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审讯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座谈方式。马步芳的高级幕僚马绍武、马德、陈显荣、马骥参加了会审，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以记者的身份到会旁听。
你是孙军长，年纪轻，有多大？ 马步芳问。
28岁。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
19岁那年在湖南参加，家里很穷，自小劳动。参加红军后在湖北、河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 孙军长缓慢而有力地回答。
你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作过战？
记不清楚，那一带许多都是游击战。
河西总记得清楚吧？ 孙军长沉默不语，没有回答。马步芳矜持地继续问道， 你怎么被我们俘虏过来了？
弹尽援绝，身陷绝境。
有子弹，你还要干？
是的！一个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干是红军的军纪。
你说离不开枪，今天离开了吧？ 马步芳狂笑几声，带着傲慢的口吻望着孙军长说。
孙军长长叹一声，大有英雄无穷感怀之慨。
我们损失很大，总算解决了五军、九军、三十军，把你也捉住了！
我军西渡黄河，不幸就走上一条绝路。地理生疏，没有后方，补给中断，粮弹都缺，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
我军作战怎样？
只能以庞大的兵力硬拼，不能以少胜多，也不能以对等的兵力取胜！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 马步芳不甘心于孙军长的奚落，又以骄横讽刺的语气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话来。
我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有话说不尽，自有后来人！ 孙军长态度沉静。
空气立时紧张，全厅屏息无声。马步芳在地毯上搓了几下脚，想再说什么终于说不出来。好一阵才问：
家里有什么人？不想念吗？
离家已久，从来不通信。我本是穷人，管什么家！
马步芳似怒非怒地冷笑着，转向在座的幕僚们： 他不管家？
他不管家？
不管家，他管什么？
幕僚们随声附和着，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气氛松动了一些。
马步芳回头对马忠义说： 前方归来的将士们好好休息几天，弟兄们太辛苦了。 接着又问孙军长， 你们怎样对待士兵？
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为了革命团结在一起！
这天，预先准备了一席饭，既是为马忠义接风，也是对孙军长软化诱降的优待。马步芳知道难如其愿，改换口气说： 算了吧，我们吃饭。
马步芳坐在上首，孙军长坐在对面，幕僚们两旁就座。马德讨好地说： 今天的饭是喜宴，是献俘的喜宴！ 幕僚们随声附和。马步芳脸上的肌肉有了几分轻松。
孙军长双眉紧锁，冷眼旁观。席间，他不举箸，不言语，只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孙军长被关押在东关马忠义临时寓所，他只能在院子内外走动，离开较远就被制止。马忠义有时 邀 孙军长到大街上溜达，往往坐一辆轿车，很少让其步行。
青海日报社社长陈秉渊曾几次采访孙军长。 我军是北上抗日的！ 军长慷慨激昂，只表示抗日救国的坚定志愿。
马步芳曾亲自 陪同 孙军长，到南门外看望在那里强迫劳动的被俘红军。
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吗？ 马步芳问。
是的！你别看这些人年纪小，打起仗来可英勇！
孙玉清烈士纪念碑马步芳还 请 孙军长到被俘红军编成的 补充团 讲话。孙军长到 补充团 看望了自己的战友和部下，激昂地说： 同志们，西路军虽然失败了，红军仍然存在，红军是杀不完的！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陕北的红军壮大了！
马步芳的 劝降 一次又一次破产，只好向蒋介石如实上报。蒋介石很快就下了 处以极刑 的命令。
黄河穿过长云笼罩的河湟谷地向东流去。大坂山和拉脊山褪了黄白，染上青黛。险峻陡峭的高山驮着一轮血淋淋的落日，嫣红的云涛如同万顷血波，浸透了暮色之中的青山翠冈。
孙军长被捆绑在柱子上，面对屠刀，昂首屹立。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像山岩深处的两个深潭，纵然飓风来临也不为所动，含蓄而深沉。他向壮丽的云空发出长风般的狂啸，那啸声孤独而高傲。他沉沉的声音叩响了酷寒中融融的春风，叩响了暗夜中曙色的诱惑。他脚下已经泛青的苦艾草在飞掠的风中摇荡起伏，好像为天边正在升起的黎明而欢呼高唱。灰蓝色的天际，隐隐涌现出崇山峻岭般的风云，仿佛是夜空的重重梦境，又仿佛是美丽理想的雄姿。
