛敌指挥所、炮兵陆地、雷达站等军事设施进行轰炸，1955年3月29日，被空军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张伟良：解放战争后期，渡江战役以后，我们部队驻在徐州连云港一线，那时候得到一个通知，空军要来选调飞行人员。开始没有我，选的是另外一个营级干部，后来因为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眼睛不太好，有点近视，这样才选的我。我们先到师里，进行初步身体检查，当时师里的卫生部长姚同浩，我们都认识的。他说你负伤这么多，去空军行不行哟？我说我想去。虽然负伤多一点，但是好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说，那你就到空军试试看吧。然后就到了军里，一级一级欢送，很隆重的。到了军里以后，我一看，我们军大概调了搞地勤的和飞行的人员将近三十个人左右，就在徐州集中了，集中以后确定由我带队，把这帮人一块儿带到空军去。这样我带着他们到了济南，我们到济南，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号，然后一直到沈阳，到长春以后才算到了空军。到长春集中住在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身体检查，体检组设在长春的空军医院。我记得第一门检查的是外科，上来就是把衣服脱了，量身高、体重、各种关节这些检查。医生看到我胸前、背后、腿上都有伤，有的伤疤还很大，他就问：这么多伤有没有残废？我说有残废。那时候的人很老实，我说有残废。几等？二等残废。一般来说，二等残废的伤比较重了，事实上在打淮海战役的时候，我的胸前面打了两个孔，抗日战争的时候，后背打断一根肋骨，那是1943年反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再一个就是腿上的骨头打断过。这样评成二等残废。医生说，这样吧，你先去化验。一化验，医生说：你的血色素低，血的质量不是很好。我估计是因为解放战争几次负伤，流血过多，可能影响血色素吧。这两项一加起来，外科就没通过，给我下了个结论，身体不合格，不能飞行。后来的各项就没有检查了。 一听这个结论，我心情很沉重，我从陆军部队调来的时候，战友多高兴啊，希望我能飞行，在战场上掩护他们打仗。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跟国民党飞机的气，受得多了。怎么回去见他们呢？回到招待所以后，一天到晚琢磨这个事，怎么办呢？在空军不飞行，就打不了仗，就到不了第一线！那时候我年轻，才二十一岁。我十二岁当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了不少仗，年轻人很纯洁，都有一股血气，穿着军装不打仗，当兵不打仗干啥？脑子就开始转了，我下决心回陆军，那时候我们战友来信，都说准备解放台湾，我越想越觉得我不能在空军，我还是要回去，回到陆军去参加打台湾。这样一想，也没经过组织同意，也没办手续，我就回去了。我来的时候带着一个通讯员，回去时也带着，回到徐州我跟军机关干部部报到，我说回来了。他们开始不了解我是怎么回去的，还很欢迎：欢迎你回来。我说你先不要欢迎，我没有经过组织同意回来的，我档案也没带回来，现在还在空军。他们一听有问题了，就报给了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叫彭国山，他一听火了，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回来了，要处分撤职。让干部部门转告我。我一听，心情反而轻松了。为什么轻松呢？撤职了，肯定要把我送部队了，那就不用回空军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就这么个问题，当时脑子里面想，下部队以后，什么职务不职务的，靠我以后打仗从头再来！有什么能力就干什么。以后我就很高兴。我说撤职查办，我都接受组织的决定。我静下心来等待处理。过了两天，干部部的部长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军政委，政委一听，就说，不要这么简单，这样子，我找个时间跟他谈。