孙军长身首异处，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他从鄂豫皖走来，倒在青海高原。这个被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称为 战将 的军长，遇难时年仅28岁。
妻子岳兰芳
岳兰芳
1933年我18岁时，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扩军。我因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参加了红军，分在红九军剧团，长征后在红九军政治部工作。第二次过草地后，南下天全、芦山，在甘孜曲河，我和九军军长孙玉清结了婚，同时结婚的还有参谋长等几对。孙玉清个子不高，不黑不胖，待我很好，结婚时给了我一套新军服。
在甘肃靖远过黄河后，我在妇女团三连一排任排长。河西战役中，我右臂负过伤，留有伤痕。在整个河西战役中，我再未和孙军长见过面。
我们进入梨园口后，弹尽粮绝。领导召集大家开了个会，叫各自找生路。我们上了山，马匪放火烧山，只得出来，就这样被俘虏了。和我一块儿押到西宁的还有赵璧仙、万玉秀等人。
到西宁先在羊毛工厂撕羊毛，后被弄到马家陆军医院给伤兵洗伤口、洗衣服。我们一块儿的女红军有三四十人，还有几个男的。
每天一听到马匪叫我的名字，心就怦怦跳，以为是要拉出去杀害。
有一次，我没有及时给一个伤兵洗伤口。伤兵拄着拐杖来找我，举起拐杖就是一下，打在我右脸部，打得我头昏眼花，耳朵嗡响。我气得抓起一把切刀朝伤兵砍去，被一块儿的女红军拉住了，不然我也没命了。
一天，我正在房子里。 岳兰芳！ 一个马匪兵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见孙军长在三四名马匪兵押送下走到身边。马匪问孙军长这个是不是你的老婆，孙军长说是的，并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因为马匪站在旁边，军长再没有说啥。过了几天，军长又来了一次，也没有说啥，因为马匪一直在旁边。
又隔了几天，我们一块儿的女红军偷偷告诉我说，孙军长被马匪杀害了。我难过得一天没吃饭，在床上睡着。陆军医院的马匪见我不给伤兵洗伤口，就来了几个人把我从床上拉下来。一个按住我的头，一个按住我的脚，用棍子在我背上、腿上打
我在医院一个多月，和另一名女红军被马元海弄去当了丫环。大约一年时间，又被马元海的老婆带到贵德的公馆。我到时，被俘女红军杜正英已在这里的伙房做饭。以后，
我和马元海公馆劈烧柴的长工喇成德结了婚。
我在土改时曾任农协会副主任，此后一直务农。由于红军长征时受的伤，造成腰酸背痛，手脚麻木，眼花耳鸣，1969年丧失了劳动能力。
文化大革命 中 四人帮 横行，说我是叛徒，经常批斗，成了专政对象，还在贵德隍庙关了40天。
1983年。一天，当朝阳射穿晨雾时，岳兰芳弃世而去。
马家军中目击者言
一百师二九八旅参谋长韩德庆
孙军长在文殊沟一带被民团抓获，送到酒泉二九八旅旅部。
马步康旅长问： 你当什么官？ 孙答： 没有当官。 孙军长被送到火神庙和红军俘虏关在一起。有一年轻红俘站起，说： 孙军长！ 送孙军长的人就把孙带回旅部。
孙见马步康，仍不承认是军长。马步康叫我陪孙军长去洗澡。我在洗澡时对孙军长说： 马步康是马步芳的哥哥，你是个军长，马步康、马步芳对你还要按上宾对待呢！ 他犹豫一会儿，突然坐起说： 我就是孙军长，不识字，由班排连营团长升任军长！
当时，马步康在房外探听，一听说是军长即进房内和孙军长握手，连说很好。马步康离去，派人将新衣送来。
我二人一同回到旅部，和马步康旅长同室居住吃喝在一起。马步康给马步芳发电报说明俘获经过。马步芳回电： 对孙军长妥善照顾，等马忠义旅长返肃后，将孙军长交他负责带回西宁。
一百师三百旅副官长赵述
马忠义由酒泉带孙军长路过张掖，居住了三天。由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在旅部设宴招待马忠义等及孙军长，我也参加。席间谈论双方作战情况，孙军长说： 我军这次失败，犯了兵家所忌的孤军深入的错误，弹尽粮绝，同时吃了你们骑兵的亏。你们的作战没有计划，专靠猛打猛冲，胜利是侥幸的。 马忠义离开张掖带孙军长回西宁。
一百师电台总台报务主任熊维邦
我们电台分台主任周作锷，不知什么关系与孙军长相善。一次，我和张之俊去周家闲谈，偶尔遇见了孙军长，经周作锷介绍才知道这位红军军长。
孙军长中矮身材，浓眉大眼，面色黑黄，非常健谈，说起话来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桌子上摆着一大堆花生米和五香瓜子，边吃边谈。孙军长手握一柄约两寸半长短的旱烟袋，旱烟加香烟一刻不离。他从未提到政治上的问题，对两军胜败情况作了旁若无人的批评。他说：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犯了兵法大忌而招致的。一来孤军远征补给无着，二来天气寒冷没有根据地。你们的情况恰与我军相反，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们纵然有两百团兵力，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垮。因为你们的作战是盲目蛮干毫无作战计划，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谈了约四个钟头，为能和一名红军将领会面而引为荣幸。走后，张之俊对周作锷开了一个玩笑，说： 这样一名身经百战之人，不知在他手里杀了多少人，像你这样一个穷酸人家，肯定要踏断你财眼的！
事过不到三四天，张之俊对我说，孙军长已经被马忠义杀害了。我说，你根据什么说的？张说蒋委员长来电指示要处以极刑，昨晚在东关马忠义司令部执行，临刑时他大喊共产主义万岁呢！
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马彪旅电台台长应焕章
孙军长到西宁后，专派该旅参谋长耿文魁负责监护，住在东关德兴店内。农历三月底我到电台主任周作锷家碰见孙军长，正和周作锷、张含英、耿参谋长一起打麻将。孙军长中等身材，圆脸庞，态度从容自若。周的电台曾派到马忠义团工作过，耿和周交情很深，因此耿带孙军长到周家打牌消遣。
一百师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辉
我在伪师机要处翻译电报。红军军长孙玉清送来西宁，马步芳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大约过了一星期，接到蒋介石的回电，其主要内容是 以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 。
马忠义的传令兵喇文彬
我们去河西同红军作战，我们团是最后回西宁的。在回来的途中吃饭时，发现一位红军干部，白天和
马忠义在一起，晚上不在一起。
到西宁后，我们先驻扎在后子河，那个军长已送到马匪步芳的军部。十天后，马忠义住到东关洋火厂。马步芳把红军军长又交给马忠义，住在洋火厂。洋火厂一进两院，中院是两层木楼。军长和马忠义住在楼上，在那儿住了十几天。
一天晚上来电话，集合传令兵。当时我在土店里住，等我到洋火厂时，已把孙军长杀在后院的马槽下面，头丢在一边。凶手是马昌龙，在场的有马国成（传令兵）、老尕（马忠义的舅子）。这时旅部的参谋长耿文魁命令我们把尸体送出去。我们用一条女人裤子把孙军长的头包起来，连同遗体一起放到马车上，连夜送到南门外的一个坑里。同去的有马国成、我和车夫。
第二天，耿参谋长又派人来说，军部要孙军长的头，要照相。马昌龙又到坑里去取孙军长的头，用一块包袱布包好，由马国成送到军部。
杀害孙军长的时间大约在1937年五六月份。
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委员会的复信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来函收悉。我和孙玉清、熊厚发同志是很熟悉的，也非常怀念他们。他们是我们党的好党员，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关于孙玉清同志的情况，由于事隔几十年了，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或者记不准确了，现将我能够回忆起来的情况，简要提供如下。
1931年我在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任政治委员时他当营长。1932年我任十一师政治委员时，他任团长。四方面军西征时，在枣阳新集的战斗中，他率领部队英勇阻击敌人，身负重伤，为保卫总指挥部的安全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伤好后，被调到九军去工作，后又任九军军长。西路军时，古浪战斗失利，主要责任也不在他。1936年12月，他从九军调到总指挥部工作，未到三十军当副军长。三十军副军长是熊厚发同志。1937年3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突围时，孙玉清、熊厚发同志受重伤，无法行走，未能和部队一起转移。后来听说，他们 牺牲时也非常英勇悲壮。
以上情况仅供你们参考。熟悉孙玉清同志的还有徐帅、程世才、李天焕、李卓然等同志，可向他们进一步调查。
李先念
1983年5月13日
（引自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血染河湟》，青海人民出版社，第1页）
遗腹子
孙玉清军长被杀害的噩耗传来，陈淑娥卧床数日，不进饮食。她想起那幼小的生命，那战火中留下的骨血，濒于死亡的心渐渐复苏过来。她的眼睛分明地亮了一下，随即，那点亮光又消失了，眨着忧虑和惆怅。
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驻扎在西康的炉霍地区时，经常为驻在此地的红九军演出。每次演出前军首长都要热情欢迎，每次演出后军首长又要热情款待。那时，陈淑娥刚刚19岁，像一朵出岫的轻云，爱上了已经结婚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虎生生一条汉子。爱情的种子撒到她的心灵深处，终于发芽、开花、结果。