结果有一天干部部长来了，他说姚政委要找你谈谈。去了以后坐下来，说了一些很客气的话，他说你回来我们应该很欢迎的，但是你已经到空军了，一切关系都到了空军，我们要是把你接收下来，我们军领导就要犯错误。我一听这个话当时感到很惭愧。我一个人的事情要让军领导犯错误，我绝对不能干。我马上就说：我马上回空军。我就买了火车票，那个时候脑子转来转去很简单，很干脆，我就回去了。这样又回到了空军，空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也没有处理，也没有固定工作。当时只有一个老航校，组织科派了一个人跟我说，张伟良同志，给你安排工作，沈阳有一个横河油库，安排你去当油库主任。当时，我一接手这个工作就感到无法干。我当油库主任，不是怕苦，那时候，工作都很苦，总觉得自己跟打仗彻底决裂了，就是说，将来再打仗没有我的份儿了，在感情上很不能接受，有这么一种情绪。但是，组织的命令不能不服从，我还是带着我那个通讯员一块儿到了沈空后勤部，我就到了沈阳的横河油库当了主任。 当主任干什么呢？一个是到各个地区去跑，那时候全国刚解放，国民党走的时候留下了很多设备，其中有不少飞行后勤保障的物资，包括油管什么的，我就组织地方人员收集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油桶、油管都不够用，就搜集这些。再后来就是收发过往的油料，什么卸车、装车就搞这些东西。我们军队的传统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带头干，火车皮来了都规定时间，若不能在限定时间之内卸车，要罚款的，装车也是这样，都要争取时间，这样的任务一来以后，从主任开始到战士，所有的人出动搞装卸。油弄得满身脏得很。因为跟大家一块儿干，群众关系各个方面都不错。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生命的痛苦，一到了晚上之后，满脑子想：我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我应该回去，哪怕回地方去。当然不敢再回陆军了，组织上也不接受我。后来下了决心，豁出来了，给空军领导写信，主要就是把我简要的经历写了一些，把我的想法，渴望飞行的情绪、要求都反映到这个信上。另外也讲了讲自己的条件，说我打了很多仗，年纪也很轻，我有什么什么经验，说了不少，因为想学成飞行嘛，也不怕别人说我吹，不顾一切地吹上去了。 这封信不知道怎么的，转来转去，转到刘亚楼手里了，他是空军司令员。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信批回来了，沈空后勤部根据刘司令员的批示找到我，要我到空军医院再次体检。刘司令是这样写的，他写的很简单啦：对陆军来的营团干部在身体的要求上不能跟普通的飞行人员一样，这些人主要是培养他们担任组织指挥工作的，身体不要过份要求。 这封信回到了沈空后勤部，后勤部领导也写了一个一个批语，让我再次进行体检。我带着这封信又到长春空军医院进行体验。这次也碰上了比较巧的事，体检组的副组长我一看就觉得面熟，原来是我到天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招待所住过，时间不长，一两天，但是大家一起吃过饭。第一次体检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第二次体检的时候碰到他了，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说我到这里做体检。他说那好啊。我说我第一次体检没有过关，在外科就把我卡下来了，我又把后来写信的这个事跟他说了一下。他说这样吧，我陪你一块儿去。他也问了问我，看了看我的伤口。那时候伤口缝的线都还是红的。他看了看，摸了摸，他说你行动有没有障碍？你得给我说老实话。我说确实没有障碍。我腿负伤后，很长一段时间腿伸不直，后来经过锻炼，伸直了。他给我仔细检查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障碍。然后又到眼科耳鼻喉科，一关一关的，他陪我检查，最后终于过关了。我的心情简直痛快得不得了，那顿饭我都没吃，高兴的。我跑到副组长那里，我认为他给我帮了大忙。我说怎么说也表达不出这种感谢，你看看你陪我一体检我就通过了，我说我能飞行，我身体可以。这样，我就从那里直接到了一航校。 到我学飞行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的深秋了。那时候我们的文化水平很低，我只读过两年小学，九岁就不读了，读过的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也谈不上文化水平。一直到当了基层干部，跟书记等人一块儿学，看个报看个通知，这些没有问题。但是数理化根本不沾边，当飞行员讲航空设备、原理都要涉及到数理化，困难是相当大。那时候全靠硬背硬记，真正接受了多少说不清楚。但是考试都考过去了，考试每次都考过去了。这样进入了训练。一开始从教练机开始飞起，我们干部班四十八个人，一边学一边淘汰，到最后航校毕业的时候只剩二十二个人。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淘汰了，有的是因为事故牺牲了。我记得我的飞行总时间只有八十个小时，就是从初级教机到中级教练机到战斗机，总共飞行八十个小时。到了1951年的冬天，毕业了，我们第一批是六、七个人。空军在1952年底组建空军第20师，我们就到20师去了。那时候团里、师里还有苏联顾问，团长顾问、师长顾问，每个级别里面有一个顾问。因为我在航校飞行的时候成绩就比较靠前，所以整个飞行时间我都比人家少，学得快，飞行时间就少一点。 有一件事把我吓得不轻，飞特技的时候，有一次查出我的血压高，不让我飞行了，我吓坏了。但是我的苏联教员不同意，因为我飞得比较好，我是他的重点培养对象，他舍不得我停飞。他说：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没什么感觉。他就带我去飞，飞特技，什么横旋，翻跟斗就带我做。每做一个动作就问问我的反映怎么样，以后回来了，都很正常。他就找医生说，他可以飞。为了证明我的血压是不是高，就跑到哈尔滨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一检查，我的血压正常，我回来以后就向教员报告。可是，航校一检查就高，到地方检查就不高。以后苏联教员说是一种心理状态。我想想确实是，到航校检查时，我就对自己说，血压千万不要高，结果偏偏血压高，到地方检查就很放松，血压就正常。苏联教员就通过苏联的医务顾问说，这个飞行员可以飞。到毕业时我的血压果然不高了，一直到现在我的血压还很好。这样到了二十师。 到了二十师以后，我们一个师两个团，我在60团一大队当大队长，我们这个大队以后在两个团当中飞行技术是比较靠前的。1952年的国庆节，参加空中受阅，空军十师一个师的兵力不够，要二十师抽一个大队参加国庆检阅。二十师就选了我们一大队。当时师里担心，编队、跟进难度比较大，国庆检阅不是闹着玩的，不是一般的飞行。但是我们的飞行人员情绪特别高。能够参加国庆阅兵多光荣啊，求之不得的，我们一定要加强训练，争取圆满完成任务。在大家的努力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进度很快就上去了，都飞得不错。到了八月份，我们到唐山集中，进入大编队训练。我们有一个飞行员，是别的大队调来的，有一次在预演过程当中撞到另一架飞机，两个飞机都掉下去了，有八个同志牺牲了。这个事情大了。十师领导本来就担心我们这个大队不能胜任，果然发生事故了。发生事故以后，十师的同志提出来，不能让我们这个大队参加检阅。我坚决不同意，我当时有这么一个考虑，一个部队执行重大任务，如果因为出了点问题就把它撤下来，这个部队就完了，今后就没有培养的必要了，没有士气了。出了事故，就要找出事故原因，接受教训，把部队训练得更好才对。这样的部队将来打仗才有希望，才能够经得起复杂艰巨任务的考验。我坚持这个道理。十师给我做工作，那时候他们派了一个工作组来，我就讲我这个观点。空军刘亚楼司令很欣赏我的道理，他说：那好啊，有这样的决心，那就继续飞。这样，我们继续参加检阅训练，最后顺利地参加了国庆检阅。