红九军兵殇古浪，孙军长负伤挂彩。前进剧团奉命前往慰问演出，可是还未赶到九军驻地就被数倍的敌人包围。陈淑娥带着身孕被俘，当天夜里被满脸大胡子的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糟蹋了。她想到了死，但是腹中的孩子躁动了。她心中凄惨，欲哭无泪。孙军长押到西宁这天，马家军为了显示 战绩 ，曾让孙军长站在高台上，面对人群。陈淑娥也被驱赶着站在人群之中，远远望着孙军长。孙军长泰然处之，神情自若。陈淑娥泪如雨下，心如刀割。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军长。
在马步芳的 新剧团 里，她的身孕慢慢大了。为了让孩子顺利出生，经过好心人的周旋，马步芳参谋处的参谋牟文斌把她接到家里分娩，生下个男孩子，牟参谋十分高兴，将她母子收养在家中。孩子还不满月，她又被马步芳要回到 新剧团 。马元海点名要她当小老婆。每天，泪水冲洗着她呆滞木然的面孔。
一天，天黑下来，她悄悄溜出二门，又侧身从大门缝中轻轻挤了出去。
游荡的风像一把长鞭，抽打着生命微小的野花，凋谢的花瓣在寒风中孤独地纷飞，飘舞。她朝着一位四川同乡家中飞奔而去，想先藏下身来，然后接出孩子逃离青海，远走高飞。同乡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将她转移到更僻静的好友家去。不巧，这家人外出，他们只好折返回来。她本来身体虚弱，这么来回奔跑，加上紧张担心，刚迈进院门就一头栽倒在地。同乡一家慌忙将她抬到草房中，用干草掩藏起来，先设法给她治病，调养身体。
马元海派兵在各个路口设卡堵截，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缉拿。马元海怀疑这是和牟参谋串通好的，就派人到牟家把孩子夺了过来，把牟参谋五花大绑，押到城内大街小巷寻找陈淑娥。陈淑娥不愿连累别人，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便主动离开同乡家，向大街上走去，碰上被押解着找她的牟参谋。牟参谋埋怨地说： 你怎么能逃得出去？这一下孩子在我那儿也待不成了，真可惜！
她被押回马元海家关了起来。孩子无人照看，放声嚎哭。哭声撕裂着她的心。
马元海狡猾地说： 孩子不准留在身边，也不准过问去向。只要安心待在我这儿，孩子就不会有危险。如果再跑，就别怪我无情！
孩子被送到贵德县的刘副官家中，童年像青杏子一般酸涩。究竟不是跟着自己的亲人，六七岁了还穿不上裤子。冬天蹲在炕上，或者在阳光充足的中午蹲在那被太阳照得白晃晃的墙根底下；夏天爬在河边，远望晶莹的雪山。吮着凄冷的风长大的孩子经得起风雪，孩子身体很壮实，每天无忧无虑地四处欢跑。
她暗暗打听到孩子的下落，远远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孩子，睁大的眼睛里泪水冰晶般地凝结着。她多想亲近孩子，可是不能呀，万万不能，一旦被马家发现，就连这样看看孩子的机会也会永远失去的。
马元海有个远房侄子，是个厚道的庄稼人，侄媳也有个好心肠。一次，侄媳妇来公馆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她去时，先到的红军姐妹正在说笑。这些红军姐妹，失散在这一带，难得有这样相聚的机会。不一会儿，侄媳妇领着孩子进来，指着坐在炕沿上的女红军们，向孩子发问道： 好好看看，坐在一起的这几个姨姨，谁是你的亲妈妈？
孩子瞪大眼睛，用手直指陈淑娥，稚气地说： 是她，她是我的亲妈妈！
妈妈 两字，催得陈淑娥泪水涌流，嘴唇哆嗦。她紧紧咬住舌头，好不容易才憋住没有哭出声来。
她一把拉过孩子，抚摸着，眼泪直往下掉！她多么想说： 孩子，我是你的妈，我就是你的亲妈呀！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双手捂住脸冲出了房
她要设法照顾一下孩子，尽一点妈妈的责任。可是，严酷的现实把她这一点愿望也给粉碎了。冬天，孩子没有过冬的棉衣，一位嫁给商人的红军姐妹给孩子做了一件衣服。新衣引起了周围人的注目，消息传到马元海那里。马元海勃然大怒： 这个共产娃的消息到底走漏了！ 他把商人抓来，扒掉衣服痛打一顿，整整打掉了背上一层皮。
凄风苦雨的10年过去了。马元海年事渐高，将陈淑娥逐出了家门。她流落到兰州，给别人当女佣，做针线。
新中国成立了，她回到四川平昌老家。土改为穷苦人带来欢乐，也促动了她对孩子的怀念。她告别乡亲，长途跋涉回到了兰州。
孩子参军时是1950年正月，还不满13周岁，第二年就到朝鲜去了。1955年孩子回青海探望养父养母，贵德的流落红军告诉他： 你的亲妈在兰州，赶快去找呀！
一天，陈淑娥正在一位老红军姐妹家串门，张罗着蒸包子。她收养的一个小女孩飞跑来： 妈，快回去！家里来了一位解放军。
解放军？ 陈淑娥疑惑地问， 你是不是看错了？会不会是派出所的叔叔？
不是派出所的叔叔，帽子不一样，是大盖帽。妈，快回吧！
红军老伙伴说： 你先别忙走，包包子吧！我替你去看看。 不一会儿，老伙伴连跑带喊地回来了： 快，快回去！是你儿子从青海找你来了！
她扔下手中的包子，发疯似的往家里跑去。推开门，一个虎虎实实的青年军人站在面前。
她浑身颤抖着、哽咽着： 儿子 儿子 我的儿子！ 她的心儿被热血与激情冲得颤动了，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多少年的含辛茹苦，多少年的忍辱负重，被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
祁连山的泉水，在崇山峻岭中旋流、跌宕、飞泻。泉水叮咚，不舍昼夜，坎坷地汇成大河，浩浩荡荡地汹涌而去，向着东方。
欧阳辉在睡意矇眬中，感觉到周围出奇地寂静，连忙爬起来一看，不禁呆住了。有人怔怔地站着，有人默默地哭泣！他冲到一位老大哥面前，摇着胳膊问：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大哥嘴唇哆嗦，半晌才嘶哑着嗓子回答： 我们与总部、主力失去了联系！ 欧阳辉疯了似的奔上土丘眺望，除了半天流霞，看不见总部、主力的一丝影子。他心头感到一阵颤抖，痛苦的泪水刷刷流下。
欧阳辉原在红一方面军工作，翻越雪山时因生病掉队留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了医生。
他们跑进山里，一清点竟有200多人。大山深处只有呼啸的山风，沉睡的林木。他们三天没有吃东西了，一些伤残体弱者奄奄一息。
大家相互搀扶来到山口一个村庄。敌人像是刚走不久，村里的群众也早已跑光。群众大概走得太急，有不少牛、驴没有拉走。他们高兴极了，七手八脚杀了几头充饥，并按红军的纪律给户主留下银元。然后，大家找了一些便衣换下军装。
黄昏，苍灰色的天幕散发着最后的亮色。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他们急忙分头往外冲，但是都被打回来了。敌人已包围了村庄。
他们12人躲藏在一间小屋里。敌人发觉他们没有武器，肆无忌惮地端着刺刀闯到屋前： 你们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哗啦 一声，几把明晃晃的刺刀从窗口伸进来。
那位老大哥镇静地向敌人的刺刀扫了一眼，转身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先走了！你们如果有幸不死，一定要找到党，找到红军，替西路军雪耻，为死难的同志报仇！ 说完，他和大家一一握手，从容不迫地走出小屋。几个敌人一拥而上。他用力推开敌人的刺刀向前走去。 嘣！ 枪声响了，他倒下去了。
护理员小刘第二个走出去。敌人见他是十四五岁的尕娃，便推到一边，说要带回去当儿子。
女护士小林擦干眼泪走出屋子。敌人先是贪婪地盯着她，接着蜂拥上来肆意调戏。小林破口大骂，拼命反抗。
目睹这不堪入目的一幕，欧阳辉的肺都要气炸了，呼地跳出屋子去救小林。然而，三把刺刀冷冷地挡住了他。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家伙像是小头目，两只眼睛在他穿的皮大衣上转了几转，恶狠狠地命令两个喽啰： 去，给老子脱下来。
在红四方面军，医生受优待，大衣、帽子都是特制的。两个士兵一左一右地把他的大衣、帽子强行扒下来。他腰里挎着的药包露了出来。大胡子见了，眼睛一亮，问道： 你是医官？ 他把头一扬没搭理。那家伙火了，挥拳就打。这时，身后有人冷冷地说道： 慢着！ 大胡子闻声收回拳头，对那人媚笑说： 啊！马副官，这小子是个医官。
你是医生？ 马副官40多岁年纪，棕红色的脸膛和上过漆的皮靴一样，见他只穿着短裤，从地上捡起条毯子扔给他说： 跟我走吧！ 马副官把他带进自己的住房，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岁数，当过几年医生，还说自己家境贫寒，有些文化，就提拔为副官。 你们红军作战真勇敢，被俘后一个个都不怕死，我实在很佩服。 马副官找来一身军装、一把军号、一匹马，要他扮作他们的号兵。欧阳辉夹在大队人马中到了西宁。马步芳下令把被俘红军集中起来，强制劳动。马副官对他说： 小兄弟，我是没法留你了，你到了那里要好自为之，多多保重。 他含泪向老大哥深深鞠了一个躬。
敌人从被俘红军中间选拔了18到20来岁的青年300多人，编成一个营，调往民和享堂镇，完成享堂桥东西两岸艰巨的石方工程。完工后，又将他们迁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等地，开荒修渠，筑路造桥。
欧阳辉面黄肌瘦，拖着疲弱的身体一歪一歪地抬石头。监工手持鞭子笑着叫他回屋里去，说什么： 你小子有造化，小娘们接你来啦！ 欧阳辉猜疑，在这个集中营里谁会来看他呢？回
到屋里一推门，一个衣着整齐的女人一头扑过来抱着他。他定神一看，啊，原来是王桂英！
卫生队长遗体桂英原来是和欧阳辉一个医院的护士，长得很秀气。两人在医院里很要好，然而在战事频繁的环境里，不允许窃窃细语，爱意缠绵。部队分散行动以后，两人在躲避敌人的追击中跑散了。现在欧阳辉才得知桂英没有死，当了敌人一个医院院长的干闺女。
欧阳辉冷冷地看着她。桂英似乎从他的目光中感到谴责和鄙视的意味，便呜呜地哭了起来，向他诉说了跑散以后的遭遇和对他的思念之情。