以后60团这个部队始终比较妥当，我们到广州等地执行过几次任务，天气都很复杂，在复杂天气情况下我们也飞了，飞得都很好。 我们执行作战任务是在1954年初秋，正好我同王天宝他们到广州执行任务以后，中央军委7月份给华东军区下了一个命令，由华东军区组织陆海空三军解放浙江的沿海岛屿。根据这个命令，华东军区成立一个指挥机构叫做华东前指，设在宁波，由张爱萍同志担任司令员，下面由空军、海军、陆军组成几个前线指挥所，空军就是由聂凤智担任司令，那时候他是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前指确定我们空二十师参加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役，还有担任高空掩护的歼击机部队，这样组成了解放沿海岛屿的空军力量。 我们到前线机场后，首先要配合海军和空军的航空兵部队对敌人海上的舰艇实施突袭，争取在攻岛战役开始以前夺取海上制空权、制海权。当时的制空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经过几次碰撞，国民党的飞机轻易不敢到浙江沿海岛屿附近活动，掩护、巡逻都比较少。但是，它海上舰艇活动比较活跃，因为没有受过什么大的打击。最重要的一次是我们的鱼雷快艇打下了它的“太平号”，那是给国民党海上力量一个打击，也是一个震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军继续对海上目标进行突袭，控制制海权。我们就加紧了海上巡逻。 当时，我们上去之后心里也没有底，平常，我们进行的都是面上的突击轰炸，这样的训练比较多。对于点上目标的突击轰炸训练基本上没有搞过。作为作战对象来说，我们更是没有接触过，见也没见过，只在图片上看到。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部队没有经过复杂气象训练和夜间飞行训练。经过夜间训练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在内。经过一段训练以后，一般复杂的气象还能对付，但是整个部队还没有进行过复杂气象训练。所以，无论是在驾驶技术上还是轰炸技术上，都是比较差的。 针对这两个弱点，我们到了前线机场以后，抓紧这方面的训练。一个就是适应海上的训练，因为海上飞行训练跟陆地飞行训练不一样，在海上飞行训练容易天空海面分不清，海水是蓝的，天空也是蓝的，有时候发生错觉。另外，也进行了突击点上目标的训练。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以后，部队的技术水平有了一些提高，但是没有检验。为了打击国民党海军的力量，夺得制海权，另一方面也锻炼我们的部队，上级确定：加大对国民党军舰进行突袭，使用空军十一师和二十师的一部分兵力。当时，我已经当了二十师的副师长了，是1954年10月下的命令，原来我是60团的团长。我带了九架飞机，在八架歼击机的掩护下，进入大陈港湾进行突击。那时候是第一次，我们入海以后，港湾里面没有看到军舰。大概在轰炸航路上飞了一分钟以后看到了活动的军舰。敌人也发现情况了，有的已经开着跑了，从大陈湾跑出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空中看到军舰。我就讲：前面有一条军舰！旁边还有没有比它大的？来回看，还有一个是炮舰。我说就打这个军舰，看准了不能犹豫了，再犹豫时机没有了。结果就轰炸这个军舰，炸弹一投下去，没有在军舰上爆炸，大概在军舰后面五十多米爆炸了，离军舰最近的炸弹也有五十多米，炸弹投光了，一个也没投中。我心里想，这下子糟糕了，我们出征时很隆重的，还进行了宣誓，全团宣誓！
第六部分击沉中权号（2）