欧阳辉望着她那泪汪汪的眼睛，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欧阳辉呀！看你瘦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 桂英见他默默无语，拭去脸上的泪又说： 你有技术，跟我到医院去吧！我和院长说好了，让你当医生！
给敌人当医生吗？为杀死自己无数战友和兄弟姐妹的刽子手治病？不！宁愿死也不干。欧阳辉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桂英，她惊讶了。
我没想到你的性子还是这么烈，你就不想一想事到如今，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回老家，千里迢迢，插翅难去！找党，找红军，又到何处去找呢？再说从狼窝里回去，人家能不嫌你身上的臊味吗？还是跟我去吧，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桂英的眼里闪烁出灼热的光芒，热辣辣地盯着欧阳辉，期待着他作出回答。
欧阳辉细细回味着她的话，然后说： 桂英，你这样关心我，我很感动，但是我不能如你的愿。我在这儿虽说很苦，并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但这儿有我的战友，和他们同生死，共命运，我心里会快活些。桂英，让我们各自面对现实，忘掉过去吧！
欧阳辉的这番话，沉重地触痛了桂英的心，她有一个更为辛酸的故事。她低着头，默默流着眼泪，过了好久，挣扎着站起来，掩面离去。
欧阳辉望着她那渐渐远去的身影，内心深处体验着辛酸和炽热的感触。桂英走后，又多次捎信让他去，并给他带来不少的食物和穿戴。
岁月旋转了一个轮回 春夏秋冬。1937年底，国民党向青海征兵，于是马步芳将被俘红军一部顶了青海应征国民兵的名额。第一批没有抽上欧阳辉，第二批又没有轮到他。他就暗暗地找到送兵的马排长，要求把自己带上。
山溪带着冬的凛冽，叮叮咚咚地蜿蜒而去，他的梦在坎坷的逃跑路上变为现实。
他们走到兰州，又被分批用火车送往南方前线。闷罐车行到临潼停下加水，欧阳辉装作要小便，跳下车躲进附近的厕所里。他忐忑不安地蹲在厕所里，一分钟比一天还要难挨。好不容易等到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
你是干什么的？ 正当欧阳辉出站时，不料从旁走出一个持枪的哨兵拦住他问， 你小子是想开小差吧？你是从火车上溜下来的。走，到团部见长官去。
欧阳辉看看四周站着的全是国民党兵，不敢违拗。尽管他并不是从这个部队逃跑的，还是被 赏 了几个耳光，然后押到团部电话排当了二等兵。
一天晚上，欧阳辉到车站转悠，见到一个50岁上下，身穿灰军装的人，正和一群旅客说着八路军打日本的事儿。那人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引起他的注意。
他止不住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挤进去把那人拉到外边，问： 你是八路军？
是啊，是啊！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电话班班长，听你口音是江西人吧？
对，对，对！同志，我可找到你们啦！告诉我，咱们的部队在哪儿？我要回部队去。
漫长的一个月之后，他俩悄悄从灵宝上火车到了灞桥，离西安还有40多里路。灞桥车站驻有国民党贵州地方部队一四NFCA1师。欧阳辉和老班长一前一后往出走，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哨兵狡猾地要他们拿出证明来。他们悄悄出逃，哪里有证明。哨兵把他们带进连部。
连长很不耐烦地说： 好了，好了，老子没空和你们磨牙，是八路军也好，是逃兵也好，统统不追究，就留在这里当兵吧，亏待不了你们。
不行，我们是八路军，你不信就到西安
办事处去问嘛！ 他们一听让留下当兵，连忙拒绝说。
少他娘的啰嗦，去，跟部队出操去。
他俩打定主意不去。
连长见他们这么坚决，便恼悻悻地说： 好吧，既然你们是八路军，老子也不留你们，不过先打来一个证明才行。 他指着老班长说： 你去打证明吧！来了证明，老子再放他走！
老班长走后，欧阳辉故意大发脾气，又跳又骂，闹得许多士兵围上来看热闹。连长轰了几次也轰不走，见留不住人，便说： 滚，滚吧！给老子把棉袄、棉裤脱下来，滚！ 时值寒冬腊月，谁也不相信他会脱掉棉衣。
这时候走，真有拿整个生命赌上去的意思了。欧阳辉回部队心切，又在火头上，连脱带撕地把棉衣裤扔在地上，拔腿就朝西安方向跑去。
站住！ 欧阳辉耳际又响起一声号叫，眼前又闪出一柄刺刀。铁路边的一个哨兵狞笑着把他挡住。这，把他气急了，对着哨兵的脸狠狠地打去。哨棚里冲出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
欧阳辉历经磨难，1938年2月初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春节过后，到了延安。他被分配到军委警卫营当医生，不久任军委卫生所所长。
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
2000年前，一支罗马军团迷失在亚细亚地区，行踪如同泥牛入海，在史籍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一个千古不解的谜团。近年来，一些乐此不倦的中外学者把搜寻的目光投向了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 河西走廊，引经据典地说河西走廊是这支西方军队的最后归宿。
2000年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逆风西行，人的长发，马的鬃毛，队伍的旗帜，都飘成了风的姿态。西路军的执著在河西走廊形成了一道惊心动魄的闪电，溶入了昏昏黄黄混混沌沌的大自然生命之中。
太阳就要落下山去，空气里满含着硝烟气味。总部决定将马匹集中起来，组成骑兵驰援高台。康海生是总政委陈昌浩的警卫员，有马，也被抽到骑兵增援高台。实际上只凑集了100多匹马。他们走到刚看见高台城时，就被马家骑兵发现包围。苦战一场，寡不敌众，人马几乎打光。康海生的马被打伤，只身回到部队。
梨园口战斗之后，陈昌浩、徐向前在山上石头窝里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康海生是警卫员，负责会议的内卫，不叫别人听。冬夜用黑暗、酷寒和沉寂吞噬了山野。会议结束，康海生就烧掉了保管的电报。他和陈政委的另一个警卫员邱国春，徐总指挥的警卫员赵家仕、王茂金，总部政治部的保卫部长袁立夫等，跟随陈、徐首长化装离开部队去延安。
祁连山长云暗雪峰。他们在山里转了六七天，敌人盘查很紧，出不去。一天，康海生和王茂金、赵家仕在前面探路，走到黑河滩里，康海生和赵家仕被马禄的骑兵抓获。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枪支，再也隐瞒不住。他讲是红九军的战士，叫邝纪森，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康海生被俘后关押在张掖大车店。马家军的一个旅长被打伤，要用担架抬回青海，来被俘红军中挑强壮些的人。康海生和赵家仕都被挑上，共八人。康海生观察，八人中最少有两人是干部，都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
寒风从扁都口山峡迎面吹来，远处山顶白雪茫茫。世界似乎有点单调，有点苍凉。敌人一个连的骑兵护送。八个人轮换抬担架，走了10多天才到青海西宁。
康海生和赵家仕因年纪轻被分到工兵营，他们那个连里都是小孩。开始在南城根打土块，后来修惠宁桥，一个班一顶帐篷，住在湟水河滩里。马步芳陪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到小桥工地看过大家。马步芳说： 这是你们的军长，看你们来了！ 孙军长给他们讲了话，说： 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这以后不久，他们听说孙军长被马步芳杀害了。
扁都口康海生寂寂的心中常有暖潮在涌。他和赵家仕，还有一个安徽人两次商量想跑。康海生认识几个字，负责考虑逃跑的路线，安徽人负责偷豆面，搞吃的。可是三个人虽在一个连，却不在一个班，晚上分住在
三个帐篷里，集中不到一块儿，所以始终没有跑成。
当时，大校场有一个给他们发放面粉的人，老是打听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估计可能是自己人，可又怕暴露身份，没敢联系。
天渐渐暖和起来，河里已经能洗澡了。康海生在小桥出着苦力，妇女团参谋长彭玉茹找过他一次。康海生是陈昌浩的警卫员，彭玉茹是张琴秋的警卫员，陈、张是夫妻，因此康、彭也熟识。彭玉茹眼里流露着真诚，叫康海生想办法逃跑，并把张琴秋和她都带走，说： 你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张琴秋现在歌舞团做饭，没暴露自己的身份，歌舞团的同志们对她好，把她保护下了！
康海生空有壮志，四顾茫然，说： 马匪兵对我们看管得很紧，一时跑不出去！
1937年10月，青海红军俘虏编成的补充团经门源、大梁等地去张掖。他们行走在荒漠戈壁，满目尽是黄色，间或有一小片绿意也被黄色夺了去。康海生踏着戈壁乱石，凝视远方天地相接的地平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着。路上遇到大雪，很多人冻死冻伤在冷漠的风雪之中。他们到张掖修飞机场，修公路。1938年六七月，补充团每人发了一套军装、一双鞋，1000多人顶青海的壮丁将送到兰州师管区（国民党管壮丁的机构）。
康海生随队从张掖出发。小草在野风中低鸣，伴和着他心潮的翻滚。他在队伍过乌鞘岭时逃跑了。希望拥抱了他，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他气宇轩昂，深邃的目光闪着坚毅的光芒
路旁野草挺拔直立，绿色的希望托着温暖和抚慰。康海生辗转一个多月，终于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谢觉哉是办事处党中央代表，伍修权是处长。他开始在办事处当通讯班长，以后当副官。