地面好多人员包括空军文工团的同志欢送我们出征，他们还在等着我们胜利返航，这下子没打中，回去怎么见他们，这是个很不好办的事。可是想想没办法，炸弹没有了，你也没办法跳到军舰上跟人家拼，就返航了。返航一路上我就琢磨，回去怎么办？怎么见大家，这个场面怎么对付？飞机飞得慢一点，考虑考虑这个事。返航回来，飞机落地以后，我在后面走掉了，我上吉普车去报告战况去了，我给前指首长讲了几句，那时候是给聂司令打电话，我说这次没有完成任务，我把投弹情况给司令讲了，我接受上级给我的处分和批评。军人没有完成任务已经是很大的事，已经感到很耻辱！聂司令说你不能这么说，你们在精神上给了国民党军队一个沉重的打击，震动很大，他说到现在为止，大陈岛的敌人向台湾发报求援不断，这说明我们还是达到了目的，表达了我们要解放台湾的决心，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那时候，我们的轰炸机在国民党的军队头上飞，这还是第一次。我知道，当时他是安慰我。我回来以后，把各个领航主任，各个机组的人招来，我们下一步怎么办？今天这个仗没打好，部队情绪不好，背了包袱，但是光背包袱还不行，我们后面还要打仗，背着包袱打仗，还是放下包袱打仗？我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争取下一次打好。这样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进行战前研究了，提出来一些建议，比如，我们对海港进行参观，建议我们跟军舰合练，原来我们打地靶，现在拉到海上去，进行合练，重点就是研究打军舰。我们组织飞行员到军港上去看，到军舰上去看，有几门高炮，设在什么位置，我们空军作战的时候，什么地方对我们比较有利，飞什么高度既不影响自己的命中率又可以避免敌人更多的火力杀伤，原来都不知道，就知道军舰上大炮很多，没有数。这样，部队从思想到技术、战术都有一定的提高，很多没有接触的东西接触了，过去没有进行的训练也搞了。 到了一月十号那天，我们全团都在杭州湾进行训练，大概在十点，上级叫我们立即返航。我就意识到可能有情况了！就叫全团返航，我是第一架飞机，我们就回去了。一下飞机我就到了指挥所，二十师的师长马宁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 他给我传达了空前指的命令，决定用我们一个团的兵力突击大陈港的敌人军舰。当时讲的情况是这样的，大陈港肯定有军舰，今天风比较大，军舰很难到外面去活动，可能都在大陈港内避风。至于军舰在什么位置，什么样的情况，战区情况现在没有。你到了战区以后，具体的战略部署由你定，当时马宁师长就给我交代了这么一个任务。 我想我得尽快去准备，前指命令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全团做好准备，出动，这个时间很紧张，回来以后要挂弹，要加油，要检查飞机，飞行人员要准备地图，要进行协同研究，整个一套东西都要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感觉时间很紧。好在我们平常都有一个作案预案，很多事情省略了，干部分头各自去检查自己的工作，空勤人员一边吃饭一边研究，就在饭堂里面干了。大概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把全部准备工作完成了，都到了飞机上，等待起飞命令。进了机舱以后，十二点三十三，前指来了一个起飞命令，我从开车到起飞就用了两分钟的时间。我是十二点三十五起飞，我是第一架起飞，接着是二十八架轰炸机，前面是四个小队，下面是一个大的编队，后边还有一个护航，四架在右侧，四架在后右侧上方，就是敌人来的方向。我们在十二点五十整个编队完成，通过了入海点。离大陈港湾还有五分钟的距离，一出海，发现了高射炮，敌人军舰上的高射炮就打起来了，炮火比较密，因为军舰上高射炮比较多。二十毫米和四十毫米的高炮。岛上也有高炮，他们主要的战术在前面打，逼迫我们改变航向，不去炸这个岛，他认为我们去炸这个岛。第二个对你造成威胁，让你命中程度降低。大概是这么一种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有思想准备，因为轰炸机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进入了轰炸航路以后，敌人歼击机进攻也好，下面的高炮打你也好，你都不能够改变轰炸航路，一定要按照确定的轰炸航线来进行。就是说什么设定都不能变，这是你能否投中目标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有准备，部队的队形保持得很好，很整齐。 十二点三十八分，我的飞机投下炸弹。领航是蔡志成，后两分钟我们基本上协同了，那个时候都是眼睛看着，你看着道儿才行。就是靠目标，根据投弹的计算和偏重的计算这样来确定投弹。十二点三十八分投下的炸弹。 您到了大陈港海湾以后怎么选择目标？ 张伟良：一到大陈港海湾，我看到三号锚地有一个军舰比较大。我看见以后告诉领航员蔡志成，你看着三号锚地有一个黑糊糊的军舰没有？他说看到了。我说你确定它是不是停在那里的军舰，确定了我们就炸这个目标，再看看有没有更大的。在那个空域里面，各个港口的情况看得最清楚，事实上就是它最大，甲板上还有坦克。我告诉蔡志成，前面三、四中队和后面的一大队集中力量炸这个军舰。我们一个团二十八架飞机，我想战绩还可以再扩大一点。我又确定：一、二大队，集中力量打看到的这个大目标，三大队就去炸五号目标的军舰。我把命令下达以后，专门进行协同。 后来我听有的同志讲，听得不清楚，叫他打那个不清楚，他怎么去轰炸那个目标呢？因为那时我们的第一枚炸弹投中了，敌人的军舰开始冒浓烟，后来又投中军舰的右舷，又投中了，整个军舰的头部烟都冲起来了，一下子冒的很高。军舰上面有汽油、炮弹，也开始爆炸了。 三大队突击五号锚地，第一次还没有投弹，为什么呢？没有来得及。以后他就通过，第二次进行投弹，投中了，把军舰击伤了，是一艘护卫舰。我们在空中有四架飞机负了点轻伤，没有直接被命中，都是高射炮弹在空中爆炸的时候被弹片炸伤。 你们攻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军舰？ 张伟良：叫“中权号”，长九十六米多，不到九十七米，宽十三米多。是坦克登陆舰，是1940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这个军舰可以装二十四辆轻型坦克，四千吨左右，上面高射炮，有鱼雷发射管，高射炮有二十门。 炸弹投在“中权号”的什么位置？ 张伟良：舰首的中舷，第二次炸的是中间的右舷，直接命中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上，其他有在军舰周围的，也有离军舰比较远的。因为炸弹是这样扔下去的，根据时间间隔，我们投弹的时间间隔是零点二秒。间隔十五、二十米左右，大的军舰是十三、十四米，航空母舰更大，为了抓住目标我们大体是这样。采取四十五度角进入轰炸，比如说这个是军舰，舰首舰尾，我是四十五度的角度进行轰炸，因为四十五度能宽就宽，（手势）这样的话射程很短。但是横向的位置太短，这样的话命中的可能性比较小。一般是采取四十五度进入，这样比较有利于炸弹命中。 你们炸中了以后有没有喊？ 张伟良：有，看到的人叫唤。后面的射击员喊“炸中了，在冒烟了”，我往军舰里面一看，因为炸弹投下去没有看，没有把飞机压低一点看，我看见黑烟冒起来了，我知道跟11月1号的不一样，11月1号那个水柱起来，人家军舰照样在跑，它这个烟冒起来，一炸中以后整个烟把军舰覆盖了。我记得我退出时回头看，几百米的烟就上来了。总之我们打到军舰心里很高兴，也不愁回去不好交代了，飞行员情绪很高，那天总的来说战斗的情况还是可以的。 咱们的空军以前打过军舰吗？ 张伟良：没有，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次击沉国民党型号比较大的军舰。在此之前，兄弟部队也打伤了好几条军舰，但这次给敌人打击比较大。海上敌人的军舰活动非常谨慎，白天基本上不出来，不到海域活动，到大陈港，偷偷摸摸来，来了以后卸下装的东西就走了。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掌握了制海权，已经给陆军登陆作战创造了一个条件。 后来，前指决定对一江山岛发起攻击。一江山岛有南一江山岛和北一江山岛，敌人主要是在北一江山岛，我们重点研究也是研究北一江山岛。因为敌人的指挥所什么的，还有炮兵阵地，这些核心已经修成为永久性的工事，经营有好多年了，这个山体都比较坚硬。我们就在照片上把敌人的指挥所、炮兵阵地、核心阵地都圈出位置来，作了明确的分工。那天是一月十八日，早晨我们是七点零四分起飞的，我带了一个团，也是有掩护，天气比较冷。