补充团 与 工兵营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青海是凄凉世界，西宁是边塞孤城，西路军被俘将士困在这凄凉世界、边塞孤城。
艰苦的人生是经过洗涤的人生，悲惨的人生是经过砥砺的人生，被俘红军在 补充团 与 工兵营 是艰苦的、悲惨的。
被俘红军18到20多岁的青年被挑选出300多人，组成三个劳动队。时间是1936年11月，寒风已起。三个劳动队被调往民和享堂镇，担任享堂桥东西两岸艰巨的石方工程。开工时编为一个营，叫工兵营，归当地驻军第一百师补充旅旅长马全义管辖。同年底，在西宁又组织了一个300多人的劳动队。这次征拔年龄延伸到30多岁，修筑由西宁东郊到山峡的车马大道，长20华里，用了三个月。1937年2月，享堂桥码头工程竣工，工兵营调回西宁，改称工兵第一营，劳动队称为工兵第二营。第二营调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开荒2500余亩，修干渠一条，连支渠长约几华里。第一营调到化隆甘都大滩，开荒约5000亩，修渠几华里，还修建房屋多处，名之为 新村 ；先后由化隆、循化移民一百几十户，从事耕种。
为进一步从被俘红军中攫取财富，1937年三四月间，又选拔十五六岁到40多岁的青壮年一千四五百人，将原有两个工兵营调返西宁，合编为一个团。起初叫工兵团，不多日又叫特务团，可是与正额编制的特务团同名，不便应用，最后改名为陆军新编第二军补充团。补充团下属四个营，每营四个连，618人，连属四个排，排以三个班组成。团直属两个独立连，各有173人。全团共计2850人，最高额达到3300人。全团官佐154人，都是马步芳由新编第二军调派，马腾任团长。补充团驻西宁西郊，被勒令修建该处的大桥和昆仑中学的校址。1937年7月，孟全禄任团长。孟全禄原是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团长，由甘肃张掖赴庐山受训，因交通阻塞中途折回。马步芳即令其抵西宁接任补充团团长，并叮咛 要特别提防 。
孟全禄到职后，将担任建桥任务的一个营逐渐减为两个连，其余
人力投入昆仑中学工程。他每天来往于两个工地，监督干活，规定晨7时上工，晚7时收工，中午一个小时的午休吃饭。
马步芳接受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建议，在一个时期里对补充团进行所谓精神讲话。讲话在劳动间隙，一般由孟全禄担任，党政负责人也轮流前往。其中有CC系的马绍武、复兴社的李晓钟、地方系的陈显荣等。有次马步芳派魏敷滋到补充团，魏对战俘说： 你们走上了歧路，现在得到宽大，只有好好劳动，以求生路。 在军官层层严密控制下，全场麻木冷漠鸦雀无声。那天，适逢大雨倾盆，毫无遮拦地浇在战俘身上。孟全禄不准战俘稍微移动一下。
补充团战俘终年吃青稞面，蔬菜很少，肉类更谈不到。每人年发单衣和棉衣一套，布鞋一双，长期艰苦劳动以致破烂不堪，衣不蔽体，大半赤足。劳动工具只是简单的铁锨、镢头、背。晚间以班为单位住在单布帐篷，每篷只有破毡两条，每人盖着一件报废的烂皮袄，虱子丛生。破毡还让给病员和体弱的使用，其余都睡在烂草上。遇到大风大雨，缩成一团，互相依偎。
孟全禄向马步芳邀 功 心切，嫌战俘做活迟缓，一再命令各级军官加速督促。平时集合哨音一吹，行动稍慢或队形站得不整齐的，动辄就打。劳动中直腰喘气的，也施以种种折磨和体罚。孟全禄心中稍有不快，往往在战俘身上逞凶发泄。
湟水，蜿蜒飘逸，由西向东，滚滚而来，穿城而去。修桥工程中的战俘，每天在湟水中干活，打河底桥基或捞运石头。清晨河水刺骨，肌肉发紫，虽被石块划破，还得忍痛照常钻水干活。施工中被淹死砸死多人，受重伤的多达几十人。一座渗透红军战俘血泪的四孔木架大桥，终于横跨湟水之上。
昆仑中学校址工地距离营地约有十华里，每晨迫令战俘从小桥毛胜寺，抬着所需大小木料，赶往开工。笨重的长途搬运已使人精疲力竭，到达后立即动手干活，不许延误，收工后又要返回小桥。校址地势低下，必须先在2000多间的房基上挖壕填石，因而大多数人到湟水捞石。雨天不能施工时，全体冒雨找石料，决不让休息。
补充团在完成上述工程之后，从西郊小桥移位于东郊乐家湾。马步芳命战俘挖土窑住宿。当时天已逐渐寒冷，立刻开工。在孟全禄的严厉督促下，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一个土窑住一个班，仍和住帐篷一样，没有什么应有的设备，艰苦情况并未改善。
1937年11月初，补充团开往甘肃张掖，归第一百师韩起功指挥，临行前破天荒地发给每连杂牌步枪25支，以及少量的子弹。这些枪大体上是废品。全团所有官佐，每人都带枪一支，以便管制战俘。11月的青海已是寒彻大地，行军至大梁，彤云密布，漫天大雪。受冻致伤100多人，其中半数牺牲，半数成为残废。因不堪迫害，在夜行军中逃走了20多人。韩起功将残废战俘遣散回家，但他们衣食无着，其凄苦情景可想而知。
韩起功将分散在张掖、民乐、山丹、临泽一带红军战俘，收罗了300多人，补齐了补充团的缺额，同时又组成一个200多人的补充营。韩唯恐战俘聚集一处发生事端，即于12月初开展所谓冬训，一直到1938年3月底结束。