据说敌人都还在睡觉，我们的炸弹把他们给吵醒了，我们的轰炸给岛上敌人的阵地、兵器、通信设备有一定的破坏，也就是说给了敌人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我们是第一次对敌人的陆地目标进行轰炸，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突击的时候，我发现飞机振动了一下，我感觉到可能是中弹，问通信员和射击员，我说能不能看出来有什么情况，他们说没有。我说冒烟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着陆以后，我叫机务好好检查一下，看看飞机有什么毛病，我就去汇报突击的情况，另外我还要领受新的任务，我就走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机务说刚才取出来一枚炮弹，这枚炮弹打在后舱一个组合器上，扎在里头，也没有爆炸，也没有打透。他说还可以飞行，就把这个飞机修了以后又飞了一次。我飞到一江山岛，我们登岛的陆军距离岛屿只有两三千米，已经很近了，双方的情况看得很清楚。我们对岛上目标进行又一次突袭，返航的时候我听到人告诉我，陆军部队已经登陆上岸了。 国民党的部队看不到，因为那时候主要是我们集中力量看目标，炸目标。飞起来好一点还可以看看其它的，主要是看海上的军舰。我们前面一个大队去炸炮兵阵地，敌人有一个远程炮兵阵地对我们陆军进行射击，这也是敌人炮兵的威胁，我们也去了。去了以后就把它压制住了。 第二次起飞投弹碰到什么情况了吗？ 张伟良：由于岛屿上土质非常严实，我们都是用的五百公斤的爆破弹，他们去检查轰炸效果的时候，用五百公斤的爆破弹对着岩石砸下去，能炸一米多深，直径两、三米。对于土质侵蚀力大一些可以达到两米，直径可以达到四五六米这样的一个破坏程度。 一江山岛作战完了以后，我们进一步解放大陈岛，一江山岛是个突破口。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19号，前指让我带两个大队去轰炸大陈岛，歼击机部队因为下雨、天气不好去不了，我带了两个大队去了。十八架轰炸机，到了战区云层很厚，我们一直往下穿，那天带了五百公斤的炸弹，投弹高度严格讲不能低于八百、一千米，两百五十公斤炸弹不能低于六百米。没办法，我们穿下去到六百米的高度才看到海面，不能不在这个高度投弹。十八架飞机穿了下去，有的这样过来，有的那样过来，所以说这个部队还是可以，还是能经得起考验的，以后就乱套了。严格地讲，这样复杂的气象，出去也是不应该的，确实很危险的，知道这个情况也不能去。主要是对大陈岛的雷达阵地营房等进行杀伤，我们在投弹以后，因为整个大陈岛修筑得不错，什么公路都有。 那天十八架飞机我很担心会出问题，还不错，投弹返航回来以后，一架没少，都很安全，反正是炸弹也投到大陈岛上去了。 那么低的高度投弹，冲击波对飞机有没有影响？ 张伟良：我的飞机有感觉，其它飞机也都有感觉，投弹下去以后，实际上是这样的，炸弹有一个规律，投弹高度应该顺应投弹距离，我投弹的距离一千米，差不多高度也在一千米的高度上，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有一个风的影响。炸弹爆炸的时候，正好飞机也飞离炸弹附近。所以飞机感到有这种气浪，有这种感觉。 直接打地面目标挺解气的。 张伟良：打了以后过几天，敌人动摇了，确定要撤了，不等解放军进攻他们自己就先走了，大概1月20号，大陈港的敌人全部撤走了。我听指挥部的人讲，美国有意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出，美国当然也为蒋介石着想，没有几天就撤出来了。 整个解放浙江沿海群岛的战斗中，你们一共出动了多少架飞机？ 张伟良：中间为了打击敌人，投宣传弹还出动了很多次，那都是三架三架飞机去的。两个团的兵力，中间大概恐怕投宣传弹的有十几架次，总共上百架次。 1955年三月，空军召开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让我去参加，会议闭幕时宣布，授予我们三个人，就是我、孙建州、刘金汉，（刘金汉是炸“衡山号”的飞行员）我们三个人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权号”也是空军炸到的最大的军舰了吧？ 张伟良：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